我从萨特将军旅馆开出来，被笼罩在一种情绪中，这种情绪或许可以拿一个少女模拟，她被善意的父母逼迫，要打扫房间，要学习，或者辅导她弟弟的西班牙语，而她只想有人开车送她去购物中心，跟小圈子的朋友们一起走在光洁的走廊里，透过橱窗盯着最新款的牛仔裤，聊聊男孩子。一种正当的赌气，或许可以这么称它。头顶上的一团怒火。然而，在赌气和怒火里，是不情愿地感觉到，与父母的交战中或许也涉及一些有益身心的东西，她的噘嘴有点不公平。
但是，当然，也不是完全一样。我是个成年人，所以，我这种情况单纯是，我对所有形式的傲慢都特别不喜欢，仁波切自以为优越地在我耳边喋喋不休，就像一个可憎的作者，就因为他出过一本好书，以为全世界都会等在他家门口。同时，我又不得不说，仁波切有一些品性，让人几乎无法不喜欢他。就在你以为他把自己锁在“绳（生）命止咳（之课）”的小世界里时（他的错误发音不遵循固定模式），他聊起了你的孩子，就好像他们是他的侄子侄女。就在你以为他在挑战你的生活方式时，他叫你好人。就在你知道他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的时候，他突然爆发出欢乐的大笑，自嘲起自己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
不过，当我们把我的包放进行李厢，把他的包放在脚边时（我觉得是监狱遗留的条件反射，因为他从来不让自己的包在视线之外），我觉得有一点站不稳脚跟。雪上加霜的是，一张小黄票被塞到了雨刷下面，仁波切想要让我详细地解释这东西意味着什么，而我又为什么沮丧。这些都帮不上什么忙。贡献了10美金给立提兹镇。西西莉亚会把这称作不祥的征兆。
按照从萨特将军的好心店员那里得到的方向指示，我们在501号路上往北走了几英里，然后转向上了322号国道。这里有更多的农场。其中一座的前方伸出一片小果园，大概总共有30棵树，我看到一对人儿，他们可能是夫妇俩，正顶着太阳踩在梯子上摘果子。他们在同一棵树上忙活，在那个8月大热天的早晨，女人穿着一条素色长裙，搭配一顶浅蓝色的软帽，这引发了我关于阿米什派和门诺派的整条思路。这条思路有一部分被事实影响了：我们经过的农场都格外风景如画，看起来经营得特别好。身为农夫的儿子、孙子和曾孙，我知道经营农场牵涉到许多工作，甚至仅是聊以为继。但要有看起来像这样的土地——修建整齐，同时富饶肥沃——有着平直墙壁的刷白谷仓，屋顶齐平的护墙板石屋，铺平的车道，还有闪亮的窗户——这意味着从早累到晚，52周全年无休。
我突然有个惊人的想法：这些人知道如何生活。不是知道如何务农，而是知道如何生活。我想象站在梯子上的男人和戴软帽的女人，他们的人生——我假设他们是门诺派教徒。我想象夜里坐着马车经过的阿米什人的生活，他们的孩子从马车后厢的小窗向外张望一个他们永远无法接近的世界。我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假期去法国、加州、科德角度假，在朋友家后院泳池里度过午后，有笔记本电脑、手机、好看的衣服，不时奢侈地看场电影，晚上去购物中心，看橄榄球和足球赛，享用大量不同的食物——一种想去哪里去哪里，想做什么做什么的自由，拥有的东西是这个戴软帽的女人和她丈夫的孩子永远不会知道的。如果这对夫妇是阿米什派而不是门诺派的，那么差别就会更加极端：他们的孩子会住在没有电的房子里，在一片不用机械耕作的土地上。他们会十几岁时就结婚，遵循一种让清教徒看起来都像朋克的社会准则。在300年前的瑞士，那样生活是一回事——瑞士是这种理念的发源地——但在21世纪的美国呢？