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幢不大的厢房，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这幢厢房的屋顶生了锈，烟囱半歪半斜，门前台阶已经朽坏，长满杂草，墙面的灰泥只剩下些斑驳的残迹。这幢厢房的正面对着医院，后墙朝着田野，厢房和田野之间由一道安着钉子的灰色院墙隔开。那些尖头朝上的钉子、那围墙、那厢房本身，都有一种特别的、阴郁的、罪孽深重的景象，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的房屋才会这样。
要是您不怕被荨麻扎伤，那您就顺着通到厢房的那条羊肠小道走过去，瞧瞧里面在干些什么吧。推开头一道门，我们就走进了前堂。在这儿，沿着墙，靠火炉的旁边，丢着一大堆医院里的破烂东西。褥垫啦，破旧的长袍啦，裤子啦，细蓝条子的衬衫啦，没有用处的破鞋啦，所有这些破烂堆在一块儿，揉得很皱，混在一起，正在腐烂，冒出一股闷臭的气味。
看守人尼基达是个年老的退伍兵，衣服上的军章已经褪成棕色。他老是躺在那堆破烂东西上，两排牙齿中间衔着一只烟斗。他的脸相严厉而枯瘦，他的眉毛滋出来，给那张脸添上了草原的看羊狗的神情，他的鼻子发红，身材矮小，虽说长得清瘦，筋脉嶙嶙，可是气派威严，拳头粗大。他是那种心眼简单、说干就干、办事牢靠、脑筋迟钝的人。在人间万物当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安分守己，因此相信对他们是非打不可的。他打他们的脸，打他们的胸，打他们的背，碰到哪儿就打哪儿，相信要是不打人，这地方就要乱了。
随后您就走进一个宽绰的大房间，要是不把前堂算在内的话，整个厢房里就只有这么一个房间。这儿的墙壁涂了一层混浊的淡蓝色灰粉，天花板熏得挺黑，就跟不装烟囱的农舍一样。事情很清楚，这儿到冬天，炉子经常冒烟，房间里净是煤气。窗子的里边钉着一排铁格子，很难看。地板颜色灰白，满是木刺。酸白菜、灯心的焦味、臭虫、阿摩尼亚味，弄得房间里臭烘烘的，您一进来，这种臭气就使您觉着仿佛走进了动物园。
房间里放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有些穿着医院的蓝色长袍、按照老派戴着睡帽的男子在床上坐着或者躺着。这些人都是疯子。
这儿一共有五个人。只有一个人出身贵族，其余的全是小市民。顶靠近房门的那个人是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唇髭棕红发亮，眼睛沾着泪痕，坐在那儿用手托着头，瞧着一个地方发呆。他一天到晚伤心，摇头，叹气，苦笑。人家讲话，他很少插嘴；人家问他什么话，他也总是不答话。人家给他吃食，他就随手拿起来吃下去，喝下去。从他那痛苦的、喀喀的咳嗽声，他那消瘦，他那脸颊上的红晕看来，他正在开始害肺痨病。
他旁边是一个矮小活泼、十分爱动的老头，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长着跟黑人那样鬈曲的黑头发。白天，他在病室里从这个窗口走到那个窗口，或者坐在床上照土耳其人那样盘着腿。他像灰雀那样不住地打唿哨，轻声唱歌，嘿嘿地笑。到了晚上他也显出孩子气的欢乐和活泼的性格。他从床上起来祷告上帝，那就是，拿拳头捶胸口，用手指头抓门。这是犹太籍傻子莫依谢依卡，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焚毁的时候发了疯。
在第六病室的所有病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得到允许，可以走出屋子，甚至可以走出院子上街。他享受这个特权已经很久，这大概因为他是医院里的老病人，又是一个安分的、不伤人的傻子，本城的小丑。他在街上给小孩和狗包围着的情景，城里人早已看惯了。他穿着破旧的长袍，戴着可笑的睡帽，穿着拖鞋，有时候光着脚，甚至没穿长裤，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小店的门口站住讨一个小钱。有的地方给他一点克瓦斯喝，有的给他一点面包吃，有的给他一个小钱，因此他总是吃得饱饱的，满载而归。凡是他带回来的东西，尼基达统统从他身上搜去归自己享用。这个兵干起这种事来很粗暴，怒气冲冲，把犹太人的口袋底都翻出来，而且要上帝做见证，赌咒说他绝不让这个犹太人再上街，说他认为这种不安分守己的事比世界上任何什么事都坏。
莫依谢依卡喜欢帮人的忙。他给同伴们端水，他们睡熟了，他就给他们盖被。他应许每个人说：他从街上回来，一定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小钱，给每个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用一把调羹喂他左边的邻居吃东西，那人是一个瘫子。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性质的考虑，而是摹仿他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的举动，不知不觉地受了他的影响。
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是个大约三十三岁的男子，出身贵族家庭，做过法院的民事执行吏和十二品文官，害着被虐狂。他要么躺在床上，蜷着身子，要么就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仿佛在锻炼身体。他很少坐着。他老是怀着一种朦胧的、不明确的担心，因此总是激动，焦躁，紧张。只要前堂传来一丁点儿沙沙声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就抬起头来，竖起耳朵：是不是有人来抓他了？是不是有人在找他？遇到这种时候，他脸上就现出极其不安和憎恶的神情。
我喜欢他这张颧骨很高的宽脸，脸色老是苍白而愁苦，像镜子那样映出一个被挣扎和长期的恐惧苦苦折磨着的灵魂。他这种愁眉苦脸是古怪而病态的，可是深刻纯真的痛苦在他脸上刻下来的细纹，却显出智慧和理性，他的眼睛射出热烈而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这个人本身，他殷勤，乐于为人出力，除了对尼基达以外，对一切人都异常体贴。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者一把调羹，他总是连忙从床上跳下来，捡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都要向同伴们道早安，临睡也要向他们道晚安。
除了他经常保持紧张状态并且露出愁眉苦脸以外，他的疯病还有下面的表现。每到傍晚，有时候他把身上的短小的长袍裹一裹紧，周身发抖，牙齿打战，很快地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在床铺之间穿来穿去。看上去，他仿佛在发高烧。从他忽然站住，瞧一眼同伴的样子看来，他分明想说什么很重要的话，可是大概想到他们不会听他讲，也听不懂他的话，就烦躁地摇摇头，仍旧走来走去。然而不久，说话的欲望就压倒一切顾虑，占了上风，他管不住自己，热烈奔放地讲起来。他的话又乱又急，像是梦呓，前言不搭后语，常常叫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不管在话语里也好，声调里也好，都可以使人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一讲话，您就会在他身上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疯话是很难写到纸上来的。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生活，讲到时时刻刻使他想起强暴者的麻木残忍的铁窗格。结果他的话就变成由许多古老的、然而还没过时的歌合成的一首凌乱而不连贯的杂曲了。
大约十二年前或者十五年前，一个姓格罗莫夫的文官住在本城大街上他自己的房子里，这是一个有地位又有家产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万。谢尔盖在大学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得急性肺痨病死了，他的死亡仿佛给忽然降到格罗莫夫家中的一大串灾难开了个头。谢尔盖葬后不出一个星期，老父亲因为伪造文件和挪用公款而送审，不久以后就害伤寒，在监狱医院里去世了。房子连同所有的动产都被拍卖，撇下伊万·德米特里奇和他母亲没法生活了。
原先在父亲生前，伊万·德米特里奇住在彼得堡，在大学里念书，每月收到六七十个卢布，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穷，现在他却得一下子改变他的生活了。他为了挣几个小钱而不得不一天到晚教家馆，做抄写工作，尽管这样却仍旧要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活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他灰心丧气，身体虚弱，就离开大学，回家来了。在这儿，在这小城里，他托人情在县立学校里谋到一个教员的位子，可是跟同事们处不好，学生也不喜欢他，不久他就辞职了。他母亲去世了。他有六个月没找到工作，光靠面包和水生活，后来作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吏。他一直干这个差使，后来就因病被辞了。
他还在年纪轻轻、做大学生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让人觉得是个健康的人。他素来苍白，消瘦，动不动就着凉。他吃得少，睡不酣。他只要喝上一杯葡萄酒，就头晕，发歇斯底里病。他一向喜欢跟人们来往，可是由于他那爱生气的脾气和多疑的性格，他跟任什么人都不接近，也没有交到朋友。他总是满心看不起地批评城里人，说是他觉着他们那种浑浑噩噩的愚昧和昏昏沉沉的兽性生活又恶劣又讨厌。他用男高音讲话，响亮，激烈，要么带着忿怒和愤慨的口气，要么带着热中和惊奇的口气，不过他永远讲得诚恳。不管人家跟他谈什么，他老是把话题归结到一件事上去：在这个城里生活又无聊又烦闷，一般人没有高尚的趣味，过着黯淡而毫无意义的生活，用强暴、粗鄙的放荡、伪善来使这生活添一点变化；坏蛋吃得饱，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这个社会需要创办学校、立论正直的地方报纸、剧院、公开的演讲、知识力量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楚自己，为自己害怕才成。他批评人们的时候，总是涂上浓重的色彩，只用黑白两色，任何其他的色调都不用。依他看来，人类分成正直的人和坏蛋，中间的人是没有的。提起女人和爱情，他总是讲得热烈而入迷，可是他从没恋爱过一回。
在这个城里，尽管他尖刻地批评人，容易冲动，可是大家都喜爱他，背地里总是亲切地叫他万尼亚。他那天生的体贴、乐于帮忙的性情、正派的作风、道德的纯洁、他那又旧又小的礼服、病弱的外貌、家庭的不幸，在人们心中勾起一种美好、热烈、忧郁的感情。再说，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念过许多书，照城里人的看法，他无所不知，在这个城里像是一部备人查考的活字典。
他看过很多书。他老是坐在俱乐部里，兴奋地扯着稀疏的胡子，翻看杂志和书籍。凭他的脸色看得出来他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吞吃那些书页，几乎来不及嚼烂它们。人们必须认为看书是他的一种病态的嗜好，因为不管他碰到什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纸或者日历，也一概贪婪地抓过来，读下去。他在家里总是躺着看书。
有一次，那是秋天的一个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竖起大衣的领子，蹚着烂泥，穿过后街和小巷，带着一张执行票到一个小市民家里去收钱。他心绪郁闷，每天早晨他总是这样的。在一条小巷里，他遇见两个戴镣铐的犯人，有四个带枪的兵押着他们走。以前伊万·德米特里奇常常遇见犯人，他们每一次都在他心里引起怜悯和别扭的感情，可是这回的相逢却在他心上留下一种特别的奇怪印象。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镣铐，像那样走过泥地，被人押送到监狱里去。他到那个小市民家里去过以后，在回到自己家里去的路上，在邮政局附近碰见一个他认识的警官，那人跟他打招呼，并排顺着大街走了几步，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这很可疑。他回到家里，那一整天都没法把那两个犯人和荷枪的兵从脑子里赶出去，一种没法理解的不安心理搅得他没法看书，也没法集中脑力思索什么事。到傍晚他没有在自己屋里点上灯，一晚上也睡不着觉，不住的暗想：他可能被捕，戴上镣铐，送进监牢里去。他知道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犯法的事，而且能够担保将来也绝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偷东西。不过，话说回来，偶然在无意中犯下罪，不是很容易吗？而且受人诬陷，最后，还有审判方面的错误，不是也可能发生吗？难怪老百姓的年代久远的经验教导人们：谁也不能保险不讨饭和不坐牢。在眼下这种审判程序下，审判方面的错误很有可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业务上的关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师等，时候一长，由于习惯的力量，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即使有心，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当事人；在这方面，他们跟在后院屠宰牛羊却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法官既然对人采取敷衍了事、冷酷无情的态度，那么为了剥夺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判他苦役刑，就只需要一件东西，那就是时间。只要有时间来完成一些法定手续（法官们正是因此才拿薪水的），就大功告成了。事后，你休想在这个离铁路线有二百俄里远的、肮脏的、糟糕的小城里找到正义和保障！再者，既然社会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适当的必要手段，各种仁慈行为，例如宣告无罪的判决，会引起沸沸扬扬的不满和报复情绪，那么，就连想到正义不也可笑吗？
到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起床，满心害怕，额头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随时会被捕了。他想，既然昨天的阴郁思想这么久都不肯离开他，可见其中必是有点道理。的确，那些思想绝不会无缘无故钻进他脑子里来。
有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走过他的窗口，这可不会没有来由。那儿，在房子附近，有两个人站着不动，也不言语。为什么他们沉默呢？
