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父亲动身前往巴黎的前一天，卡尔收到一条短波广播消息，是他派去哈瓦那的一个特工发来的，内容是前天晚上，即十一月十九日，卡斯特罗去珍·丹尼尔住的酒店找他，而且在里面接受那个记者长达六个小时的采访。
我们不知道那两个男人到底在交流什么，但是珍·丹尼尔又把这次访谈内容发表在了《新共和报》上，一共分两次，时间分别为十二月七日和十四日。我父亲十一月二十日就猜出了该访谈内容。
卡尔说：“之所以会有这次见面，是因为肯尼迪十一月十八号在迈阿密所说的话——‘他们就是为了离间我们。’这就是卡斯特罗接见丹尼尔的原因。”
我没有说话，卡尔继续说：“知道了这些，你和我一样不高兴了吗？”
“但是，这个消息让我们的旅程更有必要了。”
“是的，”卡尔说，“我们不是在画蛇添足，对吗？”
大约三周后，我仔细阅读了丹尼尔采访卡斯特罗的访谈内容。这时候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而我发现自己与当初的誓言完全相反。我在想，如果我去巴黎之前就已经知道这次访谈的内容，那我会怎么想呢？我会相信卡斯特罗的话吗？如果我相信了，那我会不会告诉我父亲我不能公正地处理库贝拉的事呢？如果我父亲要求我一定要亲自去处理库贝拉的事，那么我会辞职吗？现在是十二月，我已经不记得十一月的我是怎么想的了，因为我的想法完全变了，辞职也不再是一件让我感觉压抑的事——它不是比截肢更痛快吗？
《新共和报》1936年12月14日
珍·丹尼尔撰
“在安的列斯群岛的珍珠湾，充满着朗姆酒的芳香，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美国游客对古巴的描述被装裱起来挂在哈瓦那的酒店里，我在哈瓦那酒店度过了忙碌而紧张的三周时间。我以为我永远都不可能见到卡斯特罗了，所以这三周里我一直都在和农民、作家、激进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部长大臣、大使交流，唯独菲德尔是那么遥不可及。曾经有人警告我：他再也没有兴趣接见记者了，至少是西方的记者。所以我基本上已经完全放弃了，但是，在我准备离开的那天晚上，卡斯特罗亲自来到了我住的酒店。他听说了我采访肯尼迪总统的事，于是晚上十点，我们就到我的房间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在这里，我将重述采访中回应约翰·肯尼迪总统的那一部分内容。
卡斯特罗对我采访肯尼迪总统的事情很感兴趣，在我讲述时，他可以说在洗耳恭听：他捋了捋胡须，把自己的帽子往下拉到眼睛上面，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他始终都是用充满恶意的眼神看我。他让我一遍遍地重复那些已知的评论，尤其是肯尼迪批评巴蒂斯塔的那一部分，以及批评卡斯特罗发起具有毁灭性战争的言论。
当我说完，我以为卡斯特罗会来一场爆发。然而事实却不是，我迎来的是漫长的沉默，之后便是平静、幽默且富有思想的谈话。我不知道是卡斯特罗变了性子，还是西方杂志错误地把他描述成一个经常咆哮的疯子，我只知道在我和他一起度过的两天时间里（而且这两天还发生了很多事），卡斯特罗没有一刻不是镇静的……
“我相信肯尼迪是很真诚的，”卡斯特罗说，“我也知道我说真诚可能会让你觉得我有政治目的，但是我会解释我的意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这个家伙狡猾的手段、含糊的态度，以及美国多次偷袭古巴，向古巴施加压力，给我发恐吓信件，组织反革命力量对我局施以各种阻挠，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报复行为、欺骗利用、污蔑共产主义的言辞，这些我通通都没有忘记。但是我感觉他也陷入了困境，我不觉得美国总统就是真正完全自由的，而且我相信现在肯尼迪一定备受不自由的痛苦，我还相信他现在明白了他对古巴有多少误解，比如猪湾遭突袭时古巴的反应。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现在肯定已经意识到美国不可能仅仅挥一挥魔棒就能掀起一场席卷整个拉丁美洲的斗争，甚至让拉丁美洲国家全部消失……
“或许这就是现在的状况。但是一年多以前，距离导弹‘入住’古巴还有六个月，我们就掌握了确切的情报，一场新的入侵古巴行为正在酝酿……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叫我们如何阻止这场入侵？赫鲁晓夫问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说：尽你一切努力让美国知道，侵略古巴就等于侵略苏联。我们想发公告，与苏联结盟，寻求传统的军队援助等等。苏联向我们解释他们的顾虑：首先，他们想要解救古巴革命（换句话说，在世界的眼里，他们必须维护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也希望避免一场世界性的纷争。他们说，如果他们派出军队来援助古巴，那么美国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发动战争，苏联也就避免不了与美国大动肝火，这样一来可能就无法避免有一次世界性的大战了……
