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S. 盖普老估摸着自己会早死。“就像我父亲，”盖普写道，“我相信我命该短。我是个一次性发射出生的人。”
盖普差点儿在女子学校长大，他母亲本来得到一个在女子学校当驻校护士的工作机会。但珍妮·菲尔兹预见到如果去了未来可能很悲惨：她的小盖普会被女人围绕（学校提供给他们母子一间宿舍）。她想象儿子的第一次性体验：由在女子洗衣房的所见所感催生出的性幻想，在那里，女孩儿们会捉弄小孩儿，用年轻女性的内衣把小孩儿埋住。珍妮本来会喜欢这份工作，不过为了盖普她谢绝了。她选择去了又大又有名的史第林学校，在那里她只是众多驻校护士中的一个，学校给她和盖普提供的公寓在校医院侧楼，很冷，装着监狱里的那种铁窗。
“无所谓。”她父亲对她说。她出去工作就已经惹他不高兴了，家里有的是钱，要是她能在犬首湾家里的宅邸里等着这私生子长大再搬出去，他还乐意些。“要是这孩子还有点儿智力天分，”珍妮父亲说，“以后都会被史第林录取，不过现在嘛，我想，也没什么更适合男孩儿长大的环境了。”
“智力天分”是她父亲用来指这孩子可疑的基因的用语之一。珍妮的父亲和兄弟们都念过史第林学校，那时还是所男校。珍妮相信，要是能熬过幽闭在这里的岁月，直到小盖普大学预校毕业，那她也算对儿子尽到责任了。“这样能弥补不给他父亲的缺憾。”她父亲这么说她。
“奇怪的是，”盖普写道，“我母亲这个清楚知道自己不想和任何男人住在一起的人，最后会和800个男孩儿住在一起。”
就这样，小盖普跟着母亲在史第林学校的医务处长大。他并没有完全被当成“校工的小屁孩儿”看待，这是学生们给所有老师教工还没成年的孩子起的称号。驻校护士并不被当成教职员工。更何况，珍妮并没有给自己编一个婚姻故事，没有捏造一个盖普父亲的传说，为儿子的出生自圆其说。她是菲尔兹家族一员，她坚持告诉人们她自己的名字。她的儿子是盖普，她坚持告诉人们他的名字。“这是他自己的名字。”她说。
每个人都懂她的意思。这种高傲，在史第林学校的圈子里被宽容以待，某些类型的高傲甚至还颇受鼓励，但高傲要被接受关乎品位和风格。高傲的原因必须上得了台面，必须意义高尚，而且高傲的方式也必须迷人。珍妮·菲尔兹并非一个天生机智的人。盖普写过他母亲“从没有刻意高傲，不过是被逼无奈”。骄傲在史第林学校的圈子里虽然很受欢迎，不过珍妮·菲尔兹骄傲的原因似乎是有个私生子。她也许不会为任何事抬不起头来，然而，她多少也该表现得有点儿人性。
不过珍妮不仅仅因盖普而自豪，她还特别因为自己得到这个儿子的方式而自豪。别人还不知道她是怎么得到这个儿子的，珍妮那时还没有出自传，事实上她还没有动笔写。她在等着盖普长到能欣赏这个故事的年龄。
盖普所知的故事，也是珍妮告诉任何有胆子问她的人的版本。她的故事，是个三句话就说完了的凄惨故事：盖普的父亲是个兵。他打仗的时候死了。那会儿一边打着仗谁有工夫结婚。
这个故事的缜密和神秘，可能被解读得很有浪漫色彩。毕竟，根据这几个事实，这个父亲可能是个战争英雄。也能据此想象出一场爱情悲剧。菲尔兹护士，很可能当过战地护士。她可能“在前线”坠入爱河。盖普的父亲可能觉得欠“人民”最后一次任务。但珍妮·菲尔兹并没有激发人们去想象这么一出通俗剧。首先她看起来太过享受独身，她丝毫没有对过去表现出泪眼蒙眬的难过之情。她从来不分心，一颗心扑在小盖普身上，只想专心好好当个护士。
当然，菲尔兹家族在史第林学校赫赫有名。这位著名的新英格兰地区的鞋王是著名校友，不管当时是不是遭到别人质疑，他甚至还成了董事会成员，他在新英格兰地区不算是老钱，不过也不是最新的暴发户。他的妻子，珍妮的母亲，娘家是波士顿的维克斯家族，在史第林也许还更有名些。上了年纪的教员当中，有人记得以前每一年都有维克斯家族的人从史第林毕业。饶是如此，对史第林学校的人来说，珍妮似乎没有继承这些高级的凭证。他们承认她好看，但她很普通；她明明可以穿得更漂亮，却只穿护士制服。实际上，由于她是从这样一个家庭走出来的，人们根本对她当护士这件事感到好奇，而且不知为何她还以自己是护士而自豪。医护工作，根本配不上一个菲尔兹或维克斯家的人。
珍妮与人交际带着毫不优雅的严肃，让轻佻的人很不舒服。她读很多书，经常洗劫史第林图书馆，任何人想要什么书，结果都会发现被一个叫菲尔兹的护士借走了。打电话给她，她就会很客气地回答，只要一读完就亲自把书送到需要的人手上。她准时读完这些书，但她并不会发表对书的任何意见。在学校的环境里，不为了讨论而为了某个不为人所知的原因读书非常奇怪。她读那么多书干吗？
她业余上课的行径更为诡异。史第林学校的章程明文规定，校工教员及其配偶可以免费上任何课，只要得到授课教师的同意就行。谁会拒绝一个护士？从“伊丽莎白时代史”“维克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到“1917年以前的俄国历史”课，从“基因入门”到“西方文明上下”的老师都没有拒绝她。那些年里珍妮·菲尔兹从恺撒上到艾森豪威尔，中间念了路德和列宁，伊拉斯谟和有丝分裂，渗透作用和弗洛伊德，伦勃朗、染色体和凡·高，从冥河念到泰晤士河，从荷马读到弗吉尼亚·伍尔夫。从雅典到奥斯维辛，她从来不发一言默默上课。她是课堂上唯一的女性。她穿着白色制服听课，安静得男学生和老师最后都忘了她的存在，放松下来，他们继续上他们的课，一团白色的她则锐利地一动不动坐在他们中间。她见证着一切，或许不对任何事加以评判，也许在评判着一切。
珍妮·菲尔兹终于能接受她一直梦寐以求的教育，现在看来时机总算成熟。但她的动机却不纯然为了她自己，她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在审查这所学校。到盖普长到入校年龄的时候，她就能给他很多意见：她会知道每一个学科里混饭吃的老师，知道什么课散乱什么课好。
