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我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听到的那些故事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和我在山楂树前或在品尝马德莱娜甜点心时可能产生的感觉完全不同。它们暂时加入我的躯体，但仅仅是肉体上的占有，似乎迫不及待地（群体地，而不是个体地）想离开我。我在马车上焦躁不安，就像是古希腊的一个女预言家。我盼望有人请我吃饭，我就可以变成X亲王或德·盖尔芒特夫人，把那些故事讲给他们听。而现在，我跃跃欲试，微微颤动嘴唇，模糊不清地讲着故事，思想被一股令人头晕目眩的离心力拉走，我想把它拉回来，但白费力气。尽管我大声自言自语，以解无人同我说话之闷，但我仍然焦躁不安，如坐针毡，觉得独自一人再无法承受这些故事的压力了，就在这种心情下，我按响了德·夏吕斯先生家的门铃。一个仆人把我带进客厅。我在等待的时候，心里一直在自言自语，重复着我要对德·夏吕斯先生讲的话，至于他要对我说什么，我几乎想都没有想。我心神不安，因此根本没有注意客厅的摆设。我多么需要德·夏吕斯先生听我讲那些故事，因此当我想到主人也许已经睡觉，我也许得回家独自平息这想说话的狂热时，我顿然如冷水浇头，嗒然若丧。因为我刚才发现我已等了二十五分钟，人家可能把我忘了。可是，尽管我在客厅里待了很久，却对它毫无印象，就知道它很大，暗绿色，有几张画像。渴望讲话的想法不仅妨碍了听，也妨碍了看，因此，对外界不作任何描写，就是对内心状态的最好描写。我正要离开客厅，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人，如若找不到，我就设法找到通往前厅的路，叫人给我开门；我刚站起来，在拼花地板上没走几步，就见一个仆人神色不安地走进来：“男爵先生一直有客人，”他对我说，“都是事先约好的，还有好几个人在等他呢。我尽量让他接见先生，我给秘书打过两次电话了。”
“不必麻烦了。我同男爵是事先约好的，但时间太晚了，既然他今晚上很忙，我改天再来。”
“噢！不，先生别走，”男仆大声说，“男爵先生会不高兴的。我再去试试。”
我想起曾听人谈起过德·夏吕斯先生的仆人，说他们对主子忠心耿耿。虽然不能完全说他和孔蒂亲王一样，不仅想讨好部长，而且想讨好仆人，但他却善于把要仆人做事当做一种恩宠吩咐下去：晚上，仆人们聚集在他身边，但离他有一段距离，他挨个儿地把他们扫视一遍，然后吩咐：“瓜涅，蜡烛！”或者“迪克雷，衬衣！”这时，其他仆人就会咕咕哝哝地退下去，对那个受到主人宠爱的幸运儿不胜羡慕。而那两个仆人彼此憎恨，都想夺走对方所受的恩宠，如果男爵上楼比平时早，他们就找个诸如送信之类的借口上楼去，拿蜡烛的那个希望今晚上能拿衬衣，拿衬衣的那位希望能拿蜡烛。如果男爵对他们中的一个说了一句与差事无关的话，尤其像冬天在花园里，如果他知道他的一个车夫患感冒，十分钟后对他说：“把帽子戴上。”那么，其他人就会嫉妒这个受宠的车夫，半个月都不同他说一句话。
我又等了十分钟，才被带去见男爵先生。我被告知不能待得很久，因为男爵先生刚把好几个几天前就约好的重要人物送走，已很疲劳。我心想，德·夏吕斯先生精心导演的这场戏，有点装腔作势，相反，他哥哥盖尔芒特公爵却于朴实之中见高贵。正想着，门打开了，我看见男爵穿着中国式睡衣，露着脖子，躺在一张长沙发椅上。与此同时，我吃惊地看到，在一张椅子上放着一顶有“八道闪光”的丝织礼帽，还有一件皮大衣，好像男爵出门刚回来。男仆退下了。我以为德·夏吕斯先生会站起来迎接我。谁知他一动不动，冷冷地看着我。我走过去，向他问好，但他没有同我握手，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甚至没有请我拿椅子坐下。过了一会儿，我就像问一个缺乏教养的医生那样，问他有没有必要让我这样老站着。我这样问并无恶意，可是，德·夏吕斯先生憋着的那股怒气似乎变得更明显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习惯：当他在城里或在乡下的夏吕斯城堡设宴招待客人时，总喜欢模仿国王：晚饭后躺在吸烟室的一张安乐椅上，让他的客人站在他身边。让这个人给他递火，向那个人敬一根雪茄，过了几分钟他才说：“喂，阿让古尔，您坐呀，亲爱的，拿一张椅子坐下。”等等。他坚持让他的客人多站一会儿，无非是想向他们表示，没有他的允许，他们不能坐下。“您坐到那张路易十四式椅子上去，”他以命令的口吻回答我，与其说在叫我坐下，不如说在强迫我离开他远一些。我在离他不远的一张安乐椅上坐下。“哼！