从此，伊万·德米特里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凡是路过窗口或者走进院子里来的人，他都觉得是间谍和暗探。中午，县警察局长照例坐着一辆双马马车走过大街，这是他从近郊的庄园坐车到警察局去，可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每回都觉得他的车子走得太快，而且他的脸上有一种特别的神情：他分明急着要去报告，说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犯人。门口有人一拉铃，一敲门 ，伊万·德米特里奇就打一个冷颤，每逢在女房东屋里碰到生客，就坐立不安。他一遇见警察和宪兵就微笑，打唿哨，为了显得满不在乎。他一连好几夜担心被捕而睡不着觉，可又像睡熟的人那样大声打鼾，呼气，好让女房东以为他睡着了。因为，要是他睡不着，那一定是他在受良心的煎熬：这就是了不起的罪证！事实和常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荒唐，都是心理作用。要是往大处看，那么被捕也好、监禁也好，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良心清白就行，可是他越是有理性、有条理地思考，他那内心的不安反而变得越发强烈痛苦。这倒跟一个隐士的故事相仿了：那隐士想在一片密林里给自己开辟一小块空地，他越是辛辛苦苦用斧子砍，树林反而长得越密越盛。到头来，伊万·德米特里奇看出这没有用处，就索性不再考虑，完全听凭绝望和恐惧来折磨自己了。
他开始过隐居的生活，躲开人们。他早先就讨厌他的职务，现在他简直干不下去了。他深怕他会被人蒙骗，上了什么圈套，趁他不防备往他口袋里塞一点贿赂，然后揭发他，或者他自己一不小心在公文上出了个错，类似伪造文书，再不然丢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在别的时候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灵活机动，千变万化过，他每天想出成千种不同的理由来认真担忧他的自由和名誉。可是另一方面，他对外界的兴趣，特别是对书的兴趣，却明显地淡薄，他的记性也非常靠不住了。
春天，雪化了，在墓园附近的一条山沟里发现了两个部分腐烂的尸体，一个是老太婆，一个是男孩，都带着因伤致死的痕迹。城里人不谈别的，专门谈这两个死尸和没有查明的凶手。伊万·德米特里奇为了不让人家认为是他杀了人，就在街上走来走去，微微笑着，一遇见熟人，脸色就白一阵红一阵，开始表白说再也没有比杀害弱小和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种做假的行为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他略略想了一阵，就决定处在他的地位，他顶好是躲到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后来又坐上一夜，和一个白天，实在冷得厉害，挨到天黑就像贼那样悄悄溜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他在房间中央呆站着，一动也不动地听着，直到天亮。大清早，太阳还没出来，就有几个修理炉灶的工人来找女房东。伊万·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这些人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可是恐惧却告诉他说，他们是假扮成修理炉灶工人的警察。他悄悄溜出住所，没穿外衣，没戴帽子，满腔害怕，沿着大街飞跑。狗汪汪叫着在他身后追来，一个农民在他身后什么地方呼喊，风在他耳朵里呼啸，伊万·德米特里奇觉得在他背后，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团，正在追他。
人家拦住他，把他送回家，打发他的女房东去请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关于他以后还要提到）吩咐在他额头上放个冰袋，要他服一点儿稠樱叶水，忧虑地摇摇头，走了，临行对女房东说，他不再来了，因为人不应该打搅发了疯的人。伊万·德米特里奇在家里没法生活，也得不到医疗，不久就给送到医院里去，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室里。他晚上睡不着觉，任性胡闹，搅扰病人，不久就由安德烈·叶菲梅奇下命令，转送到第六病室去了。
过了一年，城里人已经完全忘掉了伊万·德米特里奇，他的书由女房东堆在一个敞棚底下的一辆雪橇上，给小孩子陆续偷走了。
伊万·德米特里奇左边的邻居，我已经说过，是犹太人莫依谢依卡。他右边的邻居是一个农民，胖得臃肿，身材差不多滚圆，脸容痴呆，完全缺乏思想的痕迹。这是一个不动的、贪吃的、不爱干净的动物，早就丧失思想和感觉的能力。他那儿经常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刺鼻的臭气。
尼基达给他收拾脏东西的时候，总是狠命打他，使足力气，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拳头。可怕的还不是他挨打，这是谁都能习惯的；可怕的倒是这个呆钝的动物挨了拳头，却毫无反应，一声不响，也不动一动，眼睛里没有一点表情，光是稍微摇晃几下身子，好比一只沉甸甸的大圆桶。
第六病室里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人，是一个小市民，从前做过邮政局的检信员。这是一个矮小的、相当瘦的金发男子，脸容善良，可又带点调皮。根据他那对聪明镇静的眼睛闪着明亮快活的光芒来判断，他很有心计，心里有一桩很重大的、愉快的秘密。他在枕头和褥子底下藏着点东西，从来不拿给别人看，倒不是怕人家抢去或者偷走，而是因为不好意思拿出来。有时候他走到窗口，背对着同伴，把一个什么东西戴在胸口上，低下头看它。要是你在这样的时候走到他面前去，他就慌里慌张，赶紧从胸口扯下一个什么东西来。不过要猜破他的秘密，却也不难。
“请您跟我道喜吧，”他常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我已经由他们呈请授予带星的斯坦尼斯拉夫二等勋章了。带星的二等勋章是只给外国人的，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们愿意为我破例，”他微笑着说，迷惑的耸耸肩膀，“是啊，老实说，我可真没料到！”
“这类事我一点也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阴郁地声明说。
“可是您知道我早晚还会得着什么勋章吗？”原先的检信员接着说，调皮地眯细眼睛，“我一定会得着瑞典的‘北极星’。为了那样的勋章，真值得费点心思呢。那是一个白十字，有一条黑丝带。那是很漂亮的。”
大概别处任什么地方的生活都不及这所厢房里这样单调。早晨，除了瘫子和胖农民以外，病人都到前堂去，在一个大木桶那儿洗脸，用长袍的底襟擦脸。这以后他们就用带把的白铁杯子喝茶，这茶是尼基达从医院主楼拿来的。每人只许喝一杯。中午他们喝酸白菜汤和麦糊，晚上吃中午剩下来的麦糊。空闲的时候，他们就躺着，睡觉，看窗外，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天天这样。甚至原先的检信员也老是谈他的那些勋章。
第六病室里很难见到新人。医师早已不收疯人了。再者，世界上喜欢访问疯人院的人总是很少的。每过两个月，理发师谢苗·拉扎里奇就到这个厢房里来一趟。至于他怎样给那些疯人理发，尼基达怎样帮他的忙，这个醉醺醺、笑嘻嘻的理发师每次光临的时候病人怎样大乱，我就不愿意再描写了。
除了理发师以外，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来看一看这个厢房。病人们注定了一天到晚只看见尼基达一个人。
不过近来，医院主楼里却在散布一种相当奇怪的流言。
风传医师开始常到第六病室去了。
奇怪的流言！
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师从某一点来看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十分信神，准备干教士的行业。一八六三年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有心进一个宗教学院，可是他父亲，一个内外科的医师，似乎刻薄地挖苦他，干脆声明说，要是他去做教士，就不认他做儿子。这话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止一回承认他对医学或者一般的专门科学素来不怎么爱好。
不管怎样，总之，他在医科毕业以后，并没出家做教士。他并不显得特别信教，他现在跟初作医师时候一样，不像是宗教界的人。
他的外貌笨重、粗俗，跟农民一样。他的脸相、胡子、平顺的头发、又壮又笨的体格，都叫人联想到大道边上小饭铺里那种吃得挺胖、喝酒太多、脾气很凶的老板。他那严厉的脸上布满细小的青筋，他眼睛小，鼻子红。他身材高，肩膀宽，因而手脚也大，仿佛一拳打出去准能制人死命似的。可是他的脚步轻，走起路来小心谨慎，蹑手蹑脚。要是他在一个窄过道里碰见了谁，他总是先站住让路，说一声“对不起！”而且他那讲话声音，出人意外，并不粗，而是尖细柔和的男高音。他的脖子上长着一个不大的瘤子，使他没法穿浆硬的衣领，因此他老是穿软麻布或者棉布的衬衫。总之，他的装束不像个医生。一套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的衣服，他通常总是到犹太人的铺子里去买，经他穿在身上以后，就跟旧衣服一样又旧又皱。他看病也好，吃饭也好，拜客也好，总是穿着那套衣服，可是这倒不是因为他吝啬，而是因为对自己的仪表全不在意。
安德烈·叶菲梅奇到这个城里来就职的时候，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形糟极了。病室里，过道上，医院的院子里，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杂役，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跟病人一块儿住在病房里。大家抱怨说这地方没法住，因为蟑螂、臭虫、耗子太多。外科病室里丹毒从没绝迹过。整个医院里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计连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存放土豆。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一齐向病人勒索钱财。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是一个老医师，据说似乎私下里卖医院的酒精，还罗致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形，城里人是十分清楚的，甚至把它说得言过其实，可是大家对待这种现象却满不在乎。有人还辩白说躺在医院里的只有小市民和农民，他们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家里比医院里还要糟得多。总不能拿松鸡来给他们吃啊！还有人辩白说：没有地方自治局的资助，单靠这个小城本身是没有力量维持一个好医院的，谢天谢地，这个医院即使差一点，可是总算有了一个。新成立的地方自治局，在城里也好，在城郊也好，根本没有开办诊疗所，推托说城里已经有医院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视察医院以后，断定这个机构道德败坏，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依他看来，目前所能做的顶聪明的办法就是把病人放出去，让医院关门。可是他考虑到单是他一个人的意思办不成这件事，况且这样办了也没用，就算把肉体的和精神的污秽从一个地方赶出去，它们也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就只好等它们自己消灭。再说，人们既开办了一个医院，容许它存在下去，可见他们是需要它的。偏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坏事和丑事都是必要的，因为日子一长，它们就会化为有益的东西，如同粪肥变成黑土一样。人世间没有一种好东西在起源的时候会不沾一点肮脏的。
等到安德烈·叶菲梅奇上任办事以后，他对那种乱七八糟的情形分明相当冷淡。他只要求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不要在病房里过夜，购置了装满两个柜子的外科器械。至于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外科的丹毒等，仍旧维持原状。
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喜爱智慧和正直，可是讲到在自己四周建立一种合理而正直的生活，他却缺乏毅力，缺乏信心来维护自己这种权利。下命令、禁止、坚持，他根本办不到。这就仿佛他赌过咒，永远不提高喉咙说话，永远不用命令的口气似的。要他说一句“给我这个”或者“把那个拿来”是很困难的；他要吃东西的时候，总是迟疑地嗽一嗽喉咙，对厨娘说：“给我喝点茶才好。……”或者“给我开饭才好。”至于吩咐总务处长别再偷东西，或者赶走他，再不然干脆取消这个不必要的、寄生的职位，他是根本没有力量办到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每逢遭到欺骗或者受到奉承，或者看到一份他分明知道是假造的账单送来请他签署的时候，他就把脸涨得跟龙虾一样红，觉着于心有愧，不过还是签了字。每逢病人向他抱怨说他们在挨饿，或者责怪助理护士粗暴，他就发窘，惭愧地嘟哝道：
“好，好，以后我来调查一下……多半这是出了什么误会……”
起初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得很勤快。他每天从早晨起到吃午饭的时候止一直给病人看病，动手术，甚至接生。女人们说他工作用心，诊断很灵，特别是妇科病和小儿科病。可是日子一长，因为这工作单调无味而且显然无益，他分明厌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瞧，加到三十五个了，后天又加到四十个，照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干下去，城里的死亡率并没减低，病人仍旧不断地来。从早晨起到吃午饭为止要对四十个门诊病人真正有所帮助，那是体力上办不到的，因此这就不能不成为骗局。一年接诊一万二千个门诊病人，如果简单地想一想，那就等于欺骗了一万二千人。讲到把病重的人送进病房，照科学的规则给他们治病，那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规则倒是有，科学却没有。要是他丢开哲学，照别的医生那样一板一眼地依规则办事，那么首先，顶要紧的事情就是消除肮脏，改成干净和通风，取消臭烘烘的酸白菜汤，改成有益健康的营养食品，取消盗贼，改用好的助手。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的、注定的结局，那又何必拦着他死呢？要是一个小商人或者文官多活个五年十载，那又有什么好处呢？要是认为医疗的目的在于借药品减轻痛苦，那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第一，据说痛苦可以使人达到精神完美的境界；第二，人类要是真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来减轻痛苦，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在这两种东西里，人们不但找到了逃避各种烦恼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受到极大的痛苦，可怜的海涅躺在床上瘫了好几年，那么其余的人，安德烈·叶菲梅奇也好，玛特辽娜·萨维希娜也好，生点病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们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内容，再要没有痛苦，就会完全空虚，跟阿米巴的生活一样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给这类想法压垮，心灰意懒，不再天天到医院里去了。