她的书多得要从校医院辅楼的小厢房里溢出来。她在学校待了十年才知道书店给教员校工打九折（从来没给过她折扣）。这让她生气。她对自己的书也很大方，最终在空荡荡的校医院辅楼每个房间的书架上都码上书，但那里的书架也堆不下，就溜进了校医院主楼，进入了候诊室、X光房。一开始书压在报纸和杂志上，后来干脆代替了它们。慢慢地，史第林学校的病人们都意识到史第林是个多正经的地方，不比只有轻松读物和垃圾新闻杂志可读的普通医院。病人等待就诊的时候，可以读《中世纪的衰落》，等待化验结果的时候，可以问护士要来珍贵的基因学说明书《果蝇手册》。要是病情严重，或者必须在诊所待很长一段时间，肯定有一册《魔山》为他们准备着。腿骨折的男孩儿们，或运动伤害的病人，等着他们的是优秀的英雄和他们丰富的冒险故事，是康拉德和梅尔维尔，而非《体育画报》；是狄更斯、海明威和马克·吐温，而不是《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对文学爱好者来说，在史第林生病是个多美的美梦啊！终于医院里有点儿好东西可以读读了。
珍妮·菲尔兹在史第林的12年中，图书馆员已经养成了习惯，一旦有人在图书馆找不到哪本书，他们就会说：“兴许在医务室里能找到。”
书店里一旦哪本书脱销或绝版了，他们就会建议人们“去校医院找菲尔兹护士，她大概有”。
珍妮会不屑地说：“我肯定那书在辅楼的26号房，但麦卡提在读。他得了流感。他读完也许会愿意给你。”或者她会回答：“上一次我看那本书是在浴室里。可能开头几页会有点儿湿。”
无法评断珍妮对史第林教育质量的影响，但她对十年来从未享受过书店的九折优惠一直耿耿于怀。“我母亲一直光顾那家书店，”盖普写道，“相比之下，史第林的其他人什么书也不读。”
盖普两岁时，学校给了珍妮一份三年合同，她是个好护士，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大家对她的那点儿鄙夷也没有在她工作的头两年里增加。这孩子嘛，归根结底和别的孩子没两样，可能夏天时比大部分孩子黑点儿，冬天时皮肤有点儿蜡黄，还有点儿胖。他看着总有点儿圆，哪怕没穿多少，也像穿了很多的因纽特人。那些刚刚经历过二战的年轻教员说，这孩子的体形像钝头炮弹似的。但是私生子终究也是孩子。看不惯珍妮的古怪之处的人，态度也缓和多了。
她签了这份三年合同。她学习，提升自我，但也同时在为她的盖普将来进史第林铺路。史第林学校能提供“高人一等的教育”，她父亲说过。珍妮觉得最好还是亲自确认。
盖普五岁时，珍妮·菲尔兹升为护士长。能忍受这群精力旺盛的野小子的年轻有活力的护士很难找，愿意驻校的护士就更难找。珍妮似乎对栖身校医院辅楼一隅挺满意。某种意义上她成了许多人的母亲：半夜哪个男孩儿吐了，或者按床铃，或是打碎了水杯的时候都需要她，或者当男孩儿们在黑暗的走廊里闹哄，绕着病床追逐，摇着轮椅像角斗士一样决斗，隔着铁栏窗和镇上的姑娘偷偷聊天，攀上攀下校医院旧砖楼外缠绕着的常春藤梯子的时候也需要她。
校医院和辅楼靠地下通道相连，宽度容得下推床通过，一边还能站上一个苗条的护士。坏男孩儿有时会在地道里号叫，声音传到珍妮和盖普住的遥远的辅楼，好像地下实验室里的耗子和兔子一夜间长得巨大，在深深的地下用自己强有力的吻部翻滚着垃圾桶。
但盖普五岁时，他母亲已经成了护士长，史第林学校的人注意到这孩子有点儿奇怪。至于究竟一个五岁的孩子能有多特别没人知道，不过他的头的确有种滑溜溜的感觉，黑乎乎、湿湿的（就像海豹的头），加上他特别小巧结实的身子，让人们又开始猜测起他的基因来。他的气质像母亲，有决心，也许有点儿木愣愣，清高却又永远小心谨慎。尽管他比同龄人长得小，但他似乎在其他方面早熟一些，他带着让人不安的冷静。他尽管矮，不过却像是平衡感很好的动物，手脚特别协调。其他孩子母亲注意到，这孩子能爬上任何东西，有时简直让她们惊讶。那些儿童攀爬架、秋千架、高滑梯、露天看台座、最危险的树，盖普都能爬到顶上。
有一天晚饭之后，珍妮发现他不见了。盖普能够在校医院和辅楼自由走动，和男生们聊天，珍妮想叫他回房间的时候通常会用对讲机呼叫他。她会说“盖普回来”。他们之间约法三章：哪些房间他不应该进去，也就是传染病患的病房，还有真的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腐烂的男孩儿的病房，他们不想被打扰。盖普最喜欢因运动受伤被收治的病人，他喜欢看石膏、吊带和大绷带，他喜欢听他们讲自己是怎么受伤的，一遍又一遍听不腻。和他母亲一样，他的内心或许住着一个护士，他很高兴为病人奔走、传消息、偷吃的。但他五岁的这个晚上，他没有回应母亲“盖普回来”的呼唤。对讲机的声音在校医院和辅楼的每间房间的广播里都能听见，包括盖普严禁进入的实验室、手术室和X光室。如果盖普没有听见“盖普回来”的信息，珍妮知道他要么发生了什么坏事，要么不在楼里。她很快发动了一批较为健康能走动的病人帮忙找人。
那是早春的一个起雾的晚上，有些男生走出校医院在潮湿的连翘树和停车场呼唤盖普。其他人在黑暗里摸进空空的角落和闲人免进的工具间。珍妮一开始着实吓坏了。她检查了四层楼的脏衣物滑槽，这根滑溜的圆管让四楼的人可以直接把衣物扔到地下室（她不准盖普拿衣物去滑槽扔）。但滑槽穿破地下室天花板喷出衣物的管口，只看到待洗的衣物躺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她又查看了烧水房和滚烫巨大的热水炉，但是盖普并没有在那里被煮熟。她检查了楼梯井，她跟盖普说过不允许他在楼梯上玩，她没有看到他摔碎的身子躺在四个楼梯井的任何一个底部。然后她开始担心她之前一直不敢想的情况：也许盖普被史第林学校男生中的强奸犯侵犯了。但是早春校医院有太多男学生出入，珍妮无法一一记住，对他们也没有了解到可以怀疑他们性趣味的程度。他们当中有春色一露就跑去游泳的蠢货，地上的雪都没化。也有最后一批没痊愈的冬日流感病患，他们的种种抵抗力都被消磨了。还有逐渐增多的冬季运动伤患和刚参加春季体育活动就受伤的家伙。
他们当中有一个叫海瑟威的家伙，他这会儿正在辅楼四层的房间按铃叫她。海瑟威是长曲棍球运动员，一条腿的膝盖韧带受了伤，他在下雨的时候出门，拐杖头在海尔楼长长的大理石楼梯上滑了一下，他因此摔断了另一条腿，两天之后他们给他上了石膏，不再让他拄拐杖。现在海瑟威两条长腿都打着石膏，瘫在校医院辅楼四楼的床上，骨节宽大的双手不舍地抓着一根长曲棍球球杆。他被隔离开，几乎一个人独占四楼，因为他习惯把曲棍球扔到房间对面的墙上，等球从墙上弹回来。他就用球杆一端的网子网住那个硬弹球再扔回墙上。珍妮本可以制止他这样干，但毕竟她自己还有个儿子要照顾，而且她也懂得男孩儿喜欢下意识的重复性的肢体活动。这似乎能让他们放松，珍妮早就发现了这一点，无论是五岁的盖普，还是17岁的海瑟威。