这叫路易十四式椅子呀！亏您是一个有知识的年轻人。”他用嘲笑的口吻嚷道。我目瞪口呆，没有动弹，既没有像我应该做的那样扬长而去，也没有像他要我做的那样换一张椅子。“先生，”他字斟句酌，说到最无礼的字眼时，欲擒故纵，把第一个辅音拉得很长，“我是在一个不愿披露姓名者的恳求下屈尊同您约会的，这次谈话将标志着我们关系的结束。我不想瞒您，我原来是希望有更好的结局的。如果我对您说，我对您曾有好感，这也许有点歪曲词义，出于自尊，是不应该说的，即使是对不知道这话的价值的人。但我相信，‘厚爱’一词用在这里恰如其分，意思是进行最有效的保护，这正是我感觉到的，也是我想表达的。我回到巴黎后，甚至还在巴尔贝克的时候，就告诉过您，我是您可信赖的人。”我只记得在巴尔贝克同他分手时，他对我非常无礼，于是，我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什么！”他怒吼一声，脸色变得刷白，抽搐着，和他平时的脸判若霄壤，就像在暴风雨的早晨，大海一改平日和蔼可亲的笑脸，喷射出无数粗蛇般的泡沫和口水一样，“您说您没有收到我要您记住我的信息？这几乎是一种表露。在我托人捎给您的那本书上，您没看见有什么装饰吗？”
“很漂亮的交织花体字。”我对他说。
“嘿！”他轻蔑地回答，“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国家的杰作很少了解。要是一个柏林青年不知道《女武神》，大家会怎么看他？再说，您的眼睛是白长的，因为这部杰作，您对我说您读了两个小时。我看，您对花体字不见得比对家具的式样更在行，不要申辩，您对式样就是不在行嘛，”他狂怒地喊着，“您甚至不知道您坐的是什么椅子。我让您坐路易十四式安乐椅，您却一屁股坐到了督政府式样的烤火用的矮椅上。过两天，您也许会把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膝盖当马桶呢。谁知道您要在上面干什么。同样，您连贝戈特那本书的封面装饰——巴尔贝克教堂刻有毋忘我花体字的过梁都没有认出来。难道还有比这更明白的方式对您说不要总忘记我吗？”
我凝视着德·夏吕斯先生。他的面孔虽然令人生厌，却比他家里任何人的面孔都漂亮，像是上了年岁的阿波罗。但是，从他恶毒的嘴里，似乎随时都会喷出橄榄色和黄疸色的液体。至于智慧，不能否定他见多识广，他知道的许多东西是盖尔芒特公爵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但是，不管他用怎样的花言巧语掩饰心中的仇恨，人们感到这个人是会杀人的，或因为自尊心受到伤害，或因为爱情失意，或有怨恨，或是虐待成性，或是为了捉弄人，或是有一个不可消除的意念；他还会用逻辑和巧语证明自己杀人是正当行为，杀了人也比他的哥哥、嫂嫂，比其他许多人不知强多少倍。
“是我向您迈出了第一步，”他继续说，“就像委拉斯开兹在《枪骑兵》这幅画中画的胜利者，向着最卑微的人走去。我什么都有，而您却一无所有。我做的是一个贵族应该做的事。我的行动是不是伟大，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您却置之不理。我们的宗教劝诫我们自己要耐心。对您那些可以说是无礼的行为，如果您可以对一个远远比您高贵的人无礼的话，我向来只付之一笑，我希望，我对您的耐心会无损于我的声誉。不过，先生，现在谈这一切，已不再有意义了。我对您进行了考验，当代最杰出的人风趣地把这种考验叫作态度的考验，用无限的热情考验您的态度，他有充分理由说，这是最可怕的考验，因为这是唯一能区分良莠的考验。您没有经受住，我不怪您，因为成功者寥寥无几。不过，至少，我不希望您恶意中伤我，我希望我们将要进行的这最后一次谈话能达到这个结果。”
我万万没有想到，德·夏吕斯先生发怒，是因为有人在他面前说我讲了他的坏话。我搜索记忆，怎么也想不起我对谁谈起过他。这纯粹是哪个坏蛋无中生有。我向德·夏吕斯先生保证，我从没有同别人谈过他。“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说过我和您有来往，我想，这总不至于使您生气吧。”他轻蔑地微微一笑，把声音升到最高音域，缓慢地发出最尖细、最无礼的音符：
“唷！先生，”他极其缓慢地让他的音调恢复了自然，仿佛对这个下行音阶颇为陶醉似的说，“我认为，您供认自己说过同我有来往，是在和自己过不去。对一个能把奇朋代尔式家具当成洛可可式椅子的人，我不指望他能讲出非常准确的话，但我不认为，”他的声音越来越充满嘲讽的爱抚，竟使他嘴边绽出迷人的微笑，“我不认为您会说或会相信我们之间有来往！至于您在别人面前炫耀，说有人把您介绍给我了，您同我谈过话，和我有点认识，几乎没有请求，就获准将来有一天成为我的被保护人，我觉得您讲这些话倒是顺理成章的，是聪明的。
