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海伦受到了史第林学校英语系最热切的邀请，她还是犹豫不决是否要在这里教书。
“我还以为你想重执教鞭呢。”盖普说。但海伦还要等上好一阵子，才肯答应在这所她小时候还不收女生的学校教书。
“也许，等到珍妮大到可以离家的时候，”海伦说，“现在，我挺乐意看书的，就只是看。”作为一个作家，盖普嫉妒又不信任像海伦这样读了这么多书的人。
而且让他们担忧的是，他们都发展出一种恐惧心态，他们在此谨慎地思考自己的人生，好像真的多老似的。盖普当然一直以来都有种保护孩子的执念，现在他终于发现珍妮·菲尔兹想继续和她儿子住在一起的老观念并不算不正常。
盖普一家在史第林住下，他们有花不完的钱。要是海伦不想做，她可以什么都不用干。但盖普需要做点儿什么。
“你就写东西。”海伦疲劳地说。
“想停笔一段日子，”盖普说，“也许永远不再写了。起码要停一阵子。”
这确实让海伦震惊，觉得是早衰的征兆，但她也和他一样焦虑，和他一样想保住理智等已经拥有的东西，而且她知道他跟自己一样了解夫妻之间爱的脆弱。
他跑去史第林体育部提出要接替厄尼·霍尔姆，对此她什么都没说。“你们不需要付我钱，”他跟他们说，“钱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就是想当摔跤教练。”他们当然得承认他能胜任。如果没有人来接替厄尼的话，原本强大的摔跤队就会开始走下坡路。
“你一点儿钱都不想要？”体育部主席问他。
“我一点儿钱都不需要，”盖普对他说，“我需要的是有事做，除了写作以外的事。”除了海伦，没人知道T. S. 盖普只学会了做两件事：他能写作，他能摔跤。
海伦可能是唯一明白他（此刻）为什么无法写作的人。她的观点后来会由评论家A. J. 哈姆斯表达出来，哈姆斯说随着盖普的作品越来越类似他的个人生活史，品质就渐渐低下去了。“随着他越写越带有自传性，作品就越来越狭隘，而且，这么做让他变得越来越不自在。就好像他明白，不仅仅作品带有更多个人的痛楚，因为搅扰回忆，而且这作品从各方面来看，都越来越浅陋并且缺乏想象力。”哈姆斯写道。盖普已然失去了诚实想象人生的自由，他非常年轻的时候，以优秀的《格里尔帕策民宿》向自己和所有人证明，他有自由想象的潜力。在哈姆斯看来，盖普现在只能通过回忆来做到忠实于内心了，而且这种和想象迥然不同的写作方式，不仅有害心理健康，成果还远远差强人意。
不过哈姆斯这种后见之明是容易的，海伦在盖普担任史第林学校摔跤教练那时，就洞悉了他的问题。他们都知道，他和厄尼差得远了，但他能带出一支不错的摔跤队，他手下的摔跤手赢的比赛一定会比输的多。
“试试写童话故事。”海伦建议，她比他更常思考他的写作事业。“试着编故事，整个故事完全靠编出来。”她从来没说“像《格里尔帕策民宿》那样”，她从来没有提起，尽管她知道他现在也同意自己：这是他写过的最好的故事。不幸的是，那是他的处女作。
盖普只要一试着写，他就只看见自己人生中无聊又未经开发的事实：新罕布夏灰色的停车场，沃特一动不动的小身体，猎人发着油光的外套和红帽子，还有无性别感的“噗”自以为是的狂热。靠这些画面，什么也写不成。他花费大量时间侍弄新房子。
米姬·史第林·珀西从来不知道，谁买了她赠送给史第林学校的祖宅。要是“斯图威二号”有朝一日发现的话，他起码够明白事理到永远不把这事告诉他母亲，她对盖普的记忆和对好人斯莫恩斯先生的新印象搅和在了一起。米姬·史第林·珀西，死于匹兹堡一家养老院，因为“斯图威二号”身在铝制品业，之前就把母亲搬到离该金属产地不远的一家养老院里。
天晓得“噗”身上会发生什么事。
海伦和盖普修补了史第林老宅，校友圈里很多人都这么称呼这栋房子。珀西这个姓氏很快被人淡忘，现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米姬的名字总是米姬·史第林。盖普的新家是史第林校园内外最古典的地方，史第林的学生带家长或有意申请的学生参观校园时，很少说“这是作家T. S. 盖普的家。原来是史第林家族祖宅，建于1781年”。他们的介绍更调皮，他们总是说：“这是摔跤教练住的地方。”家长会礼貌地互相看看，有意就读史第林的学生会问：“那么摔跤在史第林很受重视咯？”
很快，盖普想，邓肯就会成为史第林的学生，盖普期待这一天，他为之高兴，一点儿不觉得丢脸。他虽然希望邓肯能出现在摔跤室里，不过也很高兴邓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游泳池，由于他的个性或视力，也许两种因素都有，泳池让他感到非常自在。邓肯有时会来摔跤室看看，他刚从泳池上来，还裹着毛巾，有点儿发抖，他坐在其中一台暖风机下的软垫上取暖。
“你怎么样？”盖普会问他，“你身上不是湿的吧，是吗？别把水滴到垫子上，好吗？”
“不会，我不会的，”邓肯会说，“我挺好的。”
海伦更常来摔跤室。她又重新开始读所有书，而且她会来摔跤室读书，“好像在桑拿房看书。”她总这么说，偶尔因为特别响的摔打声或喊痛声放下正在读的东西，抬起头来看看。在摔跤室里看书唯一的坏处，就是眼睛会不断起雾，这一点以前就让海伦觉得麻烦。
“我们准备好步入中年了吗？”有一晚，海伦在他们美丽大宅里的前厅问盖普。晴朗的夜晚，在前厅可以看到珍妮·菲尔兹校医院亮着灯的方形窗户，还可以看到远处校医院辅楼前的青黑色草坪，被楼门上的孤单夜灯照射着，盖普小时候就住在那里。
“耶稣基督，”盖普说，“中年？我们已经退休了，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一起跳过了中年，直接进入老年人的世界。”
“这让你难过吗？”海伦小心地问他。
“还没，”盖普说，“一旦我开始为这个难过，我就会做点儿别的，或者无论如何做些什么事。我发现，海伦，我们领先所有人，我们可以不上场好一阵子了。”
海伦已经对盖普的摔跤术语感到厌烦，但她毕竟从小听着这些词语长大。对海伦·霍尔姆来说，这些话就好像耳旁风一样。而且尽管盖普没有写作，她觉得他看起来挺高兴的。她晚上阅读，盖普看电视。
盖普的作品，已经为他赢得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名声，也不算和他对自己的期许相差太远，还比约翰·沃尔夫的预期更为奇怪。尽管盖普和约翰·沃尔夫，都对《本森海沃眼中的世界》因为政治意识同时被人欣赏又为人所不齿感到尴尬，不过这书的盛名，还是让读者重新关注起盖普的早期作品来，哪怕是由于误解。盖普礼貌地婉拒了到大学演讲的邀请，他们希望他代表所谓女性议题的一方或另一方，而且，也希望他谈谈和母亲及其作品的关系，还有他赋予书里众多人物的“性别角色”。他称之为“艺术为社会学和心理学所害”。但也有差不多数量的邀请，只希望他朗读自己的小说，偶尔他会接受这类邀请中的一两个，特别是海伦想去的地方。
盖普和海伦在一起很幸福。没有再对她不忠，他很少产生那种想法了。也许因为和艾伦·詹姆斯的接触终于让他不再对年轻女孩儿想入非非，至于和海伦年纪相仿或更年长的女性，盖普锻炼出一种意志力，这对他来说并不特别难。他的人生已经被欲望影响得够了。
艾伦·詹姆斯被强奸并割去舌头时11岁，搬入盖普家时19岁。她马上就成了邓肯的姐姐，也是邓肯羞于与之为伍的残疾人一员。他们非常亲近。她帮邓肯做功课，因为她擅长读写。邓肯让她喜欢上了游泳和摄影。盖普在史第林大宅里搭了一间暗室。他们在暗室里一待就是几小时，不停地洗照片。邓肯因为镜头孔和打灯喋喋不休地咕哝，艾伦·詹姆斯则发出不成字词的“哦”和“啊”。
海伦买给他们一台摄影机，艾伦和邓肯合写了一个剧本，亲自演出，说的是一位盲王子因为亲吻一个清洁女佣恢复了部分视力。他只有一只眼睛好了，因为女佣只让他吻了她的脸颊。她太害羞，不肯让任何人吻她的嘴唇，因为她丢了舌头。尽管他们身患残疾，身有缺陷，这对年轻恋人还是结婚了。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以哑剧形式演出，配了艾伦写的字幕。邓肯后来说，这部片最好的地方只有七分钟长。
海伦照顾婴儿珍妮，艾伦·詹姆斯也帮了大忙。艾伦和邓肯很会照顾这孩子，盖普星期天下午会带她去摔跤室，他声称在那里她可以学走学跑，跌跟头也不会伤着自己，不过海伦说这会给孩子造成一种错误印象，以为脚下的地面踩上去像几乎不稳的海绵。
“不过这个世界的触感就是这样的。”盖普说。
自从他不再写作，盖普生活中唯一和外人之间的摩擦，是和他最好的朋友萝贝塔·马尔登。但萝贝塔并不是摩擦的起源。珍妮走了以后，盖普发现她留下的遗产可观，而珍妮好像为了给儿子找麻烦似的，已经指定他作为她的遗嘱执行人，负责处理她庞大的财产和犬首湾给受伤妇女准备的大宅子。
