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个周四的傍晚，贝尔格拉诺电台的排练结束之后，莱莫斯会给我打电话。我喝着仙山露，他说着关于新剧的计划，我不得不听。我想上街，想永远忘记广播剧，但莱莫斯是热门作家，他支付给我不错的报酬，而我只需要在他的节目里干很少的活，准确地说，是饰演一些让人厌恶的配角。你的声音很适合，莱莫斯和善地说，听众只要听你说话就会讨厌你。你不必背叛任何人，也不必用士的宁毒死你的母亲，只要张开嘴，半个阿根廷就都想把你的灵魂撕碎，用小火慢炖。
但卢西安娜并不想这么做。有一天，在演完《耻辱的玫瑰》之后，我们的男主角豪尔赫·富恩特斯收到了两篮子情书，还有坦迪尔附近一位浪漫多情的女庄园主寄来的一头白色小绵羊；恰好在同一天，矮子马萨交给我一只丁香色信封，是卢西安娜寄来的。我已经习惯了一无所获。去咖啡馆之前，我把信封装进口袋里（在《耻辱的玫瑰》大获成功到《暴风雨中的飞鸟》播出以前，我们可以休息一周），在与华雷斯·塞尔曼和欧里维喝第二杯马丁尼的时候，我想起了信封的颜色，意识到我还没有读那封信。我不想在他们面前把信拆开，因为这些无聊的人喜欢寻找话题，而丁香色信封正是一座金矿。回到公寓以后我才打开信封，至少公寓里的母猫不会注意这种事。我给它倒了牛奶，和它亲热了一会儿。然后，我认识了卢西安娜。
我无须看您的照片，卢西安娜说，我不在乎《共振》杂志和《天线》杂志刊登了密盖斯和豪尔赫·富恩特斯的照片，却从来没有刊登过您的，我不在乎，因为我能听到您的声音。我也不在意别人说您可恶，说您是个坏人，我不在乎您的角色欺骗了所有人，事实完全相反，因为我幻想我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您扮演这些角色的时候备受煎熬，您发挥了您的天赋，但我认为，您并不像密盖斯或拉盖丽塔·贝利那样是本色出演，您本人和《耻辱的玫瑰》里的邪恶王子截然不同。人们厌恶王子，于是也厌恶您，他们弄混了。早在去年，您扮演走私杀人犯瓦西利斯的时候，我、玻莉姨妈和其他人就发现了。今天下午我觉得有些孤单，所以我想把这些事告诉您，或许我不是唯一跟您说起这事的人，不知为何，我想祝福您，想让您知道不管发生什么都有人陪伴您，但是，与此同时，我希望成为唯一一个了解您在角色和声音之外另一面的人，我想真正地了解您，崇拜您，而不是崇拜那个扮演出简单角色的人。就好比莎士比亚的剧作，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当您出演的时候，我更喜欢伊阿古而不是奥赛罗。您不一定非得回复我，我留下我的地址，假如您真的想这么做；但即使您没有回复，我依然很高兴给您写了这封信。
夜晚来临，文字轻盈而流畅，猫在沙发靠枕上玩弄那枚丁香色信封，然后它睡着了。自从布鲁娜头也不回地离开，我的公寓里就没有人做晚饭了，我和猫吃罐头就够了，尤其是我，只要有白兰地和烟斗。在休息的那几天（之后我得扮演《暴风雨中的飞鸟》里的角色），我重读了卢西安娜的信，在这个行当里，一个演员三年才可能收到一封信，但现在我还不想回复她。尊敬的卢西安娜，周五晚上去电影院前我写道，您的话让我很感动，这不是客套。当然不是了，我想象这个女人身材矮小，神情悲伤，有栗色的头发和浅色的眼眸，我回信的时候，这个女人仿佛就坐在那里，我告诉她，她的话让我感动不已。剩下的内容要更常规一些，因为在说完了实话之后，就没什么可以告诉她的了，所有内容正好写满一张纸，两三句表达好感和感激的话语，您的朋友蒂托·巴卡塞尔。不过，附言中还有一句实话：我很高兴您留下了地址，如果无法告诉您我的感受，那该多令人难过。
