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这儿没人吗？布拉斯！真该死！这里的人都聋了吗？布拉斯！
——别大声嚷嚷，对你没什么好处，阿罗尔德。
——你死到哪里去了？我在这儿都一个小时了。
——看，你的马车破成什么样子了，阿罗尔德，你不要这样到处丢人现眼。
——别管我的马车，你先拿着这个。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布拉斯。我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包裹，一个寄给瑞太太的包裹。
——给瑞太太的？
——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
——一个给瑞太太的包……
——听着，布拉斯！你愿意带着它吗？我得在正午前回到桂尼芭。
——好吧，阿罗尔德。
——交给瑞太太，拜托了……
——交给瑞太太。
——好啦，布拉斯，别像个傻小子。你时不时也到城里来露露脸，总待在这里你会烂掉的。
——你的马车看了寒碜人，阿罗尔德。
——好啦，再见啦！好好干，小伙子，走吧……再见，布拉斯！
——嗨，如果是我驾那辆车，我就不会跑太快，阿罗尔德！我就不会太快的。这辆车也跑不快，真寒碜，一架破马车。
——布拉斯先生……
——看起来好像走几步就要散架……
——布拉斯先生，我找到了，我找到那段绳子了。
——真能干，皮特。把绳子放在马车里。
——绳子在麦地里呢，开始没看到。
——好吧，皮特，你现在到我这里来。放下那段绳子，过来，孩子。我要你现在回家去，立刻过来，听到了吗？拿着，拿着这个包裹。跑去找玛格，把这包裹交给她。听着，告诉她这是给瑞太太的，好吗？你这样跟她说：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是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昨天晚上到的，从很远……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
——你得这样说。
——从很远的地方，好吧。
——去吧！跑着去。边跑边重复，这样你就不会忘记。赶紧，去吧，孩子。
——好吧，先生。
——大声重复，这个方法很管用。
——好的，先生。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昨天晚上到的……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
——跑着去，我说要跑着去！
——从很远的地方寄来，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给瑞太太的……给瑞太太的，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很远……一个包裹……是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从很远的地方……不，昨天到的……昨天……到的……
——嘿！皮特，你是不是中邪了？你要跑到哪里去？
——你好，安奇……昨天到的……我在找玛格，你看见她了吗？
——她在厨房里。
——谢谢！安奇……是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昨天到的……好像是……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从很远……一个包裹……您好呀，哈普先生！……是给瑞太太的……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是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瑞太太……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玛格！
——小家伙，什么事？
——玛格，玛格，玛格……
——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皮特？
——一个包裹……是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
——让我看看。
——等一下，是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是咋天晚上到的……
——怎样？皮特……
——……昨天晚上到的……
——昨天晚上到的……
——是这样的，包裹是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
——好像是很远的地方？
——是的。
——让我看看，皮特……好像是很远的地方……只是这上面写满了字，你看见了吗？我觉得一定能知道从哪儿寄的。过来看看，施蒂特，有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
——一个包裹？说来听听，很重吗？
——好像是从远方寄来的。
——别闹了，皮特。包裹很轻，很轻，你说呢？施蒂特，你不觉得这压根儿是一份礼物吗？
——那谁知道呢，说不定是钱呢。或着是有人开玩笑。
——你知道女主人在哪儿吗？
——我看见她向房间走去了
——好啦，你待在这里，我上去一下。
——我可以跟你去吗，玛格？
——来吧，皮特，别磨蹭。我很快回来，施蒂特。
——是个玩笑，我看就是个玩笑。
——会是个玩笑吗，玛格？
——那谁知道，皮特。
——你知道的，但你不想说，是不是？
——我就是知道也不会跟你说，不告诉你。关上门，得了吧。
——我不会说出去的，我发誓。
——皮特，听话……以后你也会知道的，你会见到……或许将会有一个节日……
——一个节日？
——差不多吧……如果，这里面有我想得到的东西，明天将会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或者后天……或者再过几天……总会有个特殊的日子……
——一个特殊的日子？为什么说是一个特殊的？
——嘘！待在这儿别动，皮特。不要乱动，行吗？
——好吧。
——不要动……瑞太太……对不起，瑞太太……
