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后，发生了两件好事情。因为在提交给养报告时显示出的超强的打字能力，我被提升为下士。奖励是到爱尔兰休假两个星期，如果我愿意。几个星期前，母亲写信说，能拥有一间简斯伯罗的新建公屋，她是多么幸运，有几个英镑来买家具是多么令人开心。她将有一间带浴缸、洗脸池、马桶和冷热水的浴室，一个带煤气灶和洗手池的厨房和一间带壁炉的起居室，她可以坐在那儿烤烤小腿，看看报纸或者读个不错的浪漫故事。屋子前面有个花园，种些小花小草；屋后也有个花园，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有了这些奢侈品，她会认不得自己的。
在开往法兰克福的列车上，我一路都在梦想新房子，以及它带给母亲和弟弟们（迈克尔和阿非）的舒适生活。你可能认为，在利默里克度过那些悲惨日子之后，我甚至不想再回爱尔兰。但当飞机靠近海岸，云层在田野上空飘移，看到这片神秘的绿色大地，我忍不住热泪盈眶。他们看着我，没有问我为什么哭泣，这是件好事。我无法告诉他们，无法描述那份涌上心头的对爱尔兰的情感。言语无法描述，我从来不知道自己会有这样的情感，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或许那些难以找出的词汇出现在莎土比亚、塞缪尔·约翰逊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但我没有注意到。
母亲在火车站迎接我，穿着鲜艳的新套裙和锃亮的黑皮鞋，微笑着，露出白色的新牙。我弟弟阿非站在她身边。他快十二岁了，穿着一件一定是去年坚信礼上穿过的灰色西服。看得出，他为我自豪，特别是我那下土的军阶。他想拎起我的行李袋，但试了试太重了。我不能让他在地上拖着走，那里面有我为母亲买的布谷鸟自鸣钟和德累斯顿细瓷器。
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明白人们都在看着身穿美国陆军军装的我。他们不是每天都能看到一个美军下士在利默里克火车站下火车的。我迫不及待地想在街上转转，知道女孩们会小声说：那是谁？他很棒吧？她们也许会认为我在战场上有过肉搏战，受了重伤才回来休息，而我太勇敢了，不想展示自己的伤痕。
离开车站，走在大街上时，我发现方向不对。我们应该去简斯伯罗去往新家，却从人民公园旁边走过，那是我们第一次从美国回来时走过的路。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去小巴林顿街的外婆家。母亲说：嗯，新房还没有电和煤气。
为什么没有？
嗯，我不想麻烦。
为什么你不想麻烦？
哦，我不知道。
那让我很生气。我以为她会很高兴离开小巴林顿街那个贫民窟，搬到那可以种花、在面向花园的新厨房里泡茶的新家；以为她向往铺着干净床单、没有跳蚤的新床和浴室，但是，不。她继续待在贫民窟，而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说搬家、离开她的弟弟我的舅舅帕特是很困难的。舅舅帕特身体不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还在利默里克卖报纸，但是，上帝帮助他，他有点无依无靠。我们境况不佳的时候，难道他没有让我们待在那房子里吗？我对她说，我不管，我不会回到那条小巷里的那座房子。我会住在国民酒店，直到她给简斯伯罗的新房通上电和煤气。我把行李袋抬到肩膀上离开的时候，她在我身后抽泣：哦，弗兰克，弗兰克，就一个晚上，在我母亲家住最后一个晚上，那不会要了你的命的，就一个晚上。
我停了下来，转过身，冲着她吼道：我不想在你母亲家住一个晚上。如果你想像猪一样生活，给你寄养家费又有什么用呢？
