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向谁诉说？那些感受让我透不过气来……
刚开始……那些感觉是百感交集，一言难尽……我记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件事：恐惧与愤恨。关于已经发生的一切，我们得不到一点儿信息，政府不说话，医生也装哑巴。什么回应也没有。区里在等待州里的指示，州里在等明斯克的指示，而明斯克在等待莫斯科的指示，这是一条长得不能再长的链条……事实上，我们是最无助的。这是我们当时最主要的感受。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戈尔巴乔夫……还有那两三个人，决定着我们命运的人，决定着所有人的命运，数百万计人的命运。那几个人就可以杀死我们……他们不是疯子，也不是参与恐怖活动的罪犯，他们就是再平常不过的核电站当班操作工人。可以说，是一些很不错的小伙子。当我得知这个真相时，我经受了一场强烈的震撼。我发现了一些东西……我意识到，切尔诺贝利更甚于科雷马和奥斯威辛……和那场大屠杀……我说的您是否清楚？一个人用斧头和弓箭可以杀人，用手榴弹和毒气室也可以杀人，不过杀不了所有的人。但是当一个人拥有原子弹的时候……整个地球就危险了……
我不是哲学家，我不会把问题抬到哲学的层面上。我只会说我记得的……
刚出事的那几天，有的人跑到药店去买碘，有的人不再去市场上买牛奶和肉，特别是不再买牛肉。我们家这时候不再只想着节约，去买了高价香肠，心想它应该是用没问题的好肉做的。但很快我们就得知，它恰恰混有被污染的肉类，据说，因为这种香肠价高，所以买的人少，吃的人就少。我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不过，您当然都已经知道这些了。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是我们苏联一代人的事。
我的朋友中有许多是医生、教师，他们都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小圈子。大家在我家里聚会，喝咖啡。我有两位挚友，其中一位是医生。她们两人都有孩子。
第一位说：
“我明天就到父母那里去了，把孩子也带去。他们如果生了病，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
第二位说：
“报纸上说了，几天内局势就会恢复正常。那里有我们的部队，有直升机、装甲车。收音机也说……”
第一位说：
“我还是劝你，把孩子带走吧！离开！躲起来！出事了……比战争还可怕的事，我们甚至都无法想象，你还不明白吗？”
突然，她们提高了声调，争吵起来，互相指责。
“你身为母亲的天性哪里去了？你这个狂热分子！”
“你是个叛徒！如果我们大家都和你一样，我们还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吗？”
两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争吵，她们都非常疼自己的孩子。吵来吵去……就是为了这么一件事……
那天在场的人，特别是我，都有一个感觉：是这位医生朋友引发了惊慌，打破了我们的平静，打破了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所有信赖。我们一直等待着，等着她们说下去，给出解释。她是医生，知道的更多：“你们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难道有人威胁你吗？你们有什么可害怕的？”
我们当时真的讨厌她，甚至恨她，是她毁了我们的聚会。我说清楚了吗？不仅当局在欺骗我们，连我们自己也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在那里……在我们意识深处……当然，我们现在不想承认它，我们更热衷于骂戈尔巴乔夫，骂苏联共产党员——这是他们的错，而我们是牺牲品，我们是受害者。
第二天，她就离开了，我们把自己的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五一节”游行。其实我们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没有人强迫我们，没有人要求我们必须去。但是，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是理所应当的！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日子，大家应该在一起……到街上去，到人群中去……
区委的所有书记都站在看台上，第一书记旁边就是他的小女儿，她站在大家都能看到她的地方。她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尽管天空晴朗，但她身上披着军用斗篷。那些人都站着……我记得……他们“弄脏”的不仅是我们的土地，还有我们的意识，而且要延续好多年。
比起自己过去的生活，我这些年来，生活完全变了样。我已经四十岁了。我们被关在隔离区里……不许出来。我们就像住在古拉格一样，这里就是切尔诺贝利“集中营”……我在儿童图书馆工作，孩子们被告知：切尔诺贝利无处不在，周围都是，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学着生活下去。尤其是那些高年级学生，他们对此有不少问题。但那又有什么办法？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解。阅读图书？没有书籍。也没有电影。就连童话故事书也没有。神话故事书也没有。我只能教给他们爱，我想用爱来征服恐惧。我站在孩子们面前，告诉他们：我爱我们的村庄，爱我们的河流，爱我们的森林……爱我们的一切！他们就是我的最爱。我没有辜负他们。我教会他们爱。我说清楚了吗？
当教师的经验总在干扰我……我总是在说话写字的时候讲究一点儿表面的漂亮，今天又有一些激动。我现在来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无能为力？我无能为力……我的思维方式是切尔诺贝利之前的，我没有切尔诺贝利之后的思维方式。我们生活在战争思维之中，生活在苏联社会主义和一个不确定未来的崩溃之中。我们缺乏新的观念、目标、思想。我们的作家、哲学家在哪里？我已经不去谈论我们的知识分子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曾在等待自由，为自由做准备，但今天都被丢弃到了一边。这是贫困和屈辱的自由。我们不再欢迎他们，也不再需要他们。我甚至连想读的书也买不到，而书是我的生命。对我……对我这种人来说……任何时候都需要新书，因为身边展开的是新生活。但是，我们是新生活的局外人。我们无法接受这种生活。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谁来做我们的工作？电视不会教导儿童，教育儿童的应该是教师。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
我努力回忆……为了那些日子和我们感情的真相，为了不要忘记，我们是怎样被改变的……还有我们的生活……
——柳德米拉·德米特里耶夫娜·波利扬斯卡娅，农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