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万被害者在黑暗中
卑贱地踩出一条小径……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
我在写一本关于战争的书……
我向来不喜欢看战争书籍。虽然在我的儿时和少女时代，那是所有人都钟爱的读物，那时候我所有的同龄人都喜欢读打仗的书。这毫不奇怪：我们都是“二战”胜利的孩子，是胜利者的后代。而首要的是，关于战争，我能记住什么？只记得我的童年被难以理解和令人惊恐的言语所包围，忧郁而苦闷。人们总是在回顾战争：在学校和家庭中，在结婚殿堂和洗礼仪式上，在节日中和葬礼后，甚至就在儿童的对话中。邻家男孩有一次问我：“地底下的人都在做什么啊？他们在那里怎样生活呢？”连我们这些孩子也想解开战争之谜。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琢磨死亡的问题……并且再也没停止过对它的思考。对我来说，死亡才是生命的根本奥秘。
我们的一切，都起始于那个可怕而神秘的世界。在我们家里，外公是乌克兰人，战死在前线，葬在匈牙利的某个地方。奶奶是白俄罗斯人，在游击队中死于伤寒。她的两个当兵的儿子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就失踪了，三个儿子只回来一个人，就是我爸爸。我家十一个亲人和他们的孩子一起，都被德国人活活烧死，有的是在自己的茅屋里，有的是在村里的教堂中。每户都有人死去，家家都支离破碎。
好长时间了，乡下的男孩子们还总是喜欢玩德国佬和俄国人的游戏，用德国话大喊大叫：“举起手来！”“滚回去！”“希特勒完蛋了！”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还有无战争的世界，我们唯一认识的世界，就是战争的世界。而战争中的人，也是我们唯一认识的人。直到现在，我也不认识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类人。他们存在过吗？
战后，我度过童年的那个村庄，就是个女人村，全都是女人。我不记得听到过男人的声音。我那时日复一日就是这样度过：听妇女们翻来覆去地说战争，天天以泪洗面。她们也唱歌，但唱得像哭一样。
在学校图书馆里，大部分书都是写战争的。村里和区中心的图书馆也都一样，爸爸经常到区里去借书看。现在我有了答案，知道为什么了。这一切难道是偶然吗？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打仗或者准备打仗。人们的回忆也都是如何打仗。从来没有经历过别样的日子，大概都不会有另类的生活。我们从来不会去想，是否能够换一种方式生活，那是需要我们日后花很长时间去学习的。
在学校，我们被教育要热爱死亡。我们写作文的内容，大都是多么渴望以某某名义赴死……那成了我们的梦想……
但是，外面却在沸沸扬扬地争论另一个话题，吸引了更多人。我一直书生气十足，既害怕现实，又被现实所吸引。面对生活，无知而无畏。如今，我才想到：如果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是不是还会投入这样一个无尽头的深邃？这一切都是为何发生？真的是因为不谙世事，还是由于感知历程？毕竟，感知有一个过程……
我孜孜不倦地探求……到底用怎样的语汇才能表达出我所听到的一切？我在寻找一种写作体裁，能够反映出我所见到的世界，能够承载我的所见所闻。
有一回我得到了一本书——《我来自火光熊熊的村庄》，作者是阿达莫维奇、布雷尔和克列斯尼科。只有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才体验过如此的震撼。这就是一种非凡的形式，一部以生命之声成就的长篇小说，那是我儿时听到的声音，那是现在的街头巷尾、千家万户、咖啡餐馆和汽车电车上，日日夜夜发出的声音。就是这样的！范围锁定了，终于找到了我的孜孜以求。正是我所预感的。
阿列斯·阿达莫维奇成了我的老师……
整整两年，我并没有按原来所设想的去做那么多采访，而是在阅读。我的书将要说些什么呢？仅仅是又一部战争作品吗？……为什么还要写？已经有数以千计的战争作品，薄薄的和厚厚的，大名鼎鼎的和默默无闻的，更有很多人写文章评论这些作品。不过……那些书通通都是男人写男人的。当然，这都在情理之中。关于战争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男人口中得到的。我们全都被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俘获了，连语言都是男式的。然而，女人们却都沉默着，除我之外，没有谁去问过我们的外婆、我们的妈妈。连那些上过前线的女人也都缄默不语，就算偶尔回忆，她们讲述的也不是女人的战争，而总是男人的战争。循规蹈矩，字斟句酌。只有在自己家里，或是在前线闺密的小圈子里涕泪横流之后，她们才开始讲述自己的战争，那些我完全陌生的经历。不仅是我，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
在采访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成为见证者，是那些闻所未闻的全新故事的唯一倾听者。我体验到那种和小时候一样的震惊。在这些故事中，透露出某种神秘的、怪异的狰狞……在这些女人的叙述中，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我们过去习惯于读到和听到的那些事情：一些人如何英勇地打击另一些人，并取得了胜利，或者另一些人如何失败。也没有讲述军事技术如何对抗或将军们怎样指挥。女人的故事，是另一类人讲另一类事。女人的战争有自己的色彩，有自己的气息，有自己的解读，有自己的感情空间。她们都是在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没有英雄豪杰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只有普普通通的人，被迫干着非人力所及的人类事业。当时，不仅仅是人在受苦受难，就连土地、鸟儿、树木也在受苦受难。它们无声无息地默默承受着苦难，这让回忆显得更加可怕。
这是为什么啊？我不住地问自己。在绝对男性的世界中，女性站稳并捍卫了自己的地位后，却为什么不能捍卫自己的历史，不能捍卫自己的话语和情感？就是因为她们不相信自己。整个世界对于我们女人还是有所隐瞒的。女性的战争仍旧不为人所知……
而我就是想写这个战争的故事。女性的故事。
第一批采访完成之后……
