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她嫁给了他，答应了他的请求。海伦觉得这故事对一个新人来说算不错了。老廷池也喜欢。“充满了疯……疯……疯狂和哀伤。”廷池对盖普说。廷池建议盖普把《格里尔帕策民宿》投给廷池最爱的杂志。盖普等了三个月才有回音：
这个故事只是略有趣味，而且从语言和形式来说都无创新处。仍然感谢您不吝赐稿。
盖普不解，便把这封拒信拿给廷池看。廷池也不解。
“我猜他们感兴趣的是新……新……新小说。”廷池说。
“什么是新小说？”盖普问。
廷池承认他也不大清楚。“新小说讲究语言和形……形……形式的创新，我猜。”廷池说，“但我不明白新小说究竟写的是什么。有时新小说写的是关于它……它……它本身，我想。”
“关于它本身？”盖普说。
“有点儿像关于小……小……小说的小说。”廷池对他说。
盖普还是不明白，但盖普在意的是海伦喜欢这个故事。
差不多15年之后，盖普发表了第三本小说。同一个廷池最爱的杂志编辑写信给盖普，信中对盖普和他的作品极尽吹捧之能事，并请盖普将任何新写的稿子投给这家廷池最爱的杂志。但盖普记忆力持久，并有着獾一般的愤怒。他挖出说格里尔帕策故事“略有趣味”的旧拒稿信，这信因为沾上了咖啡渍而变硬，而且被折叠太多次，折缝处已经破了，但盖普把它和回信一起寄给廷池最爱的杂志编辑。盖普的信这么写的：
我对贵刊只是略感兴趣，而且我对语言和形式仍无创新。仍然感谢您不吝索稿。
盖普有着可笑的自尊，过分牢记对他作品的攻击和拒绝。幸运的是海伦自己极度自尊，因为如果她没有高度的自尊，最终就会恨他。就这样，他们很幸运。很多伴侣住在一起以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一些伴侣从来没发现这一点。另外的人结了婚，不爱对方的觉悟总是在他们生命中尴尬的时刻到来。而盖普和海伦的婚姻呢，他们几乎不算了解对方，但他们有直觉，而且在他们结婚后就固执地下定决心爱上对方。
也许因为他们都太忙于追逐各自的事业，这让他们没空对两人的关系详加考察。海伦念了两年大学就毕了业，她才23岁就获得了英语文学的博士头衔，24岁时开始她的第一份工作，在一间女子学院里任助理教授。盖普花了五年工夫才写完第一本长篇小说，但那是本不错的小说，会给他挣得年轻作家的尊敬和声誉，尽管没让他赚到多少钱。到那时为止，都是海伦在赚钱。海伦上学和盖普写作期间，珍妮养活他们。
第一次读珍妮的书时，海伦比盖普更吃惊，盖普毕竟和他母亲一起生活，对她的古怪毫不惊讶，根本视若平常。然而盖普倒是对这书的畅销大为吃惊。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公众人物，成为别人书里的主人公，他还没写出自己的书呢。
这书的编辑，约翰·沃尔夫，不会忘记在办公室第一次见到珍妮·菲尔兹的那个早晨。
“有一个护士找你。”他的秘书翻着白眼说，就好像她老板身上有一桩亲子认定关系官司缠身似的。约翰·沃尔夫和他的秘书怎么也想不到，珍妮的公文包那么沉是因为里面装着1158页手稿打印件。
“这书写的是我自己，”她告诉约翰·沃尔夫，一边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大摞手稿放在他桌上，“你什么时候能读一下？”约翰·沃尔夫觉得这架势好像这个女人要待在他办公室里等他读完似的。他瞟了一眼第一句话（在这个思想肮脏的世界上，你要么是妻子，要么是情妇，要么就很快会成为两者之一……）然后想到：啊老天，我如何才能摆脱这人啊？
后来，他当然因为找不到她的电话而焦虑至极，因为他想告诉她：“好！这书我们出定了！”他不知道珍妮·菲尔兹是史第林的厄尼·霍尔姆家中的座上宾，珍妮和厄尼彻夜长谈，夜夜谈（出于通常的那种父母发现自己19岁的孩子要结婚的担心）。
“他们每晚能去哪里？”珍妮说，“他们不到两三点不回家，昨天晚上还下雨了。下了一整夜，他们连辆车都没有。”
他们去了摔跤室。海伦当然有钥匙。而且摔跤室的垫子对他们来说比什么床都舒服熟悉不过。还更大。
“他们说他们想要孩子，”厄尼抱怨道，“海伦得先念完书。”
“有了孩子，盖普永远写不完一本书。”珍妮说。毕竟，她想着自己可是等了18年才开始写她的书。
“他们都很用功。”厄尼说，安慰自己和珍妮。
“他们非得用功不可。”珍妮说。
“我不懂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先一起住住看，”厄尼说，“如果住在一起没问题，那么就让他们结婚吧，然后让他们生孩子吧。”
“我不懂为什么有人会想和另一个人住在一起。”珍妮·菲尔兹说。厄尼看着有点儿受伤。
“可是，你喜欢和盖普住在一起，”他提醒她，“我喜欢海伦和我住一起。她在学校的时候我真想她。”
“是欲望，”珍妮不祥地说，“这个世界充满了病态的欲望。”
厄尼担心她，他不知道她马上就会从此变得有钱有名。“来罐啤酒吗？”他问珍妮。
“不了，谢谢。”珍妮说。
“他们是好孩子。”厄尼提醒她。
“但最终还是都屈从于欲望了。”珍妮闷闷不乐地说，厄尼·霍尔姆小心翼翼走到厨房给自己又开了罐啤酒。
珍妮的自传中关于“欲望”的章节让盖普特别尴尬。成为一个有名的非婚生子是一回事，而成为有名的青春期欲望的病例，是相当不同的另一回事，他私人的性冲动变成了受欢迎的故事。海伦觉得写得很好笑，尽管她承认无法理解他为何会被妓女吸引。
“欲望让举止最得体的人表现得丧失本性。”珍妮·菲尔兹写道，这句话特别惹盖普生气。
“他妈的，她懂个屁？”他尖叫着，“她从没感受过性欲，一次也没有。她是权威！那就跟听一棵植物描绘哺乳动物的动机一样。”
但其他人对珍妮的评价比较客气，尽管较严肃的期刊偶尔会指摘她实际的写作水准，但媒体总的来说对这书都很有好感。有人这么写道：“第一本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自传，充满了对一种活法的赞颂，以及对另一种活法的奚落。”另一个人写：“这本勇敢的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主张，女人无需任何性牵绊也可以拥有完整的人生。”