这时，就在这时，瑞蓉从书桌前抬起头来，她把目光转向闭着的门。瑞蓉，瑞蓉的面孔。桂尼芭的女人们在照镜子时会想着瑞蓉的脸。桂尼芭的男人们在注视自己的女人时也会想着瑞蓉的脸。她的头发，她的额骨，她洁白的肌肤，她的眼帘。除了这些，最生动的是她的嘴：无论是嫣然一笑，还是大声叫嚷；无论是沉默不语，还是顾盼流连。瑞蓉的嘴总能让你心神不宁，它很轻易地就勾起你的幻想，扰乱你的思绪。“有一天，上帝描绘了瑞蓉的嘴，就在那里，他产生了那种莫名其妙的原罪感。”蒂克特是这样描述的，他在神学院做过厨子，对神学略知一二，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别人却都说他以前做事的地方是个监狱，他反驳道：“笨蛋，那还不是一回事。”人们都说那张脸难以描述，自然是指瑞蓉的脸。她的脸已经在人们的想像里根深蒂固。现在这张脸就在那里，就在那儿，对着关闭着的门。这一刻，她从书桌前抬起险来，对着关着的门说：
——我在这。
——这儿有您的一个包表，太太。
——进来吧，玛格。
——有个包裹……是给您的。
——给我看看。
瑞蓉站起身来，接过包裹。她看了看用黑墨水写在牛皮纸上的名字，把包裹翻转过来，抬起头，眨了一下眼睛，重新看着那个包裹。又从书桌上拿过一把裁纸刀，割断了绳子，把包裹拿在手里。撕开牛皮纸，露出白色的包装纸。
玛格往门边倒退了一步。
——别走，玛格。
她撕开白纸，下面是一个玫瑰色纸包着的紫色盒子，紫盒子里一个绿色的布面小盒子展现在瑞蓉的眼前。她打开绿盒子，看了一眼，不动声色地合上。然后转向玛格，微笑着对她说：
——瑞先生快回来了。
就这样。
马格跑下去告诉皮特，“瑞先生快回来了。”蒂特喊道：“瑞先生快回来了。”所有的房间都回荡着“瑞先生快回来了”，直到有人从窗口喊了一句“瑞先生快回来了！”“瑞先生快回来了”。这句话就一直传向田野，“瑞先生快回来了”；这消息从一片田野传向另一片田野，一直传到河边，听到有人大喊一声：“瑞先生快回来了”，声音很大，玻璃厂都有人听到了那喊声。他们奔走相告，“瑞先生快回来了。”就这样，所有的人都议论纷纷。炉窑那里噪音比较大，以至于有人不得不提高了声音问：“你们说什么？”“瑞先生快回来了。”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连有点耳聋的伙计都知道了这条消息，“瑞先生快回来了”，这消息如雷贯耳。瑞先生快回来了，啊，瑞先生快回来了。总之，像一场爆炸一样响彻云霄，回荡在人们的心里、眼里，一直传到距桂尼芭一个小时路程的地方。没过多长时间，人们看见奥里威一路跑过来，他下马的时候没踩准蹬子，一下滚到地上。他嘴里骂骂咧咧的，一手捡起他的帽子，屁股还在泥里，小声嘟囔着，好像他掉下来时把那则消息也摔坏了，摔得漏了气、沾了土。他恍惚地自言自语道：“瑞先生快回来了”。
瑞先生时不时回来。他通常都是在离开相当一段时间后回来。这件事情体现了他的内心状态，也可以说，体现了他的心绪。瑞先生办事情总是有板有眼。
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时不时地离开。从来都没有一个真实可信的理由来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没有特定的季节和日子，也没有特定的情况。很简单，他说走就走。他用几天的时间准备大大小小的东西，马车、信件、行李箱、帽子、旅行书桌、钱、证件，诸如此类。他不停地整理，通常都是面带微笑。每一次都像一只无头苍蝇，投身到这种繁杂的家务活中，充满耐心地瞎折腾一气。这种活动可能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如果不是最后那个必然时刻的到来。那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仪式，几乎难以察觉。这个仪式只在心里进行：他关掉灯，和蓉待在黑暗中，两人并排默默地躺在床上；在不安的夜里，她任时光白白地流逝，然后闭上眼睛说：
——晚安。
又问：
——你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蓉。
第二天，他出发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连蓉也不知道。有人说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有人列举了那个夏天，那件众所周知的事情：他八月七日早上出发，第二天晚上就回来了。带着七件没有拆开的行李，好像在做世界上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脸色平静。蓉什么也没问，他什么也没讲。仆人们忙着卸行李。生活在短暂的迂回之后又重新启动了。
另外几次，可以说，他在外面待了几个月，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他根深蒂固的习性。有关他自己的消息他一点儿都不肯透露。准确地说，他消失了。一封信也不写，什么都没有。蓉知道这些，所以不悉心等待。
人们一般都很敬重瑞先生，认为他出门是去做买卖。
他们都这样说：为了玻璃厂的事，他得出远门。
去了外面的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含糊的问题，但至少是一个比较站得住脚的说法。总有某些真实的成分在里面。
事实上，瑞先生每次回来，行李里总是带着一些古怪而又可观的订单：五百只鞋子形状的杯子（在半个欧洲，这些后来都成了橱窗里的滞销品）；用于圣嘉斯特的玻璃门，八百二十平方米的彩色玻璃（七种颜色）；用于装饰王宫花园，一个半径八十厘米的玻璃球，诸如此类。人们不能忘记，有一次，瑞先生在一次旅行回来之后，来不及洗尘，也来不及和任何人打招呼，他就沿着草坪一路跑向工厂，直奔安德森的工作室。他盯着安德森的眼睛说：
——听我说，安德森，如果我们要制作一张玻璃板，要做张特大的，你听懂了吗？要特大……尽可能地大……尤其是……特薄……又大又薄……你认为我们能制成多大张？
老安德森眼前放着工人工资的清单，他一点儿也没听明白。他是个玻璃制造业天下无双的天才，但对于账目却一窍不通，数字让他觉得云里雾里。
当他一听到玻璃，就像一条在海洋里游得精疲力竭的鱼，从一个数字的汪洋大海中，心甘情愿上钩。
——这样，或许一米长，一张一米乘三十厘米的玻璃板，就像我们给登布瑞作的。
——不，安德森，要大一些……是你能想像的那么大……
——更大一些？……好吧，我们可以反复实验，在碎裂几十次之后或许我们能制一张特大的。最后可能制成一张两米长的……也可能会更大一些，也就是说两米乘一米的吧，一张长方形的玻璃，长两米……
瑞先生靠向椅背。
——你知道吗？安德森，我发现了一种办法，可以把玻璃板制到原来的三倍大。
——原来的三倍？
——三倍。
——我们用大三倍的玻璃板干什么用？
老人这样问他。
——我们用它来做什么？用一个再大三倍的玻璃板？
瑞先生回答道：
——挣钱，安德森，挣成堆的钱。