“我在这里是想告诉你，苏联现在不想、以后也不想发动战争。美国哪怕愿意派出一个人去苏联看看，看看那儿的人是多么努力地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他们也就不会误解苏联有挑衅、争霸全球的想法了。但是，苏联也有自己的苦衷：如果古巴被袭击了，那么苏联必然会发动战争；如果美国反对撤走导弹的话，那么苏联同样有可能面临战争的威胁。他们选择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应对战争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古巴怎么能够拒绝苏联为我们分担战争的风险呢？他是在拯救古巴啊。说到底这是尊严的问题，你觉得呢？你认为尊严在政治中不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吗？你觉得我们是虚幻主义是吗？或许我们是，但虚幻主义又怎么样呢？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是胆小怕事的孬种。总之，我们同意苏联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而且我还要为我们古巴人说一句，我们是死在传统炸弹下还是死在氢弹下，真的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们不会拿世界和平开玩笑，美国才是那个危害人类和平的国家，他们想用战争来威胁我们放弃革命。”
然后话题转向了肯尼迪在拉丁美洲建立的进步联盟。卡斯特罗说：“可以说这是一件好事，这个联盟很快就适应了如今拉丁美洲的形势，但是肯尼迪想法再好，他也得不到预期的成果……多少年来美国政策一直在扶持拉丁美洲的寡头政治，现在突然来了一个美国总统，对众多的拉丁美洲国家说美国再也不会支持独裁者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信托公司的利益遭到侵害，美国国防部认为战略基地陷入危机，拉丁美洲所有国家的强大独裁者会发出警告，他们破坏了新的政体。总之，肯尼迪会遭到每个人的反对。”
我问卡斯特罗这一切的结局将会怎么样，下一步又会怎么发展。即使肯尼迪反对你所说的共产主义思想，但是你仍然选择了共产主义，把你的经济、国家的安全都压在了苏联身上……世界和平取决于双方相互尊重，尊重对方的地区影响力，而终究你还是选择了苏联。
“我不想讨论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卡斯特罗打断我说，“我知道这个不得体，但我们对苏联除了友爱和感激之外，什么也没有。苏联人正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帮助我们，这可能会让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政策，而且这些政策很可能和苏联的不一样（这一点我们已经证明了）。我拒绝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因为让我说我不是苏联棋盘上的棋子，就好像让一个妓女在公共广场上说她不是一个妓女一样。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美国的看法跟你一样，那么你是对的，最终没有出路。但是最后谁会是赢家呢？他们已经尝试了各种手段，当然是各种，但是我们仍然活着。我们现在身处险境吗？当然，我们从来就没有脱离过险境。说实话你也不知道，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遭到美国迫害的时候，世界上究竟还有谁愿意和你做朋友呢？不，真的，基于这所有的理由，我们不是乞丐，我们什么也不求。
“我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古巴革命者来跟你交谈的，但我同时也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我相信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它对世界和平的影响举足轻重。因此，我不禁希望美国能出这么一个领导者（为什么不可以是肯尼迪，支持他的人有那么多？），这位领导者敢于也乐于和信托公司对抗，不怕说出真相，最重要的是，让各个民族、国家自由自主地发展。我们不求什么，不要金钱，也不求帮助，也不需要外交家、银行家、军队士兵，什么都不要，我们只需要和平，需要你们接受我们本来的样子！让美国人理解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敌人为什么就不可能呢？”
最后，卡斯特罗对我说：“既然你还会和肯尼迪见面，那你就做一个和平使者吧。虽然说了那么多，但我还是想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我不想要任何东西，也不期待任何东西，作为一个革命者，现在的情况并没有让我不高兴。但是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政治家，我有必要说明什么才是相互理解的基础。为了和平，美国必须要出现一位能够应对如今拉美紧张形势的领导人，肯尼迪可以继续胜任，因为从历史角度看，他有潜力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一个最终会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共存的总统，即使这两种意识形态同时存在于美洲大陆。那样的话，他会成为一个比林肯更成功的总统。据我所知，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是一个可以交谈的对象，但是其他的领导者，你要想和他们交谈，恐怕得等到下辈子了。我个人觉得肯尼迪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很负责的人，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可能理解了很多事情。最后，我相信其他任何人都可能比他做得更糟糕。”然后，卡斯特罗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如孩子一般纯真：“如果你再见到他，告诉他，我很乐意说戈德华特是我的朋友，如果这有助于他在重新选举中胜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