“您我之间年龄悬殊那样大，我完全有理由说，这个介绍，这些谈话，这个刚刚开始的关系，对您是一种幸福。当然，这话不该由我说，但我至少可以说，这对您不无好处，说您傻，绝不是因为您把这个好处讲出去了，而是因为您没能保住。我甚至还要说，”他突然不再疾言厉色，暂时换上了充满忧伤的温柔，我感到他就要哭了，“当您对我在巴黎向您提出的建议置之不理时，我竟不相信您会这样，我觉得，您是个很有教养的人，出身在正派的资产阶级家庭（只是在说这个形容词时，他的声音才微微带点不礼貌的摩擦音），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因此，我天真地认为，可能出了从未出过的差错，信遗失了，或是地址写错了。我承认我是太天真了，可是，圣博纳旺蒂尔不是宁愿相信牛会偷窃，却不愿相信他的兄弟会撒谎吗？不过，这一切都已结束，既然您不感兴趣，也就不必再谈了。只是我觉得，就看我这把年纪，您也会给我写信的（他的声音真的哽咽了）。我为您设想了诱人的前途，但我一直没对您说。您宁愿不知道就拒绝，这是您的事。但是，正如我对您说的，信总是可以写的吧。我要是您，我就会写信，即使处在我的地位，我也会写。正因为这样，我更喜欢处在我的地位。我说‘正因为这样’，是因为我认为各种地位都是平等的，我对一个聪明的工人可能比对许多公爵更有好感。但是，我可以说，我宁愿处在我的地位，因为我知道，您做的那种事，在我可以说是相当长的一生中，我从没有做过。（他的头朝着暗处，我看不见他的眼睛是否像他声音让人相信的那样在落泪。）刚才我说了，我朝您迈出了一百步，可结果您后退了二百步。现在，该轮到我后退了。从今以后，我们互不认识。我要忘记您的名字，但要记住您的事例，等哪天，当我禁不住诱惑，相信人有良心，讲礼貌，相信他们不会白白错过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别把他们抬得太高。以前您认识我的时候（因为现在不再是这样了），如果您说您认识我，我只能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是在向我表示敬意，也就是说，我把这看作是令人愉快的事。不幸，您在其他地方和其他场合却完全不是这样说的。”
“先生，我发誓，我从没说过可能伤害您的话。”
“谁跟您说我受伤害了？”他发出愤怒的吼叫，猛地从长沙发椅上坐起来，直到现在，他才算动了一下身子；他面容失色，唾沫四溅，脸部肌肉抽搐着，像是有无数条蛇在扭动；嗓门时而尖利，时而低沉，犹如震耳欲聋的狂风暴雨。（他平时说话就十分用劲，行人在外面经过，肯定会回头张望，现在，他使的力气比平时大一百倍，就像用乐队而不是用钢琴演奏一段强奏乐曲，声音陡然会增加一百倍，还会变成最强音。德·夏吕斯先生在吼叫。）“您认为您能够伤害我吗？您难道不知道我是谁？您相信您那些狐朋狗友，五百个互相骑在身上的小娃娃从嘴里吐出的毒汁能弄脏我高贵的脚趾头吗？”
我本想让德·夏吕斯先生相信我从没说过，也没听见别人说过他的坏话，但他的话把我气疯了。我认为，他说这话是因为他太骄傲，至少部分可以归因于骄傲。还有另外一个感情方面的原因，可当时我并不知道，因此不把它作为原因，我也就没什么罪过了。不过，不知道感情方面的原因，也应该回想起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讲话，把精神有点错乱作为第二个原因吧。但我当时压根儿就没往这方面想。在我看来，他只有骄傲，而我只有愤怒。当他停止咆哮，郑重地谈他的高贵的脚趾头的时候（他还撇了撇嘴，以示他对那些亵渎他的卑微小人的极度厌恶），我再也遏制不住满腔怒火了。我想打人，想摔东西发泄怒气，但我还剩下一点辨别力，我不得不尊重一个年纪比我大许多的长者，甚至对他身边的德国瓷器，也由于它们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而不敢妄加损坏，于是我扑向男爵那顶新的礼帽，把它扔到地上拚命踩踏，想把它四分五裂。我扯下帽里，把冠冕撕成两半。德·夏吕斯先生仍在大叫大骂，我连听都不听，穿过房间，准备离去。我打开了房门。没想到门两旁站着两个仆人，我惊得目瞪口呆。看见我开门，他们装出要去做事路过这里的样子，不急不忙地走开了。（就在那天，我知道他们的名字，一个叫比尼埃，另一个叫夏梅勒。）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们用懒洋洋的步态向我作出的解释。这个解释是不足信的，另外三个解释恐怕更不足信了：一是男爵接待客人有时需要帮助，（那又是为什么呢？）认为需要在附近设一个“急救站”；二是他们受好奇心驱使前来偷听，没想到我会那样快就出来；第三，德·夏吕斯先生对我大发雷霆是有预谋的，是在演戏，是他让他们来偷听的，一方面他们喜欢热闹，另一方面，也许大家都能从中得到好处。