让人难免惊讶的是，这些女人曾经是军中各类专业人士：卫生指导员、狙击手、机枪手、高炮指挥员、工兵，而现在，她们却是会计师、化验员、导游、教师……此刻与当年，她们扮演的角色丝毫不相关联。她们回忆过去时，好像不是在说自己，而是在讲述其他女孩的故事。今天，她们也都对自己感到惊讶。而在我眼里，这却是证明历史正在变得人性化，变得与普通生活更为相似的证据，也就是出现了另一种历史解读。
在当面聊天时，讲故事的女人们都很激动，她们生活中的一些片断也堪比经典作品的最佳篇章。从天堂到人间，一个人如此清晰地审视着自己，面前是一段完整的历程，要么上天，要么入地——从天使到野兽。回忆——这并不是对已经逝去的经历做激动或冷漠的复述，而是当时间倒退回来时，往事已经获得了新生。首先，这一切都是创作。人们在讲述时，也都是在创作，是在写自己的生活。补充和改写是常有的。不过，一定要小心，要保持警惕。与此同时，痛苦会熔解并摧毁任何假话。痛苦是一种超高的温度！我确信，那些普通人——护士、厨娘和洗衣妇，她们会更为坦诚地面对自己。倘若定义得更加明确些，她们说的话都是出自本身，而不是来自报纸或所读过的书籍，更不是鹦鹉学舌，完全是出自亲身经历的痛苦和遭遇。无论感到多么奇怪，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的情感和语言，反倒更容易被时间所修理加工，并普遍加密，也总是被某些重复的学说和虚构的神话所浸染。我一直在跋涉，走了很多路途，绕了各种圈子，就是为了亲耳听到女性的战争故事，而不是那种男性的战争——无非是如何撤退、如何反攻，无非是前线哪支部队……我需要的不是一次采访，而是诸多的机遇，就像一位坚持不懈的肖像画家那样。
经常地，我在一座陌生的房子或公寓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试穿新买的衬衫，一起聊发型和食谱，一起看儿孙子女们的照片。接下来……过了一段时间，你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或者为什么，那期待已久的时刻突然就出现了。当一个人远离了那些好像纪念碑一样，用石头和水泥铸就的清规戒律时，就回归了自我，直面了自我。她们首先回想起来的不是战争，而是自己的青春，那是一段属于自己的生活……我必须抓住这个瞬间，绝对不可错过！然而，往往在度过充满话语、事实和泪水的漫长一天之后，只有一句话留在我的脑海中——不过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一句话啊！——“我上前线时，不过是一个傻傻的女孩子。所以我竟然是在战争中发育长大的啊！”虽然录音磁带绕了几十米长，足足有四五盒，但我只把这句话留在了笔记本上。
有什么可以帮到我？只有我们习惯于同心协力一起生活，这才会有帮助。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有共同的快乐和泪水。我们既能承受苦难，又能讲述苦难，正是苦难，成为我们沉重而动荡的生活之证明。对我们来说，承受苦难是一门艺术，必须承认，女性是有勇气踏上这一历程的……
她们是怎么待我的？
她们叫我“姑娘”“闺女”和“孩子”，如果我和她们是同一代人，大概她们就会以另外的方式对待我了。采访是平和而冷静的，没有任何青年与老年相遇时所特有的那种高兴和苦恼。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她们当年都很年轻，现在则成了回忆往昔的老年人。她们这一生都是在回忆中度过的。只有在四十多年后，才小心翼翼地对我敞开了内心世界，还生怕伤害它：“战后我马上就结婚了，躲在了丈夫的身后，躲在琐碎的生活和婴儿的尿布中。我心甘情愿地躲起来。我妈也求我：‘别说话，别出声！不要承认自己当过兵啊。’我对祖国履行了我的责任，可我却因为自己打过仗而忧伤，为我所知道的一切而难过……你还只是一个小姑娘，我都不忍心对你说……”
我经常看到的是，她们如何坐在那儿，倾听自己，倾听自己灵魂的声音，而她们也在用语言去印证自己的灵魂。这么多年以来，人人都理解这是当时的生活，而现在必须顺从，但也要做好准备走出来。谁都不想就这样屈辱地白白消失，随随便便地消失，人生不会停止。当人们回首往事时，心中总是存在一个愿望，不仅仅是讲述自己，更要解开人生的奥秘。一定要亲自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些都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往往都以某种告别和忧伤的眼神看待一切……几乎都是来自那里……已经没有必要欺骗和自我欺骗。有一点是明白的，如果没有对死亡的思考，就不可能看清楚人是什么。死亡的奥秘凌驾于一切之上。
战争是一种很私人的体验。这种体验如同人类的生命一样无边无际……
有一次，一个女人（她曾经是飞行员）拒绝与我见面。她在电话里解释说：“我不能……我不想回忆。我在战场上三年……那三年我就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个女人，身体像死了一样，没有月经，也几乎没有女人的欲望。我那时还是个美女呢……当我后来的丈夫向我求婚时……当时已经是在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他说：‘战争结束了。我们还活着，我们是幸运儿，嫁给我吧。’可我当时只想哭，想大哭一场，还想打他！怎么结婚啊？就在这当口？周围就是这副样子，我们处在黑色烟尘、破砖烂瓦中间，就这样结婚？……你瞧瞧，我都成什么样子了！他是第一个让我做了女人的：给我送花，向我献殷勤，花言巧语。我多么想要这些啊！我等待了多久！我真是差点没打他……好想打他……他被烧伤了，有一边脸颊还是紫色的，我看出他是懂我的，他脸颊的那一边流下泪水，沿着新鲜的伤痕流淌下来……最后，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竟然回答他：‘好的，我嫁给你。’”
“请原谅……不能……”
我当然理解她。但这也是我未来书中的宝贵一页，哪怕是半页。
原文，原文。到处都是原文的记录。从城市公寓到乡村小屋，从大街上到火车里……我处处倾听……我变成一只越来越巨大的耳朵，在这所有的时间中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所阅读的，是声音。
写战争，更是写人……
