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花了七十二个小时才说服弗洛拉恢复药物治疗，又花了整整一星期叫她回芝加哥她母亲那里。她离去后的第二天，他邀请汤姆和他一块儿到第五大道上的迈克和托尼牛排馆吃晚饭，自九年前从监狱出来第一次泄露他过去的秘密——他虚度的一生中严酷而愚蠢的完整故事。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向他半信半疑的助手吐露着心事。
开始他在芝加哥马歇尔·菲尔德公司香水部当营业员。两年后，他升到一个多少高了一点的职位——橱窗设计助理，如果没有与贝特·多姆布罗斯基的看似不可能的婚姻，他无疑会在这个位子上待下去。贝特是千万富翁卡尔·多姆布罗斯基（通常被称为“中西部尿布服务之王”）的小女儿。第二年哈里完全是用贝特的钱开了画廊。在当时，金钱给他带来了预想不到的舒适愉快和社会地位，但也因此被认为他娶她只是因为她富裕，或是以欺诈取财的手段获得新生活。这就不对了。在他的性取向问题上，他对她总是坦率相告，但这也不妨碍她认定哈里是她所认识的最富魅力的男人。她那时已三十五六岁了，是个相貌平常、不谙世故的女子，眼看就要成为永久的老处女。她明白，她要是不坚持嫁给哈里，就必定要在她父亲家里度过余生，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成为她侄甥辈愚笨的处女姑姨，一个被放逐而又被困于自己家庭中心的流亡者。幸好她更感兴趣的是伴侣而非性事，她所想望的是跟一个可赐予她所缺乏的活力和自信的男人共享生活。如果哈里偶尔放纵自己偷偷调情嬉戏一场，她也不会反对。她说，只要他们结婚就好，只要他知道她多么爱他就好。
哈里以前的生活中先后有几个女人。从他青春期的最早岁月开始，他的性史是对肉欲与情感这不同的两者一视同仁的记录。哈里很高兴自己走了这条路子，很高兴自己不受某种偏见的影响，那种偏见会迫使他拒绝一半人类的诱惑力。在1967年贝特向他求婚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步入固定的家庭生活，更不消说发觉自己变成了丈夫。哈里过去多次爱过别人，但很少得到爱的报答。贝特的激情令他惊讶。她不仅无条件地以身相许，同时又给予他完全的自由。
当然，他也要与某些不利因素较量一番。首先是贝特的家庭，她父亲是个夸口大王，干预女儿婚事，咄咄逼人，几次三番警告他女儿说，要是她不跟那个“讨厌的娘娘腔家伙”离婚，他就会把她的名字从遗嘱中删除。然后是贝特自己的事，可能更令人不安。倒不是说她的为人和心计，而是她的身体，她的外部形象。她的眼睛小而又斜视，垂在肥胖前臂上的黑色汗毛，叫人看了不入眼。哈里对美有一种本能的、高度的鉴赏力，从不会爱上任何缺乏魅力的人。如果说有什么问题使他在与贝特结婚这件事上犹豫不决，那就是她的外貌。但贝特是那么温柔，那么急切地想让他喜欢她，哈里就冒险一试了。他知道，作为已婚男子，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妻子陶冶成为某种女性的复制品，即在适当的环境和适当的光线下，这种女人可以在他身上撩起情欲之火。有些改观可以轻易做到。她的眼镜被隐形眼镜代替了，她的行头翻新了，她的臂毛和腿毛定期接受费事的剃除处理。但还有哈里无法控制的其他因素，要全靠他的新娘自己的努力来解决了。贝特居然做成了。在他们结婚后的头一年里，她以上帝圣女的自我克制和磨炼精神想办法节食，使体重减少了近五分之一，从一百五十五磅降到一百二十六磅，臃肿的体态竟变得苗条了。哈里深为自己的伽拉忒亚的顽强毅力所感动。贝特在丈夫的监督和严密审视的目光下青春焕发，两人彼此的赞赏越来越多，以至发展成为牢固而持久的友情。弗洛拉1969年的出世并非那种一夜露水夫妻关系的产物。哈里和贝特婚后早些年里有足够的同床时间，贝特的怀孕必不可免，一个可推断的既成事实。哈里的朋友当中有谁能预见这样的善果？他和贝特结婚是因为她答应给他自由，但一旦两人同居成家，他发现自己很少或根本没有兴趣来实践那种自由。
