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30日
哈利，亲爱的哈利：
尽管你的每一天都奇特无别，但与我的日子相比却暗淡了许多。我深知我有点太过于守口如瓶，但我仍无法向你透露任何事情。我发了誓对那个项目要绝对缄口不言，但同时我也在犹豫要不要扰乱你。我并不在乎中情局的惩罚，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件冒犯神灵的事情。
我的天使，我怕自己永远都无法向你诉说，但是有时候我又因为不能告诉你而几近崩溃。但是请一定不要不再给我写信啊，我喜欢读你的信，我尤其享受你描写特殊场景的方式，就像我们并肩坐在一起。我知道最近我的回信很少，而且恐怕情况会越来越糟，因为不久我就收不到任何信件了——我将远离华盛顿。
爱你，我的男人
基特里奇
附：我想了想还是觉得，你应该只在每月之初给我写信，但每封信拜托不要吝啬你的笔墨。我已经安排波莉在我不在的时候去乔治城邮局取信了，另外，不必担心她的办事能力。我保证，我已巧妙地让她不过问你和我的事。她会看到在回信地址上的名字，所以不要写你自己的代号，就写上弗雷德里克·安斯利·加德纳吧。你看，我编了个谎话骗了她；否则，她会怀疑我们两人之间存在男女之情，而且把这事到处传播。为了让她相信，我向她坦白，我背地里有一个叫弗雷德里克·安斯利·加德纳的同父异母兄弟，他是18年前我父亲一场秘密婚外情所得之子。年轻的弗雷迪住在乌拉圭，父亲供养在此居住的低贱之妻和从未谋面的孩子，并允许孩子用父亲的姓。这样拿父亲撒谎真是委屈他了（虽然我怀疑他常常自己这样幻想），但不管怎样，波莉相信了这个故事。其实你见过她的，在一场晚宴上，她和她的丈夫——她丈夫在国务院工作，还记得吗？他个子很高，有着猫头鹰一般的严肃，但对家人很好（如果他不那么乏味就好了）。波莉是我大学的老室友，同样是个拉德克里夫女孩，对性也是傻里傻气的。她有一段隐秘的婚外情，但嘴巴没管严，被其情人的名字迷得神魂颠倒，所以总会提及他。（这是人类共有的缺点吗？问问你天真无邪的基特里奇，除了蒙塔古就再没碰过别的男人！）波莉现在正跟杰克·肯尼迪暧昧不清，据说他正在认真准备1960年的大选，争取被民主党内提名。真不敢相信，竟然是杰克·肯尼迪！我听说那个花花公子自从进了参议院，就没上过一天班，却没有人指责他，因为他如此受女人欢迎。波莉现在还在继续跟杰克偷偷约会，这是她自己说的，显然她完全守不住自己的秘密。但是如果她泄露了弗雷德里克·安斯利的事，那也掀不起什么波澜，这里有谁会在乎我父亲许多年前的丑事呢？
总之，亲爱的弗雷德里克·安斯利，我喜欢你，我们未来的日子会更美好。记住每个月给我寄一封信，就从6月1日开始吧，虽然我还不知道自己5月1日会在哪儿。
爱你
基特里奇
再附：我重复一遍，这一段时间我都不会写信给你了。相信我。
我从来没想过用我的信去打动她，但是现在她却不能再写了，而且还要求我每月给她写一封。为了不让自己突然陷入沮丧，我就在办公室留了一晚，处理繁杂的工作以转移注意力。现在工作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这几周我们都在围绕老对手转，很有意思。他叫普鲁塔克·罗巴露·戈麦斯，很有进取心，现在任职于乌拉圭外交部，一年半以前被捕入狱，原因是他控告警察局长的警笛声在公园里响。戈麦斯现在在外交部的职位很高，毫无疑问，他现在还在向俄国走私乌拉圭情报。虽然亨特来就职时上一任已经把事搞砸了，但他来了不到一周就提醒我们小心戈麦斯这个人，他还在逍遥法外，为苏联红军建巢搭窝。亨特的血液里完全没有共产主义毒液，他讲到共产党人时就像在说自己的继母一样。不管我心里多么好斗，我都把俄国人与我们比作股票投资组合的竞争对手，起码在乌拉圭是这样。而亨特呢，如果这些长鼻子篮球教练的球员打得很烂，那么亨特肯定会立刻做出反应。但是如果行动进展顺利的话，霍华德那张苦瓜脸才会挤出一个有种特殊温暖的笑容。
盖茨比有收获时，霍华德就喜笑颜开。情报员想要估量他们各自在驻地的重要性，标准就是他们发展的特工的渗透能力，这就像女主人根据客人的满意度来评判宴会的质量一样。我负责的特工AV/OCADO享有盛名，谢尔曼和亨特就可以拿佩奥内斯来炫耀。但是直到现在盖茨比还没有一个拿得出手，因为他发展的特工只有两个仅仅做到了中层，剩下的都被戈迪·莫尔伍德称为“捡垃圾的”。
现在盖茨比的其中一位中层特工AV/LEADPIPE，一直在乌拉圭和巴西边境走私金子，他告诉盖茨比他与外交部的某位官员走得很近，那个人能搞到乌拉圭护照，问我们驻地要不要买一些。我们买了，国外护照是驻地常备物品。所以亨特跟盖茨比说买五个护照，并要求LEADPIPE说出贩卖护照的那位外交部官员名字。果然，那个人就是普鲁塔克·罗巴露·戈麦斯，这下我们局里的人又活跃起来了。
我们在LEADPIPE的车上安装了窃听器，盖茨比指示他，下次与戈麦斯见面时要他重复说一遍每个护照的系列编码。
“乌里亚特，你年轻有为，还有经济头脑，为什么你还要我们花时间在这文案程序上？”戈麦斯问道。
