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不敢相信，一个人变成英雄，仅仅是因为他在一只筏子上没吃没喝地待了十天。我只是没得选。假使那只筏子上配备了淡水、压缩饼干、指南针和捕鱼的工具，那当时我肯定会和现在一样活蹦乱跳的。可若真是那样事情就不同了：我不会被当成英雄。这么说来，我之所以成为英雄，完全是因为在十天十夜的时间里，我没让自己死于饥渴。
我没有什么英勇举动。我只是费尽全力想救自己一命。可我的得救打一开始就被披上了一层霞光，我就像一不小心得到一块糖果那样得到了英雄的头衔，我别无选择，只好把自己的得救和英雄主义什么的一股脑儿全盘照收。
人们总在问我，当英雄感觉怎么样。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我自己而言，我和从前没什么不同。我从里到外都没有什么变化。身上被阳光灼伤的地方已经不疼了。膝盖上的伤口也结了痂。我又成了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变化了的是别人。我的朋友们比以前更友好了。有时候我暗中思忖，我的对头们恐怕也比以前更恨我了，尽管我不觉得自己有过什么仇人。当人们在大街上认出我时，会像观看怪物那样上下打量我一番。因此，我总是身着便装，直到人们渐渐忘记我曾经在一只筏子上不吃不喝漂流了十天。
成了大人物以后，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也不管在何种场合，人们总是喜欢让你谈谈你自己的事情。这一点是我在卡塔赫纳海军医院的时候意识到的，他们还给我派了警卫，禁止别人和我交谈。三天后，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恢复了，但我还是不能出院。我知道，一旦让我出院了，就必须把这故事讲给大家听了，因为警卫告诉我，全国各地的记者都涌进了这座城市，来报道我的事迹，要拍下我的照片。其中有一位，他的八字胡耷拉下来有二十厘米长，令人印象深刻，他给我拍了不下五十张照片，可是别人不许他提出任何与我的海上经历有关的问题。
还有一位胆子更大，他化装成医生，骗过了警卫，进了我的病房。他战绩不俗，但那短短几分钟也够他心惊肉跳的。
能进到我病房里的人只有我父亲、警卫，以及海军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有一天，来了一位我之前没见过的医生。他年纪很轻，穿了身白大褂，戴了副眼镜，脖子上还挂了听诊器。他来的时间不合常规，进来之后一言不发。
警卫队的士官迷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请他出示证件。这位年轻医生翻遍身上所有的口袋，愣了一会儿，然后说证件忘带了。于是，警卫告诉他，没有医院院长的特别准许，他不得与我交谈。就这样，他们一起去见了院长。二十分钟之后，他们回到了我的病房。
警卫先进了病房，通知我说：“这个人得到了特别准许，来给您做十五分钟的检查。他是波哥大的一位心理医生，但我觉得他是个乔装打扮的记者。”
“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我问道。
“因为他惊慌失措的。而且心理医生也用不着听诊器。”
可在此之前，他已经同医院院长交谈了有一刻钟。他们谈到了医学，也谈到了心理学，用的都是些非常复杂的医学术语，很快便谈拢了，所以院方准许他和我聊上十五分钟。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警卫的提醒，反正那青年医生再次走进我的病房时，我也觉得他不大像个医生了。可我也不觉得他像记者，话又说回来，直到那时，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位记者。我倒觉得他像个化装成医生模样的神父。我以为他是不知道怎么开始谈话，实际上他是在琢磨用什么办法支开警卫。
“劳驾您辛苦一趟，去帮我拿一张纸来。”他说。
他或许认为警卫会去办公室找纸。可警卫接到的命令是不能留我一个人。他没有去找纸，而是走到走廊上高声喊道：
“喂，快拿几张能写字的纸来。”
纸一会儿就送到了。五分多钟过去了，医生一个问题也没问我。在纸拿来之后，他才开始给我做检查。他递给我一张纸，让我画一艘军舰。我画了一艘军舰。他又让我在画上签名，我也签了。接下来他让我画一座乡下的房子，我尽量把房子画得像模像样的，还在旁边画上了一丛芭蕉。他让我签上名。这时我确信他是一位乔装的记者了。可他还坚持说自己是医生。
等我画完之后，他端详了一番那几张纸上的画，含含糊糊地嘟囔了几句，开始就我的遇险提问。警卫插话了，提醒说不允许提这一类问题。于是他检查了我的身体，就像一般医生通常做的那样。他的手冰凉冰凉的。假如警卫碰到这双手的话，一定会把他从病房里赶出去。可我一句话都没说，他那副紧张的神情，还有他可能是个记者这件事，都使我对他抱有强烈的同情。还没待满特许的十五分钟，他便带着那些画飞奔出了病房。
第二天，出大事了！那几幅画被登在了《时代报》的头版，上面还加了些箭头和说明。“我当时在这个地方。”有一条说明这样写道，还用一个箭头指向舰桥。这不是事实，因为我当时并不在舰桥上，而是在舰尾。不过那些画确实出自我手。
他们跟我说我应该出面辟谣，还说我可以起诉他。我觉得这太荒唐了。一个记者敢于乔装成医生闯入一家军队医院，我对他很是钦佩。要是他当时能让我明白他是记者的话，我一定会想办法让警卫到房间外面去的。因为事实上，从那天起，我已经得到许可，可以讲出我的故事了。
记者乔装成医生这件离奇的事让我清楚地知道，新闻界对我这海上十日漂流很感兴趣。大众也都很有兴趣。就连我的伙伴们也不止一次地让我讲给他们听。后来我到了波哥大，那时我的身体已经差不多完全恢复了，我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变了个样。我在机场受到了热烈欢迎。共和国总统给我授了勋。他还赞赏了我的英雄壮举。也是从那天起，我知道自己还将留在海军，而且当上了士官生。
此外还有一件我不曾预料到的事：各种各样的广告商都在联络我。我十分感谢我那块手表，它在我整个海上历险中走得十分精准。我没有想到这对手表厂家有所帮助。可他们给了我五百比索，外加一只崭新的手表。因为我嚼过某个牌子的口香糖，又在一个广告里把这事儿说了出来，他们给了我一千比索。我又在另一个广告里提了一下我那双鞋，厂家给了我两千比索，这真是运气来了。电台为了让我在广播里讲自己的故事，又给了我五千。我完全没有想到，不吃不喝在海上漂流十天还能挣大钱。可确实如此：到现在为止，我差不多赚了快一万比索。可即便如此，要让我再去受一遍罪，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干。
我作为英雄的生活没什么值得一说的。我早上十点钟起床，去咖啡馆和朋友们聊聊天，或者去某家代理商那里转转，他们在以我的海上历险为蓝本制作广告。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去看场电影。而且总是有人陪着。不过和我去看电影的女人的名字，我就不方便透露了，这属于个人隐私。
每天我都会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件。都是不认识的人寄来的。有一封从佩雷拉寄来的信，署名是首字母缩写J．V．C．，他写了一首长诗，里面提到筏子和海鸥什么的。玛丽·埃德瑞斯，那位当我还在加勒比海上漂流时为我做过一场安灵弥撒的女人，现在也常给我来信。她还给我寄来了一张题了词的相片，就是读者们见过的那张。
我已经在电视上和广播节目里讲过了我的故事。我也对朋友们讲过这个故事。我还对一位年迈的寡妇讲过，她有一本厚厚的相册，邀请我上她家去讲。有些人对我说，这些故事都是我凭空编造出来的。而我是这样反问他们的：那么，我在海上漂流的十天十夜里，又做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