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婚礼上，她所有的朋友和相好的熟人都来参加了。
“瞧瞧他吧，真的，他不是有点与众不同吗？”她往她丈夫那边点一点头，对朋友说，仿佛要解释她为了什么缘故才嫁给这个普通的、很平常的、在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男人似的。
她的丈夫奥西普·斯捷潘内奇·德莫夫是医师，论官品是九品文官。他在两个医院里做事，在一个医院里做编制外的主任医师，在另一个医院里做解剖师。每天早晨从九点钟到中午，他给门诊病人看病，查病房，午后搭上公共马车到另一个医院去，解剖死去的病人。他私人也行医，可是收入很少，一年不过有五百卢布光景。如此而已。此外关于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另一方面，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和她的朋友，相好的熟人，却不是十分平常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在某一方面有出众的地方，多多少少有点名气，有的已经成名，给人看做名流了；有的即使还没有成名，将来却有成名的灿烂希望。有一个剧院的演员，早已是公认的大天才，他是一个优雅、聪明、谦虚的男子，又是出色的朗诵家，教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朗诵。有一个歌剧演员，是个性情温和的胖子，叹口气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郑重说明，她毁了自己，要是她不发懒，肯下决心，她就会成为出色的歌唱家。其次，有好几个画家，其中打头的一个是风俗画家、动物画家、风景画家里亚博夫斯基，他是很漂亮的金发青年，年纪在二十五岁左右，画展开得很成功，把最近画成的一张画卖了五百卢布，他修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画稿，说她将来很可能有所成就。此外，还有一个拉大提琴的音乐家，他的乐器总是发出呜咽的声音，他公开声明在他认识的一切女人当中，能够给他伴奏的只有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一个人。再其次，有一个文学家，年纪轻轻，可是已经出了名，写过中篇小说、剧本、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谁呢？喏，还有瓦西里·瓦西里奇，是地主，乡绅，业余的插图家和饰图家，深深爱好古老的俄罗斯风格、民谣和史诗，在纸上，瓷器上，用烟熏黑的盘子上，他简直能够创造奇迹。这伙逍遥自在的艺术家已经给命运宠坏，尽管文雅而谦虚，可是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天下还有医师这种人，德莫夫这个姓氏在他们听起来就跟西多罗夫或者塔拉索夫差不多。在这伙人当中，德莫夫显得陌生，多余，矮小，其实他个子挺高，肩膀挺宽。看上去，他仿佛穿着别人的礼服，长着店员那样的胡子。不过如果他是作家或者画家，那人家就会说他凭他的胡子会叫人联想到左拉了。
有一个演员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她配上她那亚麻色的头发和结婚礼服，很像是一棵到了春天开满娇嫩的白花、仪态万方的樱桃树。
“不，您听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对他说，挽住他的胳臂，“这件事怎样突然发生的呢？您听着，听着…… 我得告诉您，爸爸跟德莫夫同在一个医院里做事。可怜的爸爸害了病，德莫夫就在他的床边一连守了几天几夜。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您听着，里亚博夫斯基……还有您，作家，听着。这事很有意思。您走过来一点儿。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真诚的关心！我也一连好几夜没睡觉，坐在爸爸身旁。忽然间，了不得，公主赢得了英雄的心！我的德莫夫没头没脑地掉进了情网。真的，有时候命运就有这么离奇。嗯，爸爸死后，他有时候来看我，有时候在街上遇见我。有这么一个晴朗的傍晚，冷不防，他忽然向我求婚了……就跟晴天霹雳似的……我哭了一宵，我自个儿也没命地掉进了情网。现在呢，您瞧，我做他的妻子了。他结实，强壮，跟熊似的，不是吗？现在，他的脸有四分之三对着我们，光线暗，看不清楚，不过，等到他把脸完全转过来，那您得瞧瞧他的脑门子。里亚博夫斯基，您说说看，那脑门子怎么样？德莫夫啊，我们正在讲你呐！”她向丈夫叫道，“上这儿来。把你那诚实的手伸给里亚博夫斯基……这就对了。你们交个朋友吧。”
德莫夫温和而纯朴地微笑着，向里亚博夫斯基伸出手，说：
“幸会幸会。当年有个姓里亚博夫斯基的跟我同班毕业。他是您的亲戚吗？”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二十二岁，德莫夫三十一岁。他们婚后过得挺好。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在客厅的四面墙上挂满了她自己的和别人的画稿，有的配了镜框，有的没配。靠近钢琴和放家具的地方，她用中国的阳伞、画架、花花绿绿的布片、短剑、半身像、照片……布置了一个热闹而好看的墙角……在饭厅里，她用民间版画裱糊墙壁，挂上树皮鞋和小镰刀，墙角立一把大镰刀和一把草耙，于是布置成了一个俄罗斯风格的饭厅。在寝室里，她用黑呢蒙上天花板和四壁，在两张床的上空挂一盏威尼斯式的灯，门边安一个假人，手拿一把戟，好让这房间看上去像是一个岩穴。人人都认为这对青年夫妇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窝。