没人愿意承认这一点：不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无聊。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如此。少年时，我有过许多场情感冒险，空闲时我会挪动钓钩，几乎总会有上钩的鱼儿，但后来布鲁娜出现了，这段感情持续了四年，三十五岁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开始褪色，而且似乎在收缩，至少对于一个独自与猫生活、不太喜欢阅读也不太行走的人来说是如此。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老了，完全相反，确切地说，似乎是其他人和事物本身在衰老，在现出裂痕；因此，我更喜欢在公寓里度过下午，在猫的注视下独自排练《暴风雨中的飞鸟》，为那些不受欢迎的角色复仇，将他们打磨到完美，把他们变成我的角色而不是莱莫斯的，将最简单的台词变成镜像反射的游戏，让人物危险却迷人的那一面倍增。就这样，在电台朗读人物台词的时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每一个逗号，每一次转调，都是仇恨之路的标记（这次扮演的又是一个原本可以被原谅的角色，但他逐渐声名狼藉，在尾声部分被追至悬崖边，最后纵身一跃，大快人心）。喝马黛茶的时候，我找到了卢西安娜的信，它被遗忘在摆满杂志的书架上，纯粹是出于无聊，我重读了它。我又一次见到了卢西安娜，我总是有丰富的视觉想象力，能轻易地创造出各种东西。我第一次看见的卢西安娜身材矮小，跟我同龄，或者和我年龄相仿，值得一提的是她有一双浅色的眼睛，近乎透明。我再次这样想象她的容貌，看见她再一次在写下每句话前都认真思考一番。我可以确定一件事，卢西安娜不是一个会打草稿的女人，在给我写信之前她肯定犹豫不决，但后来，她听了我在《耻辱的玫瑰》中的演出，那些句子就在她的脑海中浮现了，我可以感觉到这封信是不由自主的，同时，或许是因为丁香色信纸的缘故，这封信让我觉得它就像是玻璃瓶里沉睡已久的醇酒。
我甚至只要眯起眼睛就能想象出她的家，她家应该有封闭式庭院，或者至少应该有一条摆满植物的走廊。每次想起卢西安娜，我都会在同一个地方看见她。最终是走廊取代了庭院，一条封闭的走廊，有彩色玻璃天窗和屏风，光线穿过它们，把走廊染成了灰色，卢西安娜坐在柳条椅上，给我写信。您和《耻辱的玫瑰》里的残忍王子完全不同，在继续写信之前，她把笔放到嘴边，没人知道这一点，因为您太善于让人们憎恨您了，栗色的头发被老照片里的光线笼罩着，封闭走廊上烟灰色的、却又干净的空气，我希望成为唯一了解您在角色和声音之外的另一面的人。
在《暴风雨中的飞鸟》首次播出的前夕，我得和莱莫斯及其他人一起吃饭，我们排演了几场戏，莱莫斯称之为“关键”，我们则把它们称为“钉子”、性格的碰撞和戏剧性的斥责，拉盖丽塔·贝利扮演何塞菲娜，演得很出色，那是一个高傲的女孩，我用我那众所周知的邪恶之网将她包裹，在莱莫斯笔下，邪恶是毫无界限的。其他人也很适合演自己的角色，这部广播剧和我们已经演完的另外十八部广播剧完全没有区别。要是我还记得那场排练的话，那是因为矮子马萨给我带来了第二封卢西安娜的信，那一次，我想马上读它。我去了一会儿卫生间，当时，安赫丽塔和豪尔赫·富恩特斯正在拉普拉塔体操击剑俱乐部的舞蹈中宣读爱情永恒的誓言。至少根据莱莫斯和弗洛伊德的观点，莱莫斯的这些场景能激发听众的热情，让他们对角色产生了更强烈的心理认同感。