但让她愤怒的是海瑟威手法笨拙，老是掉球！她已经费心把他安置在不会有别的病人抱怨击球声的地方了，但一旦海瑟威丢了球，他就会按铃叫人来帮他捡，尽管有电梯，辅楼四层对所有人来说还是一个很远的地方。珍妮看到有人在用电梯，就快步爬上四楼，走进海瑟威房间的时候，因为爬得太快喘不过气来，而且又恼火。
“我懂你的游戏对你来说多要紧，海瑟威！”珍妮说，“但是现在盖普不见了，我没空来给你捡球。”
海瑟威是个脾气好脑子慢的男孩儿，长着一张光滑无毛的脸，前额垂下一缕金红色的头发，遮住了他的半只淡色的眼睛。他习惯仰头，可能为了能从头发底下看东西，加上个子又高，所以每个和海瑟威对视的人都仰望着他的大鼻孔。
“菲尔兹小姐？”他说。珍妮注意到他手上没有拿着长曲棍球球棍。
“到底什么事，海瑟威？”珍妮问，“不好意思我没时间，盖普丢了。我在找盖普。”
“哦。”海瑟威说。他左右张望环顾房间大概是在找盖普，仿佛什么人叫他递个烟灰缸来似的。“对不起，”海瑟威说，“我要是能帮你找他就好了。”他绝望地看着自己两条石膏腿。
珍妮轻轻在他其中一条上了石膏的膝盖上敲了敲，好像在敲一扇房间里有人熟睡的门似的。“请别担心。”她说。她等着听他说有什么事，但海瑟威似乎忘了他为什么按铃。“海瑟威？你要什么，”她问，“你丢了球吗？”
“没，”海瑟威说，“我丢了杆子。”他们俩环顾了一下海瑟威的房间找寻那根不见了的曲棍球球杆。“我在睡觉，”他解释道，“醒来的时候，它就不见了。”
珍妮第一个想到的是梅克勒，辅楼二楼的捣蛋鬼。梅克勒生性爱讽刺又为人聪慧，一个月起码有四天要来校医院报到。16岁的他烟不离手，是学校校刊的编辑，而且两次赢得年度古典文学奖杯。梅克勒讨厌食堂的食物，靠咖啡和巴斯特简餐烧烤店的炒蛋三明治过活，在那里他也确实完成了大多数迟交很久的长篇学期论文，也确实写得出色。他每个月都要来校医院疗养，为了从身体的自毁和过人智慧中恢复过来，梅克勒恶作剧的鬼主意很多，珍妮从来无法真的证明是他干的。一次送下去给化验室化验员的茶壶里有蝌蚪，化验员们抱怨茶里有股鱼腥味儿。还有一次珍妮肯定是梅克勒给避孕套装满蛋清，把紧绷的避孕套套在她房间的门把手上。要不是后来在包里发现了蛋壳，她还不知道里面装的一定是蛋清。珍妮也肯定，几年前在水痘传染期间，准是梅克勒组织校医院三楼的男孩儿轮流打飞机，然后手上捧着热乎乎的精液跑去校医院的化验室，用显微镜观察精子是不是还活跃。
但珍妮觉得按照梅克勒的风格，应该会在曲棍球球网上弄一个洞出来，然后把没用了的球杆放回睡着的海瑟威手里。
“我猜是盖普拿了。”珍妮对海瑟威说，“找到盖普，就能找到你的球杆。”她上百次按捺住想伸手撩开海瑟威眼前那缕头发的冲动，那缕头发几乎挡住了他一只眼睛，她只是捏了捏他露在石膏之外的大脚趾。
如果盖普要玩球杆，他会去哪儿呢？珍妮想着。不会是外面，因为太黑了，他会找不到球。唯一听不到对讲机的地方，就是连接辅楼和校医院的地下通道，那是扔球的完美场所，珍妮知道。以前就有人这么干过，有一次过了午夜珍妮在那里撞见过一场混战。她搭电梯直接去了地下室。海瑟威是个好孩子，她想着，盖普长大了可能还不如他。但他也可能比海瑟威厉害。
无论海瑟威的脑筋转得多慢，他也在竭力想办法。他希望小盖普没事，他真心想站起来帮忙找人。盖普常来海瑟威的病房。因为一个瘸了腿、两条腿裹着石膏的运动员比一般人有趣多了。海瑟威允许他在自己的石膏腿上随便画画，朋友们的签名，覆盖着盖普用蜡笔画的圆圈脸和他想象中的怪兽。海瑟威这会儿看着这孩子留在他石膏腿上的涂鸦开始为盖普担心。他也因此看见了那只球，就在他两腿之间，之前因为绑着石膏他并没有感觉到那里有球。它被夹在那儿好像海瑟威自己下的蛋似的，保持着温暖。盖普没有球怎么玩长曲棍球啊？
当海瑟威听到鸽子叫时，他知道盖普没有在玩长曲棍球。鸽子！他想起来了。他曾经对那孩子抱怨过。鸽子令人讨厌的咕咕叫，在屋檐下和斜坡屋顶石板下的雨水槽里发出的愚蠢骚动，让他夜晚难以入眠。这是每个住在四层顶楼的人的睡眠问题，是史第林学校所有顶楼住户的问题：鸽子好像统治了整个校园。维修部的人已经给大部分屋顶和鸽子栖息处包了六角铁丝网，但在天气干燥的日子鸽子仍栖息在雨水槽里，还在屋顶下找空子钻，也会停在老常春藤上。根本不可能把它们从房屋上赶走，而且它们每天叫个不停！海瑟威痛恨它们。他跟盖普说过哪怕他有一条好腿，也要捉住它们。
“但是你要怎么捉？”盖普问。
“它们天黑了就不爱飞。”海瑟威告诉这男孩儿。他是在生物二课上学到鸽子的习性的，珍妮·菲尔兹上过同一门课。“天黑以后，不下雨的时候，”海瑟威对盖普说，“我会爬上房顶，在雨水槽里抓住它们。不下雨它们只会在雨水槽里整夜咕咕叫和拉屎。”
“但是你要怎么抓住它们？”盖普问。
海瑟威快速转着长曲棍球杆，轻轻捧着球。他把球滚到两腿之间，把球杆的网子轻轻套在盖普的小脑袋上。“就像这样，”他说，“就用这个，我能轻松捉住它们，就用我的长曲棍球杆。一个接一个，直到抓住所有鸽子为止。”
海瑟威记得盖普对他这个和气的两条腿裹着英勇石膏的大个子男孩儿微笑。海瑟威看看窗外，的确又黑又干燥。海瑟威按了呼叫钮。“盖普！”他叫出声，“哦，天哪！”他用大拇指按着呼叫钮没有松开。
当珍妮·菲尔兹看到四楼的灯亮着并不停闪烁，她能想到的只是盖普把长曲棍球用具还给了海瑟威。多好的孩子啊，她想到，然后乘电梯再次上四楼。她跑到了海瑟威房间，脚上的护士鞋吱吱作响。她看到海瑟威手里捏着长曲棍球。他没有被头发遮住的一只眼睛，露出受惊的眼神。
“他在楼顶。”海瑟威对她说。
“在楼顶！”珍妮说。
“他想用我的长曲棍球杆捉鸽子。”海瑟威说。
一个成年男子如果站在四楼的防火逃生梯口，双手可以够到雨水槽边缘。史第林学校只有在叶子都落了和春季强降雨之前会清洁雨水槽，只有高个子会被派去干这个活儿，因为不够高的人抱怨过把手伸到雨水槽里摸到了他们看不见的东西：死鸽子、腐烂了很久的松鼠和无法辨认的烂乎乎的东西。只有高个子才能站在防火逃生梯口，伸手前就能先看到雨水槽里的情况。雨水槽的宽度及深度和猪饲料槽差不多，但不如饲料槽牢固，又旧。那个年代，史第林学校的东西样样都很旧。
珍妮·菲尔兹出了四楼火灾逃生门站在防火逃生梯上，她的手指尖刚刚能摸到雨水槽边缘，她无法越过雨水槽看到斜石板屋顶的情况，在黑暗的雾中，她根本看不见雨水槽伸到大楼角落的两端。她连盖普的影子也没见着。