每天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就弹钢琴，或者要是天气晴朗，就画点油画。然后，到十二点多钟，她坐上车子去找女裁缝。德莫夫和她只有很少一点钱，刚够过日子，因此她和她的裁缝不得不想尽花招，好让她常有新衣服穿，去引人注目。往往她用一件染过的旧衣服，用些不值钱的零头网边、花边、长毛绒、绸缎，简直就会创造奇迹，做出一种迷人的东西来，不是衣服，而是梦。从女裁缝那儿出来，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照例坐上车子到她认识的一个女演员那儿去，打听剧院的新闻，顺便弄几张初次上演的新戏或者福利演出站的戏票。从女演员家里一出来，她还得到一个什么画家的画室去，或者去看画展，然后去看一位名流，要么是约请他到自己家里去，要么是回拜，再不然就光是聊聊天儿。人人都快活而亲切地欢迎她，口口声声说她好，很可爱，很了不起……那些她叫做名人和伟人的人，都把她看做自己人，看做平等的人，异口同声地向她预言说，凭她的天才、趣味、智慧，她只要不分心，不愁没有大成就。她呢，唱歌啦，弹钢琴啦，画油画啦，雕刻啦，参加业余的演出啦，可是所有这些，她干起来并不是凑凑数，而是表现了才能。不管她扎彩灯也好，梳装打扮也好，给别人系领带也好，她做得都非常有艺术趣味、优雅、可爱。可是有一方面，她的才能表现得比在别的方面更明显，那就是，她善于很快地认识名人，不久就跟他们混熟。只要有个人刚刚有点小名气，刚刚引得人们谈起他，她就马上认识他，当天跟他交成朋友，请他到她家里来了。每结交一个新人，在她都是一件十足的喜事。她崇拜名人，为他们骄傲，天天晚上梦见他们。她如饥如渴地寻找他们，而且永远也不能满足她这种饥渴。旧名人过去了，忘掉了，新名人来代替了他们，可是对这些新人，她不久也就看惯，或者失望了，就开始热心地再找新人，新伟人，找到以后又找。这是为了什么呢？
到四点多钟，她在家里跟丈夫一块儿吃饭。他那种朴实、那种健全的思想、那种和蔼，引得她感动，高兴。她常常跳起来，使劲抱住他的头，不住嘴地吻它。
“你啊，德莫夫，是个聪明而高尚的人，”她说，“可是你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你对艺术一点兴趣也没有。你否定了音乐和绘画。”
“我不了解它们，”他温和地说，“我这一辈子专心研究自然科学和医学，根本没有工夫对艺术发生兴趣。”
“可是，要知道，这可很糟呢，德莫夫！”
“怎么见得呢？你的朋友不了解自然科学和医学，可是你并没有因此责备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本行嘛。我不了解风景画和歌剧，不过我这样想：如果有一批聪明的人为它们献出毕生的精力，另外又有一批聪明的人为它们花大笔的钱，那它们一定有用处。我不了解它们，可是不了解并不等于否定。”
“来，让我握一下你那诚实的手！”
饭后，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车去看朋友，然后到剧院去，或者到音乐会去，过了午夜才回家。天天是这样。
每到星期三，她家里总要举行晚会。在这些晚会上，女主人和客人们不打牌，不跳舞，借各种艺术来消遣。剧院的演员朗诵，歌剧演员唱歌，画家们在纪念册上绘画（这类纪念册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有很多），大提琴家拉大提琴，女主人自己呢，也画画，雕刻，唱歌，伴奏。遇到朗诵、奏乐、唱歌的休息时间，他们就谈文学、戏剧、绘画，争辩起来。在座的没有女人，因为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认为所有的女人除了女演员和她的女裁缝以外都乏味、庸俗。这类晚会没有一回不出这样的事：女主人一听到门铃声就吃一惊，脸上带着得意的神情说：“这是他！”这所谓“他”指的是一个应邀而来的新名流。德莫夫是不在客厅里的，而且谁也想不起有他这么一个人。不过，一到十一点半钟，通到饭厅去的门就开了，德莫夫总是带着他那好心的温和笑容出现，搓着手说：
“诸位先生，请吃点东西吧。”
大家就走进饭厅，每一回看见饭桌上摆着的老是那些东西：一碟牡蛎、一块火腿或者一块小牛肉、沙丁鱼、奶酪、鱼子酱、菌子、白酒、两瓶葡萄酒。
“我亲爱的maître d\'hôtel！”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快活得合起掌来。“你简直迷人啊！诸位先生，瞧他的脑门子！德莫夫，把你的脸转过来。诸位先生，瞧，他的脸活像孟加拉的老虎，可是那神情却善良可爱跟鹿一样。啊，宝贝儿！”
客人们吃着，瞧着德莫夫，心想：“真的，他是个挺好的人。”可是不久就忘了他，只顾谈戏剧、音乐、绘画了。
这一对年轻夫妇挺幸福。他们的生活，水样地流着，没一点儿挂碍。不过，他们蜜月的第三个星期却过得不十分美满，甚至凄凉。德莫夫在医院里传染到丹毒，在床上躺了六天，不得不把他那漂亮的黑发剃光。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在他身旁，哀哀地哭。可是等到他病好一点，她就用一块白头巾把他那剃掉头发的头包起来，开始把他画成沙漠地带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他俩都快活了。他病好以后又到医院去，可是大约三天以后，他又出了岔子。
“我真倒霉，奥莉卡！”有一天吃饭时候，他说，“今天我做了四次解剖，我一下子划破两个手指头。直到回家我才发现。”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吓慌了。他却笑着说，这没什么要紧，他做解剖的时候常常划破手。
“奥莉卡，我一专心工作，就变得大意了。”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担心他会害血中毒症，就天天晚上做祷告，可是结果总算没出事。生活又和平而幸福地流着，无忧无虑。眼前是幸福的，而且紧跟着春天就要来了，它已经在远处微微地笑，许下了一千种快活事。幸福不会有尽头的！四月、五月、六月，到城外远处一座别墅去，散步，素描，钓鱼，听夜莺唱歌。然后，从七月直到秋天，画家们到伏尔加流域去旅行，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要以这团体不能缺少的一分子的身分参加这次旅行。她已经用麻布做了两身旅行服装，为了旅行还买下颜料、画笔、画布、新的调色板。里亚博夫斯基差不多每天都来找她，看她的绘画有了什么进步。每逢她把画儿拿给他看，他就把手深深地插进衣袋里，抿紧嘴唇，哼了哼鼻子，说：
“是啊……您这朵云正在叫唤：它不是夕阳照着的那种云。前景有点儿嚼烂了，有点儿地方，您知道，不大对劲……您那个小木房有点儿透不过气来，悲惨惨地哀叫着……那个犄角儿应当画得暗一点儿。不过大体上还不错……我很欣赏。”
他越是讲得晦涩难解，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反倒越容易听懂。
降灵周第二天，午饭后，德莫夫买了点凉菜和糖果，到别墅去看他的妻子。他已经有两个星期没看见她，十分惦记。他起先坐在火车车厢里，后来在一大片树林里找他的别墅，时时刻刻觉着又饿又累，巴望待一会儿他会多么逍遥自在地跟他妻子吃一顿晚饭，然后睡一大觉。他看着他带的一包东西，心里挺高兴，里面包着鱼子酱、奶酪、白鲑鱼。
