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神的复活》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背景，反映了这个时期杰出代表人物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的生平与创作活动。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承担了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反封建斗争的任务，其杰出的代表都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对欧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他是佛罗伦萨公证人塞尔·皮埃罗的私生子，出生在芬奇镇，母亲是个农家女。列奥纳多曾在著名的画家和雕塑家韦罗基奥的画室里学画，同时接受了多方面的训练。1482年，他开始在米兰公爵的宫廷任职，先后完成了祭坛画《岩间圣母》（约1483—1490）和大型壁画《最后的晚餐》（1495—1497）。列奥纳多从1490年开始写作艺术与科学论文，其手稿包括绘画、建筑、机械学和人体解剖学等方面的内容。1502年，他出任教廷最高军事长官博尔吉亚的高级军事建筑师，画了一些城市规划速写和地形图，为近代制图学的创立打下了基础。1503年，他为佛罗伦萨的故宫绘制大型壁画《安加利之战》，他的名画《蒙娜丽莎》也画于这个时期。他在佛罗伦萨继续进行人体解剖，对鸟的飞翔进行系统的观察，并且还研究水文学。1506年，列奥纳多重返米兰，1513年抵达罗马。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这时在罗马取得辉煌的成就，达·芬奇却受到冷落。他在六十五岁那年接受法兰西国王弗兰西斯邀请来到法国，在杜卢瓦城堡度过一生中最后的三年，但已很少作画，主要整理科学研究的手稿。
小说从达·芬奇四十二岁那年（1494）写起，一直写到他逝世为止，中间穿插了他从童年开始的生活经历。梅列日科夫斯基详尽展现了达·芬奇创作发展的道路，细致地描绘了《最后的晚餐》《安加利之战》《蒙娜丽莎》等著名作品的创作过程，塑造了一个复杂的艺术家的形象。这是一位天才，是一个“创造者”，是一位“巨人”，他早年跟随韦罗基奥学习时在老师的祭坛画《基督受洗》上画了两个披衣天使，就已表现出胜过老师的艺术才华。他企图把美与真、艺术与科学结合起来。他的绘画里，古代的多神教的神祇已不再以宗教的面貌出现，而是体现着美的古代文化遗产。《岩间圣母》虽然取材于宗教，但已世俗化了，这里的形象既是“天上的”，也是“地上的”。但是，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古希腊罗马文化经过中世纪的漫长历史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又复活了，大大削弱了基督教的力量。他认为文艺复兴虽然促进了欧洲文化的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美对善的破坏。达·芬奇也把美与善对立起来，只沉醉于创作和科学，抛弃了信仰，因此也就脱离了人世，成为一个浪漫主义式的孤军奋战的英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对他说：“我们二人无论是在暴君与群众那里，还是在小人物和大人物那里——处处都是格格不入的、多余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是永远的被放逐者。”达·芬奇孤立地追求美，在创作中连遭失败。他制作巨型塑像《斯福尔扎》达十二年之久，最后没有铸成铜像，模型毁于战争。《最后的晚餐》被洪水浸泡，失去了应有的彩色效果。大型壁画《安加利之战》仅仅留下了草稿。达·芬奇把美与爱对立起来，在绘制《蒙娜丽莎》时，觉得“有两个乔昆达——活的乔昆达和不朽的乔昆达”，“选择一个，必定得失掉另一个”。“为了那个不朽的乔昆达而扼杀活的乔昆达，还是为了那个活的乔昆达而扼杀不朽的乔昆达——扼杀实际存在的那个还是扼杀永远留在画布上的那个？”画家后来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但为时已晚——他所爱的人业已离开人世。达·芬奇不仅失掉了爱情，毁了自己的生活，而且也毁了别人的生活，失去了学生。贝特拉菲奥在达·芬奇追求的美与修士萨沃纳罗拉的善之间摇摆不定，陷入无法解决的精神矛盾之中，最后自杀身亡。琐罗亚斯特罗热衷于飞翔，结果摔成重伤而成为痴呆者。
在《诸神的复活》中，反基督最集中的体现者是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洛多维科·摩罗为了窃取米兰公爵的宝座而谋杀了自己的侄子吉安-加莱亚佐。他又是个道德败坏之徒，与自己的妻子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而在行动上则为所欲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家族荒淫无耻，腐败透顶，父子都是乱伦者。他的儿子塞萨尔·博尔吉亚为了取得教廷旗官和最高军事长官的职务而谋杀了自己的哥哥，他作为一个政治统治者善于使用各种阴谋权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基雅弗利根据塞萨尔·博尔吉亚的政治活动写成《君主论》一书，认为统治者欲达到目的可不择手段。因此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十五至十六世纪意大利国家制度的揭露，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后来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些罪恶。小说中体现基督精神的是佛罗伦萨的教士萨沃纳罗拉，他揭露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荒淫无耻，但他的理想是弃绝一切人间享乐的“耶稣基督共和国”，因此组织了“焚烧奢侈品”的荒唐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