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库斯在卫生间花的时间毫无节制。温妮弗雷德心想，每隔一个星期，他在里面的时间就会增加半个小时或者更多。在长久而悄无声息的间歇，他总是打开水龙头，莫名其妙地任其匆匆流淌。有时她看见比尔悄悄溜过楼梯底部过道，穿着短袜，露着褐色脚指头，弯着膝盖，侧面看上去怒气冲冲，显然是已经注意到这个情况，想偷看和听听动静。他挥舞着气急败坏的拳头朝门上的玻璃板敲打了几下，要求回答，出来，解释，对此马库斯根本不配合。温妮弗雷德尽量不动声色，对他们两个都不动声色。就比尔方面而言，这样做是因为，对正如火如荼的愤怒来说，任何行为都完全可能成为刺激因素。至于马库斯，她有些迷信地觉得，如果自己能避开，不要让他注意到她的关注，她的目光、她的焦虑、她的疼爱，他就可能有机会应付过去，就可能不被关注地应付过去，不管是命运还是他父亲的关注。所以，温妮弗雷德观察着他，在自己梳妆台上的那面镜子里，看见他乘着比尔某次打盹的时候溜出卫生间，而且没有表现出任何被看到的迹象。平和、安静向来是她的优选。为了平和安静，不惜一切代价。尤其是为了这孩子。
温妮弗雷德不仅清楚地记得他出生时的情景，而且还相信记得怀上他的刹那。他出生在慕尼黑事件发生的那段时间，在不可想象的暴风雨来临之前那段并不真实的短暂的平静时刻。马库斯大概就是在那个房子里，在那张床上被怀上的。某天晚上，比尔在工人教育协会讲座上讲完莎士比亚回家，啤酒喝得醉醺醺的，很爱争论，跟她大讲那几部晚期戏剧中可以接受和无法接受的折中。他不喜欢《冬天的故事》。部分原因是据说这部作品弥漫着基督教的弦外之音，主要原因是，他曾说，这样的情节是绝不可能成立的。他在卧室里四处沉重地踩来踏去，奋力使劲的样子从穿着松弛的长筒袜的双脚直往上冒。一个男人时隔二十年没有失去妻子，拿回一尊栩栩如生的雕像，在某种幻觉中倾诉着欢乐，好像那是个奇迹，并不那么容易。这是莎士比亚情节合理性在最基本水平上的真正失败，比尔说。那赫米奥娜呢？温妮弗雷德温和地问。她就那么失去了自己全部的女性岁月，她的两个孩子，一个死了，一个失踪了，除了感激和欢喜，她没有别的感情诉求。比尔说，他有个同学曾经说，这尊雕像象征着艺术中人生痛苦的开解。他还说，有些事情没那么容易化解。普洛斯佩罗是个更加复杂而且更好的解决方式。与其说是漫不经心地滑进折中的循环，更有可能同时带着几许刻意的成分。大概在写最后那几部戏的时候，他忙着抽出更多时间来关爱自己的女儿们了，温妮弗雷德说，很多内容都千篇一律。这时，比尔穿着内裤，咧开嘴笑了笑，说没有什么关于女儿们的证据。
并不是因为他或者她想要个儿子——尽管他们煞费苦心想出的女儿们的名字都是男孩名的女版而已，也都是他取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两个女儿曾经出奇地安静，同时工人教育协会的啤酒也起了作用，加上他想跟她说说话，平常总是太疲惫，或者太忙碌，或者被票子和孩子折磨得像狗似的，或者总是太气愤，很少这样说话。