“为什么是我？”盖普嚷道，“为什么不是你？”他对萝贝塔哇哇大叫。但萝贝塔对自己不是遗产执行人感到很受伤。
“我不懂。真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当中，”萝贝塔也这么说，“竟然会选了你？”
“妈妈故意刁难我。”盖普断定。
“或者说她是故意要让你思考，”萝贝塔说，“多好的妈妈啊！”
“哦，老天。”盖普说。
他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在为珍妮的一句遗言伤脑筋，那是她关于如何使用她的钱和海湾大宅的声明。
我想留下一个地方让配得上的女人可以去平复心情，简单做自己，和自己相处。
“哦，老天。”盖普说。
“要成立一个基金会？”萝贝塔猜。
“菲尔兹基金会。”盖普提议。
“太棒了！”萝贝塔说，“对，颁给妇女奖金，还让她们有个去处。”
“去做什么？”盖普说，“拿了奖金要干吗？”
“要是她们认为必要的话，用来康复；要是她们需要，就用来独自待着也行；”萝贝塔说，“要是她们想，就去写作，或者去画画。”
“或者成立一个未婚母亲之家？”盖普说，“设一个‘康复’奖金？哦，老天。”
“严肃点儿，”萝贝塔说，“这很重要。你看不出来吗？她想让你理解女性的需求，她想让你来处理这些问题。”
“还有，由谁来决定哪个女人‘配得上’？”盖普问，“哦，老天，妈妈！”他叫道，“我可以为这破事拧断你的脖子！”
“你来决定，”萝贝塔说，“就得这样才能让你思考。”
“你来决定怎么样？”盖普问，“萝贝塔，这种事你在行。”
萝贝塔显然陷入两难。她也和珍妮·菲尔兹一样想教育盖普和其他男人懂得女性需求的合法性和复杂性。但她也觉得盖普会把事搞砸，而且她知道自己会做得很好。
“我们一起来，”萝贝塔说，“就是说，你来负责，但我会从旁指导。我觉得你犯错时会和你说。”
“萝贝塔，”盖普说，“你总是告诉我我在犯错。”
萝贝塔极尽卖弄风情之能事，吻在他嘴唇上，还搂住他的肩膀。两者都那么用力，让他吓得往后退。
“耶稣基督。”盖普说。
“菲尔兹基金会！”萝贝塔叫道，“一定会很棒的。”
于是这种摩擦，持续发生在T. S. 盖普的生活里，要是一点儿摩擦没有，他说不定会丧失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他不写作的时候，是摩擦给了他活力，萝贝塔·马尔登和菲尔兹基金会，最起码给他提供了摩擦。
萝贝塔成了驻扎在犬首湾的菲尔兹基金会总管，这栋大宅变成兼具作家营、康复中心和生育指导诊所的地方，还有几间日照充足的阁楼房间，给画家提供了光线和僻静。一旦女人们知道，有这么个菲尔兹基金会的存在，就有很多人想知道谁够格获得援助。盖普也不知道。所有申请人都写信给萝贝塔，她招募了一小批女性员工，这些人轮番对盖普又爱又憎，但她们总是和他起争执。每个月有两次，萝贝塔和董事会成员都要在闷闷不乐的盖普的参与下聚在一处，遴选申请人。
天气好的话，他们会坐在犬首湾大宅暖洋洋的侧门廊，但盖普越来越抗拒去那里。“那群驻扎在那里的怪胎，”他对萝贝塔说，“让我想起从前。”于是他们在史第林的史第林祖宅也就是摔跤教练家里碰头，盖普觉得在这里和这群咄咄逼人的女人见面稍微舒服点儿。
要是能在摔跤室见她们，毫无疑问他会更舒服。不过就算在那儿，盖普非常清楚，从前的罗伯特·马尔登也会让他得分艰难。
第1048号申请人名叫查理·普拉斯基。
“我以为申请人必须是女的，”盖普说，“我以为起码这一条是板上钉钉的原则。”
“查理·普拉斯基是女的，”萝贝塔对盖普说，“她只是一直叫查理。”
“我得说，就凭这一点，她就不合格了。”有人说。那人是玛西娅·福克斯，她是个瘦削的诗人，常常和盖普交锋，尽管他欣赏她的诗歌。他永远做不到那么简练。
“查理·普拉斯基想要什么？”盖普机械地问。有一些申请人只想要钱，有一些想在犬首湾住一阵。还有一些想要很多钱并且得到犬首湾的一间屋子，永远住下去。
“她只要钱。”萝贝塔说。
“要钱去改名吗？”玛西娅·福克斯说。
“她想辞职去写一本书。”萝贝塔说。
“哦，老天。”盖普说。
“建议她别辞职。”玛西娅·福克斯说，她是那种憎恶其他作家的作家，还恨想当作家的人。
“玛西娅连死掉的作家也恨。”盖普对萝贝塔说。
但玛西娅和盖普，都读了查理·普拉斯基女士投递来的书稿，他们一致同意，她应该保住任何她能找到的工作。
1073号申请人是微生物学的副教授，也想休假写书。
“写小说？”盖普问。
“分子病毒学研究。”琼·阿克斯说，她原本在杜克大学医学院任职，现正请假做自己的研究。盖普问过她在研究什么，她神秘地告诉他，她对“血液中隐藏的疾病”感兴趣。
1081号申请人的丈夫死于一场空难，生前没有上保险。她有三个不到五岁的孩子，还需要更多学时才能完成法语专业硕士课程。她想重返学校，取得学位，找个像样的工作，她需要念书的钱，还需要足以收容她的孩子还有一个保姆的犬首湾房间。
董事会成员无记名投票决定，奖给这个女子足够完成学业和支付住家保姆的钱，但孩子、保姆以及这名女子，必须得住到她想攻读学位的地方。犬首湾不适合孩子和保姆。那里有的女人，只要一看到孩子或听到孩子的声音就会发疯。还有的女人的人生曾经被保姆毁掉。
这是个简单的决定。
1088号申请人造成了些分歧。她是谋杀了珍妮·菲尔兹的男子的前妻。她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在少年工读学校，自从她的丈夫，也就是谋杀珍妮·菲尔兹的凶手，被新罕布夏州警察发射的火力弹幕和其他在停车场转悠的带枪猎手击毙之后，赡养费也断绝了。
死去的那位肯尼·创肯米勒离婚不到一年。他跟朋友说起过赡养费要了他的老命，女性解放毁了他老婆，所以她才和他离婚。帮创肯米勒太太打赢这场官司的律师就是个纽约的离婚人士。肯尼·创肯米勒13年来，几乎每个星期起码要打老婆两次，还在各种场合在身体上和精神上虐待过他三个孩子中的每一个。但创肯米勒太太在读到《珍妮·菲尔兹自传：性生活有问题的人》之前都不够了解自己，也不懂自己可能拥有的权利。这本书让她开始想到自己忍受每周的暴打、孩子被虐待，其实都是肯尼·创肯米勒的错，13年来她都以为是自己有问题，以为自己命该如此。
肯尼·创肯米勒把他妻子的自我教育怪在妇女运动头上。创肯米勒太太以前一直是新罕布夏北山镇的一个自由职业者——发型师。一等法庭强制肯尼搬出他们家，她就马上成了个正式发型师。但现在没了给镇上开货车的肯尼，创肯米勒太太觉得，光靠做头发养活一家人很困难。在她字迹潦草的申请书上，她写道她被逼无奈，委屈自己来“维持生计”，而且她不介意以后还要继续委屈自己。
创肯米勒太太一直没有透露她的名字，她表示明白董事会对她丈夫的厌恶强烈到会对她产生偏见。要是他们无视她的申请，她能够理解。
约翰·沃尔夫是荣誉董事成员（被硬拉下水的），全因他精明的经济头脑，他立马表示对菲尔兹基金会来说，没有比奖励“这位不幸的珍妮·菲尔兹的谋杀者的亲属”更好更广的宣传了。会立即成为新闻，奖金会回本，约翰·沃尔夫肯定，因为基金会一定会收到无以计数的捐献款项。
“我们收到的捐献够多了。”盖普闪避着说。
“要是她不过是个妓女怎么办？”萝贝塔指不幸的创肯米勒太太，他们都盯着她看。萝贝塔在他们当中有优势：既可以像女人那样思考，又可以像费城老鹰队球员那样思考。“稍微想一想吧，”她说，“假设她只是个荡妇，一直在委屈自己，从来如此，根本不在意。这样一来，忽然之间，我们就会成为笑柄，然后我们就上当了。”
“那么我们需要人品担保。”玛西娅·福克斯说。
“什么人得去见一下这女人，和她聊聊，”盖普提议，“看看她是不是值得尊敬，是不是真心努力想独立生活。”
他们都盯着他看。
“这个嘛，”萝贝塔说，“我可不想去验证她是不是个妓女。”
“哦，不，”盖普说，“我不去。”
“新罕布夏北山镇在哪儿？”玛西娅·福克斯问。
“我不去，”约翰·沃尔夫说，“我也不常在纽约了。”
“哦，老天，”盖普说，“要是她认出我怎么办？有人真认得我的，你们知道的。”
“我很怀疑，”茜尔玛·布洛赫，一个盖普讨厌的心理辅导社工说，“最有动力去读自传比如你母亲那本的人，几乎不被小说吸引，或者很偶然才会读小说。也就是说，要是她读过《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也只是因为你才读的。这也不足以让她读完，无论哪种情况，再加上她毕竟是个发型师，她一定会觉得困难就不读了。而且也不会记得封面上你的照片，只可能对你的脸有个模糊的印象（当然了，你的脸上过新闻，不过只出现在珍妮被刺杀那段时间）。在当时，珍妮的脸肯定会被人记得。这种女人看很多电视，她不是个会看书的人。我十分怀疑这种女人会记得你的样子。”
约翰·沃尔夫对茜尔玛·布洛赫翻了个白眼。连萝贝塔也翻了白眼。