“现如今，”约翰·沃尔夫给珍妮的书写的序言这样说，“你要么在一个对的时间被当成对的声音，要么你就被贬为一无是处。”她在一个对的时间被当成了对的声音，但当珍妮·菲尔兹穿着白色护士服坐在约翰·沃尔夫只带最喜欢的作家去的餐厅里时，她却对女权主义这个词很不舒服。她不太确定这是什么意思，但这个词让她想起女性生理卫生和华伦泰疗法。毕竟她是护理专业出身。她不好意思地说，她想她只不过对如何生活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而且因为她的选择不热门，她感到非得说些什么来自辩不可。讽刺的是，大批塔拉哈希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年轻女性觉得珍妮的选择非常热门，她们因为自己计划怀孕引发了小小争议。有那么一段时间，纽约特立独行的女性被称为“珍妮·菲尔兹实践者”。但盖普总是叫那“格里尔帕策实践者”。而珍妮只是觉得女性和男性一样，起码应该可以有意识地决定自己的人生，如果这样她就成了女权主义者，她说，那么她想她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约翰·沃尔夫非常喜欢珍妮·菲尔兹，他尽可能给珍妮打预防针，说她可能无法理解她的书招致的攻击和赞誉。但珍妮从来没能完全理解这书的“政治性”，或者说不理解这书如何被人当成政治性很强的书来利用。
“我受的是护理训练，”她后来在一次访谈中坦诚地说，“护理工作是我喜欢的第一件事，也是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对我这个健康的人来说，护理工作很实用，我一直很健康，做护士能帮助那些不健康的人或不能照顾自己的人。我想我只是抱着这种心态自己也想写一本书。”
在盖普看来，他母亲一生都是护士。她护理儿子念完了史第林学校，她不厌其烦地催生了自己奇怪的人生故事，最后，她成了有难处的女性的某种护士。她变成有名有力量的人物，女人们向她寻求建议。随着自传爆红，珍妮·菲尔兹发现了一整个国家面临人生选择难题的女性，这些女性从不走寻常路的珍妮那里得到了鼓励。
她本可以在任何报纸上开设建议专栏，但珍妮·菲尔兹现在觉得写够了，就如她当年决定不再念书了一样，也像她决定不再待在欧洲了一样。某种程度上，她从未不想再护理别人。她的父亲，那位受惊的鞋王，在珍妮的自传出版后不久就因心脏病突发离世，尽管珍妮的母亲从未责怪过是珍妮的书导致了这场悲剧，珍妮也从没怪过自己，但珍妮知道她母亲无法独自生活。不像珍妮·菲尔兹，珍妮的母亲习惯和别人一起住，她现在老了，珍妮想到她在犬首湾的大房间之间晃晃颠颠地走来走去，毫无人生目的，没了伴侣之后完全丢失了仅余的神志。
珍妮便跑去看护她，也就是在犬首湾的大宅里，珍妮开始充当女性顾问，用她那直截了当的本事帮她们作决定。
“哪怕是变态的决定！”盖普哀号道，但他很高兴有珍妮负责他的开销。他和海伦很快有了第一个孩子。一个叫邓肯的男孩儿。盖普常常开玩笑说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分成那么多短小的章节就是因为邓肯。盖普在喂奶、哄睡觉和换纸尿裤的间歇写作。“这是短镜头组成的长篇，”他后来宣称，“全亏了邓肯。”海伦每天都要去学校，是因为盖普答应带孩子她才肯生的。盖普喜欢从来不用出门这一点。他边写作边照顾邓肯，他煮饭写作然后再照顾邓肯。海伦回家来，等着她的总是个挺幸福的家庭主夫，只要盖普的小说进展顺利，无论多机械的家务他都甘之如饴。实际上，越不用动脑子的家务还越好。每天有两个小时他把邓肯交给楼下公寓的女人，自己去健身房锻炼。他后来成了海伦任教的这所女子学院的一道奇景，他绕着曲棍球场一圈圈不停地跑，或者在体操选手专用的健身房一角连续跳半小时绳。他怀念摔跤，他怪海伦，说她应该去有摔跤队的地方上班。海伦抱怨说女校的英语系太小了，而且她不喜欢班上一个男生也没有，但这份工作还不错，她会继续干下去，直到有更好的机会出现为止。
新英格兰的任何地方都挨得很近。他们能常常去看望住在海边的珍妮和住在史第林的厄尼。盖普会带邓肯去摔跤室，把他像球那样滚。“这里就是你爸摔跤的地方。”他告诉儿子邓肯。
“这里是你爸做所有事的地方。”海伦告诉邓肯，指的当然是邓肯自己的孕育，还有她和盖普被关在空无一人的西布鲁克体育馆的第一个雨夜，在这地上铺着深红垫子的房间。
“哎，你到底还是逮着我了。”海伦当时含泪小声对他说，但盖普背靠摔跤垫摊开四肢，想着究竟是谁逮着谁了。
珍妮的母亲去世后，珍妮更常来看海伦和盖普，尽管盖普讨厌他母亲所谓的“随从”。珍妮·菲尔兹和一小撮她的核心粉丝一起来，偶尔也有其他自觉身处一场号称女性运动中的人跟着，她们常常向珍妮寻求支持和背书。总是有什么诉讼或社运需要穿着纯白护士服的珍妮站台讲话，哪怕珍妮很少演讲，也讲不长。
通常是在其他人的演讲之后，她们便介绍珍妮。穿着护士服的她一下就被认了出来。50多岁的珍妮·菲尔兹是个健美有魅力的女人，爽快又实在。她会站起来说“这很对”，或者有时候说“这不对”，视情况而定。因为她在自己的人生路上作出了困难的抉择，因此人们相信她也能在女性问题上站对边。
这一切背后的逻辑，让盖普气闷了好几天。有一次，一个妇女杂志的记者问可否来采访一下他，身为著名女权主义者的儿子是什么滋味？记者挖出了盖普选择的生活方式，她愉悦地称之为“家庭主夫角色”，盖普就冲她发火了。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不要乱编名字。我不过是做我想做的事，我妈一直以来也不过如此。只做她想做的。”