我接受了她简单、美好的邀请：去阿尔玛格罗区的糖果咖啡馆见她。此外，还有十分单调的相认方法，她穿红色的衣服，我带上折成四分之一大小的报纸，没有别的方法，剩下的就是卢西安娜又一次在封闭式走廊里给我写信，她独自和她的母亲或父亲生活在一起，从一开始，我就看见她和一个老人在一栋房子里生活，那栋房子适合规模更大的家庭居住，现在却千疮百孔，母亲因为去世或离家的女儿而悲伤不已，因为不久前，死亡或许刚刚从那里经过，如果您不愿意或者不能来的话，我也能理解，我不应该主动邀约，但我也知道——她轻轻地画了下划线——像您这样的人有时间做许多事情。然后，她写了一些我没有想过却十分喜欢的内容，除了上一封信以外，您并不了解我，但是，从三年前开始，我就过着您的生活，我能在每个新角色中感受出您真实的模样，我将您从戏剧中剥离，对我来说，您永远是同一个人，那个没有戴着角色面具的人。（第二封信我找不到了，但确实是这些句子，句子表述的就是这些内容；我记得，我把第一封信保存在了我当时正在读的莫拉维亚的书里，我敢肯定，它现在还在书房里。）
如果有人把这件事告诉莱莫斯，肯定会给他带去创作新剧本的灵感。两人会在轮番出现的悬念之后相见，男孩会发现卢西安娜跟他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证明爱情先于爱情发生，视觉先于视觉形成，这些理论在贝尔格拉诺电台总能奏效。但卢西安娜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这千真万确，她比走廊上写信的那个女人要纤细得多，她拥有一头美丽的黑发，当她晃动脑袋的时候，头发似乎在自己摆动。我没有想象过卢西安娜确切的模样，我只想象过她忧郁的气质和浅色的眼睛；现在笑着迎接我的眼睛却是棕色的，在灵动的头发下面丝毫不显悲伤。她喜欢喝威士忌，这让我觉得很可爱，对于莱莫斯来说，几乎所有浪漫的约会都从饮茶开始（对于布鲁娜来说则是火车车厢里的牛奶加咖啡）。她没有为她的主动邀请而道歉，而我有时会表演过度，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不相信任何在我身上发生的事，但这一次我觉得很自然，威士忌终于不是假的。我们的确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仿佛我们是偶然被介绍认识的，而且相互之间没有误解，正如一切良好关系的开端，双方都没有什么可展示的，也没有什么可掩饰的。当然了，主要是在谈论我，因为我算是个名人，而她只不过是写了两封信的卢西安娜，因此这并非我表现得爱慕虚荣，我任由她引导我回忆诸多广播剧中的场景，在一部剧里我被折磨致死，另一部剧则是矿工被埋在矿井里的故事，等等。慢慢地，我接受了她的脸庞和声音，努力让自己摆脱那些信，摆脱那条封闭式走廊和柳条椅。在分开以前，我得知了她和她的玻莉姨妈住在一间相当狭小的底层公寓里，三十年代的时候，玻莉姨妈曾在佩尔加米诺市演奏钢琴。正如此类盲目的关系中的惯例，卢西安娜也需要接受事实。几乎到了最后时刻她才告诉我，她原本以为我的身材要更加高大一些，拥有一头卷发和灰色的眼睛。关于卷发的想象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在饰演各种角色的时候，从来不觉得自己拥有过卷发，但她的想法或许是莱莫斯剧本中一切恶棍行径和背叛行为的汇总或累积。我把这个想法开玩笑地跟她说了，但卢西安娜说不是的，她看见了所有的人物，他们正像莱莫斯塑造的那样，但是，与此同时，她可以忽略他们，可以美好地单独和我以及我的声音待在一起，天知道为什么她会把我想象成一个更高大的人，一个拥有一头卷发的人。
