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列耶沃村坐落在一个峡谷里，因此从公路上和火车站上只能看见教堂的钟楼和棉布印花厂的烟囱。过路的人一问起这是什么村子，就会听见人家说：
“这就是那个教堂执事在丧宴上吃光鱼子酱的村子。”
有一回在厂主科斯丘科夫家里的丧宴上，一个年老的教堂执事在各种凉菜中间一眼看见成粒的鱼子酱，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人家用胳膊肘碰他，拉他的衣袖，可是他好像因为吃开了胃而变得麻木了，一点感觉也没有，只顾吃。他把鱼子酱都吃光，那一罐子有四磅光景呢。从那以后好多年过去了，那教堂执事早已死了，可是鱼子酱的事大家却还记得。不知是因为这儿的生活十分贫乏呢，还是因为人们除了这件十年前发生的小事以外不知道注意别的事，总之，人们一提起乌克列耶沃村就没有别的事可讲了。
这个村子里没有断绝过热病，就连在夏天也是满地泥泞，特别是靠近围墙的地方。老柳树在围墙上弯下腰来，造成一片宽阔的树荫。此地永远有一股工厂垃圾的气味和用来给花布加工的醋酸的气味。那些工厂，三个棉布印花厂和一个制革厂，并不在村子里面，而是在村边，离这儿相当远。那都是些不大的工厂，合起来一共雇了不过四百个工人。制革厂常常使得小河的水发臭。垃圾污染草地，农民的牲口害炭疽病，于是制革厂奉命关闭了。这厂子表面看来算是关闭了，其实在秘密地开工，这是得到县警察局长和本县医师默许的，因为厂主按月送给他们每人十卢布。全村只有两幢像样的房子是用石头砌成，用铁皮铺成房顶的，其中有一幢是乡公所，另外一幢是两屋楼的房子，正巧坐落在教堂对面，住着一个从叶皮方搬来的小市民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齐布金。
格里戈里开一家食品杂货店，不过这只是摆样子的，实际上却贩卖白酒、牲口、兽皮、原粮、猪，碰上什么他就卖什么，比方说，国外需要喜鹊毛做女帽，他就买卖喜鹊，每一对赚三十戈比。他买下树林采伐权，他放钱生利，总之，他是一个善于谋利的老头子。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阿尼西姆在警察局侦缉队里做事，很少在家。小儿子斯捷潘做生意，帮助父亲，可是要希望他帮很大的忙是不行的，因为他身体弱，耳朵聋。他妻子阿克西尼娅是个相貌俊俏、身体匀称的女人，遇到节日总要戴上帽子，撑起阳伞。她起床早，上床迟，成天价提起裙子，跑来跑去，弄得钥匙叮当响，忽而到谷仓去，忽而到地窖去，忽而到小铺去，老齐布金高兴地瞧着她，眼睛发亮。遇到这类时候，他总是觉着歉然：她没嫁给他的大儿子，却嫁给耳朵聋的小儿子了，小儿子分明不会欣赏女人的美丽。
老头子素来喜欢家庭生活，他爱他的家庭胜过世上的一切，特别喜爱做暗探的大儿子和儿媳妇。阿克西尼娅刚刚跟那聋儿子结了婚，就显出她精明强干，对谁可以赊账，对谁不可以赊账，她心里清清楚楚。她保管钥匙，甚至信不过她丈夫。她拿过算盘来，打出一片噼啪声。她像农民那样察看马的牙齿，她老是发笑或者喊叫。不管她干什么，说什么，老头子总挺感动，喃喃地说：
“真有你的，儿媳妇！好一个美人儿，小娘子……”
他本来是鳏夫，可是儿子婚后过了一年，他自己忍不住，也结婚了。人家给他找了一个姑娘，住在离乌克列耶沃村三十俄里远的一个村子里，名叫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出身于一个上流人家，年纪不算轻了，可是长得美丽，大方。她一搬到楼上的小房间里住下，这所房子里一切东西就都放光了，仿佛所有的窗子都安了新玻璃似的。圣像前面的油灯亮起来，桌子上铺了雪白的桌布，窗台上和花圃里出现了花，结着红苞。吃饭时候也不是公用一个木钵，而是各人面前有各人的碟子了。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愉快而亲切地微笑着，仿佛房子里样样东西都在微笑似的。乞丐、男香客、女香客，开始走进院子里来，这种事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窗根底下传来乌克列耶沃的村妇们那种哀诉的、唱歌样的说话声，和因为喝醉酒而被工厂开除的、衰弱干瘦的乡下人的惭愧的咳嗽声。瓦尔瓦拉周济他们钱、面包、旧衣服，后来她在这儿住熟了，就开始把铺子里的东西也送出去了。有一回聋子看见她拿去四分之一磅的茶叶，这使他不放心了。
“妈在这儿拿去了四分之一磅茶叶，”事后他告诉父亲说，“这笔账出在哪儿呢？”
老头子没答话，站着不动，想了一想，眉毛动弹着，然后上楼看他妻子去了。
“瓦尔瓦鲁希卡，要是你，亲爱的，要铺子里的什么东西，”他亲切地说，“你尽管拿好了。随便拿吧，不必犹疑。”
第二天聋子跑过院子，对她招呼道：
“妈，倘或您要什么东西，您就来拿吧！”
她这种布施显得有一点新鲜，有一点轻松畅快，就跟圣像前面的油灯和那些小小的红花蕾一样。斋期前最后一次荤食日或者一连三天的当地守护神节日当中，商店里总是把腐臭的腌牛肉卖给农民，那种肉冒出那么浓的臭气，就连站在肉桶旁边都会受不住，他们从醉汉手里收下镰刀、帽子、老婆的头巾，作为抵押品，工人们喝了低劣的白酒，昏昏沉沉倒在泥地里打滚。罪恶凝结起来，像雾那样停在空中，每逢这种时候，人要是想起那边，在那所房子里，有一个文静的、穿得整整齐齐的、跟腌牛肉或者低劣的白酒没一点关系的女人，心头就会稍稍轻松一些。在那种沉重的、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她的施舍起着机器里的安全阀的作用。
齐布金家里，白天过得很忙。太阳还没出来，阿克西尼娅就已经在前堂洗脸，发出喷鼻子的声音，厨房里茶炊滚沸着，发出呜呜的响声，好像预告着要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似的。老人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穿一件又长又黑的上衣，一条印花布裤子，一双亮晃晃的高统靴，那么干净，那么矮小，在各房间里走来走去，小小的靴后跟踩得登登响，活像一首著名的歌里的老公公。商店开门了。等到天色大亮，就有一辆轻快的二轮马车来到门廊外边，老头子矫健地坐上车，把他那顶大便帽压到耳朵边上，谁瞧见他都不会说他有五十六岁了。他的妻子和儿媳妇送他上车。每逢老头子身上穿一件讲究而干净的礼服，马车上套一匹值三百卢布的又大又黑的雄马，他就不喜欢农民们到他面前来请托什么事，诉什么苦情。他痛恨农民，讨厌他们。要是他看见有个农民站在门口等他，他就生气地嚷道：
“你为什么站在这儿？躲我远远的！”
或者，如果那是一个乞丐，他就叫道：
“上帝才会养活你！”
他坐着车子办事去了。他妻子穿一身黑衣服，系一条黑围裙，打扫房间，或者在厨房里帮忙。阿克西尼娅在店里做买卖，这时候院子里就传来酒瓶和钱的叮当声，她嗤嗤地笑着或者喊叫，被她得罪的顾客发脾气了，同时还可以看得出白酒已经在那边，在店子里偷偷地出售了。聋子也坐在店里，要不然就不戴帽子，把手插在口袋里，在村街上散步，心不在焉地一会儿瞧着农民的小木房，一会儿瞧着上面的天空。他们一天在家里大约喝六道茶，大约有四次围着桌子坐下来吃饭。到了傍晚，他们就把进款算清，登在账上，然后酣畅地睡觉。
乌克列耶沃的所有三家棉布印花厂跟厂主住宅都用电话联系着，那三家厂主是赫雷明家年长的一辈人，赫雷明家年轻的一辈人和科斯丘科夫。乡公所里也安一架电话，可是不久那架电话就给臭虫和蟑螂爬满，打不通了。乡长是个半文盲，写起公文来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用大草。可是他看见电话坏了，却说：
“得，现在我们没有了电话可就有点困难了。”
赫雷明家年长一辈人经常跟年轻一辈人打官司，有时候年轻一辈人自家伙儿里起内讧，也打官司，于是他们的工厂停工一个月，两个月，直到他们重又讲和为止。这种事总是使得乌克列耶沃的居民们很高兴，因为每次吵嘴总会引起许多闲话和流言蜚语。到了节日，科斯丘科夫和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就坐上车子出去兜风，飞快地在乌克列耶沃村里跑来跑去，把小牛压死了事。阿克西尼娅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她商店附近的街上走来走去，弄得她那浆得蓬起的衬裙沙沙响，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就把她拉上车去，仿佛硬把她架走了似的。然后老齐布金也坐车出来，为的是夸耀他的新马。他带着瓦尔瓦拉一块儿坐在车上。
坐车兜风以后，到傍晚，人们都躺下睡觉，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的院子里却有一个贵重的手风琴响起来，如果那天晚上有月亮，人们听了乐声就会觉得又忧愁又快乐，乌克列耶沃就不再像是一个陷阱了。
大儿子阿尼西姆很少回家来，只有遇到大节期才回来一趟，可是他常托同乡带回礼物和家信，信是托别人代写的，字迹优美，每回都是用大张的信纸，看上去像是正式的呈文。信上满是阿尼西姆在谈话里素来不用的词藻：“亲爱的爸爸妈妈，兹奉上花茶一磅，借以满足您们生理上之需要耳。”
每封信的下款都好像是用破钢笔尖歪歪斜斜地写出：“阿尼西姆·齐布金。”下款底下又是那笔优美的字：“侦探。”
那些信经人大声念过好几遍，老头子听得很感动，兴奋得涨红脸，说：