记者紧逼不放，她说他口气有点儿酸。当然了，一定很不容易，她提示道，身为一个籍籍无名的作家，却有个享誉全球的作家母亲。盖普说主要是被误解让他难过，他并不嫉妒他母亲的成功，他只是偶尔会不喜欢她的新随从。“那群寄身在她身上的跟屁虫。”他说。
这篇发表在妇女杂志上的文章指出，盖普也“寄生”在他母亲身上，还过得很舒服，而且他没有权利敌视女权运动。这是盖普第一次听说“女权运动”。
没过几天珍妮来看他。和一个打手一起来，这是盖普给她起的名字：她是个高大、沉默、阴郁的女人，躲在盖普公寓的门口并且不肯脱下大衣。她谨慎地看着邓肯，好像带着极端不快在等着孩子可能触碰她的时刻到来。
“海伦在图书馆。”盖普对珍妮说，“我要带邓肯出去走走。你来吗？”珍妮带着询问的眼神看了看和她一起来的高大女人，那女人耸了耸肩。盖普觉得他母亲自从成名以来最大的弱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容易被所有老弱病残的女人利用，这些人希望能写出珍妮的自传那样成功的东西来”。
盖普讨厌在自家公寓里被母亲这个不言不语的同伴震慑，这女人高大到足以做他母亲的保镖了。也许她就是保镖，他想。母亲带着这个强壮的男人婆护卫的不愉快的画面掠过盖普心头，这个凶猛的女杀手会挡开所有想要摸珍妮白制服的男人的手。
“妈，这女人的舌头有什么问题吗？”盖普小声问珍妮。这个女人高高在上的沉默惹恼了他，邓肯想要和她说话，但这女人只是飞过来一个叫他安静的眼神。珍妮静悄悄地告诉盖普这女人不说话是因为没有舌头。真的没有。
“是被割下来的。”珍妮说。
“天哪，”盖普轻声说，“怎么会这样？”
珍妮白了他一眼，这习惯是从她儿子那学来的。“你真的不读书看报的，是吗？”珍妮问他，“你总是懒得关心时事。”“时事”对盖普来说永远没有他正在编造的东西重要，也就是他在写的东西。他对他母亲的诸多不满之一（自从她参与女性政治运动以来）就是她总是讨论新闻。
“你是说这是新闻？”盖普说，“我错过了什么众所周知的舌头意外伤害事件啊？”
“哦上帝，”珍妮不耐烦地说，“不是众所周知的意外。是故意的。”
“母亲大人，有人把她的舌头割掉了？”
“完全正确。”珍妮说。
“老天。”盖普说。
“你没听说过艾伦·詹姆斯吧？”珍妮问。
“没有。”盖普承认。
“这个嘛，现在有一个女性协会，”珍妮告诉他，“就是因为艾伦·詹姆斯的事而成立的。”
“她发生了什么事？”盖普问。
“她11岁那年被两个男人强奸了，”珍妮说，“然后他们把她舌头割掉，这样她就不能告诉任何人他们是谁、长什么样了。他们太蠢了，不知道11岁的人会写字。艾伦·詹姆斯把男人的情况详细描写了出来，他们被抓了，然后他们受审被定罪。监狱里有个人杀了他们。”
“哇，”盖普说，“所以那位就是艾伦·詹姆斯？”他轻声地开始用尊敬的口吻讲到那个高大的沉默女人。
珍妮又白了他一眼。“不是啦，”她说，“那是艾伦·詹姆斯协会的成员。艾伦·詹姆斯还是个孩子，她是个金发的瘦弱小女孩儿。”
“你是说艾伦·詹姆斯协会的人到哪里都不讲话？”盖普说，“就好像她们没了舌头一样？”
“不是，我是说她们真没有舌头，”珍妮说，“艾伦·詹姆斯协会的人都找人给自己割掉了舌头，来抗议艾伦·詹姆斯的遭遇。”
“哦，天哪。”盖普说，重新以一种厌恶的眼神打量那个大个子女人。
“她们叫自己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珍妮说。
“我不想再听这恶心事了，妈妈。”盖普说。
“嗯，站在那里的女人，就是一个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珍妮说，“是你自己想听的。”
“艾伦·詹姆斯现在几岁了？”盖普问。
“她12岁，”珍妮说，“这事是一年前发生的。”
“那么这些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盖普问，“她们开会吗？选主席和财务主管什么的吗？”
“你怎么不自己问她？”珍妮说，她指站在门口的呆瓜，“你不是说不想再听了吗？”
“她没有舌头拿什么来回答我的问题？”盖普压低嗓音说。
“她会用写的，”珍妮说，“所有艾伦·詹姆斯主义者都随身带着一本小本子，她们会写给你看她们要说的话。你知道写是什么，不是吗？”
还好，这时海伦回来了。
盖普以后还会见到更多的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尽管艾伦·詹姆斯的遭遇，给他的触动很大，但他对那些恶心的成人模仿者只有厌恶，她们的习惯是递给别人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类似这样的话：
你好，我是玛莎。我是一名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你知道什么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吗？
如果人家不知道，她们就会递过来另一张卡片。
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对盖普来说，代表了那种吹捧她母亲的女人，她们利用她帮助推进自己粗浅的社会诉求。
“我来告诉你那些女人的真相吧，妈妈，”他有一次对珍妮说，“她们肯定本来讲话能力就很差，她们一生当中从来没什么值得一说的，所以她们切掉舌头不算什么伟大牺牲，而且事实上还能为她们避免许多尴尬呢。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就缺那么点儿同情心。”珍妮说他。
“我有很多同情心，对艾伦·詹姆斯。”盖普说。
“那群女人自己一定也在别的方面受过苦的，”珍妮说，“这就是为什么她们想团结起来。”
“然后给自己施加更多痛苦吗，妈妈？”
“强奸是每个女人的问题。”珍妮说。盖普顶讨厌他母亲这种“每个人”都如何如何的说法。他觉得这是把民主推往愚蠢极端的例子。
“也是每个男人的问题，妈妈。下次再有强奸案，我猜我也应该把我那家伙割下来挂在脖子上。你也会尊重这种行为咯？”