他的生活是这样过的。他照例早晨八点钟起床，穿好衣服，喝茶。然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到医院里去。那边，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坐在又窄又黑的小过道里等着看病。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皮靴在砖地上踩得咚咚地响；穿着长袍、形容憔悴的病人也从这儿过路。死尸和装满脏东西的器具也从这儿抬过去。小孩子啼哭，过堂风吹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种环境对发烧的、害肺痨的、一般敏感的病人是痛苦的，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候诊室里，他遇见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那是一个矮胖子，脸蛋很肥，洗得干干净净，胡子刮光，态度温和沉稳，穿一身肥大的新衣服，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倒不如说像枢密官。他在城里私人行医，生意做得很大。他打着白领结，自以为比医师精通医术，因为医师不另外私人行医。在候诊室的墙角神龛里放着一个大圣像，面前点着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一个读经台，蒙着白罩子。墙上挂着主教的像、圣山修道院的照片、一圈圈干枯的矢车菊。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教，喜欢庄严的仪式。圣像是由他出钱设置的。每到星期日，他指定一个病人在这候诊室里大声念赞美歌。念完以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就亲自拿着手提香炉，摇着它，散出里面的香烟，走遍各病室。
病人很多，可是时间很少，因此诊病工作就只限于简短地问一问病情，发给一点药品，例如挥发性油膏或者蓖麻油等等。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那儿，用拳头支着脸颊，沉思着，随口问话。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下，搓着手，偶尔插一句嘴。
“我们生病，受穷，”他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向仁慈的上帝祷告。对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诊病的时候从来也不动手术。他早已不干这种事，一看见血心里就不愉快地激动起来。每逢他不得不扳开小孩的嘴，看一下喉咙，而小孩哭哭啼啼，极力用小手招架的时候，他耳朵里的闹声就会弄得他头晕，眼睛里涌出眼泪来。他连忙开个药方，摆一摆手，让女人赶快把孩子带走。
在诊病时候，病人的胆怯和前言不搭后语，再加上身边坐着的庄严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墙上的像片、二十多年以来他反反复复问过不知多少次的那些话，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他看过五六个病人以后就走了。他走后，余下的病人由医士接着看下去。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到家里，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已经很久没有私人行医，现在没有人会来打搅他了，就立刻在书房里桌子旁边坐下，开始看书。他看很多书，老是看得津津有味。他的薪水有一半都用在买书上，他的住处一共有六个房间，其中倒有三个房间堆满了书籍和旧杂志。他最爱看的是历史书和哲学书。医学方面，他却只订了一份《医师》，而且他总是从后面看起。每回看书，他老是一连看好几个钟头，中间不停顿，也不觉着累。他看书不像伊万·德米特里奇过去那样看得又快又急，而是慢慢地看，集中心力，遇到他喜欢的或者不懂的段落常常停一停。书旁边总是放着一小瓶白酒，旁边放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盐渍苹果，不是盛在碟子里，而是干脆放在粗呢桌布上。每过半个钟头，他就倒一杯白酒，慢慢喝下去，眼睛始终没离开书。随后，他不用眼睛去看，光是用手摸到黄瓜，咬下一小截来。
到下午三点钟，他就小心地走到厨房门口，嗽一嗽喉咙说：“达留希卡，给我开饭才好……”
吃过一顿烧得很差、不干不净的午饭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就把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口上，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着。钟敲四下，后来敲五下，他始终走来走去思索着。偶尔厨房的门吱吱嘎嘎响起来，达留希卡那张带着睡意的红脸从门里探出来。
“安德烈·叶菲梅奇，到您喝啤酒的时候了吧？”她操心地问。
“没有，还没到时候……”他回答，“我要等一会儿……我要等一会儿……”
照例，到了傍晚，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来了，他在全城当中是唯一没有惹得安德烈·叶菲梅奇讨厌的人。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从前是个很有钱的地主，在骑兵队里当差，后来家道中落，为贫穷所迫，晚年就到邮政部门里做事了。他精神旺盛，相貌健康，白色络腮胡子蓬蓬松松，风度文雅，嗓音响亮而好听。他心眼好，感情重，可是脾气躁。每逢邮政局里有个主顾提出抗议，或者不同意他的话，或者刚要辩理，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涨红脸，周身发抖，用雷鸣般的声调叫道：“闭嘴！”因此这个邮政局早就出了名，到这个机关去一趟真要战战兢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喜欢而且尊重安德烈·叶菲梅奇，因为他有学问，心灵高尚。可是他对本城的别的居民总是很高傲，仿佛他们是他的部下似的。
“我来了！”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说，“您好，老兄！您恐怕已经讨厌我了吧，对不对？”
“刚好相反，我很高兴，”医师回答说，“我见着您总是很高兴。”
两个朋友在书房里一张长沙发上坐下来，沉默地抽一会儿烟。
“达留希卡，给我们拿点啤酒来才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他们仍旧一句话也不说，把第一瓶酒喝完。医师沉思着，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现出畅快活泼的神情，仿佛有什么极其有趣的事要讲一讲似的。谈话总是由医师开头。
“多么可惜啊，”他轻轻地、慢慢地说，摇着头，没有瞧他朋友的脸（他从来不瞧人家的脸），“真是可惜极了，尊敬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我们城里简直没有一个人能够聪明而有趣地谈一谈天，他们也不喜欢谈天。这对我们就是很大的苦事了。甚至知识分子也不免于庸俗。我跟您保证，他们的智力水平一点也不比下层人高。”
“完全对。我同意。”
“您知道，”医师接着轻声说，音调抑扬顿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的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以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而没有趣味的。智慧在人和兽类中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暗示人类的神圣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它代替了实际并不存在的不朽。因此，智慧成为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了。可是在我们四周，我们却看不见，也听不见智慧，这就是说我们的快乐被剥夺了。不错，我们有书，可是这跟活跃的谈话和交际根本不一样。要是您容许我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的话，那我就要说，书是音符，谈话才是歌。”
“完全对。”
接着是沉默。达留希卡从厨房里走来，站在门口，用拳头支住下巴，带着茫然的哀伤神情，想听一听。
“唉！”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叹口气，“要希望现在的人有脑筋，那可是休想！”
他就叙述过去的生活是多么健康、快乐、有趣，从前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多么聪明，他们对名誉和友情有多么高尚的看法。借出钱去不要借据。朋友遭了急难而自己不出力帮忙，那是被人看做耻辱的。而且从前的出征、冒险、交锋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再说高加索，好一个惊人的地区！有一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常穿上军官的军服，傍晚骑马到山里去，单身一个人，向导也不带。据说她跟一个山村里的小公爵有点风流韵事。
“圣母啊，母亲啊……”达留希卡叹道。
“那时候我们怎样地喝酒！我们怎样地吃饭啊！那时候有多么激烈的自由主义者！”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没听进去。他一边喝啤酒，一边在想什么。
“我常常盼望有些聪明的人，跟他们谈一谈天，”他忽然打断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我父亲使我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硬叫我做医生。我觉得当时要是没听从他的话，那我现在一定处在智力活动的中心了。我多半做了大学一个系里的教员了。当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变动无常的，可是您已经知道我为什么对它有偏爱。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脱逃的牢笼里面。确实，他从虚无中活到世上来原是由不得自己作主，被偶然的条件促成的……这是为什么呢？他想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或者跟他说些荒唐话。他敲门，可是门不开。随后死亡来找他，这也是由不得他自己做主的。因此，如同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灾难联系着，聚在一块儿就觉着轻松得多一样，喜欢分析和归纳的人只要凑在一起，说说彼此的骄傲而自由的思想来消磨时间，也就不觉得自己是关在牢笼里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智慧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快乐。”
“完全对。”
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瞧朋友的脸，继续轻声讲聪明的人，讲跟他们谈天，他的话常常停顿一下，再往下讲。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专心听着，同意说：“完全对。”
“您不相信灵魂不朽吗？”邮政局长忽然问。
“不，尊敬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我不相信，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怀疑。不过我又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永远也不会死似的。我暗自想道，得了吧，老家伙，你也该死了！可是我的灵魂里却有个小小的声音说：‘别信这话，你不会死的！’……”
九点钟过后不久，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告辞了。他在前堂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
“可是命运把我们送到什么样的穷乡僻壤来了！顶恼人的是我们不得不死在这儿。唉！……”
安德烈·叶菲梅奇送走朋友以后，就在桌旁坐下，又开始看书。傍晚的宁静以及后来夜晚的宁静，没有一点响声来干扰。时间也仿佛停住，跟医师一块儿呆呆地看书，好像除了书和带绿罩子的灯以外什么也不存在似的。医师那粗俗的、农民样的脸渐渐放光，在人的智慧的活动面前现出感动而入迷的笑容。“啊，为什么人类不会长生不死呢？”他想。为什么人要有脑中枢和脑室，为什么人要有视力、说话能力、自觉能力、天才呢？这些不都是注定了要埋进土里，到头来跟地壳一同冷却，然后在几百万年中间随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吗？只为了叫人变凉，然后去旋转，那根本用不着把人以及人的高尚的、近似神的智慧从虚无中拉出来，然后仿佛开玩笑似的再把他变成泥土。
这是新陈代谢！可是用这种代替不朽的东西来安慰自己，这是多么懦弱啊！自然界所发生的这种无意识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的愚蠢还要低劣，因为，不管怎样，愚蠢总还含得有知觉和意志，在那种过程里却什么也没有。只有在死亡面前恐惧多于尊严的懦夫才会安慰自己说：他的尸体迟早会长成青草，长成石头，长成癞蛤蟆的……在新陈代谢中见到不朽是奇怪的，就像一个宝贵的提琴砸碎，没用了以后却预言装提琴的盒子会有灿烂的前途一样。
每逢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就把身子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闭上眼睛，为的是思索一会儿。他在刚从书上读到的优美思想的影响下，不由得对他的过去和现在看一眼。过去是可憎的，还是不想为妙。可是现在也跟过去一样。他知道：如今正当他的思想随同凉下去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时候，在那跟医师住宅并排的大房子里，人们却在疾病和肉体方面的污秽中受苦，有的人也许没睡觉，正在跟虫子打仗，有的人正在受着丹毒的传染，或者因为绷带扎得太紧而呻吟。也许病人在跟助理护士打牌，喝酒。每年有一万二千个人受到欺骗，全部医院工作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偷窃、污秽、毁谤、徇私上面，建立在草率的庸医骗术上面。医院仍旧是个不道德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为有害。他知道尼基达在那安着铁窗子的第六病室里殴打病人，也知道莫依谢依卡每天到城里走来走去讨饭。