“盖普？”她轻声叫。四楼下面的灌木丛和停着的车顶偶尔发出的闪光中，她能听见一些男孩儿也在喊着他的名字。“盖普？”她略微提高音量。
“妈妈？”他说，吓了她一跳，尽管他的声音比她轻柔。他的声音从她附近传过来，简直就像在她伸手可及之处，她想，但她看不见他。接着她看见长曲棍球杆有网的一端在雾中月光下的剪影，好像什么奇怪的不明夜行动物被网住的爪子，从雨水槽里伸出来，几乎在她的垂直上方。她伸出手，害怕地摸到了盖普的一条腿，腿从腐坏了的雨槽里伸了出来，雨槽割破了他的裤子割伤了他，让他动弹不得，他的一条腿直到屁股都插在雨槽里，另一条腿叉开伸在他身后的雨槽里。盖普趴在这根嘎吱作响的雨水槽里。
他的腿戳穿雨槽时，他吓得不敢叫出声，他能感觉整根脆弱的雨槽都腐烂了，马上就要全部裂开。他觉得叫声会让屋顶塌下。他的脸颊埋在雨槽里，从一个锈掉的洞眼里他看着男孩儿们在四层楼下的停车场里找他。他真的用长曲棍球杆逮到一只受惊的鸽子，不过球杆在雨槽上方转了一下，放走了那只鸟。
这鸽子尽管重获自由，并没有飞远，而是蹲在雨槽里，发出呜咽的蠢叫。珍妮意识到盖普不可能从逃生梯够到雨水槽，她战栗着想，他是一只手拿着球杆扒着常春藤爬上了楼顶。她紧紧抓着他那条腿，他光着的温暖的小腿因为流血有点儿黏糊糊的，但他还没被生锈的雨槽割得太严重。她想着，打一针破伤风就行了，血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应该不需要缝针，尽管在黑暗中她看不清伤势。她努力思考怎么才能把他弄下来。楼下的连翘树丛在底楼窗户发出的灯光中眨着眼，从四楼的高度看来，那黄色的花朵（在她看来）好像煤气的小火苗。
“妈妈？”盖普说。
“在这里，”她小声说，“我抓着你呢。”
“别放手。”他说。
“好。”她对他说。仿佛被她的声音惊动了似的，雨槽又裂开了一点儿。
“妈妈！”盖普说。
“没事。”珍妮说。她在想最好的办法是不是很快拉他下来，用力些拉，她希望可以把他从腐烂的雨槽里直接拉出来。但是整根雨槽可能剥离房顶，然后怎么办？她想到。她看见他俩被力道扫下逃生梯跌落下去的情景。但她也明白没人会真的爬上雨水槽把孩子拉出来，再从屋顶边缘把他放下让她接住。雨水槽连五岁的孩子都险些支撑不住，更加无法容下一个成年人站上去。珍妮知道她得抓着盖普的一条腿不能放手，尽量拖延时间让别人想办法。
是新来的护士格林小姐在楼下看见他们，然后跑进楼去叫教导主任鲍吉尔的。格林护士想到的是绑在教导主任黑色车上的探照灯（每晚，黑车都会在校园巡逻搜寻过了熄灯时间还在外游荡的男生）。尽管底楼的校职工多有怨言，鲍吉尔的车还是会开上人行道开过软草坪，他把探照灯照向楼边幽深的树丛，让找不到室内去处藏来躲去的人或情人们不能安心地在校园里待着。
格林护士还去叫了佩尔医生，因为在危急时刻她总是先想到应该管事的人。她并没有想到报火警，珍妮倒是起过这个念头，但她怕会耗时太久，水管会在他们到达之前完全破裂，更糟的是，她想象他们会要求她让他们来处理，而且叫她放开盖普的腿。
珍妮抬头看到盖普湿透了的小球鞋在鲍吉尔主任的探照灯突然射来的诡异光亮中悬空荡着，吓了一跳。探照灯的光打扰了鸽子，让它们困扰，它们对晨光的感受性也许不是最强的，但现在它们似乎蠢蠢欲动在雨水槽里计划要有所行动，它们的叫声和爪子的抓挠声更加疯狂。
楼下的草坪上，穿着白色病号服的男孩儿们绕着鲍吉尔主任的车跑着，他们因为这特别的体验而闹腾着，或者也由于鲍吉尔命令他们跑来跑去拿这取那。鲍吉尔管所有男生叫“男人们”，比如他叫道：“男人们，让我们在防火梯下面垫一排床垫，两倍速度！”鲍吉尔在升任教导主任之前在史第林学校教了20年德语，他的命令听来好像快速吐出一串德语动词变位。
“男人们”垒起床垫，从逃生梯的铁架间窥看探照灯光中珍妮惊人的白制服。一个男生面朝楼房站着脸红，他就站在防火逃生梯正下方看着上面珍妮的裙子和她被照亮的双腿，一定是看得入了迷，因为他似乎浑然忘记情况紧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施瓦茨！”鲍吉尔主任对他吼，但他的名字其实是华纳，所以并没有回答。鲍吉尔教导主任不得不猛推他让他不要再盯着看了。“再拿些床垫来，施密特！”鲍吉尔对他说。
一片水管碎片或叶片掉进了珍妮眼睛里，她不得不把双腿张得更开来保持平衡。水管整根从屋顶剥离，盖普先前捉住的那只鸽子从破裂的水槽末端仓皇飞起。珍妮被自己的第一个念头吓得说不出话来，她以为模糊视线中鸽子的身影是她儿子在往下掉，但她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手上还紧抓着盖普的腿。她先是被还装着盖普身子的一段沉重水管击打得蹲下，然后一边屁股跌坐在了防火梯出口。当珍妮意识到母子都平安坐在防火梯出口，她才松开了盖普的腿。珍妮印在他小腿上的细节清楚、形状几近完美的指纹过了一个礼拜才消退。
地面上的人看不清楚刚才发生的这一幕。鲍吉尔主任先是看到头顶上忽然一阵快速的身体移动，他听到雨水槽剥离大楼的声音，看到菲尔兹护士跌倒在地。他看到三英尺长的雨水槽坠入黑暗之中，但他并没有看到男孩儿。他看到好像鸽子似的东西飞过他的探照灯光线，但他并没有用探照灯追射过去，强光刺激到鸽子的双眼，它随即迷失在黑暗之中。鸽子撞到防火逃生梯的铁边，折断了脖子。它的翅膀裹住自己，盘旋直坠，好像一只瘪了的橄榄球，刚好要跌在鲍吉尔主任为应付坠楼准备的一排床垫之外。鲍吉尔看见跌下的鸟，误以为是小孩儿的身体在快速下坠。
教导主任鲍吉尔基本上是个勇敢坚毅的人，他的四个孩子都在严厉管教下成长。他之所以对校纪监管如此尽心，倒不是因为不想让人快活，而是源于他的信念，他相信任何校园事故都不应该发生，只要有勇有谋地管理，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因此鲍吉尔相信自己可以接住掉落的孩子，因为他终日焦虑的心，早已让他准备好应对这种在夜幕下接住一个快速坠落的人体的情况了。教导主任留着短发身体强壮，身材比例很奇怪地类似比特斗牛犬，他也和这种狗一样长着对小眼，老是肿着，布满血丝，眼睛眯缝着像猪眼。鲍吉尔主任也和斗牛犬一样擅长伸出前肢扑救和前弓步，这也就是他现在所做的，他两条胳膊猛地向前伸出，猪一样的眼睛一刻不离正在坠落的鸽子，“小子，有我接着你！”鲍吉尔喊道，吓了穿着病号服的男孩儿们一跳，他们对眼前这一幕毫无准备。
