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尽量每时每刻都陪在海丽身边。有时你会给她读信或着尼克带来的那些书（当然你会避开那本夹着许多皱巴巴的笔记的《弗兰肯斯坦》）。他留下的八十镑让她坐立不安，她想把它塞进护士站附近的为叙利亚募集的捐款箱里，保存起来。但她最后还是决定带在身上——她不知道自己会在这儿待多久，东西随身带着是个好主意，以免被护士们当作贼，已经有一位护士在她经过走廊的时候眯着眼睛打量她了。尼克只能抽空来探望，自从海丽住进来，妈妈和阿卡拉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斯玛吉决定把这笔钱送给海丽，好让她一直待在这儿，被人照顾。她把它叠好，压在《超级改装家》的制片人送来的那盆风信子下。她不读信的时候，也会把信放在那里。放在那儿比放在衣服口袋里安全多了，况且口袋有一个角就快要裂开了。
她尽力让海丽更舒服些，还琢磨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叫醒她。一天，她在环形南路附近的二手商店里发现了一个老式卡带机和一些九十年代歌曲的卡带——当然包括污点乐队、辣妹组合。正是海丽过去最爱的那种甜得发腻的歌。她买了下来，带到了病房里。她摸索着想把插头插进插座，一位护士向她投来赞许的眼神。
“音乐广播很有帮助。”她带着特立尼达岛的轻快口音说，“我们见过许多人就是因为它醒了过来。”
“真的吗？”斯玛吉说着，直起身来，脸泛起红光，“我还以为我们没有机会了。”
护士狡黠地凑了过来。“医生们不会告诉你这些，但不能放弃希望。”她接着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斯玛吉放的是辣妹组合。屋子里，各种微弱的机械的声音汇成一股声浪。她闭上眼睛，脑海中涌出无数生动的画面，让她意外极了：星期六的晚上，海丽会抹上唇膏，斯玛吉却只能缩成一团坐在靠墙的床上。公共汽车上，学校里那些受欢迎的女孩和海丽围坐在一起，咯咯笑着，交换耳机听音乐，嚼口香糖，研究着《更多》和《芳龄十七》的海报。她下楼，出了大门，一路上心事重重，想着“两人合为一体”的事，往停车场的方向走去，最后隐没在昏暗的树影中。
她要么给海丽读信或放音乐，要么就和她说话。日子一天天过去，她记起的事越来越多，甚至有些多年来不曾留意的事浮出水面。她整个身心都被过去占据了。她说的越多，想说的也越来越多。脑海里涌出越来越多的图像和事件，渴望被选中、被思考、被表达。她记得她们是在秋千边游荡的时候认识玛丽的，还有公园里的游戏，还有生日派对——这些都是真的吗？——那时爸爸带着红鼻子，把自己扮成小丑。她们俩，一个说，一个听，把记忆一片一片拼凑，复原完整，仿佛这样，过去就是真的。有时候，她几乎滔滔不绝，许多画面突然毫无防备地涌进她的脑海，仿佛她不是在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而是用别人的脑袋。
有段日子，她忘记了时间。早晨很快就变成了下午，然后是黄昏，好像有人用水和画笔混淆了一天的界限。访问时间失去了意义。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她总是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和海丽说话。一旦来自特立尼达岛的护士琼值班，便对斯玛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她一直待到太阳下山，直到城市的天空变成深橘黄色。有时，她还会给她带三明治，向她眨眨眼，然后把它留在储物柜里。
喧闹的黄昏降临，监视器一眨一眨的，呼吸机叹息着，斯玛吉意识到时间汹涌而过，潮来潮去。有时，是海丽床边的机器发出的哔哔声；有时，是那个夏日午后，屋外传开货车倒车的声音，阿卡拉从此闯进他们的生活；有时，是游乐场里的新奇玩意儿。斯玛吉有时五岁，有时十五岁，她记得很清楚；她曾是海伦、艾丽、特鲁迪，最后又做回斯玛吉。所有的画面涌了过来。真实的画面被永无岛的光亮掩盖，再也回不去了。
她坐在靠窗的粉色人造革椅子上，看着海丽的胸口一起一伏、眼皮下眼球滚动的样子。她和她双胞胎姐妹的呼吸如此一致，以至于她觉得一旦她停止呼吸，两个人都会垮掉，死去，就像在码头可怕的水族馆里扮演鱼类的演员一样悬浮在屋子里。于是一次又一次，她痛苦地期待着妹妹能够活下去。在某些时候，期待听到海丽说话的念头如此清晰，完全掩盖了她脑中其他混乱的低语，除此之外，她没有其他感觉，这个念头始终在她的脑海里，以至于她在医院的时候就像一只沉默的秃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