我动怒没有使男爵消气，我拂袖而去倒像使他心痛欲裂。他喊我回去，让仆人叫我回去，最后，他疾步追我到前厅，挡在门口不让我出去，全然忘记了一分钟前，当他在谈论他的“高贵脚趾头”的时候，还在我面前大摆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威风。“行了，”他对我说，“别孩子气了，进来待一会儿。爱得深，就责得严。如果说刚才我严厉地惩罚您，那是因为我爱您爱得深。”我的怒气已经消失，我没有计较男爵说的“惩罚”二字，跟着他进去了。他叫来一个仆人，毫无自尊地让他把帽子的碎片捡走，又拿来了一顶。
“如果您愿意告诉我可耻地诬蔑我的人，先生，”我对德·夏吕斯先生说，“那我就留下来听一听，我要戳穿这个骗子的谎言。”
“您不知道是谁？难道您忘记您说的话了？您以为向我通风报信的人不会要我发誓保守秘密吗？您相信我会不履行诺言？”
“先生，您真的不能告诉我？”我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回忆起我可能同谁谈过德·夏吕斯先生，但一个也没有想起来。
“我不是对您说过我要替告密的人保密吗？”他用一种令人厌烦的声音说，“我看您不仅爱诽谤人，还爱枉费口舌地打破砂锅问到底。至少您也应该放聪明些，好好利用这最后一次会面，说一些有用的话嘛。”
“先生，”我边走开，边回答，“您侮辱我。我是看您年纪比我大几倍的分上，才不跟您计较的。一老一少，地位不平等嘛。另外，我也没法说服您，我已向您发过誓了，我什么也没说过。”
“那么是我在撒谎！”他嚷道，声音十分可怕，边嚷边向前一蹦，蹦到了离我只有两步远的地方。
“他们把您骗了。”
这时，他换一种温柔、深情而忧郁的声调（就像演奏交响乐时，乐曲一个接一个没有间隙，第一个似雷电轰鸣，接下来是亲切而淳朴的戏谑曲），对我说：“这很可能。一句话经人重复后，一般都会走样。说到底，还是您的错，您没有利用我向您提供的机会来看我，没有通过坦率的能创造信任的日常交谈，给我打一支唯一的、有特效的预防针，使我能识破把您指控为叛徒的一句话。那句话是真是假，反正木已成舟。它给我的印象再也不能消除。甚至我连爱得深，责得严这句话也不能说了，因为我狠狠地责备了您，但我已不再爱您。”他一面说，一面强迫我坐下，摇了摇铃，另一个仆人走进来。“拿点喝的来，另外，叫人备好车。”我说我不渴，时候已经不早，况且我有车。“有人大概给您付了车钱，让车走了，”他对我说，“您就别管了。我让人备车把您送回去……如果您担心太晚……我有房间，您可以住在这里……”我说，我母亲会担忧的。“确实，那句话是真是假，反正木已成舟。我对您的好感开花开得太早，就像您在巴尔贝克富有诗意地同我谈起过的那些苹果树，经不住初寒的摧残。”即便是德·夏吕斯先生对我的好感完好无损，他也只能做到这样，因为他嘴上说同我闹翻了，却硬要把我留下来，给我拿喝的，要我住下来，备车将我送回去。他似乎害怕同我分离，害怕孤独，这种略带忧虑的害怕心理，一小时以前，当他的嫂子，他的本家堂姐妹德·盖尔芒特夫人挽留我时，也曾有过。他们都对我产生了一时的兴趣，都想方设法多留我一分钟。
“可惜，”他又说，“我没有本事叫摧毁了的花复开。我对您的好感已经枯萎，不会再复生。我一直觉得自己有点像维克多·雨果诗中的布斯：
“我是鳏夫，孤独无依，日暮途穷。”
我和他一起又穿过绿色大客厅。我随口对他说，我觉得客厅很美。“是吗？”他回答，“应该确确实实地爱一样东西。细木护壁板出自巴加之手。您看，它们是用来和博韦的椅子和蜗形腿狭台配套的，这很可爱。您注意没有，它们有着相同的装饰图案。只有卢浮宫和德·安尼斯达尔先生家里有这样配套的家具。我刚决定要搬到这条街来住，马上就找到了希梅的一个旧公馆。此人过去谁也没有见过，他只是为了我才到这里来了一次。总而言之，这里很好。也许可以更好些，但够不错的了。有许多漂亮的东西，对吧？有我曾伯父波兰王和亲王的肖像，是米尼亚画的。咳！我跟您说这些干什么，您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因为您在这个客厅里等了很长时间。不知道？噢！那他们带您去蓝厅了。”他说，神态看上去蛮横无礼——因为我显得不感兴趣，或者说高人一等——因为他事先没问我是在哪里等候的。“瞧！在这间屋子里，陈放着伊丽莎白夫人、朗贝尔公主和王后戴过的全部帽子。您对这不感兴趣，就像没有看见似的。您的视神经大概出毛病了。