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你说过， 她说， 我在西班牙边境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童年。我父亲开一家兼售香烟的咖啡馆。家里有五个孩子，我是长女。顾客总是同样一些人，海关职员、走私犯，夏季有几个游客。一天夜里，那时我十九岁，搭乘一个顾客的车子去了巴黎。我在那座大都市待了一年，学到了人们通常在那里学的东西：莎玛丽丹百货公司售货员的职业、饥饿、啃干面包的晚餐、丰盛欢乐的酒宴、酒宴的代价、面包的代价、自由、平等、博爱。人们以为这就很多了，然而和一个人能教会你的相比，这算不了什么。一年后，我对巴黎感到厌倦，去了马赛。我二十岁，这个年龄的人总是傻乎乎的，我想在一艘游艇上干活。我想象的大海和旅行都是和洁白的游艇结合在一起的。在游艇俱乐部联合会，只有一个酒吧女招待的位置，我接受了。这艘游艇出发做一次环球旅行，时间大概长达一年。我被录用三天后，船就从马赛起航了。这是九月的一个早晨。我们驶向大西洋。出发一段时间后，第二天上午将近十点，一个水手瞥见海上有个异常的小点。
老板拿起双筒望远镜，看到一个男人待在一只小船的前端，正朝我们划过来。我们停了发动机，放下活动舷梯。一个水手把他拉上了甲板。他说他渴了，他累了。他的话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荡。每当我尽力回忆他的嗓音时，我记起来的仍然是这几句话。
总之，这是人们天天都说的话，然而随着情况的不同，重要性也或大或小。他说了这些话，随即昏过去了。我们用几记耳光，用醋，使他苏醒，又让他喝了些烧酒。他喝完便在甲板上睡着了。
他睡了八小时。他就躺在酒吧旁边，我屡屡从他身边经过，屡屡经过。我仔细打量了他。他脸上的皮肤被阳光和盐水灼伤而剥落了，他的手由于划桨而磨出了肉。他想必在一只偷来的小船上潜藏了好几天，可能也一直在守候一艘船驶来。他穿着一条土黄色军裤，你知道，那是罪恶的颜色，战争的颜色。他很年轻，才二十岁，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成了罪犯，而我却只有时间去看电影。
各人做各人能做的事。我深信甚至在他醒来之前，我就已经爱上他了。晚上，他们给他吃过饭后，我去他的房舱内找他。我开了灯。他在沉睡，惊醒后丧魂落魄，不但意想不到今晚有个女人会渴望来会他，而且他可能也没这种欲念。但我想这也正是我所要的，不错，我对此可以绝对肯定。他认出了我，抬起身来，问我是不是要他离开这个房舱。我对他说不是的。这事就像这样开始了。时间长达六个月。老板雇了他。几周过去了。他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经历，甚至也没对我讲。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六个月后一个晚上，在上海，他下船去打扑克，再没回到船上。
你一直不知道他杀了谁？
一天晚上，在巴黎的蒙马特尔，他勒死了一个美国人。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是谁。他拿了那人的钱，去赌博，打扑克，又都输掉了。他不是为了拿那个美国人的钱而勒死他的，他不是由于需要钱而铤而走险。不是的，二十岁的人做这种事没有明确的理由。他几乎无心地这样做了。受害人是滚珠轴承大王，名叫纳尔逊·纳尔逊。
我大笑起来。她笑了，说道：
但即使杀的是滚珠大王，也成了杀人犯。一个人是杀人犯时，就只是这个，其他什么都不是了。
我总在想， 我说， 这种处境也可能有好的方面，实用的方面。
它免除您很多责任， 她说， 几乎所有的责任，除了别让自己饿死的责任。
外加爱情。 我说。
不， 她说， 他不爱我。他可以没有我，他谁都不需要。俗话说，失去一人，万事皆空。但这话不确切。当你失去世界时，的确没有人能替你补回来。我永远不能给他把世界补回来，永远不能。他像别人一样，像你一样，需要如下的一切：横滨式的城市、林荫大道、电影院、选举、工作。而我，一个女人在旁边算什么呢？