温妮弗雷德嫁给他，因为他是她最欣赏的男人。公正，充满激情，努力得惊人，有鉴别力。她最害怕像母亲那样生活，孩子那么多，钱那么少，被一个家和丈夫制约着，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履行的道德责任和身体的持续的破坏者。温妮弗雷德是母亲倾诉血汗、米糠和愤慨等各种琐事的亲密倾听者——她是长女。她懂得了生孩子的事，以及生完孩子后男人的“自私”，知道了石墨、门口台阶上的白石、洗涤蓝、浆洗和搓揉。尽管很矛盾，母亲还是做了很多努力，想让她走出去，不要停留在语法学校的学历，这让温妮弗雷德懂得，一个人是能够，而且事实上也应该，为了激情和谈得来而结婚，不该为了流血流汗或者石墨而结婚。比尔给她借了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且不忘宣扬自由的理念。他正逃离一个更难定义的家庭、男人和女人的版本，这些正是她自己想要跨越过去的。
从1938年她就知道，想要创造跟人们久已熟悉的东西对立的事物是不可能的，只因为这个对立的东西一早被认定是可望而不可即。人类需要的是他们已知，甚至邪恶的东西。未知的东西很难得到，因为那是未知的。自相矛盾的是，温妮弗雷德认定，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甚至一起睡觉，乃至经过很长时间相谈——他们更多是自说自话，不大愿意为了彼此而通融，向习惯、怪癖或者原先的缺点妥协让步——之后，关系反而不见得更加亲密。那些日子，她经常跟比尔交谈，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塑造比尔，这虽是事实，但她说话时要更加真诚，而且如果她说了，可能这就是他在反向塑造她。现在，他经常被做饭、清洁、哭叫的女儿弄得火冒三丈。可是，温妮弗雷德知道，他工作的时候不是这样：他耐心备至，坚韧不拔，任劳任怨。她发现自己身上有种对苦差事和责骂致命又持久的渴求。也许剩下的就只有怒火和耐心了。
开始，她在床上很激烈。既不贪婪苛求，不，也不急不可耐，但却狂野和坚韧，准备好了要咬，要舔，要闻，要摸，要尝，要斗。各种陈规不知不觉一个接一个被温妮弗雷德抛在脑后，她都不耐烦脱掉睡裙，或者把身子从横着换成竖着，或者亲吻他的嘴。比尔的脚经常弄得她很恼火。有一次，她在黑暗中睁开眼睛，意识到有人，但绝不是自己，在她身体里面嘲笑比尔动手动脚时对她的疼痛和疲惫感到麻木不仁，而一年前比尔做这些事时她本该感到欢愉快乐的。她以为这很正常，但又没有朋友可以咨询。她发誓，绝不像母亲跟她说的那样跟自己的女儿们说这些，绝不。她要沉默不语。沉默蔓延的范围越来越广，到了原本尚存希望的地方。
所以，在1938年的那个晚上，当比尔因为喝了啤酒，跟她谈论了莎士比亚，当弗雷德丽卡一次都没有醒来哭喊的时候，温妮弗雷德心里疲惫地对这样的谈话心存感激，但也顶多如此，她安静地躺着喃喃地说着赫米奥娜。比尔支起身子，有目的地上下运动着，她的感觉顶多跟现在习以为常的感觉差不多，有种微微的幽闭恐惧和淡淡的无关紧要、似有如无的快感，不值得为此而紧张。当比尔叹了口气，自个儿抖动几下，然后翻身睡到床上自己那侧时，她突然感觉里面变得幽暗起来，像洞穴般深邃，而且浑身冷得发抖，还有点晕眩。她倾听着，好像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如同电流经过，这种感觉细微到足以引起关注。后来，她坚信自己真的注意到怀孕的刹那。那不温不火、很大程度上出其不意的起始，马库斯，她儿子的初来乍到。
