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二人畅谈了很长时间。列奥纳多问他，昨天晚上他跟长矛兵队长谈话时怎么能够否定要塞、火药和火器的战斗意义呢；这是否只是开玩笑？
“古代斯巴达人和罗马人，”尼科洛表示不同意，“都是战争艺术无可挑剔的老师，可是他们对火药却没有任何概念。”
“可是试验和对大自然的认识，”画家惊讶地说，“不是为我们发现了许多东西吗，而且每天还都在继续发现古人连想都不曾想到过的吗？”
马基雅弗利固执己见：
“我认为，”他肯定地说，“近代人在军事上和国家大事上回避对古人的效仿，这是个极大的错误。”
“这种效仿是可行的吗，尼科洛先生？”
“为什么不可行？难道人和自然力，天空和太阳改变了运动、秩序和自己的力量，跟古代不一样了吗？”
任何理由都不能说服他。列奥纳多看出来了，他在其他一切方面都很大胆果断，可是有时却突然变得迷信和怯懦起来，只要一谈到古代，他就成了一个一知半解的小学生。
“他的构想是伟大的，可是如何实现这些构想呢？”画家心里想，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马基雅弗利掷骰子时的情景，他讲起抽象的规则时，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可是每一次试图用行动来证明这些规则时，却总是输得一塌糊涂。
“您可知道，先生？”尼科洛在争论中惊叫道，眼睛里闪烁着按捺不住的喜悦的火花，“我越听您讲，越发感到奇怪——简直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请您想一想，我和您萍水相逢，好比两颗星星来到一起，是多么难得！我说，人的智慧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自己能够看见和猜出一切；第二类——别人给指出来的时候能够看见；最后一类——别人给指出来的时候仍然看不见。第一类——是优秀的，极其少见；第二类——是好的，居中间；最后一类——平平庸庸，毫无用处。我把阁下归作第一类……为了不让人怀疑过于谦虚，恐怕还得把本人也归作第一类。您笑什么？难道不对吗？随您的便好啦，可是我相信，命运之神做如此安排并非无缘无故，对于我来说在生活中不会很快再遇上今天您我这样的相逢，因为我知道，世上的聪明人太少了。为了永远纪念我们今天的谈话，请允许我读一段李维说过的美妙绝伦的话，然后您再听听我的解释。”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本书，往自己面前移动一下淌了许多蜡油的残烛，戴上眼镜——眼镜的铁框已经坏了，用线精心地缠着，玻璃片又大又圆——脸上露出庄严肃穆的表情，如同做祈祷或做弥撒一样。
可是他刚刚翘起眉毛和举起食指，准备寻找那一章——从中可以看出，胜利和征服会使管理不善的国家更快地走向灭亡，而不是走向强盛——并且开始念诵李维那些慷慨激昂的话，发出如蜜一般甜美的声音。恰在这时，门轻轻地开了，悄悄地溜进屋来一个驼背的满脸皱纹的小老太婆。
“先生们，”她深深地鞠了一躬，喃喃地说，“请原谅，打扰了。我的女主人列娜·格里法小姐的一只宠物逃走了——那是一只家兔，脖子上系着一条蓝色的带子。我们东找西找，查遍了整座房子，腿都跑断了，怎么也想象不出来它跑到哪儿去了……”
“这里没有什么家兔，”尼科洛气哼哼地打断了她的话，“走开吧！”
他站起来，想要把老太婆赶出去，可是突然透过眼镜仔细地看了看她，然后把眼镜又架到鼻子尖上，从镜片的上面再一次看看，然后举起双手轻轻一拍，叫道：
“阿尔维吉娅太太！是你吗，老家伙？我以为小鬼早就用钩子把你拖进火焰地狱里去了呢！”
老太婆眯缝着瞎眯眯贼溜溜的眼睛，咧开掉了牙齿的嘴笑了，她也变得更加丑陋了。她用微笑来回答亲昵的谩骂：
“尼科洛先生！多少年了，冬去春来！真是没有料到，没想到上帝让我们再次见面……”
马基雅弗利请求画家原谅，邀请阿尔维吉娅太太到厨房去好好聊聊，回忆一下从前的美好时光。可是列奥纳多让他相信他们并不妨碍他，于是拿起一本书，坐到一旁去了。尼科洛叫来仆人，让他拿葡萄酒来，看他那副样子，好像是在家里招待最尊贵的客人似的。
