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是枢密顾问官，勋章获得者。他有那么许多俄罗斯的和外国的勋章，每逢他必须把它们一齐戴在胸前，大学生就管他叫做“圣壁”。他所结交的人物都是最赫赫有名的；至低限度近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来，俄罗斯的知名学者没有一个不是他所亲密交往的。现在他没有可交的朋友了，可是讲到过去，他的著名朋友的长名单却是以皮罗戈夫、卡维林、诗人涅克拉索夫这样的名字结尾的，这些人都跟他有极为真诚热烈的友谊。他是俄罗斯一切大学和三个外国大学的委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再加上以外许多也可以提一提的事情，就构成了我的所谓名声。
我这个姓名是人人知道的。在俄罗斯，凡是能读会写的人都知道它。在外国，大学讲坛上提起它总要冠上“著名的、可敬的”这类字眼。这个名字是归在少数幸运的名字当中的，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和报刊文章里辱骂或者滥用这类名字，就会被人看做品格太差的征象。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跟名望很高、天赋极厚、无疑有用的人的观念紧密联系着的。我勤恳耐劳跟骆驼一样，这是重要的；而且我有才能，这就更重要了。此外，我要顺便提到，我是一个有教养的、谦虚而正直的人。我从来没有钻到文学和政治方面去出过风头，也没有贪图名望而跟不学无术的人进行过论战，更没有在宴会上或者我同事的坟墓上发表过演说……总之，我的学者名声没有一星半点的污点，它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个名字是幸运的。
起了这个名字的人，也就是说，我自己，却是一个六十二岁的男子，头顶光秃，镶了假牙，害一种医不好的颜面痉挛症。我的名声十分辉煌美丽，我的模样却极其黯淡难看。我的头和手衰弱得发抖，脖子跟屠格涅夫的一个女主角那样像是大提琴的柄，胸脯凹进去，背部狭窄。我说话或者讲课，嘴角总是往一边撇。我一笑，脸上就布满衰老的、死气沉沉的皱纹。我这种可怜的模样没有一点动人的地方，也许只有在我发作颜面痉挛症的时候，我才会有一种特别的表情，惹得人家看见了必定会生出阴森而动人的思想：“这个人大概不久就要死了。”
我讲课跟过去一样，仍旧不错。我照旧能够一连两个钟头抓住听讲人的注意。我的热情、我在讲解方面的文学技巧、我的幽默，差不多遮盖了我声调的缺陷，因为我的声调干巴巴、尖得刺耳，可又抑扬顿挫跟假善人一样。我写文章却不行了。专管写作能力的那一小块脑子不听使唤了。我的记性衰退，思想不大联贯，每逢我把思想写在纸上，总觉得我已经失去一气呵成的本领，结构单调无味，语言贫乏拘谨。我常常辞不达意，写到结尾忘了开端。普通字眼我往往忘记，写信时候我总得费不小的劲才能避免多余的句子和不必要的插句，这两样都显然证明我的智力活动衰退了。值得注意的是信越简单，写起来倒越费劲。我写科学论文反而觉得比写贺信或者报告便当得多，也通顺得多。还有一点：我觉得写德文或者英文比写俄文容易。
讲到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先得提到近来常犯的失眠症。要是有人问我现在生活中主要的和基本的特点是什么，我就要回答：失眠症。跟过去一样，我按照习惯，一到午夜就脱衣上床。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是不到两点钟又醒来，觉得好像根本没睡着似的。我只好下床，点上灯。我在房间里走上一两个钟头，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瞧着早已看熟的照片和画片。我走得腻味了，就在桌旁坐下。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想，什么欲望也没有。要是有一本书摆在我面前，我就顺手拉过来，一点也没兴趣地看下去。前不久我就是照这样在一夜之间随随便便看完整整一本题目古怪的长篇小说《燕子唱的是什么》。或者，为了使我的注意力有所寄托，我就逼着自己从一数到一千，再不然，我就想我的一个同事的脸，极力回忆他是在哪年，在什么情形下，来教书的。我喜欢听声音。一会儿，我的女儿丽莎在跟我相隔两个房间的一个屋子里匆忙地说梦话，一会儿我的妻子举着蜡烛穿过客厅，而且包管把火柴盒掉在地下，一会儿，干裂的木橱劈拍一响，或者灯头忽然呜呜地叫起来，不知什么缘故所有这些声音都惹得我兴奋。
晚上老睡不着觉，就会时时刻刻觉着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和白昼，到那时候我就有权利不睡了。要挨过许多难熬的钟头，公鸡才会在院子里啼起来。它第一个给我带来好消息。它一叫，我就知道不出一个钟头楼下的看门人会醒来，使劲地咳嗽，上楼来拿什么东西。然后窗外天色渐渐发白，街上传来人声了……
白天刚一开头，我的妻子就走进屋来。她走来看我，总是穿着衬裙，头也没梳，不过脸已经洗过，冒出花露水的气味，装出仿佛偶尔走进来的样子，每回老是说那一套话：
“对不起，我只在这儿待一分钟就走……你又是一夜没睡吧？”
然后她熄了灯，在桌旁坐下，谈起来。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总知道她会谈什么。每天早晨老是那一套。她不安地问过我的健康以后，照例忽然提起我们的儿子，在华沙服役的那个军官。每个月到二十号以后，我们总要汇给他五十卢布，这就成了我们谈话的主要题目。
“当然这在我们是不容易的，”我妻子叹道，“不过，在他还不能完全自立以前，我们也不得不接济他。孩子在异乡作客，饷银又少……不过呢，要是你乐意的话，下个月我们不汇给他五十，汇四十算了。你觉得怎么样？”
日常的经验本来应该已经教会妻子：我们的开支是不会因为我们常常谈它就减少的。可是我的妻子不肯承认经验，每天早晨准定要谈到我们的军官，还要谈到谢天谢地，面包落价了，糖却贵了两个戈比，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倒好像在向我报告什么新闻似的。
我听着，顺口答应一声，而且大概因为我一夜没睡觉吧，我的脑子里满是古怪而不必要的思想。我瞧着我的妻子，总是像孩子那样吃惊。我纳闷地问我自己：这个很胖而笨重的老太婆，一肚子琐碎的小烦恼，为区区一小块面包担惊害怕，总是露出一副蠢相，再加上经常为债务和贫穷操心，眼光也变得迟钝，而且一开口只会谈家中开支，必得东西落价才见笑容。难道这样一个女人就是当初那个清秀的瓦丽娅？那时候我是因为她头脑聪明，灵魂纯洁，面貌美丽，并且如同奥赛罗爱苔丝德梦娜那样还因为她“同情”我的学问才热烈爱上她的。难道这个女人就是当初给我生下一个儿子的我那妻子瓦丽娅？
我注意地瞧着这个皮肉松弛、笨手笨脚的老太婆的脸，想在她身上找到我的瓦丽娅，可是从她的过去只剩下一个为我的身体担忧、把我的薪水叫做“我们的”薪水、把我的帽子叫做“我们的”帽子的老太婆罢了。我瞧着她，心里很难过，为了多少给她一点安慰，我总是随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遇到她不公道地批评别人，或者怪我不私人行医或者出版教科书，我甚至一声也不响。
我们的谈话也有老一套的结束方式。妻子忽然想起我还没喝茶，心慌了。
“我干吗紧自在这儿坐着？”她说，站起来，“茶炊早就摆在桌子上了，我却在这儿闲聊天。主啊，我的记性变得多么差！”
她赶快走去，可是在门口又站住，说：
“我们欠下叶戈尔五个月的工钱了。你知道吗？听差的工钱不可以拖欠，这话我说过不知多少遍了！每个月给十个卢布总比每隔五个月给五十卢布便当得多！”
她走到门外，又站住，说：
“谁也不及我们的苦命的丽莎那样招得我可怜。这姑娘在音乐学院读书，经常在上流社会来往，可是上帝才知道她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那个样子的皮大衣，她都不好意思穿着上街了。如果她是别人的女儿，倒也罢了，可是人人又都知道她父亲是一位名教授，枢密顾问官！”
她把我的名望和官阶糟踏一顿以后，到底总算走了。我的白天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以后，也并不见得好过些。
我正在喝茶，我的丽莎向我走来，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拿着乐谱，已经完全准备好，要到音乐学院去了。她二十二岁。她的相貌看起来还要年轻一点，长得漂亮，有点像我妻子年轻的时候。她温柔地吻我的鬓角和手，说：
“早，爸爸。你身体好吧？”
她小时候很喜欢吃冰激凌，我常得带她上点心店去。在她心目中，冰激凌是一切美好东西的规范。要是她想称赞我，她就说：“你是奶油冰激凌，爸爸。”我们常把她的这一个小手指头叫做香榧冰激凌，另一个叫做奶油冰激凌，第三个叫做覆盆子冰激凌等等。往常她早晨来问我早安，我总要把她抱起来放在我的膝头上，吻她的小手指头说：
“奶油冰激凌……香榧冰激凌……柠檬冰激凌……”
现在呢，拗不过老习惯，我还是吻着丽莎的手指头，喃喃地说：“香榧冰激凌……奶油冰激凌……柠檬冰激凌……”可是我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了。我冷冰冰，就跟冰激凌一样，自己也觉着难为情了。临到我女儿走到我面前，用嘴唇碰一碰我的鬓角，我却打个冷战，倒好像有一只蜜蜂螫了我的鬓角似的，我勉强笑一笑，把脸扭开了。自从我害失眠症以来，有一个问题像钉子那样钉在我的脑子里：我女儿常常看见我这个老头子，这个名人，因为欠仆役的工钱而痛苦得满脸绯红，她也看见由小小的债务带来的烦恼常常逼得我放下工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连走上好几个钟头，想心事，可是为什么她就从来没有一回瞒着母亲，悄悄来到我的身边，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爸爸，拿去吧，这是我的表、镯子、耳环、衣服……把它们统统拿去典当了吧，你要钱用……”她既然看见母亲和我要虚面子，极力把我们的贫穷瞒住外人，那她为什么不放弃学音乐这种昂贵的享乐呢？我不会收下她的表、镯子，也不会要她牺牲音乐。求主保佑我，我并不需要这些。
同时我也想起了我的儿子，那个在华沙的军官。他是个聪明、正直、清醒的人。可是这在我是不够的。我想：要是我有个老父亲，要是我知道有些时候他穷得害羞，那我就会把军官的职务交给别人去干，自己情愿做雇工。关于孩子的这一类想法败坏我的心绪。这样想有什么好处呢？只有心胸狭窄、满腔怨毒的人才会因为普通人不是英雄而对他们抱恶感。可是，这些不提也罢。
到九点三刻，我得去给我那些亲爱的孩子讲课了。我穿好衣服，顺着街道走去。那条街道我走了三十年，对我来说它已经有它自己的历史了。那儿是一所灰色的大房子，开着一家药店。从前那儿本来是一所小房子，开着一家啤酒店，我就在那啤酒店里构思我的学位论文，给瓦丽娅写第一封情书。我是用铅笔在一张上端标着“Historia morbi”的纸上写的。那儿，有一家食品杂货店，当初是一个小犹太人开的，他赊给我纸烟，后来由一个胖妇人经营了，她喜欢大学生，因为“他们人人都有娘”，现在呢，那里面坐着一个红头发商人，是个很冷淡的人，用铜茶壶喝茶。那儿是大学的破败的、多年没修过的大门，穿着羊皮袄、烦闷无聊的看门人，笤帚，一堆堆的雪……在一个新从内地来的、生气勃勃的、以为科学的宫殿真是宫殿的孩子的心上，这样的大门是不会留下什么健康印象的。一般的说，在俄罗斯悲观主义的历史上，大学校舍的颓败，走廊的阴森，墙上的污迹，光线的不足，台阶、衣帽架、凳子的凄凉样子，在造成这倾向的种种原因当中占首要地位……那儿是我们的校园。我觉得从我做大学生的时候起到现在，它既没变得好一点，也没变得坏一点。我不喜欢它。要是拔掉那些病样的菩提树、枯黄的金合欢、剪了枝子的稀疏的紫丁香，在那儿栽上高高的松树和好看的橡树，那就合理多了。在大多数情形中大学生的胸襟都是由环境培养出来的，那么他在求学的地方无论走到哪儿，眼前所看见的只应当是高大的、强壮的、优雅的东西才对……求上帝别让他瞧见那些细瘦的树木、破碎的窗子、灰色的墙壁、蒙着破烂的漆布的门才好。
我一走到平时进出的门廊，门就开了，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跟我同年龄同名字的看门人尼古拉。他一面把我让进门去，一面嗽着喉咙说：
“天好冷啊，您老人家！”
或者，如果我的皮大衣湿了，他就说：
“下雨了，您老人家！”
然后他跑到我的前面，把一路上所有的门都替我推开。到了我的研究室里，他就小心地脱掉我的皮大衣，趁这机会跟我讲点大学的新闻。所有的大学看门人和校工之间十分相好，因此全校四个系里，办公处里，校长室里，图书馆里出了些什么事，他都知道。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呀！遇到不吉利的日子，比方说，校长或者系主任辞职了，我就听见他跟年轻的校工聊天，指出补缺人的名字，而且说某某人不会得到部长批准，某某人自己又不肯接受这职务，然后离奇而详细地谈到办公处里接到了神秘文件，部长和校董大概在进行秘密谈话等等。如果把那些细节除外，他的话大体上差不多永远是对的。他对每个补缺人都形容一番，那种形容是别致的，可又正确。要是您想知道某人在哪年宣读学位论文，开始教书，退休，或者去世，那尽可以靠这个老兵的广博记忆来帮忙。他不但会告诉您哪年哪月哪天，还会讲到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经过情形。那样的记性是只有热爱的人才会有的。
他是大学传统的保护人。他由前辈的看门人那里接受了许多大学生活掌故这样一份遗产。他还给这份财富添上他自己在服务期间得来的许多宝贝。要是您想听，他就可以给您讲许多长短不等的故事。他会讲到有些了不起的学者什么都懂，有些出色的刻苦钻研的人一连几个星期不睡觉，很多的人为科学殉难和牺牲。在他看来，善战胜恶，弱者永远征服强者，聪明的征服呆傻的，谦虚的征服骄傲的，年轻的征服年老的……那些传说和故事，人也不必都信以为真，不过把它们滤一下，您就会在滤器里找着您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大家公认的真正英雄的名字。