“谢谢，茜尔玛。”盖普冷静地说。一致决定盖普去探访一下创肯米勒太太，来裁定她的品性具体如何。
“起码弄清楚她叫什么。”玛西娅·福克斯说。
“我赌她叫查理。”萝贝塔说。
他们接着讨论行政报告：目前犬首湾住着谁，谁即将期满离开，谁即将搬入，以及存在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
目前有两位画家，一位住在南边阁楼，一位住北边阁楼。南边的这个画家，羡慕北边这个画家房间里的光线，有两星期她们关系很糟，吃早饭的时候不和对方说任何话，还指责对方拿了自己的邮件，如此等等。然后，看起来她们成了爱人。现在只有北边阁楼的画家，多少还画点儿东西，是以南边阁楼画家为模特的习作，南边阁楼的画家，整天沐浴在好光线里摆造型。她在楼上裸体的行为，起码影响到了一个作家，她是从克利夫兰来的反女同性恋编剧，很敢说，她说，因为海浪的声音她睡眠不好。一定是那对爱人做爱的声音让她睡不好的，她被人说“管得太宽”。不管怎样，自从有一次，另一个驻村作家提议，整个犬首湾的住客，都大声朗读这位剧作家正在创作的作品片段，她就不再抱怨了。这招对全部人很管用，楼上的住客现在很高兴。
这“另一个作家”是个不错的短篇小说作者，盖普一年前兴奋地力荐过她，不过她马上就要搬出去了，她的居住合约要到期了。谁会搬进她的房间？
那个丈夫自杀、婆婆刚刚赢去了孩子抚养权的女人怎么样？
“我跟你们说过别接受她的。”盖普说。
那两个某天不请自来的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如何？
“现在给我等一下，”盖普说，“什么情况？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不请自来？这是不允许的。”
“珍妮以前总是让她们进门的。”萝贝塔说。
“现在是现在，萝贝塔。”盖普说。
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多少都同意他，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不太讨人喜欢，其实她们从来没被人喜欢过，她们的激进做法（现在）看起来越来越陈腐可怜。
“不过这几乎是传统了。”萝贝塔说。她描述这两个“老”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在加州过得很不好。很多年前她们在犬首湾待过，萝贝塔分辩说她们的回归是一种情感上的疗愈。
“耶稣基督，萝贝塔，”盖普说，“甩掉她们。”
“你母亲以前总是照顾这样的人。”萝贝塔说。
“起码她们会很安静。”作家玛西娅·福克斯说，盖普真心欣赏她的言简意赅。但只有盖普一个人笑了。
“我觉得你应该让她们走，萝贝塔。”琼·阿克斯博士说。
“她们实在讨厌整个社会，”茜尔玛·布洛赫说，“这种情绪会传染。但另一方面，她们几乎是这个地方的核心精神。”
约翰·沃尔夫翻了个白眼。
“有一个医生在研究癌症相关的堕胎。”琼·阿克斯说，“她怎么样？”
“对，把她放在二楼，”盖普说，“我见过她。她会把所有想上楼的人吓个屁滚尿流。”萝贝塔皱起了眉头。
犬首湾大宅底楼面积最大，有两间厨房和四间完整浴室，可以住12个人，楼下私密性很好，还有多间空房，萝贝塔现在叫它们会议室，它们是珍妮·菲尔兹还活着的时候的客厅和巨巢。还有一间领食物和邮件的大餐厅，还有无论谁想找人陪伴，都会整日整夜聚集在这里。
这是犬首湾社交最活跃的一个楼层，尤其不适合作家和画家。对有自杀倾向的人却是最佳楼层，盖普告诉过董事会：“因为她们不能跳窗，得逼着自己去海里死。”
但萝贝塔以强硬手腕和既像母亲又像近端锋的作风管理此地，她几乎可以劝服任何人不要做任何事，而且就算她自己不行，她也指挥得动其他人。她成功和地方警力结盟，是珍妮从来没能办到的。偶尔伤心欲绝的人由警察捡回，要么在海滩上很靠近海的地方，要么是在村子里的海边栈道上号啕大哭，她们总是会被和善地带回来交还给萝贝塔。犬首湾的警察都是橄榄球迷，对前罗伯特·马尔登凶猛的锋线进攻和阴狠的前场阻挡满怀敬意。
“我想提出一项动议，任何艾伦·詹姆斯主义者，都不得从菲尔兹获得资助和安慰。”盖普说。
“赞成。”玛西娅·福克斯说。
“这个有待商榷，”萝贝塔对全部人说，“我觉得没必要设这条规定。虽然我们不支持这种基本上被公认为愚蠢的政治表态，但是不代表这些没有舌头的女人当中不会有人真的需要帮助。我得说，事实上，她们已经明确表示需要住处了，我们以后会继续接到她们的请求。她们真的需要援助。”
“她们是疯子。”盖普说。
“这么说太笼统了。”茜尔玛·布洛赫说。
“世界上多的是有生产力的女人，”玛西娅·福克斯说，“她们没有放弃自己的声音。事实上，她们在为发出声音奋斗，我不主张奖励愚蠢的行为和自己制造的沉默。”
“沉默中有美德。”萝贝塔争辩道。
“耶稣基督啊，萝贝塔。”盖普说。而且他看到了这个黑暗话题的光明面。出于某种原因，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比起世界上的肯尼·创肯米勒们让他更气，而且尽管他看出艾伦·詹姆斯主义已经退潮，但对他来说，她们消失得还不够快。他希望她们滚，不仅希望她们滚，还希望她们丢脸。海伦跟他说过就她们的为人来说，他对她们的憎恨太过头了。
“她们的所作所为，就只是疯狂和一根筋罢了，”海伦说，“为什么你就不能不理她们，让她们去呢？”
但盖普说：“我们去问问艾伦·詹姆斯。这样公平了吧，不是吗？我们去问问艾伦·詹姆斯她本人对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的看法。耶稣基督，我愿意公开发表她对她们的看法。你知道她们给她什么感觉吗？”
“这太私人了。”茜尔玛·布洛赫说。她们都见过艾伦，都知道艾伦·詹姆斯憎恨自己没有舌头，也憎恨艾伦·詹姆斯主义者。
“我们暂时不要说这个了，”约翰·沃尔夫说，“我提议我们搁置这个议案。”
“妈的。”盖普说。
“好，盖普，”萝贝塔说，“我们来投票，就现在。”他们都清楚他们会否决他的动议，会去掉这条动议。
“我撤回我的动议，”盖普没好气地说，“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万岁。”
但他并没有撤回这项议案。
正是由于疯狂，他母亲珍妮·菲尔兹才会死，是因为极端主义。因为自以为是，狂热可怕的自我怜悯。肯尼·创肯米勒只是一种特殊的白痴：一个真心相信自己的恶棍。他太过盲目地可怜自己，以至于会把为自己的失败提供思想的人视作仇人。
而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又有什么不同呢？她们的姿态不也一样咄咄逼人，又对人类的复杂性一无所知吗？
“算了吧，”约翰·沃尔夫说，“她们没有谋杀任何人。”
“还没有罢了，”盖普说，“她们有杀人的素质。她们有本事作出不经过大脑的决定。她们相信自己再正确不过了。”
“要杀人还要别的条件。”萝贝塔说。他们任由盖普生他的闷气。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容忍无法容忍的人可不是盖普比较强的地方。疯子让他发疯。就好像他本人憎恨他们听凭疯狂控制似的，一则也是由于他自己时刻需要控制自己才能理智行事。当有人放弃理智的努力，或者无法保持理智时，盖普就会怀疑他们不够尽力。
“容忍无法容忍的人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艰难任务。”海伦说。尽管盖普知道海伦有智慧，也经常比他有远见，但他宁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消失在视野范围之内。
她们当然也宁可他完全消失在视野范围之内。
关于盖普和他母亲的关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最激进的批评，就来自各种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她们惹他不爽，他也反过来惹她们不爽。很难说清这是如何开始的，或者是否应该开始，但盖普会在女性主义者当中引起争议，主要就是由于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的刺激，而且盖普也反过来刺激她们。由于同样的原因，盖普被很多女性主义者拥戴，也被同样多的女性主义者厌恶。
至于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她们对盖普的评价跟她们的行为一样直白：也就是她们割掉舌头是因为艾伦·詹姆斯被割掉舌头。