事实上，说到底，那个方法，谁知道是瑞先生从什么地方带回来的。瑞先生把它装在头脑里，封存在他的想像里，带回来就是为了和盘托出。在安德森那双透明的眼里，那个方法毫无疑问绝对是天才的创意，但也是绝对的失败。安德森的确是个玻璃制造业的天才，他的手艺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祖父的曾祖父把自己的老爷子养老送终，不再种地，开始摆弄那没有灵魂、没有历史、没有颜色、也没有名字，人们称之为玻璃的石头。总之，他是个天才，从小就是。显然，他已经开始考虑，采用瑞先生带回来的方法，一定能制出一张是原来三倍大的玻璃板，这也是瑞先生的天才之举。他在还没有人想到过用那么大的玻璃板干什么的时候，就凭直觉认定可以付之于实践。就这样，安德森开始干了，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最后，安德森提出了一个方案，后来还获得了一定的声誉。方案的名称为：《瑞玻璃厂的安德森专利》。这件事在当地报纸上还引起了正面的反响，在世界上也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专利在若干年后改变了瑞先生的生活，并给他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不同寻常的故事已经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并向着注定的方向发展。总之，《瑞玻璃厂的安德森专利》为后来发生的故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命运就是这样：它可以悄悄溜走，不留任何痕迹；也可以在后来出现。有些时刻，漫长一生的有些时刻，在记忆的深处闪烁，照亮了逃脱命运的道路。它们孤寂地燃烧，只是为了有个解释，随意解释。
因此，《瑞玻璃厂的安德森专利》的问世，以及它的关键性进展，使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瑞先生的每次旅行都是工作原因，而且这种说法合情合理。然而……
然而没人能真正忘记，大家也都知道；也就是说，许许多多事件、细微的差别、看不见的衍生物，伴随着瑞先生的旅行出现，这无疑使瑞先生的旅行蒙上一层怪异的光环，查有实据却又不可思议。许多细小的事件、细微的差别和无法觉察的附属品，不再是不值一提。直到那一天，这些细小的事件像千条小溪汇流入湖泊，在一个一月份的下午真相大白：当瑞先生在他一次旅行后回来，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带回了茂米。他凝视着蓉的眼睛，简单地对她说（一只手放在那男孩的肩上，正当那男孩盯着蓉那张美得无与伦比的脸）
——他叫茂米，是我的儿子。
头顶上是一月份暗淡的天空，周围有一群仆人。出于本能，他们都低下了头。只有蓉没有，她看着那男孩富有光泽的皮肤，阳光晒过的、沙色的皮肤。那肤色是阳光晒出来的，只是阳光是几千年前的阳光。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那婊子是个黑人。
她仿佛看见了，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那个女人把瑞先生紧压在双腿间，没人知道她是出于职业要求还是个人喜好。然而，她很有可能是做皮肉生意的。她看着那男孩的眼睛、他的嘴唇、他的牙齿。她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她，那么的清晰。于是她又产生了第二个念头：
——那婊子是个美人。
这两个念头一瞬间充斥在她的心里。那一瞬间，那个小天地的人们，在从整个一生的时间中剪辑出来的一刻里，都被这显而易见的风流事弄得有点不知所措。在那一瞬间，这个小天地的人们陷入沉寂。然而很快，她的声音穿过其他人的迷茫，传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你好，茂米。我是蓉，我不是你母亲，永远都不会是。
然而，她说得很温柔，这一点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证实。她可以十分刻薄地说这句话，但她说得很温柔。要想像一下她是怎样温柔地说出这句话的：“你好，茂米。我是蓉，我不是你母亲，永远都不会是。”
那天夜里，暴风雨开始肆虐，雨下了整整一夜。就像蒂克特说的，“老天爷在撒尿。”他知道老天的那一套，他这么说是因为他在修道院里做过厨师。其他人都说他以前做厨师的地方是监狱，他反驳道：“笨蛋！那还不是一回事。”茂米在他的房间里，把被子拉过头顶，等着随时都可能响起的雷声。他那时八岁，他不清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但是有两样东西印在了他的脑海里：蓉的脸庞，那是他见到的最美的脸庞；在餐厅里摆好餐具的桌子。三个烛台，烛光，像钻石一样闪耀的雕花细瓶颈，刺绣着神秘文字的餐巾，从白色汤盆中飘起的热气，盘子的金边，放在叶形银托盘里水灵灵的果子。所有这些和蓉的脸。这两样东西进入了他的视线，在一瞬间，他感受到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幸福，这幸福也许将一直伴随着他。生活就是这样捉弄你，在你还没有领悟到的时候，就给你的心里留下一个形象、一种味道，或一种声音，你永远也摆脱不了。那就是幸福。你到后来才会发现，但是已经晚了。从那时开始，你已经被放逐了：你已经离开那个形象、那个味道和声音有几万里远了。
再过去两个房间，就是蓉待的地方。她鼻子贴在玻璃上站着，看着这场大雨。她站在那里，直到瑞先生从后边抱住了她的腰，温柔地，用双手把她转过来，他用一种异常严肃的眼神看着她，最后用他低沉而又神秘的声音说：
——蓉，如果你要我做什么，现在就说吧。
蓉开始解他脖子上的红围巾，然后脱下他的上装，一个一个地解开里面深色马甲的扣子，从下到上，动作很缓慢，直到最上面的一颗。他似乎在那一刻想抵挡这无法抵挡的诱惑，在他默默地陷落之前。瑞先生俯向蓉的面颊，几乎是乞求：
——听我说，蓉……看着我，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蓉一言不发，面部全然没有表情，泪水从她的脸上无声无息地滑落下来。那是一种十分优美的哭泣，十分优雅，只有少数人才能领略得到。那是一种只用眼睛的哭泣，那双眼睛像盛满了伤心的水杯，溢出的水不动声色地顺着杯沿流下来，先是一颗，接着是一串。蓉这样哭泣着，无休无止，一刻不停。当她的手在脱去瑞先生的衣服之后，她看见他光着身子在她下面，她亲吻他的全身时，也没有停止哭泣。她的悲伤像初春的冰一样，消融成一种无声无息的眼泪——没有比这更美的眼泪。当她的手握住瑞先生的器官，嘴唇缓缓地滑过那光滑无比的皮肤——没有比这更美的嘴唇——她在落泪，用一种无与伦比的方式，当她张开双腿的那一刻，似乎带着一丝愤怒和他交媾，她拥有了他的全部，她的双臂在床铺上支撑着，她从上面看着男人的脸，这个男人跑到世界的另一边去干一个黑娼妇，他那样忘情地干她，让她怀了孩子。她没有停止哭泣（一言不发，无声无息地哭泣），她看见他在她身子下面，他紧闭双眼，已经不要看什么了，一味地感受……