等到他找着别墅，认出是它，太阳已经在下山了。一个老女仆说太太不在家，大概不久就回来。那别墅样子难看，天花板很低，糊着写字的纸，地板不平，尽是裂缝。那儿一共有三个房间。一个房间里摆一张床，另一个房间里有画布啦，画笔啦，脏纸啦，男人的大衣和帽子啦，随意丢在椅子上和窗台上。在第三个房间里，德莫夫看见三个不认得的男子。有两个长着黑头发，留着胡子，另一个刮光了脸，身材很胖，大概是演员。桌子上有一个茶炊，水已经烧开了。
“您有什么事？”演员用男低音问，不客气地瞧着德莫夫，“您要找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吗？等一等吧，她马上就要来了。”
德莫夫就坐下来，等着。有一个黑发的男子睡意蒙眬、无精打采地瞧着他，给自己斟了一杯茶，问道：
“您也许想喝茶吧？”
德莫夫又渴又饿，可是他谢绝了茶，怕的是把吃晚饭的胃口弄坏。不久，他就听到了脚步声和熟悉的笑声。门砰的一响，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跑进房间里来了，戴一顶宽边草帽，手里提一个盒子，她身后跟着里亚博夫斯基，脸蛋绯红，兴高采烈，拿着一把大阳伞和一个折凳。
“德莫夫！”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叫道，快活得涨红了脸，“德莫夫！”她又叫一遍，把她的头和两只手都放到他的胸口上，“你来了！为什么你这么久没有来？为什么？为什么？”
“我哪儿有空儿，亲爱的？我老是忙，好容易有点空儿，不知怎么火车钟点又老是不对。”
“可是看见了你，我多么高兴啊！我整宵整宵地梦见你，我直担心你别害了病。啊，你再也不知道你有多么可爱，你来得多么凑巧！ 你要做我的救星了。也只有你才能救我！明天这儿要举行一个顶顶别致的婚礼，”她接着说，笑了，给她丈夫系好领带。“火车站上有一个年轻的电报员，姓契凯尔杰耶夫，要结婚了。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是啊，并不愚蠢。你要知道，他脸上有一种强有力的、熊样的表情……可以把他画成一个年轻的瓦利亚格人呢。我们这班消夏的游客，对他发生了好感，答应他说我们一定参加他的婚礼……他是个没有钱的、孤单单的、胆小的人。当然，不同情他是罪过的。想想吧，做完弥撒就举行婚礼，然后大家从教堂里出来，步行到新娘家里去……你知道，树木苍翠，鸟儿啼叫，一摊摊阳光照在青草上，我们这些人呢，被绿油油的背景衬托着，成了五颜六色的斑点，这可很别致，有法国印象派的味道呢。可是，德莫夫，我穿什么衣服到教堂去呢？”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做出要哭的脸相。“在这儿，我什么也没有，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衣服没有，花也没有，手套也没有……你务必要救救我才好。既然你来了，那就是命运吩咐你来救我了。拿着这个钥匙，我的好人儿，回家去，把衣柜里我那件粉红色连衣裙拿来。你知道那件衣服，它就挂在前面……然后，到堆房里，在右边地板上你会瞧见两个硬纸盒。打开上面的盒子，那里面全是花边，花边，花边，还有各种零头的料子，在那下面就是花了。把那些花统统小心地拿出来，可别压坏它们，亲爱的，回头我要在那些花里挑选一下……另外再给我买副手套。”
“好吧，”德莫夫说，“明天我去取了，派人给你送来。”
“明天怎么成啊？”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问，惊奇地瞧着他，“明天怎么来得及啊？明天头一班火车九点钟才开，可是十一点钟就举行婚礼了。不行，亲爱的，要今天去才成，务必要今天去！要是明天你来不了，那就打发一个人送来也成。是啊，去吧……那班客车马上就要开到了。别误了车，宝贝儿。”
“好吧。”
“唉，我多么舍不得放你走啊，”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眼泪涌到她的眼眶里，“我这个傻瓜呀，为什么应许了那个电报员呢？”
德莫夫赶紧喝下一杯茶，拿了一个面包圈，温和地微笑着，到车站去了。那些鱼子酱、奶酪、白鲑鱼，都给那两位黑头发的先生和那个胖演员吃掉了。
七月里一个平静的月夜，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站在伏尔加河一条轮船的甲板上，一会儿瞧着河水，一会儿瞧着美丽的河岸。里亚博夫斯基站在她身旁，对她说，水面上的黑影不是阴影，而是梦。他还说，迷人的河水以及那离奇的光辉，深不可测的天空和忧郁而沉思的河岸，都在述说我们生活的空虚，述说人世间有一种高尚、永恒、幸福的东西，人要是忘掉自己，死掉，变成回忆，那多么好啊。过去的生活庸俗而乏味，将来呢，也毫无价值，而这个美妙的夜晚一辈子只有一回，不久也要过去，消融在永恒里。那么，为什么要活着呢？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一会儿听着里亚博夫斯基的说话声，一会儿听着夜晚的宁静，暗自想着：她自己是不会死的，永远也不会死。她以前从没见过河水会现出这样的蓝宝石色，还有天空、河岸、黑影、她灵魂里洋溢着的控制不住的喜悦，都在告诉她，说她将来会成为大艺术家，说在远方那一边，在月光照不着的那一边，在一个广漠无垠的天地里，成功啦，荣耀啦，人们的爱戴啦，都在等她……她眼也不䀹地凝神瞧着远方，瞧了很久，好像看见成群的人、亮光、听见音乐的胜利的节奏、痴迷的喊叫，看见她自己穿一身白色连衣裙，花朵从四面八方像雨点般落在她身上。她还想到跟她并排站着、用胳膊肘倚着船边栏杆的这个人，是个真正伟大的人，天才，上帝的选民……这以前他的一切创作都优美，新颖、不平凡，可是等到他那绝世的天才成熟了，绚烂起来，他的创作就会惊天动地，无限高超，这是只要凭他那张脸，凭他的说话方式，凭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就看得出来的。他用他自己的话语，照他所独有的方式，讲到黑影、黄昏的情调、月光，使人不能不感到他那驾御大自然的威力是多么摄人心魄。他本人很漂亮，有独创能力。他的生活毫无牵挂，自由自在，超然于一切世俗烦恼以外，跟鸟儿的生活一样。
“天凉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打了个冷战。
里亚博夫斯基拿自己的斗篷给她披上，凄凉地说：
“我觉着我落在您的掌心里了。我成了奴隶。为什么您今天这样迷人啊？”
他一直凝神瞧着她，动也不动。他的眼睛可怕，她不敢看他了。