她哭了起来，向我伸出双臂。阿非眼睛瞪得大大的，但我不管。我在国民酒店登记入住，将行李袋扔到床上，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傻的母亲。她竟然愿意待在贫民窟里。我穿着美国陆军军装、戴着新的下士军阶坐在床上，不知道是应该怒气冲冲地待寺在这儿呢，还是应该到街上转转，让世界羡慕我。我看了看窗外的泰特钟、多明我会教堂、抒情诗电影院。电影院的那一边，小男孩们等在顶层楼座的入口。我曾花两便士去过那儿。男孩们衣衫褴褛，吵吵嚷嚷。如果我在窗边待久一点，就可以回忆起自己在利默里克的日子。仅仅十年前，那时我十二岁，爱上了屏幕上的海地·拉玛和查尔斯·博耶。在电影《阿尔及尔》里，查尔斯说：跟我去卡斯巴。有好几个星期，我无论走到哪儿都说那句话，直到母亲请求我停下来。她自己也喜欢査尔斯·博耶，但更愿意听他本人说这句话。她也喜欢詹姆斯·梅森。小巷里的女人们都喜欢詹姆斯·梅森。他是那么帅，又是那么危险。她们一直认为自己喜欢他危险的那一面。当然，一个不危险的男人根本就不是男人。梅尔达·莱昂斯对凯瑟琳·奥康纳商店里的女人们说，她为詹姆斯·梅森而疯狂。她说，上帝啊，如果我见到他，就会在一分钟内把他扒得像个鸡蛋似的精光，她们都笑了。我母亲笑得比任何人都要开心。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正在那儿对梅尔达和那些女人们说，她儿子弗兰克如何下了火车却不愿回家过夜；不知道那些女人们会不会回家说：弗兰基·迈考特穿着美国制服回来了，可对他那住在小巷里的可怜母亲盛气凌人，我们应该知道，他和他父亲一样古怪。
最后一次到外婆家确实不会要了我的命我相信迈克尔和阿非一定会向全世界吹嘘我要回来了。如果我没有身穿带着下士军阶的军装在小巷闲逛，他们会很伤心。
我一走下国民酒店的台阶，抒情诗电影院门口的男孩们就隔着佩里广场喊道：嘿，美国兵，喂，你有口香糖吗？你的口袋里有多余的先令或一块糖吗？
他们像美国人那样发“糖”这个词的音，笑得东倒西歪，撞到墙上。
一个男孩手插在口袋里，站在广场边。我看见他有两只结满痂的红眼睛，脸上长满丘疹，脑袋剃得精光。我很难承认自己十年前就是这个样子。他隔着广场喊道，嘿，美国兵，转过身让我们看看你的大屁股。我真想在他那骨瘦如柴的屁股上好好踹上一脚。你以为即使我现在只是一个幻想着要回自己的狗的给养事务员，这身拯救世界的制服也还是该得到尊敬；你以为那结满痂的眼睛会注意到我的下士军阶，而显露出那么点尊敬，但是没有。在小巷里长大，事情就是这样。即使很在意，你也得假装不在意。
可是，我还是想走过广场，来到那结满痂的眼睛身边，跟他握握手，说他简直和我像他那么大时一模一样，但我没有站在抒情诗电影院外戏弄美国佬的大屁股。我努力说服自己，我是那样的，直到脑海里的另一半对我说，我和结满痂的眼睛没什么不同，也像他那样戏弄过美国佬、英国人或者任何一个穿西服或上衣口袋里插根自来水笔骑一辆新自行车到处转悠的人。我也曾冲上等房屋的窗户扔石头，一会儿大笑一会儿狂怒地跑开。
我现在只能沿着墙角离开，这样结满痂的眼睛和男孩们就不会看见我的屁股，就不会有攻击我的弹药了。
我脑子一片糊涂，乌云密布，直到另一个主意出现：像电影里的美国大兵那样回到男孩那里，从口袋里掏出零钱给他们。那不会要了你的命。
他们看见我过来了，看着我，像是要跑的样子，但没有一个人想当懦夫第一个跑掉。当我发给他们零钱的时候，他们只是说“哦，天哪”，用不同的神情看着我，我很开心。结满痂的眼睛拿了他自己的那一份，什么也没说，直到我离开，在我身后喊道：嘿，先生，真的，你根本没什么屁股。
那比任何事都让我开心。
