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许可处按格式二填写的履历表资料苏联科学院试验遗传学实验室高级研究员。
未曾改变姓、名及父称。生于1928年9月13日。出生地：白令角。
民族：俄罗斯族。父亲：乌克兰人。母亲：爱斯基摩人。
党籍：无。
以前是否为苏共党员？1968年前曾是。因有损党员名誉的行为被开除。
学位：生物学副博士。
有学术著作。
掌握何种外语？英语、德语、法语——程度流利。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可以交谈。日语、波兰语、捷克语——不用词典阅读。拉丁语、古希腊语——借助词典阅读。
1950—1956年曾受法院审判。
未到过国外。国外亲戚情况不详。没有被俘过。
家庭状况：已婚（法律上），没有子女。
自述中指明的社会工作：鼓动员。
义务兵役人员。未曾服役。军人证号：No.PH 2716049。
身份证号：ХХХНИNo.864712。发证机关：沃尔库塔市第17民警分局。
临时（为期六个月）户口登记地址：莫斯科，小格鲁吉亚大街，14号，7号房间。电话：252—04—19。
本人签字（不清楚）。
证明
根据1967年7月17日П-РБ261107号指令，给予扎卡莫尔内·马·彼同志接触保密著作和文件的权利。
第一处处长日穆洛夫
马克西姆·扎卡莫尔内的椭圆轨迹
由于马克西姆·扎卡莫尔内1968年底没有通过自己实验室空缺职位的充任招聘，上面的履历表开始具有纯象征意义，与他为自己编造并给好友们看的那张小履历表的意义相仿。那张表中记载，他的主要职业是普及工作者。他的姓定期改变。他是扎·卡·莫尔内、扎科夫、莫林、罗莫夫、马克西莫夫、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堪察加斯基等等。在“党籍”一项中那里写的是“反党的”。在“是否曾被俘？”一项中是“目前被俘”。而在“家庭状况”一项中注明的是“不稳定的”。扎卡莫尔内是个古怪的人。这从他童年起就可以看出来。
他的父亲彼得·扎卡莫尔内从文尼察附近应征入伍，凭着头脑和精力熬到了国家联合政治总局边防军政委的头衔并被派往远东执行特殊任务。从国家最遥远的与阿拉斯加隔着一条狭窄的白令海峡的地点传来了情报，以捕鱼和狩猎为生的当地居民爱斯基摩人，不顾在红色帐篷中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擅自横渡海峡到阿拉斯加去看他们的亲戚并随后返回。政委彼得·扎卡莫尔内要制止偷越应该是封锁着的苏联国界线的现象。
一次，政委在当地组织的边防警卫部队的摩托快艇开始追击载着爱斯基摩人的小船。那些人生气的是，外人干涉他们按祖先传统进行的个人生活，于是开始开枪，要击退他们。政委扎卡莫尔内受了重伤，但他是边防快艇上唯一活下来的人。爱斯基摩人做不到射击已倒下的目标。于是救起了因失血而昏迷的政委并带到了阿拉斯加。在那里把他护理好了，而等他康复后，把他带了回来。北极的夜晚降临了。天气暖和时就稀少的船只现在完全停止了航行。照顾彼得的是帐篷主人的女儿。她依恋上了他，对他寸步不离。不久后一个男孩——马克西姆——出生了。爱斯基摩人建议彼得留下来，但是义务召唤政委去国家联合政治总局。带着妻子和儿子用了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好不容易到了莫斯科后，他带着全家去向领导汇报所经历的事。马克西姆那时快两岁了。
在卢比扬卡广场马克西姆拉了一下爸爸的手。父亲给他解开了裤子，让儿子站得离墙近一些，免得妨碍过路人，然后一条细流流到了人行道上。一个穿着黑色大衣，戴着鸭舌帽的人瞬间就出现在旁边。他说道：
“你们在干什么？不知道这是什么大楼吗？”
“我知道，”扎卡莫尔内说道，“可是孩子憋不住了。”
“知道还干？走一趟吧……”
把他们三个都带走了。彼得·扎卡莫尔内不是胆小之辈。他要求给他引见领导。边防军领导人吃惊的是，扎卡莫尔内政委还活着。立即释放了他，但是当政委毫不隐瞒地讲出了真情后，天空阴沉了下来。原来，爱斯基摩人的国外旅行还在继续，并且不久前他们击落了海岸警备队的飞机。这么说，扎卡莫尔内政委不仅没有完成任务，自己还和罪犯们跑到了国外。
国家联合政治总局政委扎卡莫尔内（顺便查清楚了，他是富农的儿子）被判处枪决，而他的妻子被判处十年监禁，后来又给加上了十年，再后来她死在了沃尔库塔的某地。在马克西姆被送到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一个小城的特别保育院中，他是三百个孤儿中最富有的一个：他有自己的姓和名字。父母还给他留下了良好的肉体和精神健康，这不仅帮助了他战胜饥饿和佝偻病，还帮助他克服了保育员们智力的贫乏。作为在保育院长大的孩子，马克西姆在证明文件中写道，他原来是流浪儿，受苏维埃政权的教导走上了诚实的生活道路。凭借这一点，他得以在战后考上基米利亚泽沃农业学院。