画廊于1968年2月开张。三十四岁的哈里的宿志终于如愿以偿，他竭尽努力使经营获得成功。芝加哥不是艺术世界的中心，波邓克那些落后的地方更不是。但在这个城市里流动着足够的财富，一个聪明人可引来其中一部分填满自己的口袋。经过一个时期的深思熟虑，他决定给画廊取名为“邓克尔兄弟”。哈里并无兄弟，但他感到这个店名赋予画廊某种旧大陆的色彩，意味着买卖艺术品的生意是这个家庭的悠久传统。他觉得，德语专有名词和法语修饰语相连，这会在顾客们的头脑里产生一种既醒目又愉快的含混感觉。有人会以为这两种语言的连用表明有阿尔萨斯的背景。另有人会想，店主来自迁居法国的德国犹太家庭。还有人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没有人会弄清楚哈里的身世，而一个人如果能为自己营造一种神秘气氛，他在与公众打交道时总能占上风。
他专门买卖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大多是绘画，也有雕塑和装置艺术作品，还有两三件“偶发艺术”作品，这种美术流派在六十年代晚期尚在流行。画廊还主办诗歌朗诵会和音乐晚会。因为哈里对美的所有形式都感兴趣，邓克尔兄弟画廊并不把自己局限于一个狭隘的艺术领域。波普艺术和视觉艺术，极简艺术和抽象表现派，图案画和摄影，录像艺术和新表现主义——年复一年，哈里及其有名无实的兄弟展出了体现当时所有流派和倾向的美术作品。大多数展览都砸锅了。那在意料之中，而对画廊的未来更为危险的是，哈里前一阵所发现的六七个真正的画家背离而去。他往往给某个男的或女的青年艺术家崭露头角的机会，用他惯常的夸耀才能推销其作品，为之开辟市场，并开始赚取可心的利润，然后，在接着的两三次展览后，这位艺术家就会把阵地转移到纽约的美术馆。以芝加哥为基地确是个问题，哈里明白，对真正的天才而言，这个转移是他们必须做的。
但哈里是个幸运者。1976年，一个三十二岁、名叫亚历克·史密斯的画家带着一包幻灯片来到画廊。那天哈里不在店里，第二天下午接待人员把那包东西送来给他。他除去封套，对着窗户把幻灯片举起来很快看了一眼——无所期待，准备失望——却立刻意识到他在看的东西非常了不起。史密斯的作品包括了一切：气魄、色彩、活力、光线。人物形象纷繁，笔触十分鲜明，与感情的炽烈呼号相共鸣，这人性的呼喊是如此深沉，如此真实，又如此激昂，以至于似乎在同一时刻既表现欢乐，又表现绝望。那些画面与哈里先前看到的毫无相似之处，这在他身上产生了强烈效果，他的手在瑟缩发抖。他坐下来，在便携式光台上仔细看了那四十七幅画，然后立刻操起电话告诉史密斯，他要给他开画展。
与哈里赞助的其他青年画家不同，史密斯不再向往纽约。他已在那里待了六年，城里所有画廊都拒绝了他，他只好返回芝加哥。他又痛苦又气愤，内心充满了对美术界及其所有吸血、搂钱的“娼妓”的蔑视。哈里称之为他的“乖戾天才”。尽管史密斯的性格粗鲁，有时还很好斗，可这个粗人的内心却有良好教养。他懂得忠诚的含义，一旦被关进了邓克尔兄弟这个马厩，他就不再想随便逃跑了。哈里是把他从湮没无闻状态中救出来的恩人，所以哈里将是他终生的经纪人。
哈里发现了他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重要画家，后来的八年里史密斯的作品使画廊免于借债度日。1976年画展成功后（到画展第二个周末所有十七幅画和三十一幅素描全部售罄），史密斯带着妻子和幼儿急急忙忙离开芝加哥，在墨西哥瓦哈卡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之后，这个画家便拒绝挪动，再也没有踏上美国的土地——甚至不参加在芝加哥举行的他的作品年展，更不消说博物馆的回顾展，随着他的名声逐渐增大，美国许多城市都举办了这种画展。如果哈里想见他，他得飞到墨西哥去——平均每年两次，而多数时候他们用书信、偶尔也用电话联系。对邓克尔兄弟画廊主管人而言，这些都不成问题。史密斯的作品数量庞大，每隔一个月就有新的装满油画和素描画的货箱运到芝加哥画廊，销售量也大增，很令人愉快。这是一个理想的局面，如果史密斯不出事的话，无疑会延续数十年之久。可不料在他四十岁生日的前三天晚上，他往肚子里灌满了墨西哥龙舌兰酒，从自己家的屋顶上跳了下来。他妻子坚持说，这是过了头的胡闹；他的情人声称这是自杀。不管是怎么回事，反正亚历克·史密斯是死了，“哈里·邓克尔”号轮船也即将沉没。