孩子和战争同时不可避免地膨胀着。比尔预言将出现哈米吉多顿之战、文化虚无主义、在英国的街巷昂首阔步地穿着长筒靴的恶魔，他情愿把温妮弗雷德这样那样的疏忽归咎到这个来得不合时宜的孩子身上。年轻些的老师都离开学校去当志愿兵了。比尔忙得纷纷扰扰，怒气冲冲，在外面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多。温妮弗雷德，身子很沉又担惊受怕，推着辆婴儿车在里思布莱斯福德到处晃悠，弗雷德丽卡桀骜不驯，喜欢吵吵闹闹，在车罩底下飞扬跋扈，斯蒂芬妮胖胖的腿挂在车把手上晃荡，眼睛从遮阳宽边帽底下特别严肃地盯着前方。恐惧是有传染性的。斯蒂芬妮开始学会恐惧了。温妮弗雷德还算不上够格的演员，而且体力也不支，传达不了信心和踏实感。她经常从女儿们的脑袋上望过去，不管什么事儿都把自己弄得很紧张，要推婴儿车，要看比尔的脸色，要担忧婴儿分娩、炸弹、毒气和日常事务。她常常出现这样那样的幻想：小小的躯体被挑在刺刀上，在雷鸣般的声音中被碾压成碎片。真不该怀上这孩子，但既然怀上了，现在就得好好保护，如果能保护得了的话。这是最重要的。
七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孩子出生了，生得很快，而且完全没有痛苦，迅速得温妮弗雷德好几天都觉得不真实，好像还会出现什么严酷的考验。“是个男孩。”他们说，她礼貌地回答了句“这也正是我想要的”，尽管她从来没有严肃地考虑过这孩子不是女孩的可能性。她用尚未消耗完的力气支起身子，看了看孩子，孩子还用绳索系着，整个身子呈青灰色和暗蓝色，一起一伏。他黝黑的眼睛对着泛滥的阳光眨巴着，并没有真正在看。他还是个小不点，柔嫩娇贵，怒气冲冲，完全就是处于愤怒得要抽搐的比尔的精确复制品，在皱巴巴的光头上方挥舞着无力的深红的拳头，脑袋上还留着一道道湿湿的姜黄色细痕。丝毫不像她。她端着护着的东西，曾经在她肚子里生活、躁动、翻转，原来不过是比尔的怒火。一个男孩。她镇定地躺在枕头上，等着他们带走孩子。
比尔风风火火地从医院进进出出，毛毛躁躁，洋溢着出乎意料的惊喜。他让护士解开裹着的孩子，在白色平纹细布上亮出相对巨大、深红色的生殖器。他毫不犹豫就给孩子取了名字。他说，孩童时期他曾经希望自己就叫马库斯。温妮弗雷德安静地躺着，看着他把手指戳进儿子小小的冰冷的拳头里。她几乎感觉已经失去了某个人。
三个晚上后，黑暗中，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要带孩子去喂吃的，在暗绿色的灯光下，她抱着那块还没有重量的小不点，拖着棉料法兰绒被单，潮湿的布片和医院僵硬的睡裙。她在臂弯里把孩子懒洋洋的脑袋、那张瘦削又失望的脸转来转去，心里知道他很脆弱，知道自己很爱他。温妮弗雷德知道需要把孩子抱得更紧，紧到着急，紧到害怕会压碎他。在不热的地方，婴儿们的肌肤都是冷冰冰的，而且挣扎得汗津津的。这孩子很安静，全身都冷冰冰的。她坐在塑料单子上，被那种可怕的爱占据了心神，尽管孩子才刚刚出生，在他们要带走他的瞬间，她却感到害怕。正如孩子初来乍到时她就知道——她现在也知道——自己整个未来生活的方式已经变了。他将是最好的、最重要的、最糟糕的，她已经在做各种安排了。孩子干净利落又安安静静地吃完东西，然后瘫倒睡着了。她已经知道这些新涌现的种种感情的暴烈对孩子很危险，或者至少会成为负担——必须掩饰起来。他们过来，然后带走孩子。她在僵硬的忧虑和他们把孩子带回后的瞬间产生的毫不动摇的愉悦中过了整整一夜，被消耗得萎靡不振。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比尔在厨房里咆哮“快从卫生间里滚出来，小子，这屋里还有别人有生理需求呢”。