在我们这班人当中，学术界的所有新闻只限于某些老教授精神非常恍惚的奇谈以及关于格鲁别尔、关于我、关于巴布欣的两三个笑话罢了。可是对于受过教育的我们这班人说来，这点消息未免太少。要是我们这班人都像尼古拉那样热爱科学、科学家、学生，那么写成文章的早就会有完整的史诗、故事、言行录了，可惜这样的文学现在还没有。
尼古拉跟我讲完新闻以后，就做出一脸的严肃神情，我们开始谈正事了。要是在这种时候有个外人能够听见尼古拉多么方便地说出许多学术名词，他也许会以为尼古拉本来是个学者，却假扮成一个兵。顺便说一句，关于大学的校工有学问的传言是大大夸张了的。不错，尼古拉知道一百多个拉丁的词，会把骨架拼凑起来，有时候还会准备实验标本，引一句课本上的文绉绉的长句逗学生发笑，可是，举例来说，血液循环这种绝不复杂的原理，他现在仍旧跟二十年前一样茫然不懂。
在我的研究室里，桌子旁边坐着我的解剖员彼得·伊格纳捷维奇，低下头凑着一本书或者一个实验标本。他是个勤恳谦虚、可是没有才分的男子，年纪在三十五岁上下，头顶已经光秃，肚子已经大了。他一天到晚工作，看许多书，凡读过的都记得清楚，在这方面他不止是人，而且要算是金子。在别的方面呢，他就只能算是一匹拉货车的马了，或者换句话说，是个书呆子。那种表明他缺乏才能的、拉车的马的特征，是这样的：他眼界狭隘，只注意他的专门学识；一超出他的专门学识，他就跟小孩一样幼稚了。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走进研究室，说：
“想想看！多么不幸！据说斯科别列夫死了。”
尼古拉在胸前画十字，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转过身来对着我，问道：
“这个斯科别列夫是什么人？”
还有一回（比这回稍稍早一点），我告诉他说彼罗夫教授死了。这位亲爱的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却问道：
“他是教什么的？”
看来，即使巴蒂凑着他的耳朵唱歌，即使中国的大军侵入俄罗斯，即使发生了地震，他也不会动一动胳膊或者腿，倒会仍旧眯细眼睛，心平气和地看他的显微镜。一句话，赫邱琶跟他是两不相干的。我倒恨不能看一看这块面包干到晚上跟他的妻子怎样一块儿睡觉才好。
另外一个特色是他狂热地相信科学的正确性，尤其是相信德国人所写的一切话的正确性。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验标本，知道生活的目的，完全不了解使得天才头发变白的怀疑和失望。他对权威存着奴性的崇拜，缺乏独立思考的要求。打消他的信念是困难的，要跟他争论更不可能。一个人既然深信医学是最好的科学，医师是最好的人，医学传统是最好的传统，那就请您跟他去辩论吧。在医学的丑恶历史中只有一个传统留传下来，那就是现在医师们仍旧系着的白领结。对学者乃至一般的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只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大学传统，并没有医学、法学等传统的分别。可是要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承认这一点是困难的，他准会为这个跟您一直争论到世界末日去。
他的前途我看得很清楚。他这一辈子会准备好几百次非常精确的实验标本，会写出许多枯燥的、可是很平稳的论文，准确地译出十来篇文章，可是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做那种事业就得有想象、发明、眼力才成，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没有这类东西。总之，他不是科学的主人，却是它的工人。
我、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尼古拉，压低了喉咙说话。我们的神色有点变了。隔着门听见讲堂里像海浪翻腾的嗡嗡说话声，人就生出一种特别的感觉。三十年以来，我还没习惯这种感觉，每天早晨都会感到它。我烦躁地扣上我的礼服的扣子，问尼古拉几个不必要的问题，发脾气……倒好像我害怕似的，不过这不是胆怯，而是另外一种感觉，然而究竟是什么感觉，我也说不清楚，找不出它的名字来。
我完全不必要地瞧了瞧我的表，说：
“怎么样？现在是去的时候了。”
我们就排好次序走进讲堂：打头的是尼古拉，拿着实验标本或者图表，接着是我，再后是那匹拉车的马，谦虚地耷拉着脑袋，或者，遇到必要的时候，打头的是一个躺着死尸的担架，死尸后面是尼古拉等等。我一进去，学生就都站起来，然后坐下，海洋一样的声音忽然停了。一片安静。
我知道我要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样讲法，从哪儿讲开头，讲到哪儿结束。我的脑子里还没准备好一句话。可是我只要往讲堂里扫一眼（讲堂造得像一个围绕着我的圆形剧场），说出那句老套头的话：“上一回我们讲到……”一长串的句子就从我的灵魂里飞出来，我一口气讲下去了！我很快地、兴冲冲地讲着，打都打不住，倒好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拦住我的话似的。如果要讲得好，那就是说，如果要讲得不枯燥，使听讲人得益，那么除了才能以外还得有技巧，有经验，对自己的力量，对自己所讲的内容，对听课的那班人，都得有极清楚的概念才行。此外，脑筋得快，眼睛得尖，一会儿也不能不注意眼前的那些人。
一个好指挥，在发挥作曲家的思想的时候，要同时做二十件事：又要瞧乐谱，又要摇指挥棒，又要注意唱歌的人，还要时而向鼓手那边，时而向吹圆号的乐师那边做个手势等等。我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我面前有一百五十张脸，彼此全不相像，三百只眼睛直直地瞧着我的脸。我的目的就是降伏这个多头的怪物。在我讲课的每一分钟要是我清楚地了解这怪物的注意程度和理解能力，那它就给我降伏住了。我的另一个敌人却是在我自己的身子里面。那就是千变万化的程式、现象、法则，以及由它们生发出来的许多我的和别人的思想。我得随时有本事从一大堆材料里检出顶要紧、顶必需的东西，随着我的滔滔不绝的话语赶快把我的思想装在一种能够使那个怪物听懂而且引起它注意的形式里面，同时又得小心在意，不要把我脑子里积存的那些思想照原样说出来，而要排成一定的、为了正确的组成我要描绘的那个画面而必不可少的次序。还有，我极力使措辞文雅，使定义简短而准确，使话语尽量朴素优美。我得随时控制自己，记着我所能支配的时间只有一小时零四十分钟。总之，要做的事很不少。人得同时做科学家，教师，演说家才成。要是在您身上演说家胜过了教师和科学家，再不然，如果倒过来，那就糟了。
讲了一刻钟，半个钟头以后，我就会发现学生们开始瞧天花板，瞧彼得·伊格纳捷维奇，这个在找手绢，那个在椅子上动弹着想要坐得舒服点，还有人想心事出了神，微微地笑……那意思是说他们的注意力疲了。那就得想办法才成。我赶紧抓个方便机会，说一句俏皮话。一百五十张脸就都现出欢畅的笑容，眼睛快活地发光，一时间又可以听见轻微的海洋般的声音了……我也笑了。他们的注意力振作起来，我可以接着讲下去了。
不管什么样的游戏，不管什么样的玩乐或者消遣，都不及讲课那样能够给我这样多的快乐。只有在讲课的时候我才能够生出满腔的热情，我才明白灵感不是诗人的胡诌，实际上的确有这东西。我想我每回下课后所感到的那种舒服的疲劳就连赫丘力斯在干完顶痛快的英雄事业以后也不见得会感到。
这是从前的情形了。现在呢，我讲起课来却只觉着受罪。还没讲完半个钟头，我就觉着肩膀和两条腿衰弱得支持不住。我在圈椅上坐下，可是我又不习惯坐着讲课。过了一分钟，我又立起来，仍旧站着讲，后来又坐下了。我的嘴巴发干，喉咙发哑，脑袋发晕……为要把这种情形瞒过听讲人，我就不断地喝水，咳嗽，常常擤鼻子，仿佛因为着了凉才讲不下去似的。我说些不得当的俏皮话，临了不到钟点就宣布提前下课了。可是我非常羞愧。
我的良心和理智告诉我说：我现在所能做的顶好的事就是对那些孩子发表最后一回演讲，跟他们告别，给他们祝福，把我的职位让给一个比我年轻、比我强壮的人了。可是，让上帝裁判我吧，我缺乏勇气本着良心办事。
不幸，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我十分明白，我的寿命不出半年了。看起来，我目前应当关心的似乎主要是坟墓里的黑暗问题、我在地下长眠后会梦见什么幻象的问题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虽然我的头脑充分领会那些问题的重要，我的灵魂却不肯承认。现在我虽然站在死亡面前，却跟二三十年以前一样，仍旧只对科学感到兴趣。直到我咽气的时候，我仍旧会相信科学是人类生活中顶重要、顶美好、顶必要的东西，相信科学素来是而且将来也是爱的最崇高的表现，相信人类只有凭借它才会征服自然和自己。这种信心也许在根本上是幼稚而不公正的，可是如果我只相信这个，而不相信别的，那却怪不得我。我没法克制我心中的这种信念啊。
不过问题不在于此。我只要求人们体恤我这种弱点，要求人们领会把一个关心骨髓的发展历史胜过关心宇宙的终极目的的人硬从讲台上拉下来，硬叫他跟他的学生分手，那就等于抓住他，不等他死，就把他放在棺材里，钉上盖子一样。
由于失眠，也由于极力压制我那渐渐增长的衰弱，我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我上课讲到半当中，眼泪会忽然使我的喉咙哽住，我的眼睛就痒起来，我生出一种热烈急切的欲望，恨不能向前伸出两只手，大声地诉一诉苦才好。我想提高喉咙喊叫道：我，一个著名的人，却被命运判处了死刑，不出半年就要由另一个人上这儿来占据这个讲堂。我要大声喊叫说我中了毒。以前我从来不知道的一些新思想毒害了我一生中的残余岁月。现在仍旧像蚊子似的不断螫我的脑筋。在这种时候，我的情形显得那么可怕，我巴不得所有我的听讲人都害怕，从座位上跳起来，心惊胆战，拼命喊叫，纷纷跑出门口去才好。
挨过这样的时光是不容易呀。
讲完课以后，我坐在家里工作。我看刊物和论文，或者准备下一次的课，有时候写点什么东西。我的工作时常中断，因为我不得不接见客人。
铃声响了。这是我的一个同事来找我谈正事。他戴着帽子，拿着手杖走进来见我，把那两样东西向我送过来说：
“我坐一坐就走，坐一坐就走！请坐，collega！只谈几句话就走！”
先是我俩都极力向对方表明我俩非常有礼貌，彼此见面十分高兴。我请他在一把安乐椅上坐下，他也让我坐下。我们一面让坐，一面小心地碰碰彼此的腰，摸摸彼此的钮扣，好像我们在互相试探，深怕烫了手指头似的。我们两人笑着，其实我们并没说什么可笑的话。我们坐好，低下头，彼此凑近，压低喉咙讲起来。尽管我们彼此有心真诚相待，可是我们仍旧不能不用种种中国人那类客套来装饰我们的谈话，例如“阁下明察秋毫”，或者“鄙人已经荣幸地奉告”，要是我们当中有谁说了句把笑话，即使说得并不可笑，我们也还是不能不笑一阵。等到谈完正事，这位同事就猛然站起来，对我的工作摇一摇帽子，开始告辞。我们就又互相摸索一阵，笑一阵。我把同事送到前厅，在那儿帮他穿上皮大衣，可是他竭力推谢这种崇高的光荣。后来，等到叶戈尔开了门，同事就对我说我要着凉了，我呢，却装出甚至情愿陪他走到街上去的样子。等到最后我回到自己的书房里，我的脸上仍旧挂着笑容，这大概是惰性关系吧。
没过多久，铃又响了。有人走进前厅里来，脱了半天衣帽，咳嗽很久。叶戈尔来通报说有一个大学生来了。我吩咐一声：请。过了一会儿，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走进来。有一年了，他跟我一直保持着紧张的关系：考试时候，他对我的问题回答得很不像话，我就给他打了个一分。每年我都有七个这样的学生。照大学生的切口说来，那就是我“掐住了”或者“刷下了”他们。凡是因为学力不够或者害病而考不及格的学生通常倒总是咬着牙忍下去，不来找我罗嗦。凡是找我罗嗦、到我家来的学生，都是些血气方刚、性格开阔的人，考试一“刷下来”，连胃口也倒了，害得他们没法准时去听戏。对第一种人我总是宽宏大量，可是对第二种人我就“掐住”整整一年。
“请坐，”我对客人说，“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对不起，教授，我来打搅您……”他开口了，吞吞吐吐，眼睛不看我的脸，“我本不敢来麻烦您，要不是因为……您的课我已经考过五次了，可是……可是全没及格。我求您行行好，让我及格吧，因为……”
凡是懒汉为自己辩护而提出来的理由总是一样的。别的功课他们都考得挺好，只有我的课却考坏了，尤其奇怪的是偏偏他们素来很看重我的课，温得很熟，由于一种没法理解的误会，他们才考坏的。
“对不起，我的朋友，”我对客人说，“我不能给您及格的分数。您回去好好温习功课，再来找我。到那时候我们再看吧。”
沉默。我有意叫那个学生稍稍受点罪，因为他爱啤酒和歌剧胜过爱科学。我就叹口气说：
“依我看来，您现在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索性脱离医学系。要是您凭自己的能力怎么也不能考及格，那您显然没有做医师的心，也没有做医师的才分。”
那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的脸拉长了。
“对不起，教授，”他冷笑着说，“可是这种话，依我想来，至少也得说是奇怪。学了五年医学，一下子……不学了！”
“嗯，不错！与其一辈子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还不如白白损失五年的好。”
可是我马上又觉着可怜他，就连忙说：
“不过这也随您。那么，把功课温一温再来吧。”
“什么时候来呢？”懒汉用闷闷的声音问。
“随您好了。明天也行。”
在他那对善良的眼睛里，我看出了这样的意思：
“我来是可以来，可是你这畜生还是会把我掐住的！”
“当然，”我说，“哪怕您再来考十五回，您也不见得就会增长多少学问，可是这样做可以锻炼您的性格。您一定会因此感激的。”
随后是沉默。我站起来，等这位客人走，可是他站在那儿，瞧着窗口，揪他的小胡子，想心事。这就惹人厌烦了。
那血气方刚的青年讲话声调清脆好听，眼睛灵活，带着讥诮的眼神，脸容和气，不过有点浮肿，因为常喝啤酒，而且在长沙发上躺得过久的缘故。看样子他本来可以对我讲许多有趣的关于歌剧的事，关于他猎艳的事，关于他所喜欢的同学的事，可是不幸，眼下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要不然我倒也愿意听一听呢。
“教授！我凭人格向您担保，要是您让我及格，那我……”
话一讲到“凭人格”，我就摇了摇手，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学生又沉吟一下，垂头丧气地说：
