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农场训练，当时有一门课叫作间谍招聘，但只是隔靴搔痒，并没有让我们体会到任何真人真景。这次，蒙塔古很快就向我们展示了事情的要害，打破了我们的传统构想。“间谍活动，”他告诉我们，“就是选择和培养情报人员，可以用四个字来理解：无私诱惑。”
稍停片刻，他又说道：“如果你认为我是提倡放纵肉欲的人，那么你就理解错了。我们谈论的是‘无私诱惑’，你仔细想想就会明白我指的并不是物质的，而是心理上的，操纵就来源于这种诱惑。”
“所以，在我们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文化里，难题就出来了。我们说，操纵是不择手段的，那么就让操纵本身去评判事实吧。然而，如果有一个为了信仰而活的善良的人并没有准备好泯灭他的良心，那么这场战争的胜方无疑是那些为达目的而操控历史的人。这并不是对道德的探究，我追究这件事情仅仅是为了说明，那些发自内心憎恶操控的人肯定无法找到情报人员，更没有能力管理间谍，即使是那些接受了操控必要性的人，管理起间谍来也是一件辛苦的事。这里就有典型的例子，一些官员将其毕生的职业生涯都奉献在了国外首都的情报机构，竟然指认不出一个当地的间谍。面对这一失败，那些官员的表情看起来就像一个专职猎人未能捕获他的小鹿一样痛苦。当然，这样的事在某些国家眼里可能与我们的看法大相径庭。”
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中没有人纠结于操纵的观念，相反，我们都在想：我能胜任这个工作吗？我们怀着期望却又担心的复杂情绪，坐在那里听夏洛特给我们上课。
“此时此刻，”夏洛特说，“你们有可能在想：这个目标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完成目标更是难上加难呀！第一步该怎么走？莫担心，自信一点，情报局不至于笨到依靠你们本能的努力。要想招聘到合适的间谍就要付出足够的关心和耐心，认真研究每一个潜在的目标。例如，如果某个国家的钢铁生产情况引起了我们的兴趣，那么清洁卫生的保洁阿姨的价值就高过了农业领域的高级官员，原因就是保洁阿姨有能力接触到单位高层的垃圾桶，能够为我们留意领导们的行踪或言行。这就是这项工作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有人能够在这个方面指导你。”
每个人都深刻地点点头，好像我们得出了同一条结论。
“今天，我们将把自己放在具体的环境中，”夏洛特说，“假设我们派驻在布拉格，但都只会说极少的捷克语。如何用没有手柄的煎锅煎出一个鸡蛋饼？诸位，我们有个后盾支持着我们，面对困难，我们从不孤独。我们并不需要你孤军奋战去审问一个除了母语什么都不说的捷克情报人员。所以很明显，我们必须雇请中间人：一个在当地工作的人。我们称这种人为委托人，这个间谍委托人是捷克人，他会向你介绍他的同胞，而你需要做的只不过是指导他的工作。”
“先生，你是说我们并不真正实地参与情报工作？”其中一个大胆的东部后辈问道。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你是施展不了了。”夏洛特回答道。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习招聘呢？”他问。
“为了让我们能够像委托人那样思考。事实上，如今在机构里工作就要求我们要像委托人那样思考。现在假设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捷克斯洛伐克人，身份为布拉格情报机构聘请的政府官员。他——当然，现在指的就是我们的委托人——想让更多邻近的捷克政府官员参加进来，于是便开始了操纵。有效控制的第一条规则就是推销术的核心法则。你们中有谁熟悉这一规则的？”
罗斯举起手来，他说：“顾客只有接受了销售员才会购买这个产品。”
“你怎么知道的？”
罗斯耸耸肩道：“我父亲曾经经营一家商店。”
“很好，”夏洛特说，“我，作为委托人，来给一个假定的情报人员也就是我的客户出一道题，那就是我能很好地满足他的需求，但是我的客户是个孤独的人，总是压抑自己说话的欲望，那么我最恰当的反应应该是什么？”
“坐下倾听。”我们其中的一些人立即回答。
“但是我面对的是一个孤独的人，他自己选择了孤立隔绝，很难开口讲话，这又该怎么办？”
“那么就坐在他的身旁，”其中一个摩门教徒说道，“陪他享受这份宁静。”
“嗯，表达得很清晰，”夏洛特说，“有一个有争论的说法，那就是要把孤独的人看成是自己年老但很富有的亲戚，试着给他们来点物质刺激，这样就会促进你达到自己的目的。换作另一种情况，也就是假定这个客户是个想要跻入上流社会的人，别人每每举行盛大晚会都不邀请他，他自己提到这一点时也会气得咬牙切齿，那么这时候同情对他来说一点用也没有，你得行动，也就是要带这个人参加欢乐的聚会，”夏洛特弹了弹手指，“下一个问题，如果客户敞开心扉告诉了你他在性需求方面的隐私，你会怎么做？”
来自普林斯顿的前足球队员萨维奇说道：“满足他们。”