此后，在这之后，当瑞先生在昏暗中注视着蓉，抚摩她的身体，回味着刚刚体味过的惊诧。蓉说：
——求求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做不到。蓉，茂米是我的儿子，我要抚养他，他要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所有人都得知道这件事。
蓉把头埋在枕头里，紧闭双眼。
——求你别告诉任何人我哭过。
由于他们之间有些事情，事实上他们之间有些事情必须保密或者隐瞒。人们很难理解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人们就是绞尽脑汁也解释不了他们的某些做法。也许只能年复一年地问“为什么”。得到的惟一显而易见的结论，几乎毫无例外、可能毫无例外，就是说有一种东西存在于他们的行为方式里，可以说——很美好。就这样，人们都说，“瑞先生干得很体面”。或者说，“蓉也做得漂亮”。人们几乎什么都不懂，但至少他们知道一点。比如说：瑞先生每次出去，从来都不寄信回来，也没有一点消息，从来没有。但是，在他回来之前几天，毫无例外，都会寄给蓉一个小小的包裹。她打开包裹，里面有一件首饰。
没有一个字，连签名也没有：只有一件首饰。
如今，人们可以用一千种理由来解释这件事情，从最简单、最明了的开始：瑞先生请求蓉的原谅，他就像其他男人一样，只要把手伸向钱包就行了。瑞先生不是一般的男人，蓉也不是一般的女人。一种近似逻辑的解释更需要借助于想像，把那些走私来的、来路不明的、闪闪发光的钻石，深奥的象征意味，古老的传统和诗意的爱情故事联想在一起。不能简单地只注意到蓉从来都没有，从来没有炫耀过那些送来的首饰。她似乎没有太在意：她好像很费心思去保存那些盒子，定期拂尘，检查那些盒子是否放在原来供奉的位子上。后来，在她死后多年，还可以看见这些盒子，一个个堆放着，还在原来的地方，那样奇怪、空洞。要找出那些相应的首饰，花上几天、甚至几个礼拜，结果也会徒劳无获的。那些首饰永远、永远也不会被找到。总之，这个首饰的故事耐人寻味，但要一个结论性的说明，却永远也得不到。所以，会有这样的情景，当瑞先生回来的时候，人们会问：“首饰到了吗？”有人会回答：“好像到了，好像是五天前到的，放在一个绿盒子里。”于是人们会微笑着，心想：“瑞先生办得可真得体呀。”因为除了这些无关痛痒的话，人们没什么可说的。那是很得体。
这就是瑞先生和瑞太太。
他们这样怪异，谁知道是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事情就是这样。
瑞先生和瑞太太。
他们过日子。
直到有一天，伊丽莎白到来了。
——主祝福约伯，保佑他比以前更加有福：他拥有一万四千只羊、六千匹骆驼、一千对牛和一千对驴子。他还有七个儿子和七个女儿。第一个女儿起名为歌伦芭，第二个卡西亚，第三个费亚拉……
不是派克斯没有听明白那都是些什么名字。但有件事是很清楚的：那一刻不是停下来问的时候。因此他继续念着，用很单调的声音机械地念着，就像在同一个聋子讲话。
——……在那个王国里没有比约伯的女儿们更漂亮的女人了，约伯让她们同她们的兄弟们一样继承遗产。在这之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他看到了自己的儿孙和重孙，他们四世同堂。
派克斯喘了一口气，声音里有一丝疲惫。
——后来约伯死了，寿终正寝。
派克斯待着没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最好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待一阵子。那样，如果再保持那个姿势，毫无疑问有点辛苦：趴在草地上，整个脸贴在一根锡管的口上。那根锡管，也是躺在地上（达勒教授后来评说是“不可原谅的幼稚表现”）。管子长五百六十五点八米，口径大约相当于一个牛奶咖啡杯。派克斯把脸紧压到那儿，只留下眼睛在外面：这样他就解决了读那本小书的问题。他一只手斜放在管子上，打开书到五百六十五页。用另一只手捂住没有被脸堵上的地方，脸的形状不能和管子完全吻合，管口上留有空隙。“这是很幼稚的方法”，上面提到过的达勒教授这样评论也不是没有理由。
过了一会儿，派克斯终于动了起来。他脸上印着管口形状的印痕，一条腿有点发麻。他有点吃力地站起来，把那本小书揣在口袋里，整理了一下灰白色的头发，自言自语了几句，然后顺着管子往前走。五百六十五点八米不是一个人一下子就能走到的，派克斯开始一路小跑。他尽量不假思索地向前跑，目光顺着管子，有时也看看自己的鞋子。青草在他脚下迅速向后退去，管子也像一梭子弹似的一溜烟地在移动，但当他抬起头来，面前的一切又不动了，似乎在向他狞笑。他已经知道一切都是相对的，最好还是看着地，看着管子，管子和鞋子：他有点心慌意乱。冷静些！派克斯停了下来。他站在那里：向后看是一百米管子；向前看是没有尽头的管子。冷静些！他又不假思索地向前走。周围全是傍晚的阳光。太阳落到了半山腰，每当这个时候，阳光都很温馨。夕阳下影子显得逶迤，这种气氛似乎蕴含着温情。或许这样说可以清楚一些，通常，傍晚使人容易做善事。相反，正午让人冲动，容易动杀机；或者发生更糟的事情，想杀人。甚至更糟，发觉自己有杀人的念头，抑或更糟，自己被别人杀死。这样。离管子尽头有两百米。派克斯一边走一边看着管子和前方。在管子的尽头，他的正前方，已经可以模糊地看到佩特瘦小的身影。如果他一直走、不假思索，可能就看不见佩特的身影，但他现在看到了。他又开始用那种奇特的方式小跑，似乎每跑一步都要甩掉一条腿。但那条腿，顽强的、无意识的腿，每一次在后面，轮到它向前跨去时，那姿态像是要挣脱另一条腿，但又没法挣脱，因为另一条也不会让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磨蹭上几公里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派克斯，脚踏实地、一米又一米地向前挪。也差不了多少米了，离管子的尽头有二十米，十二米、八米、七米、三米、一米，到头了！派克斯停了下来，心怦怦直跳，呼吸急促。还好有阳光，周围都是傍晚的阳光。
——佩特！
佩特是个小男孩。尽管他身上穿着一件大人的茄克，他还是个小孩。他正仰卧在地上，眼睛向着天空，但没看天，因为他闭着眼睛。他一只手捂住右耳，左耳对准管子，伸进里面，尽量向里。他恨不得把整个头都伸到管子里去，但是，即使是一个小男孩的头，也伸不到一个口径只有杯口大小的管子里。怎么着也没办法做到。