我记住的只有一点：人性更重要。在战争中，确实是有某种比历史更加有力量的东西在掌控着人。我需要更广阔的视野——要去书写生与死的真相，而不仅仅是战争的真实。要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问题：在一个人的身上，到底有多少个人？又如何在本质上保护这个人？毫无疑问，邪恶是有诱惑力的，恶比善更加高明，更加诱人。我日益深沉地陷入了无尽的战争世界，其余的一切都在悄悄退去，变得比平常更平常。这是一个雄心勃勃、掠夺成性的世界。现在我明白了战争归来者的孤独，他们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天外来客。他们拥有别人没有的知识，那些只能从死神身旁去获得的知识。当他们试图用语言文字表达什么时，就会出现大祸临头的感觉，就会变得麻木起来。他们愿意诉说，别人也应该愿意理解，但一切都是那么地无能为力。
她们总是处于和倾听者不同的空间里，她们被一个无形的世界所包围。在我们的谈话中，至少有三个人参加：一个是现在的讲述者，而同样也是那些年月的当事人，还有一个就是我。我的目标，首先是获得那些年月、那些时日的真相，绝不能有感情造假。如果说战争刚刚结束时，人们讲的都是同一场战争，那么经过几十年后，他们当然会有所改变，因为人们已经把自己的全部生活注入了回忆，在战争中融入了自己的一切，包括他们这些年的生活，他们读到的书，他们遇到的人，最终还有他们的幸福和不幸。我与他们单独谈话，或许还有别人在一旁。家人还是朋友？怎样的朋友？前线战友是一类，所有其他人是另一类。文件是活生生的存在，它们和我们在一起也会有变化和动摇，但是从没有尽头的文件中，总是可以得到些什么，那是我们现在，或此时此刻正好需要的新东西。我们要寻找什么？最多见的不是战斗功勋和英雄行为，而是小事情和人性，那才是我们最感兴趣和最亲近的。比如，如果我很想知道古希腊人的生活和斯巴达人的历史，如果我很想了解当时的人们在家中都交谈些什么，他们是如何去打仗，他们在离开爱人前的最后一个夜晚，都说了些什么情话，而她们又是怎样送战士上前线，怎样等待他们从战场上回来……那么，我不会希望去读那些英雄和将领的故事，我会只想知道普通年轻人的遭遇……
历史，就是通过那些没有任何人记住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的讲述而保存下来的。是的，我对此兴趣浓烈，我想能够把它变成文学。讲故事的人至少都是见证者，但又不仅仅是见证者，他们还是演员和创作者。完全没有距离地贴近现实是不可能的，毕竟，我们的感情存在于我们与现实之间。我明白，我是同各种说法打交道，每个讲述者都有自己的版本，正是从所有版本中，从它们的数量和交叉当中，产生出时代的特点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形象。但我不希望人们这样评价我的书：她的主人公是真实的，仅此而已，这只是故事，充其量只是故事而已。
我不是在写战争，而是在写战争中的人。我不是写战争的历史，而是写情感的历史。我是灵魂的史学家：一方面，我研究特定的人，他们生活在特定的时间里，并且参与了特定的事件；另一方面，我要观察到他们内心中那个永恒的人，听到永恒的颤音，这才是永远存在于人心中的。
有人对我说，回忆录既不是历史也不是文学，而仅仅是没有经过艺术家之手提炼的粗糙生活。絮絮叨叨的谈话每天都有很多，就好像散在各处的砖瓦，但是砖瓦并不等于殿堂！我的看法则完全不同……我认为，正是在这里，在充满温情人情的声音中，在对往事的生动表达中，蕴含着原创的快乐，并显露出无法抹去的人生悲剧。人生的混乱和激情，人生的卓越和不可理喻，它们在这里没遭遇任何加工处理，十足原汁原味。
我在建造一座感情的圣殿……用我们的愿望、失望和梦想，用我们曾经有过，却又可能被遗忘的那些感情，去建造一座圣殿。
再说一次吧……我感兴趣的不仅是围绕着我们的现实，还有我们的内心。我感兴趣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的感觉。让我们这样说吧：事件的灵魂。对我来说，感觉就是现实。
那么故事呢？故事就在大街小巷里，就在芸芸众生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这人有半页纸，那人有两三页纸。让我们一起来写一本时间的书。每个人都大声说出自己的真相和噩梦的阴影。我需要听到这一切，与这一切融合，成为这一切，同时也不失去自己。我要把街头巷议和文学语言结合起来，而复杂性恰恰在于我们以今天的语言讲述过去。但是，用今天的语言怎样才能表达出当年的感受？
大清早，我接到一个电话：“您并不认识我……我从克里米亚来，是从火车站给您打电话的。从这儿到您那儿有多远？我想对您说说我的战争……”
原来是这样？！
我带上自己的女儿去公园，把她送去乘坐旋转木马。怎样向一个六岁的孩子解释我在做什么？最近她问我：“什么是战争？”怎么回答她呢……我只想以一颗温柔的心把她送进这个世界，我教她不要随意去折断花枝，要怜悯被撞伤的小母牛和被撕裂的蜻蜓翅膀。可是如何向孩子解释战争？如何向孩子解释死亡？如何回答孩子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杀人？他们甚至要杀孩子，那些和她一样大的孩子。我们大人就好像是在同流合污。我们知道是在说什么，可是孩子们呢？战后，我的父母对我解释过战争，但是我自己却无法向我的孩子去解释。必须寻找合适的词汇。我们最不喜欢战争，更难以为战争找到正当性。对于我们来说，这无异于谋杀——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就是。
我想写的是这样一本战争的书：让人一想到战争就会恶心的书，一想到战争就会产生反感、感到疯狂的书，要让将军们都会觉得不舒服的书……
我的男性朋友们不同于女性朋友，他们对我这种“女人的”逻辑感到惊诧。于是我再一次听到了男性的争辩：“你是没上过前线的啊。”可能这样说更好些：我不曾被那种仇恨激情所驱使过，我的观点太过正常，太过平民化，也太过怯懦。
在光学上有“采光性”的概念，说的是镜头采集捕获图像能力的强弱。女人的战争记忆就是按照自身情感张力和痛苦，而呈现的最强采光性能。我甚至要说，女性的战争远比男性的战争更加恐怖。男人们总是躲避在历史和事实的后面，战争对于男人有一种行动、理想冲突和各种利益的诱惑力，女人却只被感情所掌握。还有，男人从小就准备好了，以后他们可能必须要去开枪。而对女人是从来不会教这些的……她们从来没有打算做这类工作……她们记住的是另一些事情，另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但女人能够看到男人所看不到的东西。我要再说一次：女人的战争，是伴随气味、伴随色彩、伴随微观生活世界的战争：“上级发给我们背包，我们却把它改成了裙子。”“走进征兵委员会大门的，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姑娘，当她从另一扇门走出去时，就已经穿上了长裤和套头军装，辫子剪掉了，只剩下短短的刘海儿……”“德国人朝村子扫射了一阵又离去了……我们来到那个地方：被践踏的一堆黄沙上，有一只童鞋。”有些人（尤其是男性作家）不止一次地警告我：“那都是女人们对你虚构的故事，是随口胡说的。”可是我相信，这是不能臆造的。是抄袭谁了吗？如果这可以抄袭，那也只能是从生活中抄袭来的，生活本身就是会有这类的奇幻。