“瞧，他不愿意待在家里，却去干念书人的营生了。好的，随他去吧！各人有各人的行业！”
在谢肉节以前，有一天下了一阵夹着雪粒的大雨，老头子和瓦尔瓦拉走到窗前去看雨，可是看啊，阿尼西姆从车站坐着雪橇来了。他来得完全出人意外。他走进门来，心神不定，看样子仿佛在为什么事担忧似的，后来，在他住下的那些天也始终是这样子，他的举止有点随随便便。他并不急着要走，倒好像给革掉了差使似的。他回来，瓦尔瓦拉倒很高兴，她老是带点狡猾的神情瞧他，摇头，叹气。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天？”她说，“啧啧，这小伙子已经二十八岁了，可是他仍旧是光棍儿，没个牵挂。唉，啧啧……”
她讲的那些轻柔平稳的话在隔壁房间里听起来就像是“啧啧啧”。她开始跟老头儿和阿克西尼娅交头接耳地说话，他们的脸就也现出狡猾的、鬼鬼祟祟的神情，仿佛他们串通了要做什么坏事似的。
大家决定要给阿尼西姆办亲事了。
“唉，啧啧！……弟弟倒早就结婚了，”瓦尔瓦拉说，“可是你仍旧没个伴儿，就跟集市上的公鸡一样。这成什么话？唉，啧啧，求上帝保佑，结婚吧，然后随你的便，自管出外去做事好了，让老婆留在家里做个帮手。小伙子，你过日子没有一点章法，我看你已经把什么章法都忘了。唉，啧啧，你们这些城里人呀，全有罪哟。”
齐布金家里的人既是要结婚，那么大家就得给他们这些有钱的人挑顶好看的新娘。他们给阿尼西姆也找了一个俊俏的姑娘。他自己呢，长着一副不招人喜欢的、不起眼的相貌，尽管身体单薄而且病态，个子矮小，脸蛋却挺肥，鼓起来，倒好像他把腮帮子吹起来似的。他那对眼睛一眨也不眨，眼神尖利，胡子又稀又红，每逢他想心事，老是把胡子塞进嘴里去嚼。此外，他常常喝酒，这从他的脸容和他的步态就看得出来。可是他一听说他们已经给他找到一个很漂亮的新娘，就说：
“哦，话说回来，我自己也不丑啊。应当说，咱们齐布金家的人都长得漂亮。”
靠近城边有一个托尔古耶沃村。最近，这个村子有一半已经并进城里去，剩下来的一半仍旧算是村子。在并出去的那一半里面，有一个寡妇住着一所自己的小房子，她跟她妹妹同住。这妹妹很穷，白天出去做零工，有个女儿名叫丽巴，是个姑娘，也出去做零工。托尔古耶沃的人们已经在称道丽巴的美貌，可是她那赤贫的家境却吓退了一切人。大家认为只有鳏夫或者上了岁数的人才肯不顾她穷而跟她结婚，或者索性不结婚而跟她同居，她母亲跟着她也就有吃有喝了。瓦尔瓦拉听媒婆说到丽巴，就坐车子到托尔古耶沃去了。
然后，在那姑娘的姨妈家里照规矩安排了相亲的仪式，备了凉菜和葡萄酒。丽巴穿一件特为相亲做的粉红色新衣服，一条鲜红的缎带在她头发上面像火焰一样闪着。她又瘦又弱，脸白，五官温柔而秀气，她的皮肤由于在露天底下工作而晒得发红，羞臊哀伤的笑容老不离开她的脸，一双眼睛带着孩子气看人，显出信任和好奇的神情。
她年轻，仍然是个小姑娘，乳房还看不大出来，不过她可以结婚了，因为已经到了年纪。她长得确实美，只有一个地方不招人喜欢，就是她那双像男人一样的大手，现在那双手没事可做，垂在那儿，好比两只大爪子。
“陪嫁钱没有，我们倒也不在乎，”老人对姨妈说，“早先我们给我们的儿子斯捷潘也娶了个穷人家的姑娘，现在我们不知该怎样称赞她才好了。在家里也罢，在店里也罢，她那双手简直称得起是金子打的呢。”
丽巴站在门口，好像要说：“随您怎样摆布我就是，我相信您。”她母亲普拉斯科维娅，这个做零工的女人，躲在厨房里，胆怯得一动也不能动。当初她还年轻的时候，有一回，她在一个商人家里擦地板，那商人发火了，对她跺起脚来，她十分害怕，吓傻了，从此她一辈子心底里老存着害怕的感觉。她一害怕，胳膊和腿就老是发抖，脸颊抽筋。她坐在厨房里，极力听客人们说什么话，不断地在胸前画十字，用手指头按着前额瞧着圣像。阿尼西姆微微有点醉意，推开厨房的门，毫不拘束地说：
“您坐在这儿干什么，亲爱的妈妈？您不来，我们觉着闷得慌呢。”
普拉斯科维娅战战兢兢，用手按着干瘪的瘦胸脯，回答说：“哪儿的话，求上帝怜恤吧……您心真好，老爷。”
相亲以后，婚期定妥了。这以后，阿尼西姆在家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吹口哨，或者忽然想起什么，就变得心事重重，一动也不动地凝神瞧着地板，仿佛眼光要钻到深深的地底下去似的。他知道自己就要结婚，而且那么快，定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却没露出高兴的样子，也不打算去看新娘，光是不断地吹口哨。他所以结婚，显然只因为他父亲和后妈要他结婚，又因为村子里有这样的风俗：要儿子结婚是为了给家里添一个帮手。他走的时候，一点也不匆忙，总之他一举一动都跟先前几次回来的情形不一样。他显得满不在乎，说出来的话也不对头。
希卡洛沃村住着两个女裁缝，是姊妹俩，属于鞭身派教徒。婚礼的新衣服就交给她们做，她们常常来量尺寸，喝很久的茶。她们给瓦尔瓦拉做一件棕色连衣裙，镶黑花边和玻璃珠，给阿克西尼娅做一件淡绿的连衣裙，配上黄色前胸，拖着长后襟。等到裁缝做完活，齐布金却不付她们工钱，只给店里的货物。她们愁闷地走了，手里提着她们完全不需要的几小捆硬脂蜡烛和沙丁鱼。她们走出村子，到了野外，就在一个土坡上坐下，哭起来。
举行婚礼的三天以前，阿尼西姆回来了，从头到脚一身新。他穿着发亮的胶皮雨鞋，没扎领结，却拴着一条红线绳，上面穿着小珠子。他肩上披着一件大衣，没把胳膊伸进衣袖里去，这件大衣也是新的。
他在圣像面前庄重地祷告一番，然后向父亲问安，送给他十枚银卢布和十枚半卢布银币，送给瓦尔瓦拉的也是这样一份。他送给阿克西尼娅的是四分之一卢布银币二十枚。这份礼物特别可爱的地方就在于所有的钱币仿佛是精心选出的一样，一律是新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阿尼西姆极力要显得庄重严肃，绷紧了脸，鼓起腮帮子。他嘴里冒出酒气来。他一定每到一个火车站就到小吃部去一趟。这个人仍旧带着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那种多余的气派。然后，阿尼西姆跟老头儿一块儿喝茶，吃点东西。瓦尔瓦拉把那些新卢布放在手心上翻来覆去地看，同时问起那些在城里生活的同乡。
“谢谢上帝，他们都不错，他们过得挺好，”阿尼西姆说，“只是伊万·叶戈罗夫家里出了点事：他的老婆子索菲娅·尼基福罗芙娜去世了。她害的是痨病。他们为了让她的灵魂安息而安排了丧宴，是从包办宴席的人那儿定来的。每一客是两个半卢布。还有真正的葡萄酒。我们的同乡，几个庄稼汉，也去了。叶戈罗夫为他们也叫了两个半卢布一客的饭菜。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吃。庄稼汉哪儿懂得什么口味！”
“两个半卢布呀！”老头说，摇摇头。
“可不是！那儿又不是乡下。比方说，你走进一家饭馆想吃一顿，点了这样那样的菜，凑上三朋四友，一块儿喝上一通酒。一眨巴眼儿的工夫，天就已经亮了。对不起，你得替每个人付三四个卢布才成。要是跟萨莫罗多夫在一块儿，那他饭后喜欢喝上一杯掺白兰地的咖啡，可是，先生，上等白兰地要六十戈比一小杯呐。”
“这全是随口乱说了，”老头子惊叹地说，“这全是随口乱说了！”
“现在我老是跟萨莫罗多夫在一块儿。替我给你们写信的就是这个萨莫罗多夫。他写得好极了。妈，”阿尼西姆快活地对瓦尔瓦拉说下去，“要是我告诉您萨莫罗多夫是个什么样的人，您才不会相信呢。我们大家都叫他穆赫达尔，因为他跟亚美尼亚人一样，周身上下一片黑。我把他看得透里透，妈，他的事儿就跟我手上的五个指头一样，我全知道，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就老是跟着我，难舍难分，现在我们真是拆不开，打不散了。他好像有点怕我，可是离开我又活不下去。我上哪儿他也上哪儿。妈，我长着一对真正厉害的眼睛。我在旧衣市上一眼看见一个农民卖一件衬衫。‘慢着，这衬衫是偷来的！’果然不错，那衬衫真是偷来的。”
“你怎么知道的呢？”瓦尔瓦拉问。
“也说不出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长着那样的眼睛呗。我并不知道衬衫的来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就那么心血来潮了：这东西是偷来的，准是这么的。我们侦缉队里那些同事常常这么说：‘嘿，阿尼西姆打山鹬去了！’那意思是说去找贼赃了。对了……偷是谁都会的，可是要想保牢贼赃，那就难了！世界挺大，可就是没有地方藏贼赃。”
“上个星期我们村里贡托列夫家给偷走了一只公羊和两只小母羊，”瓦尔瓦拉说，叹一口气，“却没有人去把它们找回来……唉，啧啧……”
“行。我可以去找。这没什么，我办得到。”
结婚的日子到了。那是四月里一个凉快、晴朗、快活的日子。从一清早起，人们就坐着由两匹或者三匹马拉着的马车在乌克列耶沃村里来来去去，铃子叮当地响，车轭和马鬃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绦带。白嘴鸦给车马声闹得心慌意乱，在柳树林里呱呱叫，椋鸟也提高嗓门，不停地叫唤，倒好像因为齐布金家办喜事而高兴似的。