“我发疯地爱您……”他凑着她的耳朵说，他的呼吸吹着她的脸蛋儿，“只要对我说一个字，我就不活下去，丢开艺术了……”他十分激动，嘟嘟哝哝说，“您爱我吧，爱我吧……”
“不要说这种话，”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闭上眼睛，“这真可怕。而且，拿德莫夫怎么办呢？”
“德莫夫是什么人？为什么跑出来一个德莫夫？德莫夫跟我什么相干？这儿只有伏尔加、月亮、美丽、我的爱、我的痴迷，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德莫夫不德莫夫……唉！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管过去，只求眼前给我一会儿……一会儿的快乐吧！”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心跳起来。她有心想一想她的丈夫，可是她觉得一切往事，以及她的婚姻、德莫夫、她的晚会，都显得渺小，琐碎，朦胧，不必要，远而又远了……真的，德莫夫是什么人？ 为什么跑出来一个德莫夫？德莫夫跟她什么相干？而且，他究竟是实有其人呢，还是只不过是个梦？
“对他那么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来说，过去他享受到的幸福也就足够了，”她想，用手蒙上脸，“随他们批评我好了，随他们诅咒我好了。我呢，偏要这样，情愿灭亡。偏要这样，情愿灭亡！……生活里的一切都该体验一下才对。天呐，多么可怕，可又多么痛快啊！”
“啊，怎么着？怎么着？”画家喃喃地说，搂住她，贪婪地吻她的手，她软绵绵地想推开他，“你爱我吗？爱吗？爱吗？啊，什么样的夜晚！美妙的夜晚啊！”
“是啊，什么样的夜晚！”她小声说，瞧着他那双含着眼泪而发亮的眼睛。然后她很快地往四下里看一眼，搂住他，使劲吻他的嘴唇。
“我们靠近基涅西莫了！”在甲板的那一头，有人说。
他们听到沉甸甸的脚步声。那是饮食间里的仆役走过他们身旁。
“听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对那人说，幸福得又哭又笑，“给我们拿点葡萄酒来。”
画家激动得脸色发白，坐在凳子上，用爱慕而感激的眼睛瞧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然后闭上眼睛，懒洋洋地微笑着说：
“我累了。”
他把脑袋倚在栏杆上。
九月二日天气温暖，没有风，可是天色阴沉。一清早，伏尔加河上飘着薄雾，九点钟以后下起小雨来了。天色一点也没有晴朗的希望。喝早茶的时候，里亚博夫斯基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画画儿是顶吃力不讨好、顶枯燥乏味的艺术，说他算不得画家，说只有傻瓜才会认为他有才能，说啊说的，忽然无缘无故拿起一把小刀，划破了他的一张最好的画稿。喝完茶以后，他满脸愁容，坐在窗口，眺望伏尔加。可是伏尔加没有一点光彩，混浊暗淡，看上去冷冰冰的。一切，一切，都使人想起凄凉萧索的秋天就要来了。两岸苍翠的绿毯、日光灿烂的反照、透明的蓝色远方，以及大自然一切华丽的盛装，现在仿佛统统从伏尔加那里搬走，收在箱子里，留到来春再拿出来似的。乌鸦在伏尔加附近飞翔，讥诮它：“光啦！光啦！”里亚博夫斯基听着它们聒噪，想到自己已经走下坡路，失去了才能，想到在人世间，一切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愚蠢的，想到他不应该缠上这个女人……总之，他心绪不好，胸中郁闷。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在隔板那一面的床上，用手指头梳理她那美丽的亚麻色头发，一会儿幻想自己在客厅里，一会儿在卧室里，一会儿在丈夫的书房里。她的想象带她到剧院里，到女裁缝家里，到出名的朋友家里。现在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想念她吗？筹备晚会的时令已经开始了。还有德莫夫呢？亲爱的德莫夫！他在信上多么温存，多么稚气而哀伤地求她赶快回家呀！他每月给她汇来七十五卢布。她写信告诉他说，她欠那些画家一百卢布，他就把那一百卢布也汇来了。多么善良而慷慨的人！旅行使得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厌倦了，她觉着无聊，恨不能赶快躲开这些乡下人，躲开河水的潮气，摆脱周身不干净的感觉才好，这种不干不净是她从这个村子迁移到那个村子，住在农民家里时时刻刻都感到的。要不是因为里亚博夫斯基已经对那些画家认真地答应过要跟他们在此地一直住到九月二十日，那他们今天就可以走了。要是今天能够走掉，那多好！
“我的上帝啊，”里亚博夫斯基唉声叹气，“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太阳呀？没有太阳，我简直没法接着画那幅阳光普照的风景画了！……”
“可是你有一张画稿画的是阴云的天空，”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从隔板那一面走过来，“你记得吗，在右边的前景上是一片树林，左边是一群母牛和公鹅？现在你不妨把它画完。”
“哼！”画家皱起眉头，“画完它！难道您当我有那么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你对我的态度变得好厉害哟！”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叹口气。
“哼，那才好。”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脸抖着。她走开，到火炉那边去，呜呜地哭了。
“对，只差眼泪了。算了吧！我有一千种理由要哭，可我就不哭。”
“一千种理由！”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哭道，“顶重要的理由是您已经嫌弃我了。对了！”她说，哭起来，“实话实说，您在为我们的恋爱害臊。您一个劲儿防着那些画家发现我们的关系，其实要瞒也瞒不住，他们早就全都知道了。”
“奥莉加，我只求您一件事，”画家恳求道，把手按住心口，“只求一件事：别折磨我！此外，我也不求您别的了。”
“可是请您赌咒说您仍旧爱我！”
“这真是磨人！”画家咬着牙说，跳起来，“搞到最后我只好去跳伏尔加河，或者发疯了事！躲开我！”
“好，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叫道，“打死我吧！”