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地知道：在最近二十五年当中医学起了神话样的变化。当初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觉着医学不久就会遭到炼金术和玄学同样的命运。可是如今每逢他晚上看书，医学却感动他，引得他惊奇，甚至入迷。真的，多么意想不到的辉煌，什么样的革命啊！由于有了防腐方法，伟大的皮罗戈夫认为就连in spe都不能做的手术，现在也能做了。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师都敢于做截除膝关节的手术。一百例腹腔切开术当中只有一例造成死亡。讲到结石病，那已经被人看做小事，甚至没人为它写文章了。梅毒已经能够根本治疗。另外还有遗传学说、催眠术、巴斯德与科赫的发现、以统计做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罗斯的地方自治局医师的工作！精神病学以及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和医疗法，跟过去相比，成了十足的厄尔布鲁士。现在不再往疯子的头上泼冷水，也不再给他们穿紧身衣了，人们用人道态度对待疯子，据报纸上说甚至为他们开舞会，演剧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就现代的眼光和水平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糟糕的东西也许只有在离铁路线两百俄里远的小城中才会出现，在那样的小城里市长和所有的市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把医生看做术士，即使医生要把烧熔的锡灌进他们的嘴里去，也得相信他，不加一点批评，换了在别的地方，社会人士和报纸早就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捣得稀烂了。
“可是这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有防腐方法也罢，有科赫也罢，有巴斯德也罢，可是事情的实质却一点也没有改变。患病率和死亡率仍旧一样。他们给疯子开舞会，演戏，可是仍旧不准疯子自由行动。可见这都是胡扯和瞎忙，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医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然而悲哀和一种近似嫉妒的感觉却不容他漠不关心。这大概是由于疲劳的缘故吧。他那沉甸甸的头向书本垂下去，他就用两只手托住脸，使它舒服一点，暗想道：
“我在做有害的事。我从人们手里领了薪水，却欺骗他们。我不正直。不过，话要说回来，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县里的文官都有害，都白拿薪水……可见我的不正直不能怪我，要怪时代……我要是生在二百年以后，就会成为另一个人了。”
等到时钟敲了三下，他就吹熄灯，走进寝室。他并没有睡意。
两年前，地方自治局表示慷慨，议决每年拨出三百卢布作为补助金，供城中医院作扩充医务人员用，直到将来地方自治局的医院开办为止。县医师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霍博托夫也应邀进城来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个人还很年轻，甚至没到三十岁。他身量高，头发黑，颧骨高，眼睛小。他的祖先多半是异族人。他来到本城的时候，一个钱也没有，只有一个又小又破的手提箱，还带着一个难看的年轻女人，他管她叫厨娘。这女人有个要喂奶的孩子。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平时脚穿高统皮靴，戴一顶硬帽檐的大沿帽，冬天穿一件短羊皮袄。他跟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会计主任交成了好朋友，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却把别的职员叫做贵族，而且躲着他们。他的整个住宅里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他去看病人，总要随身带着这本小书。一到傍晚他就到俱乐部去打台球，他不喜欢打牌。他在谈话中很喜欢用这类字眼：“无聊之至”，“废话连篇”，“故布疑阵”，等等。
他每个星期到医院里来两次，查病房，看门诊。医院里完全不用消毒方法，放血用拔血罐，这些都使他愤慨，可是他也没有运用新方法，怕的是这样会得罪安德烈·叶菲梅奇。他把他的同行安德烈·叶菲梅奇看做老滑头，疑心他有很多的钱，私下里嫉妒他。他恨不得占据到他的职位才好。
那是春天，三月底，地上已经没有积雪，椋鸟在医院的花园里啼叫了。一天黄昏，医师送他的朋友邮政局长走到大门口。正巧这当儿犹太人莫依谢依卡带着战利品回来，走进院子里。他没戴帽子，一双光脚上套着低腰雨鞋，手里拿着一小包人家施舍的东西。
“给我一个小钱！”他对医师说，微微笑着，冷得直哆嗦。
安德烈·叶菲梅奇素来不肯回绝别人的要求，就给他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这多么糟，”他瞧着犹太人的光脚和又红又瘦的足踝，暗想，“瞧，脚都湿了。”
这在他心里激起一种又像是怜悯又像是厌恶的感情，他就跟在犹太人的身后，时而看一看他的秃顶，时而看一看他的足踝，走进了那幢厢房。医师一进去，尼基达就从那堆破烂东西上跳下来，立正行礼。
“你好，尼基达，”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发一双靴子给那个犹太人穿才好，不然他就要着凉了。”
“是，老爷。我去报告总务处长。”
“劳驾。你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好了。就说是我请他这么办的。”
从前堂通到病室的门敞开着。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惊慌地听着不熟悉的声音，忽然认出了来人是医师。他气得周身发抖，从床上跳下来，脸色气愤、发红，眼睛爆出来，跑到病室中央。
“大夫来了！”他喊一声，哈哈大笑，“到底来了！诸位先生，我给你们道喜。大夫赏光，到我们这儿来了！该死的败类！”他尖声叫着，带着以前病室里从没见过的暴怒，跺一下脚，“打死这个败类！不，打死还嫌便宜了他！把他淹死在粪坑里！”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见这话，就从前堂探进头去，向病室里看，温和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万·德米特里奇嚷道，带着威胁的神情走到他面前，急忙把身上的长袍裹紧一点，“为什么？你是贼！”他带着憎恶的神情说，努起嘴唇像要啐出一口痰去，“骗子！刽子手！”
“请您消一消气，”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抱愧地微笑着，“我跟您担保我从没偷过什么东西；至于别的话，您大概说得大大地过火了。我看得出来您在生我的气。我求您，消一消气，要是可能的话，请您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那么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因为您有病。”
“不错，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十成百的疯子都逍遥自在地走来走去，因为您糊涂得分不清疯子跟健康的人。那么，为什么我跟这些不幸的人必得像替罪羊似的替大家关在这儿？您、医士、总务处长、所有你们这医院里的混蛋，在道德方面不知比我们每个人要低下多少，那为什么关在这儿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道理在哪儿？”
“这跟道德和道理全不相干。一切都要看机会。谁要是关在这儿，谁就只好待在这儿。谁要是没关起来，谁就可以走来走去，就是这么回事。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人，这是既说不上道德，也讲不出道理来的，只不过是刚好机会凑巧罢了。”
“这种废话我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用闷闷的声调说，在自己床上坐下来。
尼基达不敢当着医师的面搜莫依谢依卡。莫依谢依卡就把一块块面包、纸片、小骨头摊在他自己的床上。他仍旧冻得打哆嗦，用犹太话讲起来，声音像唱歌，说得很急。他多半幻想自己在开铺子了。
“放我出去吧。”伊万·德米特里奇说，他的嗓音发颤。
“我办不到。”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请您想想看，就算我放您出去了，那于您又有什么好处呢？您出去试试看。城里人或者警察会抓住您，送回来的。”
“不错，不错，这倒是实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用手心擦着脑门，“这真可怕！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声调、他那年轻聪明的容貌和那种愁苦的脸相。他有心对这年轻人亲热点，安慰他一下。他就在床边挨着他坐下，想了一想，开口说：
“您问我该怎么办。处在您的地位，顶好是从这儿逃出去。然而可惜，这没用处。您会被人捉住。社会在防范罪人、神经病人和一般不稳当的人的时候，总是不肯善罢干休的。剩下来您就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心平气和地认定您待在这个地方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对任什么人都没有必要的。”
“只要有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得有人关在里面才成。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另外一个人。您等着吧，到遥远的未来，监狱和疯人院绝迹的时候，也就不会再有窗上的铁格，不会再有这种长袍了。当然，那个时代是早晚要来的。”
伊万·德米特里奇冷笑。
“您说起笑话来了，”他说，眯细了眼睛，“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达之流的老爷们跟未来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不过您放心就是，先生，美好的时代总要来的！让我用俗话来表一表我的看法，您要笑就尽管笑好了：新生活的黎明会放光，真理会胜利，那时候节日会来到我们街上！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会死掉，不过总有别人的曾孙会等到的。我用我整个灵魂向他们欢呼，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啊！求主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万·德米特里奇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站起来，向窗子那边伸出手去，继续用激动的声调说：
“我从这铁格窗里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啊！”
“我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高兴，”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觉得伊万·德米特里奇的举动像是演戏，不过他也还是很喜欢，“将来，监狱和疯人院都不会有，真理会像您所说的那样胜利，不过要知道，事物的本质不会变化，自然界的规律也仍旧一样。人们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害病，衰老，死掉。不管将来会有多么壮丽的黎明照亮您的生活，可是您到头来还是会躺进棺材，钉上钉子，扔到墓穴里去。”
“那么，长生不死呢？”
“唉，算了吧！”
“您不相信，可是我呢，却相信。不知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伏尔泰的一本书里，有一个人物说：要是没有上帝，人就得臆造出一个来。我深深地相信：要是没有长生不死，伟大的人类智慧早晚也会把它发明出来。”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微笑着，“您有信心，这是好事。人有了这样的信心，哪怕幽禁在四堵墙当中，也能生活得很快乐。您以前大概在哪儿念过书吧？”
“对了，我在大学里念过书，可是没有毕业。”
“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随便什么环境里，您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那种对人间无谓纷扰的十足蔑视，这是两种幸福，比这更高的幸福人类还从来没有领略过。您哪怕生活在三道铁栅栏里，却仍旧能够享受这种幸福。第奥根尼住在一个桶子里，可是他比世界上所有的皇帝都幸福。”
“您那个第奥根尼是傻瓜，”伊万·德米特里奇阴郁地说，“您干么跟我提什么第奥根尼，说什么理解生活？”他忽然生气了，跳起来叫道。“我爱生活，热烈地爱生活！我害被虐狂，心里经常有一种痛苦的恐惧。不过有时候我充满生活的渴望，一到那种时候我就害怕自己会发疯。我非常想生活，非常想！”
他激动得在病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压低了嗓音说：
“每逢我幻想起来，我脑子里就生出种种幻觉。有些人走到我跟前来了，我听见说话声和音乐声了，我觉得我好像在一个树林里漫步，或者沿海边走着，我那么热烈地渴望着纷扰，渴望着奔忙……那么，请您告诉我，有什么新闻吗？”伊万·德米特里奇问，“外头怎么样了？”
“您想知道城里的情形呢，还是一般的情形？”
“哦，先跟我讲一讲城里的情形，再讲一般的情形吧。”
“好吧。城里乏味得难受……你找不着一个人来谈天，也找不着一个人可以让你听他谈话。至于新人是没有的。不过最近倒是来了一个姓霍博托夫的年轻医师。”
“居然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来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粗俗吗？”
“对了，他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您知道，说来奇怪……凭各种征象看来，我们的大城里并没有智力停滞的情形，那儿挺活跃，可见那边一定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回他们派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些看不上眼的人。这真是个不幸的城！”
“是的，这是个不幸的城！”伊万·德米特里奇叹道，他笑起来，“那么一般的情形怎么样？人家在报纸和杂志上写了些什么文章？”
病室里已经暗下来了。医师站起来，立在那儿，开始叙述国内外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思想潮流。伊万·德米特里奇专心听着，提出些问题，可是忽然间，仿佛想起什么可怕的事，抱住头，在床上躺下，背对着医师。
“您怎么了？”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伊万·德米特里奇粗鲁地说，“躲开我！”
“这是为什么？”
“我跟您说：躲开我！干么一股劲儿地追问？”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一耸肩膀，叹口气，出去了。他走过前堂的时候说：
“把这儿打扫一下才好，尼基达……气味难闻得很！”
“是，老爷。”
“这个年轻人多么招人喜欢！”安德烈·叶菲梅奇一面走回自己的寓所，一面想，“从我在此地住下起，这些年来他好像还是我所遇见的第一个能够谈一谈的人。他善于思考，他所关心的也正是应该关心的事。”
这以后，他看书也好，后来上床睡觉也好，总是想着伊万·德米特里奇。第二天早晨他一醒，就想起昨天他认识了一个头脑聪明、很有趣味的人，决定一有机会就再去看他一趟。
伊万·德米特里奇仍旧照昨天那种姿势躺着，双手抱住头，腿缩起来。他的脸却看不见。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着吧？”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万·德米特里奇把嘴埋在枕头里说，“第二，您白忙了，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狼狈地嘟哝着，“昨天我们谈得挺和气，可是忽然间不知什么缘故，您怄气了，一下子什么也不肯谈了……大概总是我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再不然也许说了些不合您的信念的想法……”
