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喜欢尾声，这点在《格里尔帕策民宿》里已经表现出来了。
“尾声，”盖普写道，“不仅仅是死亡人数统计。尾声伪装成对过去的总结，实则是一种对未来的警示。”
那个二月的一天，海伦听到他吃早饭的时候和艾伦·詹姆斯还有邓肯开玩笑，他听上去确实对未来感觉良好。海伦给小珍妮·盖普洗了个澡，给她全身涂上爽身粉，头皮上涂好护肤油，剪了她的小手指甲，把她塞进沃特穿过的黄色连身装里拉好拉链。海伦闻得到盖普做的咖啡香，而且她听到盖普催邓肯上学的声音。
“不会要戴那顶帽子吧，老天啊，”盖普说，“那帽子连鸟都焐不暖和。现在可零下24摄氏度。”
“是零下11摄氏度，爸。”邓肯说。
“那是学术说法，”盖普说，“非常冷，就这意思。”那时艾伦·詹姆斯一定从车库门进来，写了一张字条，因为海伦听见盖普说他一会儿就过来帮她，显然艾伦无法发动车子。
然后大房子安静了好一会儿，海伦听到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靴子踩在雪地里的吱呀声，和冷车慢吞吞发动的声音。“祝你今天一切顺利！”她听到盖普对邓肯叫道，他一准已经走下长长的车道去学校了。
“好嘞！”邓肯叫道，“你也是！”
车发动了，艾伦·詹姆斯要开车去大学。“小心开车！”盖普在她后面嚷道。
海伦独自喝了咖啡。有时候小珍妮自言自语的咿咿呀呀声让海伦想起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或想起艾伦生气的时候，但这个早晨没有。小婴儿安静地玩着一些塑料玩意儿。海伦可以听到盖普敲击打字机的声音，除此之外就没别的声音了。
他写了三个小时。打字机连续作响三四页纸，然后陷入沉默，长得让海伦想象盖普是否停止了呼吸。然后，当她忘了这茬儿或沉浸在阅读中时，或在忙着弄小珍妮的时候，打字机声又会响起来。
上午11点30分，海伦听到他打电话给萝贝塔·马尔登。盖普想在摔跤训练之前来一场壁球，要是萝贝塔能从她的“女孩儿们”当中脱身的话。盖普叫菲尔兹基金会的成员女孩儿。
“萝贝塔，女孩儿们今天怎么样？”盖普说。
但萝贝塔不能打球。海伦听出盖普口气里的失望。
事后萝贝塔会一遍又一遍重复说她应该去打的，要是她去打的话，她继续说道，也许就能察觉那件事要来了，也许她能在盖普身边保持警觉紧张，认出真实世界的踪迹，盖普总是忽略这些爪印。但事实上那天萝贝塔却无法打球。
盖普又写了半个小时。海伦知道他在写一封信，不知为何从打字机发出的声音里她能听出分别来。他写信给约翰·沃尔夫谈《我父亲的幻觉》，他对这书的进展很满意。他抱怨萝贝塔对工作太过认真，身材都走形了，没有哪样行政工作值得占用像萝贝塔奉献给菲尔兹基金会那么多的时间。盖普说《格里尔帕策民宿》销量不好在预料之中，重要的是这是本“可爱的书”，他喜欢看着它，喜欢把它拿给别人看，而且它的重生让他重生。他说他期待下一个摔跤赛季比去年好，尽管他麾下有个新人重量级选手要做膝盖手术，而唯一的新英格兰地区冠军毕了业。他说和一个像海伦这样读这么多书的人一起生活，既烦人又激励人，他想写出让她合上其他书的东西。
中午他过来亲吻海伦，然后抚弄了她的乳房。他一边亲小珍妮，一边给她穿上沃特以前穿过的雪衣，沃特之前连邓肯也穿过几回。艾伦·詹姆斯一开车回来，盖普就开车送小珍妮去日托班。然后盖普出现在巴斯特简餐店，跟往常一样，喝一杯加了蜂蜜的茶，吃一个橘子、一根香蕉。这就是全部午饭了，之后他跑步或摔跤，他给一个英语系的新老师讲解写作，这个年轻人喜爱盖普的作品，他刚研究生毕业。名叫唐纳德·惠特科姆，他紧张的口吃让盖普感到亲切，他想起了廷池老师，还有他仍旧为之心跳加速的爱丽丝·弗莱彻。
这一天，盖普乐意和任何人谈论写作，而小惠特科姆则乐意听。唐纳德·惠特科姆会记得盖普跟他说开始动手写一本小说感觉如何。“就好比想要让死人复活，”他说，“不，不，不对，更像努力让每个人都永远活下去。连最后死掉的人物在内，让他们活着最重要。”最后，盖普才用了一种自己喜欢的说法。“小说家就是只看得到病危患者的医生。”小惠特科姆太敬畏这句话了，记了下来。
很多年以后，惠特科姆写的盖普传记，让其他想为盖普作传的人又嫉妒又鄙视。惠特科姆回顾说，盖普写作的“繁盛期”（他用了这个说法）乃是源于盖普觉得生命有限。惠特科姆说，那个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想用脏兮兮的白色萨博撞死盖普，这给了盖普一种必要的紧迫感重新投入写作。海伦也同意这个理论。
这想法还不坏，尽管盖普一定会笑话他。他其实已经忘了那个艾伦·詹姆斯主义者，而且他也没有再提防其他同党。不过潜意识里，也许，他曾感到小惠特科姆所表述的这种紧迫感。
在巴斯特简餐店里，惠特科姆听得入迷了，直到该去摔跤训练。盖普出门的时候（他把账单留给惠特科姆来付，这年轻人后来带着好意回忆道），撞见了鲍吉尔主任，他刚因为心脏不适住了三天医院。
“他们没找到什么毛病。”鲍吉尔抱怨道。
“但是他们找到你的心脏了吗？”盖普问他。
主任、小惠特科姆还有盖普都大笑起来。鲍吉尔说他只带了本《格里尔帕策民宿》去医院，因为故事很短，他通读了三遍。在医院读这个故事真难过，鲍吉尔说，不过他还是很开心地报告说自己没有做祖母那个梦，这样他就知道自己还能再活久一些。他说他很喜欢这个故事。
惠特科姆会记得，盖普听了这话变得不好意思起来，尽管他显然因为鲍吉尔的赞扬高兴。惠特科姆和鲍吉尔同他挥手告别。盖普忘了他的针织滑雪帽，不过鲍吉尔跟惠特科姆说，他来把帽子带去体育馆给盖普。鲍吉尔对惠特科姆说，他偶尔喜欢去摔跤室看看盖普。“他在那儿可如鱼得水了。”鲍吉尔说。
唐纳德·惠特科姆不迷摔跤，但他兴奋地谈起盖普的写作来。这一老一少都同意：盖普这人充满惊人的能量。
惠特科姆回忆起他回到宿舍楼的小宿舍里，努力写下所有盖普让他折服的地方，他不得不停笔，还没写完，该吃晚饭了。惠特科姆走去食堂的时候，他是史第林学校仅有的还不知情的人之一。是鲍吉尔主任在惠特科姆去食堂的路上拦住他的，主任眼眶红红的，忽然老了好几岁。主任把手套忘在体育馆了，他冰冷的手里紧捏盖普的滑雪帽。惠特科姆一看见盖普的帽子还在主任手里，就明白有事发生了，甚至在和鲍吉尔对视之前就懂了。
盖普刚快步走上从巴斯特简餐店通往西布鲁克体育馆及田径中心那条积雪的人行道，就想起了帽子来。但与其走回去拿，他还是选择加快步伐跑去了体育馆。不到三分钟他就到了那里，头已经很冷，脚趾也很冷。他先在热气蒸腾的健身房暖脚，然后才穿上摔跤鞋。他在健身房和队上一名145磅级的运动员略聊了聊。这男生的小指和无名指被粘在了一起，这样用手的时候就能得到点儿助力，健身教练说他的手只不过是扭了一下。盖普问照没照过X光，照过了，骨头没事。盖普拍了拍这145磅级选手的肩膀，问他重多少，他兴许撒了谎，说还超重大约5磅，盖普对他的回答皱起了眉头，然后就去换衣服了。
训练前他又来到健身房。“就只是擦了点儿凡士林在耳朵上。”健身教练后来回忆。盖普有一只耳朵正在发展成菜花耳，凡士林让他的耳朵光滑了些，他觉得这能保护耳朵。盖普不喜欢戴着头套摔跤，从前这些护耳用具不算摔跤必备装备，他觉得没必要现在才来戴。
他在开摔跤室门之前，先和一个152磅级的运动员一起在室内跑道跑了一英里。最后一圈盖普提出要赛跑，但这152磅级的选手剩下的力气比盖普多，最后比他快了6英尺。之后盖普和这152磅级选手在摔跤室里“过了几招”，热身性质。他轻而易举把这孩子摔倒了差不多五六次，骑坐在他身上长达5分钟。或者说直到这孩子看起来累了为止。然后盖普让他来反抱住自己，他让这152磅选手尽力按住自己，他从下面进行自卫。但盖普背上的一块肌肉很紧，无法伸展到他要的地步，于是他让这152磅的选手去和别人摔。他自己靠着软垫墙坐下，满心欢喜地边流汗边看着满屋子自己的队员。
他在演示第一套要他们做的练习之前，先让他们自己热身，他痛恨一起做柔软体操。“找个搭档，找个搭档。”他机械地说。然后又说：“埃里克呢？找个厉害的对手，埃里克，要不然你和我练。”