鲍吉尔主任一边跑着一边纵身一跃去接鸟，鸟以连他也没有完全预料到的力量摔在他怀里。鸽子的重力让教导主任背朝下滚翻在地，他感到胸中气短，躺着直喘。他手臂里还抱着那只摔扁了的鸽子，它的喙戳着鲍吉尔长着短硬胡茬儿的下巴。有一个在四楼被吓傻了的男生手里的手电筒向下一歪直接照在教导主任身上。鲍吉尔看到自己胸前抱着只鸽子，便把这死鸟扔过目瞪口呆的男生头顶丢进了停车场里。
校医院的收诊室里乱作一团，佩尔医生已经到了，正在处理小盖普的伤腿，皮外伤，伤口不深但是溃烂了，需要清理伤口，不过不需要缝针。格林护士给男孩儿打了一针破伤风，佩尔医生从珍妮眼睛里取出一块小小的生锈物，珍妮因为接住盖普和那段雨槽拉伤了背，别无大碍。收诊室的气氛轻松愉快，大家开着玩笑，除了盖普和珍妮目光交汇的时候，尽管在大家眼里盖普算是英勇活命，但他一定在担心不知道珍妮私底下会怎么教训他。
鲍吉尔主任成了史第林学校里仅有的几个对珍妮友善的人之一。他把珍妮叫到一边儿对她说，如果需要，他愿意来当黑脸教训孩子，要是他的责备更能让盖普听进去的话。珍妮很感激他，他们合计好要给男孩儿一点儿教训。于是鲍吉尔拍掉胸前的羽毛，把从紧绷的马甲下面如奶油内陷般漏出来的衬衫塞好。他很突兀地叫收诊室里聊个不停的所有人行个方便，让他和小盖普单独谈谈。大家都住了嘴，盖普想跟着珍妮离开，她说：“不。教导主任有话和你说。”然后房间里只剩下了他们俩。盖普不知道教导主任是什么。
“你母亲对你管教严格，对吧，孩子？”鲍吉尔问道。盖普不理解这个词语，但他点点头。“照我看来她管得很好。”鲍吉尔教导主任说，“她应该有个她可以信任的孩子。你知道什么是信任吗？”
“不知道。”盖普说。
“意思是：她相信，你答应了在哪儿待着，就在哪儿待着。她相信，你永远不会做你不应该做的事。这就是信任，孩子，”鲍吉尔说，“你觉得你妈妈可以信任你吗？”
“可以。”盖普说。
“你喜欢住在这里吗？”鲍吉尔问他。他很清楚这孩子爱这里，珍妮建议他对盖普提到这一点。
“喜欢。”盖普说。
“你听到其他男孩儿们是怎么叫我的？”教导主任问。
“疯狗？”盖普问。他听到过校医院的男孩儿叫某人“疯狗”，而且他觉得鲍吉尔教导主任长得像一条疯狗。但是教导主任很惊讶，他听过很多自己的外号，倒是从来没听过这个。
“我是说男孩儿们叫我老师。”鲍吉尔说，谢天谢地盖普是个敏感的孩子，他感觉到教导主任声音里受伤的语气。
“是的，老师。”盖普说。
“你真的喜欢住在这里？”教导主任再问。
“喜欢，老师。”盖普说。
“那么，如果你再爬到防火梯上，或再靠近屋顶，”鲍吉尔说，“就不允许你住在这儿了。你明白吗？”
“是，老师。”盖普说。
“那么当个你妈妈的好孩子，”鲍吉尔对他说，“不然你就要被送去又奇怪又遥远的地方。”
盖普感到黑暗笼罩住自己，和他躺在雨水槽里时感受到的黑暗和遥远很像，离四楼之下安全的世界很远。他哭了起来，但鲍吉尔用粗短的拇指和威严的食指撑着下巴，摇了摇男孩儿的头。“永远不要让你母亲失望，孩子。”鲍吉尔对他说，“如果你让她失望了，那么你一生都会像现在这样难过。”
“可怜的鲍吉尔心怀好意，”盖普写道，“我一生真的都很难过，我也真的让我母亲失望了。但鲍吉尔对真实世界的感觉，就和其他人对这个世界真相的感觉一样可疑。”
盖普指的是可怜的鲍吉尔晚年坚信的幻觉：他相信他接住的是从辅楼楼顶跌下的盖普，而不是一只鸽子。毫无疑问，在他的风烛残年，对于好心的鲍吉尔而言，接住鸟的瞬间跟接住盖普一样意义重大。
鲍吉尔教导主任对真相的感觉时常扭曲。离开校医院的时候，这位教导主任发现他车上的探照灯被人拿走了。他怒气冲冲地闯进每间病房，连传染病人都没放过。“这盏灯总有一天会照到拿走它的那个人身上！”鲍吉尔宣称，但是没人站出来承认。珍妮肯定是梅克勒拿的，但她没有证据。鲍吉尔教导主任开着没了探照灯的车回了家。两天之后他感染上某个病人的流感，到校医院看门诊。珍妮特别同情他。
四天之后鲍吉尔才有机会查看他车内的杂物箱。这天吸着鼻涕的教导主任夜巡校园，车上装着新的探照灯，被一个新来的校警叫停。
“天哪，我可是教导主任。”鲍吉尔告诉这个发抖的年轻警卫。
“先生，我不是太清楚，”巡警说，“他们告诉我不要让任何人开上人行道。”
“他们应该告诉过你不要和鲍吉尔教导主任纠缠。”鲍吉尔说。
“他们也和我说了，先生，”巡警说，“但我不知道你就是鲍吉尔教导主任。”
“这样啊，”教导主任说，他暗暗为年轻巡警开不得玩笑的恪尽职守开心，“我可以证明我是谁。”然后鲍吉尔教导主任想起自己的驾照过期了，决定给巡警看自己的车辆登记证。鲍吉尔打开杂物箱的时候，就看到那只死鸽子。
梅克勒的名字在他脑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但没有证据。那只鸽子并没有腐烂得太彻底，（还）没有爬满扭动的蛆，不过鲍吉尔教导主任的杂物箱却长了虱子。鸽子死得太久，虱子开始寻找新的宿主。教导主任以最快的速度取出登记证，但年轻巡警却无法把目光从鸽子身上移开。
“有人说这里的人很成问题。”巡警说，“有人告诉我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
“男孩儿的确什么坏事都干，”鲍吉尔哼唧着，“鸽子还不算恶劣，不过男孩儿受得住看管。”
盖普觉得珍妮看管他太久了，这不公平。之前她也确实严密看管着他，但她也已经开始学着信任他。现在她要盖普再次向她证明他可以被信任。
像史第林这么小的地方，任何消息都传得比癣还快。盖普爬上校医院辅楼的楼顶和他妈妈不知道儿子去了哪儿的事，让他们俩都变得可疑：盖普成了会带坏其他孩子的孩子，珍妮成了个不负责的母亲。当然，盖普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不会感到受了歧视，但珍妮很快就感受到了（也很快预感到会这样），她再一次感受到人们会作出不公平的猜想。她五岁的孩子擅自爬到了楼顶上，就说明她从来没有好好照顾她。于是因此他就显然是个古怪的孩子。
一些人说，没有父亲的孩子，脑子里永远盘算着要铤而走险。