又来了个青年画家戈登·德莱尔。在史密斯大难临头前六星期，哈里就给德莱尔办了首展，并不是因为对他的作品有好印象（刻板而过于理性抽象，一幅也卖不出去，也得不到一篇好评），而是因为德莱尔自身是一种富有诱惑力的存在。他三十岁，看来却不超过十八，脸娇嫩、有女子气，手细长、白如大理石，而那嘴，哈里在第一眼看到时就想亲吻。经过同贝特的十六年夫妻生活之后，汤姆未来的雇主终于挡不住那诱惑了。不仅是偶然来一次、短暂的一夜热火，而是亢奋的全身心陶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恋。德莱尔野心勃勃，急切希望在邓克尔兄弟画廊展出他的画作，也就自愿接受了哈里这个五十岁矮胖子的引诱。或许是反过来，是德莱尔引诱了哈里。不论是何种情况，这桩事在画廊业主到画家画室去看他的最新油画时就发生了。这个年轻帅哥很快就领悟到哈里的意向。两人就几何图形极简艺术的优点只断断续续地交谈了二十分钟，德莱尔便轻率地跪了下来，拉开了这名经纪人裤子上的拉链。
在德莱尔的反应冷淡的画展之后，那拉开拉链的事就频频发生。不久以后，哈里就每星期要好几次过访画家的画室。德莱尔唯恐哈里会将他从其画家花名册上除去，而他只有自己的身体可以给他作为补偿。哈里给迷得晕晕乎乎，不明白自己在被他利用，即使明白，事情或许也不会有什么两样。这是人的心灵的一种疯狂。他向贝特保守此韵事的秘密。由于十五岁的弗洛拉已开始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的最初迹象，只要日程安排许可，他就用尽可能多的时间与家人待在一起。每天下午给了戈登，到了晚上就悄悄回家，扮演一个称职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史密斯猝死的消息对他是一个严重打击，令他惊恐万状。虽然尚有一批画可以销售，但半载或一年之后库存将会耗尽。到时怎么办？邓克尔兄弟画廊会像先前那样濒临破产，而贝特已投给画廊太多的钱，哈里不能再向她求取更多的帮助。史密斯突然走了，画廊势必倒闭，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因为事实是哈里没能掌握有关如何经商的基本要素。他仰仗难以驾驭的史密斯来维持他铺张浪费、自我放纵的生活方式（二百人的豪华派对和宴会，专机和配备司机的汽车，二三流赌客的愚笨赌博，卖不出画的画家的每月补贴），但那只鹅在墨西哥唱着“天鹅之歌”做了最后一跳，于是便不再有金蛋可下。
就在此时，德莱尔来了，带着从厄境中营救哈里的计划来了。他意识到，偷鸡摸狗的事也就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但如果他真能使自己成为哈里离不开的人，他的艺术家生涯也就有救了。尽管其画作体现了冷漠的理智主义，德莱尔却具有绘图员和配色师的巨大天赋。由于一种把严密和精确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思想和艺术概念，他不想露出这方面的才能来。他不喜欢史密斯过于动情的浪漫主义及其华美姿态和假英雄的冲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不能模仿这种风格，如果他想模仿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在史密斯死后继续创作他的画？“创作”这名夭折于全盛时期的年轻大师的最后的绘画和素描。当然，公开展销会太冒险（史密斯的遗孀会听说此事，最终会亮出底牌），但哈里可以在画廊后厅把这些画卖给史密斯的最热诚的收藏者，只要瓦莱莉·史密斯蒙在鼓里，这个计策会产生百分之百的纯利润。
