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声音……几十种声音……揭开了不同寻常的真相，深深重创了我。而这个真相，在我从小就熟悉的“我们是胜利者”的简短定论中却没有立锥之地。现在，仿佛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那些昂扬激情原来是一种最短命的物质，很快就消融于活跃而复杂的人类命运之中。命运却往往又是深深隐藏在文字语言的背后。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想听到什么？是曾经在莫斯科或斯大林格勒城下爆发的战役原委？是对军事行动的具体描述？是那些被人遗忘的大大小小高地的名称？我难道是需要有关阵地和战线移动的叙述、退败和反攻的纪事、游击队敌后袭击和破坏火车的数量，和所有那些已经被写过数千本书的东西吗？不，我要寻找的是另类，我要搜集被称为精神科学的东西，我在沿着心灵生活的足迹，去从事心灵的记录。对我来说，人的心路历程比他们经历的事件更为重要，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并不重要或者并不那么重要，更不是第一位的。令人激动和恐惧的是另一个问题：在战场上，人们的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所看到并理解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普遍怎样对待生与死？最后，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我是在写一部感情史和心灵故事……不是战争或国家的历史，也不是英雄人物的生平传记，而是小人物的故事，那些从平凡生活中被抛入史诗般深刻的宏大事件中的小人物的故事，他们被抛进了大历史。
对于1941年的女孩子们……我首先想问的就是：她们都是来自何方？为什么她们会有这么多？她们如何敢与男人肩并肩地拿起武器？她们为什么开枪射击、布雷爆破、驾机轰炸，为什么杀人？
早在十九世纪，普希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普希金在《现代人》杂志上刊出了投入抵抗拿破仑战争的处女骑兵娜杰日达·杜洛娃的日记片段，并在按语中写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年轻少女，上流贵族的大家闺秀，离开温暖的家庭，女扮男装出现在战场上，去承担连男人们都畏惧的艰难责任呢？（对手是谁？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大军！）有什么事情刺激了她？是隐秘的心灵创伤、炽烈的幻想、桀骜不驯的天性，还是爱情的召唤？……”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百年之后，问题依旧……
我想说……我要说话，统统说出来！总算有人愿意听听我们说话了，我们沉默了这么多年，即使在家中也不敢出声，都几十年了。从战场回来的第一年，我说啊说啊，可是没有人要听。于是我静默了……现在你来了真好。我一直在等着什么人，我知道有人会来，一定会来的。那时我还年轻，纯洁无瑕，真可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甚至记不得了……
在战争爆发前几天，我和闺密谈到战争，我们都坚信不会打仗的。我和她去电影院，正片前放的新闻纪录片就是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互相握手，画外音解说深入我脑海中：德国是苏联的忠实朋友。
可是不到一个月，德国军队已经打到莫斯科城下了……
我们家有八个孩子，前面四个都是女孩，我是老大。有一天爸爸下班回来，他流着泪说：“我以前还为我头几个孩子是姑娘而高兴呢，都是漂漂亮亮的未婚妻。可是如今，家家都有人上前线，唯独咱家没有……我老了，人家不要我，你们呢，都是丫头片子，儿子们呢，又太小……”我们全家人都很为此而难过。
后来上面举办了护士训练班，父亲赶紧把我和一个妹妹送去。那年我十五岁，妹妹十四岁。爸爸逢人就说：“我是为胜利尽最大贡献了……献出我亲爱的女儿……”当时根本没有其他的想法。
一年后，我就上了前线……
——纳塔利亚·伊万诺夫娜·谢尔盖耶娃
（列兵，卫兵员）
最初那几天……城市一片混乱，充满动荡不安和冷漠的恐惧。人人都在抓间谍，彼此之间都要敦促对方：“不要中了敌人的反间计。”甚至没有人敢想我们的军队已经崩溃了，几个星期之前已经被打散了。我们还被教导说，我们将到别国土地上去作战。宣传部门说：“我们的土地一寸也不会放弃……”事实是我军正在败退……
在战争之前早就风传希特勒准备侵略苏联了，可是这些言论被全面杜绝，有关部门严禁传播……您知道那是什么部门吗？它叫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是肃反特工……如果有人私下议论，不管在家里、在食堂，或者筒子楼里，就必须躲进自己房间锁上门，或躲在浴室里打开水龙头。但是，当斯大林说话时，当他向我们发出号召，说“兄弟们姐妹们”时，人们顿时都忘记了自己的不满……在我们家里，大舅正在蹲劳改营，他是铁路工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是在工作中被逮捕的……您知道是谁抓的他吗？是内务部……他是我们最喜爱的舅舅，我们也知道他完全是清清白白的，对此坚信不疑。他在国内战争中还立过功……但听了斯大林的讲话后，妈妈对我们说：“我们先保卫祖国，然后再申诉自己的冤情。”我们全家人都是爱祖国的。
我立即跑到征兵委员会，是带病去的，扁桃体发炎还没完全退烧呢。但我迫不及待了……
——叶莲娜·安东诺夫娜·库金娜
（列兵，司机）
我母亲没有儿子，她一共养了五个女儿。我对音乐有出色的感觉，曾经梦想进音乐学院学习。但是听到广播里宣布战争爆发后，我立即决定要把自己的天赋听力用到前线上去，我可以当通信兵。
我们和妈妈一起被疏散到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我们都自愿上了前线。全家都上前线了：一个妈妈和五个女儿。父亲那时早已在作战了……
——安东尼娜·玛克西莫夫娜·克尼亚杰瓦
（下士，通信兵）
我们大家都有个相同的愿望：上前线。害怕吗？当然有些怕……不过反正就那么回事……我们到了兵役委员会，可是那儿的人却对我们说：“再长长吧，姑娘……你们还嫩呢……”是啊，我们当时都只有十六七岁。不过我还是达到了目的，他们把我收下了。我本想和女友进狙击学校的，可是人家告诉我们：“你们只能当调配员，而且没工夫教你们打枪。”
我们要乘火车走了，妈妈一连好几天守候在车站上。看到我们要集合，她赶紧跑过来，把馅饼和十几个鸡蛋塞给我，然后就晕倒了……
——达吉扬娜·叶菲莫夫娜·谢苗诺娃
（中士，调度员）
形势在急速变化……我还记得最初那些日子……妈妈每天黄昏就靠在窗边祈祷，我以前还不知道妈妈是信上帝的。她一遍又一遍对着天空祷告。
我原来是个医生，就入伍了。我是出于责任感而参军的。女儿上前线去保卫祖国，老爸很高兴。那天，爸爸一大清早就跑到兵役委员会，领取了我的入伍通知书，又专门赶大早返回来，就是想让全村人都知道，他女儿要上前线了……
——叶夫罗西尼亚·格里戈利叶夫娜·勃柳思
（大尉，医生）
那是夏季，是最后一个和平的日子……晚上我们都去参加舞会，那年我们都是十六岁，出来进去都结伴而行，回家也是大家一起，送完一个再送另一个。我们还不确定谁和谁是一对儿，如果出门，总是六个男孩六个女孩一起走。
仅仅过了两个星期，这些曾经作为我们舞伴的小伙子，成了坦克学校的学员，后来又遍体鳞伤地缠着绷带被送了回来。这太可怕了，令人恐怖！当时，我就是听到别人的笑声，都感觉是不能原谅的。在如此残酷的战争正在进行时，怎么还能笑出来，怎么还可以高兴？
不久，我爸爸也加入了后备役部队。家中只留下幼小的弟弟们和我，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一个三岁。在我告诉妈妈我要上前线时，她顿时就哭了，我自己也哭了一整夜。但我还是从家里逃走了……我到部队才给妈妈写了信，她那时已经不可能把我拉回家了……
——莉利亚·米哈伊洛夫娜·布特科
（外科护士）
听到命令全体列队……我们马上按照个头高低排列站好，我是最矮的一个。连长走过来，扫视了一遍，朝着我走过来：
“这是哪儿来的拇指姑娘啊？你在这儿会做什么呢？要不，先回到妈妈身边去，再长长个头吧？”
可是我已经没有妈妈了……妈妈在轰炸中死掉了……
我毕生难忘的最强烈印象……是在战争的第一年。当时我们正在后撤……虽然我们是躲藏在灌木丛后面，但是我清清楚楚地都看到了，我们的战士是用步枪和德国的坦克对阵，是用木枪托和铁甲车拼！只要还没倒下，他们就流着泪水怒吼着厮打，直到中了德军机枪手的扫射。用步枪对付德军的坦克和轰炸机，这就是战争的第一年……
——波林娜·谢苗诺夫娜·诺兹德拉乔娃
（卫生指导员）
我事先就请求妈妈，甚至是央求妈妈，到时候千万不要哭出来。当时虽然是白天，可是天色黑沉沉的，四下里一片哭声。我们的母亲们都在为自己的女儿送行，她们简直不是在哭，而是在号啕大叫了。我妈妈倒确实没有哭，她那么呆呆地站着，就像块石头。难道她真舍得我走吗？不，她是在控制自己，她是怕我也突然大哭出来。我是她最小的女儿，家里人都宠着我。而此时我的头发给剪得像个男孩，只剩下一小绺刘海儿。妈妈和爸爸起初都不肯放我上前线，但我那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上前线，上前线，上前线！就是今天挂在博物馆里的那些宣传画，像《祖国母亲在召唤！》啦，《你为前线做了些什么？》啦，当时举目皆是，对我影响可大了。当时有什么歌曲？唱的都是“起来，强大的国家……挺起身，殊死搏斗”这些歌。
我们出发时，惊讶地看到车窗外的站台上已经摆放了尸体。战争已经在进行……不过青年就是青年，我们还一路高歌，甚至还很高兴，纷纷说笑打趣。
战争接近结束时，我们全家都参战了。爸爸、妈妈和姐姐当了铁路员工，随着战线向前推进，修复铁路，我们家人都获得了胜利奖章：父母、姐姐、我……
——叶夫盖尼亚·谢尔格叶芙娜·萨普洛诺娃
（近卫军中士，航空机械员）
战前我就在军中做电话接线员。战争爆发后那几个星期，我们的部队就驻扎在鲍里索夫，通信站站长召集我们大家排好队。我们不是现役军人，不是士兵，而是平民职工。
他对我们说：“残酷的战争已经开始，姑娘们，你们将会遭遇很多艰难、很多危险。趁现在还不算迟，如果谁想离开，可以回到自己家里去。愿意留在前线的，请向前跨出一步……”
