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普罗旺斯又待了几天。有时，因为太多寂寞，我失去了幽默感，而颜色也逐渐褪去：苍白兼奇形怪状（总是越来越坏）。一天夜里，一个男人穿过马路，走到我面前说：“我要杀你。”我看看他空空的双手，说道：“不行，不要用刀。”我成功地看到了他的目光，然后我们一起走了一程，作为伪装的同伴。
在洛甫路（Chemin des Lauves）的塞尚工作室里，他的东西都已经变成了圣物。在窗台上面干瘪的水果旁边，我外祖父那件肥大的黑色上衣被小心翼翼地悬挂在烙铁的上方。在米拉波大街的咖啡馆里，我遇到了“玩纸牌者”。他们已经在桌子上铺好了玩牌用的桌布，他们的外貌与画上的并不一样：红红的脸颊，健谈，几乎不怎么休息；但是又和画上的一模一样（总是向纸牌方向下垂的眼皮）我坐在旁边，读着巴尔扎克的小说《无名的杰作》，里面那位失败的画家弗朗霍夫一直在追求完美的真正的绘画，而塞尚正是在这一追求中重新认识到自己的。这时，我发现，法国的东西（作为文化）已经变成了一个管辖着我的——但却一再令人想念的——故乡。“Jas de Bouffan”（“风之别墅”）一度是塞尚全家的庄园，同时也是画家的工作地点和他的作画主题。它现在与马赛的一处高速公路相毗邻；它的后面则是一片与它同名的新建区域。那里一个有关房屋密封的广告牌上写着：“Réussir votre isolation”（“您的封闭大获成功”）。但是，随后，一家超市的“全部价格”（“Omniprix”）被我看成了塞尚一封信中提到的“全知全能”（“Omnipotens”）。
还有一次，我在外面的地中海常绿灌木林里迷了路，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水库的前面，湖水湛蓝而又空洞，卷着猛烈的浪涛，正巧有一堆枯萎的树叶从上面漂过，水的深处看上去仿佛是一处挪威的狭湾。强烈的阵风像是一颗炸弹拍在树上，而一棵常绿灌木反射的光芒，仿佛上面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蚂蚁。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断地感受到，美在包围着我，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很想去给别人一个拥抱。
最后一天里，我终于下定决心，登上山顶，因为此前我都是在下面兜圈子。出发点是在沃夫恩盖，那是位于山脊北部向斜褶皱的山谷里的一处村庄。那位与村庄同名的哲学家曾在此有过评论：“是激情先教会了人类理智。”
通向山脊的路上有一座废弃的小教堂，路很长，但走得并不辛苦。（为了防止口渴，我特意带了苹果。）迎着强风，我坐在山上的一处岩石缺口里，在下面的时候，我曾经把这里看作是“最理想的通行口”。我眺望着南面的大海，北面是旺图山（Mont Ventoux）那灰色的山梁，而在东北方，很远的地方，那是阿尔卑斯山的峰顶线：“真的很白”（某人曾经这样形容白色的风信子）。曾经的修道士花园 为了防风被深深地嵌在了岩石里，仿佛一个灰岩坑；其上的高空中有燕子翅膀扇动的声音（在回来的路上，这声音不时地与摇晃的蜘蛛网一起重现）。沿着山脊再往上，有一个很小的石头垒成的简陋兵站，几乎无法与周围的岩石相区别，有两名士兵弯着腰进进出出。他们在站岗，还有一个无线电通话器，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传得很远。
不过，让这山的高度变得很不真实的并不仅仅只是这处军事设施，或许是那近在眼前的暗灰色的石灰岩。这里没有所谓的登顶体验——我想起了一位著名的登山家，他登上了世界的最高点，为了表达这种极度兴奋的心情，他在书中引用了另外一个人（并非登山家）的感受，那是该人在海拔不足一百米的、几乎完全平坦的市郊街道上漫步时写下的句子。所以，我很快就从西面下山，期待着下面的高地、山谷和普罗旺斯的街道。塞尚曾称赞这些街道是古罗马人的街道：“这些古罗马人的道路铺设得至今依然令人惊奇。它们曾对地形风貌深具意义。路上的每一个点都有一处图景。”（这也是为什么我宁愿在有车行驶的道路上行走，而不和别人在所谓的徒步旅行者之路上相互推挤的一个原因。）
当我之后从第一处高地那里向山的方向回首时，山的侧面再次闪烁着光芒，华丽而又隆重（某个发光的地点简直就像是一个大理石纹路）；回头再看第二眼的时候，在下面一片五针松林那里，山的光亮透过树尖，好像一件挂在那里的洁白婚纱。继续前行，我把一个苹果扔向天空，它在空中转动，将我脚下的小径同森林与山崖连接了起来。
从那条路那里，我要推导出写一部《圣维克多山启示录》的权利。
在那位伟大画家的王国里，我已日渐隐形——不论是对我自己，还是对其他人而言，均是如此。这个陌生的社会协助完成这一过程，它非常友好地忽视了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甚至似乎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自行决定，是否成为一名“隐形者”。我并不是消失在或者融入到风光地貌中，而是很好地隐身在风光地貌中的物体（塞尚的物体）里。