“既是这样，那就再见……请您原谅。”
“再见，我的朋友。祝您健康。”
他犹疑不定地走进门厅，慢吞吞地穿上大衣，走到街上，大概又想了很久。他什么也没想出来，只想出了一句针对我说的“老魔鬼”，然后他走进一家便宜的饭馆，喝啤酒，吃饭，以后就回家上床睡觉去了。愿你的骨灰得到安宁，正直的劳动者！
铃声第三回响了。一个年轻的医师走进来，穿一套黑色新衣服，戴一副金边眼镜，当然打着白领结。他说了自己的姓名。我请他坐下，问他有什么贵干。那献身于科学的年轻人有点激动地开口了，告诉我说：他的学位考试已经及格，现在只剩下写论文了。他想在我的指导下写作，要是我肯给他一个论文的题目，那他会十分感激的。
“很愿意为您效劳，同事，”我说，“不过，首先，关于论文是什么东西，我俩得有一个共同的理解才行。所谓‘论文’，一般公认，是指由独立的创造所产生出来的著作。不是这样吗？一个作品，如果用的是别人的题目，在别人的指导下写出来，那就要叫做另一样东西了……”
这个考学位的没说话。我冒火了，从我坐着的地方跳起来。
“我不懂，为什么你们都跑来找我？”我生气地叫道，“难道我开着商店还是怎么的？我又不卖题目！我第一千零一次请求你们：全都躲开我！原谅我说话唐突，可是老实说，这种事我腻味透了！”
考学位的青年一声不响，只是他的颧骨四周现出淡淡的红晕。他的脸容表现了对我的声望和学识的深深尊崇，可是从他眼睛里我却看出他藐视我的声调、我的可怜的身材、我的心浮气躁的手势。我一发脾气，他就觉得我像是一个怪人了。
“我又没开店！”我生气地说，“真是怪事！为什么您不愿意独立自主？为什么您对自由这么厌恶？”
我说了许许多多，可是他始终一声不响。临了我渐渐气平了，当然也就让步了。考学位的青年就从我这儿得到一个不值一文钱的题目，预备在我的督促下写一篇对谁都没用处的论文，将来带着尊严的气派去进行枯燥的答辩，得到一个于他一无用处的学位。
铃声可能连连不断地响下去，可是我在这儿只限于写完四次铃声就算了。铃声第四次响起来，我听见熟悉的脚步声、衣服的沙沙声、亲爱的说话声……
十八年前，我有一个同事，是眼科医生，去世了，留下一个七岁的女儿卡嘉和大约六万卢布。他在遗嘱里指定我做监护人。卡嘉在我们家里一直住到十岁，然后送到一个寄宿女校去，只有到夏天，放了暑假，才住到我们家里来。我没有工夫过问她的教育，只在有空的时候偶尔注意一下，因此她小时候的情形我所能说的很少。
我所记得的而且喜欢回想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她搬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和听凭医生看病的时候她那可爱的小脸上老是闪着不同平常的信任表情。她常常躲在一旁什么地方坐着，包扎着脸，总是注意地瞧着什么。不管她瞧着我写字或者翻书，也不管她瞧着我妻子忙忙碌碌，瞧着厨娘在厨房里削土豆皮，或者瞧着狗儿玩耍，她的眼睛老是表现着同样的思想，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进行着的一切事情都好，都合理。”她好奇心重，很喜欢跟我谈天。有时候她挨着桌子坐下，面对着我，瞧我的动作，提出问题。她想知道我看的是什么书，我在大学里做什么事，我怕不怕死尸，我怎样花我的薪水。
“大学里的学生打架吗？”她问。
“打架，亲爱的。”
“您罚他们跪吗？”
“罚的。”
她想到大学生打架，我罚他们跪下，觉着滑稽，就笑了。她是个温柔的、有耐性的、善良的孩子。我常常看见她手里的东西给人夺去，看见她无缘无故地受罚，或者她的好奇心得不到满足，这时候，她脸上那常在的信任表情就跟一种悲哀的神情混在一起，如此而已。我不知道该怎样卫护她才好。不过我一瞧见她难过，就有心把她拉到我怀里来，用老奶妈的疼爱口气说：“我可怜的小孤儿！”
我还记得她喜欢穿好衣服，喜欢在衣服上洒香水。在这方面，她跟我一样。我也喜欢漂亮衣服和好香水。
可惜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注意卡嘉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怎样被一种狂热完全抓住，后来那种狂热怎样发展下去。我说的是她对戏剧的热烈爱好。假期她从学校回来，住在我们家里，谈起别的事情总不及谈到戏剧和演员那么愉快和热烈。她老是谈戏剧，我们都听得腻味了。我妻子和孩子都不理她。只有我没有勇气不理她。每逢她起意找人谈一谈她的痴迷，总是走进我的书房来，用恳求的声调说：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让我跟您谈谈戏剧吧！”
我指一指钟，说：
“给你半个钟头的时间。说吧。”
后来她带回来好几十张她所崇拜的男女演员的照片，再后有好几回参加业余演出，最后她在学校里毕业了，向我声明说她天生来就应该做演员。
我从来也不同情卡嘉对戏剧的爱好。依我想来，要是剧本很好，那就用不着再麻烦演员演出来，使它产生正确的印象，只把剧本看一遍也就够了。要是剧本不行，那就不论怎样演也演不好。
我年轻时候常去戏院，现在我家里的人一年也总要订两次包厢，带我去“散散心”。当然，这还不足以使我有权利评断戏剧，不过我还是想说几句。依我看来，现在的戏院并不比三四十年前高明。不管在戏院的走廊上也好，休息室里也好，就跟过去一样，我无论怎样也找不到一杯干净的水。虽然冬天穿厚大衣是一点也不应该留难的事，可是就跟过去一样，招待员替我存好皮大衣，总要硬敲我二十个戈比的竹杠。休息时间就跟过去一样，毫无必要地奏一阵乐，给戏剧所造成的印象添上些没人需要的新东西。就跟过去一样，男人们一到休息时间就走出去，到饮食部去喝含酒精的饮料。要是在小事情上看不出什么进步，那么想在大地方找出进步来就会白费气力。有的时候，演员从头到脚笼罩在舞台习气和成见中，极力不把一句简单而平凡的独白“活着或者不活着”简单地说出来，总要莫名其妙地带点嘻哩呼噜的声音，还要全身发颤。有的时候，演员千方百计极力要我信服恰茨基虽然老是跟傻瓜谈话，而且爱上一个傻女人，其实却是个很聪明的人，极力要我信服《聪明误》不是一个沉闷的戏。在这种时候舞台就会在我心中勾起四十年前饱看古典的咆哮怒叫和捶胸顿足的表演时候早已使我腻味的那种刻板演技。每次我走出戏院总要比走进去的时候更保守些。
多情善感和轻于相信的观众也许会听信一种论调：舞台即使在现在这种形式下也仍旧是学校。然而，凡是熟知什么叫做真正的学校的人，就绝不会上这种当。五十年后或者一百年后情形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照眼前这种情形看来，戏院却只能算做娱乐场所。可是要经常享受这种娱乐却又嫌太贵。它夺去这个国家成千上万健康而有才能的青年男女，这些人如果不去干演戏的行业，也许会成为好医师、好农艺家、好女教师、好军官。它又夺去观众的傍晚时光，而这正是从事脑力劳动和跟朋友闲谈的大好时光。至于金钱的浪费以及观众看了舞台上处理得很不正确的凶杀、私通、伪证以后道德上所蒙受的损害，那就更不用说了。
卡嘉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她硬对我说，舞台即使在现在这种形式中也比讲堂，比书本，比世界上任什么东西都高尚。戏剧是把一切艺术结合成一体的一种力量，演员是传教士。没有一种艺术，也没有一种科学，能够像舞台那样在人的灵魂上产生那么强烈和那么确实的影响，因此中等才能的演员比最优秀的科学家或者艺术家在国内享受更大的名望就不是没有理由的了。而且没有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能够像戏剧那样提供那么多的快乐和满足。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卡嘉参加一个剧团，走了，大概是到乌发去了，随身带去很多的钱、无数愉快的希望、对事业的崇高看法。
她在旅途中寄来的第一批信是惊人的。我看着那些信，简直奇怪几页小小的信纸怎么容得下那么多青春的朝气、心地的纯洁、神圣的清白，以及又细致又切实的判断，这种判断即使是出于优秀的男性智力也会引人赞叹。伏尔加河啦，大自然啦，她游历过的城市啦，她的同事啦，她的成就啦，她的失败啦等等，她不是在写，而是在唱。每一行字都透露出我往常在她脸上看到的信任，同时信上有许多文法方面的错误，而且差不多根本没加标点符号。
半年还没过完，我就接到一封饶有诗意的、热情洋溢的信，劈头是这样一句：“我在恋爱。”信里附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青年男子，剃光胡须，戴一顶宽边帽，肩膀上搭着一条方格毛毯。这以后的信还是跟先前一样的好，可是信上有了标点符号，文法错误不见了，字里行间发出浓烈的男性气息。卡嘉开始在信上谈起如果在伏尔加流域找个地方开办一个大戏院，规定合股经营，吸引富商大贾和轮船主人到这个事业里来，那是多么好。钱会有很多，观众也会有很多。演员依照合作的条件来演戏……也许这个办法真的挺好吧，可是我觉着这一类花样是只有男人的脑筋才想得出来的。
不管怎样，在一年半或者两年当中，一切都好像顺顺当当：卡嘉在恋爱，相信她的事业，幸福。可是这以后，我渐渐发觉她的信上有明显的泄气迹象了。开头是卡嘉对我抱怨她的同事，这是第一个最不吉利的征象。要是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或者文学工作者刚开始工作就恶狠狠地抱怨科学家和文学家，那就表明他已经厌倦，不宜于做那种工作了。卡嘉写信告诉我说：她的同事不参加排演，也永远不懂自己的角色，看得出他们每个人在闹剧的表演中，在舞台动作上，对观众表现了极不恭敬的态度。为了增加票房收入（这是大家唯一的话题），正剧中的女演员竟不顾身份唱小调，悲剧演员唱杂曲来讪笑戴绿帽子的丈夫和不贞节而怀了胎的妻子等等。总之，这些现象怎么会至今还没使内地的戏院倒闭，那些戏院怎么会靠着这么腐败的细小血管维持下来，这倒是应该奇怪的了。
我写给卡嘉一封很长的回信，我得承认那是一封很沉闷的信。除了别的话以外，我对她说：“我过去不止一次跟愿意同我结交的、人品极其高尚的老演员们谈过话，从他们的话里我才明白他们的活动并不尽是由他们个人的智慧和自由意志指导着，多半倒是由社会的风气和喜好控制着的。就连最好的演员，一生当中也不得不时而演悲剧，时而演歌剧，时而演巴黎闹剧，时而演神话剧，不过他们好像始终仍旧认为他们走的是正路，对社会有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种坏现象的根源不该在演员们身上去找，而该更深地到艺术本身中，到整个社会对它的态度中去找。”我这封信反而惹得卡嘉怄气了。她回信给我说：“您跟我在两个不同的歌剧里演戏。我在信上跟您谈起的不是那些愿意跟您结交的、人品极其高尚的人，而是一帮谈不上一丁点高尚的坏蛋。他们是一伙野人，只因为别处没人愿意给他们工作才到舞台上来鬼混的，他们管自己叫做艺术家也只是因为他们老脸皮罢了。有才能的人一个也没有，可是庸才啦，醉汉啦，阴谋家啦，造谣家啦，倒有许多。我没法告诉您我是多么痛心：我所热爱的艺术却落在我所痛恨的人的手里。我痛心的是最优秀的人对这种坏现象只是站在远处冷眼旁观，却不愿意走近一点，非但不出头想办法，反而写些沉闷的老生常谈和对谁都没用处的教训……”此外还有些别的话，都是那么一种口气。
又过了不久，我接到这样一封信：“我被人残忍地欺骗了。我活不下去了。我那些钱随您的意思处置好了。我爱您，把您看做我的父亲和我唯一的朋友。别了。”
原来她的他也该归在那“一伙野人”里面。后来，我凭某些迹象推测她有过自杀的企图。大概卡嘉服毒自尽过。大概后来她生了一场大病，因为我后来接到的信已经是从雅尔达寄来的，多半是医生把她送到那儿去了。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请求我赶快汇一千卢布到雅尔达去，结尾是这样的话：“请原谅这封信满纸辛酸。昨天我把我的孩子埋葬了。”她在克里米亚盘桓将近一年以后，回家来了。
她在外有四年光景。 在这四年当中，我得承认，在我跟她的关系上，我扮了一种简直不值得羡慕的古怪角色。先是她写信向我说明她要去做女演员，后来写信给我讲到她的恋爱，她每过一个时期总要起一回挥霍的心，我就不得不依照她的请求，时而汇去一千卢布，时而汇去两千。后来她写信向我提起她有意自杀，再后又说到她的孩子夭折，每一回我得到信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对她的遭际的满腔关切只表现在我想得很多，写去沉闷的长信，其实那样的信还是根本不写的好。可是话说回来，我还是以父亲的身份待她，爱她如同爱自己的女儿一样呢！
现在，卡嘉住的地方离我这儿不出半俄里远。她租了一所房子，有五个房间，把它布置得相当舒服，显出了她固有的美感。要是谁有心描写她的布置，那么这个画面最突出的情调就是懒散。为了懒惰的身体布置了软躺椅和软凳子，为了懒惰的脚铺好了地毯，为了懒惰的眼睛配好了淡淡的、昏暗的或者不透明的颜色，为了懒惰的灵魂，墙上挂着无数便宜的扇子和无聊的画片，讲到那种画片的新奇，惹人注意的却不是画题，而是画法。房间里摆着许多小桌子和小架子，上面放满一点也没用处、一点也没价值的摆设，不成形状的小毡毯代替了帷幔……这一切，再加上害怕鲜明的彩色，害怕匀称和空旷，不但证明了精神的懒惰，也证明了对自然的美感的歪曲。卡嘉一连好几天躺在躺椅上看书，主要是看长篇和中篇小说。她一天中间只在下午出门一回，来看我。
我做我的事，卡嘉坐在离我不远的一个长沙发上，沉默着，戴着披巾，仿佛怕冷似的。要么因为我喜欢她，要么因为我从她还是小女孩子的时候起就习惯了她的常来常往，总之，她坐在我这儿，并不妨碍我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偶尔信口问她一句话，她也很短地回答一句，或者，我想歇一会儿，就扭转身去对着她，看她出神地瞧着一本医学杂志或者报纸。在这样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脸上已经没有旧日那种信任表情了。现在她的表情冰冷、淡漠、涣散，就跟不得不很久很久地等火车开来的旅客的表情一样。她的装束跟从前一样美丽而朴素，可是粗心大意。她往往一连好几天躺在躺椅上或者坐在摇椅上，看得出来她的衣服和头发因此揉得很乱。她也没有从前那份好奇心了。她不再问我什么问题，仿佛已经阅历过生活里的一切，不再等着听什么新鲜事了。
将近下午四点钟，前厅和客厅里开始有走动的声音。这是丽莎从音乐学院回来，带来几个女朋友。可以听见她们弹钢琴，试嗓音，哈哈笑。叶戈尔正在饭厅里摆饭桌，弄得盘盏玎珰的响。