她又哭起来，走到隔板的那一面去了。雨哗哗地落在小屋的草顶上。里亚博夫斯基抱着头，在小屋里走来走去，然后现出果断的脸色，仿佛要向谁证明什么似的，戴上帽子，把枪挂在肩上，走出小屋去了。
他走后，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在床上躺了很久，哭着。起初，她心想索性服毒，让里亚博夫斯基一回来就发觉她死了才好。然后她的幻想把她带到客厅里，带到丈夫的书房里，她想象自己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德莫夫身旁，全身享受着安宁和洁净，到傍晚就坐在剧院里，听玛西尼唱歌。她想念文明，想念城里的热闹和名人，把心都想痛了。一个农妇走进小屋来，不慌不忙地动手生炉子烧饭。屋里弥漫着木炭烧焦的气味，空中满是淡蓝的烟雾。画家们回来了，穿着泥泞的高统靴，脸上沾着雨水，凝神瞧着画稿，用安慰的口气自言自语，说是哪怕遇到坏天气，伏尔加也自有它的妩媚。墙上，那个不值钱的钟滴嗒滴嗒响……受了冻的苍蝇聚在墙角里圣像四周，嗡嗡地叫。人可以听见蟑螂在凳子底下那些大皮包中间爬来爬去……
里亚博夫斯基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到家。他把帽子丢在桌子上，没脱他那泥泞的靴子，脸色苍白，筋疲力尽地倒在长凳上，闭上眼睛。
“我累了……”他说，皱着眉头，竭力想抬起眼皮来。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为要对他亲热，表示她没生气，就走到他面前，默默地吻他一下，把梳子放到他金色的头发里。她想给他梳一梳头。
“怎么回事？”他说，打个冷战，睁开了眼睛，仿佛有什么凉东西碰到他身上似的，“怎么回事？请您躲开我，我求求您。”
他推开她，走掉了。她觉着他脸上现出憎恶和厌烦的神情。这当儿，一个农妇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手给他端来一盆白菜汤，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看见她那大手指头浸到汤里去了。腆起肚子的肮脏的农妇、里亚博夫斯基吃得津津有味的白菜汤、那小屋、这整个生活（她起先由于这生活的简朴和艺术性的杂乱而深深喜爱过），现在都使她觉得可怕。她忽然觉得受了侮辱，就冷冷地说：
“我们得分开一个时期才成，要不然，由于无聊，我们会大吵一架的。我可不愿意这样。我今天要走了。”
“怎么走法？骑着棍子走？”
“今天是星期四，因此九点半钟有一班轮船到这儿。”
“哦？不错，不错……嗯，好，走吧……”里亚博夫斯基轻声说，用毛巾代替食巾擦了擦嘴，“你在这儿闷得慌，没事可干。谁要留你，谁就一定是个大利己主义者。走吧，到本月二十号以后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兴高采烈地收拾行李。她的脸蛋儿甚至高兴得发红了。她问她自己：难道真的她不久就要在客厅里画画，在寝室里睡觉，在铺着桌布的桌上吃饭了？她心里轻松，她不再生画家的气了。
“我把颜料和画笔统统留给你，里亚博夫斯基，”她说，“凡是留下来的，你都带着就是……注意，我走以后，别犯懒，别闷闷不乐，要工作。你是个好样的，里亚博夫斯基！”
到九点钟，里亚博夫斯基给了她临别的一吻，她心想这是为了免得在轮船上当着那些画家的面吻她。然后，他就送她到码头去。轮船不久就开来，把她装走了。
过了两天半，她回到家里。她兴奋得直喘，没脱掉帽子和雨衣就走进客厅，从那儿又走到饭厅。德莫夫没穿上衣，只穿着坎肩，敞着怀，靠饭桌坐着，正在用叉子磨快刀子。他面前的碟子上放着一只松鸡。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走进住宅的时候，相信她得把一切事情瞒住丈夫才成，她相信自己有那个力量，也有那个本事。可是现在，她一看见他那欢畅、温和、幸福的微笑和那双亮晶晶的、快活的眼睛，就觉得瞒住这个人跟毁谤、偷窃、杀人一样的卑鄙，可恶，不可能，而且她也没有力量这样做。一刹那间她决定把一切发生过的事向他和盘托出。她让他吻她，搂她，然后在他面前跪下来，蒙上脸。
“怎么了？怎么了，亲爱的？”他温存地问，“你想家了吧？”
她抬起臊得通红的脸，用惭愧的、恳求的眼光瞧他。可是恐惧和羞耻不容她说出实话来。
“没什么……”她说，“我没什么……”
“我们坐下来吧，”他说，搀起她来，扶她在桌子旁边坐下，“这就对了……你吃松鸡吧。你饿了，小可怜。”
她贪婪地吸进家里的亲切的空气，吃着松鸡。他呢，温存地瞧着她，高兴地笑了。
大概直到冬季过了一半，德莫夫才开始怀疑自己受着欺骗。倒仿佛他自己良心不清白似的，他每回遇见妻子，再也不能够面对面地瞧她的眼睛，也不再快活地微笑了。为了少跟她单独待在一块儿，他常常带着他的同事科罗斯捷列夫回家来吃饭，那是个身材矮小、头发剪短、满脸皱纹的男子，每逢跟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话，总是窘得把他那件上衣的所有纽扣一会儿解开，一会儿扣上，然后用右手捻左边的唇髭。吃饭时候，两个医生谈到横隔膜一升高，有时候就会使心脏发生不规则的跳动，或者谈到近来常常遇到很多神经炎病例，再不然就讲到前一天德莫夫在解剖一个经诊断害“恶性贫血”的病人尸体的时候却在胰腺里发现了癌。他们所以谈医学，仿佛只是为了给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一个沉默的机会，也就是不必撒谎的机会似的。饭后，科罗斯捷列夫在钢琴那儿坐下来，德莫夫就叹口气，对他说：
“唉，老兄！对，可不是！弹个悲调的曲子吧。”
科罗斯捷列夫就耸起肩膀，伸开手指头，弹了几个音，用男高音唱起来：“指给我看啊，有什么地方俄罗斯农民不呻吟。”德莫夫就又叹一口气，用拳头支着头，沉思起来。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近来的举动非常不检点。她每天早晨醒来，心绪总是很坏，心想她已经不爱里亚博夫斯基，因此，谢谢上帝，事情就此了结了。可是喝完咖啡，她又寻思：里亚博夫斯基使她失去了丈夫，现在呢，她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里亚博夫斯基。然后她想起她那些熟人说里亚博夫斯基正在为画展准备一张惊人的画儿，是用波列诺夫风格画成的、风俗和风景的混合画，凡是到过他画室的人，看见那种画儿，都看得入迷。不过她心想：他是在她的影响下才创造出这张画儿来的，总之多亏有她的影响，他才大大地变得好起来。她的影响是那么有益，那么重要，要是她离开他，那他也许会完蛋。她又想起上回他来看她的时候，穿一件带小花点的灰色上衣，系一根新领带，懒洋洋地问她：“我漂亮吗？”凭他那种潇洒的风度、长长的鬈发、蓝蓝的眼睛，他也真的很漂亮（或者，也许只是乍一看才显得漂亮吧），而且他对她很温柔。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想起许多事情，盘算了一阵，就穿好衣服，十分激动地坐上马车，到里亚博夫斯基的画室去了。她发现他兴高采烈，为他那幅真正美丽的画儿得意。他蹦蹦跳跳，十分顽皮，不管人家提出多么严肃的问题，总是打个哈哈了事。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嫉妒里亚博夫斯基画出那张画儿，痛恨那张画儿，可是她出于礼貌，只好在那张画儿面前默默地站了五分钟光景，仿佛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似的叹一口气，轻轻地说：