“我们说的是真心的表态。”珍妮说。
“我们说的是真蠢的表态。”盖普说。
但他会一直记得他所见的第一个艾伦·詹姆斯主义者，那个和他母亲来他家的大个子女人，她离开时写了张字条塞在盖普手里好像给他小费那样。
“妈搞了个新保镖。”她们挥手说再见的时候盖普小声对海伦说。然后他读了保镖的便条。
你母亲有两个你那么值钱。
便条写道。
但他实在无法说他母亲什么不好，因为盖普和海伦结婚的前五年，珍妮都在养活他们。
盖普开玩笑说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叫作《拖延》是因为他写了太久，但他持续认真地写着，盖普很少犯拖延症。
这部小说被说成是“历史小说”。背景是战争年代的维也纳，从1938年到1945年，一直写到苏联占领期间。主人公是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德奥合并之后他得小心隐藏行踪，只待一个袭击纳粹的合适时机。他等了太久。重点是，他应该在纳粹占领前就袭击，但当时他尚无法确定任何情况，他还太年轻无法看清局势。而且，他母亲，一个寡妇，珍爱自己的私生活，不关心政治，她藏着她死去丈夫的财产。
战争年代，这位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美泉宫当动物园管理员。维也纳人民闹起了严重的饥荒，夜袭动物园便成了普遍的偷食方式，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决定放走剩下的动物，它们当然无须对国家自身的拖延和纳粹的默许负责。不过那时这些动物自己也在挨着饿，无政府主义者一放它们，它们就把他给吃了。“这不过是天性使然。”盖普写道。这些动物，反过来，也很轻易地遭到了游荡在维也纳觅食的暴民的屠宰，就在苏联军队进城以前。那依然是“天性使然”。
无政府主义者的母亲活了下来，住在苏占地区（盖普把她安排在他和母亲住过的施温德路上的公寓里），她现在一次又一次见到苏联人的暴行，他们强奸，军官都不例外，这可怜的寡妇终于无法容忍。她眼见这座城市重现中庸和自满，这让她想到纳粹势力抬头期间自己的不作为，对此悔恨非常。终于，苏联人走了，1956年，维也纳再次重获主权。但这女人哀悼着儿子和她被毁坏的国家。每个周末她都在部分得到重建的美泉宫动物园逛逛，动物园又重现健康。忆起打仗时她偷偷来这里看儿子。是匈牙利革命的爆发促使这位老妇采取了最后的行动。成千上万的新难民涌入维也纳。
为了给这座沾沾自喜的城市敲响警钟，希望人们不要再作壁上观，任凭事态发展，这位母亲想要学她儿子：她放走了美泉宫里的动物。但动物们现在都被喂养得很好很满意，只有几只还能被赶出笼子，而那些走出去的轻而易举就被困在美泉宫的花园小径之间，最终它们还是走回了笼子，毫发无伤。一头老熊为剧烈的腹泻所苦。这位老妇的放生之举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完全没有意义，完全没有实现。这位老妇被捕了，一名警方医生检查时发现她有癌症，已到了末期。
最终，讽刺的是，她藏着的钱还算有点儿用处。她死得倒风光，在维也纳唯一的私人医院鲁道芬纳豪斯里去世。死前她梦到有些动物逃出了动物园：是一对年轻的亚洲黑熊。她梦到它们活了下来并繁衍得非常成功，以至于它们成了多瑙河山谷中的一个新物种。
但这不过是她的想象。小说结束在这老妇死后，美泉宫动物园里的腹泻熊之死。“现代以来革命太多了。”一名书评人写道，他将《拖延》称为“一部非马克思主义小说”。
小说收获了史料确凿的赞誉，盖普对这一点并不太在意。也有人指出它的原创性，以及如此年轻的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能有如此独特的视角。约翰·沃尔夫是盖普的出版人，尽管他答应盖普不会在书衣折边上提到他是女权主义英雄珍妮·菲尔兹的儿子，但鲜有评论者不提这事的。
“现在珍妮·菲尔兹的儿子出了名，”一个评论者写道，“他真的得偿所愿成了作家，了不起。”这类评论，还有其他关于盖普和珍妮母子关系的可爱解读都和作品无关。盖普对人们无法就事论事阅读和讨论书的好坏大为生气，但约翰·沃尔夫向他解释说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就是，大多数读者都对他本人比对他亲手写的书更感兴趣。
“年轻的盖普先生还是在写熊，”一个聪明人批评道，他够有精力的，还从不知名的杂志里挖出了那个格里尔帕策故事，“或许，等他真的长大，他才会写人的故事。”
不过总体来说，这本文学处女作引起的反响，还是比大部分更多的籍籍无名之作要大。当然，这书从未畅销，也没有让盖普成为一块金字招牌，不会让他像他母亲那样成为“家喻户晓的商品”，用他说她的话来说。但这书不是那种书，他也不是那种作家，永远不会成为那样的作家，约翰·沃尔夫告诉他。
“你还想怎样？”约翰·沃尔夫写信给他，“如果你想变得有钱出名，你就排错了队。如果你是认真想搞创作，就不要叽叽歪歪。你认真写了本书，书也正式出版了。如果你想靠它吃香喝辣，你说的就是另一回事。而且给我记住：你才24岁。我想你会写出更多的书。”
约翰·沃尔夫是位值得尊敬有智慧的人，但盖普不确定，而且也不满足。他只小赚了一笔，而现在海伦也领薪水了，既然他不需要珍妮的钱了，他觉得她要是给他的话，也不妨拿一点儿。而且他感到自己至少取得了另一种回报：他问海伦可否再生个孩子。邓肯已经四岁，他已经够大了，该懂得喜欢弟弟或妹妹了。海伦同意了，因为有盖普带邓肯，她很轻松。如果他愿意在写作下一本书的章节之间换纸尿裤，那么就听他的吧。
不过盖普并不仅仅是为生而生。他知道他是个过分小心、担心过头的父亲，他感到如果有另一个孩子来吸收他多余的紧张，他对邓肯那种身为父亲的恐惧压力就能减轻。