“再见，”卡嘉说，“今天我不去看您家里的人了。请她们原谅我。我没工夫了。请您来看我。”
我送她到门口，她用严格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烦恼地说：
“您越来越瘦了！为什么您不找个医生看看？我要去请谢尔盖伊·费奥多罗维奇来。让他给您看看病吧。”
“用不着，卡嘉。”
“我不懂，您家里的人眼睛长到哪儿去了！不用说，这班人倒真不错！”
她猛一下子穿上皮大衣，这时候就一定有两三个别头发的针从她那凌乱的头发上掉下来，落在地板上。她懒得理一下她的头发，而且也没工夫了。她把披下来的发卷随便塞在帽子底下，走了。
我走进饭厅，我的妻子就问我说：
“刚才卡嘉在你那儿吗？为什么她不来看我们？这简直是怪事……”
“妈！”丽莎用责备的口气对她说，“她既不愿意来，就随她去吧。反正我们也不会跪下来求她。”
“不管你怎么说，这也未免眼中无人。在书房里坐了三个钟头，却没想起我们。不过呢，那也只好由她。”
瓦丽雅和丽莎都恨卡嘉。这种仇恨我是不懂的，大概也必须是女人才能懂得这种仇恨。我敢凭我的头颅保证，在我差不多每天在课堂里遇见的一百五十个青年男子当中，在我每个星期要碰见的百把个上了年纪的男子当中，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能够了解她们为什么憎恨而且厌恶卡嘉的过去，那就是说憎恨而且厌恶她没有结婚就怀了孕，有过私生子。同时，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认识的女人和姑娘有谁不是有意无意地存着这样的反感。这倒不是因为女人比男人贞节，纯洁。要知道美德和纯洁，如果不跟反感绝缘，那就跟恶德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了。我把这现象简单地解释做女人的落后。现代的男子看到不幸便感到哀伤的怜恤和良心的痛苦，依我看来，这比憎恨和厌恶更多地说明文化和道德的成长。现代的女人却跟中世纪的女人一样感伤和粗鲁。依我看来，凡是主张女人应该跟男人受同样教育的人，是十分有见识的。
我妻子所以不喜欢卡嘉，还因为她做过女演员，因为她忘恩负义，因为她骄傲，因为她怪僻，因为但凡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可以找到的无数坏处，卡嘉都有。
除了我、妻子、女儿以外，跟我们一块儿吃饭的常常还有两三个我女儿的女朋友和亚历山大·阿朵尔佛维奇·格涅凯尔，这人是丽莎的追求者，有意向她求婚。他是个至多不过三十岁的金发青年，中等身材，长得很饱满，肩膀很宽，耳朵旁边留着火红色络腮胡子，嘴唇上有一点点染了色的唇髭，这就给他那丰满光滑的脸添上一种洋娃娃般的神情。他穿一件很短的上衣，一件花坎肩，一条上部很肥、裤腿很瘦的大花格裤子，一双平底的黄皮鞋。他生着龙虾样的爆眼睛，领结像龙虾的脖子，我甚至觉得这个青年冒出一股龙虾汤的气味。他天天上我们这儿来，可是我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出身，他在哪儿受过教育，他靠什么生活。他既不弹琴，也不唱歌，可是跟音乐和唱歌却不知有一种什么关系，在一个什么地方替一个什么人卖钢琴，常到音乐学院去，认识所有的名流，布置音乐会。他用很有权威的口气批评音乐，我发现人们都乐意附和他的话。
阔人的身旁永远少不了寄生者，艺术和科学也一样。似乎，世界上没有一种艺术或者科学躲得开像格涅凯尔这类的“异物”。我不是音乐家，或许我看错了格涅凯尔也未可知，再者，对他的情形我知道的很少。可是人家弹琴或唱歌时候他站在钢琴旁边摆出的那种权威的神态和尊严的气派却太使我起疑了。
您尽管是个百分之百的正人君子，枢密顾问官，不过要是您有个女儿，那您就无从保证您能够避开那种常常由献殷勤、作媒、婚姻等带到您家里来和搅扰您心境的庸俗气氛。比方说，每逢格涅凯尔在座的时候我妻子脸上流露出来的得意神情我就无论怎样也看不惯。我也看不惯那些瓶拉菲特、伯特维茵、雪利，这些酒都是为了他才摆出来的，好叫他凭了亲眼目睹相信我们的日子过得又奢华又大方。我受不了丽莎在音乐学院学来的那种音调发颤的笑声，以及她遇到我们家里有男人的时候总是眯细眼睛的那种神情。主要的是我无论怎样也不明白一个跟我的习惯、我的学问、我的生活气息毫不相干，跟我所喜欢的人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天天跑到我家里来，跟我一块儿吃饭。我的妻子和仆人鬼鬼祟祟地小声说：“他是一个求婚的人。”可是我仍旧不懂他为什么待在这儿。这种事在我心中引起的惶惑不下于他们在饭桌旁边把一个组鲁人安置在我的身旁。还有一件事我也觉着奇怪，那就是我素来看做小娃娃的女儿居然会爱上那样的领结、那样的眼睛、那样的胖脸……
从前我吃饭时候总是很痛快，或者至多冷冷淡淡。现在吃饭在我心中引起的，除了烦闷和愤懑以外，就没有别的心情了。自从我成了“老爷”，做了系主任以后，我的家人不知什么缘故觉着我们的菜单和吃饭习惯得完全改变才成。我从做学生时候，做医生时候起就吃惯的那些简单的菜，现在都没有了，他们给我吃的却是什么法国浓肉汤，面上浮着像冰渣一样的白东西，另外还给我吃什么用玛第拉烹的腰子。将军的品位和名望使我永远断绝了白菜汤、可口的馅饼、加苹果汁的鹅、鳊鱼粥。他们辞掉我的女仆阿加霞，一个爱说爱笑的老太婆，换了个叶戈尔来伺候吃饭，那是个呆笨而又傲慢的家伙，右手老是戴一只白手套。等菜的工夫很短，可是好像长得不得了，因为在那种时候没有什么事可做。从前那种欢畅、那种随意谈话、那种喜谑、那种哄笑，现在一点也没有了。从前我们在饭厅里会齐，总有一种互相亲近，欢欢喜喜的感觉搅动孩子、妻子和我的心，现在却没有了。对我这忙人来说，吃饭正是休息和团聚的时间。对我妻子儿女来说这是节庆，时间固然短，可是快乐欢畅，他们知道在这半个钟头里我不属于科学，不属于学生，不属于别人，只属于他们。喝一小杯酒就醉了的本事再也没有了，阿加霞走了，鳊鱼粥没有了，旧日吃饭时候遇到出了什么小岔子，比方猫跟狗在桌子底下打架，或者卡嘉的绷带从脸上落到汤盘里，大家就哇哇地叫起来，现在也没有了。
现在我们的进餐，描写起来就跟吃起来一样乏味。我妻子的脸上现出得意和做作的尊严神情，还有平素那种操心神情。她不安地瞧着我们的碟子，说：“我看你们不喜欢吃烤肉吧……告诉我，是不喜欢吃吧？”我只好回答：“你别瞎耽心，亲爱的，烤肉很好吃。”她就说：“你老是向着我，尼古拉·斯捷潘内奇，你从来也不说实话。为什么亚历山大·阿朵尔佛维奇吃得这么少呢？”总之，饭桌上说的老是这一套话。丽莎声音发颤地笑一阵，眯细眼睛。直到现在吃饭时候，我瞧着她们母女俩，我才完全明白过来：我很久没有注意这两个人的精神生活了。我有这样的感觉，从前我倒好像是跟真正的家人住在一个家里，现在我却在做客，跟一个不像是真正的妻子同桌吃饭，我瞧着丽莎，觉着她也不像是真正的丽莎了。她俩都起了惊人的变化，我错过了她们完成这种变化的漫长过程，怪不得我一点也不懂了。为什么会发生那种变化呢？我不知道。也许问题只在于上帝没把赐给我的力量照样赐给我的妻子和女儿吧。我从小就习惯了抵制外来的影响，把自己锻炼得十分坚强，生活中的大变动，例如名望、将军的品位、从生活舒适过渡到窘困、跟名流的结交等，差不多对我不起影响，我始终原封不动，没受到伤害。可是这一切，对于没受过锻炼的、软弱的妻子和丽莎却像雪崩一样压下来，砸坏了她们。
格涅凯尔和那些姑娘谈赋格曲，谈对位法，谈歌唱家，谈钢琴家，谈巴哈和布拉姆斯。我妻子深怕她们疑心她不懂音乐，就向她们做出同情的笑脸，含含糊糊地说：“这实在好……难道有这样的事！真没想到……”格涅凯尔尊严地吃着，尊严地说笑话，爱理不理地听那些小姐的批评。有时候他起意说几句糟糕的法国话，于是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他觉着需要称呼我一声“Votre Excelence”了。
可是我沉下脸。我分明碍他们的事，他们也碍我的事。我以前从来也不大懂得什么叫阶级仇恨，可是现在正好有一种跟这差不多的感情在折磨我。我极力在格涅凯尔身上专找短处，而且很快就找到了。我想到坐在这儿当我女儿的求婚人的，不是我的同行，就生闷气。他在座，对我还有另一方面的坏影响。我单身一个人或者跟我喜欢的人作伴的时候，照例从来不想到我自己的成就，或者即使想起来，我也觉得那点成就平平常常，仿佛我昨天才成为学者似的。可是在格涅凯尔这样的人面前我却觉得我的成就像是一座最高的山，山顶耸进云霄，格涅凯尔那流人只配在山脚下跑来跑去，而且渺小得肉眼都几乎看不见。
饭后，我走进书房，在那儿点上我的烟斗，我一天只抽这么一回烟，这是旧日一天到晚抽烟的坏习惯留下来的一点残余。我抽烟的时候，我的妻子走进来，坐下，跟我谈话。跟早晨一样，我事先总能料到我们会谈些什么话。
“我得认真跟你谈一谈了，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开口了，“我的意思是指丽莎……你为什么一点也不在心上呢？”
“什么事不在心上？”
“你假装什么也没瞧见，可是这是不对的。漠不关心是不行的……格涅凯尔对丽莎有求婚的意思……你觉着怎么样？”
“我不能说他是坏人，因为我不了解他。不过我不喜欢他，这话我已经跟你说过一千回了。”
“可是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她站起来，兴奋地走来走去。
“你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这么严重的大事……”她说。“这问题牵涉到女儿的幸福，那就得把私人成见统统丢开才对。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好吧……假定我们现在拒绝他，把这件事闹翻，那你怎么能保证丽莎不会终生抱怨我们呢？现在，求婚的人可是不怎么多了，说不定将来没有人上门呢……他很爱丽莎，她也分明喜欢他……当然，他还没有固定的地位，不过那有什么办法呢？求上帝保佑，他将来总会有固定地位的。他出身好家庭，有钱。”
“这是你从哪儿听来的？”
“他自己说的。他父亲在哈尔科夫有一所大房子，在城郊有田产。总之，尼古拉·斯捷潘内奇，你非到哈尔科夫去一趟不可了。”
“去干什么？”
“你上那儿去打听一下……那儿有许多你认得的教授，他们会帮你忙。我恨不得自己去一趟才好，可惜我是个女人。我不能去……”
“我不上哈尔科夫去。”我阴沉地说。
我妻子吓坏了，她脸上现出痛苦到极点的表情。
“看在上帝的面上，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恳求我，哭了，“看在上帝的面上，了却我这件心事吧！我痛苦啊！”
我瞧着她，心里难过了。
“好吧，瓦丽雅，”我亲切地说，“既是你要这样办，那就放心，我到哈尔科夫去，把你要做的事办一下好了。”
她拿手绢蒙住眼睛，走出去，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哭了。这儿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过了一会儿，灯拿进来。圈椅和灯罩在墙上和地板上投下了熟悉的、我早已看腻的阴影。我一瞧见它们，就觉得夜晚来了，而且带着我那该诅咒的失眠一齐来了。我在床上躺下，然后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随后又躺下……照例在晚饭以后，黄昏到来以前，我的神经的兴奋要达到顶点。我无缘无故地哭起来，把脑袋埋在枕头底下。这种时候我总怕有人走进来，又怕突然死掉，我为自己的眼泪害臊，总之，我的灵魂里起了一种叫人受不了的变化。我觉着我再也看不得我的灯、我的书、地板上的阴影，再也听不得从客厅里传来的说话声了。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和不能理解的力量正粗鲁地把我推出卧房外面去。我就跳起来，匆匆穿好衣服，小心在意，免得让家人发觉，溜出去，走到街上。我上哪儿去好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在我的脑子里了：到卡嘉家去。
她照例躺在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或者躺椅上看书。她看见我，就懒洋洋地抬起头，坐起来，把手伸给我。
“你老是躺着，”我停了一会儿，歇口气以后说，“这对身体是不好的。你应当干点什么才对！”
“什么？”
“我是说你应当干点什么才对。”
“干点什么呢？女人只能做普通的女工或者演员。”
“那有什么关系？要是你不能做女工，就去做演员好了。”
她没说话。
“你应当结婚了。”我半开玩笑地说。
“找不着可以结婚的人啊。而且结婚也没什么意思。”
“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
“没有丈夫就不行？倒好像真有什么关系似的！只要我想找，要找多少男人就可以找着多少。”
“这不好，卡嘉。”
“什么不好？”
“哪，你刚才说的那种话不好。”
卡嘉看出我有点不好受，想冲淡这不好的印象，就说：
“走。上那儿去。那边。”
她带我走进一个很舒服的小屋，指了指写字台，说：
“瞧……我已经给您预备下了。您就在这儿工作吧。您天天上这儿来，把您的工作随身带来好了。您在家里，那些人反而妨碍您做事。您以后就在这儿工作吗？您愿意来吗？”
我怕回绝她会伤她的心，就答应我会上这儿来工作，说我很喜欢这个房间。然后我俩在这舒服的小屋里坐下来谈天。
现在，温暖、舒适的环境、眼前又有这样一个招我喜欢的人，在我心中引起的却不是像从前那样的满足感觉，而是一种想要诉苦和发牢骚的强烈心意。不知什么缘故，我觉着要是抱怨一阵，发一阵牢骚，心里就会畅快些。
“情形很糟啊，我亲爱的！”我开口了，叹口气，“很糟啊……”
“怎么呢？”
“你明白，是这么回事，我的朋友。皇帝的最好的和最神圣的权利莫过于原谅的权利。我以前老是觉着自己是皇帝，因为我总是毫无限度地使用这种权利。我从来也不责备人，总是体恤人家。不管什么样的人，我都愿意原谅。遇到别人气不平或者愤慨，我总是劝一劝，说服一下。我这一辈子所努力的只是不惹家人、学生、同事、 仆人讨厌。我知道，我这种待人的态度教育了我周围那些跟我有过接触的人。可是现在我做不成皇帝了。我心里发生一种只有奴隶才配有的情形：我的脑子里一天到晚装满恶毒的思想，我早先没有领略过的种种感情却在我的灵魂里搭下了窠。我满腔的痛恨、轻蔑、怨气、愤慨、害怕。我变得过分严格，苛求，爱生气，不体恤，多疑。有些事情从前只会给我说一句无伤大雅的笑话的机会，好意地笑一笑了事，现在却在我心中产生一种阴暗的感情。我的逻辑也变了，从前我只是看不起钱，现在我呢，却不是对钱，而是对阔人有恶感，好像他们有罪似的。从前我恨暴力和专制，可是现在我恨那些使用暴力的人了，仿佛只该怪他们不对，不该怪我们大家不善于互相教育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是这些新思想和新感情是因为信念转变才产生的，那么这转变是怎么产生的呢？难道这世界变坏了，我变好了？或者难道我以前瞎了眼睛，漠不关心？如果这变化是因为我的体力和脑力共同衰退才产生的（我本来有病，体重天天减轻），那我的情形就未免可怜了，这是说我的新思想不正常，不健康，我应当为它们惭愧，把它们看得没价值才对……”