如果布鲁娜还在我的生活里，我不认为我会爱上卢西安娜。她的离开依然清晰如昨，卢西安娜开始填补空气中的缺口，这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甚至也从不在预期之中。相反，对卢西安娜而言，一切进展得更加迅速，她先认识了我的声音，然后认识了另一个直发的蒂托·巴卡塞尔，他没有莱莫斯剧本中那些怪物的鲜明个性；做到这些她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咖啡馆里见了两次面，第三次是在我的公寓里，猫咪接受了卢西安娜的香水和皮肤，在她的裙摆上睡着了，这个傍晚它似乎突然多余了，显得格格不入，不得不跳到地板上“喵喵”地叫唤。玻莉姨妈搬去了佩尔加米诺市和她的妹妹一起生活，她的任务完成了；在同一个礼拜卢西安娜搬到了我家。帮她收拾东西的时候，封闭式走廊和灰色光线的缺席让我心痛不已，我明白不可能找到它们了，然而还有某种类似于缺失和不完美的东西存在。搬家的那天下午，玻莉姨妈温柔地跟我讲述了他们有限的家族史，卢西安娜的童年，被芝加哥冰箱厂的工作邀请吸引而永远离开的男友，与第一届国民大会站附近一家旅店的老板的婚姻和六年后的决裂，卢西安娜早就跟我说过这些事，只不过她是以另一种方式讲述的，当时她仿佛不是真的在谈论自己的事情。现在，多亏了另一个当下，多亏了依靠着她的我的身体，多亏了猫咪牛奶盘、常去的电影院，还有爱情，她似乎要开始真正的生活了。
我记得差不多是在《麦穗中的鲜血》播出期间，我请求卢西安娜把头发染成浅色。起初她觉得这是演员的心血来潮，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买一顶假发，她笑着对我说，顺便说一句，卷发会很适合你的。但是几天后我依然坚持，她说好吧，反正不管是黑色还是栗色，她都无所谓，她似乎差点就意识到了，我的转变和我作为演员的癖好毫无关联，它与其他的东西有关，比如封闭式走廊和柳条椅。我不需要再次要求她这么做了，我喜欢她为我染了浅色头发，当我们相爱的时候，当我迷失于她的头发和胸脯的时候，当我任由自己和她双唇紧贴着，一起滑入另一个长梦的时候，我跟她说了无数次，我喜欢她是为我染的头发。（或许是在第二天早晨，或许是在她出门购物之前，我不是特别肯定，我用两只手拢起她的头发，在她的后脑勺扎了一个辫子，我跟她保证说，这样更好看。我觉得她并不赞同，她照了照镜子，什么也没说，其实她说得没错，她并不是适合扎头发的女人，我无法否认她没有染发、披散着头发的时候要更好看一些，但我没有告诉她，因为我喜欢看见她像现在的模样，喜欢看见她比那天下午她第一次走进糖果咖啡店的时候更美。）
我从来不喜欢听自己的表演，做好我的工作就够了，同事们都对我缺乏虚荣心这一点感到奇怪，而他们的虚荣心往往是如此显而易见。他们大概认为——或许他们的想法是有道理的——我的各种角色的性质并不足以促使我回忆他们。因此，当我向莱莫斯要《羞耻的玫瑰》的唱片时，他扬起眉毛看了我一眼，问我为什么想要它们，我胡乱说了一个理由，说我想克服发音问题，诸如此类。我带着唱片回到家，卢西安娜也有些吃惊，因为我从不和她谈论我的工作，反而是她总跟我讲述她听过以后的感受，每天下午，她都会和她裙摆上的猫一起听我的表演。我又说了一遍和莱莫斯说过的话，但我没有去另一个房间听录音，我把留声机搬到了客厅，让卢西安娜陪我待一会儿，我自己煮了茶，调好了灯光，好让她觉得舒适。为什么你挪走了那盏灯，卢西安娜说，原来的位置很合适。作为一件摆设，它确实很适合留在原来的位置，但是它照在沙发上的光线又热又刺眼，卢西安娜恰好又坐在那里，最好就让下午昏暗的光线透过窗户照在她身上，这种光线是微微的烟灰色，笼罩着她的头发和她捧着热茶的双手。你太宠我了，卢西安娜说，一切都是为了我，而你却窝在那个角落里，连坐都没法坐。