“是啊，居然要我来相信您的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欠起身来，带着讥讽和惊慌的神情瞧着医师。他的眼睛发红，“您尽可以上别处去侦察，探访，可是您在这儿没什么事可做。我昨天就已经明白您为什么上这儿来了。”
“古怪的想法！”医师笑着说，“那么您当我是密探吗？”
“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密探也好，大夫也好，反正是奉命来探访我的，这总归是一样。”
“唉，真的，原谅我说句实话，您可真是个……怪人啊！”
医师在床旁边一张凳子上坐下，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不过，姑且假定您的话不错吧，”他说，“就算我在阴险地套出您的什么话来，好把您告到警察局去。于是您被捕，然后受审。可是您在法庭上和监狱里难道会比待在这儿更糟吗？就算您被判终身流放，甚至服苦役刑，难道这会比关在这个厢房里还要糟吗？我觉得那也不见得更糟……那么您有什么可怕的呢？”
这些话分明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这是下午四点多钟，在这种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通常总是在自己家中各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希卡问他到了喝啤酒的时候没有。外面没有风，天气晴朗。
“我吃完饭出来蹓跶蹓跶，顺便走进来看看您，正像您看到的那样，”医师说，“外面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万·德米特里奇问。
“是的，三月尾。”
“外面很烂吗？”
“不，不很烂。花园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眼下要是能坐上一辆四轮马车到城外什么地方去走一趟，倒挺不错，”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揉揉他的红眼睛，好像半睡半醒似的，“然后回到家里，走进一个温暖舒适的书房……请一位好大夫来治一治头痛……我已经好久没有照普通人那样生活过了。这儿糟透了！糟得叫人受不了！”
经过昨天的兴奋以后，他累了，无精打采，讲话不大起劲。他的手指头发抖，从他的脸相看得出他头痛得厉害。
“温暖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室并没有什么差别，”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恬静和满足并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普通人从身外之物，那就是说从马车和书房，寻求好的或者坏的东西，可是有思想的人却在自己内心寻找那些东西。”
“请您到希腊去宣传那种哲学吧。那边天气暖和，空中满是酸橙的香气，这儿的气候却跟这种哲学配不上。我跟谁谈起第奥根尼来着？大概就是跟您吧？”
“对了，昨天跟我谈过。”
“第奥根尼用不着书房或者温暖的住处，那边没有这些东西也已经够热了。只要睡在桶子里，吃吃橙子和橄榄就成了。可是如果他有机会到俄罗斯来生活，那他慢说在十二月，就是在五月里也会要求住到屋里去。他准会冻得缩成一团呢。”
“不然。寒冷如同一般说来任何一种痛苦一样，人能够全不觉得。马可·奥勒留说：‘痛苦是一种生动的痛苦概念：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个概念，丢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灭了。’这话说得中肯。大圣大贤，或者只要是有思想、爱思索的人，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蔑视痛苦，他们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什么事都不感到惊讶。”
“那么我就是呆子了，因为我痛苦，不满足，对人的卑劣感到惊讶。”
“您这话说错了。只要您多想一想，您就会明白那些搅得我们心思不定的外在事物都是多么渺小。人得努力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这儿。”
“理解……”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皱起眉头，“什么外在，内在的……对不起，我实在不懂。我只知道，”他说，站起来，怒冲冲地瞧着医师，“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对了，先生！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对一切刺激就一定有反应。我就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回答；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见肮脏，我就憎恶。依我看来，说实在的，只有这才叫做生活。这个有机体越低下，它的敏感程度也越差，对刺激的反应也就越弱。机体越高级，也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也就越有力。这点道理您怎么会不懂？您是医师，却不懂这些小事！为要蔑视痛苦，永远知足，对任什么事也不感到惊讶，人得先落到这种地步才成，”伊万·德米特里奇就指了指肥胖的、满身是脂肪的农民说，“要不然，人就得在苦难中把自己磨练得麻木不仁，对苦难失去一切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生活才成。对不起，我不是大圣大贤，也不是哲学家，”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愤地接着说，“那些道理我一点也不懂。我也不善于讲道理。”
“刚好相反，您讲起道理来很出色。”
“您摹仿的斯多葛派，是些了不起的人，可是他们的学说远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停滞不前，一步也没向前迈进，将来也不会前进，因为那种学说不切实际，不合生活。那种学说只在那些终生终世致力于研究和赏玩各种学说的少数人当中才会得到成功，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懂。任何鼓吹对富裕冷淡、对生活的舒适冷淡、对痛苦和死亡加以蔑视的学说，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是完全没法理解的，因为这大部分人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富裕，也从没享受过生活的舒适。对他们来说，蔑视痛苦就等于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损失等感觉以及哈姆莱特式的怕死感觉构成的。全部生活不外乎这些感觉。人也许会觉得生活苦恼，也许会痛恨这种生活，可是绝不会蔑视它。对了，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绝不会有前途。从开天辟地起一直到今天，您看得明白，不断进展着的是奋斗、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
伊万·德米特里奇忽然失去思路，停住口，烦躁地揉着额头。
“我本来想说一句重要的话，可是我的思路断了，”他说，“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哦，对了！我想说的是这个：有一个斯多葛派为了给亲人赎身，就自己卖身做了奴隶。那么，您看，这意思是说，就连斯多葛派对刺激也是有反应的，因为人要做出这种舍己救人的慷慨行为，就得有一个能够同情和愤慨的灵魂才成。眼下，我关在这个监狱里，已经把以前所学的东西忘光了，要不然我还能想起一点别的事情。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呢？基督对现实生活的反应是哭泣，微笑，忧愁，生气，甚至难过。他并没有带着微笑去迎接痛苦，他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这杯子离开他。”
伊万·德米特里奇笑起来，坐下去。
“就算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外界，而在自己的内心，”他说，“就算人得蔑视痛苦，对任什么事也不感到惊讶。可是您到底根据什么理由鼓吹这些呢？您是圣贤？是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不过人人都应当鼓吹这道理，因为这是入情入理的。”
“不，我要知道您凭什么自以为有资格谈理解生活，谈蔑视痛苦等等？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懂得什么叫做痛苦？容我问一句，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没有，我的父母是厌恶体罚的。”
“我父亲却死命地打过我。我父亲是个很凶的、害痔疮的文官，鼻子挺长，脖子发黄。不过，我们还是来谈您。您有生以来从没被人用手指头碰过一下，谁也没有吓过您，打过您，您结实得跟牛一样。您在您父亲的翅膀底下长大成人，用他的钱求学，后来一下子就谋到了这个俸禄很高而又清闲的差使。您有二十多年一直住着不花钱的房子，有炉子，有灯火，有仆人，同时您有权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爱干多少就干多少，哪怕不做一点事也不要紧。您本性是一个疲沓的懒汉，因此您把您的生活极力安排得不让任什么事来打搅您，不让任什么事来惊动您，免得您动一动。您把工作交给医士跟别的坏蛋去办。您自己呢，找个温暖而又清静的地方坐着，攒钱，看书，为了消遣而思索各种高尚的无聊问题，而且，”说到这儿，伊万·德米特里奇看着医师的红鼻子，“喝酒。总之，您并没见识过生活，完全不了解它，对现实只有理论上的认识。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任什么事都不感到惊讶，那完全是出于一种很简单的理由。什么四大皆空啦，外界和内部啦，把生活、痛苦、死亡看得全不在意啦，理解生活啦、真正的幸福啦，这都是最适合俄罗斯懒汉的哲学。比方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出头打抱不平呢？让他去打好了，反正他俩早晚都要死的。况且打人的人在打人这件事上所污辱的倒不是挨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而又不像样子的，可是喝酒的结果也是死，不喝酒的结果也是死。一个农妇来找您，她牙痛……哼，那有什么要紧？痛苦只不过是痛苦的概念罢了。再说，人生在世免不了灾病，大家都要死的，因此，娘们儿，去你的吧，别妨碍我思索和喝酒。一个青年来请教：他该怎样做，怎样生活才对。换了别人，在答话以前总要好好想一想，可是您的回答却是现成的：努力去理解啊，或者努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啊。可是那个荒唐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当然，回答是没有的。在这儿，我们关在铁格子里面，长期幽禁，受尽折磨，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室跟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分别。好方便的哲学：不用做事而良心清清白白，并且觉着自己是大圣大贤……不行，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托钵僧作风，浑浑噩噩的麻木……对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又生气了，“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用房门把您的手指头夹一下，您恐怕就要扯着嗓门大叫起来了！”
“可是也许我并不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温和地笑笑。
“对，当然！瞧着吧，要是您一下子中了风，或者假定有个傻瓜和蛮横的家伙利用他自己的地位和官品当众侮辱您一场，而且您知道他侮辱了您仍旧可以逍遥法外，哼，到那时候您才会明白您叫别人去理解和寻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这话很有独到之处，”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笑起来，搓着手，“您那种对于概括的爱好使我感到愉快的震动。多承您刚才把我的性格勾勒一番，简直精彩得很。我得承认，跟您谈话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好，我已经听完您的话，现在要请您费心听我说一说了……”
这次谈话接下去又进行了一个多钟头，分明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天天到这个厢房里来。他早晨去，吃过午饭后也去，到了天近黄昏，他往往仍旧在跟伊万·德米特里奇交谈。起初伊万·德米特里奇见着他还有点拘束，疑惑他存心不良，就公开表示自己的敌意，可是后来他跟他处熟了，他那声色俱厉的态度就换成了鄙夷讥诮的态度。
不久医院里传遍一种流言，说是安德烈·叶菲梅奇医师开始常到第六病室去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好，尼基达也好，助理护士也好，谁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到那儿去，为什么在那儿一连坐上好几个钟头，到底谈了些什么，为什么不开药方。他的行动显得古怪。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常常发现他不在家，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达留希卡也很心慌，因为现在医师不按一定的时候喝啤酒，有时候连吃饭都耽误了。
有一天，那已经是在六月末尾，霍博托夫医师去看望安德烈·叶菲梅奇，商量点事。他发现医师没有在家，就到院子里去找他。在那儿有人告诉他，说老医师到精神病人那儿去了。霍博托夫走进厢房，在前堂里站住，听见下面的谈话：
“我们永远也谈不拢，您休想叫我改信您那种信仰，”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愤地说，“您完全不熟悉现实，您从来没有受过苦，反而像蚂蝗那样靠别人的痛苦生活着，我呢，从生下来那天起直到今天却一直不断地受苦。因此我老实对您说，我认为在各方面我都比您高明，比您有资格。您不配教导我。”
“我根本没有存心叫您改信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惋惜对方不肯了解他的心意，“问题不在这儿，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过苦而我没受过。痛苦和欢乐都是暂时的，我们不谈这些，不去管它吧。问题在于您跟我都在思考，我们看出彼此都是善于思考和推理的人，那么不管我们的见解多么不同，这却把我们联系起来了。我的朋友，要是您知道我是多么厌恶那种普遍存在的狂妄、平庸、愚钝，而我每次跟您谈话的时候是多么高兴就好了！您是有头脑的人，我觉得跟您相处很快活。”