墙壁很薄，尖厉的声音刺进来谁都听得见。比尔犯过好多这种经典的错误。每个玩具，提前半年就买来，那时候这孩子还根本对付不了。每个老师都说——出于对这种数学异禀令人遗憾的支持——每个老师都告诫说，这孩子是个天才。尤其是比尔想跟人分享马库斯早年读的东西。他自己曾在福音派传教士那些小册子薄薄的灰尘中抓刨过。马库斯应该有很多想象的世界，比尔愿意跟他一起进去。你感觉到了什么？你的内心之眼看到了什么画面，什么让你感动了？这个迟钝的男孩凝视着虚空，同时在做着加法。那些不是他继承下来的东西，在那个不懂数学的家庭不会被理解，也不会得到赞美。
面对比尔这种疾风暴雨般的爱，她只能保持沉默。能量化成惰性。无所作为。消灭棱角。也许她这样做不对。这样做让人很不甘心。
她听到卫生间的门传来一声小心翼翼的咔嗒。她跟在后面走进孩子的房间，战争武器的模型整整齐齐地在里面那把条椅上被摆成一线。他正望着窗外。从他最初来到尘世不久，他就很不像自己的父亲。他看着更像她，比两个女儿还像她。不轻易动感情，温和，宽宏大量，单纯。她很想触摸下孩子，却没有。
“你在忙什么事吗，马库斯？”
他摇摇头。
“我要去里思布莱斯福德买东西。你想一起去帮忙提提东西吗？”
“好的，我去穿夹克。”
她没有说的是，等我们回来后，有关卫生间的事，他可能会缓和很多。马库斯没有流露出任何迹象表明知道出去买东西竟跟这事有关联。他们的交流不用语言，如果他们要交流的话。有时她在琢磨，自己是不是应该大声喊道：马库斯，你太奇怪了，真的有点不对劲，马库斯，跟我说说吧。但她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他信赖她，不用说这种话。或许她自以为如此。
教师路，背朝“边地”，位于一排坐落在一条乡村公路上的几幢孤零零的郊区房子前面，那条公路至少从1953年起，就改道拐过由山楂树篱笆和干砌石墙围起来的田地。那时候教师路同样有自己的巴士车站，是个锌皮候车棚，地面用柏油碎石铺过，还有块铸铁标牌。1970年，这条路全线做了整修，加宽了路面，变得更直，沿着光滑和斑驳的黑色路基装上了橘黄色的玻璃和水泥做的灯。连根拔掉的篱笆和平整过的田地上密密麻麻地矗立起小小的牧场式住宅，布满微型车道和低矮的白色塑料围栏。这时，教师路上的房子好像遭到了围攻，显得破败不堪。1953年，波特家的人仍然可能把自己视为类似乡下居民。他们经常沿着乡村马车道散步，走到离开学校很远的地方，穿过草地、燕麦和大麦田，走到一个污水处理厂。在这样散步的时候，温妮弗雷德会告诉孩子们各种植物的名字：风信子、繁缕、柳穿鱼、圣约翰草、牛角花、野豌豆、三叶草。女孩们跟着她吟唱着这些名字。马库斯因为得过枯草热，不断地打喷嚏，浑身颤抖，他的眼皮光滑发亮，睫毛周围浮肿，鼻窦疼得像被钻开了的风箱，腭床因为发炎而生疼，已经肿起来。
污水处理厂像座封闭的堡垒，装着铁栏杆，有几个不带窗户的盒子般的水泥房和人工制造的草墩。这里散发着某种有人气的寂静。所有的声响都是谨慎地嗡嗡作响的金属丝以及废弃的圆形沙斗的转臂刮擦发出的。女孩子们到了这里后就想转身离开，好像那地方有害健康，或者说肯定有害。在某种程度上，马库斯很喜欢这里。这儿没有羽毛般的草丝，有的是悉心照料的公墓般的井然有序，割过草后的干干净净，还有小山岗和寂静无声。他觉得大家应该停下来看看，因为这里毕竟是他们声称要抵达的目的地。可他们从不停留。卢卡斯·西蒙兹曾经在一堂课上说，循环水、循环液体废物，要比春天的水还纯净，还要无菌。这个时刻，马库斯想起他们自己家污水处理厂沉寂的业务。