在这里，现如今，把他们牺牲的东西列个清单，会像501号路一样长。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有什么东西可能值得这么巨大的牺牲？能为他们赢得清澈的头脑吗，像完全没有人行道沙砾的饮用水一样？他们死后，云层之上会给他们保留一处特别的位置吗，上帝带着特别的喜爱向他们微笑，他们放弃的所有东西都十倍呈上？就是那样安排的吗？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为普通的好人比如吉妮、我、娜塔莎和安东尼又保留了什么？我们人生在世，什么也没放弃，只是没做过什么坏事，却做过大量的好事。这只是个游戏吗？放弃最多的人成为赢家？还是那些放弃的人只是出发点良好的傻子，别无其他？又是为什么，在我的同事和朋友圈里——这些人大概是这个星球上最世故最智慧的一小撮，这些问题却从来没有进入过随意的交谈中呢？20年了，一次都没有过！因为人们都简单地假设，一种由宗教支配的人生是为不懂世故、缺乏才智的人而设的吗？一种鸦片？因为他们觉得上帝只是个安慰人的谎言？因为这种问题只是过于私人化？
我望向仁波切，想问他对这个话题的想法，或者至少发起这方面的谈话，但有东西如鲠在喉。我能感觉到这个东西，它就像挡在肺部和嘴巴之间的一层薄壁，砖块狭窄，但牢固而整齐，灰浆被多年的固定思考和生活模式硬化了。也许就是骄傲。但我从来就分不清骄傲和尊严的界限，于是我还是坚持沉默。
又经过几英里的精致农舍和田地，还有前排座位上相当令人不适的安静之后，景致变了。现在，道路两侧只有树林，陡峭的山坡上树木繁茂，山谷狭隘。沿途，我们见到一只死狐狸，一只死负鼠，一只死浣熊，仁波切对着它们腐坏的残骸念念有词，就好像它们是他死去儿子的尸体。然后我们下坡，大地在左右两边开阔起来，农场在我眼里有了些微不同的性格，这种土壤不那么富饶，这些谷仓和住屋建造得也没有那么牢固，维护不善。有电线、汽车，前院里有私家看板。“诚实行路”，其中一块建议道。一个粮仓上印着，“我们这里没有冲突，但总会来的”。
那户人家里没有半大的孩子，我猜。
然后，在我们靠近我挑选出来作为今日游览的小镇时，景貌再次变化，农场被一排排只能称作“宅邸”的东西替代，400、500、600平方米的家园，有乙烯壁板和局部粗石门脸，几乎全部一模一样，紧紧挤在没有树木的地皮上。
很快，我们开始见到标示“好时景点”的路牌，我跟着它们开。马路领着我们绕过城市中心，来到一处可疑的游乐园：停车场、机动游戏、不知道是体育场还是音乐厅的东西，以及成群热爱糖果和过山车的游客。前一天的某个时刻，我看着我的兰德麦克纳利导航仪时，已经开始有点兴奋，要把我的伟大国家展示给俄罗斯来的仁波切看。这是西西莉亚请求我做的事。但就算她没要求，这也是我愿意做的那种事情，因为我对美利坚合众国超级迷恋，她宏大、让人眩晕的变化，她从其他众多国家吸收野心家、穷人和难民，我们似乎能在英勇高尚的同时，又愚蠢嚣张。我爱我的国家。但我爱她就像你爱你结发多年的妻子：不是因为你对她的完美尚存感性的意图，而是因为你彻底摸清了她，从产科病房床上的勇气，到她琐碎的起床气；从眼见她在临终母亲的病榻前连坐几个星期，到看着她担心该穿哪双鞋去一个她不喜欢的人办的鸡尾酒会。你知道她能在早上五点钟起床为你做煎饼，让你吃饱动身出一趟尤其艰巨的公差，你也知道她能在吵得热火朝天时口不择言，能挖走最后一块巧克力蛋糕，能忘记时间，让全家人在炎炎夏日的午后海滩等上一个小时。你知道一切，从她喜欢什么口味的润唇膏到假如被丢到荒岛上，她会带上哪几本书，以及她所相信的生命的意义。但是，总有一部分的她，是你不知道的。