——佩特！
小男孩睁开眼睛。看天空，然后是派克斯的脸。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做什么。
——起身吧，佩特，完事了。
佩特站起来，派克斯颓然倒地。他看着男孩的脸。
——怎么？
佩特搓了搓一只耳朵，又搓了搓另一只耳朵，四处张望，似乎在向最远处眺望。最后，他的目光落在派克斯的灰眼睛里。
——你好，派克斯。
——你好。
这时候，如果不是心还在狂跳不已，或许这一刻派克斯会吼起来。但他只是简单地嘟囔：
——拜托了，佩特，别说傻话。告诉我你听到了什么。
佩特穿了一件大茄克，黑色的，只剩下最上面的一个扣子了。他不停地用手指摆弄那颗扣子，扣上了又解开，好像要永无休止地摆弄下去。
——说话呀，佩特。告诉我，你到底在管子里听到了什么。
沉默。
——大卫和歌利亚吗？
——不是，佩特。
——是红海和法老的故事吗？
——不是。
——可能是卡依诺和阿贝勒……是的，是卡依诺当阿贝勒哥哥的时候……
——佩特，你不能瞎猜，没有什么可猜的。你只要说出你听到的。如果你什么也没听到，你就说什么也没听到。
沉默。
——我什么也没听到。
——什么也没有？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还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派克斯好像忽然间变得唯唯诺诺：他跃起身，手臂像风车轮子一样张开；他踉踉跄跄地踩在地上，唇齿不清、气急败坏，像唱赞美诗一样，说了一长串话。
——不可能，怎么搞的……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这样凭空消失。一定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你不能一升一升地向一个管子里倾注语言，然后就这样看着它在眼皮底下消失……是谁把那些声音给吞了？……一定出了什么差错，这一点可以肯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很显然……我们有些方面错了……可能我们要用一个小一点的管子……或者我们得把管子斜放着……或者要有个坡度……否则，声音很显然会停在半路，刚好是在管子的中间……声波的冲劲完了，就停下来了……在空气中荡一阵子，搅浑了，然后落在管子的底部，锡就会把声音吸收了……一定是这样的道理……想一想，相反也一定行得通……一定……如果我对着一个朝上的管子说话，那些话语升到一定的高度就会下来，这样我就能听到……佩特，这是一个创意，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事实上人们可以两次听到自己的声音，能听到相同的声音……一个人可以拿着一个管子，朝上，我们就当是百分之十的坡度吧，然后对着管子唱歌……唱一句不太长的歌词，当然要依照管子的长度……唱了之后再去听，……声音上升，上升后停下返回来，他就可以听见自己的歌声了，你听懂了吗？他听见了……他自己的声音……真是奇妙……可以听见自己……对世界上所有的音乐学派来说，这将是一场革命……你能想像得到吗？……“派克斯自听器，产生一个歌唱家的必备之物”，告诉你一定会成为抢手货……如果可以做出各种尺寸，研究一下最好的坡度，用各种金属材料实验，谁知道，或许得用金子做，还要试一试，这是个秘密，实验再实验，如果不坚持试验再试验，什么都做不成……
——可能是管子上有个洞，声音都从那里跑了。
派克斯停了下来。看看管子，再看看佩特。
——管子上有个洞？
——可能吧。
尽管夕阳妙不可言，但也有比这阳光更美好的事情，确切地说，是流水不可思议的嬉戏，风儿的戏谑，天空的奇异变化，轻柔云彩的相互交融，数十次意外情况，一系列荒谬的事件，在那种阳光里，在独特的夕阳中，出人意外地飘起雨来。太阳还在，傍晚的太阳雨。这是一种极端的美。尽管被痛苦和无穷无尽的焦虑折磨，但没有人，在面对这样荒谬的事情时，会按捺住自己想笑的冲动。可能他没有笑，真的没有，但是如果这世界更加宽容些，像一声叹息，或许他能笑得出来。可世界却像一场巨大无比、无处不在的闹剧，完整且无法抵御，真是难以置信。甚至于水，洒在你头上的水，地平线上下沉的阳光把散开的小水珠穿成串儿，看起来不像水。尝一尝那水似乎是甜的，人们一定不会觉得奇怪。也就是说，那不是一般的水。整个都不合乎任何狗屎逻辑，一种离经叛道。一种激动。反正，在所有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证实那些可笑习俗的东西之中，当然也有纯洁、清晰的形象。在这里，在这种无以复加的夕阳里，出乎意料地下雨了。至少有这么一次。
——天哪！管子上有个洞……我居然都没有想到……亲爱的佩特，原来这里出了问题……管子上有个洞……一个藏在什么地方的该死的小洞，显然，那声音都是从那里逃逸的……消失在空气里……
佩特竖起茄克的领子，手插到口袋里，看着派克斯微笑。
——哎，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我们一定能找到那个洞，佩特……我们一定能找到那个洞……我们还有半个小时，趁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们一定能找到……行动吧！孩子，我们没那么容易被耍了……不会。
就这样他们开始找了，派克斯和佩特，佩特和派克斯，他们顺着管子往回走，一左一右，低着头，缓缓地，检查每一寸管子，寻找那些丢失的声音。如果这时候有人从远处看过来，一定会问，这两人到底在干什么，在田野里，眼睛盯着地，一步一步地，就像两只昆虫，实际上是两个人。谁知道他们丢了什么东西，那么重要，值得他们在田野里那样爬行。谁知道能不能找到，如果找到了，那该多好呀！至少有一次，至少有的时候，在这个让人诅咒的世界上，有人要找一样东西，最后万幸找到了。就这样简单，他说：我找到了。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把它弄丢了，又找回来了，他一定会十分幸福。
——嘿，派克斯……
——别分心，孩子，否则我们永远也找不到那个洞……
——不过有件事，派克斯……
——什么事？
——你念的是哪段故事？
——是约伯的故事，关于约伯和上帝。
他们目光没有移开管子，也没有停下来，继续慢慢地、一步一步向前走。
——故事很精彩，是不是，派克斯？
——是的，故事很精彩。
凌晨三点钟，城市还沉浸在沥青一样的黑暗里，沉浸在梦境的泡沫里，在失眠的折磨里。