如果您对这种类型的美感些兴趣就好了，这里有透纳的一幅彩虹，它开始在伦勃朗的这两幅画中间发光了，这象征着我们的和解。您听：贝多芬也来和他会合了。”果然，传来了《田园交响乐》第三声部开头的和弦，《暴风雨后的欢乐》。乐师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弹奏，可能在二楼。我傻乎乎地问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巧事，乐师是谁？“嗳！谁知道？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是看不见的音乐。很美，是不是？”他语气有点蛮横地对我说，“可是您一点也不感兴趣，就像鱼见到苹果一样。您还是想回去？就不怕贝多芬和我？您对您自己作了判决。”当我要告辞时，他深情而忧郁地对我说：“原谅我不能像应该做的那样送您回家。既然我不再想见到您，和您再多待五分钟也就没什么意思了。我有许多事要做，但我已感到很累。”可是，当他发现夜色很美，又说：“嗳！不，我也上车。月光太美了，把您送回家后，我要到布洛尼林园赏月去。您怎么不知道刮刮胡子，上别人家去吃饭，还留着几根毛毛。”他对我说，一面伸出两个指头夹住我的下巴，指头像是被吸住似的，犹豫了一下，就像理发师那样，沿着我的脸颊，一直摸到耳朵根。“要是能和您一起在林园里观赏这‘蓝色的月光’，那该多好啊！”他突然地，像是不由自主地用一种温柔的语气对我说，接着，脸上出现了忧郁的神态：“因为，不管怎么说，您是很讨人喜欢的，您可以比任何人更讨人喜欢。”他一边亲切地抚摸我的肩膀，一边说：“应该说，以前我觉得您毫无价值。”按说我应该认为他现在仍然是这样看我的，只要想一想半小时前他同我讲话时的愤怒样子就行了。但我感到，他此刻态度很诚恳，他的善良战胜了那种我认为是骄傲和敏感得几乎发狂的精神状态。我们已走到马车跟前了，他还是在不停地说着。“好吧，”他突然对我说，“我们上车，五分钟就可以到您家。那时，我将和您道晚安，至此，我们的关系也就永远结束了。既然我们就要分道扬镳，还是好说好散，就像音乐那样，弹出一曲完美的和弦。”德·夏吕斯先生尽管一再郑重表示我们以后不再见面，但我敢保证，倘若我们还能见面，他是不会不高兴的，因为他不愿意马上被我忘记，也害怕给我造成痛苦。我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喔！对了，我把一件重要的事忘了。为了纪念您的外祖母，我让人给您搞了一本德·塞维尼夫人书简精装珍本。这样，这次会面就不是最后一次了。复杂的事不是一天所能解决的，只要想一想这个道理，我们就能得到安慰。您看，维也纳会议不是开了很长时间吗？”
“不用麻烦您，我可以找到。”我客气地说。
“住嘴，小傻瓜，”他愤怒地回答，“别这样傻乎乎的，把我有可能接见您（我不是说一定，也许派一个仆人把书送给您）看作一件小事。”
他恢复了镇静：“我不想用这些话同您分手。我不想要不协和和弦，让我们在永久的沉默前，弹奏一个属音和弦吧。”其实，他是怕自己神经吃不消，才不愿意刚吵完架，刚说了那么多尖酸刻薄话就立即回家去。“您是不想去林园的。”他用肯定的、而不是提问的语气说，我觉得，他用肯定语气不是不想要我去，而是怕遭拒绝而下不了台。“嗳！您瞧，”他仍拖长了音说，“现在，正如惠斯勒所说的，恰是市民回家的时候（他大概想触动我的自尊心），观赏夜景正合适。您恐怕不知道惠斯勒是谁吧。”我改变话题，问他耶拿夫人是不是很聪明，夏吕斯先生没等我把话说完，就用我从没见他用过的最轻蔑的语气说：
“啊！先生，您这里提到了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贵族分类法。在塔希提可能有一种贵族，但我承认我不了解他们。然而，无巧不成书，您提到的那个名字几天前在我耳边响起过。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屈尊和年轻的瓜斯达拉公爵认识。这个要求使我感到吃惊，因为瓜斯达拉公爵无需让人引见，他是我的表弟，我们早就认识了，他是帕尔马公主的儿子。作为有教养的年轻的亲戚，他每年元旦总要来看望我。经过了解，原来，这个瓜斯达拉公爵不是我那位亲戚，而是您感兴趣的那个女人的儿子。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叫这个名字的公主，我猜想，她也许是一个露宿在耶拿桥下的穷苦妇女，富有诗意地把自己封为耶拿公主，就像有人封自己为巴蒂尼奥勒或钢铁大王一样。可是我错了。这是一个很有钱的女人，在一次展览会上，她那些漂亮非凡的家具使我赞叹不绝，它们货真价实，比主人的名字要高贵的多。