“这跟病没有什么关系，”卡嘉打断我的话，“这只不过因为您的眼睛睁开了而已，没别的缘故。有些事情，从前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您不肯看，现在却看见了。依我想来，您首先应该做的是跟您的家庭一刀两断，一走了事。”
“你在胡说了。”
“您并不爱她们，那您何苦勉强呢？难道她们也能叫做家人？简直是些废物！要是她们今天死了，明天就不会有人注意她们在不在人世。”
卡嘉十分看不起我的妻子和丽莎，就跟她们十分恨她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以谈到人们有互相看不起的权利的。不过，要是凭卡嘉的观点看问题，承认有这种权利，就可以看出来，我妻子和丽莎既有权利恨她，她就也有权利看不起她们。
“简直是废物！”她又说，“您今天吃过饭没有？她们怎么会没忘了叫您到饭厅里去吃饭？她们怎么会至今还记得有您这么一个人？”
“卡嘉，”我厉声说，“请你别说了。”
“您当是我喜欢谈她们吗？我倒巴不得压根儿就不认识她们才好。听我的话，我亲爱的：丢开一切，走吧。出国去吧。越快越好。”
“简直是胡说！大学怎么办呢？”
“也丢开那大学好了。大学跟您什么相干呢？反正它也没什么道理。您教了三十年的书，可是您的学生都上哪儿去了？您教出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吗？数一数好了！用不着有才能的好人来出力，照样可以培养出大批大批敲诈无知无识的人而大发横财的医生。您这种人是多余的。”
“我的上帝啊！你好刻薄！”我恐怖地叫道，“你好刻薄！快别说了，要不然我就走了！我不会回答你这些刻薄话！”
使女走进来，请我们去喝茶。到了茶炊旁边，谢天谢地，我们的谈话总算变了题目。我发完牢骚以后，又想发泄另外一种老年的嗜好：回忆。我对卡嘉谈起我的过去，使我大大吃惊的是我跟她讲了些简直没想到至今还完整地保存在记忆里的事情。她带着温柔、带着骄傲，屏住呼吸，听我讲下去。我特别喜欢跟她讲起从前我怎样在宗教学校里求学，怎样梦想着进大学。
“我常在我们那宗教学校的校园里散步……”我说，“风带来远处一个酒馆里的手风琴的呜呜声和歌唱声，或者围墙外面跑过一辆有铃子的马车，这就足以使一种幸福的感觉不但忽然灌满我的胸膛，甚至灌满的我胃、腿和胳膊了……我听着手风琴的声音或者渐渐远去的铃声，幻想自己做了医生，描出许多画面，一个比一个灿烂。现在呢，你瞧，我的梦想实现了。我所得到的还超过了当初所敢梦想的呢。三十年来，我一直是一个得到学生爱戴的教授，我有许多卓越的朋友，我享受光荣的名望。我恋爱过，由于热烈的爱情结了婚，有了子女。一句话，只要回头一看，我就看见我的一生像是一篇由天才写出来的美丽的文章。现在剩下来要做的只有别糟蹋这一生的结局了。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应该死得不愧是个人的样子。要是死亡真是一件危险的事，我就得合乎教师、学者、基督教国家的公民身份，精神饱满、心平气和地迎接它。可是我却在糟蹋我的结局。我正在沉下去，我跑到你这儿来求救，你却告诉我说：沉下去吧，本来就该这样。”
可是这当儿前厅传来了铃声。我和卡嘉听清拉铃的声音，就说：
“来人一定是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
果然不到一分钟，我的同事，语言学家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走进来了，这是个身材高大、体格结实、年纪在五十上下的男人，脸子刮得干干净净，长着浓密的白发和黑眉毛。他是个好人，而且是个好朋友。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那是个相当幸运的、有才气的家族，在我国文学和教育的历史上占据显要的地位。他自己也聪明，有才气，受过很高的教育，然而也不是没有怪脾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有点古怪，都是怪人，可是他的古怪却有点出奇，而且对他的熟人来说不无危险。我知道在他的熟人当中有不少人只看见他的古怪而完全看不见他的许多长处。
他走进我们屋里，慢慢地脱下手套，用柔和的低音说：
“你们好。你们在喝茶吗？这倒正合适。外头冷得厉害。”
然后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喝下一杯茶，立刻谈起来。他讲话方式中最显出特色的一点就是永久不变的取笑口吻，把哲学和打诨揉在一起，跟莎士比亚戏里的掘墓人一样。他老是谈严肃的事，可是经他一讲，就绝不严肃了。他的评语总是尖酸刻薄，爱挑毛病，可是幸好他的声调柔和、平稳、招笑，那种刻薄和痛骂才不刺耳，很快就让人听惯了。每天傍晚他总要带来五六个大学生活趣事，照例在桌旁一坐下，就讲起来。
“唉，主啊！”他叹气，讥诮地活动黑眉毛，“世界上有好多的小丑哟！”
“怎么呢？”卡嘉问。
“今天早晨我从讲堂里出来，在楼梯上碰到咱们那个老傻瓜某某人……他照例翘起马那样的下巴，想要对人抱怨一下他的偏头痛，抱怨一下他的妻子，抱怨一下不肯来听他讲课的学生。‘啊呀，’我想，‘他看见我了，这一下子完蛋了，倒定了霉了……’”
诸如此类，总是这么一套。要不然，他就这样开始：
“昨天我听我们的朋友某某公开演讲。我不懂我们的almamater怎么会打定主意搬出像某某这样的宝货，独一无二的蠢才（这种话在天黑以后可别说呀），拿给群众看。是啊，他是全欧罗巴的傻瓜！天呐，像他那样的家伙在全欧洲大白天打着火把也找不出第二个来！您想想吧，他演讲就像吮冰糖：唏哩呼噜，唏哩呼噜……他慌慌张张，差点看不清自己的底稿，他那些渺小的思想爬都爬不动，就跟修道院长骑自行车那么慢腾腾的，糟糕的是你简直闹不清他到底要说什么。枯燥得要命，连苍蝇都会闷得断了气。这份沉闷也许只有在礼堂里开年会，宣读例行报告时候的沉闷才比得上，真是见鬼。”
话题马上一变：
“三年前，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总还记得吧，我就做过那样的报告。天气又热又闷，我的制服勒着胳肢窝，紧得要命！我念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两个钟头……‘好了，’我想；‘谢天谢地，剩下只有十页了。’我那报告的结尾有四页可以完全不念，我想把它删掉算了。‘那么只剩下六页了，’我想。可是，您猜怎么着，我偶然瞧一眼前面，看见第一排有一位披着宽绶带的将军和一位主教并肩坐着。这两个可怜虫烦闷得身子发僵，睁大了眼睛免得睡着，可是脸上又极力做出注意听讲的神情，装得听懂了我的话而且很爱听的样子。‘行，’我想，‘既然爱听，你们就听吧！我要叫你们受一受！’于是我索性把那四页也都对他们念了。”
跟所有的爱讥诮的人一样，他讲起话来，只有眼睛和眉毛才含着笑意。在这种时候，他的眼睛里面并没有憎恨或者恶意，只有许多的尖刻以及人们仅仅在很善于观察的人的脸上才能看到的那种特别的、狐狸样的狡猾。如果继续再谈他的眼睛，那我就要说我在他眼睛里还发现另外一种特色。每逢他接过卡嘉递给他的杯子，或者听她讲话，或者卡嘉有事出去一会儿，他瞧着她的背影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眼光里带点温柔、恳求、纯洁的眼神……
使女拿走茶炊，在桌上放了一大块干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亚的香槟酒，那是一种糟透了的葡萄酒，卡嘉住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却喝上了口。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从书架上拿下两副纸牌，开始摆牌阵。照他说起来，有几种牌阵的摆法需要很大的灵敏和专心，可是话虽如此，他打牌的时候仍旧不停地谈天消遣。卡嘉注意地看他的牌，给他出主意，然而不是用嘴说，而是用表情。她一个傍晚至多不过喝两小杯葡萄酒，我喝四大杯，瓶里余下的酒就都归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享用了，他酒量大而且永远不醉。
摆牌阵的时候，我们解决各种问题，大都是高级的问题。最倒霉的正是我们最热爱的东西，也就是科学。
“科学，谢谢上帝，已经活到头了，”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抑扬顿挫地说，“它的歌已经唱完了。对了。人类已经开始感到需得用另外一种东西来代替它了。它原是在迷信的土壤上生长起来，受到迷信的滋养的，现在也仍旧是迷信的结晶，跟它去世的祖母，炼金术、形而上学、哲学等一样。真的，科学究竟给过人类什么东西呢？可不是，有科学的欧洲人和没有任何科学的中国人中间，那差别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也只限于表面上。中国人不懂科学，可是他们因此损失了什么呢？”
“苍蝇也不懂科学，”我说，“可是那又能证明什么呢？”
“您用不着生气，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这些话，我只是背地里在我们自己人中间这么说说……我这个人，比您料想的总还小心得多，我不会当着大家说这种话的，求主保佑！公众中间仍旧存在着迷信，认为艺术和科学比农业和商业高明，比手工业高明。咱们这班人就靠了这种迷信才有饭吃。破坏这种迷信可不是您和我的事。求主保佑！”
在摆牌阵的时候，年轻的一代也挨到一顿痛骂。
“听我们讲课的人现在也退步了，”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叹道，“姑且不谈理想什么的，只要能工作，能思索，就已经不错了！瞧，正好应了那句话：‘我悲哀地瞧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
“是啊，他们大大退步了，”卡嘉同意说，“您说说看：近五年或者十年以来，你们教出过哪怕一个了不起的人吗？”
“别的教授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我教出来的学生当中，我却一个也想不起来。”
“我这一辈子也总算见过许多你们的学生、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许多演员了……怎么样呢？慢说英雄或者天才我从来没有那种福气碰见过，就连单是有趣味的人我也一个都没见过。全是些灰色的人，庸才，自高自大……”
这种关于退步的话每一回都使我有一种感触，好像偶然间偷听到人家用难听的话骂我女儿一样。我所以听不入耳，是因为这类责难毫无道理，他们所根据的无非是早已陈腐的滥调，吓人的大话，例如什么退步啦，缺乏理想啦，比不上过去的灿烂时代啦。不管什么样的指责，即使是在女人面前说说的，也应当尽量明确地提出来，要不然那就不是指责，只是空洞的谩骂，不合正人君子的身份。
我是老人，教书有三十年了，可是我既没看出什么退步，也没看出缺乏理想。我也不认为现在比过去糟糕。我的看门人尼古拉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很有价值的，他说今天的学生既不比过去的学生好，也不比他们差。
要是有人问我在哪方面不喜欢现在我们的学生，我回答这问题不会很便当，可也不会说得太长，不过一定十分明确。我知道他们的缺点，因此用不着找出那些含混的老生常谈来搪塞。我不喜欢他们抽烟，喝酒，晚婚，也不喜欢他们那么漠不关心，常常冷淡到眼看自己周围有同学挨饿，却不捐款给学生救济会。他们不懂现代的语言，讲俄国话也不正确。就是昨天我的同事，卫生学教授，还对我抱怨说他教的课总得多讲一遍才行，因为学生们的物理学知识很差，对气象学完全不懂。他们很容易受最新的、甚至不是最优秀的作家的影响，可是他们完全不关心古典著作，例如莎士比亚、马可·奥勒留、埃披克梯托斯，或者帕斯卡。他们分不清伟大和渺小，这尤其说明他们在生活方面不切实际。凡是多多少少含有社会性质的困难问题（比方说，移民问题），他们总是靠这问题的论文来解决，而不是靠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虽然这方法是他们完全做得到的，尤其是跟他们的职业很符合。他们情愿做住院医生、医务助理员、化验室的医生，情愿把这种职业做到四十岁，然而在科学方面，独立自主的气魄、自由的感觉、个人的主动精神，并不比其他行业，例如艺术或商业，少需要一分。学生和听讲人，我是有的，可是帮手和继承人却没有，所以我爱他们，为他们所感动，可是并不为他们感到骄傲。等等，等等……
这类缺点尽管很多，却只能惹得懦弱和胆怯的人生出悲观情绪或者谩骂心理。这种种短处具有偶然的、暂时的性质，完全随生活条件的变化而转移。只要过上十年，这些短处就会消灭，或者让位给别的新缺陷，那些缺陷也是完全不能避免的，不过它们也会吓得那时候的懦弱的人胆战心惊。学生们的坏处常常惹得我气恼，可是拿这点气恼跟近三十年来我跟学生谈话、给他们讲课、考察他们相互关系、把他们跟别的行业的人对比的时候所得到的快乐相比，那就算不得什么了。
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专说刻薄话，卡嘉听着，他俩都没觉出这种挑剔邻人的消遣，表面看来虽然没有什么害处，实际上却在把他们渐渐地拖进一个多么深的深渊里去。他们自己并没觉得简单的谈天怎样一步步化为讥诮和嘲骂，他俩怎样甚至开始养成了在人背后说坏话的习惯。
