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共和报》 1963年12月7日
珍·丹尼尔撰
1963年11月22日 哈瓦那
古巴时间大概下午一点半，我们沐浴在温和的夏日阳光里——我们正在卡斯特罗在维拉德罗海滩拥有的一处住所里吃午餐，这里距离哈瓦那大概有120公里。电话铃响了，一个游击队装束的秘书报告说，古巴总统多铁戈斯有紧急情况要找总理卡斯特罗，卡斯特罗抓起电话，我听见他问：“什么？处心积虑的谋杀？”然后他又转向我们说肯尼迪在达拉斯遭到刺杀，继而又转向电话听筒，大声问道：“受伤了？很严重吗？”
接完电话他回到座位上，坐下，“这是一个坏消息！”这句话他重复说了三次，之后他就一直沉默地等待着更加详细的电话消息。在我们等待期间，他说，美国社会这时候肯定处于几近疯狂的边缘，这肯定是一个疯子或者一个恐怖主义者做的。难道是越南人，或者是三K党的人？第二个电话打来了：美国总统仍然活着，他还有希望被救活。卡斯特罗的第一反应是：“如果他们能把他救活，那他再次当选总统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他很满意地说着这句话。
现在已经将近两点钟了，我们从桌旁转移到收音机前，这样方便接收到迈阿密的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终于有了消息：卡斯特罗的主治医生雷内·瓦列霍向他翻译道，肯尼迪头部受到枪击，在追杀刺客的过程中，刺客又杀了一名警察。最后最重要的消息是——肯尼迪总统死了。然后卡斯特罗站起来，对我说：“所有的事都改变了，任何事都会改变……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重新构思。我告诉你，肯尼迪至少是一个我们已经熟知的敌人，现在一切都变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异常严重的问题。”
美国所有的广播电台静止15分钟后，我们再次收听迈阿密的电台，里面响起了美国国歌。在卡斯特罗的房子里，焦急的人们听着这首圣歌，这样的场景真的很奇怪。“现在，”卡斯特罗说，“他们一定会尽快抓到刺客，否则，你看吧，他们一定会把这事怪罪到我们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