“塔克，谢谢你帮我这个忙，当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干的时候，我的脑子就得保存好数字。”LEADPIPE说道。
“你的精神不稳定啊。”戈麦斯说。
“差不多快疯了。”乌里亚特说道。
他们讨价还价了一番，这些全部都记录在录音带里了。亨特把磁带的复制品寄给了《蒙得维的亚日报》的编辑，同时还附上了那五个护照；然后这家报纸就把这个新闻设为了头条，结果戈麦斯就被迫辞职了。之后整个政府圈子里都流传，说戈麦斯栽的这一跟头全是因为中央情报局。
亨特跟我们说：“有时候秘密也要为新闻让路。我们已经变成了蒙得维的亚的笑柄，都是因为戈麦斯，现在当地人都相信，无论谁与我们作对，我们都是个劲敌，我们严守自己的原则，狡猾地让他们无能为力。现在我们就要保持这样的形象。”
接下来我的好运就来了。“幽灵”告知我们，苏联大使馆方面，瓦尔科夫表现很不正常，三天里有五次每天离开大使馆一个小时，每次回来表情都很苦恼。我决定调查这个问题。在大使馆附近有一家商店，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经常去那买吃的，那家老板的儿子是我们“捡垃圾的”人之一，他在他父亲的逼迫下学了几年俄语。海曼·博斯克威尔第跟我说，这位父亲现在已经支付不起他儿子的学费，于是我拿钱解决了他儿子的学费问题。在其他场合我们有了可与苏联人聊天的自己人，这机会可是求之不得呢。我还给这个男孩起了个代号，因为亨特吩咐要给这个人齐全的配备，这会令总部对我们的工作更加认可。这位商店小职员的代号就是AV/ GROUNDHOG，这成了驻地的一个笑话，GROUNDHOG才十六岁。
为了追踪瓦尔科夫的动向，我约GROUNDHOG在一家咖啡馆见面，给他一些明确的指导。尽管他的俄语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我跟他说让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与瓦尔科夫的司机（他经常去商店买百事可乐）扯上关系，跟他聊聊他老板最近的出行动态。结果这个司机率先透露了信息——他问这个男孩是否知道这个地区有哪些可出租的高级公寓。嗯，这就可以解释瓦尔科夫最近的古怪行为了，他去见了房地产经纪人。
亨特听见这个消息可高兴了。他检查了自己的名单，然后递给我一张纸，上面记载了二十个人名，“这些都是有钱人、亲美者，也许瓦尔科夫用得着。选一个经纪人与我们合作，可以是瓦尔科夫已经见过的人，把他的名字也添加到这份名单上。”
经过讨论我们决定让戈迪·莫尔伍德去做这件事，他几乎认识蒙得维的亚的每一个房产中介。
戈迪总是不负众望。我们选了一所公寓的一楼，就在费利西亚诺·罗德里格斯大街，房主是一位老绅士，名叫博斯科·提奥提莫·布兰登克斯先生。戈迪找了一个房产中介，这个中介把瓦尔科夫介绍给了这位房东。瓦尔科夫还真是个谈判专家，最后谈下的租金远远低于这栋房子的价值，不过，当然，博斯科先生知道我们会补齐差价，而且还会额外支付一笔封口费。
当然，我们还得征得博斯科先生的同意，在房子里安装几个窃听器。普通的窃听器还不行，亨特要求“高效自动窃听器”。
博斯科先生说，他不介意冒风险，即使苏联发现他与我们合作，他也不怕瓦尔科夫报复他。他说：“我会邀请瓦尔科夫决斗，我已经二十八年没有与人交锋了，那是因为这二十八年来，我每分每秒都严守自己的誓言，如果有谁敢对我不敬，我就叫他吃不了兜着走。先生，这个誓言帮助了我保持镇定。”他这一番话，在他卷起的白色胡须衬托下更显有力。过了一会儿，博斯科先生补充道：“我的问题是这些技术设备，你们得钻很多孔，我怕这些脆弱的墙禁不住折腾啊。”
博斯科先生的别墅在二十年前就分成了两个公寓，所以里面肯定有些墙不结实。博斯科先生的眼神告诉我，我可以先不急着作出决定。果然，我们还是得等待，喝了一杯鸡尾酒，尊敬的博斯科先生还是向钱妥协了。亨特也收到上级命令允许安装设备，不过我们得多付百分之三十的费用，而且事后我们还得赔偿摧毁的墙、木质家具、石头物品以及安装设备毁掉的模型等。
霍华德说：“这个老贼可能会找戈迪代表他与我们谈判赔偿金。”
那天晚上我非常沮丧，虽然没什么能阻止我写信给基特里奇，可是她却要求我从六月一日开始写起，即使我现在写了信，也无法寄出去，当然也就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而且我身体上很想念她，连续好几个晚上我都从梦中醒来，是我和她做爱的梦。我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梦，我们表达情欲的方式让我很震惊，比妓院强多了。我想也许是最近太焦虑了，有关利博塔德、佩奥内斯、沙威，目前一切都很平静，我希望这事不要掀起波澜，可是谁知道呢？白天工作它缠着我，晚上也睡不好觉，我越来越不确定这事儿会不会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