这时，全体姑娘就像一个人似的，“唰”的一声同时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们一共二十个人，一致决心保卫祖国。战前我连打仗的连环画都不喜欢看，只喜欢读爱情小说。可是瞧瞧现在的我呢？！
我们没日没夜地干着。士兵们把饭盒送到电话总机旁，我们匆匆吃点东西，在总机旁打个盹儿，再戴上耳机继续工作。根本没有时间洗洗头发，我只好提出这样的请求：“姑娘们，把我的辫子剪去吧……”
——加琳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扎波尔斯卡娅
（电话接线员）
我们一趟又一趟地去兵役委员会……
我已经不记得多少次了，当我们又一次上门时，兵役委员总算没把我们赶出去：“好吧，你们至少得有一些特殊本事才行，比如做过护士啦、司机啦什么的……你们行吗？你们在战场上到底能做些什么？”我们听不懂他的话。能做什么？我们面前不存在这类问题啊。我们就是想打仗，这就够了，根本没有想过，上战场还需要哪些本事，需要具体的能力。他一下子可把我们问住了。
于是我和其他几个女孩就去学了护理课程。训练班要求我们至少学习六个月，而我们坚决表示：不！时间太长了，对我们不合适。还有一个学制只有三个月的短训班。说实话，三个月我们也认为太长。好在这个训练班就要结业了，我们便申请参加考核。只学习了一个月，晚上在医院实习，白天上课。就这样，我们总共只学了一个月多一点……
但是，并没把我们派到前线，而是派到了医院。那是在1941年8月底，学校、医院和俱乐部统统都住满了伤员。但是到了次年二月，我离开了医院，干脆说吧，我是逃出来的，开了小差。我不可能公开提出来。我身上没有证件，也没带任何物品，就这么钻上了卫生专列。我写了一张纸条留给医院：“我不来值班了，我上前线了。”就是这样……
——叶莲娜·巴夫洛夫娜·雅科夫列娃
（准尉，护士）
我那天本来是有个约会……我简直就像插上翅膀飞着过去的……我还以为他那天会向我表白，说“我爱你”呢，不料他满面愁容地来了：“薇拉，战争来了！我们要直接从课堂被派上前线去。”他是读军校的。这样子，我当然也必须让自己扮演圣女贞德的角色。只要能上前线，只要能拿起武器，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在一起是必须的！我跑到兵役委员会，但遭到严厉驳回：“我们现在需要的只是护士，而且至少要学习六个月。”六个月？我呆住了。对我来说，这可是感情问题啊……
人家告诉我，不管怎样都必须学习。好吧，我去学习，不过不是学护士……我想学开枪！像他那样去射击。反正我已经准备好就这样了。在我们学校常常有参加过内战和西班牙战争的英雄来演讲。女生都觉得自己可以同男生平起平坐，但他们瞧不起我们。反倒是在童年读书的时候，我们常听到的是：“姑娘们，去驾驶拖拉机吧！”“姑娘们，去当飞机驾驶员！”当然了，我这里面含有爱情成分，我甚至想象到我和他两人如何死在一起，当然是在同一场战斗中……
我是在戏剧学校学习的，一直梦想当一名演员。我的理想，是当拉里萨·赖斯纳那样的女人。穿着皮夹克的女政委，我喜欢她那种美丽……
——薇拉·丹尼洛夫采娃
（中士，狙击手）
所有比我年纪大的朋友，都被送上前线了……剩下我独自一人没被录取，我痛哭了一场。别人对我说：“丫头，你应该去学习啊。”
但是刚刚学习了没有多久，我们院长突然来了，宣布说：
“姑娘们，战争终究会结束，然后你们可以继续完成学业，但现在是需要保家卫国。”
我们上前线那天，工厂的领导们都来送行。那是夏天。我记得所有的车厢都装饰得五彩缤纷。人们纷纷给我们赠送礼品。我得到的是一盒很美味的家制曲奇饼和一件漂亮毛衣，我激动得在站台上跳起了乌克兰戈帕克舞！
列车昼夜兼程了许多天……有一次，我和姑娘们在一个车站用桶打水，放眼望去，差点喊出来：一列接一列的车厢里，全都是清一色的姑娘，有的唱着歌向我们招手，有的挥舞头巾，有的扬起船型军帽。我们突然明白：是男人不够了，他们都牺牲或者被俘了，所以现在由我们姑娘去接替他们。
妈妈给我写了一个祷告，我把它放在一个小盒里，也许真的会保佑吧？最后我真的平安返回家乡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会亲吻这个小盒子……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赫洛罗维奇
（护士）
我在战争时期是个飞行员……
早在我读七年级时，我们家乡就第一次有飞机来过。您想吧，那还是1936年，在那些年头，飞机是很稀奇的。那时有个口号说：“好姑娘和好小伙儿，我们都去开飞机！”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当然是要走在前列的，就立刻报名参加了飞行俱乐部。不过父亲却坚决反对。在此之前我们是冶金世家，几代人都是做高炉冶炼工作，爸爸认为冶金事业是适合女人的工作，而飞行员不是。飞行俱乐部的头儿知道了，就特批父亲和我一起坐上飞机，我带着父亲升到空中。打那天之后他不再吭声了，也喜欢上了飞机。我以优异成绩从航空俱乐部毕业，而且跳伞也很棒。我还在战争爆发之前嫁了人，生下一个女儿。
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起，我们飞行俱乐部就开始了重组：男人都当兵走了，我们女人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学员都由我们来教，从早忙到晚，工作很多。我丈夫是第一批上前线的，只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我俩双双站在飞机前，戴着飞行员头盔……这样一来，只有我和女儿相依为命，所有时间都住在营地里。怎样过日子？我每天凌晨四点钟要去飞行，早上出去就把女儿关在家里，给她留下熬好的粥。等到傍晚回家时，也不知道她是吃了还是没吃，反正她浑身上下都是粥。女儿甚至从来都不哭，只是瞪着眼睛看我。她长了一双大大的眼睛，像我的丈夫……
1941年年底，我收到阵亡通知书：丈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了，他是飞行中队长。我很爱我的女儿，但还是把她送给丈夫的家人抚养，自己就申请上了前线……
上前线的前一晚……我在女儿的小床边上跪了一整夜……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
（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
我那年刚满十八岁……自己高兴得就像过节一样。可是周围所有人都在大叫：“战争来了！战争来了！”我记得人们都在痛哭，走到街上见到的人，他们都在哭。甚至有些人在向神祷告，这是早就几乎见不到的情景了……人们公开地祈祷，公开地在胸前画十字。我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是说上帝根本不存在。可是，我们的坦克和我们好看的飞机都跑到哪儿去了？我们以前总是在游行中看到它们，总是为它们而骄傲啊！还有，我军的统帅们都去哪儿了？布琼尼呢？当然……惊慌失措只是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想另一件事了：如何去战胜敌人？
我当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助产学校就读二年级课程。我马上想到的是：既然战争来了，那么就应该上前线。我爸爸是个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曾经当过政治犯。从小他就对我们灌输“祖国就是一切”的思想，祖国是必须保卫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咱不上前线，谁上前线？义不容辞……
——塞拉菲玛·伊万诺夫娜·帕纳贤
（少尉，摩托化步兵营助理）
妈妈向着火车奔跑过来……她一向是个严肃的妈妈，从来没有亲吻和赞扬过我。如果我有事情做得好，她也只是温和地看我一眼而已。这一次，她跑过来抱住我的头亲了又亲，眼睛又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看了很长时间。我意识到，恐怕以后再也看不到我的妈妈了。一阵难过涌上来……我顿时想放弃一切，丢下行李就回家去。我觉得对不住所有的人……家里的奶奶，还有小弟弟们……就在这时，军乐奏起了，口令下达了：“各就各位！……按照车厢顺序，上车！”
我从车上，向妈妈久久地挥手，挥手……
——塔玛拉·乌里杨诺夫娜·拉德尼娜
（列兵，步兵）
我入伍后被分到通信团……要是从来不去干通信工作，也许我永远也说服不了自己，因为我不明白这工作也是战斗。有一回，师长来看望我们，我们整装列队。在我们中间有个姑娘叫玛申卡·松古洛娃。这位可爱的玛申卡一步跨出队列说：“将军同志，请允许报告！”
将军回答：“好，说吧，战士松古洛娃，请说吧！”
“列兵松古洛娃请求解除她的通信勤务工作，派到开枪射击的岗位上去。”
您知道吗？我们当时全是那样的情绪。我们全都认为我们所干的这项工作——通信联络，实在是太渺小了，简直是在贬低我们。我们只想到最前沿去。
将军脸上的笑容倏地收敛了：
“我的小丫丫们呐！（您要是能瞧见我们当时那副模样就好了，个个都吃不好、睡不安。而师长显然已不是作为师长，简直就是作为父亲来跟我们说话呢。）你们也许还不明白自己在前方的作用吧。你们，就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军队要是没有通信联络，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血液不流动……”
玛申卡·松古洛娃又是头一个按捺不住自己：“将军同志！列兵松古洛娃就像一把刺刀，时刻准备执行您下达的每一项战斗任务！”
后来我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刺刀”，一直称呼到战争结束。
1943年6月，在库尔斯克战线，上级授予了我们一面团旗。当时，我们这个团，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二九独立通信团，已经有百分之八十是女性。我很想好好同您讲讲，让您明白，当时在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了怎样的想法。我们当时是那样一种人，今后不会再有了，完全绝种了！我们是如此天真、如此真诚，有绝对的信念！我们团长接过旗帜，下达指令：“全团官兵，单膝下跪向团旗致敬！”此时此刻，我们所有的女兵，是多么幸福啊！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现在和其他兄弟团，不管是坦克团还是步兵团，都平起平坐了！我们站在那儿哭啊，个个泪如泉涌。现在您是不会相信的，当时由于一种震撼，我全身绷得紧紧的。我身体是有病的，患有夜盲症，是因为营养不良和神经过度疲劳引起的。可是授过团旗后，我的夜盲症居然好了。知道吗？第二天我就没病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这是通过心灵震撼而治愈的……