总之， 我说， 这是个对任何人都无话要讲的人。
正是这样。是个人们怎么说都可以的人，但他对任何人都无话要讲。在某些日子，我寻思这个人是不是完全是由我虚构，以他为原型虚构出来的。他的沉默异乎寻常，是我永远无法描述的，而他的可爱，也同样与众不同。他不觉得他的命运可怕。他对这些事毫无见解。他拿一切解闷儿，酣睡时像个孩子。船上从没有人敢对他评头论足。
她迟疑了一会儿，又说：
你知道，只要你感受过这种天真，只要你看过他在你身边酣睡的模样，你就绝不可能完全忘了他。
这大概使你改变了很多。 我说。
确实很多， 她微微一笑， 我相信是永远改变了。
我一直在想， 我说， 当你让一个人对他的道德根据产生怀疑时，你才算没有白活。
是啊。 她说， 他默默不语是没有用的，因为某些像他一样的人毫不犹豫地做了大量自责，导致其他人对不少判例提出疑问。
那么斗牌呢？ 我问。
总得玩点什么， 她说， 能玩什么就玩什么。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他突然想打一盘扑克。他和船上的几个同伴一起玩。虽然年轻，他也许已是一个赌博高手。自从他犯罪以后，他再没有赌过。那天晚上，他第一回又开始赌了。起初，他赢了。
接着，到了半夜，他开始输钱。斗牌的全过程我都看着他。他模样全变了。他下大赌注，仿佛钱在烧他。刚输钱的时候，他看上去若无其事。他输的钱大大超过他赢的钱，几乎相当于一个月的全部工资。他带着一种欢乐的神情把钱扔在桌上，好像毕竟他还能这样做，还能给予别人这个。唯一使他和其他男人相同的，难道不是钱吗？还有女人的爱？不是一个女人的爱，而是女人们的爱？因为在这整段时期，对于他来说，我一直差不多就是个随便什么女人。那个星期天的晚上，在船上，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意思是，我明白了我可能很快失去他。我们的船已经驶过大西洋、安的列斯群岛、圣多曼格岛，穿过了巴拿马，进入了太平洋，途经夏威夷、新喀里多尼亚、巽他群岛、婆罗洲、马六甲海峡。接着，它不是像本该做的那样继续前进，而是向后转，朝太平洋驶回去。一直到这时，我们很少下船。一次在塔希提岛，一次在努美阿。就这么两次，不算临时下船买些剃须膏之类东西。
这样一直到马尼拉，也就是后来那次斗牌的前两天。到了马尼拉，他想去看看这座城市。他有钱，正是这个在生事。他觉得自己口袋里有鼓鼓囊囊的钱。他输掉了一个月的工资，但他还有好几个月的工资，所有他积攒起来的钱。我们下船次数那样少，没什么机会花钱，因此到了上海，他的皮夹子里还有不少钱。
正是在上海，他对我说要去打一盘扑克，很快就会回来。
我等了他通宵，又等了他整整一天。第二天我到城里到处找他。
上海是我唯一熟悉的城市，原因就在于此。我没找到他。于是我回到船上，心想也许他已经返回。但他还是不在船上。我费尽心力找他，再没有力气下船了，只能在船上守候。我回到房舱，躺下来。透过舷窗，我能看到活动舷梯。我望着它，时间一长，我睡着了。我也才二十岁，睡得很沉。黎明时分，我醒来时，船已远远驶离了上海。我睡了一整夜。他没有回到船上。
此后，我经常寻思，是不是游艇老板在我睡着时下令起航的。后来我问过他。他回答说不是。我仍然很难相信他。其实这又有什么关系？他即使没在上海下船，也会在稍远处下船的。
你曾想死。你以为打开舱门，投海自尽简单易行。
我没这样做。我和游艇老板结婚了。
她默不作声了。
我想喝杯葡萄酒。
我去给她取来。她继续说：
你明白，我们彼此从来没说过爱对方。只有第一天晚上，我去他房舱找他时，他说过。当然，那天晚上，他陶醉在欢乐中，是出于惊喜才说的，他也可以对一个妓女说这话。换句话说，他是冲生命而言。后来，他就没有理由再说了。我呢，虽然有说这话的全部理由，却从来没对他说过。这种沉默伴随我们长达六个月。在上海停靠后，我愈加默默无言。我浑身孕育着爱的词汇，却难以启齿，一个也讲不出。
暂时，她不再对我说什么了。我起身走到舷墙边。她叫我，说道：
做你要做的事，像人们所说的改变生活，是很难的。你必须小心翼翼。
以后怎样？ 我问。
什么以后？
离开上海以后？