霍博托夫推开一点门缝儿，往病室里看了一眼。戴着睡帽的伊万·德米特里奇跟安德烈·叶菲梅奇医师并排坐在床上。疯子愁眉苦脸，打哆嗦，颤巍巍地裹紧身上的长袍。医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头低垂着，脸色发红，显得凄苦而悲伤。霍博托夫耸一耸肩膀，冷笑一声，跟尼基达互相看一眼。尼基达也耸一耸肩膀。
第二天霍博托夫跟医士一块儿到厢房里来。两个人站在前堂里偷听。
“咱们的老大爷似乎完全疯了！”霍博托夫走出厢房时候说。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庄重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叹道，小心的绕过泥塘，免得弄脏他那双擦得很亮的靴子，“老实说，尊敬的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我早就料着会出这样的事了！”
这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始发觉四周有一种神秘的空气。杂役、助理护士、病人，一碰见他就追根究底地瞧他，然后交头接耳地说话。往常他总是喜欢在医院花园里碰见总务处长的女儿玛霞小姑娘，可是现在每逢他带着笑容向她跟前走过去，想摩挲一下她的小脑袋，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她却躲开他，跑掉了。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听他讲话，也不再说“完全对”，却莫名其妙地慌张起来，含糊地说：“是啊，是啊，是啊……”而且带着悲伤的、深思的神情瞧他。不知什么缘故，他开始劝他的朋友戒掉白酒和啤酒，不过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在劝的时候并不直截了当地说，只是用了种种暗示，先对他讲起一个营长，那是一个极好的人，然后谈到团里的神甫，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俩怎样贪酒，害了病，可是戒掉酒以后，病就完全好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同事霍博托夫来看过他两三回，也劝他戒酒，而且无缘无故地劝他服用溴化钾。
八月里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一封信，说是有很要紧的事请他去谈一谈。安德烈·叶菲梅奇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市政厅，发现在座的有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校长、市参议员、霍博托夫，还有一位胖胖的、头发金黄的先生，经过介绍，原来是一位医师。这位医师姓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远的一个养马场上，现在凑巧路过这个城。
“这儿有一份申请关系到您的工作部门，”等到大家互相招呼过，围着桌子坐下来以后，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刚才在这儿对我们说起医院主楼里的药房太窄了，应当把它搬到一个厢房里去。这当然没有问题，要搬也可以搬，可是主要问题在于厢房需要修理了。”
“对了，不修理不行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一想，说，“比方说，要是把院子角上那个厢房布置出来，改作药房的话，我想至少要用五百卢布。这是一笔不生产的开支。”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十年前我已经呈报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下去，“照现在的形式存在着的这个医院对这个城市来说，是一种超过了它负担能力的奢侈品。这个医院是在四十年代建筑起来的，不过那时候的经费跟现在不同。这个城市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方面花的钱太多了。我想，换一个办法就可以用同样多的钱来维持两个模范的医院。”
“好，那您就提出另外一个办法吧！”市参议员活跃地说。
“我已经向您呈请过把医疗部门移交地方自治局办理。”
“对，您要是把钱移交地方自治局，他们就会把它贪污了事。”头发金黄的医师笑着说。
“这是照例如此的。”市参议员同意道，也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无精打采、暗淡无光的眼睛瞧着金黄头发的医师说：
“我们得公道才对。”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茶端上来了。不知什么缘故，军事长官很窘，就隔着桌子碰了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大夫。不过，您是个修士：您既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您跟我们这班人来往一定觉着没意思。”
大家谈起一个正派人住在这个城里多么无聊。没有剧院，没有音乐，俱乐部最近开过一次跳舞晚会，女人倒来了二十个上下，男舞伴却只有两个。青年男子不跳舞，却一直聚在小卖部附近，或者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抬起眼睛瞧任何人，低声慢慢讲起来，说到城里人把他们生命的精力、他们的心灵和智慧，都耗费在打牌和造谣上，不善于，也不愿意，把时间用在有趣的谈话和读书方面，不肯享受智慧所提供的快乐，这真是可惜，可惜极了。只有智慧才有趣味，才值得注意，至于别的一切东西，那都是卑贱而渺小的。霍博托夫专心地听他的同事讲话，忽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月几号？”
霍博托夫听到回答以后，就和金黄头发的医师用一种连自己也觉得不高明的主考人的口气开始盘问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星期几，一年当中有多少天，第六病室里是不是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脸红了，说：
“是的，他有病，不过他是一个有趣味的年轻人。”
此外他们没有再问他别的话。
他在前厅穿大衣的时候，军事长官伸出一只手来放在他的肩膀上，叹口气说：
“现在我们这些老头子到退休的时候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出市政厅，才明白过来，原来这是一个奉命考察他的智力的委员会。他回想他们对他提出的种种问题，就涨红了脸，而且现在，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生平第一回沉痛地为医学惋惜。
“我的上帝啊，”他想起那些医师刚才怎样考察他，不由得暗想，“要知道，他们前不久刚听完精神病学的课，参加过考试，怎么会这样一窍不通呢？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
他生平第一回感到受了侮辱，生气了。
当天傍晚，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来看他。这个邮政局长没有向他打招呼，径直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双手，用激动的声调说：
“我亲爱的，我的朋友，请您向我表明您相信我的真诚的好意，把我看做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他不容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口讲话，仍旧激动地接着说下去：“我因为您有教养，您心灵高尚而喜爱您。听我说，我亲爱的。那些医生受科学规章的限制，不能对您说真话，可是我要像军人那样实话实说：您的身体不大好！请您原谅我，我亲爱的，不过这是实情，您四周的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医师刚才对我说：为了有利于您的健康，您务必要休养一下，散散心才成。完全对！好极了！过几天我就要度假日，出外去换一换空气。请您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块儿走！仍照往日那样，我们一块儿走。”
“我觉得我的身体十分健康，”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一想，说，“我不能走。请您容许我用别的办法来向您表明我的友情。”
丢开书本，丢开达留希卡，丢开啤酒，一下子打破已经建立了二十年的生活秩序，出外走一趟，既不知道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这种想法一开头就使他觉着又荒唐又离奇。可是他想起了市政厅里的那番谈话，想起了他从市政厅出来，在回家的路上经历到的沉重心情，那么认为暂时离开这个城，躲开那些把他看做疯子的蠢人，倒也未尝不可。
“那么您究竟打算到哪儿去呢？”他问。
“到莫斯科去，彼得堡去，华沙去……在华沙，我消磨过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五个年头。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城啊！去吧，我亲爱的！”
一个星期以后，人们向安德烈·叶菲梅奇建议，要他休养一下，也就是说要他提出辞呈，他满不在乎地照着做了。再过一个星期，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和他坐上一辆邮车，到就近的火车站去了。天气凉快，晴朗，天空蔚蓝，远处风景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离火车站有两百俄里远，坐马车走了两天，在路上住了两夜。每逢在驿站上他们喝的茶用没有洗干净的杯子盛来，或者车夫套马车费的时间久了一点，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涨紫了脸，周身打抖，嚷道：“闭嘴！不准强辩！”一坐上马车，他就一会儿也不停地说话，讲起他当初在高加索和波兰帝国旅行的情形。他有过多少奇遇，有过什么样的遭际啊！他讲得很响，同时还惊奇地瞪起眼睛，弄得听的人以为他是在说谎。再者，他一面说话，一面对着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喷气，对着他的耳朵哈哈大笑。这弄得医师很别扭，妨碍他思考，不容他聚精会神地思索。
为了省钱，他们在火车上乘三等车，坐在一个不准吸烟的车厢里。有一半的乘客是上等人。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不久就跟所有的人认识了，从这个座位换到那个座位，大声地说他们大不该在这样糟糕的铁路上旅行。简直是骗人上当！如果骑一匹好马赶路，那就大不相同：一天走一百俄里的路，赶完了路还精神抖擞，身强力壮。讲到我们收成不好，那是因为宾斯克沼泽地带排干了水。总之，什么事都乱七八糟。他兴奋起来，讲得很响，不容别人开口。这种夹杂大声哄笑和指手划脚的不停的扯淡，闹得安德烈·叶菲梅奇很疲劳。
“我们这两个人当中究竟谁是疯子呢？”他懊恼地想，“究竟是我这个极力不惊吵乘客的人呢，还是这个自以为比大家都聪明有趣，因此不容人消停的利己主义者？”
在莫斯科，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穿上没有肩章的军衣和镶着红丝绦的裤子。他一上街就戴上军帽，穿上军大衣，兵士们见着他都立正行礼。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觉得这个人把原来所有的贵族气派中的一切优点都丢掉，只留下了劣点。他喜欢有人伺候他，哪怕在完全不必要的时候也是一样。火柴就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自己也看见了，却对仆役嚷叫，要他拿火柴来。有女仆在场，他却只穿着衬里衣裤走来走去，并不觉着难为情。他对所有的仆人，哪怕是老人，也一律称呼“你”，遇到他生了气，就骂他们是傻瓜和蠢货。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这是老爷派头，可是恶劣得很。
首先，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领他的朋友到伊文尔斯卡雅教堂去。他热心地祷告，叩头，流泪，完事以后，深深地叹口气说：
“即使人不信神，可是祷告一下，心里也好像踏实点。吻圣像吧，我亲爱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很窘，吻了吻圣像，同时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努起嘴唇，摇头，小声祷告，眼泪又涌上了眼眶。随后，他们到克里姆林宫去，观看皇家的炮和皇家的钟，甚至伸出手指头去摸一摸。他们欣赏莫斯科河对面的风景，游览救世主教堂和鲁缅采夫博物馆。
他们在捷斯托夫饭店吃饭。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把菜单看了很久，摩挲着络腮胡子，用一种素来觉得到了饭店就像到了家里一样的美食家的口气对仆役说：
“我们倒要瞧瞧今天你们拿什么菜来给我们吃，天使！”
医师走来走去，看这看那，吃啊喝的，可是他只有一种感觉：恼恨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他一心想离开他的朋友休息一下，躲着他，藏起来，可是那位朋友却认为自己有责任不放医师离开身边一步，尽量为他想出种种消遣办法。到了没有东西可看的时候，他就用谈天来给他解闷儿。安德烈·叶菲梅奇一连隐忍了两天，可是到第三天他就向朋友声明他病了，想留在家里待一整天。他的朋友回答说，既是这样，那他也不出去。实在，也该休息一下了，要不然两条腿都要跑断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一个长沙发上躺下，脸对着靠背，咬紧牙齿，听他朋友热烈地向他肯定说：法国早晚一定会打垮德国，莫斯科有很多骗子，单凭马的外貌绝看不出马的长处。医师耳朵里嗡嗡地响起来，心卜卜地跳，可是出于客气，又不便请他的朋友走开或者住口。幸亏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觉着坐在旅馆房间里闷得慌，饭后就出去散步了。
等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安德烈·叶菲梅奇就让自己沉湎于休息的感觉里。一动不动地躺在长沙发上，知道屋里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是多么痛快啊！没有孤独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堕落的天使之所以背弃上帝，大概就因为他一心想孤独吧，而天使们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孤独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打算想一想近几天来他看见了些什么，听见了些什么，可是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却不肯离开他的脑海。
“话说回来，他度假日，跟我一块儿出来旅行，还是出于友情，出于慷慨呢，”医师烦恼地想，“再也没有比这种友情的保护更糟糕的事了。本来他倒好像是个好心的、慷慨的、快活的人，不料是个无聊的家伙。无聊得叫人受不了。有些人就是这样，平素说的都是聪明话，好话，可是人总觉得他们是愚蠢的人。”
这以后一连几天，安德烈·叶菲梅奇声明他生病了，不肯走出旅馆的房间。他躺着，用脸对着长沙发的靠背，遇到他的朋友用谈话来给他解闷儿，他总是厌烦。遇到他的朋友不在，他就养神。他生自己的气，因为他跑出来旅行，他还生他朋友的气，因为他一天天地变得贫嘴，放肆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的思想提到严肃高尚的方面去。
