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师来说，星期五是快乐的一天。离开学校时，包里装满了要批改的作业和要看的书。这个周末，一定要改完所有没改没打分的作业，不能像马德小姐那样堆在柜子里，结果几十年后让一个年轻老师抓住这些作业，使班上的学生忙碌起来。把这些作业带回家，倒上一杯葡萄酒，在留声机上放上艾灵顿公爵、桑尼·罗林斯、赫克特·柏辽兹的唱片，决心努力看一百五十篇学生作文。你知道有些人不在乎老师怎么处理他们的作业，给他们一个像样的分数就行，让他们过得去，继续教室里的生活。另外一些人将自己看成作家，希望老师批改自己的作业并给个高分。罗密欧们希望你对他们的作业发表评论，并在班里大声朗读，他们就可以沉浸在女孩羡慕的目光中。那些不在乎作业怎么处理的学生有时候会对同一个女孩感兴趣。口头威胁会从一张桌子传到另一张桌子，因为他们不善于书面表达。如果一个男孩是个不错的作家，你就得小心，不要过多地表扬他，因为楼梯上会有发生事故的危险。那些不在乎作业的学生痛恨好好先生。
你打算带着包直接回家，却发现星期五是喝啤酒和教师启蒙的时间。一个临时代课老师可能说过得回家陪妻子，却发现鲍勃·伯格德站在考勤钟旁，提醒大家重要的事情要先做。穆罗特酒吧只有几步之遥，就在学校隔壁。到那儿喝一杯啤酒有什么害处呢？就一杯。鲍勃还没有结婚，可能不理解一个男人一杯啤酒下肚之后会有的危险，不得不面对妻子的愤怒。妻子在星期五晚上好好做了顿鱼，却坐在厨房里看着油脂慢慢冻结。
我们站在穆罗特酒吧，要了啤酒。接下来是一场小型教师座谈会。有人提到长相不错的女教员，甚至适合结婚的学生，我们转了转眼球。如果我们是高中生，哪还有什么不会做的呀？提到爱惹麻烦的孩子时，我们口气严厉。那个该死的孩子要再说一句，就得祈求转校。我们都痛恨权威，痛恨那些从办公室跑来监督我们、听课、叫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人，痛恨那些待在教室的时间少得可怜、对教学一窍不通的人。
一个年轻老师可能顺便过来。他刚大学毕业，拿到教师资格证，耳边仍回响着大学教授单调乏味的讲话和自助餐厅里的闲聊声。如果他想讨论加缪和萨特，以及存在先于本质还是本质先于存在，就得对着穆罗特酒吧的镜子自言自语。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遵循伟大的美国之路：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在二十二岁开始教学。鲍勃·伯格德在德国打过仗，可能还受过伤，他不会对你说那些事。克劳德·坎贝尔在海军服过役，从田纳西州大学毕业，二十七岁时出过一部小说，教英语，和第二个妻子有六个孩子，后来获得布鲁克林大学的硕士学位，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美国小说中的概念倾向》。他自己修理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配线，修管道，做木工活。我看着他，想到了哥尔德斯密斯关于乡村教师的几行诗：到处都是奇迹/那个小脑袋里存着他所有的知识。克劳德甚至还没到基督受难时的年龄：三十三岁。
斯坦利·加伯顺便过来喝杯可乐，告诉我们，他经常觉得自己犯了个错误：没有到大学教书。在大学里，你可以过着悠闲的生活，如果一星期上课超过三个小时，就会觉得自己是狗屎儒夫，认为自己在受难。他可以写一篇关于十七岁就去世了的托马斯·查特顿人生中期双唇摩擦音的狗屎博士论文，那是大学里流行的垃圾。而我们这些人坚守在第一线，和那些不愿意将脑袋从双腿之间抬起来，以及那些脑袋挂在屁股上就心满意足的督导在一起。
今晚我在布鲁克林区会有麻烦。本来我应该和艾伯塔一起到一家叫“近东”的阿拉伯餐厅吃饭，自己带酒。但是现在快七点了。如果打电话给她，她会抱怨，说等了几个小时了；我像我父亲一样是个爱尔兰酒鬼。她不在乎我是不是在斯塔滕岛待一辈子。再见。