不论女人们说什么，她们总是有这样一种思维：战争，它首先就是一场谋杀案；其次，它又是一种无比沉重的工作，然后，那也还是一类普通生活：她们照样唱歌，照样恋爱，照样烫头发……
但是思维的中心永远是：如何不堪忍受，多么不想去死。更不能忍受和更不情愿的就是杀人，因为女人是带来生命的，是奉献人生的。她们长久地在自己身上孕育着生命，又把这些生命抚养成人。所以我很明白，杀人，对于女人来说，是更加艰难的。
男人们都不情愿让女性进入他们的世界，那是男人的领地。
在明斯克拖拉机厂，我找到了一个女人，她曾是一名狙击手，当年大名鼎鼎，前线报纸上多次报道过她的事迹。她在莫斯科的朋友给了我她家的电话号码，可惜是旧的。我笔记上有她的姓氏，不过是她娘家的姓。我直接去了工厂，我知道她在那家工厂的人事科工作。在那里，我听到了两个男人（厂长和人事科长）的心声：“难道是男人不够了吗？为什么您要这些女人的故事。那都是女人们的幻觉……”原来，男人们就是害怕女性讲述的战争不是他们那样的。
我去访问了这样一个家庭……丈夫和妻子曾经并肩作战。他们在前线相遇并且在战火中结为伉俪：“我们是在战壕中举行婚礼的，就在一次战斗打响之前。我亲自用德国人的降落伞缝制了白色连衣裙。”他是机枪手，她是通信兵。刚一宣布成亲，男人立即把女人赶到厨房里：“你去给我们做点什么吃的吧。”水煮开了，三明治切好了，她就在我们旁边坐了下来，可是丈夫立即把她叫起来：“草莓在哪里呢？还有咱们的度假礼物在哪儿啊？”在我坚持请求后，丈夫才勉强让出自己的位置，却依旧对老婆唠叨一番：“要按照我教你的那样说哦，别哭哭啼啼地总说些妇人家的鸡毛蒜皮：多想要漂亮啊，剪掉辫子时哭鼻子啊什么的。”后来她又悄悄对我耳语道：“昨天一整夜他都拉着我学习伟大的卫国战争史，就是怕我乱说话。就是现在，他还觉得我回忆得不对呢，觉得我说的都是废话。”
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发生过，不止在一栋房子里发生过。
是的，她们以泪洗面，甚至号啕大哭。我离开后她们要吞服心脏药片，甚至呼叫急救车。但她们还是一再请求：“你要来啊，一定要再来啊。我们沉默太久了，沉默了四十多年……”
我知道，抽泣和哭声是无法加工处理的，如果抽泣和哭声不是主要内容，那就一定是加工过的，是文学取代了生活。素材就是这样的，素材是有热度的，还常常是超高温的。在战争中最能看透和开启一个人的内心，还有就是在恋爱中，能穿透表皮下层，触及心灵的最深处。在死神面前，任何思想都是苍白的，死神开启了深不可测的永恒，任何人都没有充分准备面对这种永恒。我们毕竟是生活在历史中，而不是宇宙中。
有好几次，在公开的演讲稿之外，我又收到过附加的嘱咐留言：“不应该拘泥于琐事……请你书写我们的伟大胜利……”可是，对我来说，正是那些琐事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温暖而清晰的生活：剪掉长辫子，留下短发髻；一百多人投入了战斗，返回营地的只有七八个人；煮好的一锅热粥和热汤，已经没有人吃了；或者，战争之后不敢走进商店，生怕看到那一排排悬挂的红肉……即使是红色印花布也让人胆战心惊……“哦，我的好姑娘，你看看，四十多年过去了，在我家里你还是不会找到任何红色的东西，战争过后我甚至对红色花朵都憎恨！”
我在倾听痛苦……痛苦是走过人生的证据。再没有其他证据了，我也不相信再有任何证据。语言文字不止一次地引导我远离真相。
我把苦难作为与生命奥秘有直接联系的最高信息形式，苦难直接联系着生命的奥秘。所有的俄罗斯文学都是关于苦难的，俄罗斯文学写痛苦远远多于写爱情。
她们对我所讲的痛苦就更多了……
他们到底是谁？是俄罗斯人，还是苏联人？不，他们都曾是苏联人——不论是俄罗斯人，还是白俄罗斯人；是乌克兰人，还是塔吉克人……
但说到底，他们都是同一种人，叫作苏联人。这样的一类人，我想是永远不会再有了，他们自己也都明白。甚至我们——他们的下一代，也是另一类人。其实，我也很想如别人那样，成为和自己父母不同的人，要成为世界人。可是我们的子孙又像谁呢……
但是我爱他们，我钦佩和敬仰他们。他们那一代人，确实有过斯大林和古拉格，但也有过胜利。他们都知道怎么回事。
不久前我收到的一封信上写道：“我的女儿非常爱我，对于她来说，我就是女英雄，可是，如果她读了您的书，就会产生巨大的失望。污垢、虱子、流不尽的血，这一切都是真的，我都不否认。但是，难道对这些回忆，能够生出尊贵优秀的感觉吗？我们是准备建立功勋的……”
我不止一次地确信：我们的记忆远远不是一个理想的工具。它不仅任意和任性，而且还拴在时间的链条上，就像一条被拴住的狗。
我们能够从今天看过去，但我们却不知道从何处去看。
然而，她们却都深深爱着她们的遭遇，因为那不仅是战争，也是她们的青春、她们的初恋。
她们说的时候，我在倾听……她们沉默的时候……我也在倾听……不管是语言还是静默，对于我都是重要的文字。
“这个不是为了发表，只是对你说的……那些军官……他们坐在火车上，沉思默想，忧心忡忡。我还记得有个少校在深夜跟我说的话，那时大家都睡着了，他说到斯大林。他因为喝多了而壮了胆，告诉我，他的父亲被关在劳改营已经十年，与世隔绝，没有通信的权利，至今生死未卜。这位少校突然冒出可怕的话语：‘我想保卫的是祖国，但我不想保卫斯大林。’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害怕极了。谢天谢地，第二天一早他就消失了。大概是出走了吧……”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和奥克萨娜是朋友，她来自乌克兰。我是从她那儿第一次听说乌克兰大饥荒的，恐怖啊，连蛤蟆或老鼠都找不到，全部被吃光了。她那个村子，死了一半人，她所有的亲人都死了，爸爸妈妈和弟弟们，只有她活了下来，因为她当晚偷了集体农庄的马粪吃。那可不是人能吃的，但她吃了：‘热的不能放进嘴里，要冷的才行。冻起来的更好，闻起来就像干草一样。’”
我对她说：“奥克萨娜，斯大林同志在战斗。他在消灭害虫，但害虫太多了。”
“不，”她回答说，“你真傻。我爸爸是历史老师，他告诉我：总有一天，斯大林要为他所做的一切负责……”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想：奥克萨娜会不会突然间被发现是敌人，是德国间谍？我该怎么办？两天之后，她在战斗中牺牲了。她已经没有任何亲人，死亡通知书无人可寄……