“我非常幸福，”海伦对他说，“如果你想再要个孩子，我们就生。我只求你能放轻松些，我只求能让你更快乐。你写了本好书，现在要写下一本。这难道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但他对《拖延》收到的评论发牢骚，抱怨销量。他对他母亲吹毛求疵，还大笑她的“马屁精朋友”。终于海伦对他说：“你要的太多了。太多名不副实的赞誉，或爱，或什么东西，反正都是名不副实的。你希望这个世界对你说：‘我爱你写的东西，我爱你！’这就要的太多了。实际上很病态。”
“这就是你对我说的话，”他提醒她，“‘我爱你写的东西，我爱你！’你说的一模一样。”
“可是世界上只有一个我。”海伦提醒他。
事实上，世界上真的只有一个她，他非常爱她。他总是说她是“我人生中最明智的选择”。他作过一些不明智的选择，他承认，但在和海伦的头五年婚姻中，他只出过一次轨，而且还很短暂。
那是在海伦任教的学院念书的打工保姆，她是海伦教的一年级英语课上的新生，她对邓肯很好，尽管海伦说这女生并不突出。她名叫辛蒂，她读过盖普的《拖延》，而且对他的敬仰恰到好处。他开车送她回家时，她一个接一个地问他关于写作的问题：你怎么想到那个的？什么让你这样写的？她个头儿很小，坐不定话不停，和史第林的鸽子一样相信人、衷心一片以及愚蠢。海伦叫她“乳鸽骨头”，但盖普被她吸引住了，他没给她取外号。珀西家族让他一生都讨厌绰号。而且他喜欢辛蒂的提问。
辛蒂退学了。因为她觉得女子学院不适合她，她想和大人住在一起，和男人相处。她说，二期尽管学校允许她住出去，第一学年第二个学期允许她住进了自己的公寓，但她还是觉得学院太“拘谨”，她想在“更真实的环境”生活。她幻想盖普的维也纳一定是“更真实的环境”，任凭盖普再怎么解释也无法让她相信事实并非如此。盖普想，乳鸽骨头有个小狗似的脑袋，跟香蕉似的既没成形又容易受影响，就像卡特纳大道上的妓女，他指哪里她就去哪里。只不过费事说几个谎而已。
海伦读给他听一本著名的新闻杂志上的评论，评论称《拖延》是“一本丰富感人的小说，带有锐利的历史共鸣……由青春的欲望和痛苦包围着的戏剧”。
“啊，操他妈的‘青春的欲望和痛苦’。”盖普说。青春的欲望之一现在让他羞愧。
至于“戏剧”：在和海伦结婚的头五年，盖普只经历过一场真实的戏剧事件，还和他没什么关系。
盖普是在城市公园跑步的时候发现这个女孩儿的，一个裸体的十岁女孩儿在他前方的马道上跑着。当她注意到他慢慢靠近时，就倒在了地上，遮住了脸，然后遮住了胯部，还想要藏起不怎么大的乳房。那是个深秋的冷天，盖普看到这孩子大腿上有血，凹陷的双眼充满了恐惧。她不停地冲他尖叫。
“你怎么了？”他问，尽管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看了看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她把赤裸的膝盖抱到胸前大叫。“我不会伤害你，”盖普说，“我想帮你。”但这孩子哭得更响了。我的上帝，当然了！盖普想，那个可恶的猥亵犯不久前一定也对她说过一样的话。“他跑哪里去了？”盖普问她。然后他换了个口气，想向她证明自己是站在她这边的。“我要替你杀了他。”他对她说。她沉默地盯着他，不住摇着头，她的手指在紧绷的手臂上不停拧着。“求你了，”盖普说，“能告诉我你的衣服在哪吗？”他除了自己这身汗津津的T恤没什么可以给她的。他穿着跑步短裤和跑鞋。他一把T恤从头上脱下马上就觉得冷了，这女孩儿喊起来，叫得实在响，她埋起了脸。“不是，不要害怕，这是给你穿的。”盖普对她说。他让T恤掉落在她身上，但她在T恤下面扭动着身子一脚踢掉了它，然后她张大了嘴咬住了自己的拳头。
“她年纪太小，看不出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盖普写道，“只有乳头附近肉肉的，让她有那么些女孩子气。她没长毛的阴部一点儿明显的性别特征都没有，而且她有一双小孩子那种没有性别的手。也许她的嘴还有点儿性感，嘴唇肿着，但这肿不是她自己搞出来的。”
盖普哭了起来。天是灰的，他们周围满是枯叶，盖普开始放声哭泣时，那女孩儿捡起他的T恤盖住了自己。他们两人的姿势很诡异，孩子蹲在盖普的T恤下面，在他脚下缩成一团，盖普站在她上方哭泣，当两人搭档的公园骑警骑上马道时，很难不注意到这个猥亵儿童犯和受害者。盖普写道，其中一个警察为了分开女孩儿和盖普把马骑到了他们中间，“差点儿踏到女孩儿身上”。另一个警察伸出警棍抵住盖普的锁骨，他写道，他的一边身体感到麻痹，“但另一边没感觉”。就凭着这“另一边”，盖普把警察从马上弄了下来，他从马鞍上摔倒在地。“不是我干的，狗娘养的！”盖普喊叫着，“我只不过发现了她，就在这里，就一分钟前。”
那警察趴在落叶上，拔出枪抓着不动。另一个还在马上的警察对女孩儿喊道：“是不是他？”这孩子似乎被马吓傻了。她来回瞪着马和盖普。她一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盖普想，倒不是不知道谁干的。但这女孩儿猛地摇了摇头。“那人跑哪儿去了？”马背上的警察说。但这女孩儿仍旧看着盖普。她收紧下巴揉着脸颊，她想要用手势告诉他什么。很显然，她不能说话了，或者她的舌头没了，盖普想起了艾伦·詹姆斯。
“是某个留着胡子的人吗？”落叶上的警察说，他已经站起身，但还没把枪收回皮套里，“她在告诉我们那人留着胡子。”盖普当时留着络腮胡。
“某个留着胡子的人，”盖普问那女孩儿，“像我这样的胡子吗？”一边摸着自己深色的修剪成圆形的闪着汗珠的胡子。但她摇了摇头，手指划过她肿胀的上唇。
“是八字胡！”盖普喊道，女孩儿点了点头。
她指着盖普跑过来的那条路，但盖普不记得在公园门口看见过谁。那警察躬身在马上穿过飞舞的落叶骑走了。另一个警察叫马冷静下来，但他没有重新上马。“用衣服把她包起来，或者找回她的衣服。”盖普对他说，他自己开始沿着马道追着第一个警察跑去，他知道有一些东西只能在地上看到，骑在马上看不到。而且，盖普对自己的奔跑能力充满愚蠢的自信，觉得就算不能超过马，也能跑得比马久。