美国和我就是那样。尽管并不那么渴望了解她的过去，我对她的现在却十分积极，十分着迷。我喜欢读犹他州、密西西比或南加州沿岸发生的事。开车的时候，我喜欢听脱口秀，从政治到宗教，不一而足。虽然讨厌离开吉妮和孩子们，但我还是从参加国内某个没去过的地方办的书展中得到过深刻愉悦，走在圣路易或西雅图的街上，只是观察人们如何生活，看看他们吃什么，听听他们口中如何念出莎士比亚、菲兹杰拉德和伍尔芙的语言。我想把一些这样的东西展示给仁波切，就像你想给初次来访的客人展示家里新添的部件一样，听听他对木工、房间的陈设、浴室瓷砖的颜色和设计的意见，即使你知道，他的意见会包裹在强制性的礼貌中。
关于仁波切，我完全不了解他这类人。就算有所了解的话，我怀疑，他作为清心寡欲的心灵派，应该会对这个世界的好时景点、过山车、疲惫的民众不感兴趣吧，他们开几千英里的路来看朋友看过的东西，然后又依稀有些不快地悻悻离去。保龄球道和低劣的廉价小吃店，粗砂路和绒毛玩具，还有迪士尼，我都喜欢。对我来说，那就是美国生活的血与骨。那就是我们的现实，我有种稍显乖张的冲动，想摁着仁波切的脸逼他直视，看看他的崇高理想能不能活下来。为了我甚至无法明确表达的东西，我偏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或错的。
我们跟着一长队的车驶进景点区——就是这么叫的，我在找有没有项目能让我的乘客尝一口这块特别的美国派，而又不需要耗费半天的开车时间。我选定了一个名叫“巧克力工厂”的地方。我们驶下一条长长的入口道路，找到一个停车位。我们走过滚烫的柏油路，向一片好奇的茫茫人海中的玻璃入口走去，然后我们被关进了特别干净、有序，绝对美国的地方——穿制服的安保人员，服务台里戴著名牌、拿着影印地图的女人，行程讲解的录音在天花板处发出回声——画面的每个颗粒都能被涂成红、白、蓝色。当然，商品区触手可及。
我们选了15分钟的游览路线，爬上一条人满为患、铺了地毯的之字形信道，墙上有米尔顿·S.赫尔希的故事，图文并茂。我决定了，与其充当导游，不如等仁波切发问。他没问。在汗津津的人群里，他贴着我站，研读了旧照片和概述赫尔希的故事的牌匾。米尔顿是门诺派农夫的儿子，离开那种生活后，他在巴尔的摩和纽约两次尝试糖果生意都失败了。他回到宾州的家，再次尝试，很快主宰了一个糖果零食的帝国，像一千万根黏煳煳的手指伸向全球。赫尔希和他的新娘虽然结了婚，却无法育子，于是两人为孤儿男童创建了一所学校，后来学校也接收女孩，再后来变成了一所接收所有贫困、受虐以及被遗弃儿童的学校。1945年，巧克力大亨去世时，学校获赠了他全部的财富。
这些钱没有更好的归宿了，我想。所有那些好时之吻、开心杏仁糖的利润都用到了那些父母没能或不愿养大的孩子们身上。
我不知道仁波切理解了多少。牌匾很小，最多几页纸的文字，而且人那么多，我们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但他什么也没说，那通常表情丰富的脸上一点情绪也没表露。
信道向下突降，两个发型整洁的大学生模样的孩子身着制服，带领我们穿过一块活动的铺毯地板，坐进勉强能充当古典过山车的小车里。这些小车有着外形笨重的木头车厢，从头到尾都有座位。仁波切和我占了一辆小车，我们在刺耳的快乐人声和响亮的录音中并肩坐着。现在他的脸上有大大的微笑了。节目可以开始啦！