——玛丽亚·谢苗诺夫娜·卡利贝尔巴
（上士，通信兵）
那是1941年的6月9日，我刚刚成年……满十八周岁就是成年人了。两个星期后，确切地说是十二天之后，开始了这场可恶的战争。我们被送去建设加格拉至苏呼米的铁路，征召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我还记得我们吃的是什么样的面包。几乎没有面粉，全都是汤汤水水而已。就是这种面包在桌子上，旁边放着小水盆，我们只能用舌头舔舔罢了。
到了1942年……我自愿报名到第三二〇一疏散医院工作，这是一所非常庞大的前线医院，隶属于外高加索与北高加索前线和滨海独立军区。战斗十分惨烈，伤员越来越多。我被派去做食品分发，这是要昼夜值班的，上午要分发早餐，晚上要供应晚餐。几个月后我的左腿受了伤，就用右腿跳着走路，继续工作。后来又提拔我当了管理护士，也是全天候工作。我的全部生活就是在工作中。
1943年5月13日……正好是克拉斯诺达尔大轰炸那天。我跑下楼去，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把伤员从火车站送出去。两颗炸弹正好炸中一个弹药库，弹药箱就在我眼前飞到六层大楼那么高并发生爆炸，爆炸的巨浪把我甩出去撞到墙上，我失去了知觉……我醒来时，已经是傍晚。我抬起头，试着掐掐手指，还能动弹，左眼感觉湿乎乎的，走到办公室，那里到处是血。我在走廊里看到我们的护士长，她一时都没认出我来，问道：“您是谁？从哪儿来的？”等走近一看是我，惊叫了起来：“柯赛尼亚，这么久，你去哪里了？伤员们都饿坏了，可你人影都不见了。”别人草草地给我包扎了头部和左臂的伤口，我马上就去打晚饭。我当时是双眼发黑，汗如雨下。刚开始分发晚餐，我就晕倒了。恍惚意识到别人把我抬了起来，还听到：“快点快点！”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有人在说：“快点快点！”
没过几天，我又要为重伤员输血了。很多人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战争期间我变化太大了，以至于当我回到家时，妈妈都没认出我。别人指给我看她住的地方，我走到门前敲门。里面回应：“来啦来啦……”
我走进门先问了好，又说：“请允许我在这儿过一夜吧。”
妈妈把炉子通了通，我看到两个弟弟蜷缩在地板上的一堆稻草中，赤身裸体，什么都没有穿。妈妈还没认出是我，又说：“您看看吧，女公民，瞧我们是怎么活的？趁着天还没全黑，您还是继续上路吧。”
我又走上前一步，她还在说：“女公民，趁天还没黑下来，您继续赶您的路吧。”
我扑到她身上，紧紧抱住她大喊了一声：“妈妈，我的好妈妈！”
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一起扑向我，尖叫着抱住我……
现在我住在克里米亚……这座城市的人们都生活在花丛中，但我每天看着窗外的大海，依然在痛苦中煎熬，我到现在仍然不像一个女人。我经常哭，每一天都在呻吟。整天生活在回忆中……
——柯赛尼亚·谢尔盖耶夫娜·奥萨德切娃
（列兵，管理护士）
我上前线的那天，天气好极了。空气清新，细雨霏霏，多美丽的一天！我是早晨启程上路的，站在家门口我就想：也许我再也回不来了吧？再也看不到我们家的花园和家门口的街道了……妈妈一边哭着一边紧抓着我不放手。等我走远了，她又追上来，死死地抱住我不肯松开……
——奥尔佳·米特罗芳诺夫娜·鲁申茨卡娅
（护士）
说到死亡……我那时才不怕死呢。大概是年轻，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吧……死神就在周围打转，可以说形影相随，但是我从来没去想过它，大家也从来不谈论死。死神总是在我们旁边绕来绕去，紧紧贴身，但又总是擦肩而过。有一天夜里，我们全连出动，到我们团的作战区域进行火力侦察。黎明时分，全连人员撤出时，在中立区传来一阵呻吟声，原来我们有个伤员落在那里了。战士们都不放我回去：“不要去，你会被打死的。你瞧，天已经亮了。”
我不听他们劝阻，坚持爬了回去。找到了那个伤员，我用皮带把他拴在我的胳膊上，花了八个小时硬是把他往回拖，活着拖了回来。连长知道后大怒，宣布以擅自离队的罪名将我拘捕了五天。可是副团长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她应该得到奖励。”
在十九岁那年，我得到了一枚勇敢奖章；在十九岁那年，我的头发就开始变白；也是在十九岁那年，我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被子弹打穿了两肺，第二颗子弹从两根脊椎骨之间射过去。我的双腿一动都不能动……当时大家以为我被打死了……
那年我只有十九岁……可现在我已经有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孙女。瞧，这是她的照片，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我还会有孩子！
当我从前线回到家时，妹妹给我看阵亡通知书……我已经被宣布阵亡……
——纳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阿尼西莫娃
（机枪连卫生员）
我不记得妈妈的样子……记忆中只有模糊的影子和轮廓……忽而是她的脸，忽而是她的身形，探过身来俯视着我，很近很近。其实那也是我后来的感觉。母亲去世时我才三岁。父亲是个职业军人，在远东工作。他教过我骑马，这是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爸爸不希望我长成一个俗不可耐的娇小姐。我记得从五岁起，我就在列宁格勒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在俄日战争中当过护士，心地善良。我爱她，就像爱自己的亲生母亲……
我小孩子时是什么样子？那时我就敢和人打赌从学校二楼往下跳。我喜欢足球，总是在男生比赛中当守门员。苏芬战争开始后，我不顾一切地奔向芬兰前线。1941年，我刚刚读完七年级，准备进入中等技校学习，就听到姑姑哭着说：“战争爆发了。”我听了还挺高兴，因为那就可以上前线，可以去打仗了。我哪里知道流血是怎么回事？
人民预备役第一近卫师成立了，我们几个女孩被录取到野战医院。
我给姑姑打电话说：“我要上前线了。”
姑姑在电话那头回答我：“马上回家！午饭都要凉了。”
我挂上了电话听筒。后来我觉得很对不起姑姑，为我的没有理性而愧疚。后来德寇开始围城，就是恐怖的列宁格勒大围困，全城的人死了一半，而她竟然孤独地活了下来。我的老姑妈。
我还记得那次我得到一次短期休假。在回家看望姑姑之前，我走进一家商店。战争之前我就非常喜欢吃糖果。我说：“给我来一盒糖果。”
售货员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我还不明白什么是配给卡，什么是大围困。所有正在排队的人都转过身看我，我那时还背着一杆比我的个头还要高的步枪，上级给我们发枪时，我就一边看着枪一边心想：“什么时候我能长到步枪这么高呢？”这时候，所有排队的人突然都向售货员请求说：“给她一些糖果吧，就从我们的配给券中扣除好了。”
于是售货员就给了我。
大街上发起了支援前线的募集活动。直接就在广场的一排桌子上摆上大托盘，人们走过来主动捐献，有人扔进去金戒指，有人放下金耳环，也有人拿来了手表、金钱……没有人登记，没有人签名。女人们从手上摘下婚礼的戒指……
这些景象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
就在当时下达了那个著名的《斯大林227号命令》：“决不后退一步！”只要后退就枪决！就地枪决，或者由法庭审判，送往专门设立的刑事罪犯营。进了那里的人被称为敢死队，从包围圈冲出来的和从囚禁中逃出来的，都被送到这些甄别集中营。打仗时，在他们身后是督战队……自己人对自己人开枪……
这些景象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一块普通的林中旷地……刚刚下过雨，湿地泥泞。一个年轻士兵跪在那里，他戴着的眼镜少了一条腿，他就用手扶着眼镜。这是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列宁格勒男孩，浑身被雨水淋透。他的步枪已经被缴下。我们全体人员都集合排起队。地上到处都是水洼……我们只听到他在求饶……在诅咒发誓，在恳求不要枪毙他，他家里只剩下妈妈了。他哭泣不止。可还是执行了，一枪就打在额头上，用手枪打的。这是杀一儆百，任何动摇分子都会是同样下场。哪怕一分钟的惊惶都不许有！不许有“私字一闪念”……
“这个命令立即让我成年了。但我们甚至久久不敢回想那件事……是的，我们是打赢了，但胜利的代价又是什么！多么可怕的代价啊？！”
伤员太多了，我们总是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有一次连续三昼夜没一个人合过眼。我被派去跟车送伤员到医院，送完伤员空车返回的路上我就睡着了。回来的路上我们一个个都像蔫黄瓜一样，腿一软全都倒下了。
后来我见到政委，就说：“政委同志，我很惭愧。”
“怎么回事？”
“我睡着了。”
“在哪里？”
我就告诉他，我们是如何运送伤员，在回来的空车上睡着了。
“这有什么呢？你们是好样的！只要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其他人都可以在路上睡会儿嘛。”
可我还是很惭愧。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良心经历整个战争的。
野战医院对我很好，但我就是想当侦察兵。我放风说，如果他们不放我走，我就会自己跑到前线去。为此，他们还想把我开除出共青团，因为我不服从战时条令。但无论如何，反正我是逃走了……
我是这样得到第一枚勇敢奖章的……
有一次战斗打响后，敌人的火力相当猛烈，把我们的士兵压得只能趴在地上。指挥员高声下命令：“冲啊！为祖国前进！”战士们刚起身又被火力压倒。再次下令，再次卧倒。这时候我站了起来，甩下了军帽，让大家看到：女孩子挺身而出了……这下子，男兵们也都跳了起来，和我一起冲向战火……
为此，上级给我颁发了一枚奖章，而就在我得奖的同一天，我们又出去执行任务了。就在这天，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出现了……就是我们女人的那事儿……我发现自己身上有血，惊叫着大哭出来：“我受伤了……”