那时，在学院毕业前一年，他偶然参加了一个晚会，后来才知道，它是由国家安全部的同志们召集的，他们要破获一个大学生反苏组织。侦讯期间他得知，原来，当其他人跳舞时，他一边坐在桌后面喝酒，一边商谈谋害雷先科和先进的农业生物科学的其他代表的事。证据是确凿的：一伙人中大家都和心爱的姑娘在一起，而他没有。他的经历也暴露了出来。六个人被判了十年。扎卡莫尔内作为组织的领导人，此外还是魏斯曼学说的信奉者和摩尔根主义者，被判了二十年。在沃尔库塔的劳改营里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仔细地看遇到的女人们的脸：他在寻找自己的母亲。
当大赦来临后，发给了他一个证件，他小心地保存着，尽管他粗枝大叶。证件内容如下：
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
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37号
No.Н-879/ос（本证明不可用做居留证）
证明
公民扎卡莫尔内·马·彼，1928年生，白令角生人，俄罗斯族人，被捕前系莫斯科农业学院四年级学生。他被国家安全部下属特别会议根据刑法第58条判处劳改二十五年，1955年1月4日在劳改营（Ж-175号信箱）部分服满刑期并从此时起在落户点流放。在工作中表现积极。
根据检察院、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的决议，扎卡莫尔内·马·彼一案终止，量刑减为五年劳改，因缺少犯罪构成并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赦令，他在本案上没有前科。
扎卡莫尔内·马·彼免于流放落户。特此证明。
军事法庭庭长
司法少将М. 哈尔切夫
从劳改营被放出来的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把健康留在了地下核试验井的工地上（证明中也有机密：在上面注明的Ж-175号信箱中囚犯们挖的是煤）。但是没来得及让他受到辐射，试验是晚一些时候开始的。马克西姆·扎卡莫尔内在沃尔库塔煤炭联合企业第40号矿井新村当了自由雇用工人露天跳舞场的经理。他从流放来的神父那里弄到了一本《圣经》并每晚在狐步舞和探戈舞的舞曲下，坐在自己的小屋里读它，只是在换唱片时才中断。
每天十九点之前，露天舞场经理的时间更自由。因为无事可做，他开始在女房主儿子那里看英语课本并很快自己和自己说起了英语。马克西姆在房间里来回走，把写着单词的纸条从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里，并在以后的时间里学会了法语和德语。接下来进展得更快了——一种语言接着一种语言。他把象形文字写在手上。
马克西姆从报纸上得知，他父亲死后被平反了。他现在成了国内战争的英雄，把乌克兰从白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人。正如路加所言，“然而在后的将要在前”。马克西姆·扎卡莫尔内，或者他自称的扎·卡·莫尔内，二十九岁时成了英雄的儿子。他决定从“荒凉之地”回到“神赐给的地方”，到莫斯科去，费力地考上了并轻易地从以前他被逮捕的学院毕业了。
露天跳舞场的前经理从沃尔库塔随身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嗜好。在那里他学会了成杯地喝沃尔库塔酒厂生产的低纯净度的莫斯科牌伏特加。他和魏斯曼学说信奉者摩尔根主义者喝这种酒。他们中活下来的那些人渐渐地活动起来，摆脱了雷先科的压迫。
在莫斯科，在实质上新的单位的幌子下，恢复了实验遗传学的旧实验室。马克西姆被那里录用了，但是他没有户口和房子。人们告诉他，如果他入了党，他答辩论文并得到户口会容易些。的确，他轻松通过了答辩，在布拉格餐厅办了个盛大的宴会。现在，当宴会被禁止后，遗传学家们怀着特殊的感伤回忆起这次宴会。扎卡莫尔内本人不记得这个：由于幸福和饥饿，他在庆祝开始时就喝醉了，摔倒在小便池附近，于是朋友们把他送回了家。
马克西姆的论文题目与他本人有关。根据扎卡莫尔内的观点，得出的经统计学和概率论证实的结论是，由于大规模地消灭国内优秀的文化、艺术、科学人士，以及最勤劳并且有着发达的目标反射作用的那部分人民——农民、工人、行政管理人员和军人，最适于国家发展和繁荣的基因被消灭了。剩下的是最差的，并且他们开始繁殖同类来填补真空。列车被推下了轨道，于是它滑向悬崖。社会以加快的速度退化。