屋里桌子上，已经摆满长条的鱼、整只火腿、肚子里填满东西的家禽、一盒盒的熏鲱鱼、各种各样盐腌的和醋渍的吃食、许多瓶白酒和葡萄酒，空气里弥漫着熏腊肠和酸龙虾的气味。老齐布金在桌子旁边走来走去，靴后跟嘎吱嘎吱地响，拿着两把刀子互相磨着。大家不断地喊住瓦尔瓦拉，问她要这样要那样，她呢，样子慌慌张张，上气不接下气，不断地在厨房里跑进跑出。厨房里面，科斯丘科夫家的厨师和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的给老爷做饭的女厨子从天亮起就在干活了。阿克西尼娅卷起头发，只穿着紧身胸衣，没穿连衣裙，脚上穿一双嘎吱嘎吱响的新皮鞋，一阵风似地跑过院子，只看见她那光光的膝头和胸脯一闪就过去了。各处热热闹闹，人们可以听见骂人和赌咒的声音。行人在敞开的大门口站住，样样事情都使人觉得马上就要发生一件大事了。
“他们坐车去接新娘了！”
马车铃子叮当响着，出了村子很远才消失……到两点多钟，人们奔跑起来，原来铃声又响了，他们把新娘接来了！教堂里挤满了人，圣像前的枝形烛台点亮了，唱诗班按老齐布金的意思照着乐谱歌唱。辉煌的亮光和鲜艳的衣服弄得丽巴眼花缭乱。她觉得歌手用响亮的嗓音砸她脑袋，就跟锤子一样。她生平第一回穿的紧身胸衣和她那双皮鞋勒得她挺痛。她的脸相看上去仿佛是在昏厥以后刚清醒过来似的，她呆瞪瞪地往四下里瞧，却什么也没看明白。阿尼西姆穿一身黑礼服，脖子上没扎领结，却系了一条红线绳，心事重重，瞧着一个地方出神，每逢歌手高声唱起来，他就赶快在胸前画十字。他心里感动，想哭出来。这个教堂他从很小很小的时候起就熟悉，从前有一个时期他那去世的母亲常带他上这儿来领圣餐，有一个时期他还在儿童唱诗班里歌唱，每个圣像、每个角落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呢，他结婚了，为了合乎世道而必须娶妻子，可是现在他没想这些，不知怎么他竟不记得而且完全忘了他的婚事。眼泪使得他眼睛看不见圣像，心里堵得慌。他暗自祷告，祈求上帝让那个在劫难逃的灾难，即使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定会降在他身上的灾难，好歹放过他去，就跟天旱的日子里雨云掠过村子却不落下一滴雨来一样。过去已经积下那么多的罪，那么多的罪，事情已经闹到简直没有退避的余地，没有挽回的余地，就连要求宽恕也好像不近情理了。可是他仍旧恳求宽恕，甚至大声哭出来，不过谁也没理会，因为他们以为他喝醉了。
有一个孩子用惊慌的声音哭着说：
“好妈妈，带我离开这儿吧，亲妈妈！”
“不许说话！”司祭叫道。
新婚夫妇从教堂出来，走回家去，人们跟在他们身后跑着。小铺附近，大门附近，院子里窗跟前，也都围满了人。村妇们来唱喜歌。合唱队早已站在前堂，拿了乐谱等着，年轻的夫妇刚刚跨进门槛，他们就提高喉咙用尽力气齐声唱起来。特意从城里约来的一个乐队也开始奏乐。顿河香槟酒已经盛在高脚杯子里，送过来。木匠兼包工头叶利扎罗夫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眉毛生得很密，弄得眼睛也看不大见了，他对新婚夫妇说：
“阿尼西姆和你，孩子，要相亲相爱，要按上帝的意思过日子，孩子们，求圣母不要抛弃你们。”他伏在老头子的肩膀上，呜呜地哭了，“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咱们哭一场吧，高兴得哭一场吧，”他用尖细的声音说，然后立刻突然笑起来，用响亮的男低音接着说，“哈哈哈，你又添了个好儿媳妇！她呀，处处都合格，处处都光溜溜的，没一点杂音，整个机器都没毛病，螺丝钉多得很。”
他是叶戈列夫县的人，可是从年轻时候起就在乌克列耶沃村的工厂和县里做工，已经在这儿住惯了。多年以来，大家觉得他一直是这么老，一直跟现在一样瘦高，多年以来，大家一直叫他“拐杖”。也许因为近四十多年来专门在工厂里做修理工作吧，总之，他批评每个人和每样东西的时候总是在扎实上面着眼：看一看是不是需要修理。他在靠着饭桌坐下来以前，先试了好几把椅子，看它们结实不结实，他还摸了摸鲑鱼。
喝过顿河香槟酒以后，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客人们谈天，移动椅子。歌手在前堂唱歌，乐队奏乐，同时院子里村妇们齐声唱喜歌，结果造成一种可怕的、乱七八糟的声音，闹得人头昏眼花。
“拐杖”坐在椅子上扭个不停，胳膊肘碰着他身旁的人，妨碍人家谈话。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他急促地嘟哝着，“阿克西尼娅宝贝儿，瓦尔瓦拉宝贝儿，咱们太太平平、和和睦睦地过日子吧，我亲爱的小斧子……”
他酒量小，现在只喝了一杯英国白酒就醉了。这难于下咽的白酒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一喝就昏醉，仿佛一闷棍把人打晕了似的。舌头开始转动不灵了。
在座的有本地的教士、带着妻子一同来的工厂职员们、商人、从别的村子来的饭铺老板。乡长和乡里的文书也并排坐在那儿，他们已经一块儿服务了十四年，在这段时期里每逢给人签署文件，或者在放人走出乡公所以前，总是把人欺骗一下或者侮辱一下，如今他俩养得肥头胖脑，仿佛他们在欺诈里泡得太久，连脸上的皮肤都有了一种特别的骗子色彩。文书的老婆是一个斜眼的瘦女人，把她所有的孩子都带来了，她像一只鹰似地斜着眼瞄准菜碟，凡是她的手够得到的都被她一齐抢光，放进她自己的或者孩子的衣袋里去了。
丽巴坐在那儿不动，好像变成了石头，仍旧现出在教堂里的那副表情。阿尼西姆自从认识她以后还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因此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她的嗓音是什么样儿。现在，他坐在她身旁，始终闷声不响，只顾喝英国白酒，等到喝醉了才开口，跟坐在对面的丽巴的姨妈说：
“我有个朋友，姓萨莫罗多夫。他是个有专长的人。论身份他是个非世袭的名誉公民，能说会道。不过我把他看得透里透，姨妈，这他也知道。请您跟我一块儿为萨莫罗多夫的健康干一杯吧，姨妈！”
瓦尔瓦拉筋疲力尽，精神恍惚，绕着桌子走来走去，劝客人吃东西。她明明很满意，因为菜有那么多碟，全都那么丰富，现在谁也不能挑剔他们了。太阳落下去了，可是酒宴一直没停，客人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喝什么，他们讲的话也休想听得清，只有在乐队的乐声偶尔停下来的时候，才可以清楚地听见外面有一个村妇嚷道：
“你们吸饱了我们的血，强盗，叫你们死了才好！”
到傍晚，大家合着乐声跳舞。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带着他们自己的酒光临了，其中有一个在跳卡德里尔舞的时候，两只手各拿一个酒瓶，嘴里还衔着酒杯，逗得大家都笑了。卡德里尔舞跳到一半，他们忽然挫下身去，蹲着跳起来。穿绿衣服的阿克西尼娅像一道闪电似地飞过来飞过去，她的长后襟扇起一阵风。有人踩坏她下摆的绉边，“拐杖”就嚷道：
“喂，他们把护墙板扯下来了！孩子们！”
阿克西尼娅生着天真的灰色眼睛，那对眼睛难得眨巴一下，她脸上老是带着天真的笑容。她那对一眨也不眨的眼睛、长脖子上的小脑袋、她那苗条的身材，都有点蛇的样子。她配上周身的绿色，配上她那黄色的前胸，唇边露出微笑，看上去活像春天从嫩嫩的黑麦田中挺直身子昂起头来瞧着行人的一条毒蛇。赫雷明家的那些人待她随随便便。很明显，她跟他们当中年纪较大的一个早已打得火热了。可是她那聋丈夫却一点也没看出来，他压根儿就没瞧她。他坐在那儿，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正在吃胡桃。他咬开胡桃壳的声音响得很，听上去跟放枪一样。
可是，看哪，老齐布金自己走到房中央来了，他挥动手绢，表示他也要跳俄罗斯舞了。于是从房里各处，从院子当中的人群里，响起一片嘈杂的赞叹声：
“大老板也出场了！大老板！”
瓦尔瓦拉跳舞，可是老头子光是挥动手绢，跺靴后跟。院子里的人互相推搡着，往窗子里看，十分高兴。一时间，他们宽恕了他的一切——他的财富，他的欺侮。
“跳得好哇，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那群人叫道，“对，跳吧！你还能行呐！哈哈！”
这场舞直跳到深夜一点多钟才散。阿尼西姆踉踉跄跄走过去跟乐师和歌者一一告别，送给他们每人一枚新的半卢布银币。老人身体倒没摇晃，不过走起路来也还是有一条腿下脚很重。他一面送客人出去，一面对每个客人说：
“办这场喜事花了两千卢布呐。”
大家走散的时候，有人穿错衣服，丢下自己的旧外衣，穿走了希卡洛沃村的小饭铺老板的好外衣。阿尼西姆忽然冒火，嚷起来：
“别忙！我马上就会找着它！我知道是谁偷的！别忙！”
他跑上街去追一个人，可是人家拦住他，把他搀回家来，尽管他醉醺醺，气得满脸通红，一头的汗，仍旧把他推进屋里去，扣上了门。在那屋里，姨妈已经在给丽巴脱衣服了。
五天过去了。阿尼西姆准备好动身，就走上楼去向瓦尔瓦拉告辞。她房间里圣像前面的灯都点亮了，弥漫着熏香的气味。她本人坐在窗口，正在用红毛线打袜子。
“你在我们这儿住得不久，”她说，“大概你觉得腻味了吧？唉，啧啧……我们过得挺好，样样东西都很多。我们把你的喜事办得挺像样，挺风光，老头子说用了两千卢布呢。一句话，我们生活得跟商人一样，只是我们这儿很乏味。我们净欺负老百姓。我的心都痛了，我亲爱的。我们把他们欺负得多厉害啊，我的上帝！我们交换一匹马也好，买什么东西也好，雇工人也好，处处都要骗人。骗了又骗。铺子里的素油又苦又有哈喇味，就连人家的煤焦油都比它强。可是请你说说看，难道我们不能卖好油吗？”
“各人有各人的行业，妈。”
“可是话说回来，我们将来不是都得死吗？唉唉，你真应该跟你爸爸谈一谈才好！……”
“您自己该跟他谈才对。”