乘坐巴士进入里思布莱斯福德，就像步行去那个污水处理厂，对马库斯来说就像一道反复重复的信息和痛苦的指令。他曾经选择别的路线去上学，去那个卡尔弗利的敏斯特唱诗班学校附属的幼儿园，要多出好几英里。里思布莱斯福德无非就是各种商店和那家医院。他们到那里后，温妮弗雷德就会给他讲那里贫乏的历史，就像去污水厂的散步途中告诉他植物学知识那样。那里曾经是个中世纪的商业小镇，至今还有这方面的遗迹，到处是千篇一律的方形玻璃和鹅卵石小道。那个古老城堡的壳体仍然矗立在一个长满草的小土丘上，借助一段阶梯和一根铁扶手就可抵达。那里有个商场，带着若干画着条纹的小货摊，在铁道下方不远处，每星期三都有个骡马集市，那地方，在用水管冲洗干净之前，有好几个小时里，石头都还散发着稻草、畜生的粪便、尿骚、小米的味道。那里还保留着好多老名字：骡马市、芬克尔街、浪女井胡同、磨匠门。巴士在那些狭窄的道路边缘兜圈子，经过那些还在使用、带铺过柏油的小院的红砖墙楼房——里思布莱斯福德邮政总局、里思布莱斯福德医院、里思布莱斯福德公交站。
马库斯在这家医院住过好几个星期，不是因为得了最严重的哮喘就是因为要进行那些没有结论的对哮喘原因的检查。他们认为他体内可能有“感染病灶”，哮喘可能是它的继发症状。给他照过X光，做过皮试，量过体重，测过身高。他的扁桃腺和增殖腺被满怀希望地摘除了。他学到很多东西，大多跟视觉的特性有关。
他曾听到亚历山大和父亲谈论消费对艺术的影响——刺激活跃的才华和创作速度，亚历山大曾说过这样的话。多年后，他自己开始思索氧气和洞察力之间的关系。那时他已经清醒到足以对自己说，哮喘不像那样。它并不让人生机勃勃。它的作用就是拉长时间和感受，这样事事都会慢下来，变得棱角分明和清晰明亮。
他不生病的时候，医院就像个中性的休养之地，如洞穴般深邃，呈暗红色，散发着石炭酸和花朵的味道，护士来来往往，刻板僵硬，有点像被煮过的金属。
在他生病的时候，空间和时间都充满了生物和抽象的意义。每根肋骨都根据疼痛来确定和定位。每次冰凉的呼吸，吃力响亮地吸进去，又吃力响亮地呼出去，都把它持续的长度铭刻到他的意识上。他已经得了典型的哮喘佝偻症，脊椎弯曲，脊背驼了，胸腔倾斜，身体的重量都转移到了僵硬的胳膊和紧张的指关节上。整个人变成盛放疼痛和挣扎的类人笼。这种佝偻的不动状态反而让他更加锐利和精确地去感知那些有限的事物。颜色、轮廓、人、担架车和花瓶。内部盘旋的摩擦，呼哨般响亮的气流经过敏感得无法忍受的器官阻塞物，这些都会被注意到。每样东西，不管内在还是外在，都在某种逐渐侵蚀一切的迷雾中，被准确勾勒出黑色的轮廓。
在极端时刻，疼痛会把视觉的东西提纯成数学的形式。他会看到一张二维的线性关系图，呈灰黑白三色：窗帘、床罩的角落、床铺、椅子、扯起床毯三角的手指。这幅图跟被堵塞、狭窄的、想象中的内在气流通道有关。他曾经两度在快要丧失意识的时候，看到同一种最不想看到的东西。有次是因为扁桃腺的缘故，他跟乙醚药棉做搏斗，一次是遭到突然袭击，严重得他都昏迷过去了(相对而言他经常昏迷，很讨厌)。
他看到的是旋转的几何图形，旋转的绘图纸，上面的方块几乎在按照某种明确的几何原理缩小尺寸，同时还在自转，就这样，在这个中心的某个地方，在视野的边缘，成为那个正在消失的原点所在，在无限远的地方。