难道很久以来不就应当如此吗？在童年时代不就已经出现了对我而言是隐身之物的东西（就像是后来埃斯塔克村这个地方）吗？塞尚和这个东西并无关联（但也许是另外一位画家）。通过一个神圣的传奇，此物变得对我异常重要（虽然在那个传奇里面，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被提及）。
这东西就是一个“柴火堆”。那个神圣的传奇是圣亚历克斯住在楼梯底下的故事；而“另一位画家”则是来自末代沙皇时代的格鲁吉亚农民画家，生前一贫如洗，如今却举世闻名，他的名字是皮罗斯马尼——这里的关联也许无法解释，但还是可以讲述的。
在我外公的房子里，有一个木质的狭窄楼梯，楼梯下面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楼梯间。对当时的我来说，圣亚历克斯就在那个“楼梯底下”的空间里，他从陌生的远方回来，默默无闻，处于隐身的伟大战栗之中（那是我自己的战栗）。然后，在村子的其他房子那里，在它们的外面，我也看到了相似的木板隔成的小空间，其中有许多木板隔间，里面用来存放工具，或者干脆就堆放着密密麻麻的柴火——在很久以后，我有过幻想，我那些先祖，关于他们我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就来自“格鲁吉亚”；正如我在新英格兰海岸的科德角上为我还在撰写的故事的主人公找到了居所一样，我希望，我能够在东方获得一些关于他的祖先的信息——而我故事的依据就是皮罗斯马尼的那些画作，它们讲述的同时也是画家自己的生活：这位格鲁吉亚画家曾经到处流浪，他当时主要是靠帮人制作乡间客栈的招牌来维持生计，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就是“悄无声息”地在一个木板隔间里度过的。在我的想象当中，那个木板隔间一定是在“楼梯底下”……——而（这也许是一个封闭的循环？）我的一个理想画面就是，作为一名作家，用我所写的东西去做另一个人（这个人也可以总是我自己）脚下的厚木板路，或者干脆做一个明亮、均匀、堆放紧密的“柴火堆”。
“写作的权利”——这是每每开始一项工作所必需的东西——早在从圣维克多山下来的时候就已经预示过它的到来，因为当时的我成功地批判了自己（一般下山的时候，我总会陷入沉思，从而变得毫无幽默感可言）。一片透着微弱光芒的草地，马上让我想到了“伊甸园”，就连上面的鼹鼠丘也仿佛“置身在深蓝色的背景里”。站在草地前，我做好了演讲的准备：“面对美，不要总是想着天空光线的对比——而是要看看这土地。你要谈论这土地，或者只谈谈这块污迹也可以。请你给这污迹连同它的所有颜色命名吧。”
接着，觉悟的我缓缓走开，头几乎总是低垂着，尽量避免去追寻每一个远处。在暮霭中，我只是用余光朝一条岔路的深处望去——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我是否停下了脚步；也许我没有遭遇任何阻拦就继续前行；但我的心境却是宁静与欢欣的；我那写作的正当权利刚刚渗透了我的全身；我刚刚对文字与叙述充满信心。
为什么我要说：写作的权利 ？这就要提及某个不确定的爱的时刻。如果没有它，也就没有了写作。在那条岔路的深处，我看见了一棵桑树（实际上我只看到了在浅色的尘埃上的一抹略红的果汁斑点）。它与1971年夏天的那些桑葚果实的红色形成了清新且耀眼的统一。正是在那一年，我在南斯拉夫获得了一种理智的喜悦。还有一些东西暗了下来，是景色，还是我的眼睛？而同时，每一个细节都显现得既完满又清楚；对此保持沉默，让惯常的我变成了纯粹的无名者，而我，摇身一变，变得比单纯隐形的时候多了一些东西：作家 。
没错：那个暮色中的岔路现在属于我了，它可以被命名了。通过尘埃上的桑葚斑点，幻想时刻（此时，对我而言，只有我是非常真实的，并且知晓一切真相。）不仅将无辜的自身生活碎片整合起来，同时也为我重新打开了与其他未知生活的联系。这幻想时刻就是那不确定的爱，它希望将这爱以一种能够唤起忠诚的形式（！）来加以传达；它就是合理的建议，那是为我那整个从未确定的隐形民族的团结而做出的建议；它就是我们共同的存在形式，即写作那令人放松和愉悦但又胆大包天的道德时刻。在这一时刻，我平静了下来，就像待在“一条船的理念上”。然而，那种惯常的痛苦，或者说折磨（当然，这是绝望的反义词）马上又随之而来：“但是什么才是形式？那个无辜的人，也就是这里的我（我没有感觉很好，只是感觉无辜），到底该讲些什么？而谁才是这段讲述里的英雄？”（因为，不确定的读者们，到底是谁平时曾作为画的对象或是故事的英雄给过你们生活上的建议呢？）
一辆汽车停了下来，后座上是一条安静的小狗，车把我带进了城市，我带着一个热切的决定到达了那里；我要探寻那无质但却有形的语言，我希望用它来继续讲述那个交叉双臂的男人的故事，讲述他那迟迟未兑现的归来。不，这不是痛苦；这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