和我们一起去侦察的是一个医务人员，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走到我身边问道：“哪里受伤了？”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但是流血了……”
他就像父亲一样，原原本本地给我讲了这是怎么回事……
战争后都过了十五六年，每个夜晚我都还在梦中去侦察敌情。要么梦见我的冲锋枪打不响了，要么梦见我们被包围了。醒过来后牙齿还咯咯作响，一时总忘记了自己是在哪里，在战场上还是在家里？
战争结束了，我有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我终于不用再匍匐爬行了，可以坐在无轨电车上，爱去哪儿去哪儿；第二个愿望是买来全麦面包吃；第三个愿望是在一张白色的干净床单上打着滚儿睡觉，要白色的床单……
——阿尔宾娜·亚力山德洛夫娜·汉吉穆洛娃
（上士，侦察员）
我那时候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儿子，我又怀孕了。但就在这时爆发了战争，我老公上了前线。我就去了我自己的父母家，做掉了……嗯，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做了流产……虽然那时流产是禁止的……但周围都是哭声和眼泪，叫我怎么生孩子……可恶的战争！在死亡中间怎样生育？
我结束密码专业培训后就被派往前线。我要为我失去的小宝贝去报仇，那是我的女儿……本来应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女儿……
我请求上前线，但是上级把我留在了司令部……
——柳鲍芙·阿尔卡迪耶夫娜·恰尔娜雅
（少尉，密码破译员）
我们离开了城市……大家全都出来了……那是1941年6月28日中午，我们斯摩棱斯克教育学院的学生聚集在印刷厂的院子中。会开了不长时间，我们就出城沿着老斯摩棱斯克大道赶往红光镇。我们一边观察警戒，一边分成小组前行。傍晚时分，暑热消退，双腿变得轻松起来，我们走得更快了，不能回头也不敢回头看……只有在停下来休息时，我们才转头向东方望去。整个地平线都被淹没在紫色光芒中，大约是四十公里开外，却好像映红了整个天空。很明显，那不是十几幢也不是一百幢房子在燃烧，是整个斯摩棱斯克都在燃烧……
我有一件很拉风的褶边新裙子。我的闺密薇拉一直很喜欢它，她还试穿过好几次。我已经答应了，要在她结婚那天送给她。她正在准备结婚，未婚夫是一个好小伙儿。
可是突然间打仗了，我们都出城去挖反坦克壕沟，宿舍里的东西都要给管理员。可是那裙子怎么办？“裙子你拿去吧，薇拉。”出城前我对她说。
可她没有接受，说是都讲好了要在婚礼上才送她的。好看的裙子就在大火中被烧毁了。
现在我们是一步三回头，就好像我们的后背在受着烧烤。但我们一整夜都脚步不停，天一亮就开始工作了，挖反坦克壕沟，宽度三米半，深度七米，里面要像陡峭的墙壁一样。我挖得铁铲都像烤红了似的，沙土好像都红了。可是我的眼前还是浮现着鲜花和丁香丛中的家屋……白色的丁香……
我们住的帐篷搭在两条河流之间的水草甸中。闷热又潮湿，蚊子黑压压的，临睡前必须从帐篷里把蚊子熏出去，一到黎明就漏水，真是一夜都睡不了一刻安宁觉。
我病了，被送到医院。我们并排睡在地上，很多人生病发高烧打摆子。我躺着那儿正哭呢，病房门开了，医生出现在门口（她不可能迈进门来，因为床垫铺满了）说：“在伊万诺娃的血液中发现了疟原虫。”她说的就是我。但她不知道，对我来说，自从在读六年级时从书本上知道了疟疾之后，最害怕的东西莫过于疟原虫。但此刻，广播里不停地播放着：“起来，强大的国家……”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想：“我得赶紧治好病，立即去前线。”
我被转移到距离罗斯拉夫尔不远的克兹洛夫卡，他们从车上把我抬下来放在板凳上。我坐在那儿，身不由己地要倒下去，恍恍惚惚听到有人说：
“就是这个姑娘吗？”
“是的。”医生助理说。
“先把她送到食堂去，喂她吃些东西。”
这下我是真的睡在床上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我不是睡在篝火边的草上，不是睡在大树下的帐篷中，而是睡在暖融融的医院里，睡在有床单的病床上了。我一觉睡了七天都没有醒来。后来别人告诉我：护士们曾经唤醒我，喂我吃饭，可我全都不记得了。七天后我才真的醒了过来，医生来查看了一番，说：“身体强壮了，已经恢复过来。”
而我再一次沉入了睡梦中。
回到前线后，我和部队一起很快就陷入了敌人的围困中。正常定量是每天两块面包干。埋葬死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就用沙土草草掩埋，用船型军帽盖上他们的脸……连长对我说：“如果我们这次能够活着突围出去，我一定要把你送回后方。我从前以为，女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坚持不了两天的，我就是这样想我妻子的……”听了这话，我委屈得都哭出来了，在这样的时刻待在后方，对我来说比死还要糟糕。不过，虽然我的精神和心灵都顶得住，可是身子却不争气，体力上负担太重……我记得当时如何用身子背炮弹，在泥淖中运武器。尤其是在乌克兰，春雨过后的土地非常泥泞和沉重，就像松软的面团一样。甚至为了在这里挖个墓穴合葬战友，我们也要三天三夜不能睡觉……简直太艰难了。我们都不再哭了，因为连哭也要费力气。就是想睡觉，想睡它几天几夜。
每次上哨，我都要来回不停地走路或者是大声地读诗。还有别的女孩就唱歌，为的是不要倒下去，不要睡过去……
——瓦莲京娜·巴甫洛夫娜·马克西姆丘克
（高射炮手）
我们从明斯克往外运送伤员……我以前走路总是要穿高跟鞋，因为我很介意自己的个子矮。有一次一个鞋跟断了，马上就有人大声喊道：“空降兵落地啦！”吓得我赶紧把鞋子拿在手里，赤着脚跑掉了。那是双很漂亮的鞋子，让我心疼不已。
当我们被敌人团团围住，又看不到突围的希望时，我和护士达莎就站起身来走出了战壕，挺胸抬头不躲不藏了：就算脑袋被子弹打爆，也比被敌人抓住当俘虏受羞辱好。我的所有伤员，凡是能站起来的，也都站了起来……
当我看到第一个法西斯士兵时，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我失语了。他们都很年轻开朗，满面笑容。不管他们在哪里驻扎下来，只要看到水管或者水井，就洗开了。他们的袖子总是卷起来，不停地洗啊洗的……到处都在流血，到处都是哀号，而他们还走到哪儿洗到哪儿……我心头的仇恨直往上蹿……我回到家时，一连换了两件衬衫，即便如此，内心还是充满反感，因为德国兵来过这里。我一连几夜都无法入睡，难以自制。而我们的邻居——克拉娃大婶，看到德国人走在我们的土地上，一下子就气晕了，就在她自己的家里……因为她实在忍受不了德国人，很快就死去了……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什洛巴
（译电员）
德国兵进了我们村……他们驾着大黑摩托车……我睁大眼睛仔细望去：他们都是些快乐的年轻人，总是笑容满面，还哈哈大笑！看到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嘻嘻哈哈，我的心跳都停止了。
我做梦都在想如何报仇，也想象着如何壮烈牺牲，以后会有人写一本关于我的书。我的名字将永远被人牢记，这就是我的梦想……
1943年，我生下女儿……这时我已经和丈夫进森林参加了游击队。我是在沼泽地的草丛里生产的。我要用自己的体温烘干尿布，焐在怀里，温暖了再给孩子垫上。周围的一切都烧毁了，连人带村子都烧成灰烬。德寇把我们的人赶进学校或者教堂……浇上煤油……听到我们的对话后，我那五岁的侄女就问：“玛丽亚阿姨，如果我被烧死了，会留下什么呢？只是靴子吗？”这就是我们的孩子问我们的话……
我自己去搜集残骸……为我的女友寻找她的家人……我们在灰烬中搜索遗骨，就算看到有一点衣服碎片，虽然斑驳不清，我们也能认出这是谁的。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家人。我捡起一片碎布，女友马上叫起来：“这是我妈妈的毛衣……”说着就晕倒了。还有人用床单、枕套收集骨头，有什么用什么。我和女友带了一个拎包去，捡到的还没有半个包。我们把所有的遗骨葬在一个小公墓里，什么都是黑色的，只有骨头是白色的，还有骨灰……我已经熟悉了骨灰是什么样……骨灰是那种磷白色……
从那儿以后，不管上级派我去什么地方，我都不害怕了。我的孩子还很小，只有三个月，我就抱着他去执行任务。政委派我出去时，他自己都忍不住流泪……我从城市带回来药品、绷带，还有血清……就藏在孩子的小手小腿之间，用婴儿襁褓紧紧包住，就这么带出来。森林里的伤员危在旦夕，我必须这样做，必须！到处都是德国人和警察，没有其他人可以混过去，没有人可以携带物品，只有我能过关，因为我带着宝宝，他在我的襁褓中……
我现在要承认，那真是太可怕了……真的很难过！为了让宝宝热得哭出来，就用盐揉搓他。他全身都被搓红了，就像生皮疹一样，这样他就会哇哇大哭。哨卡叫住我时，我就说：“孩子正在出斑疹，也可能是伤寒……”他们一听就赶紧放行，催我快走快走。我用盐搓过孩子，还用大蒜头辣过他。我可怜的孩子还那么小，我当时还在给他喂奶呢。
每次通过关卡后，一回到森林我就哭起来，号啕大哭啊！真对不起我心爱的孩子。可是过了一两天我又要去执行任务了……
——玛丽亚·季莫菲耶夫娜·萨维茨卡雅-拉丘凯维奇
（游击队联络员）
我学会了仇恨……第一次知道了这种感觉……他们凭什么能随意走在我们的土地上！他们算是什么东西？我一看到这些场面就怒火中烧。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
战俘列车开走了，丢下几百具尸体在路上……几百具啊……那些没有力量站起来的人就被他们立即枪毙。活着的人像牲口一样被驱赶，死者没人理睬，来不及埋葬，实在太多了。他们躺在地上很久很久……生者与死者相伴着过活……
我遇到我的继妹，她住的村庄全被烧毁了。
她有三个儿子，一个都没活下来。房子被烧毁，孩子被烧死。她坐在地上逢人就哭诉，哭诉自己的不幸。等她终于站起身来，又不知道该去哪儿，该去找谁？
我们全家都进了森林：爸爸、哥哥们和我。没有任何人鼓动我们，更没有人强迫，我们是自己要参加游击队的。只有妈妈和一头牛留在村里……
——埃琳娜·费多洛夫娜·克瓦列夫斯卡雅
（游击队员）
我根本就没有多想……我有自己的专业，那是前线需要的。我丝毫也没有犹豫和动摇。其实我没怎么见到谁在这个时候还想安坐家中等待什么。我只记得一位年轻女子，她是我们家邻居……她对我坦诚地说：“我很热爱生活，我喜欢打扮，我不想死掉。”我见过的其他人都不是这样子，也许他们是不想说出来，是掩饰自己。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