“是啊，这样的画儿以前你还从来没有画过。要知道，简直叫人生出满腔敬畏的心情呢。”
然后，她开始要求他爱她，别丢开她，要求他怜悯她这个可怜而不幸的人。她哭，吻他的手，逼他赌咒说他爱她，还对他说：缺了她的好影响，他就会走上岔路，完蛋。等到她扫了他的兴，觉着她自己有说不尽的委屈，就坐上车到女裁缝那儿去，或者到她认识的女演员那儿去要戏票。
要是她在他的画室里没找到他，就给他留下一封信，信上赌咒说：如果他当天不来看她，她准定服毒自尽。他害了怕，就去看她，留下来吃午饭。虽然她的丈夫在座，他却并不顾忌，用话顶撞她，她也照样还敬他。两个人都觉得彼此要拆也拆不开，都觉得对方是暴君和敌人，都气愤，在气愤中却没留意到他们两人的举动很不得体，连头发剪短的科罗斯捷列夫也全看明白了。饭后，里亚博夫斯基匆匆告辞，走了。
“您上哪儿去？”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在前厅带着憎恨瞧着他，问道。
他皱起眉头，眯细眼睛，信口念出一个他俩都认得的女人的名字。他明明在讪笑她的醋意，有意惹她生气。她就回到她的寝室，倒在床上。她由于嫉妒、烦恼、又委屈又羞耻的感觉，咬着枕头，哇哇地哭起来。德莫夫在客厅里丢下科罗斯捷列夫，走进寝室来，又慌张又着急，低声说：
“别哭得这么响，亲爱的……这是何苦呢？……这种事千万不要声张出去……千万别让人看出来……你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是不能挽救的了。”
沉重的嫉妒简直要弄得她的太阳穴炸开来，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平息这种嫉妒，同时她又觉着事情仍旧可以挽回，于是她把泪痕斑斑的脸洗一下，扑上粉，飞快地跑到刚才提到过的那个女人家里去了。她在那女人家里没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就坐上车，到另一个女人家里，然后又到第三个女人家里……起初，照这样乱跑，她还觉着难为情，可是后来她跑惯了，往往一个傍晚跑遍她认识的一切女人的家，为的是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大家也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一天，她对里亚博夫斯基讲起她的丈夫：
“这个人用宽宏大量压迫我！”
她很喜欢这句话，她遇到那些知道她跟里亚博夫斯基的关系的画家，一谈起她的丈夫，她就把胳膊用力地一挥，说道：
“这个人用宽宏大量压迫我！”
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去年一模一样。每到星期三，他们总是举行晚会。演员朗诵，画家绘画，大提琴家弹奏，歌唱家演唱。照例一到十一点半钟，通到饭厅去的门就开了，德莫夫带着笑容说：
“诸位先生，请吃点东西吧。”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照旧找名流，找到了又不满足，就再找。她每天晚上照旧很迟才回来。可是德莫夫却不像去年那样已经睡觉，他坐在他的书房里，在写什么东西。他三点钟左右才上床睡觉，八点钟就起来了。
一天傍晚，她正准备到剧院去，站在穿衣镜面前，忽然德莫夫走进她的寝室来，穿着礼服，打着白领结。他温和地微笑着，跟从前那样快活地瞧着他妻子的眼睛。他的脸放光。
“我刚才宣读了我的学位论文。”他说，坐下来，揉着他的膝头。
“宣读？”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问。
“嗬嗬！”他笑了，伸出脖子瞧镜子里他妻子的脸，因为她仍旧背对着他站在那儿，理她的头发，“嗬嗬！”他又笑一遍，“你知道，他们很可能给我病理总论的讲师资格。看样子恐怕会的。”
从他那神采焕发的、幸福的脸容看得出来，只要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跟他一块儿高兴，一块儿得意，那他样样事情都会原谅她，不但现在原谅，将来也一样，他会把一切都忘掉。可是她不懂什么叫做“讲师资格”，或者“病理总论”，此外，她担心误了戏，就什么话也没说。
他在那儿坐了两分钟，然后，带着自觉有罪的笑容走出去了。
那是很不平静的一天。
德莫夫头痛得厉害。他早晨没喝茶，也没去医院，一直躺在书房里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中午十二点多钟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照例出门去找里亚博夫斯基，想给他看她画的静物写生画，还要问他昨天为什么没来看她。她觉得这张画儿并没什么价值，她画它只不过要找一个不必要的借口到画家那儿去一趟罢了。
她没有拉铃就照直走进门去看他。她在门道脱雨鞋的时候，仿佛听见一个什么东西轻轻跑进画室去了，带着女人衣襟的沙沙声。她赶紧往里一看，只瞧见一段棕色的女裙闪了一闪，藏到一幅大画后面去了。有一块黑布蒙着那张画儿和画架，直盖到地板上。没有问题，有个女人躲起来了。想当初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自己就常在那张画儿后面避难！里亚博夫斯基分明很窘，仿佛对她的光临觉着奇怪似的，向她伸出两只手，陪着笑脸说：
“啊啊！看见您很高兴。有什么好消息吗？”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又害羞又心酸。哪怕给她一百万卢布，她也绝不肯当着那个陌生的女人，那个情敌，那个虚伪的女人的面讲一句话，那女人现在正站在画儿背后，多半在恶毒地暗笑吧。
“我带给您一幅画稿……”她用细微的声音怯生生地说，嘴唇发抖，“Nature morte.”