埃里克是他手下133磅级别的选手，老在训练的时候浑水摸鱼，找自己的室友兼最好的朋友，一个115磅的候补队员来练。
海伦来到摔跤室的时候，屋里的温度已经高达30摄氏度，而且还在攀升。两两一组的男孩儿们已经在垫子上气喘吁吁。盖普专心地望了一眼秒表。他嚷道：“还有一分钟！”海伦经过他身边时，他嘴里含着哨子，她就没吻他。
她会记得这只哨子，记得没吻他，活一日就记一日，而她会活很久。
海伦走到自己通常坐的摔跤室一角，这样就不太可能有人摔倒在她身上。她翻开了书。眼镜片起了雾，她用手擦了擦。那个护士从离海伦最远的一端进来的时候，她正戴着眼镜。但除非有身体摔打在垫子上发出巨响或有人的喊痛声非比寻常，她是不会抬头的。那护士关上了身后的摔跤室门，快速走过正在肉搏的人，朝盖普走去。盖普手里抓着秒表嘴里含着哨子，他把哨子从嘴里拿出来大喝一声：“15秒！”这也是他所剩的时间了。盖普把哨子重新放回嘴里准备吹响。当他看到那个护士时，还以为是帮他逃出第一次女性主义葬礼的那个好心护士多蒂。盖普只是凭她铁灰色的发辫来辨认，发辫绕着她的头盘起，那当然是顶假发。这护士冲他微笑。全天下的人当中没有比护士更让盖普安心的了，他也冲她笑笑，然后瞥了一眼秒表：剩十秒。
他再次抬头看那个护士时，看见一把枪。他刚刚还在想他母亲珍妮·菲尔兹，想象着不到20年前她走进摔跤室时的样子。他想着，珍妮比这个护士年轻。要是海伦抬头看到护士的话，她没准儿会再一次误以为自己失踪的母亲终于决定现身了。
盖普看见枪时，他也注意到那不是一件真正的护士服，而是一件胸口绣着红心的珍妮·菲尔兹原创设计。就在那时盖普看到护士的胸脯，虽然很小但紧实，有着年轻人的坚挺，不是一个头发铁灰的老妇会有的，而且她的臀部太瘦，两腿太像小女孩儿。当盖普又看了看她的脸，这下子他认出了家族相似性：米姬·史第林传给她所有孩子的方腮，而那倾斜的额头则得自“炖肥肉”。父母的组合让每个珀西家孩子的头都状如破坏力极强的军舰。
第一枪打中了盖普嘴里的哨子，发出一声脆响，秒表也从他手里飞了出去。他坐在地上。垫子是暖的。子弹穿过他的肚子命中了脊柱。班布里奇·珀西射出第二枪的时候秒表上只剩不到五秒了，子弹打中了盖普的胸部，让坐着的他向后倒在了软垫墙上。受惊的摔跤手们只不过是孩子罢了，似乎一动都动不了了。是海伦擒住“噗”，把她按在垫子上不让她射第三枪。
海伦的尖叫唤醒了摔跤手们。其中一个候补的重量级选手按着“噗”的肚子把她压制在垫子上，从她身体下面掰过她拿着枪的手，他抬起的手肘打裂了海伦的嘴唇，但她几乎毫无知觉。那个小指和无名指用胶带绑在一起的145磅新人选手掰开“噗”的大拇指，把枪扳了过来。
就在此时她的骨头“咔嚓”一声断了，她大叫起来，连盖普都看到她发生了什么事，一定是最近做的手术。在“噗”张开大叫的嘴里，所有靠近她的人，都能看见密集的黑色缝线好像蚂蚁一样布满了她剩下舌头的根部。那个替补重量级选手受惊过度，以至于夹得她太紧，折断了她的一根肋骨，班布里奇·珀西最近的疯狂行径，是想成为一名艾伦·詹姆斯主义者，这一定让她很痛。
“屋！”她叫道，“啊伊妈屋！”“啊伊妈屋”就是“操你妈的猪”的意思，但现在不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不会懂“噗”说了什么。
那个145磅的新人摔跤手拿着枪伸直手臂，往下对着地上的垫子，然后又指向摔跤室的无人一角。“屋！”“噗”怒视着他，但这男孩儿浑身发抖盯着他的教练。
海伦扶稳盖普的身体，他开始靠着墙往下滑。他知道，自己无法说话，也无法感觉，无法触摸。他只有一阵强烈的味觉和短暂的视力以及鲜活的记忆。
幸好邓肯对摔跤没有兴趣，盖普终于因此高兴了一回。因为邓肯天生喜欢游泳，他没看到这一切，盖普知道这会儿邓肯要不是刚出学校，就是已经在泳池里了。
盖普为海伦难过，因为她在现场，但她的气味离他最近，这又让他感到幸福。他尽情享受这股香气，夹杂在史第林摔跤室里其他的贴身体味之中。如果他能说话，他会告诉海伦再也不用怕“底蛤蟆”了。他惊讶地意识到，“底蛤蟆”不是陌生人，甚至不神秘，“底蛤蟆”是如此熟悉，就好像他一直以来都认识它一样，就好像“底蛤蟆”伴着他长大一样。它像温暖的摔跤垫一样柔软，带着干净的男孩儿汗水味，就像盖普最初也是最后的爱人海伦一样。现在盖普知道了，“底蛤蟆”甚至可以长得像个护士：护士是熟悉死亡的人，被训练来对疼痛作出实际的反应。
当鲍吉尔主任手里抓着盖普的滑雪帽打开摔跤室的门时，盖普并没有产生这位主任再次到来主持拯救行动的幻觉，没有以为他又要来接住从校医院辅楼四楼掉落的身体，那上面的世界是安全的。而这个世界并不安全。盖普知道，鲍吉尔主任会尽力帮忙，盖普感激地对他微笑，也对海伦微笑，还有他的摔跤手们，有些人现在哭了起来。盖普慈爱地看着把“噗”压在垫子上的替补重量级选手，盖普知道，这可怜的胖小子下个赛季日子会多难过。
盖普看着海伦，他唯一还能动的就是眼珠。他看见海伦努力想对他微笑。他努力用眼睛叫她安心：要是死了以后再也不会有生命了，怎么办呢？别担心。盖普死了以后还有生命，相信我。即便死后只有死（死而复死），也要感激小小的恩赐，比如说，有时性之后会产生生命。而且，要是你非常幸运的话，生过孩子之后还能有性生活呢！哦四的，就像爱丽丝·弗莱彻说的那样。盖普用眼睛说：只要你还有生命，就有希望获得力量。而且永远别忘了，还有回忆，海伦，他用眼睛告诉她。
“在盖普眼中的世界里，”唐纳德·惠特科姆后来写道，“我们有责任记住每一件事。”
盖普在他们能把他挪出摔跤室之前就死了。死时三十三岁，和海伦一样大。艾伦·詹姆斯才二十出头。邓肯十三岁。小珍妮·盖普即将满三岁。沃特要是还活着的话，会是八岁。
盖普之死，立即促使那本父子合作的《格里尔帕策民宿》第三、第四次再版。一个长周末，约翰·沃尔夫喝了太多，考虑要离开出版业，有时候，作者惨死造成的高销量让他感到恶心。但盖普能占据那么多新闻版面，又让他感到安慰。即便盖普不会想到，自己的死比自杀还更成功地奠定了他在严肃文学界的地位和名望。这对一个写过一个好短篇、三本长篇里也许一本半是好作品的33岁作家来说，算不错了。盖普不同寻常的死亡，事实上如此完美，约翰·沃尔夫一想到盖普会多么高兴就忍不住要微笑起来。沃尔夫想，这场死亡那么随机、愚蠢、毫无必要，带着喜感、丑陋和古怪，强调了盖普所有作品中世界的运转方式。约翰·沃尔夫对吉尔西·斯洛珀说，这个死亡场面，只有盖普写得出来。
海伦只有一次苦涩地说，盖普的死，实际上终究是一种自杀。“是从他的整个人生都是一场自杀这个意义上说的。”她神秘地说。她后来解释说她的意思只不过是“他太气人了”。
他让“噗”太气了，起码这一点毋庸置疑。
他让其他人想用小小的古怪方式纪念他。史第林学校墓地，有幸收容他的墓碑。和他母亲一样，盖普捐献了遗体。学校用他的名字，给剩下的一栋还没有以任何人命名的楼房命名。这是老鲍吉尔主任的主意。这位好心的主任说，既然已经有一栋珍妮·菲尔兹校医院了，那就应该有一栋盖普校医院辅楼。
后来这几栋楼房的功能有了些许变化，但是它们的名字还是叫作菲尔兹校医院和盖普辅楼。菲尔兹校医院，后来变成了史第林新医疗及检验中心大楼的老侧翼，盖普辅楼则主要用于储藏货物，成了堆放医疗器具和教室用具的仓库，也可以用来收治传染病患。当然了，再也没有那么多传染病人了。盖普或许会喜欢这一点，那就是用他的名字为一座仓库命名。他有一回写过小说“不过是一个储藏东西的地方，用来摆放小说家在人生中无法使用的有意义之物”。
他也会喜欢传染病这一点，毕竟：T. S. 盖普可能会把传染病想象成“是对未来的警示”。
爱丽丝和哈里森·弗莱彻会继续做夫妻，风雨同路，他们的婚姻之所以能够持续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爱丽丝无法将任何事进行到底。他们唯一的孩子，一个女孩儿会学习大提琴这个巨大笨重、乐音如丝的乐器，她演奏得那么优雅，每次她表演完之后几个小时，那纯净低沉的琴声，都会加重爱丽丝的口齿不清。哈里森在很久之后，终于拿到了终身教职，在自己才华横溢的女儿成为职业音乐家之后，终于戒掉了和漂亮学生乱搞的习性。