“真古怪，”盖普写道，“那些让我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同的家庭，从来不得我母亲欢心。我母亲是个实际的人，相信证据和结果。比如她相信鲍吉尔，因为起码教导主任的工作清楚明白。她信任专业人才：历史教师，摔跤教练，当然了还有护士。但是那些要我相信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家庭，从来得不到母亲的尊重。母亲相信珀西一家游手好闲。”
珍妮·菲尔兹并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斯图尔特·珀西尽管有个头衔，却并不担任真正的工作。他被称为史第林学校秘书，但从没人看见过他打字。事实上他还有自己的秘书，不过没人知道她有什么东西好打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斯图尔特·珀西似乎和史第林校友会有关，这是有钱有势又怀恋过去的史第林毕业生成立的组织，学校管理层对他们相当重视。但是校友会事务主席说斯图尔特·珀西太不讨年轻校友喜欢，因此不堪用。年轻校友记得读书的时候珀西那副样子。
斯图尔特·珀西在学生中不受欢迎，他们怀疑珀西什么事也不干。
他是一个大个子，脸色红润，胸部好像有个酒桶随时都可能暴露，那其实不过是他的肚子，他那勇敢挺立的胸部会忽然下坠绷开包着它的呢子夹克，掀起胸前军服似的史第林学校标志色条纹领带。“血与蓝”，盖普总是这样称呼这种配色。
斯图尔特·珀西的妻子叫他斯图威，尽管一代史第林的男生都叫他“大肚子”，他理着平头，和美军银质勋章颜色一样。男生说斯图尔特理平头像航空母舰，因为他二战时是海军。他对史第林的课程表唯一的贡献，是一门教了15年的课，时间久到让历史组终于鼓起勇气并且积攒了必要的不敬，才禁止他再教下去。15年来这门课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耻辱。只有什么都不懂的史第林一年级生才会被骗去修这门课。这门课叫“我亲历的太平洋战争”，只讲斯图尔特·珀西亲身经历的二战时的海军战役，也就两场战役。这门课并没有教科书，单靠斯图尔特讲课和播放他的私人幻灯片。幻灯片由黑白照片制作而成，有趣的是处理之后它们变模糊了。让人难忘的是，至少有一周课时用于放映斯图尔特在夏威夷休上岸假的幻灯片，他在那里遇到妻子米姬并娶了她。
“小子们，注意了，她不是当地人。”他总是对学生这么说（尽管在灰色的幻灯片上，很难看出她是什么），“她只是去那里旅行，并不是那里的人。”然后他会播放无数米姬灰金色头发的幻灯片。
所有珀西家的孩子都是金发，人们都觉得，他们的头发有一天会像斯图威一样变成银质勋章色，盖普那时的史第林学生都用食堂每周至少做一次的菜“炖肥肉”称呼他。炖肥肉，是用史第林食堂另一道每周必做的菜“神秘肉”回炉重做的。但珍妮·菲尔兹曾经说，斯图尔特·珀西整个人都是用银质勋章色的头发做的。
无论他们叫他“大肚子”还是“炖肥肉”，上过斯图尔特·珀西的“我亲历的太平洋战争”的男生应该知道，米姬不是夏威夷人，不过有些人还得要别人告诉他们才知道。所有聪明些的男生都知道米姬是什么人，史第林教职工圈的每一个人更是几乎生来就知道，并且从此在心底里瞧不起他，因为斯图尔特·珀西娶的是米姬·史第林。她是史第林家族最年轻的一员。是史第林学校的无冕公主，虽然不是校长。斯图尔特·珀西靠婚姻进了这么有钱的家族，他没必要做任何事，除了继续做米姬的丈夫。
珍妮·菲尔兹那位鞋王父亲，一想到米姬·史第林的财富，就怕得脚都要在鞋里抖三抖。
“米姬是个蠢货，”珍妮·菲尔兹在她的自传里写道，“二战中她跑去夏威夷度假。十足是个蠢货，她竟然会真的爱上斯图尔特·珀西，然后马上开始给他生一群脑袋空空、银质勋章色头发的孩子，仗还没打完呢。仗打完以后，她把他和日益壮大的一家人带回了史第林学校。她叫学校给她的斯图威一份工作。”
“我小时候，”盖普写道，“已经有三个还是四个小珀西了，可总好像还会有更多。”
关于米姬·珀西的多次怀孕，珍妮·菲尔兹编出一则糟糕的打油诗：
什么又圆颜色又淡。
躺在米姬·珀西的肚子里？
其实啊，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长着银质勋章头发的球。
“我母亲是个很蹩脚的作家，”盖普写道，指的是珍妮的自传，“但她写起诗来更不行。”盖普当时只有五岁，还太小，珍妮不会对他念这些诗。是什么让珍妮·菲尔兹对斯图尔特和米姬那么不友好？
珍妮知道“炖肥肉”瞧不起她。但她什么都没说，她只是小心提防这种情形。盖普是珀西家孩子们的玩伴，他们家大人不准孩子来校医院辅楼找盖普。“我们的房子更适合让孩子们玩，”米姬有一次在电话里对珍妮说，“我是说！”她大笑起来，“他们在这里就不会给传染上什么。”
除了会传染上愚蠢，珍妮想。但她只是说：“我知道校医院里什么人会传染什么人不会，而且没人在楼顶上玩。”
公平点儿说，珍妮知道，珀西的房子也就是史第林的家族大宅很舒服，适合孩子们玩。房子里全铺了地毯，空间大，堆满了各个年代的高级玩具。有钱人的房子。而且因为有用人在整理房子，也不必太小心翼翼，可以轻松玩耍。珍妮坦言，珀西一家能提供的轻松氛围。珍妮觉得，米姬或斯图威都没有聪明到担心孩子的安全，他们有那么多孩子。也许一旦孩子很多，珍妮想到，就不会每一个都那么紧张了。
盖普出门和珀西家孩子玩的时候，珍妮真的为他担心。珍妮也在上等家庭长大，她清楚知道，上等家庭的孩子，并不会因为出生在比较安全的环境，就有更强健的新陈代谢和良好基因，就能神奇地免于危险。在史第林学校，倒是有不少人这么想，因为，表面看起来是这样的。那些贵族家庭的孩子，的确有着什么特别之处：他们的头发纹丝不乱，皮肤不会长满青春痘。或许他们看起来生活没有压力，因为他们什么都有，不想要任何东西，珍妮想。不过这么一来她倒奇怪自己是如何逃避成为他们的命运了。
她对盖普的担心，确实建立在对珀西一家的具体观察之上。他们家的小孩儿可以随便乱跑，好像他们自己的母亲相信他们着了魔似的。珀西家的小孩儿几乎像白化病人，皮肤透明，就算他们不比其他孩子更健康的话，也确实看起来比平常小孩儿带些魔力。而且尽管大部分教员家庭讨厌“炖肥肉”，但他们却觉得珀西的孩子，甚至连米姬都明显“上档次”。他们觉得是强壮的防护基因在起作用。
“我母亲，”盖普写道，“一直在对抗相信基因决定论的人。”