讽刺的是，正是艾伦·詹姆斯本人加剧了两方之间的长期冷战。
她一直习惯给盖普看自己写的东西：很多故事、对父母和伊利诺伊州的回忆、她的诗歌、关于无法说话的比喻描写、她对视觉艺术和游泳的喜爱。
“她是真有写作才华，”盖普不停地告诉海伦，“她有能力，而且也有热情。我相信她也会有耐力的。”
海伦对“耐力”这个词左耳进右耳出，因为她替盖普担心，怕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耐力了。他当然有能力，也有热情，但她觉得他也走了一条窄路，被误导了，而只有耐力能让他重返其他路径。
这让她难过。目前，海伦一直想，只要盖普对任何事有热情，她都会满意，摔跤，甚至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因为，海伦相信，精力会产生精力，她想迟早他会重新写作的。
于是当盖普因为艾伦·詹姆斯的一篇论文兴奋不已时，海伦没有太过积极干涉。那篇文章是《艾伦·詹姆斯：为什么我不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很有力、感人，盖普都落泪了。文章回顾了她被强暴的经历，这件事给她带来的痛苦，给她父母带来的痛苦，这让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的做法看起来是一种对非常私人的创伤的模仿，狭隘又彻底政治化。艾伦·詹姆斯说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只是延长了她的痛苦，她们把她弄成了非常公开的受害者。当然了，盖普对公开的受害者没有抵抗力。
当然了，公平些说，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本来的意图就是将残忍威胁女人和女孩儿的恐惧公开。对很多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来说，模仿可怕的割舌并非“彻底政治化”。而是一种最个人化的认同。有些情况下，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也遭遇过强暴，她们的意思是，她们感到仿佛自己丢了舌头。在一个男人的世界，她们感到好像被永远噤声。
不过没人否认这个组织充满了疯子。连一些艾伦·詹姆斯主义者自己，也不能抵赖。说这是一个由极端女权主义者组成的具有煽动性的政治团体，大体上是没错的，她们经常拉低周围其他女性和其他女性主义者的极端严肃性。但艾伦·詹姆斯对她们的攻击，没有考虑到她们当中的个别人，就像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作为一个行动团体以前也不考虑艾伦·詹姆斯一样。她们没有真正想过一个11岁的女孩儿，更想私下克服自己的恐惧。
每个美国人都知道艾伦·詹姆斯是怎么丢了舌头的，除了现在正长大的年轻一代，他们经常把艾伦误认为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这种混淆让艾伦最痛苦，因为这表示她有自己割舌的嫌疑。
“她会生气也无可厚非，”海伦对盖普评价艾伦的论文，“我毫不怀疑她需要写出来，说出这些话也对她大有裨益。我和她说过。”
“我和她说过她应该发表出来。”盖普说。
“不，”海伦说，“我真的不觉得应该这样做。这能有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盖普问，“嗯，这是真相。而且也对艾伦有好处。”
“那对你有什么好处？”海伦问道，她知道他想要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公开受辱。
“不发表好了吧，”他说，“好，好。但她是对的，妈的。那帮蠢货应该要听听原版怎么说。”
“但为什么呢？”海伦说，“对谁有好处？”
“很好，很好。”盖普咕哝着，尽管他心里一定知道海伦是对的。他告诉艾伦她应该把论文束之高阁。艾伦有一个星期没和盖普或海伦说话。
直到约翰·沃尔夫打电话来，盖普和海伦才知道艾伦把文章寄给了他。
“我该怎么做？”他问。
“老天，寄还给她。”海伦说。
“不，妈的，”盖普说，“问问艾伦她想怎么处理。”
“老家伙本丟·彼拉多，在‘金盆洗手’了。”海伦对盖普说。
“你想怎么处理？”盖普问约翰·沃尔夫。
“我？”他说，“我完全无所谓。但我肯定是能发表的。我是说，写得不错。”
“这不是这篇文章能发表的理由，”盖普说，“你知道的。”
“好吧，不是，”约翰·沃尔夫说，“但文章写得好也挺好的。”
艾伦对约翰·沃尔夫说她想发表。海伦努力劝她别发表。盖普想置身事外。
“你不可能置身事外，”海伦对他说，“你知道不用说话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这篇痛苦的檄文会被发表。这就是你想要的。”
于是盖普去找艾伦·詹姆斯谈话了。他跟她讲道理的时候尽量表现得很激动，对她说为什么她不应该公开说那些。这些女人病态、可怜、困惑、受尽折磨，被虐待过，现在则自我虐待，但谴责她们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过个五年就没有人会记得她们了。她们再递出字条，人们会说：“什么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你是说你不能说话？你没有舌头？”
艾伦看上去忧郁又坚决。
“我不会忘记她们的！”
她写给盖普看。
5年以后不会，50年以后也不会忘了她们，我会像记得我的舌头一样记得她们。
盖普喜欢这女孩儿爱用老派的标点符号。他温柔地说：“我想，最好还是不要发表了吧，艾伦。”
“要是我发表的话你会生我气吗？”
她问。
他承认自己不会生气。
“那么海伦呢？”
“海伦只会生我的气。”盖普说。
“你这样会把别人惹得太生气的，”海伦在床上对他说，“你把她们都惹火了。你在煽风点火。你应该让她们去。应该顾好自己的事，盖普。就顾好你自己的创作就好了。你以前说政治运动很蠢，而且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你以前是对的。是很蠢，真的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你这么做是因为这比坐下来从头开始编出什么东西来要容易。而且你清楚这一点。你却在忙着给整栋房子打书架，给地板打蜡，在花园里胡搞，老天啊。
“我嫁的是个临时勤杂工吗？我没有期望你会变成个革命斗士啊。
“你应该在写书，让其他人去打书架。而且你知道，我说的是对的，盖普。”
“你是对的。”他说。
他努力回忆是什么让他想象出了《格里尔帕策民宿》的第一句话。
“我父亲在奥地利旅游局上班。”
这是打哪儿来的？他绞尽脑汁思索类似的句子。能想到的只是这样一句话：“这男孩儿五岁，他的咳嗽，似乎比他骨瘦嶙峋的小胸腔更深。”他能想到的只有回忆，这样写出来的是垃圾。他已经没有纯粹的想象力了。
他连续三天在摔跤室做重量训练。以此来惩罚自己吗？
“又在花园里胡搞了，可以这么说。”海伦说。
然后他宣布有任务在身，要为菲尔兹基金会跑一趟腿，去新罕布夏的北山镇。好决定菲尔兹基金会的钱是否会浪费在一个姓创肯米勒的女人身上。
“又在花园胡搞，”海伦说，“打更多书架，更多政治活动，更多改革运动。这就是不能写作的人做的事。”
不过他还是去了，当约翰·沃尔夫打电话来说，一个读者颇多的杂志准备发表艾伦·詹姆斯的《艾伦·詹姆斯：为什么我不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时，他已经不在家了。
约翰·沃尔夫在电话里的声音，和那个老东西一样冰冷、隐形、快速弹着舌头，那东西是“底蛤蟆”，这就是了，她想。但她不知道为什么，暂时还不知道。
她把这消息带给了艾伦·詹姆斯。她马上就原谅了艾伦，甚至还允许自己和她一起欢呼雀跃。她们带着邓肯和小珍妮开车去海边。买了艾伦的最爱——龙虾，还给盖普准备了足够的扇贝，他不是那么喜欢龙虾。
香槟！
艾伦在车里写道。
“香槟和龙虾还有扇贝配吗？”
“当然，”海伦说，“可以配。”她们买了香槟。在犬首湾停了一下，邀请萝贝塔一起吃晚饭。“爸爸什么时候回来？”邓肯问。
“我不知道新罕布夏北山镇在哪儿，”海伦说，“不过他说，来得及赶回来和我们一起吃饭。”