哈里起初不予接受。他知道，戈登想出了一条妙计，但这使哈里感到害怕——不是因为他反对这个想法，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小伙子没有做成此事的本事。即使死死地精确克隆史密斯的作品，只要有一点儿不到家的地方就有可能把他送进监狱。德莱尔耸耸肩膀，佯称这只是他的一时之念，然后就说起别的事情来。五天后，哈里又在午后到画室访问他，德莱尔展示了他的第一幅亚历克·史密斯“原作”，这名艺术经纪人大吃一惊，不得不承认低估了自己这个年轻门生的能力。德莱尔把自己改造成了史密斯的替角，为了进入一个死者的心灵而一丝一毫地净化了自己的个性。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是一件心理魔力之作。惊骇和敬畏同时在可怜的哈里的头脑中产生。德莱尔不仅重现了史密斯一幅油画的外观和气氛，复制出画刀的粗放笔触、浓重的着色和任意的偶然滴落，而且既领会和接受史密斯，又比史密斯自己走得稍许远些。哈里意识到，这是史密斯的下一幅画作，假如他不在1月11日晚上从自己家房顶上跳下身亡，他应是在1月12日早晨开始作这幅画。
在后来的六个月内，德莱尔画了二十七幅油画，还有几十幅素描和木炭速写。哈里逐渐缓慢地压下心头的狂喜，不露声色，守口如瓶，然后开始向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收藏者抛出这些赝品。这场欺诈销售持续了一年多，卖掉了二十幅画，纯利近二百万美元。因为哈里是站在前台之人，也就是准备身败名裂的人，所以假画作者同意以三七开分成。十五年后，当哈里在布鲁克林吃晚饭时向汤姆和盘供出自己的所作所为时，他形容那几个月是他一生中最为振奋、也是最为可怕的时期。他说，他不断陷入恐惧中，但尽管害怕，尽管确信自己最终会被逮住，他还是很快乐，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快乐。每次当他设法把又一幅“伪史密斯”卖给日本公司经理或阿根廷地产开发商时，他的负担过重的心脏怦然跳动，好像吃力地穿越了许多个欢乐的圈环。
1986年春，瓦莱莉·史密斯卖掉在瓦哈卡的房子，和她三个孩子回到了美国。尽管史密斯喜欢拈花惹草，她和他的婚姻风波迭起，有时还大打出手，但她始终坚定地维护他的作品，熟悉他从二十岁出头到1984年去世前所画的每一幅画。在邓克尔兄弟画廊举办首展后，她和她丈夫与一个名叫安德鲁·莱维特的整形外科医生成了朋友，他是一个富裕的绘画收藏家，1976年从哈里那里买了两幅，等到十年后瓦莱莉去他在高地公园的家赴晚宴，他已积累了十四幅史密斯的画。哈里怎能知道她会迁返芝加哥呢？他又怎能知道莱维特会邀请她去他家呢？——就在三个月之前，他还卖给这同一个莱维特一张巨幅史密斯假画。毋庸多言，那个有钱的医生得意地指点着挂在客厅墙上的那幅新买的画。也毋庸多言，敏感的遗孀立即看起那幅画来，看它究竟是哪一幅。她从来不喜欢哈里，但由于亚历克的缘故，她也从不无根据地怀疑他干什么坏事。她知道，邓克尔兄弟画廊主管人是她丈夫艺术生涯转折的最关键人物。现在她丈夫死了，哈里居然不干好事，气愤的瓦莱莉·邓顿·史密斯自然要出手毁掉他。
哈里否认一切。然而，还有七幅伪作仍锁在画廊储藏室内，警方就不难立案控告他。他继续声称对事情一无所知，但戈登已悄悄溜走，离开了芝加哥。由于他的背离，哈里的勇气丧尽。在绝望和自我怜悯的情况下，他终于精神崩溃，向贝特说出了真相。在一大堆错误和不正确判断上，又犯了一个错，又做错了一件事。在与她相处的所有这些年里，她头一次气愤地对他发表了一通满篇抨击之词的演说，其中包括有病、贪婪、恶心和变态这类词汇。贝特很快表示了道歉，但伤害已经造成，尽管她出去找了芝加哥最好的律师为哈里辩护，他却明白他的生活已经毁了。此案调查延续了十个月，从纽约和西雅图、阿姆斯特丹和东京、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些远地方搜集证据的工作进行得很慢。库克县地区检察官以三十九项欺诈罪起诉哈里。报纸以头版黑体字标题发布了这条消息。如果哈里在法庭败诉，他会面临十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根据其律师的建议，他选择了认罪。后来他又供出戈登·德莱尔涉及欺诈的事实，声称此骗局一开始就是德莱尔的主意。当他发誓要把他们的风流韵事公之于众时，他（哈里）作为同谋被迫付诸行动。哈里因此又获减刑。他的合作态度使其获赏，至多判五年有期徒刑，如果表现好，还有缩短刑期的保障。侦探人员跟踪德莱尔至纽约，在克利斯托弗街一个沙龙里的新年除夕派对上逮捕了他，当时1988年刚开始了几分钟。他也供认服罪。但由于没供出同伙人名字，也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这个哈里的“前情人”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