所以，我不打电话。最好不打。吵两次架毫无意义，一次在电话里，另一次在我回家后，还不如坐在热烘烘的酒吧里讨论重要事情来得轻松。我们都认为老师受到三条阵线的阻击：父亲，学生，督导。你要么有外交手腕，要么就叫他们亲你的屁股。老师是唯一不得不每四十五分钟就对铃声作出反应，并开始战斗的专业人员。好了，全体同学，坐下。是的，你，坐下。打开你们的笔记本，不错，笔记本。我在说外语吗，孩子？不能叫你孩子吗？好吧，我不会叫你孩子了。坐下。成绩就要下来了，我可以把你放到福利救济人员的名单里。好了，叫你父亲来，叫你母亲来，叫你他妈的整个部落来。你没有钢笔吗，皮特？好吧，这儿有支钢笔。再见，钢笔。不，菲利丝，你不能要通行证。我才不在乎你是不是来一百次月经呢，菲利丝，因为你想去见埃迪，然后消失在地下室。在那儿轻易地脱一次裤子，埃迪那急躁的哥们儿向前一冲就决定了你的未来。你就要开始一次为期九个月的小冒险，最后以哀求埃迪最好和你结婚告终。然后，机关枪就会瞄准他的下额，他的梦想就完了。所以，我是在救你们，菲利丝，你和埃迪。不，你用不着谢我。
这就是酒吧里的谈话，这样的谈话绝不会出现在教室里，除非老师完全失去理智。你不能不给来月经的菲利丝上厕所的通行证，否则恐怕会被抓到这个国家的最高法庭上去。在那儿，穿着黑色长袍的人，都是男人，会严厉地指责你侮辱了菲利丝和美国未来的母亲们。
酒吧里还有关于某些高效能干的老师的谈话。我们都不喜欢他们。他们的班级都是那么井井有条，让他们一节课接着一节课地哼着小调。在这些班里，每次活动，课程的每个部分都有负责的班长。班长迅速走到黑板前，写出今天上第几课和课程的题目：第三十二课，运用虚悬分词的策略。这些老师因他们的策略而出名：教育局喜欢的新词儿。
这些老师对记笔记和笔记本的结构都有规定。负责笔记本的班长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检查格式是否正确：页首写上学生姓名、班级、课程名称和日期。月份要拼写出来，不能写数字，必须拼写出来，学生可以借此练习拼写，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懒得不会拼写月份的人，比如商人和某些人。事先规定了页边距，而且书写不能潦草。如果笔记本不符合这些规定，班长就会在学生的成绩单上记上过失。当成绩单交给老师的时候，你就受苦了。绝不留情。
家庭作业由班长收发，考勤班长负责填写考勤本上的小卡片，收缺课和迟到的请假条。无法提交书面假条会让你更受苦。绝不留情。
有些学生因为能书写家长和医生开具的假条而出名，并以此换取自助餐厅或者遥远的地下室里的报答。
拿着黑板擦到地下室去拍打粉笔灰的班长，必须首先承诺承担这项重要的工作不是为了偷着抽根烟或者和心仪的男生或女生发生关系。校长已经在抱怨地下室里的活动太多了，想知道那儿都发生了些什么。
有发书和收收据的班长，处理上厕所通行证和签到签出单子的班长，有把教室里所有东西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班长，有在垃圾战中沿过道拿着垃圾桶的班长，有装饰教室的班长，把教室装点得明亮活泼，校长甚至带来了日本和列支敦士登的来访者。
老师是班长的班长，并通过任命“监督班长”来减轻自己的责任，或者任命“争议班长”。这些班长得解决指责其他班长干涉自己工作之类的争端。因为在楼梯上和大街上都可能出事，争议班长是最危险的工作。
如果一个学生贿赂班长被抓到，会马上报告给校长。校长在他的档案里记上一笔，令他声名扫地，并警告其他人：这样的污点会成为从事金属板制造、管道工程、自动机械及任何职业的障碍。
斯坦利·加伯哼着鼻子说，有了这些高效的活动，就没有了讲课的时间，学生们坐在座位上，受到完全的监督，举止规矩，取悦老师、董事长、校长及其助手、主管、教育局、市长、州长、总统和上帝。这样的学生到底是什么呢？
斯坦利这么说。
如果大学教授讨论《名利场》或其他东西，班里学生都会打开笔记本，手拿着笔听。即使不喜欢这本小说，他们也会因为担心分数低而不敢抱怨。
当我把《名利场》发给麦基职高我教的三年级学生时，教室里一片呻吟声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愚蠢的书呢？我告诉他们这是一本关于两名年轻妇女——贝基和阿米莉亚与男人的奇遇的书。但是，我的学生们说这本书用那么古老的英语写成，谁看呀？有四个女孩看过这本书，说它很美，应该改编成电影。男孩们假装打哈欠，说英语老师都一样，就想让你看那些旧东西，这些对修理汽车或破空调又有什么帮助呢？嗯？