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艾伦·詹姆斯说。
新罕布夏北山镇的纳内特美发屋，实则是肯尼·创肯米勒太太的厨房，她名叫哈丽特。
“你是纳内特吗？”盖普站在门外台阶上害羞地问她，台阶上结着盐霜，半融的污雪嘎吱作响。
“这里没有纳内特，”她对他说，“我是哈丽特·创肯米勒。”她身后是昏暗的厨房，一条大狗身子往前挣扎拉扯，发出嗥叫，创肯米勒太太猛然用自己的大屁股往后抵着要往前冲的畜生，以防它扑到盖普身上。她带着伤疤的苍白脚踝挤开了厨房门。她穿着蓝色拖鞋，身子消失在长袍里，但盖普能看出她身材高挑，而且刚才在洗澡。
“那个，你给男人做头发吗？”他问她。
“不做。”她说。
“但你肯吗？”盖普问她，“我不相信剃头师傅。”
哈丽特·创肯米勒怀疑地看着盖普的黑色针织滑雪帽，拉到耳朵下面，罩住了全部头发，只有短脖子后面能看见一绺绺厚实的头发长及肩膀。
“我看不见你的头发。”她说。他把滑雪帽摘了下来，他的头发因为静电张牙舞爪，在冷风中缠成一团。
“我不止想剪个发。”盖普口气平淡地说，看着这个女人哀伤憔悴的脸和她灰色眼睛周围柔和的皱纹。她自己金色的头发褪了色，上着卷子。
“你没预约。”哈丽特·创肯米勒说。
这个女人不是妓女，他一眼就看得出。她很累而且怕他。
“那你究竟想怎么弄头发？”她问他。
“就稍稍修剪一下，”盖普，“不过我喜欢里面有一束带些卷的。”
“一束卷的？”哈丽特·创肯米勒问道，努力对着盖普那一头特别直的头发想象，“你的意思是要电烫的那种？”她问。
“那个，”他羞怯地伸手捋过自己的一头乱发，“你可以怎么弄就给我怎么弄。”
哈丽特·创肯米勒耸了耸肩。“我得换身衣服。”她说。那条健壮的坏狗，硬把大半个肥身子挤到了她两腿之间，它那张大丑脸伸到了防风门和大门之间，盖普紧张起来，怕遭到袭击，但哈丽特·创肯米勒唰地抬起腿，硕大的膝盖出其不意敲在它口鼻上。她还用手揪住它脖子上的松皮转了一下，狗便哀哀叫着，身子一软撤到了她身后的厨房里。
盖普看到，结冰的院子地面，就是一幅大坨狗粪镶嵌在冰里的马赛克。院子里还停着三辆车，盖普怀疑它们还跑不跑得动。还有一座柴堆，不过没有好好垒起来。还有一根电视天线，大概从前是安在屋顶上的，现在则靠在屋子米白色的铝制墙板边，它的线路好像蜘蛛网似的伸进一扇破了的窗里。
创肯米勒太太往回退了几步，给盖普开了门。进了厨房，他感到被柴炉烘得眼干，这里混杂了烤饼干和洗头水味，其实，这间厨房看起来也被厨房用具和哈丽特做生意的用具分割。这儿有一个粉红色的水槽接着洗发管，有番茄浓汤罐头，周围一圈灯泡的三面化妆镜，摆着香料和嫩肉粉的木架，一排排软膏、乳液和凝胶。还有一把钢凳，上面的钢杆子挂着一只吹风机，活像一把电椅。
那狗跑没影了，哈丽特·创肯米勒也是，她溜去穿衣服，她那坏脾气的同伴看起来也和她一起走了。盖普梳理了自己的头发，他看着镜子好像想努力记住自己似的。他想象着自己就快被改造，被弄得没人认识了。
随后通往外面的大门开了，一个穿着件打猎服戴着红色打猎帽的大个子男人走了进来，他抱着一大堆木柴，走到柴炉那里放下了手里的木箱子。那狗原来刚才就蜷在离盖普颤抖的腿几英寸的水池下面，现在很快跑出来拦住这男人。它安静地耷拉着脑袋，连叫也不叫，这男人是这儿的熟人。
“去躺下，你他妈的蠢东西。”他说，这狗就听话照做了。“迪基，是你吗？”哈丽特·创肯米勒从房子的不知什么地方叫道。
“你还在等其他什么人吗？”他嚷嚷道，然后他转过身看到了站在镜子前的盖普。
“你好。”盖普说。这叫迪基的大个子瞪着他。他50岁左右，他的大红脸看上去被冰刮伤了，因为对邓肯容貌的熟悉，盖普马上看出这男人有一只玻璃眼珠。
“好。”迪基说。
“我这儿有一个客人。”哈丽特叫道。
“我看到了。”迪基说。盖普紧张地摸了摸头发，好像这样就能对迪基暗示他的头发对他来说多要紧似的，所以才大老远来到新罕布夏的北山镇纳内特美发屋，迪基一定觉得，剪发的理由太简单了。
“他想烫卷！”哈丽特叫道。迪基没有摘下红帽子，但盖普清楚地看得出，这男人是个秃子。
“我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伙计，”迪基对盖普小声说，“不过你除了烫个卷发什么都别想要，听到没？”
“我不相信剃头师傅。”盖普说。
“我不相信你。”迪基说。
“迪基，他什么事都没干。”哈丽特·创肯米勒说。她穿上了非常紧身的青绿色休闲裤，让盖普想起了他扔掉的那条连体裤，她还穿了印花上衣，印满了新罕布夏不生的花。她用印着植物的头巾把头发绑在后面，花样和上衣不配，而且她还化了妆，不过倒不太浓，她看起来很“和气”，好像一个还乐意拾掇自己的母亲。盖普猜，她比迪基年轻几岁，不过也不会小到哪里去。
“他可不想烫什么卷，哈丽特，”迪基说，“他让人玩他的头发干什么呢，嗯？”
“他不相信剃头的。”哈丽特·创肯米勒说。有那么一刻，盖普怀疑迪基是剃头师傅，不过很快打消了这个想法。
“我实在没什么恶意。”盖普说。他已经见了要见的，他想告诉菲尔兹基金会给哈丽特·创肯米勒所有她需要的钱。“要是让谁不舒服了，”盖普说，“我这就走。”他伸手去拿放在空椅子上的连帽外套，但那条大狗已经把外套给按在了地上。
“请别走，你可以留下。”创肯米勒太太说，“迪基只是在关照我。”迪基似乎有点儿惭愧，他站在那儿，一只穿着大靴子的脚踩在另一只上面。
“我给你带了点儿干柴火来，”他对哈丽特说，“我猜我应该敲门的。”他在火炉边噘起了嘴。
“别这样，迪基。”哈丽特对他说，然后深情地在他的粉红色的大脸上印了一个吻。
他离开厨房的时候最后瞪了一眼盖普。“祝你理出个好发型。”他说。
“谢谢。”盖普说。他说话的时候，那狗咬着他的外套甩来甩去。
“到这儿来，别这样。”哈丽特对狗说，她把盖普的外套放回了椅子上。“你想走就走，”她说，“不过迪基不会来烦你的。他只是关照我。”
“是你丈夫吗？”盖普问，尽管他知道不是。“我丈夫是肯尼·创肯米勒，”她说，“人人都知道，不管是谁，都知道他。”
“我知道。”盖普说。
“迪基是我哥哥。他不过是担心我，”哈丽特说，“自从肯尼走了以后，老有些男人来瞎闹。”她在盖普身边的明亮的镜台上坐了下来，她那青筋暴起的长手搁在青绿色的大腿上。她叹了口气。开口说话的时候，眼睛没瞧盖普。“我不知道你听说了什么，而且我也不在乎，”她说，“我做头，只做头而已。要是你真要做头发，我就做。不过我可不做别的，”哈丽特说，“不管别人跟你说了什么，我可不胡搞。光做头发。”
“光做头，”盖普说，“我只是想做头发，就这么多。”
“那就好。”她说，仍旧没有朝他看。
镜子的包边下面卡着一些小照片，贴着镜子。有一张年轻的哈丽特·创肯米勒的婚礼照片，和她的丈夫肯尼一起咧着嘴笑，他们在别扭地把一块蛋糕大卸八块。
另一张照片上，怀孕的哈丽特·创肯米勒抱着一个小婴儿，还有一个跟沃特差不多大的孩子把脸靠在她屁股上。哈丽特看起来虽然累不过毫无畏色。还有一张迪基的照片，他旁边是肯尼·创肯米勒，他们俩站在一头被开肠破肚挖去了内脏的鹿旁边，那鹿被倒吊在树枝上。这棵树就在纳内特美发店的前院。盖普很快认出这张照片，珍妮被杀之后，他曾在一本全国性的杂志上见过。这张照片显然对头脑简单的人直白地说明了，肯尼·创肯米勒是个天生杀人狂：除了杀珍妮·菲尔兹，他以前还杀过鹿。
“为什么要叫纳内特？”盖普后来问哈丽特，他终于敢只看着她慢吞吞的手指，而不看她悲哀的脸或自己的头发了。
“我觉得听着有点儿法国味。”哈丽特说，但她知道他是从外面的大世界来的，新罕布夏北山镇以外的地方，于是自嘲地笑起来。
“嗯，真有，”盖普说着和她一起笑起来，“有那么点儿意思。”他又说，于是他们都友好地笑着。
他起身离开时，她用海绵把狗留在他外套上的口水给擦了。“你连看都不看看吗？”她问他。指的是他的发型，他吸了口气在三面镜里直面自我。他觉得，他的头发，好看极了！还是他原来的发型，一样的颜色，甚至连长度都没变，但就是如此贴合他的头形，这辈子还没这么合适过。他的头发紧贴着脑袋，然而还是轻盈蓬松，里头有点儿卷，让他断过的鼻子和粗短的脖子没那么显眼了。盖普从没想过自己的脸会这样合称。这当然也是他平生第一次去美发屋。其实，直到和海伦结婚前，都是珍妮给他剪的头发，之后由海伦剪，他连理发店都没去过。
“很不错。”他说。他缺掉一块的耳朵被精心遮住。“哦，去你的吧。”哈丽特乐不可支地轻轻推了他一下，但他会把她的手艺告诉菲尔兹基金会，不提这挑逗性的推搡，一个字也不提。此时他想告诉她他是珍妮·菲尔兹的儿子，但他知道这么做完全出于自私心理，为了感动他人。
“占任何人情感弱点的便宜都是不公平的。”好辩的珍妮·菲尔兹如此写过。于是盖普的新教条是：不要利用别人的情感。“谢谢，再见。”他对创肯米勒太太说。
迪基在门外的柴堆挥舞斧子劈柴。他干得很好。盖普出现时他停下手中的活儿。“再见。”盖普对他喊，但迪基朝盖普走来，带着那斧子。