爱丽丝永远不会写完第二本小说或第三、第四本，也不会有第二个孩子。她依旧写起文章来顺畅，现实中却烦恼不堪。她再也没有和“其他男人”发展出和盖普那种情愫，即便在她的记忆中，他的热情足够强烈到让她永远无法和海伦接近。而且哈里森对海伦的好感，随着他每一次快速终结的外遇而逐渐消失了，直到弗莱彻一家再也不关心盖普剩下的家人为止。
有一次，邓肯·盖普在纽约遇见了弗莱彻家的女儿，她刚在那座危险之都初次登台表演大提琴独奏，邓肯请她吃了晚饭。
“他看上去像他母亲吗？”哈里森问女儿。
“我不太记得他母亲了。”女儿说。
“他追求你了吗？”爱丽丝问。
“我觉得没有。”她女儿说，她第一选择并且最爱的伴侣，永远是那大屁股的大提琴。
弗莱彻夫妇，哈里森和爱丽丝两个都在成熟的中年死亡，圣诞节他们乘坐的飞往马提尼克的飞机坠毁了。哈里森的一个学生开车送他们去的机场。
“要是你住在新英格兰，”爱丽丝对这个学生坦白说，“你就欠自己一个在祥光下过的节。对不对，哈里深？”
海伦一直觉得爱丽丝有点儿疯疯癫癫的。
大半辈子都被叫作海伦·盖普的海伦·霍尔姆会活很久。她会变成一个皮肤黝黑的瘦削女子，面容吸引人，讲话精准。她有情人，不过从未再婚。每个情人，都因为盖普的存在而备感压力，不仅仅因为海伦顽强的记忆，还因为她很少走出史第林大宅，身边围绕着盖普留下的物品。比如盖普的书，所有邓肯拍的盖普的照片，甚至还有盖普的摔跤奖杯。
海伦坚持说，她永远不可能忘记盖普死得那么早，留下她独自度过大半辈子。他生前那么惯她，她说，这让她不可能认真考虑和别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可能。
海伦会成为史第林学校史上最受人尊重的老师之一，尽管她对这个地方一直保持着讽刺态度。她在学校里有一些朋友，不过很少：直到去世的老鲍吉尔主任，还有年轻的学者唐纳德·惠特科姆，他会像对盖普作品那样对她着迷。还有一个女人，雕塑家，她是犬首湾的驻地艺术家，经萝贝塔介绍认识。
对约翰·沃尔夫这个终生的老朋友，海伦在小处都原谅了他，不过从未完全原谅他成功捧红了盖普。海伦也继续和萝贝塔走得很近，她偶尔会和萝贝塔一起去纽约进行她著名的寻爱之旅。这两个人越老越怪，对多年来在菲尔兹基金会飞扬跋扈的态度心中有愧。其实，她俩对外部世界的风趣实时评论，几乎成了吸引游客的犬首湾一景，因为孩子们都长大去别的地方追求各自的人生，时不时当海伦在史第林感到孤单无聊，她就去珍妮·菲尔兹祖宅和萝贝塔住一阵子。那里总是很热闹。萝贝塔一死，海伦好像老了20岁。
到了有一些年纪的时候，她刚对邓肯抱怨最喜欢的所有同龄人都不在了，之后不久，海伦忽然为一种影响身体黏膜的病痛折磨。她会在睡梦中辞世。
她成功比很多残酷的传记作家活得久，那些人都在翘首盼望她死，这样就能飞扑向盖普的遗物了。她一直保护着他的信、未完成的《我父亲的幻觉》手稿、他的大部分日记和草稿。她告诉所有想写传记的人：“读作品。忘掉作者的人生。”这是他会对他们说的话，一字不差。
她自己写了一些文章，在她的学术领域颇受重视。一篇叫作《冒险者在叙事中的直觉》，是对约瑟夫·康拉德和维吉尼亚·沃尔夫叙事技巧的比较研究。
海伦总是自认是有三个孩子的遗孀，他们是邓肯、小珍妮和艾伦·詹姆斯，他们都活得比海伦长，为她的离世痛哭流涕。盖普死的时候，他们还太小，受惊过度哭不出来。
鲍吉尔主任为盖普之死落的泪，几乎和海伦的一样多，他依旧像斗牛犬般忠诚顽强。退休很久了，他还夜袭史第林校园，因为无法入睡，正适合抓捕沿着人行道溜进来的潜伏者和抱着倒在海绵似的地上的爱侣，他们在软灌木丛下面，在美丽的老建筑旁边，等等。
只要邓肯·盖普还没毕业，鲍吉尔就一直活跃在史第林。“我是看着你父亲念完书的，孩子，”主任对邓肯说，“我也要看着你念完书。而且要是他们不拦着，我还要待到你妹妹毕业。”但他们最终还是硬逼他退休了，他们给自己举出很多他应该退休的理由，其中就有他习惯在礼拜时自言自语，还有他下了班还进行古怪的逮捕少男少女的午夜行动。他们还提到这位主任一再产生幻觉，他认为很多年以前的一个晚上，他怀里接住的是小盖普，而不是鸽子。鲍吉尔拒绝搬出校园，连退休了也不肯，除了顽固这一点，他还是成了史第林最受尊重的荣誉退休职工，也或许正由于顽固。所有学校典礼，他们都把他拖出来，让他蹒跚爬上台。他们向不认识他的人介绍他，然后再领他离开。也许因为他们要在这种场合展览他，所以才容忍他的乖张行为，比如鲍吉尔70多岁了，还自认为自己仍是主任，有时一连好几星期都这么相信。
“你是主任，真的。”海伦喜欢逗他。
“我当然是！”鲍吉尔嚷道。
他们经常见面，随着鲍吉尔越来越聋，他越来越常枕着好心的艾伦·詹姆斯的胳膊，她自有一套对听不见的人讲话的本事。
鲍吉尔主任，甚至还继续支持史第林摔跤队，他们的光辉岁月很快被大部分人抛诸脑后。摔跤手们，再也没能拥有一个像厄尼·霍尔姆那么好的教练，连和盖普差不多水平的都没碰上。他们成了一支常败的队伍，然而鲍吉尔一直支持他们，一直呼喊到最后一场比赛，直到史第林的男孩儿摔落在地，等着被对手压制。
鲍吉尔就死在一场摔跤比赛上。在一场无限级比赛中，双方难得势均力敌，史第林的重量级选手和同样精疲力竭且身体扭曲的对手，倒在地上用力挣扎，随着比赛时间越来越少，他们俩像搁浅的幼鲸一样，趴着争夺优势地位和决胜分。“15秒！”宣告员低沉地说。两个大男孩儿拼命挣扎着。鲍吉尔站了起来，跺着脚催他们。“神啊！”他用德语喊道。
当比赛结束，看台上的人都走空了，这位老主任还在，他死在了自己的座位上。海伦花了好一番工夫，才安抚住了敏感的小惠特科姆，让他控制住鲍吉尔之死带来的悲伤。
唐纳德·惠特科姆从来没和海伦上过床，尽管那些想写盖普传记的人，心怀嫉妒地散播这样的谣言，这些人都想把盖普的遗产和遗孀弄到手。惠特科姆，终生都好像个和尚般隐居，他几乎都躲在史第林学校里。能在盖普死前不久在这儿发现他，对惠特科姆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能和海伦成为朋友并且受她照顾，也很幸运。她相信，他比她还不加批判地爱戴她的丈夫。
可怜的惠特科姆一直都被人称为“小惠特科姆”，哪怕他不可能永远年轻下去。他的脸上从来没留过胡子，他那从褐色终于变得霜白的头发下面的脸颊永远粉红。他讲起话来依旧带些口吃，发出热忱的假音，他的手永远爱绞在一起。但海伦会把家庭和文学材料托付给惠特科姆。
他会成为盖普的传记作者。海伦通读了整本传记，最后一章除外，那一章惠特科姆等了很多年才写成，那是追悼她的章节。惠特科姆是盖普研究第一人，最后的盖普研究权威。邓肯常开玩笑说，他有着传记作者的温顺气质。他从盖普家人角度来作传，惠特科姆相信海伦告诉他的每件事，相信盖普留下的每张字条，或者海伦说是盖普留下来的便条。
“生命，”盖普写过，“很可惜不是精心布局的老派小说，而是在该走的走了以后便突然结束。留下来的，只是回忆。不过就算是虚无主义者都有回忆。”
惠特科姆甚至连盖普最花哨矫饰的一面，都爱不释手。
在盖普的遗物里，海伦发现了这么一张便条。
“不管他妈的我死前最后说了什么，就请说我留下的话是：‘我一直都知道，追求完美是致命的习惯。’”
唐纳德·惠特科姆不加批判地爱盖普，跟人家爱小狗和孩子一样，他说这番话真的是盖普的遗言。
“要是惠特科姆这么说，那么就是真的。”邓肯总是这么说。
珍妮·盖普和艾伦·詹姆斯也都同意。
这是家务事，不要让写传记的人碰盖普。
艾伦·詹姆斯写道。
“而且说这是他的遗言又有什么错呢？”珍妮·盖普问，“他欠大众什么？他总是说他只感激其他艺术家和爱他的人。”
那么现在究竟还有谁有份从他身上分一杯羹呢？
艾伦·詹姆斯写道。