至于那位所谓的瓜斯达拉公爵，可能是我秘书的经纪人，他的爵号大概是花钱买来的。什么东西不能花钱买？可是我错了，原来是皇帝一时高兴，把他恰恰无权处置的一个爵号分给了这些人。这也许能证明他的力量，或他的无知，或他的狡猾，我尤其觉得，他用这种方式同这些身不由己的爵位窃取者开了一次不无恶意的玩笑。但是，关于这一切，我不可能给您作充分的解释，我只了解圣日耳曼区的事，如果您最终能找到一个引见人，您会发现，古弗瓦西埃一家和加拉东一家有不少像是特意从巴尔扎克小说中搜罗来的恶人，供人消遣的老太婆。当然，这一切和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威信毫不相关，但是，没有我，没有我的开门咒，她的住所您是进不去的。”
“先生，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府邸的确很漂亮。”
“！不是很漂亮，而是再没有比这更漂亮的了，然而，却比不上亲王夫人漂亮。”
“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比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还要漂亮吗？”
“啊！她们俩是很难作比较的。（值得注意的是，上流社会人士，一旦有了一点想象力，就会按照他们的好恶，把那些地位似乎最牢固、最优越的人要么捧上天，要么踩在脚下。）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他不称呼她奥丽阿娜，可能想把我同她的距离拉得更远）和蔼可亲，雍容华贵，这是您难以想象的。但她和她的表妹是无法作比较的。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形象正是巴黎中央菜市场的卖菜妇对梅特涅亲王夫人所想象的形象。但是，梅特涅亲王夫人以为是她使瓦格纳名扬四海的，因为她认识维克多·莫雷尔。然而，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更确切地说，她的母亲却认识瓦格纳本人，这是很有诱惑力的，还不算她长得美丽非凡。仅爱丝苔尔花园就够人看的了！”
“能不能去参观？”
“不能，要有邀请才行，但她谁也不邀请，除非我出面。”
然而，他抛出诱饵后随即就收回了，他把手递给我，因为我到家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先生。不过，我还要唆几句。以后也许还会有人像我这样对您表示好感，希望您从现在这件事上吸取教训。不要对这种表示置若罔闻。人与人之间的好感是十分宝贵的。在生活中，这种感情光靠一个人是不行的，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说一个人想求就能求来，想要就能得到，想做就能做成，想学就能学会的，但是好几个人在一起就能成功。当然，不像巴尔扎克小说中所说的那样要十三个人，或《三剑客》中所说的要四个人。再见了。”
他大概很疲劳，不再想去林园赏月了，因为他要我对车夫说送他回家去。可他马上又做了一个动作，似乎想改口，但我已把他的命令传给了车夫，为了不耽搁更多的时间，我已经按响了门铃，根本不再想给德·夏吕斯先生讲德国皇帝和布达将军的故事了，刚才它们缠得我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可现在已被德·夏吕斯先生对我那种出乎意外的令人震惊的接待赶得无影无踪。
回到家里，我看见我的办公桌上有一封信，是弗朗索瓦丝的年轻听差写给他的一个朋友的，他忘记拿走了。我母亲不在家的这几天，他变得毫无顾忌，但我的行为更应该受到谴责，因为我把他这封摊在桌上的没有信封的信读了，唯一的借口是，信放在桌子上好像就是要让我读的：
亲爱的朋友和表兄：
我希望你的身体一直安康，你全家的身体也安康，尤其是我的小教子约瑟夫，我尚未有幸认识他，但他是我的教子，我爱他甚于爱你们大家，这些心中的圣物也会有灰尘，不要举手打他们的圣体。况且亲爱的朋友和表兄谁对你说明天你和你亲爱的妻子我的表嫂玛丽，你们不会像绑在桅杆顶上的水手那样被扔进大海里呢，因为生活不过是一个漆黑的深渊。亲爱的朋友我要对你说我现在主要的消遣是诗歌，我肯定你会大吃一惊，我现在对诗爱不释手，因为要消磨时间。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说我还没有回你的信你不要感到过分意外，如果你不肯原谅那就忘了这事吧。