我对你说了。游艇老板到美国去离婚。他妻子要了一大笔补偿金才同意。他们离婚后我们立刻结了婚。他用我的名字命名了游艇。我成了一个富有的女人。我周游世界。我甚至上了语法课。
你还没想到去找他？
只是很久以后，我才产生这个念头。我是为了这个结婚的，却一直没想起来。但一旦产生这个念头，我就觉得我结婚是做对了。像这样去找一个人是一种奢侈，花费昂贵。
是在这次婚姻中，你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同……随便什么人上床？
她不做声了，有点儿窘迫，然后用一种歉疚的语气说：我有时试着对他忠诚，但总是做不到。
连试都不必试。 我笑着说。
我正年轻， 她说， 游艇上的生活挺愉快。他每晚都开舞会想让我忘了……
忘了大海， 我说， 忘了那些桅楼水手……是的， 她微笑了， 但对那些水手来说，舞会是不够的。
当然。
我看到的来宾越多，就越想着底舱的那些男人，他们正在倾听这些晚会，举办的人要让我忘掉他们中的一个。我逃离舞场，下到底舱，有时就欺骗了他。有一天……她停下来，看了看钟点。
我没时间了。 她说。
你要是愿意，就有时间。没啥好急的。
她又微笑了。
有一天，他终于采取了一种不体面的防范措施。他让人安装一道铁栅栏，把上甲板同游艇的其余部分隔开来。客人都被送下了船，因为他们说我坏话。
他们说什么？
我想他们说的是：本性难移。
我们笑的时候，她停了下来。然后她继续说：我们俩单独待在上甲板上，面面相觑地过日子。我向他许诺，保证不越过栅栏。我是真诚的。看到他使出这样的绝招，我担心他会丧失理智。这样做也解决不了问题。几个星期过去了。
几个月。我躺在躺椅上晒太阳，把时间花在阅读上。我把这个时期看做一次长眠。但我也正是在这次长眠中为我的余生汲取了力量。为了让他高兴，我不时打听沿途情况，或是要停靠的中途港，或是所在的纬度，或是海渊的深度。接着，我重新读起书来。我是善意的，我相信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丈夫似乎也这样相信了。他的怀疑消除了。
然后，有一天，我们的船不得不中途在一个港口停靠，恰巧就是上海。是为了添加燃料油。可想而知，要不是别无他法，是不会在那里停靠的。也可以说，正是在那里，我苏醒了，永远苏醒了。
一大早，船就到了上海港。我们已经起床，在铁栅栏后边阅读。我停下不读了。我眺望这座城市，我曾在那里竭尽心力寻找他。从早晨八点到中午，我一直在观看。他坐在我身边，看到我在望这座城市，他也不读了。中午，我请求他允许我下船一会儿，他回答说：“不行，您不会再上船了。”我对他说他早已不在上海了，他不必害怕，我只想进城散散步，不超过一小时。他回答说：“不行，哪怕他不在那里，您也不会再上船了。”我请他派船上一个人陪我，好更保险些。他回答说：“不行，我对谁都不信任。”我问他是不是认为自己有权阻止我下船，是不是认为一个男人，不管他是谁，都有权对一个女人做出这样粗暴的事，不管她是他的什么人。他回答说是的，他只是阻止我去做傻事，而且是“为了我好”。他看上去很痛苦，但我心里明白，他绝不会让步。中午，我们没有吃饭。各人躺在各人的躺椅上，等着开船。他看出来我想杀了他，这很正常，他不在乎。下午过去了。夜幕降临，笼罩了城市。我们一直待在那里等着开船。他窥伺着我，而我想杀了他。城市亮起灯火，变得一片通红。闪闪的磷光一直投到甲板上，我们就在铁栅栏后边观看。我仍然记得在这光线下我丈夫的脸。我又一次向他要求下船，哪怕由他陪同，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回答说：“不行，杀了我吧，但我不能！”船在将近十一点起航。过了很久，那座城市才消失在夜色中。我不知为什么要对你讲述这些，大概是因为从那天起，我又有了某种希望。我的意思是，我开始相信我能够离开丈夫，有朝一日，我也许能够过上另外一种生活。哪种生活？这种事从来就说不太清楚。怎么说呢？可能是一种更有趣的生活吧。于是，从那可怕的日子起，从我看到上海港落下昏暗的夜幕时分起，我和丈夫的生活对于我渐渐变得可以忍受了。我觉得自己很容易就能离开他，这样时间在我看来就缩短了。话虽如此，我还是用了三年才离开他。由于怯懦，正如你说的。不过，如果一个人在做他已决定要做的事以前，能等很长时间，那就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做。我就做了，但是在三年以后。