“哦哦！……画稿吗？”
画家用手接过那幅素描，一边瞧着一边走，仿佛不经意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乖乖地跟着他走。
“Nature morte.……上等货，”他嘟嘟哝哝地说，渐渐押起韵来了，“罗……莫……祸……”
从画室里传来匆匆的脚步声和衣襟的沙沙声。这样看来，她已经走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恨不能大叫一声，拿起一个重东西照准画家的脑袋打过去，然后走掉，可是她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见，羞得什么似的，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也不是画家，只是个小小的甲虫了。
“我累了……”画家瞧着那幅画稿，懒洋洋地说，摇晃脑袋，好像要打退睡意似的，“当然，这幅画儿挺不错，不过今天一幅，去年一幅，过一个月又一幅……您怎么会画不腻呢？换了我是您，我就不画这捞什子，认真搞音乐什么的了。您本来就不能做画家，您是音乐家。可是您知道，我多累啊！我马上去叫他们拿点茶来……好吗？”
他走出房间，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听见他对他的听差交代几句话。为了避免告辞和解释，尤其是为了避免哭出来，她趁里亚博夫斯基还没回来，赶快跑到门道，穿上雨鞋，走到街上。这时候，她呼吸才算畅快，觉得她跟里亚博夫斯基，跟绘画，跟方才在画室里压在她心上的沉重的羞辱感觉，从此一刀两断了。什么都完了！
她坐上车子到女裁缝那儿，然后去看昨天刚到此地的巴尔纳伊，又从巴尔纳伊那儿到一家乐谱店，心里时时刻刻盘算怎样给里亚博夫斯基写一封又冷又狠、充满个人尊严的信，怎样到开春或是夏天跟德莫夫一块儿到克里米亚去，在那儿跟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从头过起新的生活。
傍晚很迟了，她才回到家。她没有脱掉外衣就走进客厅，坐下来写信。里亚博夫斯基对她说什么她做不了画家，现在为了报复，她就还敬他几句，写道，他年年画的老是那一套东西，天天讲的老是那一套话。她还写道，他已经站住不动，除了已有的成绩以外此后他休想有什么成绩了。她还想写下去，说他过去大大叨了她的好影响的光，如果他从此走下坡路，那只是因为她的影响被各式各样的暧昧人物，例如今天藏在画儿背后的那个家伙，抵消了。
“亲爱的！”德莫夫在书房里叫道，没有开门，“亲爱的！”
“你有什么事？”
“亲爱的，你不要上我屋里来，只在门口站住好了。是这么回事……前天我在医院里传染了白喉，现在……我病了。快去请科罗斯捷列夫来。”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对丈夫素来称呼姓，她对她熟识的男人都是这样称呼的。她不喜欢他的教名奥西普，因为那名字总叫她联想到果戈理的奥西普，和一句俏皮话：“奥西普，爱媳妇；阿西福，开席铺。”现在她却叫道：
“奥西普，不会的！”
“快去吧！我病了……”德莫夫在门里面说，她可以听见他走回去，在长沙发上躺下来，“快去吧！”他的声音含糊地传来。
“这是怎么回事？”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想，吓得周身发凉，“这病危险得很呐！”
她完全不必要地举着蜡烛走进寝室。在那儿，她盘算着她该怎么办，无意中往穿衣镜里看自己一眼。她瞧见她那苍白的、惊骇的脸，高袖口的短上衣，胸前的黄褶子，裙子上特别的花条，觉着自己又可怕又难看。她忽然热辣辣地感到对不起德莫夫，对不起他对她的那种深厚无边的爱情，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对不起他好久没来睡过的那张空荡荡的小床。她想起他那常在的、温和的、依顺的笑容。她哀哀地哭了一场，给科罗斯捷列夫写一封央求的信。那已经是夜里两点钟了。
早晨七点多钟，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由于没有睡足而脑袋发沉，头发没有梳，模样很不好看，脸上带着惭愧的神情，走出寝室来。这时候有一位先生，留着一把黑胡子，大概是医师，走过她面前，到前堂去了。屋里有药气味。科罗斯捷列夫站在书房的门旁，用右手捻着左边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让您进去看他，”他阴沉地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这病会传染人的。况且，实际上，您也不必进去。反正他在发高烧，说昏话。”
“他真的得了白喉吗？”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小声问。
“老实说，他是自作孽，不可活，”科罗斯捷列夫嘟嘟哝哝地说，没有回答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问的话，“您知道他怎样传染到这病的？星期二那天，他用吸管吸一个害白喉的男孩子的薄膜。这是为什么？这是愚蠢……是啊，胡闹……”
“他病得重吗？很重吗？”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问。
“对了，据说这是顶厉害的那种白喉。真的，应当把希列克请来才对。”
一个矮小的红发男子来了，鼻子很长，讲话带犹太人的口音。然后来了一个高大、伛偻、头发蓬松的人，看样子像是大助祭。随后又来了一个很胖的青年，生一张红脸，戴着眼镜。这是医师们到他们的同事身旁来轮流值班。科罗斯捷列夫值完班，并不回家，却留在这儿，像阴影似的在各房间里穿来穿去。女仆忙着给值班的医师端茶，常跑到药房去，因此没有人收拾房间了。到处都安安静静，阴阴惨惨。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在自己的寝室里，心想这是上帝来惩罚她了，因为她欺骗她的丈夫。那个沉默寡言、从不诉苦、使人不能理解的人，脾气温柔得失去了个性，又过分的忠厚，变得缺乏意志，为人软弱，这时候却独自待在一个地方，冷冷清清，躺在他那长沙发上受苦，一句抱怨的话也不说。要是他说出抱怨的话来，哪怕是在高热中，值班的医师也会知道毛病并不是单单出在白喉上。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捷列夫。他是什么都知道的，无怪他瞧着他朋友的妻子的时候，眼神好像在说：她才是真正的主犯，白喉不过是她的同谋犯罢了。现在她不再回想伏尔加河上的那个月夜，也不再回想那些爱情的剖白，更不回想他们在农舍里的诗意生活，而只回想：她，由于无聊的空想，由于娇生惯养，已经用一种又脏又粘的东西把自己从头到脚统统弄脏，从此休想洗得干净了……
“哎呀，我做假做得太厉害了！”她记起她跟里亚博夫斯基那段烦心的恋爱，不由得想道，“这种事真该死！……”