可更糟的事情还在后头。就在哈里准备入狱的时候，老家伙多姆布罗斯基终于说服贝特提出离婚。他采用了过去用过的同样的恐吓手段——威胁说要把她从他的遗嘱中除名，威胁说停止向她提供补贴，而这一次他是认真的。贝特虽不再爱哈里，可也一直没有打算遗弃他。尽管有了这件丑闻，尽管他咎由自取，离婚的念头却一次也没有想过。问题在弗洛拉身上。她快十九岁了，已出入两所私立精神病院，即使是部分康复的希望也没有。这种私立医院的看护费贵得惊人，一个疗程的费用就超过十万美元，如果贝特失去她父亲每月给的支票，女儿下次再发病，她将别无选择，只好把她送到州立医院去——这个做法贝特根本不能接受。哈里理解她的两难境地，由于他提不出自己的解决办法，只得勉强同意离婚，并且一直在发誓要在出狱时杀死贝特的父亲。
他变成了一个穷人，一个身无分文也毫无对策和计划的罪犯，一旦在乔利埃特监狱服刑期满，他就会像一把五彩纸屑一样被四面八方的风吹走。说来也够奇怪的，正是他很鄙视的岳父插手救助了他。老头儿以一个冷酷苛刻的代价提出了条件，这使哈里一直没有从他接受条件时所感受的羞辱和强烈反感中恢复过来。但他还是接受了。他太虚弱了，对未来太忧虑了，他不能不接受，但当他在契约上签字时，他明白自己签走了灵魂，永远地堕入了地狱。
当时他服刑快两年了，多姆布罗斯基提出的条件再简单不过。哈里得迁居到这个国家别的地区，以换取足够数额的钱为自己开创新的生意，他得同意再也不回芝加哥，再也不与贝特和弗洛拉联络。多姆布罗斯基将哈里视为道德堕落者，某种不够格做人的有机体低级亚种的典型。他认为，哈里要对弗洛拉的疾病负责任。她发疯了，因为哈里使贝特怀孕的精子是病态的突变体，而现在证实他自己是个骗子兼囚犯，出狱后只好过贫穷艰苦的生活，除非他放弃当父亲的所有权利。哈里放弃了。他屈从了多姆布罗斯基的卑劣要求。对他而言，也只有屈服才有可能开始新的生活。他选择了布鲁克林，因为布鲁克林既是纽约，又不是纽约，碰上美术界老相识的机会很少。公园坡第七大道上有一家书店出售，尽管哈里对图书业一窍不通，那书店装饰得琳琅满目、古旧书籍凌乱堆放的景象倒很对他的胃口。多姆布罗斯基为他买下了这整座四层楼房，1991年6月布赖特曼阁楼书店问世了。
汤姆说，哈里讲到那里哭了，晚饭的其余时间他谈了弗洛拉，回忆他进监狱前跟女儿一起度过的那痛苦的一天。她正处于又一次的精神崩溃状态，失去自制，疯癫狂躁，结果被第三次送进精神病院，但她神志清醒，能认出哈里是她父亲，向他说了些令人信服的话。讲到某处，她弄出一系列统计数字：某天每秒钟世界上有多少人诞生，又有多少人死亡。那数目大得惊人，但弗洛拉的数学一向很好，她很快把总数按十人一组外推计算出来：每四十一秒生下十人，每五十八秒死去十人（不管碰到什么数字都可以）。那天早晨吃早餐时，她对她父亲说，这是世界的真实情况，为了抓住这个实情，她决定一整天坐在她房间里的摇椅上，每四十一秒喊一下高兴这个词，每五十八秒喊一下悲哀这个词，以此纪念十个辞世者的离去，庆祝十个新生者的到来。
哈里多次悲伤心碎，但现在心里也不过塞满一堆空洞的灰烬。在他自由的最后一日，他在女儿床上坐了十二个小时，注视着她，看她在摇椅上摇晃，听她间断地喊着高兴和悲哀。床头柜上有一个闹钟，她随着钟面上秒针持续移动画出来的弧形喊着。“高兴！”她喊道。“为每四十一秒正在诞生、即将诞生、已经诞生的十个人高兴。为他们高兴，不要停止。不断地高兴，为这非常肯定、非常真实、毫无疑问的事实：十个以前没有活过的人现在活着。高兴吧！”
接着，她紧紧把住扶手，加快摇速，盯着她父亲的眼睛喊道：“悲哀！为十个消失的人悲哀。为不再生存、踏上通往浩瀚陌生世界之路的十个人悲哀。为死者无休止地悲哀。为十个好男人、好女人悲哀。为十个坏男人、坏女人悲哀。为十个身体不行了的老人悲哀。为提前早逝的年轻人悲哀。为一个允许死亡把我们从世界上带走的世界悲哀。悲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