“人常会碰见些滑稽家伙，”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说，“昨天我到我们的朋友叶戈尔·彼得罗维奇家里去，在那儿碰见一位念书的学爷，大概是你们医科三年级的学生吧。好一张脸……杜勃罗留波夫的脸型，脑门子上刻着深奥的思想。我们攀谈起来。‘年轻人，有这样一件事儿，’我说。‘我读到一篇文章，’我说，‘有个德国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从人的脑子里提取了一种新的生物碱：痴呆。’你们猜怎么着？他真的听信了，脸上甚至现出佩服的表情，好像在说，‘瞧，我们这班人本事多大！’有一天我到戏院里去。我在位子上坐下。刚好我前面第二排上坐着两个人：一个也是‘我们这班人’之流的人物，大概是学法律的；另一个披头散发，是医科学生。那医科学生醉得跟皮匠一样。他根本没看台上的戏。他只顾打盹儿，鼻子往前一冲一冲的。可是只要演员开始大声念独白，或者光是提高了喉咙，我们这位医科学生就吃一惊，拿手指头戳一下邻座那个人的肋骨，问道：‘他在说什么？说得高——尚吗？’‘高尚，’那位‘我们这班人’回答。‘好哇！’医科学生吼起来。‘高尚啊！好哇！’你们瞧，这喝醉了酒的蠢才上戏院里来原来不是为了欣赏艺术，而是要找高尚的东西。他要的是高尚。”
卡嘉听着，笑了。她的笑法相当古怪，吸气很快，每一吸气和每一呼气中间的空当既有节奏，而又整齐，很像是在拉手风琴，同时她脸上只有鼻孔在笑。我心里发闷，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忍不住，冒火了，从座位上跳起来，叫道：
“别说了！为什么你们两个像癞蛤蟆似的坐在这儿，吐出气来弄得空中满是毒素？我听够了！”
我不等他们嚼完蛆，就准备回家去。实在，也应该走了：已经十点多钟了。
“我想再坐一会儿，”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说，“您答应吗，叶卡捷琳娜·弗拉基米罗芙娜？”
“行。”卡嘉回答。
“Bene！既是这样，那就请您吩咐他们再拿一小瓶酒来吧。”
他俩举着蜡烛送我到门厅，我穿皮大衣的时候，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说：
“近来您瘦多了，也老多了，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您怎么了？您病了？”
“对了，身体不大好。”
“他却不肯治病……”卡嘉闷闷不乐地插嘴。
“为什么您不治一治病呢？怎么能照这样拖下去呢？天助自助者，亲爱的人。托您向您家里的人致意，替我道歉，说我没去看她们。在我出国以前，一两天里我要去辞行的。一定去！下个星期我就走了。”
我从卡嘉家里出来，因为大家谈起我的病而又激动又害怕，不满意自己。我暗自盘算是不是真的应该找个同事来看看我的病。我立刻想像我的同事给我听诊以后，会一句话也不说地走到窗口去，沉吟一下，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极力提防我从他脸上看出真相，用随随便便的口气说：“眼下我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情形，不过，同事，我还是要劝您辞掉工作的好……”那就夺去了我的最后一线希望。
谁能不存一点希望呢？近来，每逢我诊断自己的病，给自己开药方，就往往希望自己的无知欺骗了自己，希望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蛋白质和糖质、心脏的毛病、有两次在早晨发生过的全身浮肿，都是我弄错了。我带着忧郁病患者的那份热心翻看治疗学的专书，天天换药吃，老是觉得会碰到对症的药。这都很不像话。
每天傍晚，不管天上布满阴云也好，月亮和星星正在照耀也好，我在回家的路上举眼望天，心里总是想着：死亡不久就要把我带走了。人也许会以为在这种时候我的思想一定跟天空那么深奥，灿烂，惊人……可是不然！我想到的是我自己、我的妻子、丽莎、格涅凯尔、学生们、一般的人。我的思想卑劣，渺小，我在蒙哄我自己。在这种时候，我的世界观可以用著名的阿拉克切耶夫在一封私信里所说的话表达出来：“这世界上一切好东西都不可能不含有恶，而且恶永远比善多。”这就是说，一切东西都丑恶，根本没有一种可以使人为它生活下去的东西。我活过的六十二年只应该算是白活。我一发觉自己有这种思想，就极力说服自己：这些思想是偶然的、暂时的、在我心里没有深深地生下根，可是我立刻又想：
“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我每天傍晚总想去找那两个癞蛤蟆呢？”
我暗自赌咒从此再也不去找卡嘉了，可又明明知道第二天傍晚我还是会去。
我在自己的家门口拉了铃，后来走上楼去，却觉得现在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心再把它找回来。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新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思想不是偶然的、暂时的在我心里出现，它已经占据我的全身心了。我带着痛苦的良心，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四肢都不大能动，觉得身上好像加了几千普特的体重似的，于是我脱衣上床，很快便睡着了。
然后呢，失眠来了……
夏天来了，生活改变了。
一天早晨，天气晴朗，丽莎走到我的房间里来，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走吧，大人。准备停当了。”
我这位大人就给领到街上，被安置在一辆马车上，他们把我运走了。我坐在车上，没事可做，就看左右两边的招牌。“特拉克季尔”变成了“里特卡尔特”。这个字倒正好做男爵的姓：里特卡尔特男爵夫人。我的车子往前走去，穿过田野，经过墓园。虽然我不久就要躺在那墓园里，它却没使我生出任何感触。然后我的车子穿过一片树林，又到田野上了。一点有趣味的东西也没有。坐了两个钟头的车以后，我这位大人就给领进一个别墅的楼下，安置在一个不大的、很畅快的、糊着淡蓝色壁纸的房间里。
我晚上还是跟先前一样失眠，可是到早晨我不再醒着，听我妻子讲话，却躺在床上了。我没睡，可是处在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半昏半醒，自己知道不是在睡觉，却又在做梦。我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拗不过习惯的力量，仍旧靠着桌子坐下来，可是我不再工作，只翻看卡嘉送来的黄色封面的法国小说作为消遣。当然，看俄国作家的书才更富于爱国精神，可是我得承认，我对俄国作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除了两三个老作家以外，今天我们的一切文学依我看来都不是文学，而是一种特别的手工业成品，只为了获得鼓励才存在，偏偏大家又不愿意买这类成品。在这些家庭手工业的成品当中就连顶好的也不能说有什么了不起，要真心称赞它而不加个“但是”，那是办不到的。关于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读过的新的文学作品，也应该这样说：其中没有一本是了不起的，不管哪一本书，称赞起来总少不了加个“但是”。它们有隽永，有高尚，却缺乏才气；有才气，有高尚，却又缺乏隽永；或者最后，有才气，有隽永，却又缺乏高尚。
我不是说法国书又有才气、又有隽永、又有高尚。它们也并没满足我。不过它们不像俄国书那么沉闷，而且在那些书里往往可以找到艺术创造的基本要素：个人自由的感觉，这却是俄国作家所缺少的。我想不起有哪一本新书，作者不是从第一页起就极力用种种世俗的偏见和种种对良心的束缚把自己包紧。有的人不敢提到裸体，有的人死命地钻进心理分析，有的人认为必须“对人类有热情的态度”，有的人故意整页整页地描写自然，免得被人疑心他的写作有倾向……有的人一心要在自己作品里装得是个平民，有的人却要装做贵族，等等。那些书里有处心积虑，有步步小心，有四平八稳，可是既没有自由，也没有要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勇气，因此也就谈不上创造。
这些话指的是所谓的美文学。
讲到俄国那些社会学的、艺术的等等的严肃论文，我纯粹因为胆怯而不敢读。不知什么缘故，我在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害怕看门人和戏院里的验票员，这种畏惧一直留存到今天。直到现在我也还是怕他们。据说，只有我们不理解的事，我们才害怕。的确，为什么看门人和戏院验票员那么神气，那么傲慢，那么庄严而粗鲁，那是很难理解的。我一读那些严肃的论文就准会感到同样的、意义不明的恐惧。那种非同小可的自命不凡、那种大将军一样的戏弄口吻、那种对外国作家过分随便的态度、那种一本正经净说废话的本事，都使我不能理解，觉得可怕。这跟我读我们那些医学作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作品的时候所常见到的谦虚、文雅、平和的口吻完全不同。不但论文是这样，就是俄国严肃的人们所翻译的或者编纂的作品我也一样读不下去。序言的夸耀的教诲口气、译者所加的过多的注解，妨碍我聚精会神地阅读正文。在所有论文或者书本中由慷慨的译者所加的许多带括弧的问号和sic，依我看来，对作者个人也好，对我作为读者的独立自主地位也好，都是一种侵犯。
有一回我被人请到地方法院里去做鉴定人。在休息时间，另一个鉴定人，我的同事，叫我注意检察官对待被告是多么粗暴，被告中有两个是有知识的妇女。我就回答同事说，检察官的态度比严肃论文的作者们彼此相待的态度不见得更粗暴，我觉得我这话一点也没夸大。实在，他们的态度是那么粗暴，一谈起来就不能不痛心。他们相互间的态度和他们对待所批评的作家的态度，要就不顾自己的尊严，过分捧场，要就刚好相反，比我在这札记中和思想中对我将来的女婿格涅凯尔的蔑视还要放肆得多。动不动就骂人家不负责任，骂人家居心不正，甚至骂人家犯了种种罪行，已经成了严肃论文照例的装饰品。这正好应了年轻的医学工作者在论文里所喜欢说的那句话，ultima ratio！这种作风无可避免地要影响年轻一代的作家的性情，因此在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看到的文学新著中男主人公往往喝很多的白酒，女主人公不十分贞节，我也就一点也不觉着奇怪了。
我读法国书，眺望敞开的窗子外面。我看见花园里用尖头木棍编成的栅栏和两三棵瘦树，还看见远处栅栏外面的道路、田野以及宽阔的针叶树林地带。我常常愉快地瞧着两个头发金黄、衣服破烂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爬上花园栅栏，笑我的秃顶。在他们亮晶晶的眼睛里，我读到：“瞧，那个秃头！”恐怕只有他们这两个人才不把我的名望和品位放在心上。
现在我不是每天都有客人了。我只想提一提尼古拉和彼得·伊格纳捷维奇的来访。尼古拉通常总是遇到假期才到我这儿来，仿佛是来接洽什么公务似的，其实多半是为了来看望我。他来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以前他在冬天从来没有这样醉过。
“你有什么事要说吗？”我走出去，在门厅里迎着他问道。
“大人！”他说，把手按住胸口，带着爱人的那种痴迷神情瞧我，“大人！求上帝惩罚我！让雷当场劈死我吧！Gaudeamus egitur juventus！”
他热烈地吻我的肩膀、袖子、钮扣。
“我们学校里事情都很顺当吗？”我问他。
“大人！求上帝做我的审判官……”
他完全没有必要地不住赌咒，不久就弄得我厌烦了。我就打发他到厨房去，由他们招待他吃饭。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到了假日也特意到我家来看我，跟我谈一谈他的思想。他通常坐在我房间里一张桌子旁边，谦虚，整洁，规矩，不敢跷起脚来，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他用轻轻的、平和的小声音对我谈起他在杂志和小册子上读到的依他看来十分有趣而尖刻的各种消息，声调四平八稳，文绉绉的。那些消息彼此相像，可以归结成这样一个格式：一个法国人发现了一种新东西，另外一个德国人驳斥他，证明早在一八七○年已经有一个美国人发明过，另外有个第三者，也是德国人，比他俩都厉害，证明他俩都出了丑，在显微镜底下把气泡错看成黑色素了。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即使在有意逗我笑的时候，也还是讲得冗长详尽，好像宣读学位论文，详细地举出他是从哪一篇文章上看来的，极力不说错刊物的日期、号数、有关的人名，而且一提到人名绝不简单地说一声贝蒂，必得说让·惹克·贝蒂。有时候他留在我们这儿吃饭，于是这一顿饭的工夫他不住地讲那种有趣的故事，弄得所有吃饭的人都烦闷无聊。要是格涅凯尔和丽莎在他面前谈起赋格曲和对位法，谈起布拉姆斯和巴哈，他就谦虚地垂下眼帘，窘得什么似的。他觉着难为情，因为在他和我这样严肃的人面前居然有人谈起这种无聊的东西。
照我眼前这样的心境，只要他在我面前待上五分钟就足能惹得我厌烦，倒好像我看他，听他，已经足足有了一万年似的。我讨厌这个可怜的家伙。他那轻柔平稳的嗓音和文绉绉的话语使得我无精打采，他的故事听得我发呆……他对我存着一片好心，跟我讲话纯粹是凑我的高兴。我对他的报答却只是呆瞪瞪地瞧着他，仿佛要对他使催眠术似的，同时心里想着：“走吧，走吧，走吧……”可是他对我的心愿不理不睬，紧自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
他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摆脱不了一种想法：“说不定我一死，他就奉派接替了我的位子。”于是我那可怜的讲堂在我的幻想中就成了一片泉水干涸的绿洲。我对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很不客气，一句话也不说，生气，倒好像我有这种思想不该怪我自己，却该怪他不对似的。每逢他照例开口称赞德国科学家，我却不再照往常那样好意地开一句玩笑，只没好气地嘟哝一句：
“您那些德国人都是些蠢驴……”
这很像去世的尼基塔·克雷洛夫教授当初在雷瓦尔跟彼罗戈夫一块儿洗澡的时候嫌水太凉，生气了，骂道：“这些混蛋的德国人！”我对彼得·伊格纳捷维奇的态度很不好，直到他走了，我从窗口看见他那顶灰色的帽子在花园栅栏外面一闪一闪，我才想叫住他，说：“原谅我，我的好人！”