我用不及格来威胁他们。如果他们拒绝看这本书，这门课就会不及格，就毕不了业。大家都知道，女孩们可不愿和高中没毕业的人约会。
我们花了三个星期，艰难地读完了《名利场》。每天，我都努力激发鼓励他们，拖着他们进行讨论。如果你是一名十九世纪的年轻妇女，会怎么在这世上立足？但是他们不在乎。有个人在黑板上写着：贝基·夏普摔死了。
根据学校大纲的规定，我们还得看《红字》，那就容易多了。我会讲新英格兰地区的政治迫害、控告、癔症、绞刑，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以及整个国家是如何被洗了脑。
我的学生们不会，他们永远都不会被洗脑。不，先生，在这儿，他们永远都无法逃脱惩罚，永远不能那样愚弄我们。
我给他们念：温斯顿香烟味道好，像……他们把句子说完。
我唱：我的啤酒是莱茵金啤，干啤酒……他们在结尾处伴以叮当声。
我又念：你不知道黄色跑哪儿去了……他们把句子说完。
我问他们还知道些什么。教室里爆发出一片收音机和电视里的叮当声，证明了广告的强大力量。我说他们都被洗了脑，他们都很愤怒。哦，不，他们没有被洗脑，可以独立思考，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他们否认曾经被告知该抽什么烟，喝什么啤酒，用什么牙膏，尽管承认在超市会购买一些脑子里存在的品牌。不，绝不会买一种叫萝卜的香烟。
是的，他们听说过麦卡锡参议员，但是他们太年轻了。他们的父亲和母亲说他除掉了共产主义者，是一个伟人。
日复一日，我努力把希特勒、麦卡锡和新英格兰地区的政治迫害联系在一起，试图软化他们，让他们读《红字》。家长打来愤怒的电话。这个对我们家孩子讲麦卡锡参议员的家伙是干什么的？叫他滚蛋。麦卡锡参议员是个好人，为他的国家而战，像机尾射手乔。
索罗拉先生说他不想干涉，但是我该告诉他，我是在教英语呢，还是在教历史。我对他讲了我没办法让孩子们看任何书。他说我不应该听他们的，就对他们说：不管你们是不是喜欢，都要读《红字》，因为这里是高中，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就这样。如果你们不喜欢，就会不及格。
发书的时候，他们抱怨起来。又得和这些旧东西打交道了。我们还以为你是个不错的家伙呢，迈考特先生，我们还以为你会不一样。
我对他们说，这本书讲一个波士顿的年轻妇女和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有了孩子，惹上了麻烦，我没告诉他们这个男人是谁，以免毁了整个故事。他们说才不在乎谁是孩子的父亲。一个男孩说有人从来就不知道父亲是谁，他的一个朋友就发现父亲根本就不是自己的父亲。他的亲生父亲死在了朝鲜，而他和继父一起生活。那是个不错的家伙。所以，谁在乎这个波士顿女人？
班上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个观点，尽管他们不想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的父亲不是真父亲。有些人希望自己有其他父亲，他们的父亲太可恶了，让他们上学、看愚蠢的书。
但是，这不是《红字》里的故事，我说。
啊，迈考特先生，我们必须讨论那些旧东西吗？这个叫霍桑的家伙根本不知道怎么写作，我们没法理解。你总说要写得简洁，写得简洁。为什么我们不能看《每日新闻》？他们有好作者，写得简洁。
我想起自己身无分文，这引发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和《莎士比亚的五部伟大剧作》的阅读行动，并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我身上有四十八美分，够坐渡船和地铁回家，但是没有吃午饭的钱，甚至连在渡船上喝杯咖啡的钱也没有。我对着班上的学生脱口而出，说如果他们想看一本没有大词和长句子、关于他们这种愤世嫉俗青年的好书，我可以满足他们，但是他们得掏钱买。每个人一美元二十五美分。从现在开始，可以分期付款，所以，如果有五美分、十美分或者更多，可以交上来。我会在一张纸上记下你们的名字和钱数，今天就到杨克斯的科尔曼图书公司订书。学生们绝不会知道我会用这一口袋的零钱吃午饭，可能还会到隔壁的穆罗特酒吧喝杯啤酒。当然，我不会告诉他们，否则他们会大吃一惊。