玛琉斯·若巴尔还待在书桌前。煤油灯光。莫斯卡街上三层的书房。米色和绿色相间的条纹糊墙纸。书、文件、微型大卫铜像、直径一点二一米的枫木地球仪。蓄胡子男人的相框。同一个男人的画像。破损的地板和地毯。灰尘、烟草和鞋子的味道。在屋子的角落，两双，黑色的，鞋子，很破旧。
若巴尔在写东西。他三十岁左右，正在一个刚刚封好的信封上写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名字：恩斯特·赫尔兹。然后写上地址。他用吸墨纸把墨水吸干，检查了一下信封，把它和其他信封一起放在书桌的右角。他从文件堆里找出一张纸，然后，浏览了一下写在上面一排的六个名字。他在著名的“恩斯特·赫尔兹”的名字上画了一道线。他看着惟一剩下没有画线的名字：派克斯先生——桂尼芭。他又取出派克斯先生的那封很独特的信，那封信写在上面提到过的桂尼芭的地形图的背面。他把信读了一遍。然后缓缓取出笔和纸，开始写回信。
尊敬的派克斯先生：
我们已经收到您的来信，信里面简略地陈述了您在近期的一次实验，关于声音在金属管里传播的不尽人意的结果。很抱歉，达勒教授目前不能亲自回信给您，恳请您谅解，因为以下文字是鄙人——令人景仰的教授的秘书兼弟子玛琉斯·若巴尔写给您的。
我不得不坦诚地告诉您，在读您的来信时，达勒教授并没有掩饰他的失望情绪和表现出来的不堪忍受。你们把管子简单地放置在一片草坪上，他的评价是“不可原谅的幼稚表现”。他提醒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管子没有与土地隔开，空气的震动很快会被周围的物质吸收，并迅速消失。“把管子放在地上就像是用带着消音器的小提琴演奏。”——这是达勒教授的原话。他还认为，用手堵住管子口，是“幼稚的方法”（原话）。他问您为什么不采用和嘴巴大小合适的槽子，这样合乎逻辑，可以在气柱中充分传播声音的能量。至于“自听器”的假设，我可以告诉您，您关于声音的流动性的原理和达勒教授的相关理论是背道而驰的，权威的教授在评论中提出了异议。我觉得有必要原原本本地告诉您他的最后结论：“这个人是个疯子。”这个人（我告诉您是为了维护我的汇报的完整性）指的是您。
关于您那封客气的书信，达勒教授没有再做什么评论。至此，我已经完成了我作为一个卑微秘书的职责。不过也有必要（尽管我觉得自己能力有限），请允许我补充下面的文字，这绝对是我的个人观点。我认为，令人尊敬的派克斯先生，您一定要继续实验，而且要加紧实验，尽可能地得出一个比较完美的方法。因为您写的东西是绝对有创意的，如果我能作出评论的话。您一定不要因为人们的闲言碎语而停下来——请允许我说下去——也不要因为权威人士妄加评论而固步自封。如果允许的话，我可以肯定，您的作风是严谨的，要知道，就是达勒教授也不是一直对真理怀有纯洁无私的爱。他已经工作了二十六年，一直默默无闻。他想研究出一种永动机，结果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值得称道的成果。可以理解，这件事消磨着他的士气，损害着他的声誉。您可以理解，就像上天注定的一样，根据这一切，因为发现了锌管互相交流声音的巧妙系统，他被登上了报纸。在一阵媒介的鼓噪中，教授把它设置在他堂兄开的旅馆里。那位堂兄名叫阿尔弗雷德·达勒，住在布莱多内。您知道记者都是些什么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在首都某些报纸的宣传和帮助下，达勒教授摇身一变，成为“传声孔”的发明者，成为一个可以“把任何声音传向地球另一端”的科学家。事实上，请您相信我，达勒教授并没有奢望发明什么传声孔，尽管有些实验他已经完成，这些实验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对于传声孔，他持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怀疑态度。如果我可以再次迎合您的严谨，我将告诉您我亲自听到过的达勒教授的坦白，在几杯博若莱葡萄酒下肚之后，他向一位同事坦白：用传声孔所能听到的声音，最远就是从一家窑子门口听到二楼的包厢传来的响声。教授的同事觉得这种说法非常风趣。
我还有其他更经典的奇闻轶事告诉您，但是我的手，您一定也可以感觉得到，它越来越没有把握。我的头脑也一样。因此，请您允许我立即补充说明：我毫无保留地肯定您的热情和您对于“传声孔”未来发展的信心。最近，比奥和哈森法兹通过实验，无可置疑地提出：一种很低的声音可以通过锌管传到九百五十一米远的地方去。可以很合理地推论，大一点的声音可以传到远一百倍的地方去，也就是差不多一百公里。我有幸在去年夏天见到阿诺特教授，他向我展示了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特殊的计算方式；他十分确切地推断，通过管子，声音可以很轻易地从伦敦传到利物浦。
在这些事实面前，您所写的展示了您准确的预测。确实，我们将要面临一个距离缩短、四通八达的世界。因为最近计算出来每秒三百四十米的声速，可以从布鲁塞尔向安韦萨发一个订货单，只要十分钟；从巴黎向布鲁塞尔下达一个军事命令，只要一刻钟。或者，请允许我举这个例子，从马赛收到一封寄自圣彼得堡的情书，不会超过两个半小时。已经是时候了，请您相信我，要打破以往的缓慢，要运用声音传播的神奇特性，把城市和国家连接起来。就这样告诉全人类：世界才是真正的祖国。还要告诉人们，一个和科学作对的人是真正的敌人。写到这里，尊敬的派克斯先生，请允许在下谦恭地告诉您：不要放弃实验。相反，您一定要想方设法改进实验程序，进一步推广您得到的结论。您虽然远离科学方面的权威人士和爱好者，但您已经迈出走向光辉新人类的第一步。
不要放弃。
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能给您更多帮助，这并非是此刻最后一件令我伤心的事情。就此搁笔，不能和您面谈，真是遗憾，希望您能相信我。
您诚挚的
玛琉斯·若巴尔
附：不幸的是，达勒教授不能接受您的热情邀请前往桂尼芭，参加由您指挥的乐队在即将到来的七月二十六日举行的庆典演出。这次旅行会很遥远，另一方面，教授也不像以前那样有精神了。请您接受他最真诚的道歉。
此致
敬礼
玛·若
玛琉斯·若巴尔没有重新检查就叠好信纸，然后把信装入信封，在信封上写了派克斯先生的地址。他用吸墨纸吸干了墨水，盖上墨盒。然后他拿起了那五封放在书桌右角的信封，把写给派克斯先生的信加进去，并站起身来。他慢慢地走出房子，很疲惫地下了三层楼梯。他来到门房前，把那些信放在门下面。它们很整齐地叠在一起，信封上的字迹完美整洁。很奇怪，所有的信封上，后来都沾上了难以预料的血迹。
在那些信的旁边，若巴尔留下了一张纸条：
请尽快寄走。玛·若
就像预见的一样，达勒教授的学生兼秘书重新上到三楼，比刚才下去时更加缓慢、更加疲惫。他又进了上面提到的教授的书房，随即关上了门。房间似乎在他的四周旋转，他定了定神才走向书桌。