不过，这些内容当然没有进入论文。论文具有纯理论性质，枯燥地讲述小果蝇的繁殖和退化，如前言所述，这有利于完成不久前举行的代表大会向科学工作提出的任务。
此时，扎卡莫尔内留起了胡子并生活着，每半年靠行贿延长临时户口。他在离吉申诺市场不远的一个几家合住的住房中租了一个三角形的房间，窗户朝着一个狭窄的院子。因为没有长期户口，女房东多收十卢布并与片警平分。
《路加福音》说道，“在同一座城里有个寡妇”。介绍我们通晓多种语言的遗传学家认识她的是他本人的女实验员。瓦列利娅是扎卡莫尔内的新相识，她嫁人的时间不长，可以说几乎没嫁过人，她的丈夫在婚礼后不久醉酒淹死了。而瓦列利娅在库兹涅茨克桥的中心模特之家当服装模特并准备成为样品美工师。她腿长并且有点做作，这总体上说甚至与她相称，从远处并且稍微从下方看她最漂亮，似乎生下她就是专门为了让她去模特之家的T型台的。她叫马克西姆是伟大的科学家。
在离家不远的“锚”餐厅吃完饭后，马克西姆领她到了自己窄小的房间，在这里，瓦列利娅坐在床的边沿，死死地夹住双膝。生物学副博士刚一企图用双手在她身体上做诱导动作，瓦列利娅就闪开了。
“您会都搞砸的，马克斯！您最好说说自己吧……”
她感到他是丈夫的候选人。可他却诗兴大发。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跪了下来并为了不让女房东听见，低声地朗诵道：
我激动地向前看去，
你温柔的双唇在我眼前。
我腼腆地向后看去，
看到的是你迷人的臀部。
“好极了，”瓦列利娅响亮地笑着，“可就是‘臀部’这个词……难道可以把它插到诗里吗？”
“瓦列利娅，您的可以！”
他躺在地板上从下面，从尤其适合她的角度欣赏她。他们去了户籍登记处，然后幸福的一对自费去了皮聪达度蜜月。第三天，瓦列利娅躺在海边的沙滩上，掏出了纸和笔并开始给女友写信。
“别打搅我，马克斯！”她转过身去。“你这么看着我时，我的思想不能集中。”
“好，我不看，我不看。”他笑着说道，然后向海里游去。
晚上，沙滩上认识的人们邀请他们去餐厅。马克西姆说，他忘了擦皮鞋，于是回去了。他打开了瓦列利娅的包并抽出了信。“我们遇到了好天气，”其中他读道，“至于马克西姆，你是对的：他微不足道。我的小丈夫和加里克没法比，更别说想起爱迪克了——只有伤心的分……”酒席上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很高兴，朗诵了新诗，让可敬的大伙儿开心，而在最后他亲自给大家倒上酒并郑重地说道：
“女士们先生们！请举起杯来。为我和瓦列利娅的离婚干杯！”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信，在手里拿了一会儿，他在瓦列利娅的眼神里看出了惊惶，于是没有大声念出来，而是撕碎了信并放进了烟灰缸里。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也使我们吃惊”，他忧郁地引用了《路加福音》的一句话，平静地走了出去，然后坐飞机回了莫斯科。
不再相信女人之后，扎卡莫尔内成了，按他的话说，“普及工作者”。他写了一本有趣的遗传学通俗小册子，为此获得了一等奖并在一个月中把它连同稿费一起喝酒花掉了。
被人类半边天委屈了的马克西姆做客时认识了舒拉，她是中央儿童剧院乔装男角的女演员——一根像男孩并且一碰就亮的火柴。当时他企图回避她，但她自己给他打了电话。“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她说道。差点患上了缺陷情结的他在乔装男角的女演员的帮助下明白了，他绝不是被褫夺公民权者，而是男人。他们白天约会，在她排练和演出的间歇。和她一起他变得年轻了，肯定了自我并决定，他再也不结婚了，免得操心离婚的事。他制定了一条公式，据此，冬天他需要胖女人，而夏天需要瘦的。冬天为了保暖留胡子，而夏天可以刮掉。冬天喝四十度的伏特加，而夏天喝波尔特温酒也可以，因为希波克拉底就说过，夏天人们往水里加葡萄酒，而冬天往葡萄酒里加水。所有其他的宗旨取消，因为它们束缚自由的愿望。
此时，在支付高级研究员扎卡莫尔内实现他的某些愿望所必需的工资的实验室发生了变化。主任与雷先科主义者和解了，当选为院士并被任命为研究所所长。一心想当通讯院士的党组织负责人开始主持实验室。他翻出了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的老课题并把它增补进了计划，他的表述是：“作为人类遗传型序列顶点的共产主义建设者苏维埃人的遗传学论证。”
“遗传型是你的课题？”实验室新主任问马克西姆。