人们很少接触这类话题，而且小心翼翼。在此之前，他们不仅被斯大林的欺骗和恐吓所麻痹，也被自己以前的信念而蒙蔽。但是，她们却不能不再爱她们曾经的所爱。
作战的勇气和思想的勇气，这是两种不同的勇气。我却认为它们是相同的、不可分割的。
手稿还摊在桌子上……
已经两年了，我总是遭到出版商的拒绝，杂志社装聋作哑。理由总是老生常谈：太多战争的恐怖了，过分恐怖了，有自然主义描写，完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作用。总之，就不是那种战争……
哪种战争？将军们和英明大元帅领导的战争？没有流血和虱子臭虫的战争？英雄与勋章琳琅满目的战争？我记得小时候和奶奶在一大片田野上散步，她告诉我：“战争结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片土地都寸草不生。德国人撤退时，那一仗打了两天两夜……死人一个接一个地躺在这里，就像一捆捆庄稼，就像火车铁轨下的一排排枕木。德国人和我们自己人的尸体。下过雨后，他们好像全都泪流满面。我们全村人花了整整一个月埋葬他们……”
我怎么会忘了那片田野呢？
我不是在简单地记录。我是在苦难把小人物创造成为大人物的那些地方，收集和追踪人类的灵魂，人就是在那里成熟起来的。就在那时，对于我而言，小人物们不再是历史上默默无闻的无产阶级了，他们的灵魂开启了。那么，我与权力的冲突到底在何处？我突然明白了：大思想需要的是小人物，却并不需要大人物。对于大思想来说，大人物是多余的，是不合适的，加工处理很费力。我就是在寻找他们，寻找那些渺小的大人物，他们被侮辱过、被蹂躏过，伤痕累累，他们熬过了斯大林的劳改营和背叛，最终他们还是胜利了，他们创造了奇迹。
但是有人以胜利的历史偷换了战争的历史。
渺小的大人物们要自己述说真相……
我在翻读自己的旧日记……
我试图想起来，当年写这本书时，自己是怎样一个人。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就连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国家也都没有了。从1941年到1945年，人们曾拼死保卫并且为她的名誉去牺牲的，就是这个国家。窗外已经天翻地覆，新的千禧年、新的战争、新的思维、新的武器，还有以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俄罗斯人（确切地说，是俄罗斯的苏联人）。
戈尔巴乔夫开始了改革……我的书立即付梓，印数叫人瞠目结舌：二百万册！那是发生了很多震惊世界的大事的时代，我们再次突飞猛进，再次走向未来。我们已经不知道（或者忘记了）什么叫革命，它始终是一个幻想或错觉，尤其是在我们的历史中。但它接着又发生了，就在所有人都被自由空气所陶醉的时刻。我开始每天都收到几十封信，我的文件夹都爆满了。人人都想讲话，不吐不快……他们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开放。毫无疑问，我注定要无休无止地把这些书写到底。不是重写改写，而是写下去、写到底。只要写下一个要点，马上就会变成很多要点……
我在想，今天我或许应该提出其他问题，听听其他的答案，也许会写另一本书，虽然差别不大，但毕竟是不同的。我每天与之打交道的那些文字，都是活的见证，它们不像冻土那样僵硬干涩，没有麻木不仁，而是跟我们一起活动的。我现在是否要多问些什么？还是希望补充些什么？我最有兴趣的应该是什么？……我在寻觅深刻的话语……寻找生物意义上的人，而不仅仅是时间和思想意义上的人。我原本的企图，就是更深入地探寻人的自然属性，进入黑暗的潜意识中，进入战争的奥秘中。
我还打算写自己如何采访一位当年的女游击队员……一位饱经风霜却依旧美丽如斯的女人。她对我讲，她那个小组（她在当中最年长，另外两人还是小年轻）有一次在侦察敌情时，偶然俘虏了四个德国人，他们带着俘虏在树林里转了很久也出不去，又走进了敌人的埋伏圈。显然，如果带着俘虏，他们是突围不出去的，无路可走。于是她做出了一个决定：让他们消失掉。这事是不可能让小年轻去下手的：他们已经和德国人相处了好几天，要是你和一个人相处久了，就算他是个外国人，反正你和他混熟了，他也和你近乎了，而且你对他们怎样吃饭、怎样睡觉，眼睛是什么样子、双手是什么样子，都很熟悉。不，年轻人不能做这活儿。她马上明白了，就是说只能是她亲自去杀人。接着她就回忆自己是如何杀了那几个德国人。她不得不既欺骗德国人，又欺骗自己人，假装要带一个德国人去打水，从后面向他开了枪，击中了后脑勺。另外一个，她把他带到树丛后面……她如此心平气和地讲述这些事情，我听得浑身直发抖。
参加过战争的人们回忆说，只需要三天时间，一个平民就可以变成军人。为什么三天就足够？莫非这中间也有奥秘？其实很容易解释：任何人在战争中都会变得更加莫名其妙，更加不可思议。
在所有来信中，我都读到过这样的话语：“我当时没有把实情全部告诉您，是因为时间不同，那时我们都习惯于对很多事情保持沉默……”“我没有对您坦承全部事情，就是在不久之前，这些也不能全都说出来，或许是感到耻辱吧。”“我知道医生的叮嘱，我的病已经很重了，但是我想说出所有的真相……”
不久前又来了这样一封信：“我们这些老人生活很艰难……但并不是为那点可怜的、微薄的养老金而难过，更加让我们受伤的，是把我们从过去的大时代，驱逐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猥琐的现在。已经没有人再邀请我们去参加学校活动和参观博物馆，我们已经不再被需要了。在报纸上，如果你读一下的话，法西斯变得越来越仁慈，红军战士却越来越可怕了。”
时间啊，这也是一种家园……不管怎样，我还是一如往昔地那样爱着她们。我不是爱她们那个时代，我爱的是她们这些人。
一切都可能成为文学……
更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自己在资料笔记中记下的、曾经重创了审查部门的段落，以及我和书报审查官员的对话。另外，我还在里面找出了一些被我自己删掉的内容，那是我的自我审查、自设的禁区。还有我自己的解释：为什么我要把它们删除。诸如此类的许多文字，都已经在本书中恢复了，可是我仍想把这几页内容单独发表出来：它们已经成了记录——自我心路历程的记录。
直到现在，每个夜晚我还是会惊醒……总好像听到有人在我身边哭泣……感觉我还是身处在战争之中……
我们大撤退时……在斯摩棱斯克郊外，有个女人把她的裙子让给了我，我忙不迭地就换上了。在男人们中间，只有我一个女人。我过去都穿着军裤，现在却穿上了夏天的裙子。结果，发现自己身上突然出现了一些现象……就是女人的那些事情……大概是由于激动吧，也许是因为感动和委屈，就提前来了。可是在哪里才能找到需要的东西啊？真丢死人了，我非常难为情！我们那时候都躲在灌木丛中，住在沟壑里，睡在森林的树桩上。我们人很多，树林里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人。我们常常惊慌失措，受骗上当，以至于谁也不敢相信谁……我们的飞机在哪里？我们的坦克在哪里？那些天上飞的地下爬的，大张旗鼓地，都是德国人。