于是，那个几何图形既接近这个备受痛苦折磨的生灵，又朝与之相反的方向远去。因为疼痛它显得更加鲜明，然而，注意力因为使劲反而偏离疼痛转向几何图形。几何图形始终不变，井然有序，跟末端相连。他在头脑中并不抗拒疼痛和几何图形，跟这二者相抗拒的是“正常生活”。在常态生活中，当各种事物，那些闪闪发光、充满光泽、柔软、坚硬、不断变化、可以触摸的形形色色的事物出现时，你会自如地对待它们，用不着绘图或者整理。当里思布莱斯福德的巴士绕着转过那家医院时，他留意着上下窗户的数量，它们的几何比例，然后交叉起自己的手指。母亲坐在他旁边，紧紧抓着她的手提包，心里藏着自己的记忆。他们互不说话。
屠宰店不在骡马市，骡马市场又进驻了新开的玛莎百货店、蒂莫西·怀特店、艾格和几家小羊毛制品店。那是家有年头而且生意兴旺的“高档屠宰店”，绿色和白色相间的瓷砖墙，地板上沾满锯末和鲜血。店主W·艾伦伯里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人很活泛，像屠夫看上去应该有的样子，还经常负责任地参与当地政治事务，随时准备——其实是迫不及待——跟那些家庭主妇们探讨国家的现状和宇宙的本质。在实行配给制的那些日子，他对她们实行不知怎么始终没有消失的温和的专制统治。有三个年轻人帮他干活，他们系着长长的染着血污的白色围裙，三个人全都很活跃，过分活跃，有时甚至下流。马库斯有时会把他们的这种活力跟波特家星期日聚会吃大块肉相联系。有段时间，他们定期坐下来吃一顿烤牛排，最先上来的是几大块约克郡风味的布丁，松脆，金黄色，冒着热气，上面撒着盐，带着热乎乎的肉卤。比尔和温妮弗雷德经常恳求面色苍白的马库斯从大块烤肉下面弄些好看、鲜红的汁液，给自己注入些许生命活力与血色。
艾伦伯里的屠宰店窗户从某个角度来看，算得上一件艺术品。它不可能用肉创作出某种对称，以及颜色、形式的细腻变化，不像鱼贩子那样可以在大理石或者珠宝上用自己出售的产品，做个轮盘或者一朵抽象的玫瑰。但是，艾伦伯里的店铺窗户却自有一种补偿性的变化。它用一种令人愉悦的折中的方式把天然和人工，拟人化和抽象的要素统一起来。它自有其富丽。
几只优雅地弯曲的挂钩上有根亮闪闪的钢条，上面挂着几只鸡，露着肥硕、赤裸的胸脯和四肢，伸着覆盖着羽毛的柔软脖颈。鸭子排成一线，网格状的冰凉的脚被干净利落地塞到身体的侧面，长着金黄色的尖嘴，黑黑的眼睛，脖颈上的羽毛白中带着鲜红色。在这些东西的下面，展柜用翠绿色的人工草做了衬里，加了边饰。在这个微型草地上，活蹦乱跳着各种民间传说里的人物和神秘的动物。有一头龇牙咧嘴的纸牌做的猪，稳稳地用一只猪爪站住，前腿上钩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香肠。大概是为了雅观起见，身上盖了条蓝白相间的条纹围裙，戴了顶高高的白色立体厨师帽，扣在头上的角度很潇洒。一颗温顺宽厚又面善快乐的公猪脑袋，整体上洋溢着卷毛竖起的力量和笨重的生命力，在后颈位置被砍断，然后被放在抛光薄纸板做的三联板上，跟各种明亮的厨具和注满滚烫的褐色高能液体的大口杯相伴。在一片明媚的阳光和湛蓝的天空下，一个被剪裁得颇具童谣风格的黑白小牛崽在缀着闪亮的金属片雏菊的草地上嬉耍玩闹。在一个用小馅饼做成、玻璃纸裹着的小丘顶上，一只小鸡、一头小牛和小猪围成一圈自娱自乐地跳着舞，象征着英国牛肉、火腿和鸡蛋的和谐与融洽。