唐纳德·惠特科姆连海伦的遗愿都衷心执行。尽管海伦留下遗愿时很老了，最后又病得突然，但捍卫她临终请求的人是惠特科姆。海伦不想和盖普、珍妮、她父亲、“炖肥肉”及其他人一起被安葬在史第林学校墓地里，她说镇上的墓地正合适。她也不想捐献遗体，因为她那么老了，遗体一定没什么用了。她对惠特科姆说，她想被火化，而且她的骨灰要留给邓肯和珍妮·盖普还有艾伦·詹姆斯。一部分骨灰下葬以后，剩下的任由他们处置，但他们不可以把骨灰撒在史第林学校的任何地方。海伦对惠特科姆说，要是让在她小时候不收女生的史第林学校得到她的任何一部分，她就会遭到诅咒。
她对惠特科姆说，镇上墓地里的墓碑上，应该就写她是海伦·霍尔姆，摔跤教练厄尼·霍尔姆的女儿，当年不准她念史第林学校因为她是女孩儿，不仅如此，还要写她是小说家T. S. 盖普挚爱的妻子，盖普的墓碑在史第林学校墓地里，因为他是男的。
惠特科姆严格遵照这个遗愿，让邓肯觉得特别好笑。
“爸爸该会多喜欢这个！”邓肯不停地说，“老天，我简直可以听到他的反应。”
珍妮·盖普和艾伦·詹姆斯总是说，珍妮·菲尔兹会为海伦的决定拍手喝彩。
艾伦·詹姆斯长大会成为一名作家。她就像盖普当年预料的那样“真有写作才华”。她的两位导师——盖普和他母亲珍妮·菲尔兹的灵魂，不知怎么让她无法承受，因为他们，她不会再写散文和小说了。她成了非常优秀的诗人，尽管她的作品流传得不广。
她优秀的第一本诗集《献给植物和动物的讲话》，会让盖普和珍妮·菲尔兹非常为她自豪，也的确让海伦非常自豪，她们是好朋友，也像母女。
艾伦·詹姆斯当然会比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活得长。盖普的遇害，让她们更不敢抛头露面，而且她们多年来偶尔露个面都会大肆伪装，甚至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你好！我哑了。”她们的字条最后这么写道。
或者是：“我遭遇了意外，所以不能说话。但你看到了，我很会写。”
“你不是那种艾伦·什么主义者，对吧？”偶尔人们会问她们。
“那种什么？”她们学乖了。
她们当中比较诚实的会写：“不是。现在不是了。”
现在她们只不过是不能说话的女人。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在私下努力寻找自己可以做什么。大部分都转而帮助那些也需要帮助的人。她们对帮助有缺陷的人很在行，也对帮助觉得自己太过可怜的人很在行。她们身上的标签越来越少，这些不能说话的女人，一个接一个用行动代表她们自己。
她们中有些人，甚至还因为自己所做的事得到了菲尔兹基金会奖金。
有些人，当然继续在这个很快忘了何为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的世界继续努力当一个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有些人以为，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是在本世纪中叶猖獗一时的犯罪团伙。讽刺的是，另一些人把她们和她们一开始抗议的强奸犯搞混了。一个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写信给艾伦·詹姆斯，说当她问了一个小女孩儿知不知道什么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之后，就不再想当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了。
“强奸小男孩儿的人？”那个小女孩儿回答道。
盖普遇刺后大约两个月，有一本写得很坏的小说流行起来。作者只花了三个星期写成，五个星期之后就出版了。这书叫《一名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的告白》，这本小说的确让她们更为古怪或干脆消失了。这书的作者当然是个男人。他之前的作品叫《一个三级片皇帝的告白》，再之前的一本叫《一个儿童奴隶贩子的告白》，如此种种。这男人狡猾邪恶，每六个月就变出一个新东西来。
《一名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的告白》里，最残忍的一个蹩脚笑话是，他设想女主人公是个女同性恋，她割了舌头之后才意识到，这样一来也就没人会想找她当爱人了。
这本粗俗垃圾小说的畅销，足以让一些艾伦·詹姆斯主义者难堪得想死。还真有些人自杀了。“在那些无法说明白自己想法的人当中，”盖普写过，“总是会有人自杀的。”
不过最后，艾伦·詹姆斯主动去找她们示好。她觉得珍妮·菲尔兹也会这么做。艾伦开始喜欢上和萝贝塔·马尔登一起去诗歌朗诵会，萝贝塔的声音低沉美妙。她会朗读艾伦的诗作，而艾伦坐在她身边看着，仿佛非常渴望能够念出自己的诗。这勾出了很多艾伦·詹姆斯主义者隐藏的心愿，她们也想说话。她们中几个人成了艾伦的朋友。
艾伦·詹姆斯从未结婚。她也许偶然结识过几个男子，不过更多的是由于对方也是诗人，而非因为他是个男人。她是很好的诗人，也是热血的女性主义者，坚信要像珍妮·菲尔兹那样生活，也相信要将T. S. 盖普那种精力和个人视野用于写作。也就是说，她对自己的意见很坚持，不过也善待他人。艾伦终生都在和邓肯·盖普暧昧，他实际上算是她的弟弟。
艾伦·詹姆斯的去世，会带给邓肯莫大的哀痛。艾伦老了以后开始长距离游泳，刚好就在她接替萝贝塔成为菲尔兹基金会主席的时候。她慢慢能横游犬首湾宽广的湾口好几个来回。她最后也是最好的诗，采用游泳和“海洋的拉力”作为隐喻。但艾伦·詹姆斯还是那个从中西部来的女孩儿，永远没能完全理解底流的力道。一个寒冷的秋日，她太过疲倦，被底流卷走了。
“游泳的时候，”她写信给邓肯说，“我就想起从前和你父亲争论时，我那么有活力又优雅。游泳的时候，我也能感到大海愿意接触我，愿意接触我干瘪的身体中部、我内陆般的小心脏。你父亲一定会这么说，内陆般的小浑球，我敢肯定。但大海和我，我们又会互相作弄。我猜你会说，你这个风流家伙，这对你来说是性的替代品。”
弗洛伦丝·科克伦·鲍尔斯碧的人生，会是一场嬉闹的混乱。她最为盖普熟悉的名字是拉尔夫太太，她可没有什么性的替代品，或者说，她明显没有寻找替代品的需要。她倒真的取得了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也终于在一个很大又迷茫的英语系得到了终身教职，系上的人因为都惧怕她而团结起来。她在不同时期勾引并戏弄了十三个高级教员中的九个，轮番恩准他们上她的床，然后嘲笑他们，赶他们下床。她被学生称为“炸药老师”。这样一来，就算不能向自己证明的话，至少她可以向其他人证明，她有一个领域的自信并非来自于性。
她所有奴颜婢膝的情人几乎都不会提她，他们尾巴夹在腿里的样子，个个都让拉尔夫太太想起盖普曾经离开她家的样子。
她看到了盖普震惊的死讯之后，怀着同情给海伦写慰问信，是第一批写吊唁信的人之一。“他很有诱惑力，”拉尔夫太太写道，“我一直都很遗憾，也钦佩他什么事都没做。”
海伦还挺喜欢这女人的，偶尔两个人还书信往来。
萝贝塔·马尔登也和拉尔夫太太通过信，她请求得到菲尔兹基金会资助的申请被拒绝了。萝贝塔对拉尔夫太太寄到基金会的一张字条非常惊讶。
“去你的。”字条这么写道。拉尔夫太太对她们的拒绝可不领情。
她自己的孩子拉尔夫，死在了她前面。拉尔夫成了一名还不错的报纸新闻记者，不过和威廉·珀西一样死在了战场上。
班布里奇·珀西，最为盖普熟知的名字是“噗”，她会活得很久很久。一长串心理医生给她治过病，最后一个宣称自己治好了她，不过在经历了精神分析并出入一众精神病院之后，重见天日的“噗”纯粹由于太过厌倦康复治疗，才再也暴力不起来了。
不管她是怎么办到的，“噗”在很久之后平和地重新开始投身社交，她又重新和大众打交道。就算她不说话，也成为了社会里能正常运作的一员，多少变成无害且（终于）有用的人了。她五十多岁开始喜欢孩子，她特别能和智力有障碍的人一起做事，对他们很有耐心。因为这种能力，她经常同其他艾伦·詹姆斯主义者见面，她们也都因为种种原因接受治疗，或者起码改变很大。