“喂，你最好在这儿等着！”警察在他身后喊，但盖普大步流星完全不停。
他追着马留在地上的大蹄印跑着。他还没跑出半英里，就看见离马道大概二十多米的地方有一个男子猫在树后。盖普对着这个身影大喝一声，是一个留着白色八字胡的老绅士。他回头看着盖普，眼神里充满了惊慌羞耻，盖普肯定自己找到了猥亵儿童犯。他扒开藤蔓和小鞭子一样的树丛接近男子，他刚才在尿尿，正慌忙地把裤子套回去。他看起来非常像做了坏事被抓了个正着的人。
“我只是……”男子刚开口，盖普就扑了上去，他刚修剪过的坚硬胡子扎在男子脸上。盖普像猎犬那样嗅着他。
“如果真是你的话，你个狗娘养的，我可以在你身上闻出来！”盖普说。男子躲开了这个半裸的粗汉，但盖普抓住了男子的两只手腕，把他的手折起来固定在他鼻子下。盖普再次嗅着他，男子大叫着，好像害怕盖普要会咬他。“不许动！”盖普说，“是你做的吗？那孩子的衣服在哪儿？”
“求求你了！”男子尖叫着，“我只不过是来上厕所。”他还来不及把裤裆拉链拉上，盖普狐疑地看着他的裆部。
“没有性的气味，”盖普写道，“这是藏不住的。那是一股很浓很清楚的味道，就像洒出来的啤酒。”
因此盖普跪在树林里，解开男子的皮带，撕开裤子，把男子的短裤一把拉到脚踝处，他盯着男子吓坏了的那话儿猛瞧。
“救命啊！”老年绅士大叫起来。盖普深深嗅了一下，男子在嫩树丛里倒了下去，他晃着身体好像手臂下面牵了线的木偶，他在一丛细瘦的灌木丛里乱拍乱打，树枝很密让他摔不到地上。“救命啊，上帝！”他叫道，但盖普已经朝马道跑了回去，他的腿穿过厚厚的落叶，手臂在空中挥打，被警棍敲到的锁骨阵阵作痛。
那个骑在马上的警察的马蹄声，在公园入口的停车场嘚嘚作响。他检查着停的每一辆车，绕过砖砌的矮房，那里是厕所。几个人看着他，揣测他是否尿急。“没看到八字胡吗？”这警察对盖普喊。
“如果他在你之前回到这里的话，就可能已经开车走了。”盖普说。
“去男厕看看。”警察说，他向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骑去，那婴儿车里的毯子叠得很高。
任何男人的房间都让盖普想起厕所，在这个酸臭厕所的门口，盖普和一个正要离开的年轻男子擦肩而过。他的胡子剃得很干净，上唇太平滑了简直发光，他看起来像个大学生。盖普像狗一样走进男厕，头发竖起，后颈的毛发卷起。他检查厕格门下是否有脚，如果看到一双手或一头熊，他是不会感到惊讶的。他查看长便池那里有没有人回头看他，或肮脏的棕黄洗手台那里会不会有什么人从凹陷的镜子里看他。但男厕里没有人。盖普嗅了一下。他留着这副完整但修过的胡子有一段日子了，因此并没有马上闻出剃须霜的味道。他只是闻出了什么不属于这个阴暗潮湿之地的气味。然后他看向离他最近的洗手池：有肥皂沫，池边还有胡须。
那个大学生模样胡子刮净的年轻人正穿过停车场，步子很快但冷静，盖普冲出男厕的门大叫：“就是他！”那个骑警看着这个年轻的猥亵儿童犯，一脸茫然。
“他没有八字胡呀。”警察说。
“他刚才剃掉了！”盖普叫道，他穿过停车场直奔那小子而去，那人开始向公园周围交叉的小径跑去。他跑的时候一件件东西从他的夹克衫里掉出来，盖普看见有剪子、刮胡刀、剃须霜罐，然后一件件衣服也跟着掉在地上，当然是女孩儿的衣服。一条屁股后面绣着瓢虫图案的牛仔裤，一件胸前印着青蛙笑脸的上衣。当然没有胸罩，女孩儿还不需要穿。她的内裤引起了盖普的注意。只是简单的棉布材料，简单的蓝色，腰带处绣着一朵蓝色的花，一只蓝兔子在闻着花。
骑马的警察策马追赶那个逃走的小子。马的胸部重重撞到那小子的脸上，把他往前推到了公园入口的煤渣路上，马的一只后蹄在这小子的小腿上留下一记U形蹄印，他像胎儿一样蜷曲在地上，抱着自己的腿。盖普跑上前去，手里是女孩儿的蓝兔子内裤，他把它交给骑马的警察。其他人走向了他们，他们是那个推着盖了毯子的婴儿车的女人、两个骑车的男孩儿、一个拿着报纸的瘦削男子。他们交给警察这小子掉在地上的其他东西：剃须刀还有其他女孩儿的衣物。没有人说话，盖普后来写道，那一刻他看见这个年轻的儿童猥亵犯摊在马蹄下的简短作案史：剪刀和剃须霜罐。一定是这样！这小子留出八字胡，就袭击一个孩子，再把胡子剃掉（大部分小孩儿都会记住胡子）。
“你以前做过这事吗？”盖普问这小子。
“你不应该问他任何问题。”警察说。但这小子对着盖普傻笑。“我从来没被抓住过。”他傲慢地对盖普说。他微笑的时候，盖普看见这年轻人没有上门牙：被马给踢掉了。只剩下流着血的牙龈。盖普意识到这小子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让他的感觉麻木了，感觉不到多少疼痛，也感觉不到多少别的。
第二个警察，牵着马从马道一端的树林里走了出来。那小孩儿坐在马鞍上，包在警察的大衣里。她手里紧抓着盖普的T恤。她看起来像认不出任何人。警察把她领到躺在地上的猥亵犯那里，但她没有真的朝他看。第一个警察下了马，他走向猥亵犯，把他流着血的脸抬起来面向那小孩儿。“是他吗？”他问她。她两眼无神地盯着这个年轻男子。猥亵犯发出短促的笑声，吐出一口血，这孩子没有任何反应。然后盖普轻轻用手指碰了一下猥亵犯的嘴，盖普用手指上沾到的血轻轻在年轻人的上唇画了一道八字胡，那女孩儿儿开始不停尖叫。马受惊了，需要人让它们安静下来。那女孩儿儿继续叫个不停，直到第二个警察把猥亵犯带走。然后她不再叫了，把盖普的T恤还给了他。她不停轻轻拍着马脖子后面厚厚隆起的黑鬃毛，就好像从来没骑过马。
盖普觉得她坐在马背上一定会疼，但她忽然问道：“我可以骑一会儿吗？”盖普很高兴，起码她的舌头还在。
就在那时，盖普看见了那个穿戴整齐、留着无辜八字胡的老绅士，他怯弱地走出公园，小心走进停车场，紧张地四顾着，怕那个疯子又来野蛮地拉下他的裤子，像某种危险的杂食动物那样闻他。当他看到盖普站在警察旁边时，就看起来放下了心，他以为盖普被逮捕了，于是更大胆地走向了他们。盖普想过逃跑来避免误解和解释，但就在那时，警察笑着说：“你得告诉我你的名字，还有你在做什么。除了在公园跑步以外。”