他坐了下来。
他闭上眼睛，思绪万千。
然后，他把手伸向上衣口袋，拿出了放在里面的那把剃须刀。他打开它，准确、仔细地切开了手上的动脉。
在太阳升起前的一个小时，警察在盖内高大街一个阁楼上发现了达勒教授的尸体。他全裸着躺在地上，头骨被一颗子弹射穿。距离他几米的地方，侦探发现了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的尸体，后来证实他是菲勒普·凯斯基，法学院的学生。他身上有好几处为利器所伤，最深的伤痕在肚子上，可能是死者的致命伤。在警方的报告中还详细地记载着：尸体“不能说是完全裸着，因为死者还穿着做工精细的女式内衣”。房间里有明显的厮打搏斗的痕迹。达勒救授的死亡时间与凯斯基的死亡时间相同，都可以追溯到前一天的半夜。
当然，这件事情被刊登在首都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不过，为时不长，侦探们轻而易举地证实，这起死亡两人的凶杀案的主犯是玛琉斯·若巴尔——达勒教授的秘书，和凯斯基先生一起租住那间发生惨案的阁楼。在短短二十四小时内搜到他的犯罪证据，铁证如山。只有一个不利的情况阻碍了司法部门把调查进行到底：玛琉斯·若巴尔被发现因为失血过多死在达勒教授的书房——在莫斯卡街上，一所房子的四层。他的葬礼没有人参加。
让人感到奇怪，派克斯先收到了那些报纸，上面报道了那条可怕消息，只是随后收到了玛琉斯·若巴尔的信。
显然，这让他困惑。然后，按时间先后推断，没有办法联系起来，归结出一个简短又逻辑的解释。
——发生了什么事情，派克斯？
佩特站在一张椅子上。派克斯坐在他前面的桌子上。他把玛琉斯·若巴尔的信和从首都来的报纸，一一整齐地放在一起，他看着它们，企图从两件事情中找出它们之间的合理关系。
——荒唐事。
——什么是荒唐事？
——就是一生中不该做的事。
——这种事有很多吗？
——不一定。如果一个人想像丰富，可以干很多荒唐事。如果一个人很愚蠢，可能一生中一件也做不了。
事情讲得复杂了。派克斯也察觉了这一点。他摘下眼镜，试图把若巴尔、管子和其他事情抛诸脑后。
——这样说吧。一个人早上起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晚上就睡觉。这里有两种情况：要么心平气和地入睡；要么心神不安，无法入睡。你懂了吗？
——懂了。
——所以说，一个人要在夜晚降临的时候心平气和。问题就在这里。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保持干净。
——干净？
——内心干净，就是说，没有做什么令自己感到愧疚的事情。这就没什么复杂难懂的了。
——没有。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个人发现自己奢望那些令人羞愧的事——他十分渴望做不该做的事情，那些事情不是可怕，就是伤人。明白吗？
——明白。
——然后他就自问：我到底是怀着这种欲望生活呢，还是把它从头脑中抛弃？
——是呀！
——是呀！一个人想一想，最后决定。一百次想断了这个念头，可后来有一天，他又萌生了这个念头，决定把那件一直渴望做的事做了，他做了：这就是荒唐事。
——但是，不该干荒唐事，对不对？
——不该干。但你要注意：我们既然不是袜子，我们是人，我们活着的主要目的不是保持干净。欲望是我们所有东西中最重要的，不能随便拿它们开玩笑。这样，有的时候，值得不睡觉地去追逐一种欲望。做了荒唐事，然后付出代价。只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到了该付出代价的时候就甭想着逃跑，得乖乖地待在那里，庄严地等着清算。这一点才是重要的。
佩特在那里想了想。
——可以做几次呢？
——什么？
——做荒唐事。
——不要做得太多，如果想要时不时睡会儿觉。
——十次？
——或许要少一点。如果是真正的荒唐事，就要少一点。
——五次？
——就当两次好了……说不定会漏掉一两件……
——两次？
——两次。
佩特从椅子上下来。他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一会儿，反复琢磨着和派克斯谈话的片段和其中的道理。然后，他打开门，走到回廊下，坐在入口的台阶上。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紫色的小本子，皱巴巴的，有点破旧，但自有它的尊严。他小心翼翼地翻到一张白纸，从口袋里面拿出一截铅笔，对着屋里喊道：
——279后面是什么？
派克斯低着头看报纸。他头也不抬地答：
——280。
——谢谢。
——不谢。
佩特开始慢慢地、仔细地写，有点吃力。
——280：荒唐事，一生做两次。
他停下来，想了想。又另起一行：
——然后为此付出代价。
他再读了一遍。没有问题。他合起本子，放进口袋里。
正午的阳光炙烤着整个桂尼芭。笔记本的故事，可以通过前面讲过的事件推断出来。开始，二百八十天以前，也就是佩特过八岁生日那天。那时小男孩很适时地意识到，乱七八糟的生活让人生畏，通常在绝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你不得不面对它。最令他不安的是——没有理由地——要生活下去，要学习的东西（那些，恰恰是，那些）很多。他看着这个世界，看到无数样东西，人和环境。他知道，仅仅学习所有这些东西的名字——所有的名字，一个一个的——也得花一辈子的时间。他没有忽略，他看出来，这里面隐含着某种自相矛盾的东西。
“这世界上矛盾的东西太多了。”他想。他在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根据一般的生活经验推测，使他产生了一个念头。面对阿贝格太太交在他手上的无数张购物单，那是让他去费古松父子大商店买东西，佩特在一瞬间顿悟，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在这种列单子的策略上。一个人要逐渐地学习东西，如果他把这些东西的名字都写下来，到最后，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单子，上面写着所有要学习的内容，每时每刻都可以查阅、更新。这是对付遗忘很有效的一种办法。他意识到，写下一件东西意味着拥有它，由此产生的满足感对人生是很重要的。这样，他一想到无数写满词语的纸张，就觉得这世界并没有那么可怕了。