“课题嘛，好像是……可结论……”
“结论用不着你操心。你来搞好基础研究！结论没有你也找得到人来做。我们把课题列入了第六项，就是要资产阶级学者不能利用你的发现来改善自己的遗传型。你填一下调查表，我们给你办理你课题的许可文件。”
众所周知，第六项是医学科学院研究工程计划的保密部分，它包括研制细菌战制剂，在外国传播流行病。在遗传学方面就是大规模改变遗传型的试验，并研制国际比赛期间在苏联运动员血液中不能发现的兴奋剂。经过四个月的考察后允许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使用他本人的材料，上面现在的字样是“CC”——绝密。国家机密。
但是他没有开始工作。那一天在实验室举行了一致赞成劳动者向捷克人提供兄弟般援助的集会。马克西姆坐在最后一排，还在为自己的遗传型的命运担心，所以没有发现所有科技人员开始一致举手表示赞成。
“有弃权的吗？”前组织负责人，现实验室主任这么问只是为了立即宣布，“一致通过！”
可马克西姆机械地举起了手，所以结果是，他一个人好像弃权了，就是说，好像不赞成。说实话，他自己也害怕了。但是负责人决定，只有思想更坚定的人才会更好地完成苏联人民遗传型的工作，而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只会妨碍。上级知道了扎卡莫尔内弃权的事，此后他被开除出党并被解除工作以及被剥夺了生物学副博士的头衔。
他剩下了本人的正派。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得出的结论是，麻烦来的时机再合适不过了。他甚至开始觉着，表决时他是特意弃权的并以此证明了，他马·彼·扎卡莫尔内身上的遗传型是合格的。而其他人是“在神殿里做买卖的人”。不必再到学术机关上班了，在他面前开辟了两条道路：彻底变成酒鬼或者专心致志搞神学。他决定两条路都走。着迷而后迅速冷静下来的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曾轮流是基督徒、佛教徒、瑜伽信徒、犹太复国主义者、尼采哲学信徒、基督复活安息日会信徒，他把叔本华、列昂齐耶夫、别尔嘉耶夫的哲学混为一谈。他们的著作他非法地才能弄到，他便崇拜这些人。
“其实，我是信教的无神论者。”喝酒时他对朋友们解释说。“从根本上说上生活并不那么复杂：早晨起来喝醉了——一整天就自由了。”
扎卡莫尔内喜欢把时间浪费在完全没必要做的事情上。强制性劳动让他无精打采。他的兴趣摇摆不定。昨天他还要求为俄罗斯发动新的革命，可今天就带着给被揭露的斯大林立纪念碑的想法跑来跑去。
“你们想一想！要知道没有人像他那样促进过被贬低的思想！”
他担心忘记他产生的想法，急于马上把它告诉别人。他跟地铁里坐在旁边的人讨论问题，要不要写信建议实行新的奖章？在国家安全军官的肩章上缀上锁孔代替星状标志：少校——一个锁孔，上校——三个。
“很快就会把你抓起来的。”朋友们警告他。
可他紧接着喊道：
“你们全都是胆小鬼！因为你们才会发生这样的事！”
结果，他的朋友变少了，后来是很少了，到最后就没有了。
在侮辱他的食堂、诊所和商店里，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从口袋里掏出传单并贴在墙上：“这里工作的是蛮不讲理的人。”这没有让他受到惩罚。但是有一次他刮掉了大胡子、小胡子以及头上左半边的头发，留下了右半边的头发，在他看来，这能够宣告本国特别的两面性新时尚。之后他走到了大街上。他被带到了民警局，剃完了剩下的头发，因情节轻微的无赖行为被送去拘留了十五天，还威胁要以不劳而食的罪名把他从莫斯科驱逐到101公里处的流放点。女房东拒绝租给他房间。他在女相好们那里过夜，提前一个月编好名单并通知女友们，他什么时候在谁那里睡觉。
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的钱用完了，于是他到《劳动真理报》来写点东西或者把什么从外语翻译成俄语。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用扎卡莫尔内众多的笔名之一或者根本不署名刊登这些东西。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放弃了遗传学，放弃了政治，他不相信时髦的行为理论。昨天晚上他在新情人肚子的肚脐眼以下用绿色的吸水笔整齐地写道：“不可能再好了。”她对此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感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