一拐过巴林顿街，沿着山坡走向小巷，我就听到人们说：哦，天哪，那是穿着美国制服的弗兰基·迈考特。凯瑟琳·奥康纳在她的商店门口，笑着给了我一块克利夫太妃糖。真的，你不是一直喜欢这种糖吗，弗兰基？即使它毁了利默里克的牙齿。她的侄女也在。那女孩曾用刀打开一袋土豆，刀滑了开去，刺到脸上，刺瞎了她的一只眼睛。她也在为克利夫太妃糖大笑，可我不明白，没有了一只眼睛，她怎么还能笑？
凯瑟琳冲着小巷角落里的一个胖女人喊道：他来了，帕特森夫人，一个普通的电影明星。帕特森夫人双手捧着我的脸说：我为你可怜的母亲高兴，弗兰基。她的生活太糟了。
还有在海战中失去丈夫、现在和怀特先生同居的墨菲夫人，对此小巷里的人毫不震惊。她笑着对我说：你是个电影明星，真的，弗兰基。你可怜的眼睛怎么了？当然，它们看上去很棒。
整条小巷里的人全都出来了。他们站在门口，对我说，我看上去很棒。甚至珀赛尔夫人也这么说，可她是个盲人。我明白，如果她能看见，也会这么说。我走到她跟前，她伸出双臂对我说：到这儿来，弗兰基·迈考特，看在那段我们一起用收音机收听莎土比亚和肖恩·奥凯西的日子的分上，给我一个拥抱吧。
她抱着我，说：啊哟，上帝啊，你身上没有肉。在美国军队里，他们不给你东西吃吗？但不管怎样，你闻起来很棒。他们总是闻起来很棒，那些美国佬。
我不敢去看珀赛尔夫人，不敢去看她那几乎一动不动贴在凹陷的眼窝上的纤弱眼睑。我不敢回忆她让我坐在厨房收听收音机里的话剧和故事，还有她总会给我的那一大杯茶和一大片果酱面包。我不敢，因为小巷里的人都满心欢喜地站在门口。我为自己丢下母亲到国民酒店的床上生气而羞愧。她如何向邻居们解释她到车站接我，而我却不回家呢？我真想快走几步到母亲身边，对她说我是多么内疚，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担心自己泪流满面。她却说：哦，你的眼睛快赶上尿泡了。
我知道她这么说是为了博大家一笑，同时收回自己的眼泪，这样我们就不会害羞，不会为流泪而羞愧。现在她只能说任何一个利默里克母亲都会说的话：你一定饿坏了，你想喝杯好茶吗？
我舅舅帕特坐在厨房里抬头看我时，我看到了红眼睛和黄眼屎。这让我感到很恶心，让我想起了抒情诗电影院边上那个眼睛结满痂的孩子，也想起了自己。
帕特舅舅是母亲的弟弟。作为一个经常光顾地下酒吧的人，他对利默里克了如指掌。有些人叫他修道院院长，可是没人知道为什么。他说：你从那儿弄来的制服不错啊，弗兰基。你的大枪在哪儿呢？他笑了笑，露出牙龈里黄色的残牙，有着一头黑灰色的头发，没有洗，头发都粘在头上了，脸上的皱纹里夹着灰土。他的衣服也是油渍斑斑，闪闪发亮。我不明白母亲怎么能和他一起生活，却不把他弄于净。我想起了他很固执，不愿意洗澡，整天整夜地穿同一件衣服，直到衣服从身上掉下来。母亲有一次找不到肥皂，问他是不是见过，他说：不要为了块肥皂责怪我。我没有看见肥皂，我一星期都没洗澡。他这么说，好像大家都应该羡慕他。我真想在后院扒光他的衣服，用热水冲洗他，直到灰土离开他脸上的皱纹，脓从他眼晴里跑掉。
妈妈泡了茶。我很高兴看到她现在有像样的茶杯和茶托，不再像以前那样用果酱罐喝茶。修道院院长拒绝用新茶杯。我想用我自己的大杯子，他说。母亲和他吵起来，说这个大杯子的裂缝里都是土，可能潜藏着各种各样的病菌，是个让人丢脸的东西。我不在乎，他说，那是我母亲的大杯子，她留给我的。如果你知道他小时候曾经头朝下掉下来，就不会和他争辩了。他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向后院的厕所。这时，妈妈说她用尽法子让他搬离这房子，去和她一起住上一段时间。但是，他不会走的，不会离开他母亲的房子、很久以前留给他的大杯子、布拉格圣婴小雕像和卧室上方那幅巨大的耶稣圣心图。不，他不会离开这些东西。无论如何，母亲还要照看迈克尔和阿非。阿非还在上学，可怜的迈克尔在萨沃伊餐厅刷盘子。上帝帮助他们。