“给我瞧瞧你这发型。”迪基说。
盖普一动不动让迪基观察自己。
“你是肯尼·创肯米勒的朋友？”盖普问。
“是啊，”迪基说，“我是他唯一的朋友。是我介绍他和哈丽特认识的。”盖普点了点头。迪基注视着他的新发型。
“真是场不幸。”盖普说，他指发生的所有事。
“不错啊。”迪基说，他指盖普的头发。
“珍妮·菲尔兹是我母亲。”盖普说，因为他想说出来，而且他很肯定没有占迪基情感的便宜。
“你没告诉她吧，是吗？”迪基说，用他的长柄斧指了指屋子和哈丽特。
“没，没。”盖普说。
“那就好，”迪基说，“她一点儿不想听到这个。”
“我也这么觉得。”盖普说，迪基点头表示认同。
“你妹妹是个好女人。”盖普又说。
“她真的是，真是。”迪基重重点头。
“那么，再会了。”盖普说。但迪基用斧柄轻轻碰了碰他。
“我是射死他的其中一个，”迪基说，“你知道吗？”
“你射死了肯尼？”盖普问。
“我是射死他的人当中的一个，”迪基说，“肯尼疯了。总有人要射死他。”
“我为你难过。”盖普说。迪基耸了耸肩。
“我喜欢那家伙，”迪基说，“但他因为哈丽特发疯了，也因为你母亲发疯了。他不可能变好的，你懂的，”他说，“他对女人的态度有问题。永远有问题了。看得出来他永远没法克服。”
“可怕。”盖普说。
“再会。”迪基说，他转身走回柴堆。盖普转身走向他的车，穿过满院子冻屎。“你的头发很好看！”迪基对他喊。这句评语听着发自内心。盖普从驾驶座对迪基挥手时他又在劈柴了。哈丽特·创肯米勒从纳内特美发屋的窗户里对盖普挥手——他非常肯定她无意怂恿挑逗他。他穿过北山镇回家，在一家餐车饭店喝了杯咖啡，在一座加油站加了油。每个人都观赏着他漂亮的头发。盖普在每一面镜子里观赏自己漂亮的头发！然后他开车回了家，正好来得及一起庆祝艾伦初次发表作品。
就算这件事让他和海伦感到不安，他也不会承认。他一直挨到龙虾、扇贝和香槟都给消灭光了，也没等着海伦或邓肯评价他的头发。直到他洗碗的时候，艾伦·詹姆斯才递给他一张潮湿的字条。
“你理了发？”
他愤愤地点了点头。
“我不喜欢。”海伦在床上对他说。
“我觉得好看极了。”盖普说。
“不像你。”海伦说，她尽自己最大努力把他的头发揉乱，“好像尸体的头发。”她在黑暗中说。
“尸体！”盖普说，“耶稣基督了。”
“好像殡葬人员收拾好的遗体，”海伦说，几乎发疯似的用手梳他的头发，“每一根都各就其位，”她说，“太完美了。你看着不像活人！”然后她哭了又哭，盖普小声对她说，想找出问题所在。
盖普并没有像她一样感到“底蛤蟆”蠢蠢欲动，起码这次没有，他安慰了她一遍又一遍，然后和她做了爱。她终于睡着了。
艾伦·詹姆斯的论文《艾伦·詹姆斯：为什么我不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似乎没有立即引起争论。大部分读者来信都要等上一阵才会被刊登。
不出所料有人寄给艾伦·詹姆斯私人信件：来自白痴的安慰，病态男子的求欢，都是些蛮横丑恶的反女权主义者和想引女性上钩的人，盖普警告过艾伦，这些人会觉得他们站在她这一边。
“人们总是选边站，”盖普说，“在任何问题上都会。”
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没有寄来一个字。
盖普率领下的史第林摔跤队，在第一个赛季决赛前，取得了八胜二负的战绩，决赛对阵劲敌巴斯学校的坏小子们。当然，这支队伍的主力，是一些厄尼·霍尔姆调教了两三年的摔跤好手，但盖普也让每个人保持住了好状态。他努力通过一节节重量训练课估计即将到来的和巴斯对决的胜负，他坐在大宅的厨房桌边，回忆着史第林家族的第一代成员。此时，艾伦·詹姆斯忽然哭着冲进来，拿着一个月前发表她作品的杂志的最新一期。
盖普想他早应该提醒艾伦，小心杂志就是这个德性。他们当然发表了一篇由一批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写的冗长的书信体论文，作为对艾伦大胆宣布她感到被她们利用并讨厌她们的回应。这就是那种杂志乐见的争议。艾伦尤其感到遭到了杂志编辑的背叛，编辑显然透露给艾伦·詹姆斯主义者，艾伦·詹姆斯现在和臭名昭著的T. S. 盖普住在一起。
然后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就死咬住这点不放，说艾伦·詹姆斯这个可怜的孩子，被男性恶棍盖普洗了脑，站到了反女权主义者的立场。盖普这个背叛他母亲的逆贼！嘻皮笑脸地利用女性主义运动！在各种来信中，盖普和艾伦·詹姆斯的关系，被描述成“引诱”“卑鄙”和“见不得光”。
“对不起！”
艾伦写道。
“没事，没事。不是你的错。”盖普让她放心。
“我不是个反女权主义者！”
“你当然不是。”盖普对她说。
“她们把每件事都弄得黑白分明非此即彼。”
“她们确实如此。”盖普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恨她们。她们逼着人人都像她们一样，不然就在与她们为敌。”
“是，是。”盖普说。
“真希望我能说话。”
然后她身子一软，哭倒在盖普肩上，她愤怒的无言哭声，惊起了在大宅远端书房的海伦，也招来了暗房里的邓肯，叫醒了正打着盹儿的小珍妮。
于是，盖普愚蠢地决定正面和她们交锋，这些成年疯子，这些虔诚的狂人，就算她们选择的符号拒绝她们，她们也要坚持自己比艾伦·詹姆斯本人更懂得她。
“艾伦·詹姆斯不是一个符号，”盖普写道，“她是强奸案受害者，在她还没有长大到能够自己想清楚性和男人的年纪，就遭人割坏了身体。”他这么开了头，写得收不了手。他们当然照登不误，乐得火上浇油。这也是T. S. 盖普自著名的《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之后第一回发表任何东西。
实际上，这是第二篇。珍妮死后不久，盖普在一本小杂志上发表了他第一首诗，也是唯一一首诗，一首关于避孕套的怪诗。
盖普感到，他的人生被避孕套给毁了，这个男性用具，让他和其他男子不用面对欲望的后果。盖普觉得，我们终其一生都被避孕套跟踪着，避孕套一大早等在停车场，避孕套在海滩被玩沙子的孩子发现，避孕套用来传递信息（有一条捎给她母亲的信，出现在校医院辅楼的他们小小的侧翼房间的门把手上）。史第林学校宿舍马桶里没冲下去的避孕套。公共便池里躺着光滑得意的避孕套。有一回，周日报纸附赠避孕套。有一回，避孕套出现在车道尽头的邮箱里。还有一回，避孕套出现在老沃尔沃的换挡柄上，什么人用了这辆车一整个晚上，不过不是开车。
避孕套就像蚂蚁发现糖一样能找着盖普。他走了很多路，去了别的大洲，看啊，在那儿，陌生的酒店房间里本来应该完美无瑕的坐浴桶里……看啊，在那儿，出租车后座，避孕套好像从一条大鱼身上摘下来的眼睛……看啊，在那儿，从他的鞋底望着他，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踩到的。避孕套从任何地方都能找着他，邪恶地吓他。
避孕套和盖普很有渊源。他们不知怎么从一开始就是在一起的。他常常想起第一次看见避孕套时所受的惊吓，那炮口里的避孕套！
这诗还算可以，不过几乎没人读过，因为太恶心了。读了他关于艾伦·詹姆斯对战艾伦·詹姆斯主义者那篇文章的人要多得多了。因为是新闻，是当代事件。遗憾的是，盖普知道是因为这比艺术更有趣。
海伦求他别上钩，别卷进去。甚至艾伦·詹姆斯都说这是她的战斗，她没有请他帮忙。
“又在花园里胡搞了，”海伦提醒他，“搭更多书架。”
但他写出了愤怒，还写得很好，他将艾伦·詹姆斯想说的话更肯定地表达了出来。他雄辩地为受连累的受苦女性发声，艾伦·詹姆斯主义者那种“极端的自残”是“那种败坏女性主义名声的大粪”。他无法抵制写下来的冲动，尽管他写得很好，海伦还是正确地指出：“这么做是为了谁？哪个严肃的人还不知道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是疯子？不，盖普，你这么做也不是为了艾伦，是因为她们。你这么做是为了他妈的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你这么做是为了惹她们。为什么？老天啊，再过一年就没人会记得她们了，或者不记得她们为什么这么做。她们不过是一时的热点，一个愚蠢的热点，但你就是不能让她们去。为什么？”
但他对此老大不高兴，带着预料中对忠言的态度，无论如何都不肯听。他也在思考，自己是不是做错了。这种感觉，把他和每个人都孤立起来，连艾伦在内。她已经准备抽身了，很抱歉自己点了这把火。
“但是，是她们先点火的。”盖普坚持说。
“并不尽然。是第一个强奸别人、还要伤害她让她不能说话的人，是他先点火的。”艾伦·詹姆斯说。
“好，”盖普说，“好，好。”这姑娘悲惨的真话让他难过。他难道不是只想维护她吗？