“这就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所说的现实生活了，它把我折磨得好苦，”他想，气恼自己这样小题大做，“不过这也没什么要紧……将来我总要回家去，一切就会跟先前一样了……”
到了彼得堡，局面仍旧是那样。他一连好几天不走出旅馆的房间，老是躺在长沙发上，只有为了喝啤酒才起来一下。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时时刻刻急着要到华沙去。
“我亲爱的，我上那儿去干什么？”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恳求的声音说。“您一个人去，让我回家好了！我求求您了！”
“那可无论如何也不成！”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抗议道，“那是个了不起的城。在那儿，我消磨过我一生中顶幸福的五个年头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缺乏坚持自己主张的性格，勉强到华沙去了。到了那儿，他没有走出过旅馆的房间，躺在长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生仆役的气，这些仆役固执地不肯听懂俄国话。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呢，照常健康快活，精神抖擞，一天到晚在城里蹓跶，找他旧日的熟人。他有好几回没在旅馆里过夜。有一天晚上他不知在一个什么地方过了一夜，一清早回到旅馆里，神情激动极了，脸涨得绯红，头发乱蓬蓬。他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走了很久，自言自语，不知在讲些什么，后来站住说：
“名誉第一啊！”
他又走了一阵，忽然双手捧住头，用悲惨的声调说：
“对了，名誉第一啊！不知我为什么起意来游历这个巴比伦，真是该死！我亲爱的，”他接着对医师说，“请您看轻我吧，我打牌输了钱！请您给我五百卢布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数出五百个卢布，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交给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仍旧因为羞臊和气愤而涨红了脸，没头没脑地赌了一个不必要的咒，戴上帽子，走出去了。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回来了，往一张圈椅上一坐，大声叹一口气说：
“我的名誉总算保住了！走吧，我的朋友！在这个该死的城里，我连一分钟也不愿意再待了。骗子！奥地利的间谍！”
等到两个朋友回到他们自己的城里，那已经是十一月了，街上积了很深的雪。霍博托夫医师接替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职位。他仍旧住在原来的寓所，等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腾出医院的寓所。那个被他称做“厨娘”的丑女人已经在一个厢房里住下了。
关于医院又有新的流言在城里传布。据说那丑女人跟总务处长吵过一架，总务处长就跪在她的面前告饶。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到本城以后第一天就得出外去找住处。
“我的朋友，”邮政局长不好意思地对他说，“原谅我提一个唐突的问题：您手里有多少钱？”
安德烈·叶菲梅奇一句话也没有说，数一数自己的钱说：
“八十六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慌张地说，没听懂他的意思，“我问的是您一共有多少家底？”
“我已经告诉您了，八十六卢布……以外我什么也没有了。”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素来把医师看做正人君子，可是仍旧疑心他至少有两万存款。现在听说安德烈·叶菲梅奇成了乞丐，没有钱来维持生活，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流下眼泪，拥抱他的朋友。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一个女小市民别洛娃家一所有三个窗子的小房子里住下来。在这所小房子里，如果不算厨房，就只有三个房间。医师住在朝街的两个房间里，达留希卡和带着三个孩子的女小市民住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有时候女房东的情人，一个醉醺醺的农民，上她这儿来过夜。他晚上吵吵闹闹，弄得达留希卡和孩子们十分害怕。他一来就在厨房里坐下，开始要酒喝，大家就都觉着很不自在。医师动了怜悯的心，把啼哭的孩子带到自己的房间里，让他们在地板上睡下。这样做，使他感到很大的快乐。
他跟先前一样，八点钟起床，喝完早茶以后坐下来看自己的旧书和旧杂志。他已经没有钱买新的了。要就是因为那些书都是旧的，要就是或许因为环境变了，总之，书本不再像从前那样紧紧抓住他的注意力，他看书感到疲劳了。为了免得把时间白白度过，他就给他的书开一个详细书目，在书脊上粘贴小签条；这种机械而费事的工作，他倒觉着比看书还有趣味。这种单调费事的工作不知怎么弄得他的思想昏睡了。他什么也不想，时间过得很快。即使坐在厨房里跟达留希卡一块儿削土豆皮，或者挑出荞麦粒里的皮屑，他也觉着有趣味。一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他就到教堂去。他站在墙边，眯细眼睛，听着歌声，想起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想起大学、想起各种宗教，他心里变得平静而忧郁。事后他走出教堂，总惋惜礼拜式结束得太快。
他有两次到医院里去看望伊万·德米特里奇，想跟他谈天。可是那两回伊万·德米特里奇都非常激动，气忿；他请医师不要来搅扰他，因为他早就讨厌空谈了。他说他为自己的一切苦难只向那些该死的坏蛋要求一种补偿：单人监禁。难道连这么一点儿要求他们也会拒绝他吗？那两回安德烈·叶菲梅奇向他告辞，祝他晚安的时候，他没好气地哼一声，回答说：
“滚你的吧！”
现在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知道该不该再去看望他。不过他心里还是想去。
从前，在吃完午饭以后的那段时间，安德烈·叶菲梅奇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可是现在从吃完午饭起直到喝晚茶的时候止，他却一直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靠背，满脑子的浅薄思想，无论如何也压不下去。他想到自己做了二十几年的事，既没有得到养老金，也没有得到一次发给的补助金，不由得愤愤不平。不错，他工作得不勤恳，不过话说回来，所有的工作人员，不管勤恳也好，不勤恳也好，是一律都领养老金的。当代的正义恰好就在于官品、勋章、养老金等不是根据道德品质或者才干，却是一般地根据服务，不论什么样的服务，而颁给的。那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是例外呢？他已经完全没有钱了。他一走过小杂货店，一看见女老板，就觉着害臊。到现在他已经欠了三十二个卢布的啤酒钱。他也欠小市民别洛娃的钱。达留希卡悄悄地卖旧衣服和旧书，还对女房东撒谎，说是医师不久就要收到很多很多钱。
他恼恨自己，因为他在旅行中花掉了他积蓄的一千卢布。那一千卢布留到现在会多么有用啊！他心里烦躁，因为人家不容他消消停停过日子。霍博托夫认为自己有责任偶尔来看望这个有病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他处处都讨厌：胖胖的脸、恶劣而尊大的口气、“同事”那两个字、那双高统皮靴。顶讨厌的是他自以为有责任给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病，而且自以为真的在给他看病。每回来访，他总带来一瓶溴化钾药水和几粒大黄药丸。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也认为自己有责任来看望这个朋友，给他解闷儿。每一回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屋里总是装出随随便便的神情，不自然地大声笑着，开始向他保证说今天他气色大好。谢谢上帝，局面有了转机。从这样的话里，人就可以推断他认为他朋友的情形没有希望了。他还没有归还他在华沙欠下的债，心头压着沉重的羞愧，觉着紧张，因此极力大声地笑，说些滑稽的话。他的奇闻轶事现在好像讲不完了，这对安德烈·叶菲梅奇也好，对他自己也好，都是痛苦的。
有他在座，安德烈·叶菲梅奇照例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墙，咬紧牙关听着，他的心上压着一层层的水锈。他的朋友每来拜访一回，他就觉着这些水锈堆得更高一点，好像就要涌到他的喉头来了。
为了压下这些无聊的感触，他就赶紧暗想：他自己也罢，霍博托夫也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也罢，反正早晚都会死亡，甚至不会在大自然中留下一点痕迹。要是想象一百万年以后有个精灵飞过地球上空，那么这个精灵就只会看见粘土和光秃的峭壁。一切东西，文化也好，道德准则也好，都会消灭，连一棵牛蒡也不会长出来。那么，在小店老板面前觉着害臊，有什么必要呢？那个不足道的霍博托夫，或者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的讨厌的友情，有什么道理呢？这一切都琐琐碎碎，毫无意义。
可是这样的想法已经无济于事了。他刚刚想到一百万年以后的地球，穿着高统靴的霍博托夫或者勉强大笑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从光秃的峭壁后面闪出来，甚至可以听见含羞带愧的低语声：“讲到华沙的债，好朋友，过几天我就还给您……一定。”
有一天，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饭后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正躺在长沙发上。凑巧，霍博托夫同时带着溴化钾药水也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费力地爬起来，坐好，把两条胳膊支在长沙发上。
“今天您的气色比昨天好多了，我亲爱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开口说，“对了，您显得挺有精神。真的，挺有精神！”
“您也真的到了该复原的时候了，同事，”霍博托夫说，打个呵欠，“大概这种无聊的麻烦事您自己也腻烦了。”
“咱们会复原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快活地说，“咱们会再活一百年的！一定！”
“一百年倒活不了，再活二十年是总能行的，”霍博托夫安慰说，“没关系，没关系，同事，别灰心……那种病只不过是给您故布疑阵罢了。”
“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哈哈大笑，拍一拍他朋友的膝头，“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明年夏天，求上帝保佑，咱们到高加索去玩一趟，骑着马到处逛一逛——驾！驾！驾！等到我们从高加索回来，瞧着吧，大概还要热热闹闹地办一回喜事呐。”讲到这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调皮地眨一眨眼，“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好朋友……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忽然觉着那点儿水锈涌到喉头上来了。他的心猛烈地跳起来。
“这是庸俗！”他说，很快地站起来，走到窗子那边去，“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说的是些庸俗的话吗？”
他本来想温和而有礼貌地讲下去，可是他违背本心，忽然攥紧拳头，高高地举到自己的头顶上。
“躲开我！”他嚷道，嗓音变了，脸胀得通红，浑身打抖，“出去，你们俩都出去！你们俩！”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和霍博托夫站起来，瞧着他，先是愣住，后来害怕了。
“出去，你们俩！”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断地嚷道，“蠢材！愚人！我既不要你们的友情，也不要你的药品，蠢材！庸俗！可恶！”
霍博托夫和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狼狈地互相看一眼，踉跄地退到门口，走进了前堂。安德烈·叶菲梅奇抓起那瓶溴化钾，对他们背后扔过去。药水瓶摔在门槛上，砰的一声碎了。
“滚蛋！”他跑进前堂，用含泪的声音嚷道，“滚！”
等到客人走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在长沙发上躺下来，像发烧一样地哆嗦，反反复复说了很久：
“蠢材！愚人！”
等到他的火气平下来，他首先想到可怜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现在一定羞愧得不得了，心里难受，他想到这件事做得真可怕。以前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他的智慧和客气到哪儿去了？对人间万物的理解啦，哲学性质的淡漠啦，都到哪儿去了？
医师又是羞愧，又是生自己的气，一夜也没有能够睡着，第二天早晨大约十点钟就动身到邮局去，向邮政局长道歉。
“以前发生的事，我们不要再提了，”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十分感动，握紧他的手，叹口气说，“谁再提旧事，就叫谁的眼睛瞎掉。留巴甫金！”他忽然大喊一声，弄得所有的邮务人员和顾客都打了个哆嗦，“搬椅子来。你等着！”他对一个农妇嚷道，她正把手伸进铁栅栏，向他递过一封挂号信来，“难道你没看见我忙着吗？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要再提了，”他接着温和地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我恳求您，坐下吧，我亲爱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揉着自己的膝头，然后说：
“我心里一点也没有生您的气。害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我明白。昨天您发了病，吓坏了医师跟我，事后关于您我们谈了很久。我亲爱的，您为什么不肯认真地治一治您的病呢？难道可以照这样下去吗？原谅我出于友情直爽地说一句，”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小声说，“您生活在极其不利的环境里：狭窄，肮脏，没有人照料您，也没有钱治病……我亲爱的朋友，我跟医师全心全意地恳求您听从我们的忠告：到医院里去养病吧！在那儿有滋补的吃食，有照应，有人治病。咱们背地里说一句，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虽然举止粗俗，不过他精通医道，咱们倒可以完全信任他。他已经答应我说他要给您治病。”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这种真诚的关心和忽然在邮政局长脸颊上闪光的眼泪感动了。