我就这样被俘了。被俘虏的前一天，还被打伤了两条腿……只能躺在那里撒尿……我都不知道自己哪儿来的力量，硬是在深夜爬回了森林。幸好被游击队员们救了起来……
我会觉得读过你这本书的人很不幸，但我更会觉得，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很不幸……
那天，我正好值夜班，到重伤员病房去查房。有个上尉躺在那儿……医生们在我上班前就预告说，他将在当天晚上死去。他却熬到了早晨……我上前问他：“怎么样？需要我为您做些什么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真是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他突然笑了——痛苦不堪的脸上，竟然现出了灿烂的笑容：“解开你的内衣，给我看看你的胸脯吧……我好久没有见到老婆了……”我当时可吓坏了，我连初吻都还没有过呢。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我转身就跑了出去。但一小时后，我又回来了。
他最后死去时，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
那是一个夜晚，在刻赤海峡，我们在驳船上遭到四面打击。船头燃起大火……烈焰沿着甲板扑过来，弹药被点燃炸开了……爆炸的能量威力无边，驳船顿时向右倾斜，并开始下沉。这里距离岸边不太远，我们都知道附近就是陆地，水兵们纷纷跳入海中。这时从岸上射来一串机枪子弹，水中是一片惨叫、哀号、呻吟和咒骂声……我的水性好，心想至少能救上来一个战友，哪怕是个伤员……但这是在水中，不是在陆地上，我身边一个伤兵随即死了，沉到了水下……我又听到附近有什么人浮出了水面，马上又要沉入水底。从水面到水下的一瞬间，我抓住了他……感觉冰冷冷、滑溜溜的……我断定这是个伤员，他的衣服肯定被爆炸撕碎了。因为我自己也几乎赤身裸体，只剩下了内衣……当时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周围还是一片哀号声。他妈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家伙拖到了海边……就在这一刻，火炮划破了天空，我突然发现自己拖着的是一条受伤的大鱼。那么大的一条鱼，有一个人那么高。是一条白鲸……它快死了……我躺倒在它旁边，破口大骂了一通，又因为气恼而大哭了一通……为所有人的苦难而难过……
我们要冲出包围圈，顾不得方向往哪边了，四周全都是德国人。终于，我们做出了最后的决定：第二天清早打响突围战。反正横竖都是一死，不如这样死而无憾，在战斗中牺牲。我们队伍中共有三个女孩，那天夜里，她们到每一个男人身边都去过，只要他还有能力……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那事儿。您知道的，战前精神该有多紧张啊。那事儿，能做就做了……反正每个人都准备赴死……
早晨战斗之后，只有几个人活了下来……很少几个……也就七个人，而本来至少有五十多人，都被德国人用机枪扫了……至今，我想起那些女孩，还满怀感激，那天早上的战斗结束之后，在活下来的人中间，我没有找到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我永远也见不到她们了……
“看了您这些书之后，谁还会去作战？而且您用原始自然主义贬低女性，损害女英雄形象，诋毁她们的荣誉。您把女英雄写成了普通人，跟雌性动物一样。要知道，她们在我们国家是神圣的。”
“我们的英雄主义是经过无菌处理的，既无生理元素，也无生物元素。你自己其实都不相信吧。经受考验的，不仅是精神，也有肉体，物质材料的外壳也有感受。”
“您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想法？这是异端思想，不是苏联人的思想。您这是在嘲笑那些葬在兄弟公墓中的英雄，您是读了很多的雷马克吧？……雷马克主义在我们这儿可行不通。我们苏联女人不是动物……”
有人出卖了我们……德国人知道了游击队营地在哪里。他们包围了森林，从四面八方逼近我们。我们藏身于野外丛林深处，沼泽地救了我们，讨伐者没法进来。深深的泥淖死死地拖住了敌人的装备和人员。可是，几天还行，一连几星期，我们就实在吃不消了。我们游击队有一个无线电报务员，她不久前刚生了孩子。那孩子饿坏了……不停地要奶吃，但妈妈也饥肠辘辘，哪有奶水啊，孩子就不住地哭。可是围剿者就在附近……他们带着狼狗……如果被狼狗听到，我们就全都完了。整个游击队有三十条人命……您明白吗？
游击队长只好做出一个决定……
谁都下不了决心去向那位母亲传达命令，但她自己猜到了。她用布把孩子包起来，浸入水中，一动不动地坚持了很久……孩子不再哭了，没有一丝动静了……可我们谁都不敢抬起眼睛，既不敢看那位母亲，也不敢互相看一眼……
我们抓了一批俘虏，命令他们排成一列……我们没有朝他们开枪，那种死法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容易了……我亲眼看到这一切……我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已经很久了！让德国人也痛到眼睛爆裂开……瞳孔放大……
可是，对于我所遭遇的事情，您又知道些什么啊？！他们就是在村里，把我的妈妈和妹妹们架在火堆上，活活烧死的……
在战争中，我不记得曾经看到过猫儿或狗儿，只记得看到过老鼠。好大的老鼠啊……黄蓝色的眼睛，多得不得了。那一次，我伤好之后，从医院被送回到部队，我的部队坚守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壕中。指挥员下令：“把她领到女兵掩蔽洞去。”我走进掩蔽洞，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那里空空如也。一张松树枝编织的空床，这就是全部了。事先也没有人告诉过我……我把背包留在防空洞，之后就跑了出去，半小时后等我再回来时，发现背包不见了，一丝不留，梳子、铅笔这些东西，瞬间就被老鼠统统吞噬掉了……
第二天早上，我又看到了一批重伤员被老鼠啃伤的手臂……