“噗”在将近二十年间，都没有提起过她死去的姐姐库西，但她后来对孩子的喜爱，让她脑筋不清楚起来。她54岁时怀上了孩子（没人想得出是如何怀上的），又重返精神病医院接受观察，她确信自己会死于难产。这没有成真，“噗”成了一个全心全意照顾孩子的母亲，她继续和智力有障碍的人一起做事。幸运的是，她的孩子智力正常，她母亲的暴力往事后来会让她很惊讶，其实，她身上有库西的影子。
有人说，“噗”对那些想永远废除死刑的人来说，是个正面例子，因为她的改变相当见效。唯独海伦和邓肯·盖普不这么想，他们到死都希望，“噗”在史第林摔跤室最后喊出那声“屋”的时候就死了。
有一天“噗”当然会死，会在佛罗里达死于一场中风，她去那里看望女儿。海伦活得比她长，这让海伦觉得稍有安慰。
忠实的惠特科姆选择用盖普从前的说法，把“噗”描摹成“不男不女的废物”，那是盖普从第一场女权主义者葬礼逃出来之后对鲍吉尔说的：“她的脸像只雪貂，心智被穿了19年的纸尿裤浸湿了。”
唐纳德·惠特科姆将那本盖普的官方传记定名为《疯癫与悲戚：T. S. 盖普的人生与艺术》，会由约翰·沃尔夫的合伙人出版，沃尔夫本人没能活着看到这本好书付印。他在最终让位前对这本书的精心制作贡献不少，相当于担任了惠特科姆大部分手稿的编辑。
约翰·沃尔夫在纽约死于肺癌，还算比较年轻的。他一生大部分时候，都是个谨慎小心甚至举止优雅的人，但他内心深处无法安定、无法释放的悲观，只是被他从18岁起就每天抽三包无滤嘴烟的行为掩盖了。像很多大忙人一样，约翰·沃尔夫抽烟抽死了，他们除了抽烟之外都维持着冷静自控。
他对盖普和盖普作品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尽管他大概时不时觉得自己对盖普的名气要负责，是名气最终导致了盖普被残暴杀害，但沃尔夫成熟多了，不会沉浸于这个狭隘的看法。刺杀在沃尔夫眼中，是“这个时代越来越流行的业余体育活动”，而且他几乎称所有人为“具有政治意识的真信徒”，他们总是誓与艺术家为敌，因为艺术家不管多自大，总是坚持个人视野的优越性。而且沃尔夫也知道，并不仅仅由于“噗”·珀西变成了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或被盖普激怒，她对盖普的怨恨其实来自遥远的童年，也许被政治运动激怒，不过基本上就和她多年来对纸尿裤的需要一样根源很深。库西和盖普喜欢做爱，所以最终死了这个想法，深深植根于她的脑海。盖普最终因此死了，至少这是真的。
约翰·沃尔夫这个专业编辑，身处在这个崇拜时代性的世界，他最终坚称，最自豪的出版物就是盖普父子联手出版的《格里尔帕策民宿》。他当然对盖普早期的小说自豪，还说《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实属“命中注定”，考虑到这本书给盖普召来了暴力袭击。不过《格里尔帕策民宿》却让沃尔夫感到精神得到了提升，他把这本书和未完成的《我父亲的幻觉》手稿悲喜交加地看作“盖普重回写作正途”之作。多年来，沃尔夫都在编辑着这本未完小说混乱的第一稿，多年来他都在向海伦和唐纳德·惠特科姆请益，问他们对这本书的意见。
“我死了才可以发表，”海伦坚持说，“盖普不会发表任何他觉得没写完的东西。”沃尔夫同意了，但他在海伦之前就走了。剩下惠特科姆和邓肯来出版《我父亲的幻觉》，作者死后很久以后的遗作。
约翰·沃尔夫死前饱受肺癌折磨，那段日子里邓肯是陪他最多的人。沃尔夫躺在纽约的一间私人医院里，有时通过插进喉咙的塑料管抽根烟。
“你父亲会怎么说我这个样子？”沃尔夫问邓肯，“不像他写过的某个死亡场面吗？不是正好很恶心吗？他有没有跟你说过，那个死在维也纳鲁道芬纳豪斯医院的妓女？她叫什么来着？”
“夏洛特。”邓肯说。他和约翰·沃尔夫很亲近。沃尔夫甚至还渐渐喜欢上了他小时候给《格里尔帕策民宿》作的插画。而且邓肯也搬去了纽约，他告诉沃尔夫，第一个让他想当画家和摄影师的场面，就是从他办公室看出去的曼哈顿，就是纽约第一场女性主义者葬礼的那天。
约翰·沃尔夫在临终病床上口述给邓肯的信里，留话给自己的合伙人，说只要出版社还在那栋楼里，邓肯·盖普就可以进他的办公室看曼哈顿。
沃尔夫死后很多年，邓肯都在享受这项好处。一个新编辑搬进了沃尔夫的办公室，不过盖普这个姓氏，让那家出版社所有编辑都不敢怠慢。
多年来秘书们会走进来说：“打扰一下，那个小盖普，又来看窗外了。”
约翰·沃尔夫花了多少工夫死，他就花了多少工夫和邓肯讨论盖普是个多好的作家。
“他本来可以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约翰·沃尔夫对邓肯说。
“本来可以，也许，”邓肯说，“但是你还有什么新鲜的能对我说？”
“不，不，我没骗人，我已经没必要说谎了，”沃尔夫说，“他有眼光，而且他语言一直很不错。不过主要是眼光，他总是非常有个性的。他是分心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他的新书又走对路了。他重新有好的写作冲动了。《格里尔帕策民宿》是他最迷人的作品，但不算最独一无二的，他那个时候还太年轻，还有其他作家可以写出那个故事。《拖延》是个很独特的点子，作为处女作长篇来看也很精彩，不过还只是处女作。《戴绿帽者的第二春》很好笑，是他所有小说里标题最好的，也很独特，不过这小说太形式主义风格化，也十分狭隘。当然了，《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是最独一无二的，哪怕它真的是三级肥皂剧，说得没错。但它太生硬了，它是生食，食物是好的，不过非常生。我是说，谁想看那个？谁想找这种罪受？
“你父亲是个难缠的家伙，他从来一点儿都不肯妥协，但这就是他的好处了：他总是跟着自己的直觉走，无论直觉把他带去哪儿，终归是他自己的直觉。而且他有志气。天啊，他还只是个他妈的小屁孩儿的时候，就敢去写这个世界，愿意挑战。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像很多作家一样，他只能够写自己的事，但他也还是在写这个世界，只是还没想通透。他开始觉得老写自己写烦了，就又开始写整个世界了，他还只不过刚开始。然后耶稣啊，邓肯，你必须得记得，他走的时候还是个年轻人！33岁。”
“而且他充满能量。”邓肯说。
“啊，他本来还可以写出很多东西，毫无疑问。”约翰·沃尔夫说。但他又咳嗽起来不得不住了口。
“但他就是消停不下来，”邓肯说，“这样的话就算他活着又有什么用呢？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把自己消耗殆尽的，不是吗？”
约翰·沃尔夫摇着头，不过动作很轻微，不想把喉咙里的管子弄松，他继续咳嗽。“他不是这种人！”沃尔夫竭力说。
“他本来可以一直一直写下去？”邓肯问，“你真这么觉得？”
沃尔夫边咳边点头。他会咳死。
萝贝塔和海伦当然去参加了他的葬礼。造谣的人咬牙切齿，因为在这座纽约州的小镇里，人们经常以为约翰·沃尔夫照看的不只是盖普的文学遗产。认识海伦的人都知道她和约翰·沃尔夫不太可能好过。无论什么时候海伦听到别人说她和谁谁在一起，她只是一笑了之。萝贝塔·马尔登反应更强烈。
“和约翰·沃尔夫？”她说，“海伦和沃尔夫？你一定在开玩笑。”
萝贝塔的信心很有根据。当她时不时扑向纽约城找乐子的时候，也和约翰·沃尔夫幽会过一两回。
“想想看啊，我以前竟然还看过你玩球！”约翰·沃尔夫有一次对萝贝塔说。
“你现在还是可以看我玩。”萝贝塔说。
“我是说橄榄球。”约翰·沃尔夫说。
“有很多比橄榄球好的事情。”萝贝塔说。
“但你把很多事都做得很好。”约翰·沃尔夫对她说。
“哈！”
“真的，萝贝塔。”
“所有男人都是骗子。”萝贝塔·马尔登说，她知道此话不假，因为她以前就是个男人。