到四点钟，她跟科罗斯捷列夫一块儿吃午饭。他一点东西也不吃，光是喝红葡萄酒，皱着眉头。她也什么都没吃。她有时候暗自祷告，向上帝起誓：要是德莫夫病好了，她一定再爱他，做他的忠实妻子。有时候她又暂时忘了自己，瞧着科罗斯捷列夫，暗想：“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没有一点儿出众的地方，再加上生着那么一张满是皱纹的脸，一点儿也不懂礼貌，难道不乏味吗？”有时候她又觉着上帝一定会立刻来弄死她，因为她担心传染，一次也没到她丈夫的书房里去过。总之，她心绪麻木阴郁，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掉，再怎么样也没法挽救了……
饭后，天擦黑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走进客厅，科罗斯捷列夫正躺在睡椅上睡觉，把一个金线绣的绸垫子枕在脑袋底下。“希——普——啊，”他在打鼾，“希——普——啊。”
医师们来值班，进进出出，却始终没有留意这种杂乱。一个陌生的人躺在客厅里睡觉和打鼾也好，墙上挂着那么多的画稿也好，房间布置得那么别致也好，这房子的女主人头发蓬松，衣冠不整也好，总之，现在，这一切全引不起一丁点儿兴趣了。有一位医师偶尔不知因为什么笑了一声，那笑声带一种古怪而胆怯的音调，听了甚至叫人害怕。
等到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第二回走进客厅里来，科罗斯捷列夫已经不在睡觉，而是坐着抽烟了。
“他得了鼻腔白喉症，”他低声说，“心脏已经跳得不正常了。真的，事情不妙。”
“那么您去请希列克吧。”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
“他已经来过了。发现白喉转到鼻子里去的，就是他。唉，希列克有什么用！真的，希列克一点用也没有。他是希列克，我是科罗斯捷列夫，如此而已。”
时间拖得长极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在一张从早上起就没收拾过的床上和衣躺下，迷迷糊糊睡着了。她梦见整个宅子里从地板到天花板，装满一大块铁，只要能够把那块铁搬出去，大家就会轻松快活了。等到醒过来，她才想起那不是铁，而是德莫夫的病。
“Nature morte，祸……”她想，又变得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罗……莫……希列克怎么样？西列克……东列克……南列克……现在我的朋友们在哪儿啊？他们知道我们遭了难吗？主啊，救救我……怜恤我。西列克……东列克……”
那块铁又来了……时间拖得很长，可是楼下的钟常常敲响。门铃一个劲儿响，医师们陆陆续续进来……女仆走来，端着盘子，上面摆着一个空玻璃杯。她问道：
“要我把床收拾一下吗，太太？”
听不到答话，她就走了。下面的钟敲着。她梦见伏尔加河上的雨。又有人走进寝室来，仿佛是一个陌生人。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跳起来，认出那人是科罗斯捷列夫。
“现在什么时候？”她问。
“将近三点钟。”
“哦，什么事？”
“还有什么好事！……我是来告诉您：他去世了……”
他呜呜地哭了，在床边挨着她坐下，用袖口擦眼泪。她一下子还明白不过来，可是紧跟着周身发凉，开始慢慢地在胸前画十字。
“他去世了……”他用细微的声音再说一遍，又哭了，“他死，是因为他牺牲了自己……对科学来说，这是多大的损失啊！”他沉痛地说，“要是拿我们全体跟他比一下，他真称得起是伟大的人，不平凡的人！什么样的天才啊！他给我们大家多大的希望呀！”科罗斯捷列夫接着说，绞着手，“我的上帝啊，像这样的科学家现在我们就是打着火把也找不着了。奥西卡·德莫夫，奥西卡·德莫夫，你凭什么落到这个地步啊！唉唉，我的上帝啊！”
科罗斯捷列夫灰心得用两只手蒙上脸，摇头。
“而且他有那么大的道德力量！”他接着说，好像越来越气恼什么人似的，“这是一个善良、纯洁、仁慈的灵魂，不是人，是水晶！他为科学服务，为科学而死。他一天到晚跟牛一样地工作，谁也不怜惜他。这个年轻的科学家，未来的教授，却不得不私人行医，晚上做翻译工作，好挣下钱来买这些……无聊的废物！”
科罗斯捷列夫带着憎恨瞧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伸出两只手抓起被单，气冲冲地撕扯它，倒好像都怪被单不好似的。
“他不怜惜自己，别人也不怜惜他。唉，真的，空谈一阵有什么用！”
“对，真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人！”客厅里有人用男低音说。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回想她跟他一块儿过的全部生活，从头到尾所有的细节一个也不漏。她这才忽然明白：他果然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不平凡的人，拿他跟她认识的任什么人相比，真要算是伟大的人。她想起去世的父亲以及所有跟他共事的医师怎样看待他，她这才明白他们都认定他是一个未来的名人。墙啊，天花板啊，灯啊，地板上的地毯啊，好像一齐对她讥讽地䀹眼，仿佛要说：“错过机会啰！错过机会啰！”她哭着冲出寝室，跑过客厅里一个不相识的男子身边，奔进丈夫的书房里去。他一动也不动地躺在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从腰部以下盖着一条被子。他的脸消瘦干瘪得可怕，脸色又黄又灰，活人脸上是看不见那种颜色的。只有凭了那个额头，凭了黑眉毛，凭了熟悉的微笑，才认得出他就是德莫夫。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赶快摸他的胸、他的额头、他的手。胸口还有余温，可是额头和那双手却凉得摸上去不舒服了。那对半睁半闭的眼睛没有瞧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却瞧着被子。
“德莫夫！”她大声喊叫，“德莫夫！”
她想对他说明过去的事都是错误，事情还不是完全没法挽救，生活仍旧可以又美丽又幸福。她还想对他说，他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不平凡的、伟大的人，她会一生一世地尊崇他，向他膜拜，感到神圣的敬畏……
“德莫夫！”她叫他，拍他的肩膀，不相信他从此不会再醒来了，“德莫夫！德莫夫啊！”
客厅里，科罗斯捷列夫正在对女仆发话：
“干吗一个劲儿地死问？您上教堂看守人那儿去，问一声靠养老院养活的那些老太婆住在哪儿。她们自会擦洗尸身，装殓起来，该做的事都会做好。”
18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