就是在最恐怖的影片中，我也不曾看到过老鼠们在炮击开始前逃出城市的景象。这不是在斯大林格勒，已经是在维亚济马了。一大清早，人们就看到城市中到处是成群的过街老鼠，它们逃到地面上来，是感觉到了死亡。成千上万的老鼠啊，有黑色的，有灰色的……人们惊恐万状地看着眼前这险恶的景象，只能蜷缩在家中。而当老鼠从我们眼前消失时，炮击就开始了。飞机凶猛地俯冲下来，房屋和酒窖转眼间成了破砖烂瓦……
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死人啊，就连马匹都不再害怕了，而马匹通常是害怕死人的，马从来不愿意走向一个死人。我们只为自己人收尸，德国人的尸体就任其四处散落。那天气冷得可滴水成冰……当时我是个司机，运送成箱成箱的炮弹，我都听到了车轮压在他们头骨上的声音……
“是的，我们的胜利是来之不易。但您应该多搜寻英雄的范例，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啊。您却故意去表现战争肮脏的一面，见不得人的一面。在您的书中，我们的胜利是很恐怖的……您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写出真相。”
“您以为，真相就只是在生活中，只是在街道上，只是在脚底下的。对您来说，真相是如此之低俗，如此之尘世。不对，真相应该是我们的梦想，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我们在反攻中……到了第一个德国居民区……我们那时都年轻体壮，四年没有碰过女人了。我们到了一家酒馆，喝酒吃零食，又抓住了几个德国女孩……现在我真不明白，当时我怎么能做出那种事情……我是个有教养家庭出来的孩子啊……但那就是当时的我……
我们唯一害怕的，就是被我们的姑娘们知道，被我们的护士们知道。在她们面前，这可是一种耻辱。
我们陷入了包围圈……只能在树林里和沼泽地中迂回。我们只有吃树叶吃树皮吃草根。我们一共五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刚刚加入不久的男孩。一天夜里，睡在我旁边的那位对我小声私语：“反正那个孩子已经半死不活，迟早都要死的。你懂的……”我问他：“你是什么意思？”他悄悄对我说：“有个犯人告诉过我……他们当年从劳改营逃出来时，会专门带走一个年轻的……因为人肉可以吃……这样大家都有得救……”
可是，那时我们连打人的力气都没有了。幸亏第二天我们遇到了游击队主力……
有一天，游击队骑马来到我们村，从一座房子里拉出户主和他的儿子，用铁棍敲打他们的头部，直到把他们打倒在地……倒在地上还继续打。我就坐在窗边，看到了这一切……而这些游击队员中间，竟然还有我的哥哥……当他回到自己家里，一边想要拥抱我，一边还喊着“好妹妹”时，我尖声叫起来：“不许过来，不要碰我！你这个刽子手！”后来我失声了，整整一个月没有说过话。
最后，哥哥也牺牲了……我经常会想，如果他活下来，又会是怎么样？他总是要回家的……
早上，讨伐队烧毁了我们的村庄……只有逃进森林里的人还生还着。我们是两手空空逃出去的，面包也没有，更没有鸡蛋或熏肉。每到夜晚，我们的邻居娜斯佳阿姨就揍她的女儿，因为那女孩总是大哭不止。娜斯佳阿姨有五个孩子，女儿尤莉娅是我的小伙伴，她本来体质就很差，三天两头生病……那四个男孩也都很瘦小，也吵着要吃的。娜斯佳阿姨快要疯了，呜呜痛哭。有一天夜里，我听得很清楚……尤莉娅在央求她的妈妈：“好妈妈，你不要淹死我……我不再要吃的了，我再也不要一点吃的了。我不会了……”
可是从第二天早上起，再没有人看到过尤莉娅……
娜斯佳阿姨呢？……后来我们回到了村里，满眼一片灰烬……村庄全被烧毁了。没过几天，在自家园子里的苹果树上，娜斯佳阿姨吊死了自己。吊得很低很低，几个孩子还围在她身边要东西吃……
“您写的纯粹是谎言！这是对解放了半个欧洲的苏联红军的诽谤，是对我们游击队的污蔑，是对我们人民英雄的中伤。您写的这些小故事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伟大的故事，是胜利的故事。您根本不爱我们的英雄！您不爱我们伟大的思想，不爱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
“没错，我不喜欢伟大的思想，我只喜爱小人物……”
那是在1941年……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政治指导员卢宁和我们在一起……他宣读了一项命令，苏军战士决不能向敌人投降。用斯大林同志的话说，我军绝没有俘虏，有的只是叛徒。听完命令，同志们全都掏出了枪……指导员又下令说：“不许这样，孩子们，你们要活下去，你们还年轻。”结果他自己开枪自杀了……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1943年……苏军反攻，踏上了白俄罗斯土地。我记得有个小男孩，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好像从地底下，从地窖里钻出来似的，他一边跑一边大叫着：“你们快去杀了我妈妈吧……快杀了她！她爱上了一个德国人……”男孩的眼睛，因为恐惧而瞪得圆圆的。在男孩身后，跑上来一个一身黑色的老女人，全身黑衣服，一边跑一边画着十字：“可别听孩子的话，愿上帝宽恕这些孩子吧……”
他们叫我去学校……一个疏散后返回的老师和我谈话：
“我想把您的儿子转到另一个班级去。在我的班上，都是最好的学生。”
“但我儿子门门功课都是五分啊！”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孩子在德国占领区生活过。”
“是的，我们在那儿过得十分困苦。”
“我不知道那些。我只知道，所有在占领区生活过的……都要被怀疑……”
“您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他对别的孩子讲过德国人，可是他结结巴巴的。”
“这是因为他害怕，一个住过我们公寓的德国军官打过他。因为我儿子没有擦干净他的皮靴，他不满意。”
“您看，您自己也承认了，你们曾经和敌人住在一起……”
“那又是谁放纵敌人到莫斯科城下的？是谁把我和孩子们抛弃在这儿的？”
我简直要歇斯底里了……
我担心了两天，害怕那个女教师会去告发我。不过，她还是把我儿子留在了她的班上……
白天我们害怕的是德国人和警察，晚上害怕的是游击队。游击队把我最后一头牛都牵走了，只给我家留下一只猫。游击队员们也很饥饿，但是也很凶恶。他们牵走了我的牛，我就一直跟着他们走……走了十多公里。我央求他们：把牛还给我吧，在我的破房子里，还有三个孩子围着炉子挨饿呢。“快滚开，娘们儿！”他们威胁我，“再不走我们就一枪毙了你！”
你试试在战争中还能不能发现好人吧……