从前叫作罗伯特·马尔登的前费城老鹰队90号队员萝贝塔·马尔登会比约翰·沃尔夫，还有她大部分情人活得长。她虽然走在海伦前面，但她终于活到了适应自己的变性手术的年纪。将近50岁时，她跟海伦说，她同时深受中年男子的自大和中年女子的焦虑之苦，“不过，”萝贝塔又说，“这种角度也不是没有好处的。现在我总是在男人开口之前，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了。”
“但是我也知道，萝贝塔。”海伦说。萝贝塔发出吓人的低沉笑声，她老喜欢熊抱自己的朋友，这习惯让海伦紧张。有一次萝贝塔压碎了她一副眼镜。萝贝塔为人负责，这点成功压制了她的古怪，她主要是对菲尔兹基金会负责，她管理起基金会来太轰轰烈烈，以至于艾伦·詹姆斯给她起了个绰号——“能量上尉”。
“哈！”萝贝塔说，“盖普才是‘能量上尉’。”
在犬首湾这个小社区里萝贝塔广受爱戴，从前珍妮·菲尔兹的祖宅，可从没如此被当地居民尊敬过，而且和珍妮比起来，萝贝塔对小镇事务热心多了。她担任了10年当地小学校的董事会主席，尽管她自己从没有过孩子。她组织成立了罗金厄姆郡女子垒球队，亲自担任教练和投手，这支队伍盘踞新罕布夏州榜首长达12年。曾经有那么一次，那个又蠢又卑鄙的新罕布夏州长提出，要让萝贝塔接受染色体测试，才能被允许参加冠军争夺战，萝贝塔提出就在比赛前州长应该见见她，就在投手丘见，“看看他是不是敢像个汉子一样打一架。”后来不了了之，政治人物总是如此。州长为比赛开球。萝贝塔的投球完封对手，也让染色体和所有说闲话的人闭了嘴。
多亏了史第林学校的体育主任，萝贝塔才能受邀出任史第林橄榄球队进攻线教练，但这位近端锋礼貌地拒绝了。“这群年轻小伙子，”萝贝塔甜蜜地说，“我会搞出大麻烦的。”
她一生最爱的年轻小伙子是邓肯·盖普，她像母亲、姐姐那样用香水和爱闷住他。邓肯爱她，他是被准许在犬首湾祖宅出现的极少数几个男性之一，尽管在邓肯勾引了那里的一个年轻诗人之后，萝贝塔生了他的气，几乎两年没有请他过去。
“有其父必有其子，”海伦说，“他很迷人。”
“这孩子太迷人了，”萝贝塔对海伦说，“而且那个诗人自己也把持不住。她对他来说，也太老了。”
“你听着很嫉妒啊，萝贝塔。”海伦说。
“这破坏了我的信任。”萝贝塔响亮地说。海伦也同意。邓肯道了歉。连那个诗人都道了歉。
“是我勾引了他。”她对萝贝塔说。
“不是，你没有，”萝贝塔说，“你不行。”
一个春天在纽约，她忽然邀请邓肯出来吃晚餐，冰释前嫌。“我给你带来一个美爆了的姑娘，她是我的一个朋友，”萝贝塔对他说，“所以你得把手上的颜料洗干净，洗洗头，打扮一下。我跟她说你长得不错，我也知道你可以拾掇得不错的。我觉得你会喜欢她的。”
萝贝塔安排邓肯和自己挑的女人约会，她多少觉得好些了。很久之后大家才知道萝贝塔从前就痛恨和邓肯睡的那个诗人，这是这件事最糟糕的地方。
邓肯骑摩托车在离佛蒙特州一家医院一英里的地方撞车之后，萝贝塔是第一个赶到的，她当时正在更北边滑雪，海伦打电话给她，萝贝塔比她还早到医院。
“你在雪天开摩托车！”萝贝塔嚷道，“你爸爸会怎么说？”邓肯气若游丝。手脚都上了牵引架，他的一条手臂不得不被截去。
海伦和萝贝塔还有邓肯的妹妹珍妮·盖普，等了三天三夜，邓肯才脱离危险。艾伦·詹姆斯太过震惊，无法来和她们在一起等。萝贝塔一直在骂骂咧咧。
“他上摩托车干什么，只有一只眼？那是哪门子余光啊？”萝贝塔问，“有一边一直是瞎的。”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一个醉汉没在停车信号灯前停下，邓肯看见轿车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努力要躲开轿车，却已经陷在雪里动弹不得，几乎成了那个醉酒司机的活靶子。
身体各处都断了。
“他太像他爸了。”海伦哀痛地说。但“能量上尉”知道邓肯在一些地方并不像他父亲。萝贝塔觉得邓肯没有方向。
邓肯脱离危险以后，萝贝塔在他面前崩溃了。
“要是你在我死之前就死了，你这个小杂种，”她哭道，“我也不活了！还有你妈，一定也活不下去了，还有艾伦，可能也想死，不过你可以肯定我是活不下去了。一定要死了，邓肯，你这个小畜生！”萝贝塔哭个不停，邓肯也痛哭流涕，因为他知道这是真的：萝贝塔爱他，因此发生在他身上的任何事，都让她特别脆弱。
珍妮·盖普还只是大一新生，她退学回家是为了在邓肯养伤期间待在佛蒙特陪他。珍妮之前以最优成绩从史第林学校毕业，等邓肯康复了她轻松就能再回大学。她主动要求担任医院的护工，而且她给邓肯提供了乐观的态度，他眼前有很长一段痛苦的恢复期。他当然对疗伤颇有经验。
海伦每个周末从史第林过来看他，萝贝塔去纽约照看他脏乱的住处兼工作室。邓肯担心，他所有的画和照片还有音响会被人偷。
萝贝塔第一次去邓肯的工作室兼公寓时，她发现一个瘦长苗条的姑娘住在那里，穿着邓肯那些沾了颜料的衣服，碗碟也不见她洗过。
“宝贝，搬出去，”萝贝塔用邓肯的钥匙开门进屋，“邓肯回到了家庭的怀抱。”
“你是谁？”这姑娘问萝贝塔，“他母亲？”
“他妻子，亲爱的，”萝贝塔说，“我总是喜欢年轻的男人。”
“他妻子？”这姑娘呆呆地看着萝贝塔说，“我不知道他结婚了。”
“他的孩子们正乘电梯上来，”萝贝塔对姑娘说，“你最好还是走楼梯下去吧。孩子都跟我差不多大个。”
“他的孩子？”姑娘说，说完她就逃了。
萝贝塔把工作室打扫干净，请了一个她认识的年轻女子住进来照看这里，这女人刚经历过变性手术，正需要一个新地方重新以新的性别开始生活。“这里最适合你，”萝贝塔对这个新来的女人说，“一个迷人的年轻男人的屋子，不过他要离开几个月。你可以照看他的东西，也可以幻想他，我会跟你说什么时候得搬出去的。”
回到佛蒙特，萝贝塔对邓肯说：“我希望你收拾好自己的人生。不要再骑摩托车，也不要再把生活搞得一团糟，不要再和对你一无所知的女人交往了。和陌生人上床，我的天啊。你还不是你爸，你还没好好工作。要是你真是一个艺术家，邓肯，你就没时间搞这些破事了。特别是这种作践自己的破事。”
盖普走了以后，“能量上尉”是唯一可以这样对邓肯说话的人。海伦对他骂不出口。他能活着海伦就再高兴不过了，而珍妮比邓肯小十岁，她能做的就是崇拜他，爱他，不管他要花多久复原都陪着他。艾伦·詹姆斯热烈又带有占有欲地爱着邓肯，他让她太气，她会把本子和铅笔扔到空中，然后，当然，一个字也说不出。
“一只眼、一条胳膊的画家，”邓肯没好气地说，“哦老天。”
“你还有一个脑袋一颗心就知足吧，”萝贝塔对他说，“你认识多少两只手拿刷子的画家？你要两只眼睛才能开摩托车，白痴，不过画画只要一只就够了。”
珍妮·盖普爱自己的哥哥，就好像他既是她的哥哥，又是她的爸爸。因为她太小了，来不及真的了解自己的父亲，她在邓肯住院恢复期间写了首诗给他。这是年轻的珍妮·盖普写的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诗，她没有她父亲和哥哥那种艺术细胞。而只有上帝知道沃特会有什么天分。
这里躺着大儿子，又瘦又长。
一条手臂还在一条手臂丢了。
一只眼睛亮着一只眼睛灭了。
家族的记忆，一击又一击。
这位母亲的儿子必须让
盖普造的房子毫发无伤。
这诗当然糟糕，但邓肯喜欢。
“这会保佑我毫发无伤。”他向珍妮保证。
那个被萝贝塔安排住在邓肯的工作室兼公寓里的年轻变性人，从纽约给邓肯寄来了明信片，祝他早日康复。
植物都很好，但火炉旁边那张很大的黄色油画变歪了，我觉得画布没有拉伸好，所以我就把画拿下来，和其他画一起斜靠在储物间里了，那里凉一些。我喜欢那张蓝色的油画，还有素描，所有素描都喜欢！还有一张萝贝塔跟我说是你的自画像，这张我特别喜欢。
“哦老天。”邓肯哼哼着。
珍妮给他读了约瑟夫·康拉德所有的作品，他是盖普小时候最爱的作家。
海伦有教书的职责在身，让她不用老担心邓肯，这对她有好处。
“这小子会把自己收拾好的。”萝贝塔让她放心。
“他是个年轻男人了，萝贝塔，”海伦说，“不是个男孩儿了，虽然他显然做起事来还是像个孩子一样。”
“他们对我来说都是男孩儿，”萝贝塔说，“盖普是个男孩儿。我以前是个男孩儿，变成了个女孩儿。邓肯对我来说，永远是个男孩儿。”