现在我们吃饭比在冬天还要无聊。我现在痛恨而且看不起的格涅凯尔差不多天天跟我一块儿吃饭。我往常瞧见他在座，总还一声不响地忍着，现在我却对他说些挖苦的话，招得我妻子和丽莎脸都红了。我压不住满腔的恶意，常常说些简直很愚蠢的话，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那种话来。比方，有一回，我带着轻蔑的心情对格涅凯尔凝神瞧了很久，忽然无缘无故地念起来：
有时候老鹰比公鸡飞得还低，
可是公鸡绝飞不上天去……
顶气人的是公鸡格涅凯尔却显得比老鹰教授还要聪明。他知道我的妻子和女儿站在他那一边，就使出一种手段，用傲慢的沉默回答我的讥刺（仿佛在说：“这老家伙昏了头……何必跟他多费话呢？”），要不然他就好意地拿我开一句玩笑。真应该奇怪：人会无聊到这种程度！吃饭的时候我居然始终幻想着格涅凯尔会怎样露出冒险家的真面目，我妻子和丽莎会怎样看出自己的错误，我会怎样讪笑她们。到了我这种年纪，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了，还会有这么荒唐的幻想！
近来家里出了一种误会，这一类的误会我从前是只凭道听途说才有所体会的。不管我提起这种事会多么难为情，我还是要写出一次这类的争吵，那是在有一天吃过饭后发生的。
我坐在我的房间里，正在抽烟斗。我妻子照例走进来，坐下，开口说道：趁现在天气暖和，我又空闲，要是我肯到哈尔科夫去走一趟，打听一下我们的格涅凯尔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倒挺好。
“好吧，我去就是……”我同意道。
我妻子对我很满意，站起来，往门口走去，可是立刻回转身来说：
“顺便提一下，另外还有一个请求。我知道你会生气，可是我有责任忠告你……对不起，尼古拉·斯捷潘内奇，你上卡嘉家里去得太勤，我们所有的邻居和熟人已经在纷纷议论了。我不否认，她聪明，受过教育，跟她在一块儿也许挺痛快，不过你知道，依你这年纪，照你的社会地位，你跟她在一块儿会觉着愉快，那就未免奇怪了……再说，她那名声是那么……”
所有的血猛然从我的脑子里涌出来，我的眼睛里冒出火星。我跳起来，抱住头，顿着脚，用一种不像是我自己的声音嚷道：
“躲开我！躲开我！躲开！”
大概我的脸色可怕，嗓音奇怪，因为我妻子忽然脸色发白，用一种也不像是她自己的声音绝望地高声尖叫起来。听见我们喊叫，丽莎、格涅凯尔、然后叶戈尔……都跑进来了。
“躲开我！”我叫道，“走开！躲开我！”
我的腿发麻，仿佛两条腿根本没有了似的。我觉着自己倒在一个什么人的怀里，随后还听得见哭声，不过只听见一会儿就晕过去了，有两三个钟头不省人事。
现在说一说卡嘉。每天将近傍晚她总来看我，当然邻居和熟人都难免注意到。她来一会儿，就带我出去坐上马车游逛。她自己有一匹马，有一辆新马车，都是今年夏天买下的。总之，她生活得很阔绰：租下一个华贵的大别墅，外带一个大花园，把城里的家具都搬来，用了两个女仆和一个车夫……我常问她：
“卡嘉，你把父亲的钱挥霍完了以后怎么过下去啊？”
“到那时候再说吧。”她回答。
“那笔钱，我的朋友，应当受到比较严肃的对待才对。那是由一个好人靠了正直的劳动挣来的。”
“这话您先前已经跟我说过。我知道了。”
起初我们坐车走过原野，随后又走过从我的窗口可以看见的那一片针叶树林。在我的眼睛里，大自然显得跟往常一样美丽，只是有一个魔鬼凑在我的耳边悄悄说：这些松树、枞树、鸟雀、天空的白云，等我过三四个月死了以后，对我的去世却不会在意。卡嘉喜欢赶车。天气好，又有我坐在她身旁，她觉着很愉快。她兴致好，没说尖刻的话。
“您是个很好的人，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说，“您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人，没有一个演员会演您的角色。比方拿我或者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来说，就连坏演员都演得来，可是谁也演不了您。我羡慕您，非常羡慕您！您看，我算是什么呢？什么呢？”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问我：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我不是一种否定的现象吗？对吗？”
“对了。”我回答。
“嗯！……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拿什么话回答她呢？说一声“工作吧”，或者“把家财散给穷人吧”，或者“了解一下你自己吧”，那倒是容易的。惟其说起来容易，我倒不知道该回答什么话好了。
我的同事们，那些治疗学家，在教治疗学的时候，总是劝人“分别处理个别的病例”。人必得听从这种忠告，才能相信教科书里做为范例而推荐的最好的、最适宜的治疗法在个别病例中往往完全不适用。在精神的病症方面，情形也是一样。
可是总得回答一句话才成，我就说：
“你的空闲时候太多了，我的朋友。你总该干点什么才好。真的，如果演戏是你的本行，为什么你不去重做演员呢？”
“我办不到。”
“听你那口气，看你那态度，倒好像你是个遭了难的人似的。我不喜欢这样，我的朋友。这得怪你自己不好。记住，你开始恼恨一般的人和事了，可是你从没做过什么事来对人和事加以改进。你并没有向坏现象做斗争，你只是厌倦了，你并不是因为斗争而遭了难，却是因为软弱才遭的难。嗯，当然，那时候你还年轻，没有经验，可是现在一切都可能有所不同了。对了，干吧！你会工作，为神圣的艺术服务……”
“请您别装模做样，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卡嘉打断我的话，“我们来一言为定，我们尽可以谈男演员、女演员、作家，可是别谈艺术。您是个少有的好人，可是对于艺术，您了解得却不多，还不能诚心诚意地认为它神圣。您对艺术缺乏感觉，也没有领略它的耳朵。您一辈子辛辛苦苦工作，没有工夫培养那种感觉。总之……我不喜欢这样谈艺术！”她烦躁地接着说，“不喜欢！多谢多谢，艺术已经被人弄得十分庸俗了！”
“谁把它弄得庸俗了？”
“有些人用酗酒弄得它庸俗，报纸用过分轻视的态度弄得它庸俗，聪明人呢，用哲学弄得它庸俗。”
“哲学跟这不相干。”
“有关系。谁要是唱高调，就表示他并不懂。”
为了免得惹出尖酸刻薄的话来，我就连忙改变话题，随后沉默了很久。直到我们的车子出了树林，向卡嘉的别墅走去，我才回到原来的话题上，说：
“你还是没回答我你为什么不打算去做女演员。”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这未免太狠心了！”她叫道，忽然满脸通红，“您要我大声说出真心话吗？既是您……您想知道，那就遵命！我没有才能！没有才能，只有……只有很大的虚荣心！就是这么的！”
照这样和盘托出以后，她就背过脸去不再看我，为要遮掩手在发抖，就使劲拉缰绳。
我们赶着车走近她的别墅，远远看见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在大门附近走来走去，心焦地等我们。
“那个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又来了！”卡嘉烦恼地说，“把他从我这儿带走吧，劳驾！我讨厌他了，他没意思……滚他的！”
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早就应当出国去了，可是他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下去，始终没走成。近来他起了点变化。看上去他有点瘦了，喝酒会醉了，这可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他的黑眉毛开始变白了。等到我们的马车在门口停住，他的快乐和心焦掩盖不住了。他慌忙搀扶卡嘉和我下车，匆忙地问这样问那样，笑着，搓手，往常我只在他眼睛里才看得到的那种温柔、恳求、纯洁的表情，现在洋溢到他的整个脸上了。他高兴，同时又为他的高兴不好意思，觉着自己养成习惯，天天傍晚上卡嘉这儿来盘桓一阵，也很不好意思。他觉着需得为他的来访找个明明很荒唐的借口，比方说，“我正巧有事坐车路过，我想那就进去坐一会儿吧。”
我们三个人走进房间。起初我们喝茶，后来桌子上出现了我早就熟悉的那两副纸牌、大块的干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亚的香槟。我们的谈话内容并不新鲜，跟冬天谈的一样。我们痛骂大学、大学生、文学、戏院，空气装满这些恶意的话语，变得越发稠密闷人。现在已经不像冬天那样只有两个癞虾蟆用呼吸来弄得空气充满毒素，而是一共有三个了。除了柔和的男中音的笑声和手风琴那样的笑声以外，那个伺候我们的女仆还听见另一个不愉快的、刺耳的笑声：“嘻嘻嘻！”就跟轻松喜剧里的将军的笑声一样……
有些可怕的夜晚，风雨交加，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民间管这样的夜晚叫做“麻雀夜”。在我个人的生活中也有过这样一个麻雀夜……
我半夜醒来，忽然跳下床。不知什么缘故，我觉着现在马上就要死了。为什么我会觉着这样呢？我的肉体并没有一点表明立刻要死的感觉，可是我的灵魂给一种恐怖压住，好像我忽然看见一大片不吉利的火光似的。
我赶紧点上灯，拿起水瓶凑着瓶口喝了点水，然后匆忙地走到敞开的窗口。外面的天气真美。空中有一股干草的气息，另外还有一种更好闻的香气。我可以看见栅栏上的尖木桩、窗旁边睡意朦胧的瘦树、道路、一带黑树林。天空只有一个安静的、很亮的明月，没有一片云。四下里全是寂静，没有一片树叶动一动。我觉得样样东西都在瞧我，想听我怎样死掉……
这真可怕。我关上窗子，跑回床上。我摸脉搏，可是在手腕上找不着，就到太阳穴上去找，然后到下巴上找，临了又在手腕上找。我的手碰到的地方都因为出汗而发凉和发黏。我的呼吸越来越快，身子打战，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脸上和秃顶上有一种像是粘着蜘蛛网的感觉。
怎么办呢？叫家里的人吗？不，没用处。我想不出我的妻子和丽莎走到我屋里来以后会怎么办。
我把头埋在枕头底下，闭上眼睛，等着，等着……我的背脊发凉，五脏六腑好像把背脊吸进去了，仿佛死亡果然从背后偷偷掩来了……
“叽维——叽维！”在夜晚的寂静中我忽然听见尖叫声，不知道这声音是打哪儿来的，是从我胸中发出来的呢，还是从街上传来的。
“叽维！叽维！”
我的上帝，多么可怕呀！我想再喝点水，可是睁开眼睛太可怕，我不敢抬起头来。我有一种控制不住的、动物性的恐怖。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害怕：是因为我想活下去呢，还是因为有一种我还不知道的新痛苦在等着我？
楼上，正好在我的头顶上，有个什么人像是在呻吟，又像是在笑……我听着。不久以后，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不知什么人匆匆忙忙地走下楼来，然后又走上去了。过一分钟，又有脚步声下楼来了，有人在我的门外站住，听着。
“谁？”我叫道。
门开了。我大起胆子睁开眼睛，看见了我的妻子。她脸色苍白，眼睛上沾着泪痕。
“你没睡着吗，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问。
“你有什么事？”
“看在上帝的面上，到丽莎那儿去看看她吧。她出了点毛病……”
“好吧……依你就是……”我喃喃地说，倒觉得很痛快，因为现在我不是孤零零一个人了，“好吧……就来。”
我跟着我的妻子走去，一路听她对我说话，可是我太激动，一个字也没听清。在楼梯上她的蜡烛洒下一朵朵明亮的光来，跳动着，我们的长影子发抖。我的腿被我的睡衣的前襟裹住，我喘得透不过气，觉着身后好像有个东西追来，极力要抓住我的后背似的。“我马上会死掉，就在这楼梯上，”我想，“我马上就会死……”可是我们走完楼梯，走过安着意大利式窗子的黑过道，走进了丽莎的房间。她坐在床上，只穿着睡衣，光脚耷拉下来，正在呻吟。
“哎呀，我的上帝！……哎呀，我的上帝！”她嘟嘟哝哝地说，给我们的烛光照得眯细了眼睛，“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丽莎，我的孩子，”我说，“你怎么了？”
看见我，她大叫一声，伸出胳膊来搂住我的脖子。
“我的亲爸爸……”她抽抽搭搭地说，“我的好爸爸……我亲爱的，我的好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我难过！”
她搂我，吻我，数落着她小时候我常听她说的那些亲热话。
“冷静一下，我的孩子，求上帝跟你同在，”我说，“不要哭了。我自己也难过。”
我极力给她盖上被子，我妻子给她水喝，我们俩在床旁边胡乱地忙一阵，我的肩膀碰着她的肩膀，这当儿我想起了从前我们怎样一块儿给我们的孩子洗澡。
“务必救救她吧！救救她！”我妻子恳求道，“想想办法吧！”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法办。那女孩心头沉重，可是我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一点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只能嘟哝着说：
“没什么，没什么……这会过去的……睡吧，睡吧……”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我们屋外忽然传来狗叫的声音，那是两只狗的叫声，先还轻轻的，犹疑不定，后来却响起来。狗吠啦，猫头鹰叫啦，这类兆头我素来不认为有什么意义，可是现在我的心却痛苦地缩紧了，我连忙暗自解释这种叫声。
“没道理……”我想，“这无非是一个有机体影响了另一个有机体罢了。我的神经的极度紧张感染了我的妻子、丽莎、狗，就是这么回事……预感和先见就是用这种感染来说明的……”
过了一会儿，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给丽莎开药方，这时候我已经不再想着我马上就要死了，只是心头沉重，郁闷，使得我简直惋惜刚才没有一下子死掉。我在房中央一动也不动地站了很久，寻思该给丽莎开点什么药才好。可是楼上的呻吟声停了，我就决定索性不开药方，仍旧站在那儿……
四下里一片死气沉沉的寂静，就跟有一位作家所说的一样，沉静得甚至“耳朵里响起来了”。光阴慢慢过去，照在窗台上的一条条月光不移动位置，仿佛凝住了似的……一时天还不会亮。
可是这时候栅栏门吱吱吜吜地响，不知什么人偷偷地掩进来了，那个人在一棵瘦树上折断一根枝子，拿那根枝子轻轻地敲窗子。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我听见低低的说话声，“尼古拉·斯捷潘内奇！”