“告诉这个骗子店主，别让他再给我们喝前几天给我的那种酸酒，因为我和阿尔维吉娅太太不喜欢劣质葡萄酒，据说阿尔洛塔神父举行领圣餐仪式时，要是遇到用劣质葡萄酒做的圣餐，他就不跪下，认为这种葡萄酒不能变成主的血！”
阿尔维吉娅太太把家兔忘到脑后去了，尼科洛也忘了提图斯·李维，他们二人像老朋友似的用陶罐喝起葡萄酒来。
列奥纳多从他们的谈话中明白了，老太婆当年也曾当过妓女，后来在佛罗伦萨开过妓院，在威尼斯当过老鸨，现在是列娜·格里法小姐的大管家。马基雅弗利询问了一些共同熟人的情况，首先提到的是十五岁的蓝眼睛阿塔兰塔，说她有一次谈到情爱作孽时，天真地笑着说：“这难道是对圣灵的亵渎吗？修士和神父们愿意宣传什么，随他们去好了——我可从来都不相信给可怜的人带来愉快也是罪大恶极！”还谈到美丽的里切伊夫人，当人们把她背叛丈夫的行为告诉了她的丈夫时，这个男人竟然无动于衷地声称：妻子好比是家中炉灶里的火，你愿意送给邻居多少就送多少，反正不会因此而遭受损失。他们还回忆起肥胖的红头发的玛米利娅，说她对宗教很虔诚，每次满足嫖客的要求时，都把圣像前的帘子放下来，“别让圣母看见”。
尼科洛讲起这种淫秽下流的事来，看来是得意扬扬，如鱼得水。堂堂国家栋梁，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秘书，本来谈话时安详持重，思想深邃，可是却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放荡的寻花问柳之徒，淫窟的常客，列奥纳多对此感到震惊。然而，马基雅弗利并没有感到真正的欢乐，画家在他那种无耻的笑声中感到有一种隐秘的痛苦。
“是呀，大人！年轻人在成长，老年人在衰老，”阿尔维吉娅太太说，感到无限伤感，摇晃着头，像是掌管爱情盛衰枯荣的命运女神老帕耳卡，“年华似流水，往事不堪回首……”
“你说得不对，老妖精！”尼科洛狡猾地挤挤眼睛，“不要怨天尤人。当今过好日子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你们姊妹。凡是美貌的女人，丈夫不可能不嫉妒和值得可怜，她们要是能够跟像你这样的师傅交上朋友，日子可就过得快活了。最傲慢的先生们一见到钱也都心甘情愿地屈服——全意大利已经淫荡成风，找不到一个清白的人。怎样区分放荡的女人跟良家妇女，难道凭着黄色标志不成……”
他所提到的黄色标志，是一种特殊的头巾，红里透黄的颜色，法律明文规定卖淫妇必须扎这种头巾，以示与良家妇女的区别。
“噢，先生，您就别说了！”老太婆伤心地说，“如今怎能跟早些年相比？就拿法兰西病来说吧：不久以前在意大利还没有人听说过——我们好像是生活在基督的怀抱里一样。再说这黄色标志吧——我的天哪，这简直是灾难！您相信不，上个狂欢节，我家的女主人险些被关进监牢。请您想一想，列娜小姐佩戴黄色标志那成何体统？”
“她为什么可以不戴？”
“您说什么，那怎么能行，可饶了我吧！如此高贵的小姐难道能跟街头卖笑妇相提并论吗？能随随便便跟那些下流坯搅在一起吗？大人是否清楚，她床上的被褥比教皇过复活节时穿的袈裟还华丽？至于说到智慧和学问，我认为波洛尼亚大学的博士都望尘莫及。您就听听她是怎样议论佩特拉克、劳拉、天国的爱情的吧！”
“那还用说，”尼科洛冷笑着，“不是她，又是谁能了解天国的爱情呢！”
“您就嘲笑吧，先生，真是的，您想要让我这个老婆子没脸面离开这里：前几天，她读了一首赠答诗，是写给一个可怜的青年的，建议他养成良好的美德，我听着听着感动得哭了起来，那可真是动人心弦，就跟在鲜花圣玛丽亚大教堂里听吉罗拉莫修士布道一样，上帝保佑他的在天之灵。真正是新时代的图留斯·西塞罗！难怪那些社会名流听她关于柏拉图式爱情奥秘的一席谈话，赏给她的钱比跟别人睡一夜给的钱还多两三个金杜卡特。可是您却说什么黄色标志！”
阿尔维吉娅太太最后讲了自己的年轻时代：她当年也美如天仙，追求她的人数不胜数；她的愿望没有不能实现的；她应有尽有，没有没做过的事情。有一次在帕杜亚城，在大教堂的法衣室里，她把大主教的法冠摘下来，给自己的女奴戴上了。可是岁月不饶人，逐渐年老色衰，追求者也就纷纷离去，她不得不靠着出租房间和为人洗衣度日。更倒霉的是还病了一场，到了乞讨的地步，站在教堂门前台阶上要小钱，好购买毒品解解毒瘾。可是贞洁的圣母却把她从死亡的边缘上拯救出来：一个年老的修道院长爱上邻居铁匠的妻子，阿尔维吉娅太太全靠他才走上平坦的大道，干起了比洗衣服更有利的营生。