“哦老天。”海伦说。
“你应该开始运动，”萝贝塔对海伦说，“能让你放松。”
“拜托，萝贝塔。”海伦说。
“试试跑步。”萝贝塔说。
“你跑，我读书就好了。”海伦说。
萝贝塔一直在跑步。她将近六十岁的时候常常忘了使用雌激素，变性人士应该要终生使用以维持女性体态。因为少服了雌激素，加之跑步的强度加大，萝贝塔硕大的身躯就在海伦眼前变来变去。
“有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了，萝贝塔。”海伦对她说。
“还挺兴奋的，”萝贝塔说，“我永远不知道自己会感觉怎样，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萝贝塔五十岁之后跑了三次马拉松，但她开始有爆血管的问题，医生让她别进行长距离跑步活动。26英里对一个五十多岁的近端锋来说负担太大，邓肯有时候和她开玩笑叫她“你这个老90号”。萝贝塔比盖普和海伦大几岁，看起来也苍老些。她又重新跑从前她和盖普跑的史第林和海边之间的6英里路线，海伦永远不知道，萝贝塔什么时候会忽然跑到史第林大宅，一身臭汗喘着气要冲澡。萝贝塔在海伦家留了一条大浴袍和几身替换的衣服，以备不时之需。正看着书的海伦抬起头来，就看见穿着跑步服的萝贝塔·马尔登，她那双传接球的大手里握着秒表，好像握着心脏似的。
萝贝塔死在邓肯被佛蒙特州医院收治的那个春天。当时她正在犬首湾海滩上进行短距离冲刺训练，但她停下来走到了大宅门廊上，抱怨脑袋里或太阳穴上有“噗噗”的声音，她说她无法准确说出发出声音的部位。她坐在门廊上的吊床上望着大海，让艾伦·詹姆斯给她拿一杯冰茶来。艾伦让菲尔兹基金会的一个会员，递了张字条给萝贝塔。
柠檬？
“不要，糖就行了！”萝贝塔叫道。
艾伦把茶端来，萝贝塔几口把整杯茶一饮而尽。
“太好了，艾伦。”萝贝塔说。艾伦去给萝贝塔拿第二杯。“太好了，”萝贝塔又说，“再给我一杯就像这样的！”她叫道，“我这辈子就要像那样的一杯茶。”
当艾伦端着冰茶回来的时候，萝贝塔·马尔登已经死在了吊床上。什么东西爆了，什么东西裂了。
萝贝塔的死让海伦受到了打击，她很难过，不过她还有邓肯要担心，总算值得感谢一回那场意外，让她能从悲痛中分神。艾伦·詹姆斯受到过萝贝塔诸多支持，因为忽然要接手萝贝塔在菲尔兹基金会的职责而没有过度哀伤，就像人们说的，前人留下的足迹，后来者追不上。她的前人的确有双12码的大脚。小珍妮·盖普和萝贝塔从没有像邓肯和萝贝塔那样亲密，还捆着牵引架的邓肯是最伤心的。珍妮陪着他，鼓励了他一次又一次，但邓肯记得萝贝塔，还有从前每一次她帮助盖普一家脱离困境，特别是邓肯。
他哭了又哭。哭得太多，他们不得不更换他胸前的石膏。
他那个变性人房客从纽约发了个电报给他。
既然R已经走了，我这就搬出去。要是你不喜欢我住在这儿。我就走。我想问。能不能带走那张R的照片。R和你拍的那张。我猜那个人是你，拿着橄榄球的。你穿着一件写着“90”的过大的球衣。
邓肯从没有回过她的明信片，她那些关于植物生长情况和画的具体方位的报告。因为老90号他这次回了电报，无论那人是谁，可怜又迷惘的变成女孩儿的男孩儿，邓肯知道，萝贝塔一定对她很好。
他写信告诉她，请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但我喜欢那张照片。等我能走路了，就再印一张给你。
萝贝塔曾经叫他好好做人，邓肯悔恨已经无法让她看到他办得到了。他现在感到了身上的责任，不明白他父亲那么年轻就成了个作家，还年纪轻轻有了孩子，有了邓肯，他是怎么办到的。邓肯在佛蒙特的医院里制订了很多计划，大部分他都会做到。
他写信给艾伦·詹姆斯，她还因为太气他的意外不肯来看浑身打着石膏和钢钉的他。
是时候我们俩都好好做事了，哪怕我还得花工夫追，才能赶上你。90号走了，我们这个家更小了。让我们努力不要再失去谁了。
他本来也想写信给母亲说要让她为他骄傲，但觉得这样说很傻，而且他也知道他母亲多坚强，她历来都绝少需要人鼓励。于是邓肯就转而把激情展示给小珍妮看。
“妈的，我们得有能量，”邓肯对充满能量的妹妹说，“你不认识老爸，所以就缺了这个。能量！你得靠自己去获得。”
“我有能量，”珍妮说，“耶稣啊，你以为我一直在干吗？就只是在照顾你吗？”
那是个星期天下午，邓肯和珍妮总是在医院的电视上看职业橄榄球赛。邓肯觉得，佛蒙特电视台那个下午转播费城的比赛，是又一个好兆头，老鹰队即将遭到牛仔队痛宰。然而比赛并不重要，让邓肯高兴的是赛前仪式。他们为近端锋罗伯特·马尔登降了半旗。记分板上闪烁着“90！90！90！”。邓肯注意到时代变了，比如说，现在到处都有女权主义者葬礼了，他刚刚读到内布拉斯加州就办了一场大型的。而在费城，体育主播可以不带窃笑地说半旗是为萝贝塔·马尔登降的。
“她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主播咕哝着说，“拥有厉害的双手。”
“一个了不起的人。”一起主持的人说。第一个人又开始说话。“是的，”他说，“她为……”他搜肠刮肚找词，邓肯等着听为谁，为怪胎，为怪人，为性灾难，为他父亲和母亲、他自己和艾伦·詹姆斯。“她为有着复杂人生的人做了很多。”体育主播说，吓了他自己和邓肯·盖普一跳，不过他的语气庄重。
乐队开始奏乐。由达拉斯牛仔队对费城老鹰队开球，其后老鹰队会接到很多对方开球。邓肯·盖普可以想象，他父亲会欣赏主播聪明善良的字斟句酌。邓肯真的想象得到盖普和萝贝塔一起大叫，不知为何，邓肯可以感到萝贝塔在那里，能听到自己的悼词。她和盖普听到这条尴尬的播报时会很搞笑。
盖普会模仿主播说：“她为重塑阴道做了很多。”
“哈！”萝贝塔会低吼。
“哦老天！”盖普会叫道，“哦老天。”
邓肯记得当盖普被杀的时候，萝贝塔·马尔登曾扬言要把变了的性变回来。“我宁可再当一个糟糕的男人，”她哭着喊着，“也不要知道世上真的有女人会对那个龌龊婊子的行凶而幸灾乐祸。”
“别说了！别说了！再也不要提到这个词！”
艾伦·詹姆斯潦草地写道。
“世上只有爱他的人，和不认识他的人，男人女人都有。”
艾伦·詹姆斯写道。
然后萝贝塔·马尔登一一和他们认识，正式、严肃、宽容地奉上了她的招牌熊抱。
萝贝塔死了以后，犬首湾菲尔兹基金会一些能说话的成员，打电话给海伦。海伦再度压制住情绪，打电话告诉在佛蒙特的邓肯。她指导珍妮如何告知邓肯。珍妮·盖普遗传了她著名祖母珍妮·菲尔兹的细腻的床边护理姿态。
“坏消息，邓肯，”年轻的珍妮亲了她哥哥一下，小声说，“老90走了。”
邓肯·盖普经历了两场意外，但都大难不死：一场要了他一只眼睛，另一场夺走他一条胳膊。他变成了一名优秀的严肃画家，他在艺术价值有问题的彩色摄影领域算是先锋人物，他以画家对色彩的眼力和他父亲那种一以贯之的个人化视野发展出这种风格。可以肯定他不会创作无意义的图像，而且他的画有种怪诞感而又接近叙事性的现实主义，知道他家世的人轻易就可以说这种技艺与其说属于画家的，不如说是作家的，也很容易就批评他的作品太“流于表面”，他也的确得到了这样的批评。
“管他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邓肯总是说，“他们期望一只眼一条胳膊的艺术家能怎么样，又是盖普的儿子？难不成能毫无瑕疵？”
他毕竟有着他父亲的幽默感，而且海伦非常以他为荣。
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叫作《家庭相簿》的一系列油画，他一准画了有100幅。这些画，以他小时候眼睛发生意外之后拍摄的照片为蓝本。有萝贝塔、祖母珍妮·菲尔兹、在犬首湾游泳的母亲，还有下巴康复之后沿着海滩跑步的父亲。还有一组12幅小型油画，画了一辆脏兮兮的白色萨博，这个系列叫作《世界的颜色》。邓肯说，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的颜色，都能在这12幅不同的脏兮兮的白色萨博的画上找到。