我开了窗子，觉得自己像在做梦：窗外，紧贴着墙，站着一个女人，穿一身黑色连衣裙，被月光照亮，张开一双大眼睛瞧着我。她脸色苍白，严厉，给月光照得不像是一张真脸，倒像是大理石做的。她的下巴在发抖。
“是我……”她说，“是我……卡嘉！”
在月光底下，凡是女人的眼睛都显得又大又黑，所有的人都显得高大、苍白。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乍一看却没有认出她来。
“你有什么事？”
“对不起，”她说，“不知什么缘故，我忽然觉着难过得受不了……我受不住，就上这儿来了……您的窗子里有灯亮，我……我就大胆敲了敲窗子……请您原谅……唉，您再也不知道我有多么难过！您刚才在做什么？”
“没做什么……我失眠。”
“我有一种预感。可是，那是胡思乱想。”
她的眉毛拧起来，眼睛里含着泪水而发亮，整个脸上像添了一抹亮光似的忽然闪着我很久没看到的那种熟悉的信任神情。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恳求地说，向我伸出两只手，“珍贵的朋友，我求求您……我央求您……要是您不小看我对您的友情和尊重，那就请您答应我的要求！”
“什么事？”
“请您把我的钱拿去！”
“得了吧！你这是在胡想什么呀！我干吗要拿你的钱呢？”
“您到什么地方去治一治病吧……您应当医好您的病。您肯收下那笔钱吗？肯吗？亲爱的，肯吗？”
她热烈地瞧着我的脸，再说一遍：
“行吧？您肯收下吧？”
“不，我的朋友，我不要……”我说，“谢谢你。”
她背转身去，低下头。大概我用那样的口吻拒绝她，使得钱方面的话没法再讲下去了。
“你回家去睡吧，”我说，“我们明天见面好了。”
“这样说来，您不把我看做您的朋友吗？”她垂头丧气地问。
“我没说这种话。不过你的钱现在于我没有什么用处。”
“请您原谅……”她说，她的声调低了整整一个音阶，“我明白您的意思……领一个我这样的人的情……领一个退休的女演员的情……那是……不过，再见吧……”
她很快地走了，我都没来得及对她说再会。
我到了哈尔科夫城。
既然要扭转我目前的心境是白费劲，而且也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办到的，我就决心让我一生中最后这段日子至少在外表上不要有受人指摘的地方。要是我对家里人的态度不正确（这我是充分感到的），那就至少极力依她们的意思办事吧。既然要我到哈尔科夫来，来一趟就是。再说，近来我对一切事情都不大在意，因此，到哈尔科夫来也好，上巴黎去也好，到别尔季切夫去也好，对我来说简直都一样。
我是在中午十二点钟来到此地的，在一个离大教堂不远的旅馆里住下来。火车颠得我头晕，过堂风吹得我着了凉，现在我坐在床上，双手捧着头，等着颜面痉挛病发作。我今天本来应该去看几个我认识的教授，可是我既没那种兴致，也没那份力气了。
一个年老的旅馆仆役走进来问我带来床单没有。我留住他五分钟，问了好几个关于格涅凯尔的问题，我就是为了他才上这儿来的。原来这仆役正是哈尔科夫本地的人，对这个城就跟对自己的五个手指头那么熟悉，可是记不得有姓格涅凯尔的人家。我问起那庄园，回答也一样。
过道上的钟敲了一下，后来两下，再后三下……我觉得我一生中最后的等死的这几个月好像比我的一辈子还要长得多。时间过得这么慢，换了在从前，我绝不能像现在这样的定心。从前坐在火车站等车，或者在试场里坐着，一刻钟就好比一万年。现在我却能通宵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完全淡漠地想着明天晚上也会这么长，也会这么没有光彩，后天也一样……
过道上，钟敲了五下，六下，七下……天黑下来了。
我的脸上起了一种酸麻的疼痛，这是颜面痉挛病发作了。为了叫我自己思索，我就用当初我还不淡漠时候的旧观点，暗自问道：为什么我这么一个名人，一个枢密顾问官，来到这旅馆的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坐在铺着一条陌生的灰色被子的床上？为什么我眼睛瞧着这便宜的白铁脸盆，耳朵听着过道上那架破钟的刺耳的声音？难道这跟我的名望，我在众人当中的崇高地位相称吗？我用冷冷的一笑来回答这些问题。我想起我年轻时候那种天真实在好笑，那时候我夸大名望的意义，夸大名人大概会享受到的超出常人的地位。我有名，我的名字被人尊敬地念着，我的照片登在《田地》杂志和《世界画报》上。我甚至在一份德国杂志上看到过我的传记文章。这些究竟有什么道理呢？眼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待在一个陌生的城里，坐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用手掌揉我的酸痛的脸颊……家庭的口角啦，债主的铁石心肠啦，火车服务员的粗鲁啦，护照制度的不方便啦，食堂饭食的昂贵和不卫生啦，一般人的无知和相互间的粗鲁态度啦，所有这些，再加上此外许许多多数也数不尽的烦恼，对我的影响并不下于对声名不出自己所住的小巷的任何一个市民的影响。我的超出常人的地位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姑且承认我的名气大极了，我是我的祖国引以为荣的英雄，所有的报纸也确实都登载我的病况，邮局已经送来我的同事、学生、社会人士的慰问信，可是这一切并不能挽救我不孤身一人痛苦地死在异乡的床上……当然，这是不能责怪任何人的，可是我这个有罪的人却不喜欢我的遐迩皆知的名字。我觉得它好像骗了我似的。
到十点钟光景，我睡着了。尽管颜面痉挛病发作，我还是睡得挺香，要不是人家叫醒我，我会睡得很久。到一点多钟，忽然有人来敲门。
“谁？”
“电报！”
“你尽可以明天再送来，”我从旅馆仆役手里接过电报来，生气地说，“这样一来，我就再也睡不着了。”
“对不起。您的灯亮着，我当是您还没睡觉。”
我撕开电报的封口，先看一看下款：是我妻子打来的。她有什么事呢？
昨日格涅凯尔已与丽莎秘密举行婚礼。速归。
我看着电报，只吃惊了不大一会儿。使我吃惊的倒不是格涅凯尔和丽莎的行为，而是我听到他们结婚消息后的这种淡漠心情。据说哲学家和真正的圣贤都是淡漠的。这话不对，淡漠是灵魂的麻痹，提早的死亡。
我又在床上躺下，极力让我的脑子里有思想的活动。想点什么好呢？仿佛一切事情都已经想过，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激起我的思想了。
等到天亮， 我就在床上坐起来，用胳膊搂着膝盖。为了消磨光阴，我极力了解我自己。“了解你自己”是很好的、有益的忠告。只可惜古人从没想到指示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实行这个忠告。
以前每逢我有心了解别人或者我自己，所考虑的总不是行动，行动是受各种条件制约的，我考虑的是欲望。告诉我你要什么，我就可以说出来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我就考问自己：我要什么呢？
我希望我们的妻子、孩子、朋友、学生不要着眼于我们的名望，不要着眼于招牌和商标而爱我们，要跟爱普通人一样地爱我们。另外还有什么呢？我希望有帮手和继承人。此外呢？我希望过上大约一百年以后醒过来，至少让我用一只眼睛瞧一下科学成了什么样子。我希望再活十年……还有什么呢？
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我想了又想，想了很久，什么也想不出来。不管我怎样费力地想，也不管我把思路引到什么地方去，我清楚地觉得我的欲望里缺乏一种主要的、一种非常重大的东西。我对科学的喜爱、我要生活下去的欲望、我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的静坐、我想了解自己的心意，凡是我根据种种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个共同点来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我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凡是我对科学、戏剧、文学、学生所抱的见解，凡是我的想像所画出来的小小画面，就连顶精细的分析家也不能从中找出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来。
可是如果缺乏这个，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
在这样的贫乏下，只要害一场大病，只要有了对死亡的畏惧，只要受到环境和人们的影响，就足以把我从前认为是世界观的东西，我从中发现我的生活意义和生活乐趣的东西，一齐推翻，打得粉碎。因此也难怪我会用那些只有奴隶和野人才配有的思想和感情把我一生中最后这几个月弄得十分暗淡，到了现在，冷冷淡淡，连黎明的曙光也无心去看了。如果一个人缺乏一种比外界的一切影响更高超更坚强的东西，那么当然，只要害一回重伤风就足以使他失去常态，一看见鸟就认为是猫头鹰，一听见声音就以为是狗叫。在这种时候，所有他的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以及他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思想，就只有病征的意义，没有别的意义了。
我垮了。既是这样，那么多想也无益，多谈也没用了。那就坐着，默默地等着看随后会发生什么事好了。
到早晨，仆役给我送茶来，带来一份当地的报纸。我随意看一看第一版的广告、社论、报纸和杂志的摘要、新闻……除了别的以外，在新闻中我找到这样一段消息：“我们的著名学者，著名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昨日乘特别快车到达哈尔科夫，住在某某旅馆。”
显赫的名字分明是为了脱离具有这个姓名的本人而独立生活才存在的。现在，我的名字就正在哈尔科夫城里心平气和地散步。过上三个月光景，这名字会用金字刻在墓碑上，跟太阳那么亮，而到那时候，我自己却已经埋在青苔底下了……
门上有人轻轻地敲着。不知什么人要见我。
“是谁？请进！”
门开了，我惊奇得往后直退，赶紧把身上睡衣的前襟裹一裹紧。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卡嘉。
“您好，”她说，因为走上楼来而有点气喘，“您没料到吧？我……我也上这儿来了。”
她坐下来，眼睛没看我，结结巴巴地说下去：
“您为什么不理我？我也来了……今天到的……我打听出来您住在这家旅馆里，就来看您。”
“见着你，很高兴，”我说，耸一耸肩膀，“可是我觉着奇怪……你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到此地来干什么？”
“我吗？就是这么的……兴头一起，就来了。”
沉默。冷不妨她猛然站起来，向我走过来。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说，脸白了，把手按着胸口，“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我照这样再也活不下去了！不行了！看在上帝的面上赶快告诉我，这分钟就告诉我：我该怎么办？请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呢？”
“我怎么说得出呢？”我迷糊地说，“我是无能为力的。”
“我求求您，请您告诉我！”她接着喘吁吁地说，周身打抖，“我向您赌咒：我照这样子再也活不下去了！我支持不住了！”
她往椅子上一坐，抽抽搭搭哭起来。她把头往后扬，绞着手，顿着脚。她的帽子从头上掉下来，吊在帽带上，头发散了。
“帮帮我！帮帮我吧！”她求我，“我活不下去啦！”
她从旅行袋里拿出一块手绢，随着手绢带出来好几封信，从她的膝头掉到地板上。我从地板上捡起那些信，在其中的一封信上认出是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的笔迹，而且无意中读到两个字：“热烈……”
“我想不出什么话来跟你说，卡嘉。”我说。
“帮帮我！”她抽抽搭搭地说，抓住我的手，吻我的手，“要知道，您是我的父亲，我的唯一的朋友！您本来就聪明，又受过教育，活了这么大岁数！您做过教师！请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呢？”
“说真的，卡嘉，我不知道……”
我茫茫然，慌了手脚，给她哭得心乱了，站都站不住了。
“我们吃早饭去吧，卡嘉。”我说，勉强笑一笑，“别哭了！”
立刻我又用有气没力的声音说：
“我不久就要死了，卡嘉……”
“只说一句，只说一句吧！”她哭着，向我伸出手来，“我该怎么办呢？”
“你也真是个怪姑娘……”我喃喃地说，“我不懂！这么明白的人，忽然间哇哇地哭了……”
随后是沉默。卡嘉理一理头发，戴上帽子，然后把信团起来，往旅行袋里一塞，这些事她做得从从容容，一声不响。她的脸、胸、手套，都沾着泪痕，湿了，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干巴巴的，冷峻了……我瞧着她，想到我比她快活，不由得觉着惭愧。我是直到临死以前不久，直到我一生中的残年，才发现我自己缺乏我那些朋友，哲学家，所说的中心思想的，可是这可怜的姑娘的灵魂却素来没安宁过，而且此后，一辈子，一辈子也休想安宁了！
“我们吃早饭去吧，卡嘉。”我说。
“不了，谢谢。”她冷冷地回答。
又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
“我不喜欢哈尔科夫，”我说，“这儿很灰色。这是一个相当灰色的城。”
“对了，也许吧……这儿丑恶。……我在这儿不会待得久……我是过路。我今天就走了。”
“上哪儿去？”
“到克里米亚去……那就是说到高加索去。”
“原来是这样。去很久吗？”
“我不知道。”
卡嘉站起来，冷冷地笑一笑，眼睛没看着我，向我伸出手来。
我想问她：“那么你不来参加我的葬礼了？”可是她的眼睛不看我，她的手冷冰冰，跟生人的手一样。我默默地送她到门口……于是她离开我，走出去，顺着长过道走了，头也不回。她知道我在瞧她的背影。多半走到转弯地方，她会回头看一眼的。
不，她没有回头看。她的黑色连衣裙最后闪了一下，脚步声就听不见了……再会，我亲爱的！
18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