正如你知道的，夫人的母亲去世了，她受的痛苦难以言表，她够累的，因为她一连看了三个医生。出殡那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因为先生所有的熟人都来了，还来了好几个部长。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公墓，这会使你们村里人大开眼界，因为米许大娘死了肯定不会这样。因此我的一生只会是长久的哭泣。我刚学会骑摩托，常骑着它消磨时间。如果我驾着摩托飞到爱科尔，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会说什么呢？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会更保守秘密，因为我感到沉醉在不幸中，这会使人失去理智，我常和德·盖尔芒特夫人，和一些你在我们闭塞的家乡从没听说过他们名字的人来往。因此，我很乐意给你们寄拉辛、维克多·雨果的书，寄谢内多雷、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的文选，因为我想使生我养我的家乡摆脱愚昧无知，愚昧必然会导致犯罪。我不再看到有什么要对你讲的了，我就像经过长途旅行而精疲力竭的鹈鹕向你向你的妻子向我的教子和你的玫瑰妹妹致以崇高的敬意。但愿人们不要议论她：正如维克多·雨果、阿维尔和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所说的，她作为玫瑰，不过像玫瑰那样生活罢了。所有这些伟大的天才因为说了这些话也像贞德那样被放在柴堆上烧死了。盼望你的回信，请接受一位兄弟贝里戈·约瑟夫的吻。
任何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生活都对我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明知幻想会破灭，我们仍会想入非非。德·夏吕斯先生同我讲的许多事情，大大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使我忘记了我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里看到的令人大失所望的现实（无论是地名还是人名），把我的想象引导到她的表妹盖尔芒特亲王夫人身上。况且，如果说德·夏吕斯先生使我一段时间蒙受欺骗，相信上流社会人士具有价值，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各不同，那是因为他自己也弄错了。造成这种情况，也许得归因于他整天无所事事，既不写也不画，甚至连读书也是粗枝大叶，走马观花。但他比上流社会的人高明几倍，因此，如果说他从他们和他们的表演中汲取谈话内容的话，可他们却并不能听懂他的话。他是以艺术家的身份说话，最多只能分析出他们虚假的魅力。他的分析仅仅对艺术家有用，他和艺术家的关系犹如驯鹿和爱斯基摩人的关系：这种珍贵动物，为他们啃荒凉岩石上的地衣和苔藓，这些植物，北极居民自己发现不了，也不知道派什么用场，但是经驯鹿消化后，它们就成了北极居民可消化的食物。
此外，我还要补充一点：德·夏吕斯先生为上流社会所描绘的图画显得生机勃勃，因为强烈的仇恨和真诚的好感混杂在一起，他对年轻人尤其仇恨，但对有些女人却很崇拜。
即使德·夏吕斯先生把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放在他所崇拜的女人之首，即使他把他堂弟媳的府邸说成是神秘莫测的不可接近的阿拉丁宫，这也不足以解释我在接到盖尔芒特亲王夫人请帖时的惊愕。这件事发生在我去公爵夫人家吃饭后的两个月。那天，公爵夫人到戛纳去了。当我打开一张外表看来普普通通的信封，看到请柬上印着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巴伐利亚女公爵某日在家，恭候大驾光临的字样时，我惊得目瞪口呆，但我马上担心有人在搞恶作剧，想叫我到一个没有邀请我的府上去做客，而被扔出门外。诚然，从社交观点看，被盖尔芒特亲王夫人邀请与被允许到公爵夫人家中吃饭，两者相比，后者难度更大。虽然我对纹章学所知甚微，但我仅有的那些知识告诉我，亲王没有公爵高贵。再说，我心想，上流社会女士的智商再高，也不可能像德·夏吕斯先生所说的那样，和她同类的智商有质的不同。但是，我的想象力给我描绘的不是我所知道的，而是它所看见的，也就是名字向它展现的东西，正如埃尔斯蒂尔在突出一种透视效果时，会忽视物理的基本概念，尽管他能够驾驭这些概念。