有一天，珍妮看着自己又黑又小的盖普跑过校医院草坪，跑向白色的有着绿色的窗遮且较为典雅的教工大楼。珀西家的房子，好像这座布满教堂的小镇里最老的一座教堂。珍妮看着一帮孩子跑过学校里安全规划好的小径，盖普跑得最快。一串笨手笨脚的珀西孩子在追他，其他孩子则跟着这群一起跑。
他们当中有克拉伦斯·杜嘉，他父亲教法语，带着好像从来没洗过澡的气味，他一整个冬天都不开窗。有塔尔博特·梅耶·琼斯，他父亲对整个美国历史的知识多过斯图尔特·珀西对一小块太平洋的了解。有艾米丽·汉密尔顿，她有八个兄弟，在史第林学校投票决定是否开始招女生的前一年，她会从差劲的女子学校毕业，她母亲会自杀，并非由于投票的结果，不过她的自杀和投票结果公布同时发生（斯图尔特·珀西因此评论道，这就是史第林收女学生会发生的事：造成更多人自杀）。他们当中还有“从城里来”的格罗夫兄弟艾拉和巴迪，他们的父亲在学校维护部工作，是否应该鼓励两兄弟入读史第林，以及他们入校后会表现得如何让人颇费思量。
珍妮看着孩子们在四角形的鲜绿草坪和新铺好的沥青小路上奔跑，四周的砖楼又旧又软，好像粉色的大理石。珍妮很不愿记得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是珀西家的狗，在珍妮看来，这头没脑子的蠢动物多年来违抗小镇的锁狗令乱跑，就和珀西一家炫耀他们的行事随便一样。这条大型纽芬兰犬，已经从一只弄翻垃圾桶的幼崽和偷棒球的小傻狗长成了一条坏狗。
有一天孩子们玩耍时，这狗弄坏了一个排球，这通常也不算故意作恶，只不过算笨手笨脚。但是当排球的主人——一个男孩儿想把瘪了的排球从狗嘴里拿走时，却被咬了，狗在他前臂上留下深深的咬痕。护士看得出这不是那种意外造成的伤口，不是米姬·珀西所说的“癫子有点儿激动，因为它太爱和孩子们玩了”，“癫子”这个名字是她取的。她告诉珍妮，这狗是她生完第四个孩子之后不久弄来的，癫子的意思是“有点儿疯”。米姬说她和斯图威生了头四个孩子之后，依然爱他。“我还是为他感到癫狂，所以我叫这可怜的小狗‘癫子’来证明我对斯图威的热情。”
“米姬·珀西是个癫子没错，”珍妮·菲尔兹写道，“这狗是杀手，美国上流社会以不堪一击的那一点无理逻辑出名，这狗就被这种逻辑包庇起来：就是说，贵族的孩子和狗不可能太过放纵，也不可能伤害别人。其他人不应该过多占用这个世界的空间，也不准让他们的狗乱跑，但是有钱人家的狗和孩子有权随意走动。”
“上流社会的野狗。”盖普后来这样叫他们，包括狗还有他家的小孩儿。
他也和母亲一样，觉得珀西家的纽芬兰犬癫子很危险。纽芬兰犬很像全黑的圣伯纳犬，不过皮毛油亮而且脚有蹼，它们总的来说又懒又友善。但是在珀西家的草坪上，癫子闯入了孩子们的触式橄榄球赛，它170磅的身躯扑上五岁的盖普的背，咬掉这孩子的左耳耳垂，还带着一部分耳垂上面的部位。癫子本来可能咬下整个耳朵，但这狗显然欠缺专注力。其他小孩儿都四散逃窜。
“癫伊咬了人。”珀西家一个小孩儿进屋来拉正在讲电话的米姬。珀西一家喜欢在几乎每个家庭成员名字后面加上“伊”的尾音。因此他家的孩子们，小斯图尔特、鲁道夫、威廉、库什曼（一个女孩儿）和班布里奇（另一个女孩儿），在家里分别被叫作：小斯图威、朵皮、咻威力、库西和“噗”，可怜的班布里奇的名字不用转化成“伊”，她是家里最小的，还穿着尿裤，因此为了试图可爱地把她形象地表达出来，她就成了“噗”。
拉住米姬手臂的是库西，是她告诉母亲“癫伊咬了人”的。
“它这次又逮着谁了啊？”“炖肥肉”问，他抓起一个壁球拍好像要去摆平此事，但他根本还赤着膊，倒是米姬把自己的睡袍系好，准备当第一个出门查看伤情的成人。
斯图尔特·珀西在家常常赤膊，没人知道为什么。他平时在史第林校园里穿得太像样，无所事事走来走去，展览“银色勋章”，也许赤膊是一种解脱，而且或许是肩扛重大生育责任，他在家必须常常裸着。
“癫伊咬了盖普。”小库西·珀西说。斯图尔特和米姬，都没看到盖普就站在门口的走廊上，头的一边被啃得全是血。
“珀西太太？”盖普轻声说，声音小得没人听见。
“那么是盖普咯？”“炖肥肉”说。他弯下腰把壁球拍放回衣柜，放了个屁。米姬看了看他。“那么癫伊咬的是盖普咯？”斯图尔特觉得好笑，“这样的话，起码那狗品位不错，是吧？”
“哦，斯图威，”米姬说，她发出轻得像吐痰一样的笑声，“盖普还是个小孩子。”这不他就站在那儿，实际上快要晕了，血滴在很贵的大厅地毯上。一丝不苟的平整地毯，铺通了底楼大到出奇的四间房间。
后来，库西·珀西年轻的生命，会在费力生产她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的时候终结，此时她看见了盖普把血滴在史第林家族祖传的高级地毯上。“啊，恶心！”她叫着跑出了门。
“哦，我得打电话给你妈。”米姬对盖普说，盖普头很晕，半只耳朵里还留着狗的吠叫和口水。
此后很多年，盖普都会错误地理解库西·珀西的那一声“啊，恶心！”他以为她指的不是他被啃烂的耳朵，而是她父亲那占据了整个大厅空间的硕大的灰色裸体。盖普觉得那才恶心，这银发的酒桶肚海军，从珀西家高耸的螺旋楼梯口那里赤身裸体向他靠近。
斯图尔特·珀西跪在盖普面前，好奇地细看这孩子淌着血的脸，“炖肥肉”似乎并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到被咬伤的耳朵上，盖普想着该不该指给这个硕大的裸男看自己伤在哪里。但斯图尔特·珀西并非看着盖普的伤处。他盯着盖普闪烁的褐色眼睛瞧，观察它们的颜色和形状，好像对自己肯定了什么事，因为他严肃地点了点头，对他金发的蠢米姬说：“小日本。”
盖普也还要过很多年才能完全理解他下面的话。斯图威·珀西对米姬说：“我在太平洋待得够久了，一看小日本的眼睛就能认出来。我跟你说过这是个小日本。”斯图尔特·珀西话里的“这”指的是盖普的父亲。猜盖普的父亲是谁，是史第林学校的人常常玩的猜谜游戏。斯图尔特·珀西根据他所亲历的太平洋战场经验，断定盖普的父亲是日本人。
“当时，”盖普写道，“我还以为‘小日本’这个词的意思是说我的耳朵没了。”
“不用打电话叫他妈了，”斯图威对米姬说，“把他送去校医院就好了。她是护士不是吗？她会知道该怎么办的。”
珍妮当然知道。“为什么不把狗带来？”她一边问米姬，一边小心翼翼地清洗盖普的左边剩耳。
“癫子？”米姬问。
“带它来，”珍妮说，“我给它打一针。”