史第林摔跤队在赛季决赛横扫巴斯学校，以九胜二负的成绩在新英格兰地区巡回赛中，取得第二名的团体奖杯，并且获得了一个个人冠军头衔，是一个盖普花了最多工夫训练的167磅的摔跤手。但赛季结束了，盖普这个封了笔的作家又一次拥有了太多空闲时间。
他老去看萝贝塔。他们没完没了地打壁球，三个月里他俩加起来打坏了四支球拍和盖普的左手小指。盖普一个漫不经心的向后挥拍，让萝贝塔的鼻梁给缝了九针，萝贝塔自从不在老鹰队效力之后还没缝过针，她破口大骂。而萝贝塔在打一个对角球时，她那大长腿的膝盖碰伤了盖普的胯下，让他蹒跚了一个礼拜。
“说真的，你们俩，”海伦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私奔去来一场热恋。还安全点儿。”
不过他们是最好的朋友，而且就算盖普或萝贝塔产生了这种欲望，他们很快就会用笑话打发过去。再说了，萝贝塔的爱情生活起码还算冷静有序，就像天生的女性一样，她珍惜隐私。而且她很享受在犬首湾菲尔兹基金会专制独裁，萝贝塔把自己的性需求留给了纽约城里常见的风流韵事，她冷静地留着几个心痒痒的爱人，以备忽然造访幽会。“这是我可以控制感情的唯一方法。”她对盖普说。
“这办法够好的，萝贝塔，”盖普说，“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能分而治之。”
于是他们更常打壁球，天气暖起来，他们就在从史第林到海边的蜿蜒马路上跑步。有一条从犬首湾到史第林的路正好六英里，他们常常从一座大宅跑到另一座。萝贝塔有事去纽约时，盖普就一个人跑。
一天他一个人跑到接近离犬首湾一半路程的中点，他掉头跑回史第林，此时一辆脏兮兮的白色萨博经过了他，似乎减慢了速度，然后加速开到他前头消失在视野范围之内。这是唯一的奇怪之处。盖普跑在路左边，所以能看见迎面开过来离他最近的车，那辆萨博从右边经过他，开在正确的车道，没什么奇怪的。
盖普在想即将在犬首湾举行的朗读会。萝贝塔说服他，为菲尔兹基金会的人和她们的客人朗读，他再怎么说也是基金会主席，而且萝贝塔经常组织小型音乐会和诗歌朗诵会之类的，但盖普对此心存不安。他讨厌朗读会，特别是现在要对着女人读，他对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的谩骂，让很多女人觉得粗暴。大多数严肃的女性当然都同意他，但大部分也有足够智慧看得出他对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的批评中夹杂个人报复，比理性更强烈。她们感到他身上带有杀人本能，基本是男性固有的不容忍态度。正如海伦所说，他对不能容忍的人太不容忍了。大多数女性，当然都觉得盖普写出了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的真相，但这么粗暴真的有必要吗？用盖普的摔跤术语，他错在不必要的粗暴动作。就是他的粗暴让很多女性存有戒心，哪怕他朗读会的听众不限女性，主要在大学，现在那里粗暴似乎不流行，他也能感觉到静默的讨厌。他成了当众发脾气的男子，他证明了他可以很残忍。
而且萝贝塔叫他别读性爱场面，并不是说菲尔兹基金会的人怀有敌意，但她们的确怀有戒心，萝贝塔说。“除了性描写，”她说，“你还有很多别的场面可以读。”他们谁都没提他可能有什么新写的东西可读。主要由于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读这个缘故，盖普本来就越来越不乐意朗读，任何地方办的都不喜欢。
这天盖普跑到了一座牧场放养安格斯黑牛的小山丘上，这是史第林和大海之间唯一一座山丘，他已经跑过了两英里。他看着牛群对着自己的蓝黑色的鼻子，好像安在一座低矮石墙上的双管枪。盖普总是对牛说话，他对它们哞哞叫。
那辆脏兮兮的萨博此刻正向他驶来，于是盖普挪到了满是尘土的路边软地，有一头安格斯黑牛对着他哞哞叫，另外两头则从石墙边躲开。盖普的眼睛盯着它们看。萨博开得不太快，不像危险驾驶。看来没理由小心。
全靠记忆救了他的命。作家有着选择性的记忆，幸运的是，盖普选择记住了脏兮兮的萨博第一次从另一个方向经过他时曾放慢速度，也记得司机似乎在后视镜里和他对视。
盖普的目光从安格斯黑牛转开，看着不发一言的萨博的发动机熄了火，在软路肩上对准他直直滑行而来，这团安静的白色后面抛出一条沙尘，扬起在缩着头专心致志的司机头上。司机把萨博对准了盖普，那画面最接近盖普想象中正在执行任务的球形塔炮射手的样子。
盖普跳了两步到了石墙那里，然后撑着它翻了过去，却没有看见石墙上方有一条电篱笆。他的身子掠过篱笆时感到大腿上一阵刺痛，不过他还是翻过了篱笆和墙，跌在湿润的绿色麦茬地里，那里遍布着啃着麦梗的安格斯黑牛群。
他面朝下躺在湿地上，听到干燥的喉咙里臭嘴“底蛤蟆”在呱呱叫，听到安格斯黑牛一哄而散，从他身边逃开的如雷蹄声。他听到脏兮兮的白色萨博撞在石墙上、发出金属和岩石碰撞的声音。两块和他的头一样大小的石块，无力地在他身边弹起。一头眼神野蛮的安格斯黑牛没有后退，但萨博的喇叭被压到了，也许这持续的喇叭声让牛没有冲上来。
盖普知道自己活着，他嘴里的血只不过由于咬到了嘴唇。他顺着墙摸到冲撞现场，受到猛烈撞击的萨博嵌在那里。汽车司机丢掉的可不止是舌头。
她四十来岁。萨博的发动机让她的大腿抬了起来，绕在撞坏的方向机柱那里。她手上没有戒指，短手指被这个严冬冻红了，也许不止刚过去的这个冬天，而是她度过的每一个冬天经年累月造成的。萨博的驾驶座车门门柱或者挡风玻璃的边框砸在她脸上，把她的一边太阳穴和脸颊压凹下去。这让她的脸往一边歪着。她棕色的头发沾满了血，温暖的夏风从洞开的挡风玻璃上的洞里吹乱了她的发丝。
盖普看了看她的眼球，知道她已经死了。他看了她的口腔，知道她是个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他也看了看她的包。只有可以想到的本子和铅笔。还有很多用过没用过的字条。其中一张写着：“你好！我的名字叫……”
另一张写着：“你咎由自取。”
盖普想象她本来想等他被压死在路边以后，就把字条塞在他血迹斑斑的跑步短裤裤带下面。
还有一张字条写得近乎诗意，是报纸会喜欢用并反复采用的。
“我从未被强奸，从没想这样。我从未和男人在一起过，也从没想这样。我整个人生的意义就是为了分担艾伦·詹姆斯的痛苦。”
哦，老天，盖普想，但他把这张字条和她的其他东西放在一起等着被发现。他不是那种会隐藏起重要信息的作家，也不是那种人，哪怕这些信息毫无理智。
他手撑着翻越石墙和电篱笆的时候，胯下的旧伤加剧了，但他还能朝小镇的方向慢跑，直到一辆送酸奶的卡车把他接上车，盖普和酸奶车司机去了警署报案。
酸奶车经过车祸现场往前朝盖普开去。此时那些安格斯黑牛从石墙缝溜出来，围着脏兮兮的白色萨博打转，俨然巨型的葬礼默哀者，环绕着死在进口车里的脆弱天使。
也许这就是我感到“底蛤蟆”的原因，海伦躺在熟睡的盖普身旁想。她拥抱着他温暖的身体，她缩在她自己笼罩着他全身的浓郁性感气息中。也许那死掉的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就是“底蛤蟆”，现在她不在了，海伦想，她把盖普箍得太紧了，他醒了过来。
“怎么回事？”他问。但海伦就如艾伦·詹姆斯那样一言不发，她抱紧了他的臀部，她的牙齿在他的前胸打战，他抱紧她，直到她不再发抖。
一位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发言人”评论说这是孤立的暴力行径，并非得到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协会批准，但显然是被“T. S. 盖普那种典型男性侵略性的强奸犯人格”所激怒。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宣称，她们不对这起“孤立行动”负责，但她们也并不特别震惊或特别抱歉。
萝贝塔对盖普说，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他不想来为一群女人朗读，她能够理解。但盖普还是在犬首湾为一众菲尔兹基金会会员和她们请来的客人朗读，不到一百号人舒适地聚集在珍妮祖屋阳光丰沛的房间里。他读了《格里尔帕策民宿》，读之前这样介绍说：“这是我写过的第一篇东西，也是最好的东西，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我想这故事讲的是死亡，我写的时候都对此了解甚少。我现在更懂得死亡了，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这个故事里有11个主要人物，七个死了，一个疯了，一个和另一个女人跑了。我就不透露剩下两个会怎么样了，但你们看得出要在这故事里活下来机会不是太大。”