我记得我临行前把自己房间的花搬出来，请邻居照看：“请帮我浇浇花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可是等到我回来时，已经是四年以后了……
留在家里的小女孩们都羡慕我们上前线，可成年女人们都哭了。和我一起走的姑娘当中只有一个站着没有哭，其他全都哭了。可是后来她也禁不住泪水如潮，一次次用手帕擦眼睛。她说大家都在哭，不哭不合适。难道我们真的明白了什么是战争？我们那时太年轻了……现在我还经常半夜吓醒，梦见我还在战斗……梦见飞机在空中，是我的飞机，飞得很高……突然又下来……我知道是我被打下来了，只有人生的最后几分钟了……可怕极了，直到醒过来，直到这个噩梦散去。老年人都怕死，年轻人就知道笑。年轻人不相信死！我当时也不相信我有一天会死去……
——安娜·谢苗诺夫娜·杜波罗维纳-库诺娃
（近卫军上尉，飞行员）
从医学院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家里有个生病的父亲。战争就在这时候爆发了。我记得战争是在早上……而我得知这个可怕消息是在上午……树上的露水还没干呢，人们就在说战争来了！直到上了前线之后，我都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我好像突然发现草丛和树木上的露珠那么晶莹剔透，那么清澈明亮。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发生的事情有着那么鲜明的反差。那一天阳光明媚，鲜花盛开，遍地都是我最喜爱的矢车菊，在草地上星星点点，时隐时现……
我记得我们都藏身在小麦田中，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德国鬼子的自动冲锋枪嗒嗒嗒地扫射，然后就是一片沉寂。只听到麦浪摇动的哗哗声。又是一阵德国冲锋枪的嗒嗒嗒……我就想：以后还能听到麦浪的声音吗？那是多么惬意的声音……
——玛丽亚·阿法纳西耶夫娜·加拉楚克
（助理军医）
我和妈妈一起被疏散到后方，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里三个月就学会了机床车工，我们每天十二个小时站在机器旁，忍饥挨饿。我每天只有一个念头：要去上前线。前线总会有些食物吧，总会有面包干和加了糖的茶吧？应该还有黄油吧？我不记得这是听谁说的了，也许是在火车站上听那些伤员说的吧。能从饥饿中活下来的，很显然，都是共青团员。我和女友一起去兵役委员会，没有承认我们已经在工厂工作，否则是不会要我们的。就这样我们当上了兵。
我们被派到梁赞步兵学校，那里是专门培训机枪班长的。重机枪很沉，都得自己拖着走，我们就像马匹一样。夜间要站岗，留意捕捉每一种声音，就像猞猁一样，每个沙沙的响动都要密切小心……在战争时期，就像俗话所说，我们一半是人一半是兽。真是如此……没有独到的本事就活不下来。如果你只是个人类，那就无法安然无恙，脑袋随时搬家！在战争中为了自保，必须要学会某些本事……必须要找回人类还没有完成进化时的那些本事……我不是很有学问，只是个普通的会计，但我知道这一点。
我打到了华沙……大家都像是散兵游勇了。用我们的话说，步兵是战争中的无产阶级。我们简直就是爬行前进……不要再多问我了……我真不喜欢战争书籍，不喜欢看英雄书籍……实际上我们都疾病缠身，咳嗽不断，睡眠不够，肮脏不堪，衣衫褴褛。饿肚子更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胜利了！
——柳鲍芙·伊万诺夫娜·柳布契克
（排长，冲锋枪手）
我知道爸爸阵亡了……哥哥也牺牲了。死或不死，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最可怜的是我的妈妈，她本来是个大美人，一瞬间却变成一个老太婆，被命运折磨得不成人形，因为没有父亲她就活不下去。
“你为什么还要去打仗？”她问我。
“我要为爸爸报仇。”
“如果爸爸看到你背上了枪，他也不会好受的。”
从小就是爸爸给我编辫子，扎蝴蝶结。他自己就比妈妈还喜欢穿漂亮衣服。
我曾经在部队里做电话接线员。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指挥官在电话中大嚷大叫：“援兵，我要援兵！我要求补充兵力！”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乌里扬娜·奧西波夫娜·赫姆泽
（中士，话务员）
我可不是女英雄……我过去是一个美人坯子，从小就受到溺爱……
战争爆发了……我不愿意去死，又那么害怕打枪，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射击。唉，有啥法子呢！我还很怕黑，害怕进入茂密的森林。当然我也害怕野兽啦……嗯……反正我无法想象自己怎么可能和老狼或者野猪相遇。小时候连狗我都害怕呢，因为我很小的时候被一只大牧羊犬咬过，从此我就怕狗了。唉，有啥法子呢！我就是这样子啦……可是在游击队里我学会了一切：我学会了用步枪、手枪和机枪射击。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表演给你看，记得可牢了。我甚至还学会了除了刀铲之外没有任何武器时怎样和人搏斗。我也不再害怕黑暗与野兽了……不过见到蛇还是要绕着走，我一直不能习惯蛇。一到深夜，在树林中常常有野狼嗥叫。我们坐在自己的掩蔽洞里，一无所有。只有外面的恶狼和身体的饥饿。我们栖身的掩蔽洞非常小，也就是个猫耳洞。森林就是我们的家，游击队的家。唉，有啥法子呢！战争结束后我就一直害怕森林了……我现在从不进入森林……
整个战争中我都在想，要是能够坐在家里依偎在妈妈身边该多好。我有个漂亮的妈妈，非常美丽的妈妈。唉，有啥法子呢！我自己又不可能决定……身不由己……我们被告知……德国占领了城市，我知道自己是犹太人。战前我们所有民族都和睦相处：俄罗斯人、鞑靼人、德国人、犹太人……不分你我。唉，有啥法子呢！我以前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犹太佬”这个词，因为我只是和父亲母亲还有书籍住在一起。战争开始后，我们变得跟麻风病人似的，到处都被人驱赶，人人都对我们避之不及。甚至我们过去的一些朋友也不再打招呼，他们的孩子也不敢同我们打招呼。有些邻居还对我们说：“交出你们所有的东西吧，反正你们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在战争之前我们与他们还都是好朋友啊，每天叫着沃洛佳叔叔啦、安娜阿姨啦……忽然间全都变了！
妈妈被他们射杀了……就是在我们不得不搬到犹太人隔离区去的前几天。城市无处不在地张贴着禁令：犹太人不允许在人行道上走，不允许去理发店，不允许在商店里买东西……还不许笑、不许唱歌……唉，有啥法子呢！妈妈还没有习惯这些禁令，她还总是四处逛街。大概她不相信这些是真的……也许她是去了商店？人们非常粗鲁地对待她，她还报以微笑。妈妈是个绝色美女……在战争之前她是爱乐乐团的歌唱家，人人都喜爱她。唉，有啥法子呢！我觉得，如果她不是那么漂亮的话，或者她一直跟我或爸爸在一起的话……我想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有个陌生人在深夜把我们带去看她，她已经死了，身上的大衣和靴子已经不见了。这真是一场噩梦，那个可怕的夜晚！太恐怖了！妈妈的外套和靴子都被人抢走了，还抢走了她的金戒指，那是爸爸给她的结婚礼物……
在隔离区里我们是没有自己的住房的，只能挤在别人房子的阁楼上。爸爸有一把小提琴，那是我们家战前最贵重的物品，爸爸想卖掉它。我当时扁桃体发炎很厉害，躺在床上发高烧无法说话。爸爸想要买一些东西给我吃，他怕我会死掉。没有妈妈我真的要死了……听不到妈妈说话，没有妈妈的怀抱。我是个从小受到宠爱娇生惯养的女孩……就这样，我在床上躺了三天等爸爸回来，后来有认识的人传话来说，爸爸也被打死了……他们说，就是因为那把小提琴……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么贵重，只记得爸爸离开的时候说：“太好了，也许能换来一罐蜂蜜和一块黄油呢。”唉，有啥法子呢！我没有了母亲……又失去了父亲……
我出去寻找爸爸……就算他死了，我还是想找到他，我要和他在一起。我那时是金色头发，不是黑色，头发和眉毛都是金黄色，在城里谁都不敢接触我。我去到市场……见到了爸爸的一个朋友，他已经搬到农村住了，和他父母一起。他和我爸爸一样也是个音乐家，我叫他沃洛佳叔叔。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把我藏在一辆盖着帆布的货车上。车上又是猪在拱又是鸡在叫，开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唉，有啥法子呢！一直开到晚上。我睡过去，又醒过来……
就这样，我投奔了游击队……
——安娜·约瑟佛夫娜·斯特鲁米林娜
（游击队员）
那次阅兵……我们游击队员和红军部队一起列队受阅，但是阅兵之后我们被通知要上缴武器，回去重建城市。我们很纳闷儿：怎么回事啊？战争还在进行，仅有一个白俄罗斯刚刚得到解放，我们怎么能交出枪支？！我们每个人都想把仗打下去。于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们那儿所有的姑娘都来了……我向他们表示：我是护士，请把我派上前线。兵役委员会的同志许诺说：“好吧，我们一定考虑您的要求，等需要您的时候，我们马上通知您。您先去工作吧。”
我等啊等……可他们根本没来找我。于是我又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一连跑了好多次。最后，他们对我说了实话，护士已经太多了，不再要护士了，不过明斯克市正需要人清理废墟……
您要问，我们那儿的姑娘们都是些怎样的人？我们游击队有个叫切尔诺娃的，已经怀孕了，还把地雷夹在腰里，紧靠着胎儿噗噗跳的心脏。通过这件事您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我还有一位女友，她带着女儿走遍全城，在小姑娘的裙子里，好几层传单裹在身上。女儿举起小手，央求妈妈说：“妈妈，我太热了……妈妈，我难受……”这时大街上布满了德寇和伪警。德国人还可能瞒过去，要想蒙骗伪警就太难了。他们也是俄国人，他们了解你的生活，能看透你的内心，猜到你的心思。
就连孩子们也参加了游击队……是我们把他们带到队伍上的，但他们毕竟是孩子。如何保护他们的安全呢？我们就决定把孩子们撤出前线，可是他们还是从儿童收容所跑回前线来。他们在路上、在火车上被截住，但还是一次次逃出来，再次跑上前线。