喝完茶，我和阿非一起沿着奥康纳大街散步。这样每个人都会看见我，都会羡慕我。迈克尔下班后从街道那一头走过来，我心里一阵刺痛。他黑色的头发垂到眼睛上；身子就像个骨头袋；刷了一天的盘子，衣服油腻腻的，和修道院院长的衣服一样。他腼腆地笑了笑，说：上帝，你看上去很精神，弗兰基。我冲他笑笑，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他那样子感到羞愧。如果母亲在，我一定会冲她怒吼，问她为什么迈克尔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她不给他买体面的衣服，或者为什么萨沃伊餐厅不给他围裙而让他沾上油渍？为什么他在十四岁时就不得不离开学校去刷盘子？如果他来自恩尼斯路或者北环路，现在一定正在学校玩橄榄球，放假时去基尔奇。我不知道回到利默里克有什么用。这里的孩子依旧光着脚到处跑，用结满痂的眼睛看世界。在这里，我弟弟迈克尔不得不刷盘子，而我母亲却不急于搬到一间体面的房子里。这不是我期望的利默里克。它让我那么伤心，我甚至希望自己回到德国，回到伦格里斯喝啤酒。
总有一天，我会带他们离开这儿到纽约去：母亲、迈克尔、阿非。马拉奇已经在纽约工作，准备加入空军，这样就不会被陆军征召，派到朝鲜。我不想让阿非像我们那样在十四岁时就离开学校。至少，他上的是天主教平信徒社团学校，而不像我们上的是利米那样的公立学校。总有一天，他能上中学，就会知道拉丁语和其他重要的事情。现在，他至少有衣服、鞋子和食物，不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愧。他是多么结实，不像迈克尔那样像个骨头袋。
我们转过身，沿着奥康纳大街往回走。我知道人们都在羡慕穿着美国大兵制服的我。有人喊道：天哪，是你吗，弗兰基·迈考特？全世界都知道我不是个真正的美国大兵，只是个来自利默里克偏僻小巷、穿着带有下士军阶的美国制服的人。
母亲满脸微笑着沿街走来。新房子明天就会有电和煤气，我们可以搬进去了。阿吉姨妈捎来话说，听说我回来了，想叫我们过去喝茶。她正等着我们呢。
阿吉姨妈也是满脸微笑，这和以前不同。那时她的脸上只有痛苦，因为没有自己的孩子。现在即使有痛苦，也只是因为我用第一份工作挣来的钱买了身体面衣服。她不停地问我要不要再来点茶、火腿或奶酪，那副样子好像我的制服和下士军阶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对迈克尔和阿非可没那么大方，任由我母亲来判断他们是否吃好喝好。他们太害羞或者害怕了，不会开口要，他们知道她因为没有自己的孩子而脾气暴躁。
她的丈夫，帕·基廷姨父，根本没有坐在桌旁，而是远远地坐在煤灶边上，手里拿着一大杯茶不停地抽烟咳嗽，咳得浑身无力。他用手抓住自已，笑着说：这该死的苦差事最终会要了我的命。
母亲说：你应该戒掉，帕。他说：如果我这么做，安琪拉，又该拿自己怎么办呢？我能端着茶坐在这儿一直盯着火炉看吗？
她说：那会要了你的命，帕。
如果真是这样，安琪拉，我才不在乎呢。
这就是我一直喜爱帕姨父的地方：对任何事都不在乎。如果我能像他那样，就自由了。但我不想要他那个被一战中的德国毒气、利默里克煤气厂常年的工作，以及现在火炉旁的苦差事毁掉了的肺。他这么个讲真话的人坐在那儿自杀，我感到很伤心。他在我准备攒钱去美国的时候告诉我，不要被人发现参加邮局的考试。永远都无法想象帕姨父会撒谎，那会要了他的命，比毒气或苦差事还厉害。
他在煤气厂铲焦炭和煤，浑身上下漆黑一片，瘦得皮包骨头。他从炉火旁抬起头来，白眼仁在蓝色背景中散发着令人眩晕的光芒。当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我弟弟迈克尔有种特殊的喜爱。我希望他对我也有同样的喜爱，但是没有。他在很久以前给我买了第一杯酒并对我讲真话，就已经足够了。我真想告诉他我对他的感受。不，我害怕有人会笑。
