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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早上，老板凯里先生让我做勤杂工。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我要在大堂里除尘、扫地、倒烟灰缸，而人们就是通过大堂来评判一家酒店的。他说我们拥有这个国家最好的大堂。它叫棕榈庭，举世闻名。有身份的人都知道棕榈庭和巴尔的摩大钟。看在上帝的分上，书里和短篇小说里都提到过它。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之类的人都到过这儿。重要人物都说：我们在巴尔的摩酒店的大钟下见面。要是他们进来而酒店却满是灰尘，垃圾遍地，那该多么糟糕啊。我的工作就是保持巴尔的摩酒店的声望。我要打扫卫生，不能和客人说话，甚至不能看他们。如果他跟我说话，我只能说：是，先生/女士，或者，不，先生/女士，然后继续工作。凯里先生说我应该是个隐形人，说到这儿，他笑了。想想看，嗯，你是个打扫大堂的隐形人。他说这是份重要工作，如果不是在那个加州神甫的请求下由民主党派来的，我绝不会得到。前一个干这活儿的小伙子就是因为在大钟下和女大学生攀谈而被解雇的，但他是个意大利人，你又能指望什么呢？他告诉我：要机灵、小心，要记得每天洗澡。这是美国。要头脑清醒，跟着自己人。不要和爱尔兰人误入歧途，少喝点酒。一年之内，我就可能升到行李搬运工或者餐厅勤杂工的职位，可以有小费，说不准还会升为服务生。到那时，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他说在美国什么事都是可能的，看看我，我就有四套西服。

大堂服务生的头儿被称作服务生总管。他对我说只要清理所有掉到地板上的东西就行了。不能碰桌上的任何东西，如果钱或珠宝之类的掉到地上，得交给他——服务生总管本人。他决定该怎么处理。如果烟灰缸满了，得等餐厅勤杂工或服务生来叫我才能倒。有时候，烟灰缸里有些需要看管的东西。一位女土或许会因为耳朵疼而摘了耳环，却忘了自己将它放到烟灰缸里了。有些耳环值好几千美金，而我刚下船不会知道这些事。保管所有的耳环并将它们归还耳朵疼的女士是服务生总管的工作。

有两个服务生在大堂工作。他们来回穿梭，撞到一起，用希腊语互相吆喝。他们叫我：你，爱尔兰人，过来，打扫干净，打扫干净，把这该死的烟灰缸倒了，把垃圾拿走，快点，快点，磨磨蹭蹭的，你喝醉了还是怎么着？他们在一群星期四和星期五涌进酒店的大学生面前冲我大喊大叫。我不介意希腊人冲我大喊大叫，如果不在优秀的女大学生面前的话。她们甩甩头发，微笑时露出只有在美国才能见到的洁白而完美的牙齿，每个人都有晒成棕褐色的电影明星般的大腿。男生们留着惹人注目的平头，有着洁白完美的牙齿和美式橄榄球运动员的肩膀，潇洒自如地和女生交往，交谈，欢笑。女生们摘掉眼镜，双眸发亮，冲着男生微笑。他们可能和我年纪相仿，而我却穿梭其间，因为自己的制服、手中的簸箕和笤帚而羞愧难当。我希望自己是个隐形人，但当服务生用希腊语、英语和介乎其间的某种语言冲我大喊大叫，或者餐厅勤杂工指责我没经允许就把有东西的烟灰缸倒了的时候，我就不可能是个隐形人了。

有时候，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说什么。一个留着平头的男大学生说：你现在能否不打扫这里？我正在和这位女士谈话呢。如果那个女生看看我，然后转过头去，我就会觉得自己脸发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时候，女大学生会笑着向我打招呼，“嘿”，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酒店里地位比我高的人告诉我，不该和客人说一句话，尽管我压根不知道该怎么说“嘿”，我们在利默里克从来不说这个词。如果我这么说了，就可能丢了这份新工作，流落街头，没有神甫会为我再找另一份工作了。我想说“嘿”，想成为那个可爱世界的一分子，哪怕一分钟也好，只是平头男生可能会认为我是在傻兮兮地盯着他的女友，会向服务生总管告发我。今晚回家，我可以坐在床上，练习微笑着说“嘿”。如果坚持练习，我一定会掌握。但是我不能微笑着这么说，如果我咧开大嘴，会把巴尔的摩酒店大钟下招人喜欢的女孩们吓得魂不附体。

有些时候，女孩们会脱掉外套。她们身穿毛衣和短上衣的样子是那么容易引人犯罪，我不得不把自己锁在厕所的隔间里手淫。我得注意不弄出声音来，以防波多黎各餐厅勤杂工或者希腊服务生发现。他们会跑到服务生总管那儿告发，说大堂的勤杂工正在厕所里手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