“算了吧，算了吧！谈呢，我倒是对他谈了，可是他也跟你一样，说什么各人有各人的行业。你想，将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人家会管你干的是什么行业吗？上帝的裁判可是公道的。”
“当然，人家不会管的，”阿尼西姆说，叹一口气，“话说回来，反正上帝是没有的，妈。哪儿会有人来管呢！”
瓦尔瓦拉惊奇地瞧着他，扬声大笑，两只手举起来一拍。由于她真心地对他的话感到惊奇，而且睁大眼睛瞧着他，把他当作怪人一样，他窘了。
“也许上帝是有的，只是信仰没有罢了，”他说，“我在举行婚礼的时候，觉着很不自在。如同从母鸡身子底下拿到一个鸡蛋，鸡蛋里面有个小鸡在唧唧叫一样，我的良心也忽然唧唧叫起来，我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时时刻刻暗想：‘上帝是有的！’可是我一走出教堂啊，就全完了。再者，究竟有没有上帝，我怎么知道呢？我们从小就没受过这样的教育。娃娃还在娘怀里吃奶的时候，就只是受到这样的教育：‘各人有各人的行业。’要知道，爸爸也不信上帝啊。您先前说贡托列夫家里有些羊给人偷走了……我已经找着了，那是希卡洛沃村的一个农民偷的。他偷了羊，可是爸爸得了羊皮……这就叫做信仰！”
阿尼西姆眨巴着眼睛，摇头。
“乡长也不相信上帝，”他接着说，“文书也一样，就连教堂执事也一样。至于他们上教堂，持斋，那也只是为了免得人家说他们的坏话，而且防着万一真有世界末日的审判罢了。如今大家都说世界的末日好像已经来了，因为人变得软弱，不尊敬父母，等等。这全是废话。妈，依我的看法，毛病全出在人们昧了良心。我看得透，妈，我明白。要是人家有一件偷来的衬衫，我一眼就看得出来。比方说，有一个人坐在小饭铺里，您还当是他在喝茶，没什么，我呢，不但看见他在喝茶，还看见他没有良心。您走来走去，尽可以走上一整天，却碰不见一个有良心的人。这原因完全在于他们不知道有没有上帝……好了，再见，妈。希望您好好活下去，身体健康，别记着我的坏处。”
阿尼西姆在瓦尔瓦拉面前跪下来。
“我为种种事情感激您，妈，”他说，“我们家有了您，得了很大的好处。您是一个很正派的女人，我对您很满意。”
阿尼西姆十分感动地走出去了，可是又回来，说：
“萨莫罗多夫把我牵连到一桩麻烦事里面去了：我要么发一笔大财，要么完蛋。要是出了什么事，那就求您务必安慰爸爸，妈。”
“唉，何必说这种话？唉，啧啧……上帝是仁慈的。你呢，阿尼西姆，对你老婆也该心疼一点才好，可是现在你们却大眼瞪小眼。说真的，你至少也该带个笑脸啊。”
“是啊，她也真是个怪物……”阿尼西姆说，叹口气，“她什么也不懂，老是不讲话。她年轻得很，那就让她慢慢长大吧。”
一匹高大壮实的白毛公马已经拉着一辆二轮马车停在门廊外面。
老齐布金一纵身上了车，意气扬扬地坐下，拿起缰绳。阿尼西姆吻瓦尔瓦拉、吻阿克西尼娅、吻他的兄弟。丽巴也站在门廊上，一动不动，眼睛瞧着别处，仿佛她不是来送他，而是不知什么缘故凑巧站在那儿似的。阿尼西姆走到她面前，用嘴唇轻轻碰了碰她的脸蛋儿。
“再见。”他说。
她没有瞧他，却现出一种古怪的笑容，她的脸颤抖起来，不知什么缘故大家都可怜她了。阿尼西姆也一蹿就跳上了马车，两只手叉在腰上，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美男子。
他们坐着车子上坡，一路出了峡谷，阿尼西姆不断回过头去瞧村子。那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日子。牲口还是第一回给人赶到外面来，村姑和村妇们穿着过节的华丽衣服在牲口旁边走来走去。一头褐色的公牛在嗥叫，由于得到自由而高兴，用前蹄刨地。四面八方，上上下下，都有百灵鸟在歌唱。阿尼西姆回过头去看一眼那座端正的白色教堂（它最近才粉刷过），想起五天前怎样在那里面祈祷，又看一眼绿色房顶的学校，看一眼从前他常在里面游泳和钓鱼的小河，就有一股欢乐的浪头在他的胸中激荡，他恨不得地下忽然升起一堵墙来，不容他再往前走，让他永远伴着过往的岁月才好。
到了火车站，他们走进小吃部，各人喝了一杯白葡萄酒。老头子伸手到口袋里摸钱包，打算付钱。
“我请客！”阿尼西姆说。
老头子感动地拍拍他的肩膀，对小吃部的服务员眨一眨眼，好像说：“瞧，我有一个多么好的儿子。”
“你应当留在家里做生意才对，阿尼西姆，”他说，“对我来说，你是个了不起的宝贝！我会把你从头到脚镀上金呢，好儿子。”
“这是办不到的，爸爸。”
白葡萄酒有点酸，而且有火漆的气味，可是他们又喝了一杯。
老齐布金从火车站回到家来，一下子竟认不出他的小儿媳妇了。丈夫刚刚坐着车出了院子，丽巴就变了样，忽然高兴起来。她换上一条早先穿过的旧裙子，光着脚，把袖子卷到肩膀上，擦前堂的楼梯，用银铃样的尖嗓音唱歌。她端着一大盆脏水走出去，抬头看太阳，露出孩子气的笑容，她自己也像一只百灵鸟一样了。
一个老工人正好走过门口，摇着头，嗽了嗽喉咙。
“是啊，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上帝给你送来的儿媳妇真了不起！”他说，“她不能算是娘们儿，简直该算是一宗宝贝！”
七月八日，星期五那天，外号叫做“拐杖”的叶利扎罗夫和丽巴，从卡桑斯科耶村回来，这天是当地教堂纪念卡桑圣母的祭礼日，他们刚刚到那儿去做过礼拜。丽巴的母亲普拉斯科维娅在他们身后很远的地方走着，她老是落在后面，因为她有病，气喘。天色已经将近黄昏了。
“啊，啊，啊！……”“拐杖”一面听丽巴讲话，一面惊奇地说，“啊，啊！……真的吗？”
“我啊，挺爱吃果酱，伊利亚·马卡雷奇，”丽巴说，“我坐在我那小屋里，老是喝茶呀，吃果酱呀。要不然我就跟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一块儿喝茶，她常常讲点打动人心的事儿。她们有许多许多的果酱，四罐子呐。‘吃吧，丽巴，’她说，‘由着性儿吃吧。’”
“啊，啊，啊！……四罐子呐！”
“他们过得可阔气了。喝茶的时候还吃小白面包，牛肉也是要吃多少就吃多少。他们过得可阔气了，不过我在他们那儿总觉着害怕，伊利亚·马卡雷奇。唉唉，我好怕哟！”
“你怕什么呢，孩子？”“拐杖”问，他回过头去看普拉斯科维娅落得远不远。
“结婚以后，我先是怕阿尼西姆·格里戈里奇。阿尼西姆·格里戈里奇并没怎么样，也没欺负我，只是他一走近我的身边，就有一股凉气跑遍我的全身，一直钻进我所有的骨头里去了。我没有一夜睡着过，老是发抖，祷告上帝。现在呢，我怕阿克西尼娅，伊利亚·马卡雷奇。她也没怎么样，老是笑呵呵的，不过有时候她瞧一眼窗外，眼神却那么凶，射出绿光，就跟关在栏里的羊眼睛一样。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正在撺掇她：‘你家的老头子，’他们说，‘在布乔基诺有一小块地，大约有四十俄亩，’他们说，‘那儿有沙土，有水，所以你，阿克秀霞，’他们说，‘在那儿自己盖一个砖厂吧，我们来合股经营就是。’现在的砖价是二十卢布一千块。那是赚钱的生意。昨天吃午饭的时候阿克西尼娅就对老头子说：‘我打算在布乔基诺盖个砖厂，我自己做点生意。’她一边说一边笑。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的脸可就阴下来了，看得出来他是不喜欢这个办法的。‘只要我还活着，’他说，‘那就不能分家，我们得守在一块儿。’她瞪了他一眼，暗自咬牙……油炸饼端上来了，可是她不吃！”
“啊，啊，啊！……”“拐杖”惊奇地说，“她不吃呀！”
“还有，劳您的驾说说看，她到底什么时候才睡觉啊？”丽巴接着说，“她刚刚睡了半个钟头，就跳起来，这儿走走，那儿走走，看农民们放火烧什么东西没有，偷什么东西没有……她真可怕，伊利亚·马卡雷奇！赫雷明年轻一辈人喝过喜酒以后，没有回去睡觉，却一块儿坐车到城里去打官司了。大家都说这大概是阿克西尼娅闹出来的。有两个兄弟答应给她盖一个造砖厂，可是第三个生气了。他们的工厂就此停工一个月，我的叔父普罗霍尔没活儿可做，挨门挨户地要饭。‘叔叔，趁这工夫，您应该去种地，或者砍柴，’我对他说，‘何必这么丢脸？’‘庄稼活我已经丢生了，’他说，‘我什么也不会干了，丽宾卡。’……”
他们在一小片新生的山杨树林旁边站住，歇歇气，等普拉斯科维娅。叶利扎罗夫早就在做小规模的包工活儿，可是买不起马，总是徒步走遍全县，什么也不带，只带一个小口袋，里头装着面包和洋葱，他大踏步地走路，甩搭着胳膊。同他一块儿走路是很难跟得上的。
树林的进口地方立着一块地界标。叶利扎罗夫碰一碰它，看它结实不结实。普拉斯科维娅喘吁吁地走到他们面前来了。她那满是皱纹、素来神色惊恐的脸，这时候却快活得放光，今天她跟别人一样到过教堂，后来赶了一趟集，在那儿还喝了梨汁克瓦斯！这在她是少有的，现在她甚至觉得今天是她生平第一回过得满意的一天了。他们休息了一阵，三个人并排走着。太阳已经在落下去，斜阳射进树林，树干发亮。前面隐约传来了人声。乌克列耶沃的姑娘们早就在他们前头走过去了，可是一直留在树林里没走，多半在采菌吧。
“喂，姑娘们！”叶利扎罗夫叫道，“喂，美人儿！”
回答的是一片笑声。
“‘拐杖’来了！‘拐杖’！老生姜！”
回答的也是笑声。然后树林也落在后面了。工厂的烟囱顶可以看见了。钟楼上的十字架发亮：这就是那个“教堂执事在丧宴上吃光鱼子酱”的村子。现在他们差不多要走到家了，他们只要下坡，走进那大峡谷就成了。丽巴和普拉斯科维娅本来光着脚走路，这时候就在草地上坐下来穿鞋，包工头叶利扎罗夫也陪她们坐下来。要是从上面往下瞧一眼，乌克列耶沃和它的柳树、白教堂、小河，就显得美丽平静，只有工厂的房顶刺眼，主人为了少花钱而把房顶涂成一种暗淡无光的古怪颜色。他们可以看见对面山坡上有黑麦，一垛垛，一捆捆，东一堆，西一堆，仿佛让暴风吹散了，那些新割下来的麦子一排排地躺在那儿。燕麦熟了，这时候给太阳照得跟珍珠母一样发出反光。这时令正是农忙期。今天是节日，明天是星期六，他们割黑麦，运走干草，随后是星期日，又是假日。每天远处有隆隆的雷声。天气闷热，看起来像要下雨。因此，现在每个人瞧着这片田野都会想：求上帝保佑我们及时收割完庄稼才好。大家觉得高兴，畅快，同时却又着急。