人各有命。富农的孩子们从流亡中返回老家来，他们的父母都已经死了，于是，他们就为德国当局服务，报仇雪恨。一个人在农舍里击毙了我家邻舍的一位老教师，那位老教师早先告发了他的父亲，没收了他家的财产，是个狂热的共产党人。
德国人先是解散了集体农庄，又把土地分给民众，人们没有了斯大林体制后感到舒了一口气。我们开始付地租，按时交租……可是，后来德国人就开始烧我们的人和我们的房子了。赶走我们的牲畜，烧死我们的人。
哦，亲爱的闺女，我害怕说话。说话是很可怕的……我是行善自救，不想对任何人凶恶。我怜悯所有人……
我随着军队一直打到柏林……
我是戴着两枚光荣勋章和好多奖章回到村里的。可是，我刚刚回家待了三天，在第四天大清早，家里其他人都还睡着的时候，妈妈就把我从床上叫起来，跟我说：“闺女啊，我给你打了个包裹，你就走吧……快走吧……你还有两个妹妹要长大了。可是有谁敢娶她们？全村人都知道，你在前线待了四年，和男人们在一起……”
所以，请不要再触碰我的心灵了。像别人一样，您就写写我的功劳吧……
上战场就是上战场，可不是请你们去看戏……
我们在一个场地上列好队形，围成一个圆圈。站在中间的是米沙和科利亚——我们的战友。米沙是个勇敢的侦察兵，口琴吹得好，至于科利亚，没有人比他的歌唱得更好……
宣读了一份长长的判决书：他们在某村庄勒索了两瓶土酿酒，某天夜里他们强奸了两个农村姑娘……也是在同一村庄，在一个农民家里，他们抢走了一件大衣和一台缝纫机，当时又向另外一户农民家去换了酒喝……
结论是判处枪决……这是最终判决，不许上诉。
由谁去执行？队伍里鸦雀无声……谁去？无人应声……指挥员只好亲自去执行了死刑令……
我那时是个机枪手，杀了这么多人……
战争结束后我很长时间都不敢生孩子。一直过了七年，一切平复之后才生孩子……
但直到今天，我还是不能原谅一切，绝不宽恕……看到有德军被我们俘虏时，我那个高兴啊，终于看到他们的可怜相了：脚上没有靴子，而是缠着包脚布，脑瓜子也缠着绷带……他们被押着穿过村子，用俄语请求：“妈妈，给一块面包吧……面包。”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农民们居然还纷纷走出小屋给他们食物，这个给一块面包，那个给一块土豆……男孩子们跑到柱子后面向那些俘虏扔石头……而女人们却在哭……
我似乎度过了两种生命：一种是男性的，另一种是女性的……
战争结束之后……那时候人的生命简直没有任何价值了。举一个例子说，有一天，我下班后乘坐公共汽车，突然听到有人尖叫：“抓小偷！抓贼啊！我的钱包啊……”巴士立刻停了下来，是在一个二手市场。只见一位年轻军官把一个男孩推到街上，把孩子的手折断了……军官跳回车上，公共汽车继续开动……没有一个人为男孩站出来说话，没人叫警察，也没有人叫医生。那个军官胸前挂满了战功奖章……我到站要下车时，他一步跳了过来，向我伸出他的手：“从这儿过吧，姑娘……”如此殷勤，彬彬有礼。
我至今都还记得这件事……当时我们所有人都还是战争中的人，生活在戒严时期。可是，难道这种人也算人类吗？
红军打回来了……
我们被允许挖开坟墓，寻找失去的亲人。按照旧习俗，与死者在一起要穿白色服装，白色披肩，白色衬衫。我会终身铭记这个情景：人们披着白色绣花毛巾，一身白色……可他们是从哪里找出这些白色服饰的？
人们都在埋头挖掘……谁找到了什么，认定了就取走。有人在独轮车上装着手臂，有人在马车上放着头颅……长久埋在土地下的人没有全尸，他们都互相混杂在一起了，和黏土、沙砾一起。
我没有找到姐姐，只是看到一片裙子布，感到很熟悉：这就是她了，是我认识的东西……爷爷也说，带走吧，总要埋葬点什么啊。就是那点衣服碎片被我们放进棺材，安葬了……
还有人只收到了父亲的失踪通知书。反正别人总会因为死者而得到什么证明，只有我和妈妈在村委会遭到干部的恐吓：“你们不会得到任何帮助的，他和德国娘们生活得可好了。他是人民的敌人。”
我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开始寻找父亲。经过了四十多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得到答复：“在花名册中没有记录……”可是从父亲战友们的口中，我知道他是英勇牺牲的。在莫吉廖夫城下，爸爸带着一枚手雷，钻到了敌军的坦克下……
遗憾的是，妈妈没有等到这个消息，她是带着人民敌人妻子的耻辱去世的，到死都是叛徒的老婆。和她有一样经历的，还有很多人，他们都没有能够活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我带了一封信去看望死去的母亲，在她的墓前读给她听……
我们许多人一直都相信……
我们以为战后一切都可以改变……以为斯大林相信自己的人民。可是战争还没有结束，一列列火车就开往远东的马加丹了。那是运载胜利者的列车……他们逮捕了那些被俘并且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熬过来的人，这些人曾经被德国人送去做苦力，他们所有人都见过欧洲的样子，可能会讲述欧洲人民的生活状况。他们会说那里没有共产主义，那里有怎样的房子、怎样的道路，他们会说在那里到处都没有集体农庄……
胜利之后，所有人重归沉默，和战前一样，人们沉默着，并且恐惧着……
我是个历史教师……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历史课本改写了三次。我用三种不同的历史课本教过孩子们……
趁我们还活着，来问我们吧。可别等以后我们不在时又要改写历史。请提问吧……
您知道杀人是多么困难吗？我是做地下工作的，半年后，我接到了一个任务，是到德国军官食堂中去当女服务员。我那时又年轻又漂亮，上级就选中我了。我是应该在那天把毒药投放在汤锅里，然后就去投奔游击队的。可是我已经和他们成了熟人。他们是敌人，可是您每天跟他们打照面，他们都要说：“谢谢您……谢谢您……”这任务实在太难了，杀人实在太难了……杀死别人比自己死还痛苦……
我一辈子都教历史课……但我永远都不知道该如何讲述这件事。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讲述……
我也有自己的一场战争……我和我的女主人公们一起，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我和她们一样，久久都不能相信，我们的胜利有着两副面孔：一副是完美的，一副是恐怖的，伤痕累累，让人看不下去。
“在肉搏战中杀人时，总是会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这不是投掷炸弹，或者从战壕里射击那么远的距离。”——他们都这样告诉我。
倾听人们讲述他们怎样杀人或者怎样死去，一定也是这样的：必须直视对方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