恐怕要过上几百年才会弄清楚这段历史：这是怎样的战争？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样造出来的？您可以设想，一个孕妇怀揣着地雷……而她还在等着自己的孩子降生……她热爱生活，她想活下去……她当然心里也害怕。可她还是那样做……她那样做不是为了斯大林，而是为了自己的后代，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她不愿意跪着生存，不想向敌人屈服……也许我们当时都太盲目了，我甚至也不否认当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明白，但我们的盲目和纯洁是共存的。我们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由两个生命组成的。您应当明白这些……
——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
（游击队护士）
夏天开始了……我正好从医学院毕业，获得了文凭。就在这个时候战争爆发了！我立刻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得到的命令是：“给您两个钟头时间，收拾一下，我们就送您上前线。”我急忙回去整理行装，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只小手提箱里。
您打仗随身带的是什么？
糖果。
什么？
满满一皮箱糖果。我从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农村工作时，得到了安家费，一有了钱，我便用它们统统买了巧克力糖，整整装了一皮箱。我知道在战争中我是不需要现金的。在皮箱的最上面，我摆放了一张医学院同班同学的合影，上头全是女孩子。就这样，我又赶到兵役委员会报到。兵役委员问我说：“您想我们派您到哪儿去呢？”我反问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儿？”——我和她是一起毕业分配到列宁格勒州来的，她在邻村工作，离我十五公里远。兵役委员听了我的话笑了：“她恰恰也是这样说的。”于是，他拎起我的皮箱，要送我上一辆卡车再去火车站：“箱子里是什么，这么重？”“是糖果，一箱子都是。”他不说话了，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我看出他心情很不自在，甚至有些难为情。这是一个中年男子……他知道要把我送到哪儿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季霍米洛娃
（助理军医）
我的命运是在一瞬间决定的……
兵役委员会贴出了一份公告：“需要司机。”我就是从司机训练班出来的，学了六个月开车……我本来是个教师（战前我读过中等师范），但根本无人问津，战场上谁需要教书的？需要的是军人。我们训练班里有很多姑娘，组建了整整一个汽车营。
有一天外出训练……我一想起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泪。那是在春天，我们打完靶返回营房。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罗兰花，很少的几朵。我采来后，把紫罗兰绑在枪刺上，就这样一路走了回来。
回到营地，营长召集大家列队，点到我的名字。我跨前一步站了出来，可我忘记枪刺上还扎着一束紫罗兰花。营长开始厉声训斥我：“军人就应该是军人，而不是采花女……”他弄不懂，为何在这种严酷环境中我居然还有心思去想花花草草。这种事情男人永远不明白……可我没有把紫罗兰扔掉，而是把它悄悄取下来，揣进了衣袋。为了这几朵紫罗兰，我被罚了三次额外勤务……
还有一次，轮到我站岗。夜里两点钟，别人来换我的岗，但我不想换。我对下一班的人说：“你就站白天的岗吧，现在再让我站一班！”我自愿站了一整夜的岗，一直到天亮，仅仅是想听听鸟叫。只有深夜才能让我想起以前的那种安宁的生活。
我们开赴前线路过大街小巷时，道路两旁自动排起了送行的人墙：有妇女，有老人，有孩子。大家都在抹眼泪：“小姑娘都要上前线了。”我们整整一个营全是姑娘。
我开车做什么？……就是每次战斗结束后去收尸，战场上到处都是散落的尸体，都是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有一次，突然发现一位姑娘的尸体躺在地上，一个战死的女孩子……所有人顿时都沉默无语……
——塔玛拉·伊拉利奥诺夫娜·达薇多维奇
（中士，司机）
我准备上前线的时候……您不会相信……我那时以为战争不会打多久。我们马上就会战胜敌人！我还买了一条十分喜爱的裙子、两双袜子和几双鞋。那是我们从沃罗涅日撤退时，我记得当时我们冲进商店，又为自己买了一双高跟鞋。我记得很清楚，撤退的时候，城市上空已经是黑烟笼罩——但是商店居然还开业，真是奇怪！不知怎么地，我就是喜欢买鞋子。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双鞋子多么精致优雅……我买到的是一种精神愉悦……
确实，要想马上就告别战前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不仅是心理，就是全身各部分都很抗拒。所以我还清楚记得当时拿着这些鞋子跑出商店时我是多么高兴，开心极了。其实当时已经是硝烟四起炮声隆隆了……虽然人已经处于战争中，但还是不愿意去想它，硬是拒绝相信战争已经开始。
我们已经被战火包围了……
——维拉·约瑟沃夫娜·霍列娃
（战地外科医生）
我们的梦想……就是要去打仗……
我们刚进入车厢，训练就开始了。一切满不是我们在家时想象的那样，必须很早起床，自由活动的时间一分钟也没有，而我们身上还保留着以前的生活习惯。只受过小学四年级教育的下士班长古利亚耶夫教我们军事条令，他连有些单词的音都发不准，我们很不满意。在我们看来，他能教我们什么啊？其实也就是教我们怎样在战场上求生……
体检以后要进行入伍宣誓。司务长拿来了全套的军服：军大衣、船形帽、军便装、军裙。没有女式衬衣，就发了两件厚棉布缝制的男式长袖衬衣；没有绑腿，发的是一双长袜子和一双笨重的前后都钉着厚铁掌的美制大皮鞋。在连里数我个子最矮，体重最轻，身高才一米五三，鞋子穿三十五码。不用说，军工厂是不制作这么小尺码的军鞋的，美国人更不会供给我们这种小号鞋，于是就发给了我一双四十二码的大皮鞋，穿鞋脱鞋都不用解开鞋带，直接就可以把脚插进鞋筒。这双皮鞋那么重，我穿上它只能拖拖拉拉地走路。我走列队方步的时候，石子马路上都迸出了火星，步伐古里古怪，根本不像在走队列。那吃尽苦头的第一次行军，现在真是想想都可怕。我是准备在军队建功立业的，但没有料到三十五码的小脚却要穿上四十二码的大皮鞋，那么沉重又那么丑陋！难看死了！
连长看到我走路的模样，把我叫住了：“斯米尔诺娃，你是怎么走队列的？难道你没学过吗？为什么不高抬腿？我宣布罚你三次额外勤务！”
我回答说：“是，上尉同志，三次额外勤务！”我转过身去要走，可是还没迈出腿就摔倒了，人从鞋子中甩了出去……两只脚都被鞋筒磨出了血……
这时事情才真相大白：我都不能走路了。于是，连队的鞋匠帕尔申奉命为我用旧帆布改制了一双三十五码的高筒靴……
——诺娜·亚历山德洛夫娜·斯米尔诺娃
（列兵，高射机枪手）
有不少可笑的事情呢……
纪律、条令、等级标志——所有这些军中奥妙我们并不是很快就掌握的。我们就是每天站岗放哨守卫飞机。按照条例规定，如果有人过来，必须命令他站住：“站住，哪一个？”可是，我的一位女伴有一天站岗看到团长远远过来了，竟然大声喊道：“请停一下，那是谁呀？对不起您，我可要开枪了！”您说可笑不？她竟然喊：“对不起您，我可要开枪了！”对不起您了……哈哈哈……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
（近卫军中尉，高级飞行员）
姑娘们刚到航校来时，都是一头长发，梳着各式各样的发型。我也把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可是怎么洗头呢？到哪儿去吹干？刚刚洗好头发，警报响了，就得马上跑出去。我们分队长玛利娜·拉斯柯娃命令所有人都要把长发剪去。姑娘们一边剪一边哭。后来获得了荣誉称号的飞行员莉丽亚·利特维亚克，当初怎么也不愿意跟她的长发分手。
我只好去找拉斯柯娃：“队长同志，您的命令执行了，只有利特维亚克违抗命令。”
玛利娜·拉斯柯娃尽管具有女性的温柔，但毕竟是个称职的十分严肃的领导。她命令我回去：“要是你连上级指示都不能完成，还算什么党小组长！向后——转，开步——走！……”
连衣裙、高跟鞋什么的，我们实在舍不得扔掉这些东西，就把它们藏在背囊里。白天穿长筒靴，晚上就在镜子前面偷偷穿穿高跟鞋。这事还是被拉斯柯娃发现了——过了几天便下了个命令：所有女式衣物全部要打邮包寄回家去。必须如此！不过，我们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学会了驾驶新式飞机，这在和平时期需要两年。
训练开始没有多久，我们就牺牲了两组学员，一共四口棺材。我们一共三个团，大家都伤心地痛哭。
拉斯柯娃站出来说话了：“姑娘们，擦干眼泪吧。这还只是我们的第一次损失，以后还会更多。你们要把柔弱的心攥在拳头中……”
后来在战争期间，我们再也没有在安葬同伴时流泪，大家不再哭泣了。
我们驾驶的是战斗机。对于所有女性身体来说，高度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负担，有时好像肚子直接顶住了脊梁骨。可是我们女孩子们飞得很棒，屡创奇迹，还有尖子飞行员！就是如此！您知道，我们飞行时，就连男人都看得惊奇：女飞行员又升空了！他们很羡慕我们……
——克拉芙季亚·伊万诺夫娜·杰列霍娃
（空军大尉）
那是在秋天，我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兵役委员亲自接待了我，他问我：“您能跳伞吗？”我承认我害怕，他又把空降兵的待遇夸了一通——服装漂亮不用说，每天还有巧克力吃。可是我从小就有恐高症啊。“那您愿意去高射炮部队吗？”高射炮？这我可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又建议：“那我们把您派到游击队去吧。”我问他：“到了那儿，我怎么给莫斯科的妈妈写信呢？”最后兵役委员只好用红铅笔在我的派遣证上写道：“去草原方面军……”
在火车上，有个年轻的大尉爱上了我，整夜待在我这节车厢里不走。他在战争中身心受到很大创伤，多次负伤。他反复打量着我，说：“小维拉，您可千万别灰心丧气，不要学得粗暴。您现在多么温柔可爱啊……我可是什么都见识过的……”在当时那种好心情下，接下来自然发生了些什么，人们都说，想从战争中洁身自好地走出来真是太难了。战争是个地狱。