在相邻的那层，在鲜艳的绿色下面，白色大理石上，摆着好多搪瓷碟子，里面盛放着更为鲜见的货品，根据颜色和质地间隔交错。一大块蜡一般的板油、一只白色大浅盘里扭曲的像蜂巢般轻薄的肠肚，还有若干要害器官——几颗僵硬又松软无力的肾脏，有几个还裹在脂肪的胎膜中，滑溜、微微发蓝的肉皮在覆盖物里透过狭长的口子闪着光泽，索带还在晃荡，还有彩虹色的肝脏，一颗巨大的公牛的心，里面的软管直竖起来，一侧有条深长的切口，暗黄色的脂肪逐渐干枯。已经煮熟的半个猪头，惨白中还有隐约的血迹，一只金属标签夹在一只耳朵上，口鼻周围还留着一圈漂得发白的鬃毛，还能看到硬挺、盐白色的睫毛，底部平整。
在这些东西前面，摆着切下来的肉块和关节。一块巴思猪头肉的颌颊部分被切成薄片，压成一个规则的圆锥体，包着金黄色面包屑的外衣，在透明包装纸里闪着光泽，这是件干干净净、没有感情色彩的东西。羊肉片利落地排成好几行，摆成不断重复的模式，肉是粉红色，脂肪是白色，骨头透明，平行排了好几列，码成好多统一又参差不齐的方块，试图通过不断重复来取得某种抽象的规律性效果。一个皇冠形的烘烤品，在每根突出的肋骨上，都用剪下的白色纸片做成卷曲的冠状头饰盘绕、打结、缠圈。牛臀肉、肋腹肉和肩膀、手、牛肚、猪肉、羊肉、小牛肉，收拾好弄成或长或短、或肥或细的肉卷，用打结的绳网捆起来，中间用细木杆和串肉扦隔开。
如果所有的肉都是草的话，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所有的肉其实都是几何体。大快朵颐的人类，长着一副两用牙齿，一张罕见的嘴，既吃草，又食肉，堪称用刺戳、撬动、清洁、解析以及广受欢迎的重组等手段，进行肉体毁灭和重建的艺术家。作为艺术家的人类，能够在金黄色的天空下，把欢快的猪和胖乎乎、像管子般的香肠协调起来，或者说他能够用汗水浸透的板油、反复碾压过的牛胸脯、剁烂的西芹、面包和敲碎的鸡蛋，创造出精致的粉红色、白色、绿色和金黄色的雕塑般的内旋的东西。
店门的两侧各挂着半个牛躯体，一个穿过腱子的铁钩上紧紧地拉扯着。马库斯跟母亲走进去时，仿佛从这头牛的身体中穿过去，那家伙今天早上肯定还四仰八叉地横在门道上。没有了脑袋的脖颈朝下，然后用一把小斧头反复敲打，慢慢地顺着脊椎骨切下肉片。他曾经看到有人这样干。此刻，他看到被裹在脏乎乎、紧紧覆盖着的细布中那胀鼓鼓的肉，也看见了那具冰冷的骨架结构：脊椎链、扇形的肋骨、被蒙住的骨头和骨头之间的隔膜紧绷的光泽。这件东西的旁边是一排淡白色的猪的尸体，以及若干僵硬地摆开来的羊羔。
在这儿，这场几何防守非常严苛，快接近细致入微了。切口越小，几何的精确性越大。凭借这种精确，才有可能仔细研究这件东西。如果一个人可以用类似分子这样的单位来观察或者想象、思考，那么类似砍刀肉这样的单位，也许反而能够让人忍受，它们是其他花样繁多并且有趣的有机物的构成部分。像半个猪头这样的单位是不可行的。但是大地和空中充满了曾经可能是半个猪头的组成部分的物质。他做不到事事关注，也做不到什么都不在乎。以他自己的眼睛看来，半个猪头是一个有意义且能够忍受的单位。
从那个被斧头、劈刀、钢锯刻画、砍削、挖凿得坑坑洼洼的木砧板后面，黑脸庞的笑面虎热情地和他们打了声招呼。斯蒂芬妮和弗雷德丽卡给他取了这个绰号，因为他的表情只在更加欢乐和比较欢乐之间变化。他曾邀请弗雷德丽卡骑他的轻便摩托车出去兜风，当时他隔着柜台斜靠着，在一张湿漉漉、血淋淋的洗碟布上擦着手。弗雷德丽卡本来想去，却被比尔制止住，理由是轻便摩托肯定很危险，笑面虎则可能很危险。“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他问温妮弗雷德。他的手深埋在一个胀鼓鼓的家禽躯体里面，在一条长流水中，连吸带敲，从中掏取全部的东西：柔软、淡白色的内脏，油亮的脂肪包裹中坚硬的杂碎，成串布满红色脉络、外皮呈金黄色的蛋卵。他的这番操作把这只家禽上升为对生活的一种拙劣戏仿。