“我是个作家。”盖普告诉他。警察抱歉地说从没听说过盖普，但那时盖普唯一发表的作品就只有《格里尔帕策民宿》而已，几乎没有警察可能读过那个。警察看起来很困惑。
“没出过书的作家？”他问。盖普的脸拉了下来。“那你靠什么维生？”警察说。
“我老婆和我妈养活我。”盖普承认道。
“那么，我就不得不问你她们是做什么的了。”警察说，“为了备个案，我们得知道每个人的职业。”
那位受到了侵犯的白色八字胡绅士，只听到了问话的最后一点点，他说：“就跟我想的一样！无赖，卑鄙的烂货！”
警察盯着他看。盖普早年尚未出书时，每每逼不得已承认自己靠人养活时就会生气，他觉得这会儿他更想做的是让事情变复杂，而不是把事说清。
“总而言之我很高兴你们抓住了他，”老绅士说，“这公园本来很好的，但现在三教九流都进来了，你们可得加强巡逻。”他对警察说，警察以为这老头指的是那个儿童猥亵犯。这警察不想当着那孩子的面讨论这件事，因此他抬头看她，她在马鞍上坐着一动不动，他对老绅士暗示为什么他不应该再说下去。
“啊不是吧，他没有对那个孩子做这种事吧！”老先生叫道，就好像他才看见骑在他身旁马上的女孩儿，要不就是刚发现她在警察的大衣下面没穿衣服，她的臂弯里抱着自己小小的衣服。“多可耻啊！”他叫嚷道，怒瞪了盖普一眼，“多恶心！你也肯定要记下我的名字吧？”他问警察。
“要你的名字干什么？”警察说。盖普不得不微笑。
“看看他还在那得意洋洋的！”老人喊道，“干什么，当然是作人证了，如果可以把这种人治罪的话，我愿意去我国任何法庭讲我的故事！”
警察看了看盖普，盖普翻了个白眼。警察还是理解为这老绅士指的是那个猥亵犯，但他不明白为什么盖普被骂成这样。“那么好吧。”警察说，为了哄住这脑袋不清楚的老人。他记下了老人的姓名和住址。
几个月过后，盖普在药房买一包三只装避孕套时，那个老绅士正巧走进来。
“什么？！是你！”老人叫道，“他们已经放你出来了，是吧？我还以为他们要把你关好几年呢！”
盖普过了一会儿才认出这人。药剂师以为这怪老头一定疯了。这留着修剪得宜的白色八字胡的绅士小心逼近盖普。
“法律到底怎么搞的？”他问，“我猜你是因为表现良好被放出来的咯？牢里没有老头和小姑娘让你闻了是吧，我猜！要不就是哪个律师使了什么诡计帮你金蝉脱壳了是吧？那可怜的孩子终生精神都要受到创伤，而你倒自由自在地在公园晃悠！”
“你弄错了。”盖普对他说。
“对啊，这位是盖普先生。”药剂师说。他没有加上“他是作家”。如果他还要补充什么的话，盖普知道，一定是“英雄”二字，因为药剂师看到了那可笑的报纸头条新闻，报道了公园里的案件和捕捉罪犯过程。
不成作家成英雄！
市民抓住公园变态
著名女权主义者之子救助女孩儿有一套
就因为这个，盖普有好几个月都无法写作，但这篇报道让所有只是在超市、健身房和药房认识盖普的当地居民印象深刻。与此同时，《拖延》已经出版了，但好像几乎没人知道。好几个星期之内，职员和店员都会对其他客人这样介绍他：“这位是盖普先生，在公园里逮着猥亵犯的人。”
“什么猥亵犯？”
“城市公园里那个。一个长着八字胡的小子。他专对小女孩儿下手。”
“小孩儿？”
“嗯，抓住他的就是这位盖普先生。”
“这个嘛，其实，”盖普说，“是骑警的功劳。”
“还把他的牙全打落喉咙呢！”各处的药剂师、职员、店员都会兴奋地夸口。
“这个嘛，其实是马的功劳。”盖普谦虚地说。
有的时候，有人会问：“那你的工作是什么，盖普先生？”
紧接着的沉默会让盖普难过，他站着思考是不是最好说跑步是他的工作。他绕着公园跑，是职业的猥亵犯捕手。他在电话亭附近溜达，就像那穿斗篷的超人，等待惨案的发生。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比他后来说的话更合理。
“我写作。”盖普最后说了实话。这些一度崇拜他的人脸上满是失望，甚至怀疑。
在药房那天情况更糟，盖普不小心把那包三只装避孕套给掉在了地上。
“啊哈！”老人叫道，“看啊！他要拿这些东西干什么？”
盖普想，这东西还能干什么。
“他是个逍遥法外的变态，”老人要说服药剂师，“他在找无辜的人侵犯玷污！”
怪老头的自以为是实在太讨厌了，以至于盖普已经不想消除误会了，其实，他还挺享受这种“在公园剥掉这老鸟的裤子，而且对这场意外全然不感到抱歉”的感觉。
过了一阵，盖普才意识到自以为是并非老绅士独有。盖普带邓肯去一所高中看篮球比赛，惊讶地看到检票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八字胡小子，那个在城市公园里袭击无助孩子的真正猥亵犯。
“你出来了。”盖普惊讶地说。这变态张口对着邓肯微笑。
“一张成人票，一张儿童票。”他边说边撕票根。
“你怎么会被放出来的？”盖普问。他感到自己因为暴力而浑身颤抖。
“没人能证明，”这小子趾高气扬地说，“那傻妞一句话都不说。”盖普又一次想到了11岁时被割去舌头的艾伦·詹姆斯。
他忽然同情起那个不满被他扒了裤子的老头表现出的疯狂来。他为正义不彰难过非常，他甚至可以想象一个非常不快的女人会绝望到割掉自己的舌头。他知道他当场就很想揍这个八字胡小子，就当着邓肯的面。他希望可以安排一顿胖揍来进行道德教育。
但是很多人想要篮球票，盖普碍着他们了。
“走起来啊，浑蛋。”这小子对盖普说。从他的用词中，盖普看出这世界的恶意。这小子的上唇，有他正在留另一条八字胡的乏味证据。
多年以后他才遇见了那个女孩儿，她已经长大，是她先认出他的，他才认出了她。他正走出另一座小镇的电影院，她排在队伍里等着进场。她和一些朋友在一起。
“嗨，你好吗？”盖普问。他很高兴看到她还有朋友。对盖普来说，这说明她还正常。
“电影好看吗？”女孩儿问。
“你真是长大成人了啊！”盖普说，这女孩儿脸红了，盖普意识到自己说了蠢话，“那个，我是说很久不见了，能忘掉从前太好了。”他真心诚意地补上一句。她的朋友正往电影院里走，女孩儿快速看了他们的背影一眼，确定真的只有盖普和她两人留在原处。
“是的，我这个月就要毕业了。”她说。
“高中？”盖普大声问。竟然这么久了吗？
“哦，不是，初中。”女孩儿说，紧张地笑了。