“我尊敬的朋友，不要听信那种话！”他小声说，把手按在胸口上，“不要听信那种话！那全是骗人的！我的病只不过是这么回事：二十年来我在全城只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他又是个疯子。我根本没有害病，只不过我落进了一个魔圈里，出不来了。我觉得随便怎样都没关系，我准备承担一切。”
“进医院去养病吧，我亲爱的。”
“我是无所谓的，哪怕进深渊也没关系。”
“好朋友，答应我：您样样都听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的安排。”
“遵命，要我答应我就答应。可是我再说一遍，我尊敬的朋友，我落进了一个魔圈里。现在不管什么东西，就连朋友的真心同情在内，也只有一个结局：引我走到灭亡。我正在走向灭亡，我也有勇气承认这个事实。”
“好朋友，您会复原的。”
“何必再说这种话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愤愤地说，“很少有人在一生的结尾不经历到我现在所经历到的情形。临到有人告诉您说您肾脏有病或者心房扩大之类的话，因此您开始看病的时候，或者有人告诉您说您是疯子或者罪犯，总之换句话说，临到人家忽然注意您，那您就得知道您已经落进魔圈里，再也出不来了。您极力想逃出来，可是反而陷得越发深了。那您就索性听天由命吧，因为任何人力都已经不能挽救您了。我觉得就是这样。”
这当儿窗洞那里挤满了人。为了免得妨碍人家的工作，安德烈·叶菲梅奇就站起来告辞。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又一次取得他的诺言，然后送他到外边门口。
当天，将近傍晚，出人意外，霍博托夫穿着短羊皮袄和高统靴到安德烈·叶菲梅奇家里来了，用一种仿佛昨天根本没出过什么事的口气说道：
“我是有事来找您的，同事。我来邀请您：您愿意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参加会诊？啊？”
安德烈·叶菲梅奇心想霍博托夫大概要他出去散步解一解闷儿，或者真的要给他一个赚点儿钱的机会，就穿上衣服，跟他一块儿走到街上。他暗自高兴，总算有个机会可以把他昨天的过失弥补一下，就此和解了。他心里感激霍博托夫，因为昨天的事他绝口不提，分明原谅他了。这个没有教养的人会有这样细腻的感情，倒是很难料到的。
“您的病人在哪儿？”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在我的医院里。我早就想请您去看一看了……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病例。”
他们走进医院的院子，绕过主楼，向那住着疯人的厢房走去。不知什么缘故他们走这一路都没有说话。他们一走进厢房，尼基达照例跳起来，挺直了身子立正。
“这儿有一个病人两侧肺部忽然害了并发症，”霍博托夫跟安德烈·叶菲梅奇一块儿走进病室，低声说，“您在这儿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我只是为了去拿我的听诊器。”
说完，他就出去了。
天渐渐黑下来。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那个瘫子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轻声地哭，努动嘴唇。胖农民和从前的检信员睡觉了。屋里寂静无声。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床上坐下，等着。可是半个钟头过去了，霍博托夫没有来，尼基达却抱着一件长袍、一身不知什么人的衬里衣裤、一双拖鞋，走进病室里来。
“请您换衣服，老爷，”他轻声说，“您的床在这边，请到这边来，”他又说，指一指一张空床，那分明是不久以前搬进来的，“不要紧，求上帝保佑，您会复原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心里全明白了。他一句话也没说，依照尼基达的指点，走到那张床边坐下。他看见尼基达站在那儿等着，就脱光身上的衣服，觉着很害臊。然后他穿上医院的衣服，衬裤很短，衬衫却长，长袍上有熏鱼的气味。
“求上帝保佑，您会复原的。”尼基达又说一遍。
他把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衣服收捡起来，抱在怀里，走出去，随手关上了门。
“没关系……”安德烈·叶菲梅奇想，害臊地把长袍的衣襟掩上，觉着穿了这身新换的衣服像是一个囚犯，“这也没关系……礼服也好，制服也好，这件长袍也好，反正是一样……”
可是他的怀表怎么样了？侧面衣袋里的笔记簿呢？他的纸烟呢？尼基达把他的衣服拿到哪儿去了？这样一来，大概直到他死的那天为止，他再也没有机会穿长裤、背心、高统靴了。这种事，乍一想，不知怎的，有点古怪，甚至不能理解。安德烈·叶菲梅奇到现在还相信小市民别洛娃的房子跟第六病室没有什么差别，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无聊、空虚。然而他的手发抖，脚发凉，一想到待一会儿伊万·德米特里奇起来，看见他穿着长袍，就不由得害怕。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一个来回，又坐下。
在那儿，他已经坐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他厌烦得要命。难道在这种地方人能住一天，一个星期，甚至像这些人似的一连住好几年吗？是啊，他已经坐了一阵，走了一阵，又坐下了。他还可以再走一走，瞧一瞧窗外，再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可是这以后怎么样呢？就照这样像个木头人似的始终坐在这儿思考吗？不，这样总不行啊。
安德烈·叶菲梅奇躺下去，可是立刻坐起来，用衣袖擦掉额头上的冷汗，于是觉着整个脸上都有熏鱼的气味了。他又走来走去。
“这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他说，茫然摊开两只手，“这得解释一下才成，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
这当儿伊万·德米特里奇醒来了。他坐起来，用两个拳头支着腮帮子。他吐了口唾沫。然后他懒洋洋地瞧一眼医师，起初分明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不久他那带着睡意的脸就现出了恶毒的讥讽神情。
“啊哈！好朋友，他们把您也关到这儿来了！”他眯细一只眼睛，用带着睡意而发哑的声音说，“我很高兴。您以前吸别人的血，现在人家要吸您的血了。好极了！”
“这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安德烈·叶菲梅奇给伊万·德米特里奇的话吓坏了，慌张地说。他耸一耸肩膀，再说一遍：“这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
伊万·德米特里奇又吐口唾沫，躺下去。
“该诅咒的生活！”他嘟哝说，“这种生活真叫人痛心，感到气忿，要知道它不是以我们的痛苦得到补偿来结束，不是像歌剧里那样庄严地结束，却是用死亡来结束。临了，来几个医院杂役，拉住死尸的胳膊和腿，拖到地下室去。呸！不过，那也没关系……到了另一个世界里，那就要轮着我们过好日子了……到那时候我要从那个世界到这里来显灵，吓一吓这些坏蛋。我要把他们吓得白了头。”
莫依谢依卡回来了，看见医师，就伸出手。
“给我一个小钱！”他说。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窗口去，瞧着外面的田野。天已经黑下来，右面天边一个冷冷的、发红的月亮升上来了。离医院围墙不远，至多不出一百俄丈的地方，矗立着一所高大的白房子，由一道石墙围起来。那是监狱。
“这就是现实生活！”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他觉着害怕了。
月亮啦，监狱啦，围墙上的钉子啦，远处一个烧骨场上腾起来的火焰啦，全都可怕。他听见身后一声叹息。安德烈·叶菲梅奇回过头去，看见一个人胸前戴着亮闪闪的星章和勋章，微微笑着，调皮地䀹眼。这也显得可怕。
安德烈·叶菲梅奇极力对自己说：月亮或者监狱并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勋章是就连神智健全的人也戴的，人间万物早晚会腐烂，化成粘土。可是他忽然满心绝望，双手抓住窗上的铁窗格，使足力气摇它。坚固的铁窗格却一动也不动。
随后，为了免得觉着可怕，他走到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床边，坐下。
“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我亲爱的，”他喃喃地说，发抖，擦掉冷汗，“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
“可是您不妨谈点儿哲学啊。”伊万·德米特里奇讥诮地说。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对了，对了……有一回您说俄罗斯没有哲学，然而大家都谈哲学，连小人物也谈。其实，小人物谈谈哲学，对谁都没有什么害处啊，”安德烈·叶菲梅奇说，那声音仿佛要哭出来，引人怜悯似的，“可是我亲爱的，为什么您发出这种幸灾乐祸的笑声呢？小人物既然不满意，怎么能不谈哲学呢？一个有头脑、受过教育的人，他有神那样的相貌，有自尊心，爱好自由，却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到一个肮脏愚蠢的小城里来做医师，把整整一辈子消磨在拔血罐、蚂蝗、芥子膏上面！欺骗，狭隘，庸俗！啊，我的上帝！”
“您在说蠢话了。要是您不愿意做医师，那就去做大臣好了。”
“不行，我什么也做不成。我们软弱啊，亲爱的。……以前我满不在乎，活泼清醒地思考着，可是生活刚刚粗暴地碰到我，我的精神就支持不住……泄气了……我们软弱啊，我们不中用……您也一样，我亲爱的。您聪明，高尚，从母亲的奶里吸取了美好的激情，可是刚刚走进生活就疲乏，害病了……我们软弱啊，软弱啊！”
随着黄昏来临，除了恐惧和屈辱的感觉以外，另外还有一种没法摆脱的感觉不断折磨安德烈·叶菲梅奇。临了，他明白了：他想喝啤酒，想抽烟。
“我要从这儿出去，我亲爱的，”他说，“我要叫他们在这儿点个灯……这样我可受不了……我不能忍受下去……”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门口，开了门，可是尼基达立刻跳起来，挡住他的去路。
“您上哪儿去？不行，不行！”他说，“到睡觉的时候了！”
“可是我只出去一会儿，在院子里散一散步！”安德烈·叶菲梅奇慌张地说。
“不行，不行。这是不许可的。您自己也知道。”
尼基达砰的一声关上房门，用背抵住门。
“可是，就算我出去一趟，对别人又有什么害处呢？”安德烈·叶菲梅奇问，耸一耸肩膀，“我不明白！尼基达，我一定要出去！”他用发颤的嗓音说，“我要出去！”
“不许捣乱，这可要不得！”尼基达告诫说。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伊万·德米特里奇忽然叫道，他跳下床，“他有什么权利不放我们出去？他们怎么敢把我们关在这儿？法律上似乎明明说着不经审判不能剥夺人的自由啊！这是暴力！这是专横！”
“当然，这是专横！”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叫声，添了点儿勇气，说道，“我一定要出去，非出去不可！他没有权利！我跟你说：你放我出去！”
“听见没有，愚蠢的畜生？”伊万·德米特里奇叫道，用拳头砰砰地敲门，“开门！要不然我就把门砸碎！残暴的家伙！”
“开门！”安德烈·叶菲梅奇叫道，浑身发抖，“我要你开门！”
“你尽管说吧！”尼基达隔着门回答道，“随你去说吧！”
“至少去把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叫到这儿来！就说我请他来……来一会儿！”
“明天他老人家自己会来。”
“他们绝不会放我们出去！”这当儿伊万·德米特里奇接着说，“他们要把我们在这儿折磨死！啊，主，难道下一个世界里真的没有地狱，这些坏蛋会得到宽恕？正义在哪儿？开门，坏蛋，我透不出气来啦！”他用嗄哑的声调喊着，用尽全身力量撞门。“我要把我的脑袋碰碎！杀人犯！”
尼基达很快地开了门，用双手和膝盖粗暴地推开安德烈·叶菲梅奇，然后抡起胳膊，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安德烈·叶菲梅奇觉着有一股咸味的大浪兜头盖上来，把他拖到床边去。他嘴里真的有一股咸味：多半他的牙出血了。他好像要游出这股大浪似的挥舞胳膊，抓住什么人的床架，同时觉得尼基达在他背上打了两拳。
伊万·德米特里奇大叫一声。大概他也挨打了。
然后一切都安静了。淡淡的月光从铁格子里照进来，地板上铺着一个像网子那样的阴影。这是可怕的。安德烈·叶菲梅奇躺在那儿，屏住呼吸：他战兢兢地等着再挨打。他觉着好像有人拿一把镰刀，刺进他的身子，在他胸中和肠子里搅了几下似的。他痛得咬枕头，磨牙，忽然在他那乱糟糟的脑子里清楚地闪过一个可怕的、叫人受不了的思想：这些如今在月光里像黑影一样的人，若干年来一定天天都在经受这样的痛苦。这种事他二十多年以来怎么会一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不懂痛苦，根本没有痛苦的概念，可见这不能怪他，不过他那跟尼基达同样无情而粗暴的良心却使得他从后脑勺直到脚后跟都变得冰凉了。他跳起来，想用尽气力大叫一声，赶快跑去打死尼基达，然后打死霍博托夫、总务处长、医士，再打死他自己。可是他的胸膛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他的腿也不听他使唤了。他喘不过气来，拉扯胸前的长袍和衬衫，撕得粉碎，然后倒在床上，不省人事了。
第二天早晨他头痛，耳朵里嗡嗡地响，觉得周身不舒服。他想起昨天他的软弱，并不害臊。昨天他胆怯，甚至怕月亮，而且真诚地说出了这以前他万没料到自己会有的感情和思想。比方说，想到小人物爱谈哲学是由于不满足。可是现在，他什么也不在意了。
他不吃不喝，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也不说话。
“对我说来，什么都一样了，”他们问他话的时候，他想，“我不想回答了……对我说来，什么都一样了。”
午饭后，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来了，送给他四分之一磅的茶叶和一磅果冻。达留希卡也来了，在床边站了整整一个钟头，脸上现出茫然的悲伤神情。霍博托夫医师也来看他。他拿来一瓶溴化钾药水，吩咐尼基达烧点什么熏一熏病室。
将近傍晚，安德烈·叶菲梅奇因为中风而死了。起初他感到猛烈的寒颤和恶心；仿佛有一种使人恶心的东西浸透他的全身，甚至钻进他的手指头，从肚子里往上冒，涌到他的脑袋里，淹没他的眼睛和耳朵。一切东西在他眼前都变成绿色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明白他的末日已经到了，想起伊万·德米特里奇、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成百万的人，都相信长生不死。万一真会不死呢？可是他并不希望不死，他只想了一想就算了。他昨天在书上读到过一群非常美丽优雅的鹿，如今在他的面前跑过去。随后有一个农妇向他伸出手来，手里拿着一封挂号信……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说了句什么话。后来一切都消散，安德烈·叶菲梅奇永远昏过去了。
杂役们走来，抓住他的胳膊和腿，把他抬到小教堂里去了。在那儿他躺在桌子上，睁着眼睛，晚上月光照着他。到早晨，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来了，对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雕像虔诚地祷告一番，把他前任长官的眼睛阖上了。
第二天安德烈·叶菲梅奇下了葬。送葬的只有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和达留希卡。
18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