“如今割麦子的工人真能挣钱，”普拉斯科维娅说，“一天挣一卢布零四十戈比呢！”
人们纷纷从卡桑斯科耶的市集回来：村妇啦，戴新帽子的工人啦，乞丐啦，小孩子啦……一会儿有一辆大车走过去，扬起灰尘，车后跟着一匹没卖掉的马，那匹马仿佛因为没卖掉而暗自高兴似的，一会儿有一头母牛由人牵着犄角往前走去，它却死命地不肯走，一会儿又过去一辆大车，车上坐着些醉醺醺的农民，把腿耷拉下来。一个老太婆领着一个头戴大帽子、脚穿大靴子的男孩走过去，男孩热得累了，又因为那双沉甸甸的靴子不容他的腿在膝头那儿打弯，就更加累了，不过他还是用足气力不断地吹一个玩具喇叭。他们已经走下斜坡，转弯上了大街，可是喇叭声仍旧听得到。
“我们的厂主好像完全变了……”叶利扎罗夫说，“这可真糟！科斯丘科夫生了我的气。‘飞檐上用的薄板太多。’‘怎么太多？该用多少就用多少，瓦西里·丹尼雷奇。我又没拿它们就着粥吃到肚子里去，那是薄板啊。’‘你怎么可以跟我这样说话？’他说，‘你这蠢货，没出息的！别忘了形！’他嚷着说，‘是我提拔你做包工头的。’‘这也没什么希罕！’我说。‘当初我没做包工头的时候，我也天天有茶喝啊。’‘你们全是下流胚……’他说。我没言语。‘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下流胚，’我心想，‘到了那个世界你们就是下流胚啰。’哈哈哈！第二天他软下来了。‘你别因为我说的话记恨我，马卡雷奇，’他说。‘要是我说话有过火的地方，’他说，‘那么话说回来，我到底是一等行会的商人，比你上流，你应当闭嘴才是。’‘您是一等行会的商人，我是木工，’我说，‘这话不错。可是圣徒约瑟也是木工啊。我们这行业是正当的，连上帝都喜欢。要是你愿意做比我上流的人，那也随您，瓦西里·丹尼雷奇。’后来，我是说在谈过这回话以后，我心想：‘到底谁是上流人啊？一等行会的商人呢，还是木工？’一定是木工，孩子们！”
“拐杖”想了一想，补充几句：
“是这样的，孩子们。谁劳动，谁能忍，谁就上流。”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浓雾在河面上，在教堂的围墙里，在工厂四周的空地上升起来，白得跟牛奶一样。这时候，黑暗很快地降临了，坡下面已经有灯火在闪亮，看上去那片浓雾好像掩盖着一个不见底的深渊似的。生来穷苦、准备照这样过一辈子、除去惊恐而温柔的灵魂以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别人的丽巴和她母亲，也许在这一刹那间会隐约感到：在这广大神秘的世界里，在生命世世代代无穷的延续中，她们也是一种力量，而且比某些人上流吧。她们坐在坡上挺痛快，幸福地微笑着，却忘了她们还得走下斜坡回家去。
末后，她们回到了家。收割工人坐在小铺附近和大门外面的地上。乌克列耶沃的农民们素来不肯到齐布金家来做活，他们只好雇外乡人。如今在黑地里看上去，坐在那儿的人仿佛长着又长又黑的胡子似的。小铺开着门，从门口可以瞧见聋子在里面跟一个男孩下跳棋。收割工人轻声唱歌，低得差不多听不清，或者大声要求发给他们前一天的工钱，可是雇主不发给他们，因为深怕他们明天走掉。老齐布金脱掉上衣，穿着坎肩，跟阿克西尼娅坐在门廊前面桦树底下喝茶，桌子上点着一盏灯。
“老大爷！”收割工人在门外叫道，好像要嘲弄他似的，“哪怕发给我们一半工钱也是好的！老大爷！”
立刻来了笑声。然后他们又唱起来，声音低得差不多听不清……“拐杖”也坐下来喝茶。
“喏，我们去赶集来着，”他讲起来，“我们玩玩乐乐，痛快极了，孩子们，赞美主吧。可是出了一件不好的事儿：铁匠萨希卡买烟叶，喏，给了店老板一枚半卢布银币。不料那半卢布银币是个假钱，”“拐杖”接着说，往四下里看一眼。他想小声说话，可是他却用一种发闷的、嘶哑的声音讲着，人人都听得见。“原来那半卢布银币是假钱。人家问他这钱是哪儿来的。‘这是阿尼西姆·齐布金给我的，’他说，‘他是在我去吃喜酒的时候给我的，’他说。他们就把警察叫来，把这人带走了。……注意啊，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可别出什么事儿，也别惹出什么闲话来……”
“老大——爷！”那个声音又在门外嘲弄地叫道，“老大——爷！”
随后是沉默。
“啊，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拐杖”很快地嘟哝着，站起来。他困了，“好了，谢谢您的茶，您的糖，孩子们。到睡觉的时候了。我有点朽了，我的脊梁全都朽了。哈哈哈！”
他一面走，一面说：
“我大概到死的时候了！”
他就呜呜地哭了。老齐布金没有把茶喝完，只是仍旧坐了一会儿，想心事，从他那脸容看上去像是在听“拐杖”的脚步声，“拐杖”已经顺着大街走远了。
“铁匠萨希卡多半是胡说。”阿克西尼娅猜中他的心事，说。
他走进房里去，过一会儿拿着一包东西走回来，他打开包，卢布闪闪发亮，都是些簇新的钱币。他拿一个，用牙咬了咬，往托盘上一丢，然后又丢一个……
“这些卢布果然是假的……”他说，瞧着阿克西尼娅，好像糊涂了，“这都是当初阿尼西姆带回来，算做他的礼物的。你，孩子，拿去，”他小声说，把包塞在她手里，“拿去丢在井里……去它的吧！注意，可别张扬出去。千万别出什么岔子才好……把茶炊收拾了，灯熄掉……”
丽巴和普拉斯科维娅坐在板棚里，瞧着灯亮一个个地灭了，只有楼上瓦尔瓦拉的房间里，有些蓝色和红色的圣像前的油灯还亮着，安宁、满足、神秘的空气从那儿飘下来。普拉斯科维娅对女儿嫁了阔人这件事始终还没习惯，每逢她来到这儿，总是怯生生地缩在前堂里，脸上现出恳求的笑容，茶和糖就给她送来了。丽巴也过不惯，丈夫走后就不在自己的床上睡觉，随便在哪儿倒头就睡，或是在厨房里，或是在板棚里。她天天擦地板，洗衣服，觉得自己像是来打短工的。现在，她们做完礼拜回来以后，就到厨房里去跟厨娘一块儿喝茶，然后她们走进板棚，在雪橇和矮墙中间的地板上躺下来。那儿挺黑，有套包子的气味。正房四周的灯全熄了，然后她们听见聋子关上店门，收割工人们在院子里打点着睡觉了。远处，在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的家里，他们正在拉那贵重的手风琴……丽巴和普拉斯科维娅开始昏昏地睡去。
她们给什么人的脚步声惊醒了，月亮正在明晃晃地照着板棚。门口站着阿克西尼娅，手里抱着她的被褥。
“这儿也许凉快点……”她说，然后走进来，几乎就躺在门口，月光照亮了她的全身。
她睡不着，喘气，热得摊开四肢，差不多把被子全揭掉了。在月亮的魔光下这是个多么美丽、多么骄傲的动物啊！过了不大工夫，又来了脚步声：老头子穿一身白，在门口出现了。
“阿克西尼娅！”他叫道，“你在这儿吗？”
“怎么？”她生气地回答。
“我刚才叫你把钱扔在井里。你扔掉没有？”
“哪有这样的事，把一大笔钱扔在水里！我已经把它发给收割工人了……”
“啊呀，我的上帝！”老头儿叫道，又惊讶又害怕，“你这个胡闹的娘们儿……唉，我的上帝！”
他举起两只手来一拍，走出去了，一面走一面不住地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阿克西尼娅坐起来，心烦得长叹一口气，然后站起来，收起铺盖，抱着走了。
“你为什么把我嫁到这个人家来啊，妈！”丽巴说。
“人总得结婚，女儿。那不是我们作得了主的。”
一种没法慰解的悲痛准备来抓住她们的心。可是她们觉着在高高的天上好像有人低下头来，从那一片布满星斗的蓝天里瞧着下界，看见了乌克列耶沃发生的种种事情，注视着。不管罪恶有多么强大，可是夜晚仍旧安静美丽，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里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同样恬静美丽的真理。人间万物，一心等着跟真理合成一体，如同月光和黑夜融合在一起一样。
于是她俩放了心，互相依偎着睡着了。
早就来了消息，说是阿尼西姆因为制造和使用假钱而关在监牢里。好几个月过去了，大半年过去了，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春天开始了。家里的人也好，村子里的人也好，对阿尼西姆关在监牢里这件事都已经习惯了。谁要是晚上走过这所房子或者这个小铺，就会想起阿尼西姆关在监牢里。每逢乡村墓地里响起钟声，不知什么缘故也会使人想起他在坐牢，等候审判。
仿佛有一个阴影罩住了这所庭院似的。正房变得暗淡，房顶生了锈，那扇沉甸甸的、包着铁皮的店门上，绿漆褪了色，或者用聋子的话来说，就是“起茧子”了。老齐布金自己也好像变得暗淡了。他早已不剪头发和胡子，看上去乱蓬蓬的。他也不再一纵身跳上马车，也不再吆喝乞丐：“上帝才养活你们！”他的精力衰退了，这在种种事情上都看得出来。人们也已经不大怕他，警官虽然仍旧接受他按期拿的贿赂，却把他的铺子告了一状。老头子已经三次被传到城里去，为了卖私酒而受审。由于证人没有出庭，这案子不断地拖下去，老头子给闹得筋疲力尽了。
他常坐车去探望儿子，请个什么律师，递个什么呈文，捐给某个教堂一方神幡。他送给囚禁阿尼西姆的监狱看守一个茶杯的银托子，珐琅上刻着字：“灵魂知分寸”。另外他还送了一个长的小匙子。