小零钱交了上来。我用校长助理的电话给图书公司打电话，因为书屋里到处都是《赛拉斯·马纳》和《地球上的巨人》，再让学生买书是不合法的，为此我省下了十美分。
《麦田里的守望者》两天后到来。不管有没有交钱，我都把书发给了他们。有些学生没有交一分钱，而其他人交的钱也不够买书，但足够让我维持到发工资的那天。到时候，我就可以还图书公司的钱了。
发书的时候，有人在第一页里发现了“屎”这个词，教室里随即一片寂静，那是一个你绝不会在英语课教材里找到的词。女孩们用手捂住了嘴，咯咯笑着。男孩们看着令人震惊的书页，也偷偷地笑。当下课铃响起的时候，没有出现众人向门口蜂拥而去的情景。我不得不叫他们离开，另一个班的学生要进来了。
下一个班的学生对刚才那个班的学生很好奇。为什么每个人都在看这本书呢？如果那么好看，为什么他们不能看呢？我提醒他们，他们是四年级学生，而刚出去的那个班是三年级。是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看那本小书，而要看《远大前程》呢？我对他们说，他们可以看，但是得掏钱买。他们说只要不叫他们看《远大前程》，他们可以掏钱买任何东西，任何东西。
第二天，索罗拉先生带着助手西斯特德小姐来到了教室，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地走过去，抓起《麦田里的守望者》，扔进两个购物袋。要是哪张桌子上没有那本书，他们就要求学生从书包里拿出来。他们数了数购物袋里的书，对比了出勤人数，威胁说四个没有交书的学生会遇到大麻烦。举起手来，那四个还没有把书交出来的人。没有人举手。走出教室的时候，索罗拉先生对我说，下课后马上到他办公室，而不是一分钟后。
迈考特先生，你遇到麻烦了？
迈考特先生，那是我唯一看过的书。现在那个人把它拿走了。
他们抱怨没了书，还对我说，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他们就罢课，给学校一个教训。他们用胳膊肘推来推去，还眨眨眼，心里明白我知道这只是一个逃避上学的借口，而不是表示对我的担心。
索罗拉先生坐在桌子后面一边吸烟一边看《麦田里的守望者》。他叫我等着，自己翻看着书，然后摇了摇头，放下书。
迈考特先生，这本书没有列在数学大纲里。
我知道，索罗拉先生。
我已经接到十七个家长打来的电话。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不喜欢这本书？
对了，迈考特先生。这书里有孩子和妓女在酒店房间里的场景。
是的，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呀。
家长们可不这么想。你对我说那孩子是在屋子里唱歌吗？家长不想让孩子看这种垃圾。
他警告我要小心，这会让我在年度表现考核报告中得到令人不满意的评分。我们不想那么做，对不对？他会在我的档案里放一张纸条，作为我们此次会面的记录。如果不久的将来没有出现进一步的情况，那纸条就会拿掉。
迈考特先生，我们接下来看什么？
《红字》，书屋里还有成吨的《红字》。
他们的脸耷拉下来。啊，上帝，不，其他班的孩子对我们说那又是些旧东西。
好吧，我开玩笑地说，我们看莎士比亚。
他们的脸耷拉得更长了。教室里充满了呻吟声和唏嘘声。迈考特先生，我姐姐上了一年大学后辍学了，就因为她看不了莎士比亚。她能说意大利语什么的。
我又说了一遍：莎士比亚。教室里一片害怕的表情。我觉得自己被拉到了悬崖的边缘，脑子里有个东西在说：你怎么能从塞林格转到莎士比亚呢？
我对学生说：莎士比亚或《红字》，国王与情人或者一个有小孩的波士顿妇女，你们挑。如果看莎士比亚，我们就排演他的戏剧。如果看《红字》，我们就坐在这儿讨论更深层的含义，然后做他们留在教务办公室里的试卷。
哦，不，不要更深层的含义，英语老师总是讲更深层的含义。
好吧，那就莎士比亚。除了你们自己决定的事，没有更深层的含义，也没有考试。所以，在这张纸上写上你们的名字和要付的钱，我们就会拿到书。