圣母是她的保护者，给了她奇迹般的帮助，可是她正讲到此处，突然被列娜小姐的侍女给打断，侍女跑来说，女主人向女管家要冻疮药膏，好给猴子冻伤的爪子涂抹，“名娼”还要薄伽丘的《十日谈》，她每天临睡前必定读上几页，然后跟祈祷书一起藏在枕头底下。
老太婆走后，尼科洛拿出纸来，削了鹅毛笔，开始给佛罗伦萨的长老们写汇报，报告瓦伦蒂涅公爵的打算和行动——这封信虽然文风诙谐，但内容讲的却全是国家大事，充满高明的见解。
“先生，”他突然抬起目光，看着画家说，“我本来正在谈论最伟大的和重要的问题，谈论古代斯巴达人和罗马人的德行，可是突然转换话题，跟老鸨扯起窑姐来，您对此不感到奇怪吗？请您不要过于严厉地责备我，请您想一想，阁下，大自然本身永远都是相辅相成的，变化万千的，因此也教育我们应该丰富多彩。不是说吗，主要的是在一切方面都要无畏地遵循大自然！况且为什么要装腔作势呢？我们大家都是人。您知道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讲的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疯狂地爱着一个淫荡的女人，有一次，这个无耻的女人当着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面要求他用四条腿在地上爬，并且脱光了衣服骑在贤哲的背上，像骑骡子似的。当然，这只不过是个寓言，可是其意思却非常深远。既然亚里士多德为了一个长得不错的小妞而自己同意干这种蠢事——那么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怎能经得起这种诱惑呢？”
夜已经很深了。大家都入睡了。一片寂静。只有蟋蟀在墙角里唧唧鸣叫，还能听见木板墙那面隔壁房间里阿尔维吉娅太太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在给猴子被冻伤的爪子涂抹药膏。
列奥纳多躺下了，可是很长时间不能睡着，看着马基雅弗利，只见他手里拿着鹅毛笔在勤奋地工作。在残烛的光亮下，他那棱角分明的头部把巨大的影子投到光溜溜的白墙上，下嘴唇向前噘起，脖颈又细又长，鹰钩鼻子显得更长了。他写完关于塞萨尔的政策的报告，用火漆把信封加上封印，在加急邮件上写上：cito，citissimo，celerrime！（急，特急，万分火急！）的字样。然后，他打开提图斯·李维的书，埋头于他所喜欢的并且已经从事了多年的工作——为《历史》编写注释。
“尤尼乌斯·布鲁图故意装成傻瓜，”他写道，“获得了比最聪明的人还大的荣誉。纵观他的一生，我可以得出结论说，他进行活动时尽量避免遭到怀疑，从而能够比较容易地推翻暴君，给一切弑君者提供了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如果他们公开举行起义，这当然会高尚一些。可是当力量不足以进行公开斗争的时候，就应该进行秘密活动，迎合君主的欢心，不惜一切来取得他的信任，跟君主一起作恶，成为他的荒淫生活的同伙，因为这种接近，第一，能拯救叛乱者的性命；第二，使之有可能在适当的时机杀死君主。因此我说，应该像尤尼乌斯·布鲁图那样故意装成傻瓜——赞扬、反对和肯定的都跟你心里所想的正好相反，以便把君主引上毁灭的道路，使自由回归祖国。”
列奥纳多观察着，在行将熄灭的蜡烛的光亮下，白墙上的那个影子在跳舞，那张无耻的面孔抽搐着，但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秘书却保持着庄严沉着的神态，好像是强大的古罗马的反光。只是在他眼睛的深处以及那双弯曲的嘴角上流露出一种模棱两可的表情，那是一种苦笑，既狡猾，又无耻，就像跟老鸨谈论窑姐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