“注射？”米姬问，她笑起来，“你是说真有一种针可以让它不再咬人？”
“没有，”珍妮说，“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省下带它去兽医那里的钱。我是说有一种针可以让它死掉，这种注射。这么一来它就不会再咬人了。”
“就那样，”盖普写道，“和珀西家的战争开始了。对我妈妈来说，我想那是场阶级战争，后来她说所有战争都是阶级战争。对我来说，我只知道得防着癫子和珀西家的其他人。”
斯图尔特·珀西寄给珍妮·菲尔兹一张写在史第林学校秘书处信纸上的便条，“我不敢相信你真的想要弄死我们家癫子。”斯图尔特写道。
“我就是这么想的，你个大屁股，”珍妮在电话里对他说，“或者起码要永远把它绑起来。”
“狗不能乱跑养来干吗？”斯图尔特说。
“那么就杀了它。”珍妮说。
“我们已经给癫子打了所有针了，有劳了，”斯图尔特说，“它是条温顺的狗，真的。只不过被激怒了。”
“毫无疑问，”盖普写道，“‘炖肥肉’认为癫子被我的日本人属性给激怒了。”
“什么是‘好品位’？”小盖普问珍妮。在校医院，佩尔医生缝上了他的耳朵，珍妮提醒医生刚刚给他打过破伤风。
“好品位？”珍妮问。盖普被切过的耳朵看起来很怪，不得不留起长发，他为此常常抱怨。
“‘炖肥肉’说癫子有‘好品位’。”盖普说。
“因为咬你？”珍妮问。
“应该是。”盖普说，“什么意思？”
珍妮再清楚不过。但她说：“意思是癫子知道你是一帮小孩儿当中最好吃的。”
“真的？”盖普问。
“当然了。”珍妮说。
“癫子是怎么知道的？”盖普问。
“我不知道。”珍妮说。
“‘小日本’什么意思？”盖普问。
“‘炖肥肉’这么说你吗？”珍妮问他。
“不是，”盖普说，“我想他是说我的耳朵。”
“哦对了，你的耳朵，”珍妮说，“意思是说你的耳朵很特别。”但她不知道要不要现在就让他知道她对珀西一家的看法，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像她一样在将来某个更重要的时刻从愤怒中得益。也许，她想到，我得为他把这点儿有用的经验保存起来，留到他能利用的时候。在她心里，总是预见日后更多更大的战斗。
“我母亲似乎需要一个敌人，”盖普写道，“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假想的，敌人帮我母亲看清她应该怎么做，如何指导我。她没有当母亲的本能，事实上，我猜我母亲怀疑没有什么事会自然发生。她一直很清醒，主动到底。”
盖普小时候，“炖肥肉”眼中的世界成了珍妮的敌人。那个阶段也许可以被称为“为盖普进入史第林作准备时期”。
她看着他的头发长长盖过缺了几块的耳朵。她惊讶于他的帅气，因为帅气并不存在于她和空军上士盖普的关系中。即便上士是帅的，珍妮·菲尔兹也没有留意。但是小盖普是帅的，她看得出，哪怕他个子还很小，好像他长得为了塞得进球形炮塔装置似的。
珍妮看着这群孩子（就是跑过史第林的人行道和长满草的四边形游乐场的那帮）越大越怪，他们也越来越对自己的古怪不自在起来。克拉伦斯·杜嘉很快需要佩戴眼镜，眼镜总是被他弄碎，之后几年珍妮给他处理过几次耳部感染、一次断鼻。塔尔博特·梅耶·琼斯讲话开始大舌头，他的身体好像水壶，尽管个性很好，却得了慢性鼻窦炎。艾米丽·汉密尔顿长得高，膝盖和手肘永远有绊倒留下的伤和血，她的小胸部浮出水面，让珍妮皱起眉头，有时她会希望自己生的是个女儿。“从城里来的”艾拉和巴迪·格罗夫的手腕脚腕和脖子都很粗壮，他们的手指因为在父亲的维修部东摸西摸总是很脏。珀西家的孩子们都长大了，金色的头发金属般干净，他们的眼睛的颜色，好像从盐沼下渗出流入不远处大海的黑乎乎的史第林河上的灰冰。
被叫作“斯图威二号”的小斯图尔特，在盖普还不到入学年龄时就从史第林毕业，珍妮给“斯图威二号”治过两回脚踝扭伤、一次淋病。他后来念了哈佛商学院，得过葡萄球菌感染，还离了婚。
鲁道夫·珀西一直到死都被叫作“朵皮”（他死于心脏病突发，年仅35岁，他在生儿育女方面随他的肥父，育有五子）。朵皮从未能从史第林学校毕业，不过成功转入另一所预校，过了很久才从那里毕业。有一个星期天米姬在餐厅大声叫出来：“我们的小朵皮死了！”他的小名因为跟“蠢”谐音，听起来很难听，他死之后，终于家里每个人都称呼他“鲁道夫”。
威廉·珀西，“咻威力”，因为自己愚蠢的小名很尴尬。值得称道的是，尽管他年长盖普三岁，在史第林成了高年级生那年盖普才刚刚入学，他还是很友善地和盖普做朋友。珍妮一直喜欢他，她叫他“威廉”，好几次为他治疗支气管炎。他的死讯让她很震动（战时死的，刚刚从耶鲁毕业），她甚至还给米姬和“炖肥肉”写了很长的唁信。
至于珀西家的女孩子们，库西后来也会早逝（盖普还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他们差不多同年）。而可怜的班布里奇，珀西家的老幺，不幸被称为“噗”的那个，她直到盖普壮年之前都有幸不用和他打照面。
珍妮看着所有这些孩子，还有她的盖普长大。就在珍妮等着盖普准备好进入史第林时，黑畜生癫子已经非常老而且行动迟缓了，但珍妮注意到它的牙还没掉光。盖普总是小心防着它，哪怕癫子已经不再跟着小孩子跑了，就算它巨大的身躯躲在珀西家的白色前门柱旁，全身黑毛又缠在一起，恶心得好像黑夜里的荆棘丛，盖普还是会留心它。偶尔会有更小的孩子或刚刚搬来这里的人因为靠得太近而被咬。珍妮牢记着盖普耳朵上因为这条流着口水的大狗造成的针脚和少掉的肉，然而“炖肥肉”顶着珍妮的谴责让癫子活了下去。
“我相信我母亲慢慢喜欢上了这畜生的存在，尽管她不会承认，”盖普写道，“癫子是敌人珀西一家的化身，有肉有皮有口臭。看到这老狗行动变慢而我正在长大，我母亲肯定很高兴。”
盖普准备好进入史第林的时候，黑癫子14岁了。盖普就读史第林学校时，珍妮·菲尔兹自己也长出一些银质勋章色的头发。盖普开始念史第林的时候，珍妮已经修过所有值得上的课，并按照普遍性价值和娱乐性逐一列清。盖普成了史第林学生的时候，珍妮·菲尔兹被授予为校工作15年的传统教职员工奖品：著名的史第林晚餐盘。学校庄严的砖楼包括校医院辅楼，被雕刻在这些餐盘的正面，栩栩如生，以史第林标志色绘制。那悠久美好的血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