他们交上来几分零散的硬币。当他们用拇指翻开那本书，《莎士比亚的五部伟大剧作》哀叫起来：天哪，我看不懂这古英语。
我希望能像其他老师那样控制自己的班级，将经典的英美文学作品强加给他们。我失败了，屈服了，釆取了轻松的方法，让他们们看《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书被收走之后，我躲闪了，跳着舞又开始让他们看莎土比亚。我们看戏剧，过得开心。为什么不呢？他难道不是最好的作家吗？
我的学生们还是抱怨，直到有个人喊了起来：靠！对不起，迈考特先生，我说脏话了，但是这个家伙说“各位朋友，各位罗马人，各位同胞，借你们的耳朵用一下”
哪儿？哪儿？全班的学生都想知道页码。教室里的男孩们都大声朗读着马克·安东尼的演说，还伸出胳膊大笑起来。
另一个人发现了哈姆雷特那句独白：“生存还是毁灭。”很快，教室里都是发表激昂演说的哈姆雷特。
女孩们举起手。迈考特先生，男孩们有了这些伟大的语句，但是没有适合我们的。
哦，女孩们，女孩们，这儿有朱丽叶、麦克白夫人，奥菲莉娅、葛楚德。
我们花了两天时间从这五部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裘力斯·凯撒》、《麦克白》、《哈姆雷特》、《亨利八世（第一部）》中摘取了少量的语学生们带头，我跟着，因为没有别的事可做。各种各样的言语传遍了楼道和学生自助餐厅。
嗨，那是什么？
一本书，哥们儿。
哦，是吗？什么书？
莎士比亚，我们在看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
靠，你们不看莎士比亚。
当女孩们想排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时候，男孩们打着哈欠，答应了她们的请求。这是一个女里女气的浪漫故事，直到茂丘西奥在打斗中死去，告诉全世界他的伤势。
它没有一口井那么深，也没有一扇门那么宽，可是这一点伤够要命了。
“生存还是毁灭”是每个人都牢记的段落，但当他们背诵这一段的时候，我不得不提醒他们这是哈姆雷特在考虑是否要自杀，而不是煽动他们动武。
哦，是吗？
是的。
女孩们想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捉弄奥菲莉娅，特别是拉厄耳忒斯、波洛尼厄斯、哈姆雷特。为什么她不反抗呢？她们也有那样的姐妹嫁给了那些狗娘养的杂种，对不起，说脏话了。你都无法相信她们遭的是什么罪。
一只手举了起来。为什么奥菲莉娅不跑到美国来呢？
另一只手举了起来。因为那时还没有美洲。它还没有被发现。
你在说什么哪？美洲一直存在。你认为印第安人生活在哪儿呀？
我对他们说，他们得去查字典。表示反对的人同意去图书馆，第二天回来汇报结果。
一只手举了起来。莎士比亚时期就有美洲，她可以去。
另一只手举了起来。莎士比亚时期有美洲，奥菲莉娅时期没有美洲。她没法去。如果她在莎士比亚时期去了，那儿除了印第安人，什么也没有。奧菲莉娅在他们称为房子的圆锥形帐篷里一定会不舒服。
我们开始看《享利八世（第一部）》。所有的男孩子都想成为亨利、豪斯伯、福斯塔夫。女孩们再次抱怨除了朱丽叶、麦克白夫人、奥菲莉娅格特鲁德女王外，没有适合她们的东西。看看她们的结局吧。莎士比亚不喜欢女人吗？他一定要杀死所有穿裙子的人吗？
男孩子们说事情就是这样，女孩子们反驳说她们很后悔没有看《红字》，其中一个女孩看过那本书，对其他人说海丝特·白兰是多么爱她漂亮的宝贝女儿珠儿，而孩子的父亲是个心肠古怪的人，死得很惨。海丝特对整个波士顿采取报复行为那不是比可怜的奥菲莉娅好得多吗？她随波逐流，神经错乱，自言自语，到处留情，不是吗？
索罗拉先生带着新任的教务主任波普夫人来听我的课。他们微笑着，没有抱怨这本莎士比亚的书，尽管它并没有列在大纲里。下学期，波普夫人将接替我教这个班。我提出申诉，到教育主管那儿出席听证会。我说那是我的班，我已经开始让他们看莎士比亚了，想下学期继续教。教育主管否决了我的申诉，原因是我的考勤记录做得不规范，质量不高。
我那些看莎士比亚的学生或许有幸让教务主任当他们的老师。她一定会比我有条理，也更有可能发现更深层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