接着他为他们读了起来。有些人笑了，四个人哭了，很多人在擤鼻涕和咳嗽，也许因为海边空气潮湿，没有人离开，所有人都鼓了掌。一个坐在后排钢琴边、较年长的女人全程都在沉睡，不过最后连她都鼓了掌，她因为掌声醒了过来，便愉快地加入了大家。
这件事似乎让盖普有了精神。邓肯也参加了朗读会，这是他最喜欢的父亲的作品（其实这是极少数他被允许阅读的父亲的作品）。邓肯是个有才华的小艺术家，他已经画了超过50张他父亲故事中人物的草图，盖普开车回家时他拿给盖普看。有些草图十分新鲜不矫饰，所有图画都让盖普大喜。老熊萎缩的侧腹裹住了那辆诡异的独轮车，厕所门下露出祖母柴棍似的颤颤巍巍的脚踝。梦男兴奋的眼睛里邪恶的使坏表情！西奥巴德先生美艳风骚的姐姐（“……就好像一直以来，他们都在策划着让这场荒诞的重新评级注定失败”），还有那勇敢乐观用手走路的男子。
“你画这些有多久了？”盖普问邓肯，他自豪地快要哭出来。
这让他精神大振。他向约翰·沃尔夫提议，制作一本特别版《格里尔帕策民宿》小说，由邓肯负责插图。“这个故事好得可以独立出本书，”盖普写信给约翰·沃尔夫说，“而且我也够有名能保证销量。这个故事除了在一本小杂志，还有一两本选集里登过，还从没被出版过。再说了，那些画都很可爱。而且这个故事真的撑得起来。
“我恨作家开始靠名气赚钱，开始发表抽屉里所有烂文章，发表所有活该被人错过的旧货。不过这不一样，约翰，你知道这篇不一样。”
约翰·沃尔夫知道。他觉得邓肯的画新鲜不矫饰，但也不算特别好，这孩子还不到13岁，不管他多有才华。但约翰·沃尔夫一听说这个主意，也知道这是个很好的出版点子。当然为了保险起见，他也把这本书进行了“吉尔西·斯洛珀秘密测试”，盖普的故事，特别是邓肯的画以高分通过了吉尔西的审查。她唯一有所保留的是盖普用了太多她不明白的词语。
一本父子书，约翰·沃尔夫想，很适合圣诞节。这个故事悲哀温柔，满怀怜悯还微微带点儿暴力，也许能缓解盖普和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之间的紧张。
盖普的胯部复原之后，一整个夏天他都从史第林跑去海边，每天都对沉静的安格斯黑牛点头致意。他们现在都享受着幸运的石墙带来的安全，而且盖普觉得永远和这些巨大又幸运的动物惺惺相惜。快乐地被放牧，快乐地被饲养。很快，有一天，会被屠宰。盖普没有想到它们被屠宰。也没有想到自己被屠宰。他留意着车子，不过并非太紧张。
“只是孤立的行动。”他对海伦、萝贝塔和艾伦·詹姆斯说。她们点头赞同，但萝贝塔一有空就和他一起跑。海伦觉得等天再冷下来，盖普能在迈尔斯·西布鲁克田径中心室内跑道跑步的话，她会更安心。不然等他重新开始摔跤，基本不到户外的时候也好。在海伦·霍尔姆的心里，那些温暖的垫子和那间四周都铺了软垫的屋子是安全感的象征，她就是在这样的暖箱里长大的。
盖普也一样期待新的摔跤季。他也期待父子俩共同创作的《格里尔帕策民宿》出版，一本由T. S. 盖普写故事、邓肯·盖普绘制插图的书。终于，有一本盖普的书是孩子和成人都能看的了！当然这也好像一种从头来过，回到起点重新出发。“重新开始”这个想法催生了一个多么大的假想世界啊。
忽然，盖普又开始写起来。
他首先写了封信给那家发表他攻击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文章的杂志。在信中，他为自己的过激和自以为是道歉。“尽管我相信艾伦·詹姆斯被这些女人利用，觉得她们几乎不关心现实中的艾伦·詹姆斯，不过我看得出她们也多少真心诚意非常需要利用艾伦·詹姆斯。对那位需要帮助的暴力女性，她被激怒到想杀我，我当然对她的死起码要负部分责任。对不起。”
当然了，真正的信徒或相信至善至恶的人，很少接受道歉。在报章上回应的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无一不表示盖普明显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危，她们表示他明显害怕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会不断派杀手（或男或女）来找他，不干掉他不罢休。她们说T. S. 盖普除了是头公猪，一个虐待女性的人，还明显是“一坨黄色的胆小鸡屎，没种”。
就算盖普看到了这些回应，外表看来他也毫不在意，很有可能他根本没看到。他写信去道歉，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写作，为了清理桌面，而非心里过意不去，他是为了让脑子不再想着料理花园和打书架这类琐事，先前他在等待再次进行严肃写作时，把时间都用在这种芝麻绿豆的事情上。他想要和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和解，然后忘掉她们，尽管海伦可忘不了她们。艾伦·詹姆斯当然也无法忘记，连萝贝塔只要和盖普一起出门就又警醒又紧张。
有一个好天他们往海边跑去，跑过了那个牧场大约一英里，萝贝塔忽然感到很肯定，一辆开过来的大众车里会是另一个杀手，她对盖普施以一个漂亮的横身阻挡，把他撞下软路肩，跌下12英尺高的沙堤，摔进了泥沟里。盖普崴了脚，坐在河床对萝贝塔狂吼一通。萝贝塔抓起一块石头威胁车里的人，里头坐满了从海滩派对回来的青少年，他们都吓坏了，萝贝塔说服他们给盖普腾个地方，把车开去珍妮·菲尔兹校医院。
“你真会恐吓别人！”盖普对萝贝塔说。但海伦对萝贝塔的存在很满意，她有近端锋对盲区冲撞和阴招的直觉。
因为崴了脚，盖普两个礼拜不能上路跑步，于是加快了写作速度。他在写一本他称为“父亲书”或“关于父亲们的书”，这是他在去欧洲之前得意洋洋地对约翰·沃尔夫描述的三项写作计划中的第一项，这本小说的名字会是《我父亲的幻觉》。因为盖普在凭空编造一个父亲，他感到更能触及那种纯粹想象的精神，正是纯粹的想象力点燃了《格里尔帕策民宿》。从那以后他走上了一条很长的岔路。他太过留意别的东西了，现在他称那个东西为“日常生活里的意外和死亡，以及随之而来可想而知的创伤”。他又重新变得自信满满，简直好像有本事编出任何东西。
“我父亲希望我们都过上更好的生活。”盖普开始写道，“但比什么更好呢？他不确定。我觉得他不懂什么是生活，他只不过希望生活能更好。”
和写《格里尔帕策民宿》一样，他也编造了一个家庭。他给自己编了兄弟姐妹和阿姨，还有两个叔叔，一个怪，一个坏。而且他感到自己重新成了个小说家，高兴地看着情节丰满起来。
晚上盖普给艾伦·詹姆斯和海伦读自己写的东西，有时邓肯也不睡觉，一起听，有时萝贝塔和他们一起吃晚饭，他也会读给她听。对所有与菲尔兹基金会有关的事他都忽然变得宽容起来。事实上，就因为盖普想多少给每个申请人一点儿什么，惹火了其他董事会成员。“她看着挺真诚的，”他老是说，“看，她从前过得很惨。我们的钱不是还够吗？”
“照这种花法可不够。”玛西娅·福克斯说。
“要是我们不对候选人筛选得比你严格些，”茜尔玛·布洛赫说，“就会损失。”
“损失？”盖普说，“我们怎么可能损失？”一夜之间，所有人（除了萝贝塔）都觉得盖普似乎变成了那种最软弱的自由主义者：他对谁都不作评价。但他满脑子都是关于他那个虚构家庭全部的悲惨历史，于是他充满了同情，在真实世界里也成了个软柿子。
盖普感到因为自己的旺盛创造力，珍妮的被害纪念日，还有突然死亡的厄尼·霍尔姆和斯图尔特·珀西的祭日都倏忽而过。然后摔跤赛季又展开了，海伦从没见他那么忙，全心投入，孜孜不倦。他又变成那个让她坠入爱河的年轻有决心的盖普，她感到如此被他吸引，以至于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不明所以地哭泣。她太常一个人待着了，既然现在盖普又开始忙起来，海伦意识到自己无所事事太久了。她接受了史第林学校的聘书，这样一来她就能教书了，也能再次运用智慧思考自己的想法了。
她也教会了艾伦·詹姆斯开车，艾伦每周两次开车去州立大学，她在那里上创作课。“这个家可没有大到能容得下两个作家，艾伦。”盖普故意逗她。他们所有人是多么珍惜他的好心情啊！而且，现在既然海伦又开始工作，她也没那么焦虑了。
盖普眼中的世界里，一个夜晚可以很欢乐，而下一个早晨则会出现血光。
后来，他们（连同萝贝塔在内）常常会说盖普得以看到由邓肯·盖普绘图的第一版《格里尔帕策民宿》出版多么好，而且赶上了圣诞节，就在他看见“底蛤蟆”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