在巴黎过了一年。他对我谈论未来时，我向他微笑。我要是相信他所说的未来，恐怕就对他笑不出来了。我很和气。他有时会不会相信我已忘了直布罗陀水手？也许会。可他没有相信很久，仅仅一年。
然后呢？
我又见到了他。两次。第一次，四年后第二次。这后一次，我甚至和他同居了。
你真的没有时间……
真的， 她说， 我再没时间了。
她不做声了。时间变得很慢，每当人们忘了时间再找回来时，总是这样。夕阳西下。我抽了一支烟。她突然看了看表，随即去酒吧取饮料。她递给我一杯葡萄酒，说道： 到时间了。
这是一个离奇的故事。 我说。
哦，不是的，这和别的故事没什么不同。
我不仅仅是说你的故事。 我说。
她吃了一惊，但几乎立刻安下心来，说道： 你说这话，是不是你要来……
我有顾虑。 我说。
不该这样。 她说。
人总是或多或少在寻找某种东西， 我说， 寻找某种东西从世间脱离出，来到你身边。
那么， 她说， 不管是这种东西或是别的东西，既然它帮你摆脱困境……
确实， 我说， 不是它就是别的东西。即使就是它，也很有可能成功，再说这种机会不是天天都有……她打断我的话，说起来：
人永远无法知道……
你放心好了， 我说， 完全、彻底放心好了。
我的意思是， 她说得很慢， 人永远无法知道一切可能发生的事。
是的， 我说， 不过，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你都放心好了。
她用怀疑、犹豫的神情望着我，问道：放心什么？问题在于放心什么？
余生的事，对吗？
对， 她说， 如你所说，余生的事。
严肃的余生，不是吗？
她完全放松了，笑着站起来说：
正是这样，严肃的余生。人要是想严肃，就严肃了，难道不是吗？
只要愿意就行。 我说。
那么，你走吗？
已经能听到发动机的隆隆声。水手们正在解帆。
我走。 我说。
她一下子就和前一天判若两人了。似乎我们就要在这艘船上共享许多的欢乐，但也仅仅是欢乐。她走出酒吧，去对水手们说话。我听见她和气地催他们快开船。然后她回来了，说道：
我们这就派个人付钱给埃奥洛，取回你的行李。
就只这一回， 我笑着说， 我想把它们丢下算了。
这有点傻。
我知道。你愿意的话，可以请埃奥洛保管我的手提箱。
她又走了。
七点了。开船前我一直待在酒吧里，有半个小时。夜幕降临时起锚。我走出酒吧，倚靠在舷墙上。我在那儿待了很久。起航后不久，卡拉从海滩上奔过来。可以看到她小小的身影在挥动一块手绢。然后，船驶远了，很快看不清她了。接下去，就完全看不见她了。马格拉河口将海滩一分为二。大理石山迷人的峰峦悬垂在这一片景色之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还能看到。
她屡屡从我身后走过，但没有一次来舷墙边会我。她每次走过，我都想也许我应该回身和她说些什么。然而，我没能下决心这样做。有一回，她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同两个水手谈某种时间安排。
大海平静而温暖，船在水里前行好似刀锋划破熟透的果子。
海比天空更晦暗。
是的，也许她很想要我问她打算去哪里，或者至少和她说些什么，比如谈谈我这次出发的印象，谈谈黄昏，谈谈大海，谈谈船的行驶，甚至还可以谈谈来到这艘船上的感受——你突如其来就上了船，而此前你在身份登记处待了八年，对这艘船，对她和他的存在都一无所知，当你还在抄写出生证的时候，像她这样的女人却献出一生去追寻直布罗陀水手。听到她在我身后来回走动，我可以认为她在等我谈谈我对这些事物的看法，它们对我是如此新奇。可我并不真的这样认为。我倒相信情况正好相反，她在我身后来回走动，是想知道，我对所有这些如此新奇的事物有没有个看法，这样说来，她在照管我，自己却完全没有意识到。
然而，甚至对黄昏，对大海，我又怎么能有看法？既然上了这艘船，而且不是由你做主，你就不可能再有任何看法了，甚至对这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