“没有人替我们张罗一下，没有人替我们好好张罗一下，”瓦尔瓦拉说，“唉，啧啧……你应当去求一位老爷给主要的长官写封信才好……至少可以让他交保释放嘛！……何必折磨那小伙子呢？”
她也难过，可是长得更胖更白了。她照旧点亮自己屋子里圣像前面的油灯，监督着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用果酱和苹果软糕招待宾客。聋子和阿克西尼娅在铺子里做生意。一个新的事业开始了，那就是布乔基诺的砖厂。阿克西尼娅差不多天天坐着马车上那儿去。她亲自赶车，每逢遇见熟人，总是伸出脖子去，活像嫩黑麦中间的一条蛇，天真而谜样地笑着。丽巴在大斋以前生了个娃娃，现在老是逗着娃娃玩。那是个一丁点大的、瘦瘦的、可怜样的小娃娃，奇怪的是他居然会哭，会看，居然算是一个人，甚至起了个名字叫尼基福尔。他躺在摇篮里。丽巴走开，到门口去，然后向他鞠躬，说：
“您好啊，尼基福尔·阿尼西梅奇！”
然后她连忙跑到他身边去吻他。后来她又走到门口去，鞠躬，说：
“您好啊，尼基福尔·阿尼西梅奇！”
他呢，踢蹬着他那两条小小的红腿。他的哭声跟笑声混在一起，跟木匠叶利扎罗夫一样。
临了，审判的日子确定了。齐布金提前五天动身赶去。随后，听说有些奉命作证的农民被传去了，他们的一个老工人也接到传票，动身赶去了。
审判是在星期四。可是星期日已经过去了，齐布金还没回来，一点消息也没有。到星期二将近黄昏，瓦尔瓦拉坐在敞开的窗口，听老头子回来没有。丽巴在隔壁房间里逗她的娃娃玩。她用双手托住他，往上颠他，欢欢喜喜地说：
“你将来会长得挺大，挺大！那你就会做农民，咱们一块儿出去打短工！咱们出去打短工！”
“得了，得了！”瓦尔瓦拉生气地说，“亏你想得出，要打什么短工，傻孩子！他将来要做商人的！……”
丽巴轻声唱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忘了，又开口说：
“你将来会长得挺大，挺大！那你就会做农民，咱们一块儿出去打短工。”
“瞧，她又说起来了！”
丽巴把尼基福尔抱在怀里，站在门口，问：
“妈妈，为什么我这么爱他？为什么我这么怜惜他？”她用发颤的声音接着说，她的眼睛含着泪水而发亮，“他是什么？他是怎么一个人？轻得跟一小片羽毛一样，跟一小块面包一样，可是我爱他，把他当做真正的人一样的爱他。对，他什么事也不会做，话也不会说，可是我凭他的小眼睛完全明白他要什么东西。”
瓦尔瓦拉竖起了耳朵：晚班车到达火车站的响声传到了她这儿。老头子来了吗？她不再听丽巴讲话，也没弄明白丽巴说了些什么，她更没理会时间怎样过去，光是周身发抖，这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她看见一辆大车装满农民，辘辘响着，很快地滚过门前。那是从火车站回来的证人。大车经过小铺的时候，老工人跳下车，走进了院子。她听见院子里有人招呼他，问他话……
“判决褫夺公权，”他大声说，“流放西伯利亚，判处六年苦役。”
她看见阿克西尼娅从小铺后门走出来，她本来在卖煤油，一只手拿着一个瓶子，一只手拿着一个漏斗，嘴里衔着几枚银币。
“公公在哪儿？”她咬字不清地问。
“在火车站，”工人回答，“‘过一会儿，等到天黑一点，’他说，‘我再回去。’”
等到全家都知道阿尼西姆被判了苦役，厨娘就在厨房里忽然哭起来，就跟死了人似的，她自以为这样才合乎礼节的要求：
“阿尼西姆·格里戈雷奇啊，漂亮的小鹰啊，你这一走不要紧，撇下我们有谁来管哟……”
那些狗惊恐地叫起来。瓦尔瓦拉跑到窗口，忧愁地走来走去，用尽气力提高嗓音，吆喝厨娘：
“闭嘴，斯捷潘尼达，闭嘴！看在基督份上，别折磨我们！”
她们忘了烧茶炊，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有丽巴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仍旧把全副心思都用在娃娃身上。
临到老头子从火车站回来，她们都没再问他什么话。他跟她们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在各房间里走进走出，他没吃晚饭。
“没有人出来张罗一下嘛……”瓦尔瓦拉等到房间里只剩他俩的时候，说，“我早就说过你应该去请托一位老爷才对，当时你却不肯听……应该递一份呈文上去……”
“我想过办法的！”老头子摆一摆手说，“阿尼西姆判罪以后，我去找那位替他辩护的先生。‘现在没法子了，’他说，‘时机太迟了。’阿尼西姆自己也这样说，时候太迟了。不过我走出法庭以后，仍旧请了个律师，而且给了他一笔定钱。我等一个星期再上那儿去。这要托上帝的福了。”
老头子又一声不响地走遍各房间。等到他回到瓦尔瓦拉身边来，他说：
“我一定病了。我的脑袋有点……迷迷糊糊。我的思想乱了。”
他关上门，免得让丽巴听见，接着轻声说：
“我担心钱。你还记得阿尼西姆在结婚以前，就是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里，给我一些新卢布和半卢布的银币吗？当时我把一部分钱收在一个包里藏起来，可是另外的钱我却拿来搀混在自己的钱里了……当初我叔父德米特里·菲拉狄奇——祝他到了天国——在世的时候，常到莫斯科或者克里木去办货。他有一个妻子，这妻子趁他像我所说的那样出去办货，常常勾搭别的男人。他们有六个孩子。叔叔一喝醉酒，就笑着说：‘我怎么也分不清哪个是我的孩子，哪个是别人的孩子。’你看，这种脾气称得起是马马虎虎。我呢，现在也就是这样分不清我的钱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我眼里，它们好像全是假的。”
“别胡说了，求上帝保佑你！”
“我在火车站买票，付了三卢布，心想别是假钱吧。我害怕。我一定是病了。”
“这是不消说的，我们都在上帝的手心里……唉，啧啧……”瓦尔瓦拉说，她摇摇头，“这倒也应当想一想，彼得罗维奇……保不住会出什么事，你到底不是青年人了。你会去世的，总要想法在你去世以后不要让人欺侮你的孙子才好。啊，我真担心他们会亏待尼基福尔，欺负他！他只好算是没有爹了，他母亲又年轻，傻头傻脑……你应当给那可怜的小男孩留下一点什么才好，至少把布乔基诺那块地给他吧，真的，彼得罗维奇！你想一想吧！”瓦尔瓦拉接着劝他，“那孩子挺好看，而又可怜！明天你出门一趟，立个遗嘱吧。何必再拖呢？”
“我把孙子也忘了，……”齐布金说，“我得去看一看他。那么你是说孩子长得挺好？嗯，好，让他长大吧。求上帝保佑！”
他开了门，弯起手指头，招呼丽巴过来。丽巴就抱着娃娃走到他面前来了。
“要是你需用什么，丽宾卡，你开口好了，”他说，“想吃什么就尽管吃，我们绝不吝惜，只要你身强力壮就好……”他在娃娃胸前画十字，“好好照应我的孙子。我儿子不在了，不过总算留下了一个孙子。”
眼泪滚下他的面颊，他抽抽搭搭地哭了，走开了。过一会儿，他上了床，在一连七夜没睡好以后，他沉酣地睡着了。
老头子进城去略略盘桓了一阵。有人告诉阿克西尼娅说他进城是到公证人那儿去立遗嘱的，说他已经把布乔基诺留给他孙子尼基福尔了，而那就是她烧砖的地方。她得到这个消息是在早晨，那时候老头子和瓦尔瓦拉正坐在门廊附近一棵桦树底下喝茶。她就关上铺子的正门和后门，检齐她所带的一切钥匙，使劲往老头子的脚旁边一扔。
“我再也不给你们干活了！”她大声嚷着说，忽然放声痛哭，“看起来，我不是你们的儿媳妇，而是工人！大家都在讪笑我说：‘瞧啊，齐布金家找了个多好的女工！’我可不是你们雇来的！我既不是叫花子，也不是无家可归的婊子，我有爹有娘。”
她没有擦她的眼泪，却睁着含满泪水的眼睛盯紧老头子，她的眼光凶恶，气得发斜。她的脸和脖子一齐涨红，绷得很紧，因为她用足了气力嚷叫。
“我不愿意再给你们卖力气了！”她接着说，“我累死了！讲到干活儿，讲到成天价坐在店里，讲到深更半夜偷偷出去私运白酒，那就都该我做，可是讲到分地，却分给那苦役犯的老婆和她的小鬼！她是这儿的女主人，太太，我成了她的女用人！那就索性把样样东西都给她，这囚犯老婆，让她活活噎死才好，我呢，回家去！你们另外去找傻瓜来吧，你们这些该死的强盗！”
老头子生平从没骂过或者责罚过他的子女，甚至从没想到过他家里的人会对他说粗鲁的话，或者做出不恭敬的举动。这时候他怕得很，就跑进房去，躲在立柜后面。瓦尔瓦拉慌得什么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光是挥动两只手，倒好像在赶走蜜蜂，免得螫着自己似的。
“啊，圣徒！这是什么意思啊？”她害怕地嘟哝着，“她在嚷什么呀？唉，啧啧……人家都听见了！小点声吧……唉，小点声吧！”
“你们既然把布乔基诺给苦役犯的老婆，”阿克西尼娅接着咆哮道，“那现在索性把样样东西都给她就是，你们的东西我一样也不要！滚你妈的蛋！你们这儿的人是一帮土匪！我看得够了，我看得不要看了！你们讹诈来往的行人，坐车的乘客，不管老的还是少的，你们一律讹诈，这群土匪！是谁没有领执照就卖酒？还有假钱呢？你们的箱子里装满了假钱，所以现在再也用不着我了！”
这时候敞开的门口已经聚集了一群人，往院子里瞧。
“随人家来看吧！”阿克西尼娅嚷道，“我要让你们丢尽了脸！我要叫你们让羞耻活活地烧死！我要叫你们趴在我脚跟前求我！喂！斯捷潘！”她招呼聋子，“咱们马上回家去！咱们去找我爹，去找我妈，我不要跟囚犯们住在一块儿！收拾一下就走！”
当院的几根绳子上晾着衣服，她一把拉下她那些仍旧湿着的裙子和短上衣，丢在聋子的胳臂上。随后，她大发脾气，在院子里那些晾着的内衣旁边跑来跑去，把所有不是她的衣服都扯下来，丢在地上，拿脚踩脏。