“绝不可以，最起码不能一开始就这么做。”
我们都困惑不解，下面的讨论声此起彼伏，但只是漫无目的地循环无用功，终于夏洛特打断了我们的讨论。“你们的做法应该是也向他诉说你的性需求，”他说，“当然，前提是我们的客户不能是个同性恋。”我们都尴尬地笑了起来。“好吧，”夏洛特说道，“让我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假设客户有出轨的意图——这种情况在捷克斯洛伐克并不少见——你，作为善良的委托人，不能想办法给他找个情妇，情妇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很难说，也很不稳定，你们不能冒这个险让人物关系变得更为复杂。那么，你们应该怎么做呢，罗斯？”
“我暂时不知道该怎么做。”
“萨维奇？”
“我也不清楚。”
“哈伯德呢？”
对我来说，答案早就已经出来了，我说：“也许我应该向他坦白我也有同样的渴望。”
“是的，哈伯德听懂了我的意思：承认你也有类似的性需求。”
“但是如果我们的客户是个坦率主动的同性恋，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想要的是个同性，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罗斯问道。
我们再次在房间里讨论起来。今天几乎成了我的主场，灵感很快就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也大胆地开口说道：“我觉得我们应该表示同情，而不是认同。”
“继续说。”夏洛特说。
“我想你可能说虽然你不是个同性恋，但是你有个弟弟是同性恋，所以你能够明白他们的需求。”
“好，现在我们换一种方法来检验一下，”夏洛特说，“把这个办法应用到别的不良嗜好中，比如嗜赌。”
我们一致认为最有效的回应就是告诉他某人的父亲也赌博。
我们继续往下进行。如果客户希望他的长子能够进入一所有名望的大学，那么我们这些委托人应该怎么做呢？答案很可能需要你们寻求有影响力的“朋友”的帮助，但是像这样的“准备工作”也许需要花费很多年才能建立起来。
“一个人得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像这样一段非凡的友谊就需要你们去伪造了。如果这个人表现得像个慷慨的守护天使，那么可能会引起客户的怀疑。他必须得清楚他处理的工作都是政府秘密，所以要保持一颗谨慎的心。你需要政府官员的‘友谊’，但是他可能会怀疑你，就像身家丰厚但相貌平平的女孩怀疑她那狂热的追求者只是图她的钱一样，这是毫无疑问的。间谍工作同做婚姻的媒有着相似之处，掌握巨大秘密的部长最难‘追求’，这又给你们提供了一个向小官员‘下手’的理由——难度下降成功率上升。但是，即使你锁定了合适的目标，也要在行动之前消除客户的怀疑，让他彻底相信你就是他的守护天使。现在，我们假设你的客户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是他愿意配合你——这是很有可能出现的，那么就到了说服他采取第一步行动的时候了——也是时候引导他成为一名真正的情报工作者了。这一转变的成功——暂且把它叫作‘及格’吧——有赖于经验法则。你们中有人有什么想法吗？”
我们都不作声。
“我认为我们必须得慢慢行动。”一个摩门教徒说道。
“不，”另一个摩门教徒说，他曾经在菲律宾做过传教工作，“不管是快还是慢，更重要的是看上去自然。”
“你说得对，”夏洛特说，“基本规则就是避免做作，做到真实自然。”
“这项基本规则什么时候都适用吗？”罗斯问道。
“我所说的没有什么是一定正确的。”夏洛特回答道，“此时此刻，我讲给你们这些只是为了弥补你们经验匮乏的缺陷。当然，出了这个圈，你的特工所遇到的都是无法预见的情形，还要靠你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这个道理我明白，”罗斯说，“只不过我觉得你所说的‘及格’会使得事情看起来更加不真实。”
“我所说的仅限于反间谍情况，”夏洛特解释说，“我们会适时讨论这个晦涩的话题。但是就现在而言，这种转变需要的是快慢有度，是它本身的平淡无奇，要尽量减少戏剧性的做作，细节方面就要更加注意。因为这个阶段你的目的不是搜集情报，而是放松客户的警惕。正如罗斯的父亲所讲的，销售员所做的不是要让潜在客户思考他是否真的需要这个产品，而是建立客户对他的信任。哈伯德，哪个环节同我们的情况是相似的？”
“不要让客户意识到他陷进去了多少。”
“很好。作为委托人，你是来减轻客户焦虑感的，要一步一步慢慢来。‘朋友，’你可以向你崭露头角的情报人员说，‘你看，每当我想联系你办公室的人时，总是苦于没有他们的号码，不能拿起电话打给他们，这样我就不得不写信过去。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如此缓慢了吧。如果你能借我你的部门电话记录簿给我用一晚，我的工作就会好做得多了。’你的‘客户’怎么会拒绝你？毕竟你之前为他做了那么多工作，而且你的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内部电话簿很薄，他可以将它塞进外套的衬里带出来给你，你拿到电话簿以后就马上复制下来，第二天上班前还回去。这时候你会做什么？”