小车打着转，滑动着穿过制作巧克力的奇幻屋，里面满是穿着衣服唱歌的奶牛，屏幕和人声在提供关于可可树的资料，成罐打转的巧克力浆，传送带上有几千个没包装的好时之吻巧克力匆匆而过，就好像急着要找到它们银色的外衣，继而找到曼谷或班加罗尔货架上的位置。这有点像一个逼真的美食频道片段，因为我们在滑行的时候，也被灌输着数据的信息——每天25万加仑牛奶，6000万颗好时之吻，乳脂在某一道工序中被抽掉，又在另一道工序中被放回混合物——一路还被烹调巧克力的浓郁香气带着跑。在车程的最后，我们经过一部架在墙上的摄像机，有人指示我们微笑。我们就微笑。然后，在爬出奇妙装置，成功地通过活动地板时，我们有个机会买下我们开心笑脸的瞬间。直到今天，我家里办公间的墙上还有一张照片，是我本人和一个穿红袍的男人，他看起来和任何糖果店里的任何小孩一样高兴，一样兴奋。
啊，噢，糖果店！我们从照片台大步下楼，走进一个糖果痴迷者的天堂，所有能想象到的巧克力糖果，从巧克力碎屑曲奇到黑巧克力，好时工程师们空想出来的150个不同品种的糖的载体。儿童的尖叫声飞奔在我们四周的空气里，收银机的按钮声唱出一首利润的颂歌。我没有客气。一包Rolo给娜塔莎，一袋谷巴先生给吉妮，开心杏仁糖给安东尼，健康的黑巧克力给我自己。仁波切在欣赏着我们的照片，说：“真快啊！怎么发生得这么快？”但似乎对满架的美食无动于衷。
虽然如此，我还是买了一袋好时之吻，塞到他的手里，一边告诉他，或者尝试告诉他，这个，所有这些，Rolo包装纸的金色，开心杏仁糖的蓝色和起皱白，好时之吻顶点喷发的那一小捻薄纸，就像7月4日噼啪作响的烟火，感恩节的橄榄球比赛——某种美式的精华，某种我童年的国旗。我想问他，他的脑海里有没有早年在斯科沃罗季诺的类似图景。牦牛酥饼，有可能。或者那些好玩的日子，把铜板摆在轨道上，等着西伯利亚铁路快车在黎明开来，把它们压扁。
但我没有。
离开商店后，我们加入了一条人流，以潮汐的速度朝汽车的海洋挪动，挡风玻璃和SUV保险杠在大热天里闪烁。烧化石燃料的汽车长队在朝出口蠕动。最后我们终于上路，至少摆脱了乌泱泱的人群。在经过一块农夫的田地时，里面有块牌子写着“每个人都该向上帝汇报”（你怎么知道？我们经过时，我想对着窗外大叫。你凭什么声称你知道？），我们看到了西行的80号州际公路，于是把车头冲向惊人富足的美国腹地，蜿蜒下坡。
这是个怪异的早晨——早餐时我杯子里的土，洁净完美的糖果架——尽管我有一两次想尝试发起谈话，但很快认识到，仁波切没有聊天的心情。为了填补气氛的空白，我打开收音机，找到一个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正在雄辩拷问的必要性。我看向仁波切来判定他的反应，但是，尽管他睁着眼睛，却似乎没有在听。
好时以西，宾州变得更加凛冽：粗糙的岩壁，一座炉渣堆，陡峭的山腰，深谷，似乎无人居住，也没有我们这天早些时候经过的景致那么漂亮。在某一刻，仁波切从他的白日梦中回过神来，开始全力对付好时之吻的塑料包装袋，等他终于把它扯开，糖果都撒到了腿上和地上。他仰起脸来大笑，然后收十干净那一摊的银色。他留下一颗好时之吻，注视了它好一会儿，转过来转过去，左右敲打薄纸的纸带，最后用力一拉，剥掉了箔纸，然后又花了一些时间，用指尖沿着棕色小硬块那光滑的侧边摸索下去。最后，就好像他已经为这个微型盛宴充分地祈祷完毕，他把它抛进嘴里。我能看到他滑稽地把它从口腔一边滚到另一边，眉毛扬起，双目圆睁，嘴唇和脸颊在动。又是大概一分钟的滚动、吮吸、哼哼唧唧，他咕咚一口吞了下去，被呛到了，咳嗽了一会儿，自己笑话自己，然后伸手过来，特别用力地拍了我的右大腿一下，结果车子都加速了。
“好时之蚊（吻）！好时之蚊（吻）！”他唱道，等我瞟他时，我妹妹的圣人正热情地竖起大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