“哎呀，圣徒啊，拦住她吧！”瓦尔瓦拉哀叫着，“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把布乔基诺给她吧！为了基督的缘故，给她吧！”
“嘿！好一个娘们儿！”门口有人说，“居然有这样的娘们儿！她撒泼好厉害！”
阿克西尼娅跑进厨房，那儿正在洗衣服。只有丽巴一个人在洗，厨娘到河边用清水过衣服去了。洗衣槽里和炉子旁边的锅里冒着热气。厨房里闷热，由于弥漫着水气而发暗。地板上还放着一堆没洗过的衣服，尼基福尔躺在这堆衣服旁边的一个凳子上，踢蹬着他那两条小小的红腿，这样即使摔下来，也摔不坏。阿克西尼娅走进来的时候，丽巴正巧从那堆衣服里拿出阿克西尼娅的衬衣放进洗衣槽里，已经伸出手去拿桌子上摆着的一个盛满开水的大水勺……
“拿过来！”阿克西尼娅说，仇恨地瞧着她，从洗衣槽里抽出衬衣来，“不准你碰一碰我的衬衣！你是囚犯的老婆，应当识相点，应当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东西！”
丽巴呆呆地瞧着她，吓慌了，一点也不懂，可是她忽然瞅见阿克西尼娅落到小孩子身上的眼光，就明白过来，周身僵住了……
“你夺去了我的地，那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
说罢，阿克西尼娅就抓起那个装满开水的大水勺，往尼基福尔身上一泼。
这以后，厨房里发出乌克列耶沃人从没听见过的一声尖叫，谁也不相信像丽巴那样一个又弱又小的人儿会发出这样的叫声。院子里忽然静下来。阿克西尼娅默默地走进正房，唇边带着她平素那种天真的笑容……聋子不断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怀里抱满了衬衣，然后他一言不发，不慌不忙地重又把一件件衣服挂起来。在厨娘没从河边回来以前，谁也不敢走进厨房去看一看出了什么事。
尼基福尔给送到地方自治局的医院里去，将近黄昏，他在医院里死了。丽巴不等到人家来接她，就用小被子包起尸首，带回家去了。
这医院是新的，不久以前才造起来，安着大窗子，高高地立在一座山上，在夕阳里整个房子发亮，看上去好像里面着了火似的。山下有一个村子。丽巴顺着大路走下坡去，还没走到村子，就在一个小池塘旁边坐下来。有一个女人牵着一匹马来饮水，马却不肯喝。
“你还要怎么样呢？”女人轻声对马说，没了主意，“你还要怎么样呢？”
一个穿着红衬衫的男孩坐在水边上，洗他父亲的靴子。此外，村里也好，山上也好，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了。
“它不喝……”丽巴瞧着那马说。
后来，女人牵着马，男孩拿着靴子，都走了。一个人也看不见了。太阳睡了，盖上金黄和火红的锦缎。长条的云，红的，紫的，铺满天空，保卫着太阳的安宁。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只大麻鸻在叫，声音哀伤而低沉，好像一条母牛关在板棚里的叫声一样。这种神秘的鸟的叫声每年春天都听得见，可是谁也不知道它长的是什么样子，住在什么地方。在山顶上医院旁边，在池塘附近灌木丛中，在村子后边，在田野四处，夜莺嘹亮地啼叫着。杜鹃数着什么人的年纪，数啊数地就数乱了，又从头数起。池塘里那些青蛙愤愤地互相招呼，拚命地叫，人甚至听得清那些话：“你就是这种东西！你就是这种东西！”好热闹啊！这些生物这么唱啊嚷的，仿佛是故意要在这春夜吵得谁也睡不着觉，好让大家，就连气愤的青蛙也包括在内，爱惜而且享受每一分钟。要知道生命只有一次啊。
一个银白的半月在天空照耀，星星很多。丽巴没理会自己在池塘旁边坐了多久，可是等到她站起来，往前走，村子里的人却已经全都睡着，一个灯亮也没有了。大概还有十二俄里才能走到家，可是她的气力差了，也没法动脑筋去想该怎样走了。月亮时而在前面照耀，时而在右边照耀。那只杜鹃仍旧不断地叫唤，嗓子已经叫哑，而且带一点笑音，仿佛在嘲弄她：“喂，注意啊，你要迷路了！”丽巴加紧步子走去，头巾从脑袋上掉了……她瞧着天空，心想：现在她孩子的灵魂在哪儿呢？它究竟在跟着她走呢，还是高高地在繁星中间飘荡，不再想到他母亲了？啊，夜里在旷野上走路是多么孤单啊，特别是听着四周的歌声自己却唱不出来，夹在不断的欢呼中自己却高兴不起来，而且那月亮，不管时令是春天还是冬天，不管人活着还是死了，都不在心上，也孤单地从天空看着下界……心里痛苦的时候，没有人做伴是难受的。要是她母亲普拉斯科维娅，或者“拐杖”，或者厨娘，或者一个农民来陪陪她就好了！
“布——布！”大麻鸻叫道，“布——布！”
忽然清清楚楚地传来人的说话声：
“套车，瓦维拉！”
在她前面，道路旁边，烧着一堆篝火：它已经没有火苗，只剩下一堆红炭在发亮了。她可以听见马在嚼草。黑暗中显出两辆大车的轮廓，一辆车上有一个大桶，另一辆比较矮的大车上有些麻袋。另外还显出两个人影，一个牵着一匹马去套车，一个呆呆不动地站在火边，手抄在背后。有一只狗在车子附近叫起来。那个牵着马的人就站住，说：
“好像有人顺大路走过来了。”
“沙利克，不准叫！”另一个人吆喝狗。
这另一个人从声调听得出是个老人。丽巴站住，说：
“求上帝保佑你！”
老人走到她面前，停了一停才回答说：
“你好！”
“你们的狗不咬人吧，老爷爷？”
“不咬，走吧。它不会碰你的。”
“我本来在医院里，”丽巴沉默了一阵说，“我的小儿子在那儿死了。现在我把他带回家去。”
老人听了这些话，大概觉着不痛快，因为他走开了，匆匆地说：
“这也没关系，我的好人儿。这是上帝的旨意。你别磨蹭啊，小伙子！”他对他的旅伴说，“你打起精神来！”
“你的套包子没有了，”青年说，“我看不见。”
“瓦维拉，拿你简直没法办！”
老人拾起一小块炭，对它吹口气，它只照亮了他的鼻子和眼睛。后来，他们找到了套包子，他就带着那点亮光走到丽巴跟前，瞧她一眼，他的眼光流露了怜悯和温柔。
“你做娘了，”他说，“凡是做娘的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
他说完，叹口气，摇摇头。瓦维拉往火上丢了点东西，把火踩熄，四周立刻很黑了。眼前的景象消失了。跟先前一样，只有田野、星罗密布的天空、鸟儿那种吵得彼此睡不着觉的鸣叫。听起来倒好像秧鸡就在烧篝火的那地方鸣叫似的。
可是过了一分钟，那两辆车子、老人、高高的瓦维拉，又可以看清楚了。车子上了路，吱吱嘎嘎地响着。
“你们是侍奉神的人吧？”丽巴问老人。
“不是的。我们是菲尔萨诺沃的人。”
“刚才你瞧我一眼，我的心就松动了。那小伙子也挺斯文。我当你们一定是侍奉神的人呢。”
“你要上很远的地方去吗？”
“到乌克列耶沃去。”
“上车吧，我们把你送到库兹敏基。到了那儿你就照直往前走，我们就往左拐弯了。”
瓦维拉坐上那辆载着桶子的大车，老头子和丽巴坐上另外一辆。车子慢腾腾地走着，瓦维拉的车子在前面。
“我的小儿子受了一天的罪，”丽巴说，“他睁着一对小眼睛瞧我，什么话也没说。他想要说话，可又不会说。上帝啊！天上的圣母！我难受得老是倒在地上。我站啊站的，就倒在床旁边了。告诉我，老爷爷，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孩子临死以前要受那么大的苦？大人，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受过了苦，犯的罪就得到了宽恕，可是一个小孩子，没犯过什么罪，为什么也要受苦呢？为什么呢？”
“谁知道呢！”老人回答。
他们坐着车默默地过了半个钟头。
“人总不能样样事情都知道：怎么样啦，为什么啦，”老人说，“鸟儿注定了不生四个翅膀，只生两个，因为有两个翅膀也就能飞了。所以人也注定了不能样样事情都知道，只能知道一半或者一半的一半。人为了生活该当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
“我还是走路轻松一点，老爷爷。此刻我的心抖得什么似的。”
“不要紧，坐着吧。”
老人打个呵欠，在嘴上画十字。
“不要紧……”他又说一遍，“你的苦恼还算不得顶厉害的苦恼。人寿是长的，往后还会有好日子，有坏日子，什么事都会来的。俄罗斯母亲真大呀！”他说，往左右两边看了一看，“我走遍了俄罗斯，什么都见识过，你相信我的话吧，好孩子。将来还会有好日子，也会有坏日子的。早先，我走着到西伯利亚去，到过黑龙江，到过阿尔泰山，在西伯利亚住过，在那儿垦过地，后来想念俄罗斯母亲，就回到家乡来了。我们走着回到俄罗斯来，我记得我们有一回坐渡船，我啊，要多瘦有多瘦，穿得破破烂烂，光着脚，冻得发僵，啃着面包皮。渡船上有一位过路的老爷——要是他下世了，那就祝他升天堂——怜恤地瞧着我，流下了眼泪。‘唉，’他说，‘你的面包是黑的，你的日子也是黑的……’等我到了家，正好应了那句俗话：家徒四壁。我有过老婆，可是我把她留在西伯利亚，她葬在那儿了。所以我就做长工过日子。你猜怎么样？我告诉你吧：打那时候起，我过过坏日子，可也过过好日子。眼下，我却还不想死，好孩子，我还想再活上二十年呢。这样说来，还是好日子多。我们的俄罗斯母亲真大哟！”他说，又瞧了瞧两边，还回头看了一眼。
“老爷爷，”丽巴问，“人死了，他的灵魂在人世间还要飘荡多少天？”
“谁知道呢！这得问问瓦维拉，他上过学。眼下，学校里什么都教。瓦维拉！”老人招呼他。
“啊！”
“瓦维拉，人死了，他的灵魂在人世上还要待多少天啊？”
瓦维拉勒住马，等到马站住才答话：
“九天。我叔叔基里拉死后，他的灵魂在我们的木房里还活了十三天呢。”
“你怎么知道？”
“炉子里一连十三天有敲敲打打的声音嘛。”
“哦，行了。走吧。”老人说。看得出来，他一点也不相信那些话。