在阿吉姨妈那儿喝完茶，我想回国民酒店，但害怕母亲的眼睛里又会流露出受伤的神情。现在，我得跟迈克尔和阿非一起在外婆的床上凑合着睡，跳蚤会让我抓狂。自从离开利默里克，我的生活中就没有跳蚤了。既然我是个身上有点肉的美国大兵，就一定会被活活吃了。
妈妈说：不会的。有一种叫滴滴涕的杀虫剂可以杀死一切，她已经在房子里洒遍了。我告诉她在迪克斯要塞，小型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就喷洒这种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免受蚊子的折磨。
跟迈克尔和阿非一起睡，床还是很挤。修道院院长在屋子那边的床上咕哝着，吃着纸包里的鱼和薯片。他一直都这样吃东西。听着他发出的声音，想着自己过去舔包鱼和薯片的报纸上的油的日子，我无法入睡。我躺在旧床上，制服挂在椅背上。利默里克什么也没变，但滴滴涕把跳蚤赶跑了。想到孩子们现在可以伴着滴滴涕入睡，没有跳蚤的折磨，还是挺令人欣慰。
第二天，母亲试着最后一次劝说帕特舅舅，和我们一起搬到简斯伯罗去。他说，不，不。自从头朝下掉下来以后，他就一直这么说话。他不去，他要待在这儿。我们都走了以后，他要搬到大床上，那张我们睡了很多年的他母亲的床。他一直想要那张床，现在如愿以偿了。他可以每天早上用他母亲的大杯子喝茶。
母亲看了看他，又哭了。这让我很不耐烦，希望她拿起自己的东西离开。如果修道院院长愿意那么傻那么固执，就别管他了。她说：你不明白有这么一个弟弟是什么样。你很幸运，你的弟弟们都健全。
健全？她在说些什么呀？
你很幸运拥有通情达理、完全健康，而且从来没有头朝下掉下来的弟弟。
她又哭了，问修道院院长想不想要杯茶。他说：不。
不想到新房里去，不想在新浴缸里美美地洗个热水澡吗？
不。
哦，帕特，哦，帕特，哦，帕特。
她泪流满面，如此无助，颓然坐下。他一动不动，只是用沾满眼屎的眼睛盯着她看，一言不发地盯着她，伸手去拿他母亲的大杯子。他说：我得到了我母亲的大杯子和你们这些年不让我睡的我母亲的床。
阿非走到妈妈跟前，问她，我们能不能到新房去。他只有十一岁，很兴奋。迈克尔已经去萨沃伊餐厅刷盘子了，干完活后就可以到有冷热自来水的新家，平生第一次洗个淋浴。
妈妈擦干眼泪，站起身。帕特，你肯定不去吗？如果愿意，你可以带着这大杯子，但是我们不能带这张床。
不。
一切到此结束。她说：我是在这房子里长大的，去美国时，沿着小巷离开，我没有回头看一眼。现在不同了。我已经四十四岁了，一切都不同了。
她穿上外套，站着看自己的弟弟。我已经厌烦了她的呻吟，想将她拖出这房子，就对阿非说：快点。我们走到门外，她只好跟着出来。每次受到伤害，她的脸就会变得越来越白，鼻子变得越来越尖。现在，她就是这副模样，不跟我说话，对待我的态度好像在说我不该给她寄养家费，不该让她过上体面的生活。我也不想跟她说话，很难同情一个想和仅仅是头朝下掉下来过的弟弟一起待在贫民窟里的人，即便那个人是你母亲。
在开往简斯伯罗的公共汽车上，她还是那个样子，到了新家门口，就开始在包里翻找。哦，天哪，她说，我一定忘带钥匙了。这表明她一直不想离开那老房子。在迪克斯要塞，邓菲下士曾经对我这么说过。他妻子也有忘带钥匙的习惯，你有了这个习惯，就意味着你不想回家，意味着你害怕自己的家门。现在，我不得不敲隔壁家的房门，看看他们是否愿意让我们绕到后面。如果后面有窗户开着，我可以爬进去。
我的心情糟透了，甚至没心情欣赏新房子。她就不一样了，一进到客厅，苍白的脸色、尖尖的鼻子就不见了。房子已经装修好了，至少她这么做了。现在，她说了每个利默里克的母亲都会说的话：嗯，我们不妨喝杯好茶。就像《朱诺和孔雀》里冲着朱诺大喊大叫的博伊尔船长那样：茶，茶，茶，如果有人要死了，你就给他灌杯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