“要一磅羊肝，再加一块带肩肉的牛前腿肉。”温妮弗雷德说。笑面虎点点头，甩出一个像小孩在海边用的水桶，然后又从中砰的一声倒出一团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亮闪闪的凝固了的肝脏，又脆又黑。他用自己的大刀轻轻敲打着这团东西。
“太硬了。里面还有些刚从屠宰房里拉过来的，波特太太。我知道你喜欢新鲜的杂碎。稍等片刻，我找找看。”
在马库斯病恹恹的眼睛看来，这块新鲜的肝脏外表看上去滚烫，好像快要爆炸了。笑面虎用左手拍结实，然后开始用右手切片，薄如刀片。接着他又剔起骨头上的牛肉来，用那把长长的切刀的三英寸刀尖快速又精确地削着，刀锋锐利得几乎像空气般单薄。他小心地剃着毛，收拾得干干净净，柔软的肉从闪亮的骨节上掉下来，有的如珍珠般雪白，有的泛着淡紫色，有的透着玫瑰的粉红色，越来越不真实。马库斯定睛看着。他开始整理，然后又重新整理。他左右看着。肉片如波涛般汹涌。他想：人们整天在这里进进出出，非常有道理，人们干得对。
“好了，”温妮弗雷德说，“这些够我们做顿美味大餐了，马库斯。”她把肉交给他，想着烹调，想着转化成美食的过程。也许他会很乐意。这时她看到了他的脸。“马库斯!”
“妈咪，”他说，“哦，妈咪——”
这个称呼他现在已经不用了。
这个称呼她向来不喜欢，说真的。这个称呼让她想起不好的东西，保存在落满灰尘的裹尸布里的死人，而且那黏黏糊糊的发音也令人不舒服。她从来没有告诉孩子们不要用这个称呼，也从来没有让孩子们直接叫她的名字。那不是她的做派。他们从别的孩子，从别的女人那里学来这个称呼，试探性地用过几次，然后又抛弃了，不可避免要直接称呼时，就换成妈妈，绝大多数时候则什么都不叫。
她抓住他的手，领着他出去来到人行道上。
“马库斯，告诉我。马库斯，事情有点……”
他们的耳朵里响起一声喇叭，盖过说话声，急迫又尖锐，很不自然地拖得很长。两人都吃了一惊，那辆车紧挨着人行道，看不出任何迹象表明是开过来的还是之前就在那里，是卢卡斯·西蒙兹那辆闪闪发光的黑色跑车，很流行的凯旋牌，经常可以看到他开着这辆车出现在学校的四方形场院里，奢靡的保养显得有些过度。他摇下车窗眯起眼睛仰望着他们，表情天真烂漫，面色白里透红。
“波特夫人，马库斯，你们是否要回学校？我可以捎你们一程吗？如果马库斯不介意在车的后排窝一会儿的话，这辆车其实完全是设计给两个人坐的。”
马库斯躲开两步，犹豫不决。温妮弗雷德心想，他的状态看着比平时差多了，差不多要病了的样子，很可能会像以往那样犯晕。所以，她感激地跟卢卡斯·西蒙兹打了个招呼，说他出现得好及时。卢卡斯·西蒙兹听了，只说，他经常努力用这种方式帮别人的忙，发出一声尴尬的窃笑来掩饰这句话的怪异。卢卡斯·西蒙兹的轿车声音很大，飞扑般绕过几个拐角，弄得坐在车里的温妮弗雷德不得不撑住自己，她感觉不到蜷缩在她后面的马库斯有任何反应，无论友好的还是敌意的。卢卡斯说着里思布莱斯福德的交通状况，完全是陈词滥调，大多数时候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回到家后，马库斯说他晕车，然后就上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