我和女伴走了一个月，总算到了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四近卫集团军。我们到达还没几分钟，主治外科医生出来打量我们一番，就把我们带进手术室说：“这就是你们的手术台……”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开来，还有史蒂倍克美国重型卡车，伤员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睡在担架上，我们只问了一句：“先救谁？”“先救不吭气的……”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已经上手术台工作了。一直做下去……一连做了几天几夜手术，稍稍打个盹儿，然后很快揉揉眼、洗洗脸，继续做。两三个伤员中总有一个不治而死，我们不可能救活所有人。三分之一是死在手术台上的。
我们在士麦林卡火车站遇到非常猛烈的轰炸。火车停了下来，我们都四散逃离躲避。有一位副政委，昨天才切除阑尾，今天就已经在奔跑了。我们在森林里坐了一整夜躲避飞机，可火车已经被炸成了一堆废铜烂铁。清晨，德国飞机又超低空飞行，仔细搜索树林。我们还能躲到哪儿去呢？又不能像田鼠一样钻到地下去。我抱紧一棵白桦树站牢：“啊，我的亲妈呀！……难道我就这么死了吗？要是我能活下来，我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后来我无论对谁讲起我怎样紧抱着白桦树不放，都引起一阵笑声。其实，当时真是千钧一发啊，不是吗？我就是那么直挺挺地站着，死抱住白桦树厉声尖叫……
我是在维也纳迎接胜利日的。我们到动物园去玩了一趟，我一直都渴望去动物园。本来我们也可以去参观集中营的，大家都被带到了集中营去看展览受教育，但我并没有去……直到现在我还很奇怪，当时我为什么不去？……其实就是不想难受，就是想高兴点、开心点，想看看另一种生活……
——维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谢瓦尔德舍娃
（上尉，外科医生）
我们家一共三口人：妈妈、爸爸和我。父亲是第一个上前线的，妈妈想跟父亲一道去，她是个护士。可是父亲去了一个地方，母亲去的是另一个地方。我那时只有十六岁，人家不愿意要我。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往兵役委员会跑，磨了一年多，总算把我收下了。
我们坐了好长时间的火车。和我们在一起的有从医院返回前线的战士，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他们给我们讲前线的故事，我们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他们说我们会遇到敌机扫射的，我们就坐立不安地等着：敌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扫射？于是他们又说，这样吧，我们一起去打声招呼，就说我们已经全都被扫射过了。
我们到达了前线。不料，没有派我们去握枪杆子，而是叫我们去洗衣做饭。姑娘们全是我这个年龄，参军前父母十分宠爱我们，我就是家里的独生女。在这里我却要搬柴草生炉子。最后我们还要把炉灰收起来，放到锅里代替肥皂，因为肥皂还没有运到，原来的已经用完了。衬衫都很脏，满是虱子，还尽是血迹……在冬天要洗掉血迹很难很难……
——斯维特兰娜·瓦西里耶夫娜·卡泰希娜
（野战洗衣队战士）
至今我还记得我救护的第一个伤员，常常会想起那张面孔……他是大腿根附近开放性骨折。您想想看，骨头都戳了出来，伤口稀烂，肉全都翻到外边。骨头都出来了……我虽然从书本上知道该怎么处置这种伤口，可是当我爬到他跟前看到这样子时，我支持不住了，恶心得直想吐。突然，我听到了说话声：“小护士，给我点水喝。”这是那个伤员在对我说话，好可怜。我到今天还记得这情景。当他说出这句话时，我突然冷静下来了。“哼！”我心里责备自己，“好一个屠格涅夫笔下的贵族少女！人家受伤都要死了，而你这软弱的造物，还恶心啥呢……”我赶快打开急救包，给他包扎伤口。就这样，我开始镇静下来，提供了我力所能及的战地服务。
我现在常常看一些战争影片：护士上前沿阵地时，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还不穿棉裤，只穿一条小短裙，凤尾发型上戴一顶船形帽。唉，太虚假啦！难道我们这样子还能去背伤员？……周围清一色都是男人，怎么能穿着一条短裙这样爬来爬去？说实话，只是在战争结束时，上级才把裙子当作盛装发给我们。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领到了针织品内衣，不再穿男式的粗布衬衣。您知道吗？我们真是欣喜若狂，为了能让人看到我们里面的内衣，我们就把套头军装前面的扣子统统解开……
——索菲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杜布尼亚科娃
（上士，卫生指导员）
我们遇到了空袭……敌机一遍一遍地轰炸，没完没了地轰炸。人们都争先恐后四散逃命……我也拼命地跑。忽然听到有人在声音微弱地呼喊：“帮帮我……救救我……”而我还在继续跑……过了一会儿，喊叫声又传到我耳朵里，我这才突然感到了肩膀上救护挎包的分量，还有一种负疚感。恐惧顿时抛到九霄云外！我扭头就往回跑：原来是一个受伤的士兵在呻吟。我立刻冲上去为他包扎，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战斗到深夜才结束。清晨又下了一场雪，大雪覆盖上很多很多的尸体……很多人的手臂都是朝上举着……伸向天空……您不是问我那时候有没有幸福感吗？我告诉您：突然在死人堆里发现了一个活着的人，那种感觉就是幸福……
——安娜·伊万诺夫娜·贝丽娅
（护士）
那是我人生中看到的第一个死者……我低头站在他旁边哭……痛哭不已……就在这时有伤员喊叫起来：“快来给我包扎腿啊！”他的一条腿在裤子上摇晃着，已经被炸断了。我撕下他的裤子。“把我的腿给我，放在我旁边！”我就那样做了。他们只要还有意识，就绝不丢下他们的手臂或腿脚。他们要回自己的断肢，就是死了，也要埋葬在一起。
在战争中我曾想过：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而事实上好多事情都被我逐渐淡忘了……
一个年轻漂亮又风趣幽默的小伙子被打死了，平躺在地上。我本来以为所有牺牲的人都会得到隆重安葬，但人们只是把他抬起来，送到了一片榛树林里，草草挖了个坟坑……既没有棺材，也没有任何仪式，就把他放进坑里了，然后直接盖上了土。阳光是那么强烈，照晒着他……那是在暖融融的夏天，连遮太阳的篷布也没有，没有任何陪葬，只好让他穿着身上现有的军装和马裤。好在他的服装还是崭新的，显然他刚到前线不久。就这样把他安葬了，坑很浅，刚好够他躺进去。他的伤口不大，却是致命伤——一枪命中了太阳穴，血也流得不多。这样一个人现在躺在那儿，就跟活着一样，只不过脸色是苍白的。
扫射之后便开始地毯式轰炸，炸烂了这片地方。我不知道还会留下什么……
但我们在那种处境里怎样埋葬死者？只好就近，在我们所待的掩体附近，挖个坑，把他们埋掉就得。只留下一个土堆，不用说，只要是德国人紧跟过来，或者开来汽车，坟头会立刻被轧平，成为普普通通的平地，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我们经常在树林里掩埋战友……就在那些橡树底下，在那些白桦树底下……
直到今天我都没勇气到森林里去，特别是到长着老橡树和白桦树的森林……我不能在那种地方停留……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柯尔日
（骑兵连卫生指导员）
在前线我失声了……我有一副美丽的歌喉……
直到打完仗返回家乡我的嗓音才恢复了。晚上亲朋好友聚餐时，几杯酒下肚大家就说：“来，维拉，唱一个吧。”我就放歌一曲……
我离开家上前线时，可以说是个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是个成绩优异、品行良好的苏联女中学生。可是到了前线……在那里我开始祷告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要祈祷，出声地祷告，祈祷词也很简单……都是我自己的大白话……意思只有一个，就是上天保佑我能活着回家看爸爸妈妈。真正的祈祷方式我并不知道，我从没有读过《圣经》。也没有人看见我祈祷，我是暗地里悄悄祈祷，小心翼翼。因为……我们那时是另外一种人，当时都是另一种生活。您明白吗？我们想事情和现在不一样，我们都明白……因为……我来给您讲个偶然事件……有一次，在新兵当中发现一个教徒，当他祈祷时，士兵们都嘲笑他：“怎么样，上帝给了你什么帮助啊？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又为什么要容忍这一切发生呢？”对于一个人要趴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前痛哭，他们绝对不理解，说是如果耶稣爱你，为啥他不来救你啊？我是战争结束后才开始读《圣经》的……现在我要一辈子读《圣经》……说回到那个士兵，他也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了，就是不要开枪。他拒绝说：“我不能啊，我不能杀生！”其他人都同意杀人，但他就是不同意。时代？那是什么时代啊……可怕的时代……就因为信教……他被送交军法审判，两天之后就被枪决了……造孽啊！
那是另一个时代……那是另一种人……该怎么向您解释呢？该怎么解释啊……
幸运的是，我从来没见过那些被我杀死的人……但是，反正都一样……现在我认识到自己也是杀生的。现在想到这些了……是因为我老了吧。我为自己的灵魂祈祷，我嘱咐女儿们，在我死后，我所有的战斗勋章都不要送进博物馆，要交到教会去，送给神父……那些死者，他们经常来到我的梦中……被我杀死的人们……虽然我没有看到过他们，但他们却在梦中来看我。我睁大眼睛找啊找，也许有人只是受伤，虽然身受重伤，但仍然能救活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他们都死了……
——维拉·鲍里索夫娜·桑基帕
（中士，高射机枪手）
我最受不了的是给人截肢……常常要做高位截肢，就是把整条腿都锯下来，当我把断腿搬出去，放到盆子里时，抱都抱不动。我记得，那些断腿都很沉。我轻轻地抱着，不能被那个截肢的伤员听到，又像抱个孩子，像照顾婴儿那样小心翼翼……特别是几乎从大腿根上截下来的腿，我最受不了。那些麻药还起作用的伤员，要么是在呻吟，要么就在叫骂，俄语中所有骂人的话都用尽了。我身上总是溅着血迹……像点点樱桃一样……不过是黑色的……