“太好了！”盖普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尽量来参加毕业典礼。”
但女孩儿似乎忽然受到了惊吓。“别，拜托，”她说，“请别来。”
“好吧，我不来。”盖普很快同意了。
这次见面以后，他又看见过她几次，但她再也没有认出过他，因为他剃掉了胡子。“你为什么不再留胡子了？”偶尔海伦问他，“要不留八字胡也好。”但每当盖普路遇那个被猥亵过的女孩儿，并且因为没被认出来顺利逃脱，他就决定要继续把胡子剃得精光。
“我感到不安，”盖普写道，“因为我的人生中碰到过这么多强奸事件。”很显然，他指的是城市公园里那个十岁的孩子，还有11岁的艾伦·詹姆斯，还有以她为名的那个糟糕的协会，由他母亲的那些受伤的女追随者组成，她们带着自己动手造成的象征性的哑口无言。而且不久之后他就写了本小说，让盖普成为了更“家喻户晓的商品”，那小说和强奸有着莫大关系。也许强奸的侵略性让盖普厌恶自己，厌恶自己身为男性的本能，这种本能是那样无法撬动。盖普想，虽然他从没想要强奸任何人，但男性对强奸案人人有责，人人自愧。
就盖普自身的情况而言，他将自己因为被“乳鸽骨头”诱惑而产生的愧疚比作类似强奸的情况。但这根本不能算强奸。倒是自愿的。他甚至好几个星期前就买好了避孕套，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而且最恶劣的罪行难道不都是事先策划的吗？盖普并非突然在对保姆的激情面前投降，他是计划好的，准备好等着辛蒂在她对他的激情面前投降。他对这些橡皮套用来做什么心知肚明，因此当它们在城市公园那个绅士面前掉落出来，听到那绅士说他在“找无辜的人侵犯玷污！”时，他一定感到一阵刺痛。说得多对。
不过，他还是在对女孩儿的欲望之路上设置了障碍，他两次藏起了避孕套，但他也记得藏在了哪里。而且在辛蒂为他们做保姆的最后一天晚上到来之前的傍晚，盖普疯狂地和海伦做爱。就在他们应该要穿好衣服吃晚饭或给邓肯做晚饭时，盖普锁上了卧室门，把海伦拽出她的衣帽间。
“你疯了吗？”她问他，“我们就要出门了。”
“可怕的欲望，”他乞求道，“不要拒绝我。”
她逗他说：“请别这样，先生。我说过，吃餐前点心之前从来不做的。”
“你就是餐前点心。”盖普说。
“啊，多谢。”海伦说。
“喂，门锁住了。”邓肯敲着门说。“邓肯，”盖普叫道，“出去帮我们看看天气怎么样。”
“天气？”邓肯说，用力想撞开卧室门。
“我觉得后院在下雪！”盖普叫道，“去看看。”
海伦在他的硬肩膀上憋着笑，也不敢发出别的声音，他很快就射精了，让她意外。邓肯快步跑回卧室门口，报告说后院里是春天，到处都是。既然盖普已经完事了，便开门让邓肯进了卧室。
但他还没完。和海伦离开派对开车回家的路上他就知道，他知道得很清楚橡皮套在哪里：就在他的打字机下面，自从《拖延》发表之后无所事事的几个月里，它们都一直静静躺在那儿。
“你看起来很累，”海伦说，“要我送辛蒂回家吗？”
“不，没事，”他嘟囔着，“我来。”
海伦对他笑笑，把脸颊靠在他嘴唇上。“我狂野的午后爱人，”她呻吟道，“你可以一直这样带我出去吃晚餐，如果你想的话。”
他和“乳鸽骨头”在她黑灯瞎火的公寓外的车里坐了很久。他挑了个好时机，学院刚准许她退学，辛蒂正要离开这座小城。她要和最喜欢的作家道别已经不开心了，他好歹也算她亲眼见过的唯一一个作家。
“我肯定你接下来的一年，明年，会过得很好的，辛蒂，”他说，“而且你要是回来见谁的话，请一定要来我家见见我们，邓肯会想你的。”这女孩儿看着仪表盘发出的冷光，然后抬起头楚楚可怜地看着盖普，脸色通红布满深情和泪水。
“我会想你的。”她哀怨地说。
“别，别，”盖普说，“别想我。”
“我爱你。”她小声说，瘦小的头笨拙地撞在他的肩上。
“别，别这么说。”他说，没有碰她。暂时还没。
三只装安全套耐心地藏在他的口袋里，像蛇一样盘着。
在她散发着霉味的公寓里，他只用掉了一只。他惊讶地发现她的家具都被搬走了，他们把她高低不平的行李箱堆成一张不太舒服的床。他留心着没有多待一秒，怕海伦怀疑就算是作家和粉丝的道别也用了太久。
一条很宽的涨满水的小溪流经女子学院的土地，盖普将剩下的两只避孕套丢了进去，偷偷地一边开车一边从车窗扔了出去。他想象会有什么警觉的校警看见了他，已经冲下河岸去抢回证据了——从急流中快速捞起的橡皮套！这被发现的证据会追回用它犯下的罪行。
然而没人看见他，没人发现他做了什么。甚至海伦，她已经睡着了，也不会发现他身上特别的性的气味——毕竟，才几个小时以前，他名正言顺地染上了这股味道。尽管如此，盖普还是冲了澡，干净地滑入他自己安全的床上，他蜷在海伦身边，她咕哝着一些情话，本能地把一条长大腿伸到他的屁股上。他没有反应，她便用屁股贴向他。盖普因为她的信任和对她的爱而哽咽。他充满爱意地摸着海伦微微凸起的孕腹。
邓肯是个健康聪明的孩子。盖普的第一本长篇小说，至少让他圆了小时候的理想。欲望仍旧是年轻的盖普生命中的心头大患，但他很幸运，他的妻子对他还有欲望，他对她也是一样。现在第二个孩子会加入他们小心有序的冒险了。他紧张地摸着海伦的肚子，等着婴儿踢他，生命的迹象。尽管他和海伦一样觉得能生个女儿就好了，但盖普希望再生个儿子。
为什么？他想。他回想起公园里的女孩儿，想象着没了舌头的艾伦·詹姆斯，还有他自己母亲的艰难抉择。他感到能和海伦在一起很幸运，她有着自己的雄心，而且他不能随便左右她的意愿。但他也想起了卡特纳大道上的妓女，和库西·珀西（她会死于难产）。而现在，那个被他掠夺过的“乳鸽骨头”的香气还萦绕在他身体里，起码在他脑子里，尽管他洗过了澡。辛蒂在他身体下面哭过，她弓着背靠在行李箱上。她额头上有一条青筋凸起，她的额头透明、皮肤白皙，好像个孩子。而且尽管辛蒂舌头健在，在他离开她的时候，她还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盖普不想要女儿，因为世上有男人。因为有坏男人，甚至，他想到，因为世上有像我这样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