走到库兹敏基附近，大车拐弯，上了大道，丽巴就照直走下去。这时候天已经亮了。她走下坡，进了峡谷，乌克列耶沃的农舍和教堂蒙在雾里。天气很冷，她觉着仿佛那只杜鹃还在叫似的。
丽巴回到家的时候，牲口还没放出来，大家都在睡觉。她就在门廊上坐下，等着。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老头子，他只瞧了她一眼就立刻明白出了什么事，好久说不出话来，光是吧嗒嘴唇。
“唉，丽巴，”他说，“你没保护好我的孙子……”
瓦尔瓦拉给叫醒了。她举起两只手合起来一拍，痛哭起来。她立刻动手装殓尸首。
“他是个挺好看的娃娃……”她说，“唉，啧啧……你只有一个孩子，可是就连这一个孩子也没保护好，你这蠢东西……”
早晨做了安灵祭，傍晚又做一回。第二天下葬。举行葬礼以后客人们和神甫们吃了许多东西，狼吞虎咽，仿佛许久没吃过东西了。丽巴伺候他们吃饭，神甫举起一把叉着腌蘑菇的叉子，对她说：
“不用为娃娃伤心。这样的娃娃总要上天堂的。”
直到大家告辞以后，丽巴才真切地体会到现在尼基福尔已经不在，而且再也不会活回来了。她明白过来，就痛哭不止。而且，她不知道跑到哪个房间里去哭才好，因为她觉着孩子一死，这所房子里已经没有她待的地方，她没有理由再在这儿待下去，她变成一个多余的人了，而且别人也有这样的感觉。
“喂，你嚎什么？”阿克西尼娅忽然在门口出现，大叫一声，为了参加葬礼，她穿得一身新，脸上扑了粉，“闭嘴！”
丽巴想止住哭，可又止不住，反而哭得更响了。
“你听见没有？”阿克西尼娅嚷道，大发雷霆地顿脚，“我在跟谁讲话？滚出这所房子去，从此不准再上门，你这苦役犯的老婆！滚出去！”
“算了，算了，算了！……”老头子慌慌张张地说，“阿克秀霞，小点声，我的好人……她哭，这也是人情之常……她的孩子死了……”
“人情之常……”阿克西尼娅学着他的话说，“姑且让她在这儿住一夜，明天可别让我再看见她的人影！人情之常！……”她又学着他的话说，笑呵呵地，往小铺那边走去。
第二天一清早丽巴就回到托尔古耶沃村她母亲的家里去了。
现在小铺的房顶和前门涂过油漆，明晃晃的，就跟新的一样，窗子里照旧开着鲜艳的天竺葵。三年以前在齐布金家里和院子里出过的事，差不多给人忘光了。
老头子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仍旧跟往常一样算是主人，不过实际上一切事情全由阿克西尼娅掌管了。她买东西，卖东西。不管什么事，不得她的同意就办不成。砖厂经营得挺好。由于修铁路需用砖，砖价已经涨到二十四卢布一千块了。村妇和村姑用大车把砖运到火车站上，装进火车，做这样的活儿，一天赚四分之一卢布。
阿克西尼娅跟赫雷明家年轻的一辈人搭伙经营，他们的工厂现在叫做赫雷明兄弟公司了。他们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饭铺，那个贵重的手风琴已经不是在工厂里，而是在这个饭铺里奏乐了。邮政局长也在做一种什么生意，常常到饭铺去。火车站站长也一样。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送给聋子斯捷潘一个金表，他常从衣袋里拿出那个表，放到耳朵旁边听一听。
村里人谈到阿克西尼娅，都说她有很大势力。不错，每逢她早晨坐上马车到自己的砖厂去，脸上挂着天真的笑容，漂亮，幸福，以及后来到了砖厂，在那儿发命令，人都会感到她有很大势力。家里也好，村里也好，砖厂里也好，人人都怕她。遇到她上邮政局去，邮政局长总是很快地站起来，对她说：
“请您赏光坐一坐，克谢尼娅·阿勃拉莫芙娜！”
有一回有个上了岁数、可是装束时髦的地主，穿一件细呢料的长外衣和一双高统的漆皮靴，卖给她一匹马，跟她谈来谈去，谈得入了迷，竟迎合她的心意，压低价钱对她让步了。他跟她握了很久的手，瞧着她那快活、狡猾、天真的眼睛，说：
“为了您这样的女人，克谢尼娅·阿勃拉莫芙娜，随您喜欢什么，我都愿意照办。不过，请您说一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单独相会，没人来打搅我们？”
“那随您的便，什么时候都行！”
这以后，那个上了岁数的花花公子差不多天天坐着车到小铺来喝啤酒。啤酒挺难喝，苦得跟艾草一样。地主摇头，可是仍旧喝下去了。
老齐布金已经不管生意上的事。他身边不带钱了，因为他怎么也分不清真钱和假钱，可是他一声不响，绝不对任何人提到这个弱点。不知怎的他变得健忘了，要是人家不给他东西吃，他也不要。他们已经惯了，吃饭时候总不记得找他。瓦尔瓦拉常常说：
“昨天我们那口子又没吃东西就上床睡了。”
她满不在乎地说这句话，因为她也惯了。不知什么缘故，不论冬夏，他总穿一件皮大衣，只有遇到很热的天气才不出门，坐在家里。他照例穿着那件皮大衣，裹得严严的，竖起衣领，在村子里蹓蹓跶跶，顺着大路到火车站去散步，或者从早到晚坐在教堂门口附近的长凳上。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行人向他鞠躬，可是他不理，因为他跟先前一样，仍旧不喜欢农民。要是人家问他话，他总是合情合理、客客气气地回答，不过答话很简单。
村子里传播着一种流言，说是他的儿媳妇把他从自己家里赶出来了，不给他东西吃，说是他靠施舍活着。有人听了高兴，有人替他难过。
瓦尔瓦拉长得越发胖，皮肤也越发白了。她仍旧在做好事，阿克西尼娅也不来过问。现在，果酱多得很，他们来不及吃完，新果子就又收下来了。果酱凝成糖块，瓦尔瓦拉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差点哭出来。
大家已经开始忘记阿尼西姆。有一天他写了一封信来，是用韵文写成的，用的是大张的纸，仿佛呈文一样，而且写的仍旧是先前那一笔好字。显然他的朋友萨莫罗多夫跟他在一块儿服刑。那些诗句下面，有一行字却是用难看的、几乎认不清的笔迹写出来的：“我在这儿一直害病，我很痛苦，看在上帝份上帮帮我。”
有一回，那是秋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将近黄昏，老齐布金坐在教堂大门附近，竖起皮大衣的衣领，只有鼻子和帽檐还看得清。这条长凳的另一头坐着包工头叶利扎罗夫，跟他并排坐着的是学校看守人亚科夫，他是一个脱了牙齿、大约七十岁的老头儿。“拐杖”和看守人正在聊天。
“孩子应当养活老人，供老人吃喝……孝敬爹娘，”亚科夫有气地说，“她呢，一个做儿媳妇的却把公公从自己家里撵出来了。老头子没吃没喝，上哪儿去好呢？他三天没吃东西了。”
“一连三天啊！”“拐杖”吃惊地说。
“他就这么坐着，老是一句话也不说。他已经变得衰弱了。何必闷声不响呢？告她一状就是，反正法院也不会夸奖她。”
“法院夸奖谁？”“拐杖”没听清，问道。
“什么？”
“那娘们儿不错，她也算卖力气了。干他们那行生意，不那么办就不行……我是说，不能不犯罪……”
“他打自己的家里给撵出来了，”亚科夫接着气愤地说，“你得自己挣下钱，买下房子，然后才能撵人啊！嘿，你想想看，真有这样的女人！简直是瘟疫嘛！”
齐布金听着，一动也没动。
“不管是自己的房子也好，别人的房子也好，只要暖和，娘们儿不骂人，那就都是一样……”“拐杖”说，他笑起来，“我年轻时候，很疼我的娜斯达霞。她是个文文静静的小女人。那当儿她老爱说：‘买所房子吧，马卡雷奇！买所房子吧，马卡雷奇！买匹马吧，马卡雷奇！’她临死，还一个劲儿地说：‘你买一辆快马马车吧，马卡雷奇，免得自己走路。’我呢，甚么也没给她买，只给她买过蜜糖饼干。”
“她的丈夫又聋又笨，”亚科夫接着说，没听“拐杖”的话，“十足的傻瓜，活像一只笨鹅。他能懂什么？拿根棍子照准鹅脑袋兜头打下去，它也还是不会懂啊。”
“拐杖”站起来，要回到工厂的家里去了。亚科夫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走，边走边谈。等他们走出大约五十步去，老齐布金也站起来，跟着他们勉强地走，他迈步不稳，倒好像在光滑的冰上走路似的。
村子已经笼罩在薄暮的昏暗里，那条大路蜿蜒地爬上坡去，好比一条蛇，太阳只照到大路的上半部了。老太婆们从树林里回来，身边带着小孩子。她们提着装满片状蕈和乳蘑的篮子。村妇和村姑成群地从火车站回来，她们已经在那儿把砖装进车厢了。她们的鼻子和眼睛底下的脸颊布满红色的砖末。她们在唱歌。领头走着的是丽巴，眼睛望着天空，用尖细的嗓音唱着，声音发颤，仿佛在得意，在高兴：谢天谢地，白天总算过去，可以休息了。她母亲，做短工的普拉斯科维娅，也夹在人群里，抱着一个包袱走着，跟往常一样，一边走一边喘气。
“你好，马卡雷奇！”丽巴一看见“拐杖”，就说，“你好，亲爱的！”
“你好，丽宾卡！”“拐杖”叫道，挺高兴，“姑娘们，娘们儿，爱这个阔绰的木匠吧！哈哈！我的孩子们，孩子们！（“拐杖”鼻子一酸，哭出来了。）我亲爱的小斧子！”
“拐杖”和亚科夫往前走去，可以听见他们在谈话。他们走后，人群遇见了老齐布金，大家忽然静下来。丽巴和普拉斯科维娅稍稍落在大家的后面。等到老头子跟她们走到并排，丽巴就深深地一鞠躬，说：
“您好，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
她母亲也鞠躬。老头儿站住，没说话，瞧着她俩。他的嘴唇抖动，眼睛里满是泪水。丽巴从母亲的包袱里拿出一块荞麦面馅饼，递给他。他接过去，吃起来。
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大路的上半部的阳光也消失了。天黑下来，凉下来了。丽巴和普拉斯科维娅往前走去，她们在自己胸前画了很久的十字。
19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