可是给妈妈写信我从来不写这些事。我只写道：这里一切都好，我吃得饱穿得暖。妈妈已经把三个孩子送上前线，她心里够难过的啦……
——玛丽亚·赛丽维斯特罗夫娜·巴若科
（战地护士）
我出生在克里米亚……距离敖德萨不远。1941年，我从克尔登姆区的斯洛博德中学十年级毕业。战争爆发后，开始几天我一直从电台收听广播。我听懂了，我军是在撤退中……我跑到兵役委员会要求参军，被送回了家。又去了那里两次，两次被拒绝。7月28日，后撤下来的军队通过我们斯洛博德，我就与他们一起奔赴前线，根本没有什么入伍通知书。
我头一次看到伤员，吓得昏了过去。过后就挺过来了。我第一次爬到枪林弹雨中救伤员时，拼命大叫着，好像要压倒炮火的轰鸣。后来就完全习惯了，过了十天后，我自己也被打伤，我就自己把弹片拔出来，自己给自己包扎……
1942年12月25日，我们五十六集团军三三三师坚守着通往斯大林格勒的一片高地。敌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它夺过去。战斗打响了，德军坦克向我们进攻，但我军的炮火打得它们寸步难行。德国人退了下去。在开阔地带，我们一个炮兵中尉受伤了，他叫科斯加·胡多夫。几名卫生员冲上去想把他救回来，结果都牺牲了。两条救生犬爬过去（我在那儿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狗），也给打死了。这时，我一把扯下棉帽子，挺直身子站立起来，先是小声，然后就高声唱起一支我们在战前最喜爱的歌曲《我陪伴你去建立功勋》。双方的士兵——我们这边和德国人那边——全都安静下来。
我跑到科斯加跟前，弯下腰，把他抱上小雪橇，拉回我方阵地。我一边走一边暗自想：“只要不打后背就行，宁可让他们打我的脑袋。”当时的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一瞬间……想知道我当时感觉到痛苦没有？太可怕了，我的妈啊！可是最终，一声枪响也没有……
那时发给我们的衣服根本不够用：就算是发了新衣服过两天也全都沾满血迹。我救的头一个伤员是上尉贝洛夫，最后一个伤员是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特罗菲莫夫，迫击炮排的中士。1970年他来我家做客，我把他头部受伤的地方指给女儿们看，那儿落下一块很大的伤疤。我从炮火下一共救出了四百八十一名伤员。有个新闻记者算了算：整整一个步兵营……我们要把那些比自己重两三倍的男人背在身上，伤员就更沉重了，不但要背人，还要拖走他的武器，他们还有军大衣和大皮靴，都要带走……放下一个，立刻再回去背下一个伤员，又是七八十公斤……每次冲锋就要来回这样五六次，而我自己也就是四十八公斤，芭蕾舞蹈演员的体重。现在简直不能相信……我们那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玛丽亚·彼得洛夫娜·斯米尔诺娃
（娘家姓古哈尔斯卡娅，卫生指导员）
那是1942年，我们越过前线去执行任务，隐蔽在一片坟场附近。我们知道，德国人距离我们只有五公里远。这是在深夜，他们一个劲儿地发射伞式照明弹。照明弹一发接一发，此暗彼明，把很大一片地照得通亮。排长把我带到坟场边，指给我看照明弹是从哪里发射出来的，那儿是一片灌木丛，里面可能有德国人。虽说我不害怕死人，从小就不怕坟地，可我那时才二十二岁啊，又是第一回站岗，所以两个钟头里吓得够呛。结果，早晨我发现了一绺初生的白发。我站岗时，眼睛紧盯着那片灌木丛，它簌簌作响，摇摇晃晃，我总觉得好像有德国鬼子从那里走出来……好像总是人影绰绰……鬼怪精灵在附近……而我孤单一人……深夜里在坟场站岗，这难道是女人干的事吗？男人们对待一切都比较简单，他们往往就是这样想的：该站岗了，该射击了……而对于我们，这毕竟太难以接受了。或者一口气急行军转移三十公里，背着全部战斗装备，又热又乏，连马匹都累瘫了……
——薇拉·萨弗隆诺夫娜·达维多娃
（列兵，步兵）
你想问在战争中最可怕的是什么？你在等我答复……我知道你在等什么答案……你以为我的答复一定是，战争中最可怕的就是死亡，是丢掉性命。
呶，是这样吧？我认识你那帮哥们儿，新闻记者那些玩意儿……哈哈哈……你怎么不笑啊？啊？
其实我要说的是不同的答案……对我来说，在战争中最可怕、最糟糕的事，是穿男式内裤，这才是最可怕的了。这对我来说就好像……我形容不出来……嗯，首先吧，非常难看……你上了战场，本来是准备为祖国去牺牲的，可是身上穿着男人的内裤。看起来总是很可笑、很荒唐。那时候的男式内裤都是又长又宽，是用棉缎制作的。在我们掩蔽洞里有十个女孩子，全都是穿男人的内裤。哦，我的天啊！春夏秋冬，整整过了四年。
后来我军反攻，打出了苏联边境……用我们政委给我们上政治课时的话说，就是我们打到野兽的巢穴去了。我们到达第一个波兰村庄附近时，全都换了服装，上级发给了我们新的制服……而且……啊呀呀，还第一次给我们送来了女人内裤和胸罩，整个战争中这可是头一次。哈哈哈……嗯，明白吗？我们总算盼到了正常的女人内衣……
你为什么不笑？你哭了……是啊，为什么要哭呢？
——萝拉·阿赫梅托娃
（列兵，射手）
人家不批准我上前线……我当时刚过十六周岁，离十七岁还差得远呢。我们家有个邻居被征召了，她是个医助，入伍通知书送到她家，她哭个不停，因为她家里还有个很小的男孩。于是我跑到兵役委员会对他们说：“让我代替她去吧……”妈妈不许我去参军，她说：“尼娜，你才几岁啊？再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母亲就是疼爱孩子。
战士们看到我，有的送我面包干，有的送我方块糖，都很体贴照顾我。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军有喀秋莎火箭炮，它就伪装隐蔽在我们后面。开始射击时，真是天摇地动，火光四起。刹那间，我都惊呆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喧嚣和闪电般的火光把我吓坏了，我一头栽进水洼中，军帽也丢了。士兵们看了捧腹大笑：“你这是怎么了，小尼娜？你怎么了，小宝贝？”
常常进行肉搏战……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呢？记得最清楚的是肉搏时发出的骨头折裂声……肉搏开始了：立刻出现了这种骨头折裂声，软骨咯咯响，还有野兽般的狂叫。每次冲锋我总和士兵们一块儿上去，当然是跟着他们，但只是稍稍靠后，可以说就在他们身边。所以我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男人之间扭在一起厮打……往死里整，砍杀不眨眼，直接把刺刀往嘴里捅，往眼睛里扎，往心脏和肚子里戳……这情景……怎么描述啊？我太软弱了……不能描绘那场面……一句话，女人从来不会见识到男人会这样子，她们在家时从未见过这样的男人。女人们和孩子们都没见过。叫人毛骨悚然……
战后我回到土拉老家，还经常在夜里做噩梦大喊大叫。妈妈和妹妹就常常深夜守在我床头……我总是被我自己的惊叫声所吓醒……
——尼娜·弗拉季米罗夫娜·克维连诺娃
（上士，步兵连卫生指导员）
我们到达了斯大林格勒……那儿正在进行殊死的战斗，是生死攸关之地……鲜血把水和土地都染红了……而我们必须从伏尔加河这边跨到对岸去。根本没有人理睬我们的央求：“你们在说什么啊，丫头们？谁会需要你们这些人啊！我们需要步枪和机枪射手，不是通信兵。”可是我们有很多人，八十多个女孩子。到了傍晚，那些大一些的姑娘被接受了，就剩下我和另一个小女孩没人要，嫌我们个子太矮，没有长大。他们想把我们留在预备队，于是我拼命大哭起来……
第一次作战，军官们就不断把我从掩体上推下去，而我总要从战壕里探出头，好能亲自看到一切。那时是充满了好奇心，幼稚的好奇心……很天真呢！连长就大声吼道：“列兵谢苗诺娃，列兵谢苗诺娃，你疯了吗！我的小祖宗啊……敌人会杀死你的！”我当时还不能够明白，我只是刚刚来到前线，怎么就一定会被杀死呢？我那时还不知道，死亡是一件多么寻常的事情，又是多么随意的事情。死神是不请自来而并非相约而至的。
破旧的卡车拉着增援部队上来了，上面都是老人和男孩。发给他们每人两枚手榴弹就投入了战斗，根本没有枪，枪支只能用在正规的战场上。一仗打下来，没有谁还需要包扎抢救……全都战死了……
——尼娜·阿列克赛耶娃·谢苗诺娃
（列兵，通信兵）
我从头至尾参加了全部战争……
我背着第一个伤员时，两腿软绵绵的。我一边背着他走，一边哭着小声嘟囔：“你可别死啊……可别死啊……”我一边给他包扎，一边哭着，还一边温柔地哄他。这时一个军官从旁边走过，对我大骂起来，甚至骂得很粗鲁……
为什么他要骂您？
因为像我这样怜悯和哭泣是不许可的。我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可是还有很多很多伤员要救。我们乘车一路过来，到处躺着死人……剃得精光的脑袋泛着青色，就像被太阳晒过的土豆……他们就像遍地的土豆散落着……姿势还是像在奔跑一样，却已经横尸在被炮弹翻耕过的野地里……就像散落的土豆……
——叶卡捷琳娜·米哈依洛夫娜·拉勃恰叶娃
（列兵，卫生指导员）
我现在已经说不清那是在哪儿，是在什么地方了……一次就有二百多名伤员挤在一个板棚里，而护士只有我一个。伤员从战场直接运来，很多很多。好像是在某个村子里……过去这么多年我不记得是哪儿了……但我记得，当时我连续四天没睡觉，没坐下来歇口气，每个人都在喊我：“护士……小护士……救救我，亲爱的！……”我从这人跟前跑到那人跟前，有一次我绊倒了，倒在地上立刻就昏睡了过去。但叫喊声又把我惊醒。这时有个军官，是个年轻的中尉，也是伤员，撑起没有负伤的半边身子对他们喝道：“静一静！不许叫，我命令你们！”他理解我，知道我是精疲力竭了，可是其他的人还在叫喊，他们疼得厉害呀：“护士……小护士……”我一下子跳起，拔腿就跑——也不知往哪儿跑，要干些什么。这是我到前线后第一次放声大哭……
就是这样……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心。冬天，一群被俘的德国兵走过我们的部队。他们冻得瑟瑟发抖，褴褛的毛毯盖在脑袋上，身上的大衣都结了冰。严寒使得森林里的鸟儿都飞不起来，连鸟儿都冻僵了。在俘虏行列中有个士兵……还是个小男孩……他脸上的泪水都结冰了……我当时正推着一独轮车的面包去食堂。他的眼睛就一直离不开我的手推车，根本不看我，就是死盯着独轮车。那是面包……面包……我拿出一个面包，掰了一块给了他。他拿在手里……还不敢相信。他不信我会给他面包……不相信！
我当时心里是幸福的……我为自己不去仇恨而幸福。我当时也为自己的行为而惊讶……
——纳塔利亚·伊万诺夫娜·谢尔盖耶娃
（列兵，卫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