在喝完两杯茶、抽完一根烟的时间里，我只播放了《耻辱的玫瑰》的几个片段。我开心地看着卢西安娜，她专注地听着剧情，一认出我的声音，便会抬头向我微笑，仿佛一点也不介意知道卡门这个小可怜的卑鄙的姐夫已经开始谋划侵占帕尔多家的财产，邪恶的计划将持续数集，根据莱莫斯式的结局，爱情和正义终将胜利。在我的角落里（我接过了她身旁的一杯茶，回到了客厅尽头，仿佛在那里可以听得更清楚）我觉得很快乐，那一刻我重新找到了我不断在失去的东西。我希望这一切能够延续下去，希望傍晚的灯光依然恰似封闭式走廊里的灯光。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关上了留声机，卢西安娜把那盏灯放回原位，因为它在我挪动过的位置上的确显得很糟糕，然后我们一起来到了阳台上。听自己的表演对你有帮助吗？她问的时候抚摸着我的手，有啊，帮助很大，我说起了气息和元音的问题，不管我说什么，她都顺从地认可。在那个完美的时刻，只缺少那把柳条椅，或许还缺少一个悲伤的她，那个在继续写信前注视着虚无的女人，这些是我唯一没有告诉她的事。
《麦穗中的鲜血》的录制即将完成，还剩三周，然后我就可以休假了。从电台回家的时候，卢西安娜不是在读书，就是坐在椅子上和猫咪玩耍。椅子是我在她生日的时候送给她的，还有配套的柳条桌。它们和这里的环境完全不搭，卢西安娜愉快而困惑地说，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也喜欢，它们既漂亮又舒适。如果你需要写信的话，坐在柳条椅上写会更舒服，我告诉她。没错，卢西安娜表示同意，刚好我还欠可怜的玻莉姨妈几封信。下午，落在沙发上的灯光很微弱（我认为她没有发现我已经更换了灯泡），因此她把柳条桌和柳条椅搬到了窗户旁，方便她做针线活或阅读杂志，那是在秋天，或者更晚一些，一天下午，我在她身边待了很久，我长久地吻她，告诉她我从来没有像此刻看着她的时候这么爱她，我想永远这么看着她。她什么都没说，双手在我头发上游走，弄乱了我的发型，头埋在我的肩窝，她很安静，仿佛不在这里。为什么我偏偏在这傍晚时分，期待从卢西安娜那里得到别的东西呢？她就像那些丁香色信封，就像信中那些简单、几近羞涩的句子。从现在开始，我将很难想象我是在一间糖果咖啡馆里认识她的，当她跟我打招呼，克服会面最初的迷惑的时候，她披散着的黑发像皮鞭一般卷起。在我的爱情记忆里有那条封闭式走廊，柳条椅上的剪影与那个更高、更有活力、上午在家里走动或与猫咪玩耍的身影完全不同，到了傍晚，那个身影将一次又一次地进入我曾经想要的世界，在那里，我是那么爱她。
或许应该把这些话告诉她。我没有时间了，我想我犹豫了，因为我更愿意像现在这样守护她，我心满意足，因此不愿思考她含糊的沉默，不愿思考她的漫不经心（那是我过去不曾了解的），不愿思考为什么她看我的方式有时像是在寻找什么，不愿思考她立即转移到身旁的事物（猫或书）上的眼神。我是因此更加喜欢她，这是封闭式走廊和丁香色信封里的忧郁气息。我知道，有一次，我在深夜醒来，看见她依偎着我熟睡，觉得是时候告诉她了，是时候让她彻底接受我缓慢织成的爱情之网，把她完全变成我的。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卢西安娜熟睡着，因为卢西安娜醒着，因为这周二我们要去看电影，因为我们正在寻找度假用的汽车，因为黄昏之前和黄昏之后的生活出现宛如巨幅的影像，在这些影像中，灰色光线似乎将它的完美模样浓缩在了柳条椅的瞬间之内。现在她很少跟我说话，有时她回头看我的样子似乎是在寻找某种遗失的东西。于是我不断地搁置那阴暗的需要：告诉她真相，向她解释我为什么执着于栗色头发和走廊的光线。我没有时间了，由于工作时间突然变动，一天中午，我来到市中心，我看见她从一家旅馆里走了出来，我认出她却没有认出她来，我明白她挽着一个比我更高的男人的手臂从那里走出来却没有明白过来，男人微微地弯下腰，亲吻她的耳朵，用他的卷发揉擦卢西安娜的栗色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