“这个主意不错，”派克斯指出，“当然你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写上去，记在这个小本上，但记下最主要的东西也是个不错的成果。你可以一天选一样东西，就这样。做这样一项事业得有个准则，每天写一件事。会管用的……我们算一下，十年里你就可以记上三千六百五十三种的东西，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基础了。这会使你早上起来平静一些。你不会白费力气的，孩子。”
这番话对佩特来说似乎很有说服力。他选择了“每天记一件事”的方法。在他八岁生日的时候，派克斯送给他一个小笔记本，封面是紫色的。就在当天晚上他开始了上面的工作，从此好多年这个笔记本一直伴随着他。他发现了一种十分容易接受、严格的科学思维方法。
首先，事情，写下来就是为了抵抗遗忘。
依照这个原则，佩特的知识面一天天向不同的方面拓宽。正如所有罗列的清单，佩特写的东西在态度上很明显是中立的。他所摘录的世界是局部的，缺乏层次和等级，这一点无法避免。他的记录，总是很简要，几乎是电报式的——显示了一个早熟的头脑，意识到了生活的秘密，错综复杂和多样性的实质。为什么有月圆月缺，警察是什么，每个月的名字，人什么时候哭，自然及望远镜的目的，腹泻的原因，什么是幸福，快速系鞋带的方法，城市的名字，棺材的作用，怎样成为圣人，地狱在哪里，钓鳟鱼的基本方法，自然中常见的颜色，牛奶咖啡的配方，名狗的名称，风的去向，一年中的节庆，心在哪个方位，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诸如此类。
——佩特真怪异。
人们这样说。
——是人生很怪异。
派克斯说。
确切地说，派克斯不是佩特的父亲。也就是说，佩特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也就是说，故事并不简单。
他是在出生不到两天时被发现的，包在一件黑色的男式茄克里，被放在桂尼芭教堂的门前。是阿贝格遗孀把他抱回家抚养的，她是一个五十岁左的女人，在全城很受尊重。准确说来，她不叫阿贝格，也不是一个寡妇。这个一言难尽。
二十多年前，在姐姐的婚礼上，她认识了仪表堂堂、有一定抱负的少尉。三年时间里，她和他建立了频繁且越来越亲密的通讯往来。在最后一封信里，少尉向她提出了谨慎却又明确的求婚。这和派克斯在读玛琉斯·若巴尔信的那一刻情况类似，那封信到桂尼芭时已经晚了。十二天之前，一发十公斤重的炮弹突然使少尉娶妻的事情化为云烟：一切无法扭转。那个好女人往前线写了三封信，在信里再三表示了这场婚姻的可行性。那三封信全部被退了回来，还附上了卡琉斯·阿贝格少尉的死亡声明。如果是别的什么女人，可能会放弃。但她没有。既然不可能拥有一个幸福的未来，她就为自己建立一个幸福的过去。她告诉桂尼芭的乡亲们，她的丈夫英勇地战死在疆场上。她要别人从那以后叫她阿贝格遗孀。在她的言谈里，她开始越来越多地描述以前有趣的轶事，她的假设的婚姻生活。她经常会庄重地插入这样的言辞：“就像我亲爱的卡琉斯说的那样……”接着说一些不是很尖刻却又合情合理的人生格言。实际上，少尉从来没有说过那些话，也没有写过。但对于遗孀阿贝格来说，那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三年里她同那些信结了婚。还有比这更离奇的婚烟。
另一方面，从上面讲述的故事中可以推断，阿贝格太太是一个富于幻想而且坚持己见的人。因此，人们不会为佩特的茄克的故事感到惊异，她把那也归结成一种明显的命运的暗示。当佩特满七岁的时候，阿贝格寡妇从衣柜里面拿出那件黑色的茄克（当初就是在那件茄克里发现佩特的），她给他穿上。那件衣服直拖到他膝盖下面。最上面的扣子像个豌豆，袖子也空荡荡地晃来晃去。
——佩特，好好听我说。这件茄克是你父亲留下的。他既然留下这个，就一定有他的理由。那么就尽量去理解它。你会长大。事情会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你长大了，可以合适地穿上这件衣服，你就离开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地方，去首都闯荡。如果你长不到那么大，你就留在这里，无论如何你都会是幸福的，就像我亲爱的卡琉斯说的那样，“幸福之花开在上帝种它的地方”。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那就好。
在某些重要的场合，派克斯不完全赞同阿贝格太太所采用的近乎军人的风格，显然那是沿袭她少尉丈夫的习惯。可是，就茄克这件事，他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他承认她的那一席话很有见地。因为，在人生的迷雾中，一件茄克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有用可信的参照物。
——再说，茄克也没有多大，你能长到那么大。
他对佩特说。
为了顺利地抚养他，阿贝格寡妇特意制订了食谱，出色地协调了她拮据的经济状况（一笔军队的抚恤金，事实上从来没有人想着寄给她）同小男孩需要的基本热量和维他命的矛盾。从派克斯那方面，提供给佩特一些像上面提到过的必要保障，那不是最直接的，而是教育一个人成长的金玉良言，最简单的方法是让他尽可能地站立着。
——这有点像管子里的声音，如果管子有弯的话，声音就很难通过。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有在直立的情况下，你内部的力量才能毫无阻碍地生长，不用拐弯，不会浪费时间。站着吧，佩特，把管子尽可能地放直。
佩特尽量使管子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要那样使用椅子，是的，他是要站在椅子上面。
——坐下吧，佩特。
人们说。
——谢谢。
他说，然后爬上椅子站在上面。
——这也是教育的极致。
阿贝格寡妇说。
——大便不是什么优雅事，但也有它的好处。
派克斯说。
佩特就这样长大。他站在椅子上，中餐和晚餐都吃鸡蛋，每天在紫皮本上记一件实事。他穿着那件宽大的茄克，就像是信装在信封里，信封上面写着他的归宿。他被自己的命运包着行走，就像所有人。但是，只有他自己的命运，可以用肉眼凡胎看得见。他从来没有到过首都，因此他无法想像自己具体在追求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明白，游戏的本身在于长大。他要全力以赴地赢得它。
然而，到了晚上，在被子下面，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他尽可能地悄无声息，带着惴惴不安的心境，尽量缩成一团。正像一根扭曲的管子，就是用大炮发射声音，也不会有声音传出。他睡着了，梦见一件遮天盖地的大茄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