我们又沉默了。
“现在，又一周过去了，如果因为之前借用电话簿而引起你‘客户’的不安的话，现在他也该安下心来了。这时候你就可以再进一步了，你恰好看到他办事处的桌子上放着一张X照片的报告，你就可以试着问他能不能让你看一眼。这份报告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大新闻，但是对你的上级来说也有一定的价值，他会愿意看一看。
“你的客户叹了口气，略显不悦，但还是同意了，当晚他就把这份报告装进公文包带了出来，同样第二天早上上班之前再还给他。”夏洛特说。
“但是，重大转变还未到来。为了将这个客户发展成可靠的情报人员，促成他愿意年年月月为你办事，你现在必须做什么？”
罗斯举起了手，摩门教徒也举了起来，很快，桌子边上的每个人都举起手来，除了我，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意识到下一步就是为这位新情报人员的“服务”提供金钱报酬的人。
“这一步比你想象得容易多了，”夏洛特说，“就像亲吻和礼物加在一起才会让每一个女人都笑得更灿烂，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吻。所以你刚刚培养的情报人员是不会因为这点亏心事就拒绝你的报酬的——腐败可是有着融化冰川的力量啊。但是，记住伪君子是不可避免的，你要做的就是一直遵守年轻女士模式，给钱之前先用礼物过渡一下。此外，还要记住避免任何愚笨的暗示，比如替客户偿还一些纠缠不清的陈年旧账，你要让他意识到你帮了他一个大忙。
“我们的情报新手已经准备好接受更为有序的安排了，这比你们想象的更快。如果他意识到自己步入了非法行动的更深阶段，那么钱能够减轻他的焦虑感。这条规律对罪犯来说向来都是适用的，而且情报人员，说白了也就是个白领罪犯。在我们这种情况下，他仅仅是刚刚步入有序但仍然不令人满意的中产阶级生活。当一个人处于说穷不穷说富不富的边缘时，对于金钱的欲望就会变得极强，这时你们达成协议的时机就到了。你，作为委托人，可以代替你的‘老板’向你的‘客户’提供一个赚钱的机会——清除日常选定的官方文件。”
夏洛特点点头道：“一个有趣的阶段开始了。我们新手的这项秘密工作给他带来很多刺激。如果这个新手已经人到中年，那么你可以说他是在放纵自己；如果是个年轻人，那么他可能会发现自己骗人的潜力有多大。不管是哪种人，都会从这份工作中获得刺激。”
这时，夏洛特环视着我们的会议桌——我有种感觉，他的眼睛在我身上停留的时间更长一点，他的目光移动着，并接着说道：“我不会频繁地重复日常津贴的重要性，但是他银行账户里的数额不能大到引起别人的怀疑，也不能‘莫名其妙’地就添了一所新房子，当然，金额还必须要足够安抚他焦虑的心才行。同样，我们依据的还是经验法则。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个合适的度是我们每周发给他的钱不少于他正式工作周薪的三分之一，也不多于二分之一。同新手情报者交易就跟与情妇会面的道理一样，这份周期性的报酬支付目的是求一份可靠、一份安心。客户歇斯底里的情绪有随时爆发的可能，但是你这一方面的预见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它的爆发、缓解对方的忧虑。有任何问题吗？”
其中一个摩门教徒举起手来：“你会让这个情报人员知晓他为谁效力吗？”
“永远不会！如果你有能力控制局面的话，那就永远不要让他知道幕后是我们的机构，特别是在东部几国；否则，他会极度焦虑的。举个例子：如果他是个捷克共产党员，你就暗示他他在为俄国效力；或者如果，就像我所知道的一些斯洛伐克人，他是亲英派，你就‘无意’中向他透露MI6一直在资助这些事；如果他想把自己看作是腓特烈大帝的精神传人，就向他提起BND。明白了吗？”
“如果新手不想要钱怎么办？”我问，“如果他也讨厌共产主义想要与之斗争怎么办？我们不是滥用了他的理想主义吗？”
“极少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夏洛特说，“但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情报人员的热情会很快消耗殆尽，这时候就轮到你上场了。也就是说，金钱上的供给更合理想主义者的意呢。”
“使用金钱的真正目的不是威胁情报人员吗？他必须得签下一个收据，是不是？”罗斯问道。
“绝对的。”
“那么，我们手上就掌握了不利于他的证据，能够在工作上牵制他。”
“克格勃使用的就是这样的策略，我们不希望如此，”夏洛特说，“当然，有时签字的收据也能够表明一定的境况，但是我认为这一薪金的真正目的在于培养他参与的意识，尽管情报人员并不清楚我们是谁。但当你处在关系网络的分枝末端，最关键的莫过于你觉得自己并不是在孤军奋战。我再说一遍：这也是问题的矛盾所在——金钱证明了堕落中的美德。”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的收获吧，”夏洛特说，“作为委托人，你已经付诸了努力，避开了陷阱，获得了‘及格’，使客户成功地接受了日常薪金，而且你也成功隐瞒了他在为谁服务的真相，到这一步已经是完美的表现了，只是还剩下最后重要的一步，是什么？”