然而，就是在我不认识公爵夫人的时候，盖尔芒特这个名字一旦加上亲王夫人这个爵号，也总向我展示出完全不同的东西，正如一个音符，一种颜色或一个数量，受到明暗变化、数学“符号”或美学“符号”的影响后，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样。盖尔芒特名字加上亲王夫人爵号后，就成为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代回忆录中的名字；我把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府邸想象成经常有隆格维尔公爵夫人和大公爵出入，有这些人物在场，踏入亲王夫人的门槛对我来说难如登天。
这些人尽管经过放大镜放大，大家对他们有着各种不同的主观看法（我以后还要提到），但他们总有一些客观的东西，因而也就显示出了不同。
况且，怎么能不是这样呢？我们经常接触的人同我们梦幻中的样子相差甚远，然而，却和我们在名人回忆录和书信中所看到的，我们渴望认识的人一模一样。那位和我们共进晚餐的无足轻重的老人，却是我们在一本描写七○年战争的书中看到的人物，我们以激动的心情拜读了他给腓特烈查理亲王写的充满了自豪感的信，吃饭时我们觉得趣味索然，那是因为想象没有和我们在一起；看书时感到其乐无穷，那是因为有想象为我们做伴。其实却是同一个人。我们希望自己曾和德·蓬帕杜尔夫人相识，因为她热情地保护了文艺，但当我们有可能和她在一起时，会感到兴致索然，味同嚼蜡，仿佛来到了当代的爱捷丽身旁，觉得她实在平庸，也许以后再也不想见到她。尽管如此，仍会有所不同。人对人的态度不会千篇一律，即使他们对我们可以说是一样的友好，但最终会显示出起抵销作用的差异。我刚认识德·蒙莫朗西夫人那会儿，她喜欢同我谈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但是，当我需要她助我一臂之力时，她会毫不吝啬地、十分有效地用她的影响来帮我的忙。要是换了德·盖尔芒特夫人，情况就不一样。德·盖尔芒特夫人也许从来没想使我不愉快，从来只说我的好话，对我客客气气，彬彬有礼（礼貌是盖尔芒特家族丰富的精神生活），但是，一旦我要求她办一件小事，她决不会为满足我的需要而前进半步，就像在有些城堡中，你可以使用一辆汽车，使唤一个仆人，却不能得到一杯苹果酒，因为这没有列入仪式安排中。究竟谁是我真正的朋友？是德·蒙莫朗西夫人，还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前者以伤害我为乐，但却随时准备为我效劳；后者看到有人伤害我会很痛苦，但却决不会帮我一丁点儿忙。此外，有人说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尽谈些无聊的事，而她的堂弟媳尽管才智平平，却尽讲有趣的东西。才智的形式多种多样，彼此对立，这在文学界是这样，在上流社会也是这样，因此，不只是波德莱尔和梅里美才有权互相蔑视。正因为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严密和专横的目光、语言及行为体系，当我们和别人在一起时，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德·盖尔芒特夫人说的话，就像是一条从她那一类才智演绎过来的定理，我认为是人们唯一应该说的话。当她对我说，德·蒙莫朗西夫人向一切不懂的东西敞开思想，实在愚蠢时，或者，当她知道德·蒙莫朗西夫人干了什么坏事而对我说“这就是您所说的好女人，可我说她是坏女人”时，我是从心底里赞成她的看法的。但是，当我离开德·盖尔芒特夫人，当另一个女人和我并起并坐，把公爵夫人贬得一钱不值，对我说“其实奥丽阿娜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感兴趣”，甚至说（要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场，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她本人的声明恰恰相反）“奥丽阿娜迷恋社交生活”时，那种专横的现实，即德·盖尔芒特夫人说的话绝对正确的现实就会土崩瓦解，那盏已经像普通记忆那样遥远的使晨曦变得惨淡无光的明灯就会消失。既然任何数学都不能把德·阿巴雄夫人和德·蒙邦西埃夫人化成齐次量，因此，如果有人问我，她们俩谁更高明，我当然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