也有以婴儿珍妮·盖普为模特的画，有一组大型人像油画主要出自想象，而非根据照片。评论家说这空白的脸，或背对镜头重复出现（非常小）的人形是沃特。
邓肯不要孩子。“太脆弱了，”他对他母亲说，“我受不了看着他们长大。”他的意思其实是他受不了看着他们长不大。
由于他这么想，邓肯幸运地一生都没有孩子这个问题，甚至完全没担心过。他在佛蒙特住了四个月院之后，回到自己家，发现纽约的工作室兼公寓里住了个特别孤独的变性人。她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有个真艺术家住着似的，而且不知她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几乎像是被他的东西潜移默化了似的，她已经对他了解甚多。也仅仅因为照片就爱上了他。又一件萝贝塔·马尔登送给邓肯的人生礼物！而且还有人说她甚至还很漂亮，比如珍妮·盖普。
他们结了婚，因为如果世上只有一个男孩儿心底里对变性人毫无偏见的话，那个人就是邓肯·盖普。
“天作之合。”珍妮·盖普对她母亲说。她指的当然是萝贝塔的撮合，萝贝塔在天堂里了。但海伦自然担心邓肯，盖普死了以后，她连他那一份担心也接手了。而且自从萝贝塔死了以后，海伦感到她得承担所有的担忧。
“不知道，不知道。”海伦说。邓肯的婚姻让她焦虑。“那个死萝贝塔，”她说，“她总是为所欲为！”
“不过这样一来，就不会有意外怀孕的机会了。”
艾伦·詹姆斯写道。
“哦，别说了！”海伦说，“我还挺想要孙子的，你知道的。无论如何要一两个。”
“我给你生。”珍妮保证。
“哦老天，”海伦说，“不知道我活不活得到那时候，孩子。”
很遗憾，她不会在了，尽管她看得到珍妮怀孕，也得以想象了一下做祖母的滋味。
“想象一件事，好过回忆一件事。”盖普写过。
而且海伦打心眼里为邓肯的人生走上正轨高兴，就像萝贝塔打包票承诺过的那样。
海伦死后，邓肯和温顺的惠特科姆非常努力地整理材料，他们将盖普未完成的小说《我父亲的幻觉》整理出一个像样的版本。像父子联手版的《格里尔帕策民宿》一样，邓肯也根据《我父亲的幻觉》的内容创作了插画，一个父亲的肖像，他有志设计一个不可能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的孩子们能安全幸福地生活。邓肯的插画主要都是盖普的肖像画。
书出版以后过了段时间，一个邓肯不记得名字的很老很老的男人来找他。这男人声称在写一本盖普的“批评性传记”，但邓肯觉得他的问题很惹人厌。这男人一再问他造成沃特死亡的意外之前发生的事。邓肯什么也不肯说（他也什么都不知道），这个男人什么传记材料也没得到，两手空空地走了。这人当然是迈克·米尔顿。邓肯之前就觉得这男人缺了些什么，尽管他不知道迈克·米尔顿少掉的是他的阳具。
这本他说要写的书从来没写出来，没人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我父亲的幻觉》出版后，评论界说盖普只不过是个“不寻常的作家”，一个“不错但不算杰出的作家”，他们似乎挺满意这么说他的。而邓肯丝毫不在意。用邓肯的话说，盖普是“独一无二的”而且“真有写作才华”。盖普毕竟从前就是那种强迫别人对他盲目忠诚的人。
邓肯称之为“一只眼的忠诚”。
他和妹妹珍妮还有艾伦·詹姆斯之间，有一条长期有效的暗号，这三个人亲密无间。
“这杯敬‘能量上尉’！”他们一起干杯的时候会这么说。
“没有比变性人更好的性别了！”他们喝醉以后会这么说，偶尔会让邓肯的妻子尴尬，尽管她一定同意。
“你最近能量怎么样？”他们互相打电话或发电报时会这么说，来代替问对方近况如何。而且当他们能量充足时，会互相形容说是“身上充满了盖普”。
虽然邓肯活得很久很久，他还是死得毫无必要又讽刺，就因为他很有幽默感。他会因为自己的笑话而死，这也真是盖普家的人做得出的事。那是在一个他妻子的朋友——一个刚变性的人的一场类似以新身份示人的派对上。邓肯在短短几秒剧烈的大笑时，吸进一颗橄榄噎死了。这么死法真是可怕又愚蠢，但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说，邓肯一定不会反对这种死法，也不会对他度过的人生有意见。邓肯·盖普总是说，沃特的死给他父亲带来的痛苦最大，比其他事对全家其他人带来的痛苦都大。而且不管哪种死法，到头来死总是一样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正如珍妮·菲尔兹曾经说过的，“只有死亡是平等的。”
珍妮·盖普在死亡的战场上，比她著名的祖母接受过更多具体训练，她不会同意这种说法。年轻的珍妮知道，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即便死亡都不平等。男人死得更多。
珍妮·盖普会比他们所有人都活得久。要是她也在她哥哥呛死的派对上，一准儿能救他。起码她清楚地知道该做什么。她是个医生。她总说是在佛蒙特那家医院照顾邓肯的经历，让她打定主意转而学医，而并不是由于她那著名的祖母从前是护士，因为珍妮·盖普对祖母的认识都是听来的。
年轻的珍妮是个聪明的学生，像她母亲一样，她能吸收所有知识，而且可以重新输出学习到的所有东西。像珍妮·菲尔兹一样，她因为在医院转悠发展出了对人的同情，慢慢了解如何善待别人，并认清什么是医护人员办不到的。
她做实习医生的时候，和另一个年轻医生结了婚。然而珍妮·盖普却没有改姓，她仍旧姓盖普，而且在一次和丈夫之间剧烈的争吵中，她预见到她的三个孩子也都会姓盖普。她最终离了婚，不慌不忙再度找到结婚对象。第二个丈夫很适合她。是个画家，比她大很多，要是她家人里还有人活着的话，他们毫无疑问会挑剔地警告说，她这是在一个男人身上想象邓肯。
“那又怎么样？”她会这样说。像她母亲一样，她有自己的想法，像珍妮·菲尔兹一样，她保留了自己的姓氏。
那么她父亲呢？珍妮·盖普有哪点像这个她从来不认识的人呢？他死的时候，她毕竟还只是个婴儿。
这么说吧，她是个怪人。她坚持走进每家书店询问她父亲的书。要是这家书店说卖完了，她就要求订购。她有着作家对不朽的感觉：要是书还在印刷，还在书架上，作家就还活着。珍妮·盖普留下的假名假地址遍布全美，她订来的书总会被卖给某个人的，她如此推想。T. S. 盖普的书不会绝版，起码他女儿还活着就不会。
她也热心支持著名女权主义者，她的祖母珍妮·菲尔兹，但就像他父亲一样，珍妮·盖普没有存很多珍妮·菲尔兹的作品。她没有麻烦书店把祖母的自传留在书架上。
她像父亲最多的地方在于，她变成了这么一种医生。她把自己的医学脑袋用在了研究上。她不会开自己的诊所。只有生病了她才去医院。取而代之的是，珍妮多年来都和康涅狄格州肿瘤登记处密切合作，最终她会领导国家癌症中心的一个部门。一个好作家，一定会对每个细节又宝贝又担心。同样，珍妮·盖普也会花好几个小时留意每个人体细胞的习性。她像好的作家那样有志气，她希望能把癌症彻底弄清楚。从某方面来说，她也的确做到了。她会死于癌症。
像其他医生一样，珍妮·盖普也宣过神圣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希波克拉底被称为医学之父，她答应要把自己奉献给盖普曾对小惠特科姆描述过的那种事业，尽管盖普关心的是作家的志向（“……让每个人都永远活下去，连最后死掉的人物在内。让他们活着，最重要。”）。于是，癌症研究没有让珍妮·盖普丧气，她喜欢像他父亲描述小说家那样描述自己为：
“一个只看得到末期病人的医生。”
珍妮·盖普知道，在她父亲眼中的世界里，人人都必须充满能量。她著名的祖母珍妮·菲尔兹曾经认为，每个人无非是“外伤”“重要器官”“不在场的人”和“死定了的人”。但在盖普眼中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末期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