“你必须训练他，”其中一个大胆的东部人说道，“就像武器的使用、如何非法进入某房间、如何操作一次性便签等所有需要学会的东西。”
“不，”夏洛特说，“要尽量少训练他。他并不是特工，而只是一个情报人员。你发现他时他是什么样就让他保持什么样，他要做的就是根据你的要求把文件带出办公室，或者把那些无法移动的文件用相机拍下来带给你。永远不要给他施加压力，除非我们很着急需要那份材料而又没有别的途径获得。我们利用的是有价值的人同时也是危险分子。一个好的情报人员最终会像农场里勤奋工作的老黄牛一样，我们不需要它飞奔，我们只需要教会它承受负荷。我们规律它的饮食，求的是一个勤奋的耕耘者，能够帮助我们一年又一年如期地收获可靠的食物。这也相当于一件有价值的商品，我们不能冒险要价太高但也不能太低。要牢牢记在你的脑子里：间谍工作的稳定性就在于那些能够‘生产好结果’的元素，要尽一切可能去避免各种危险。所以，诸位，问问你们自己：建立委托人和情报新手之间可靠关系的最后一步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是如何想到接下来的答案的，我不懂读心术不能看出夏洛特的心思，对他思维方式的熟悉度也没有增加一丝一毫，但是我很快就脱口而出，也期待能够因为这个答案得到赞扬。“脱离，”我说，“委托人要从与情报人员的关系中脱离出来。”
“你怎么想到的？”他问。
“我说不出来，但就是这么觉得的。”我说。
“哈伯德，谁会想到这一点啊，你真是块做特工的料！”全场大笑起来，我的脸也红了，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我曾经相当不明智地向罗斯透露休·蒙塔古是我的教父，现在肯定全场的人都知道了，夏洛特也肯定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嗯，”他说，“天才在我们职业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你们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跟哈伯德一样有天赋，所以我还是要把话说清楚。可以说，在座的一些人已经花费了多年时间苦思冥想如何保持情报人员安静平衡的工作状态，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委托人迟早要从他与情报人员的关联中抽身，这就类似于一个孩子早期从父母温暖的怀抱中脱离到越来越多的纪律束缚中，这是每个孩子长大后都要接受的事实。”
“这与情报人员对自己新身份的认知有关联吗？”罗斯问道。
“问得好。身份取决于当事人如何认知自己，他选择了做我们的情报人员就等同于他接受了一个新的身份。但是，注意，每一次身份发生变化，我们就重生了一次，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度过另一段‘人生’的童年乃至以后的‘人生’。所以，现在委托人要对遵守纪律的情报人员予以奖励。当然，如果这位情报人员被调教得好的话，他就会明白此时他更加需要的是好的建议而不是情感依赖。他不再过多要求单方的友谊，因为他可以利用那些有才华有权力的人引导自己渡过危机。考虑到危险，他愿意相信只要他按照要求去做，他的新生活就是安全而且相当富裕的。当然，他必须得懂得如何精确地接受指导，虽然特定的预防措施看起来繁重复杂，但是决不允许情报人员有任何自发行动。实际上，每个情报人员都有一份合同，并伴随免费的保险——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委托人会做好准备将他的情报人员和他的家人带离这个国家。
“好的，那么他们的新角色建立起来了，委托人也有能力完全脱离他与情报人员的关系。但是他们仍然见面，只是不那么频繁了。几年以后，情报人员和委托人甚至不再见面了，取而代之的是情报人员设置一个情报秘密放置点，他将自己获得的情报放在那并带走留给他的指示。在极少数情况下，有至关重要的情报需要情报人员当面与委托人汇报时，二者的会面就会被安排在藏身房里。但是由于在敌方领地这样做非常耗时，他们通常还是分隔两地，所以委托人将会与新的‘客户’展开新的工作。
“诸位，这就是间谍活动，一种中产阶级活动，取决于双方关系的稳定性、金钱、双方的伪善、应急保险方案、彼此的不满、潜入地下的忠诚、时刻背叛的意图和担忧，还有白领工作的积累等等。各位，下周见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要进入最可恶的环节——反间谍了，也是时候对白领的心理状态告一段落了。”夏洛特向我们挥挥手，走出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