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发来发去，我终于可以通知比尔·哈维，KU/CLOAKROOM已经变成了KU/ROPES了。现在我们必须决定是等待另外七十二小时来获得下一次假名的转变呢，还是给高级控制部的人施加压力。比尔·哈维让我等待。三天后，我上报哈维：DN/FRAGEMT派遣我们去韩国。
“这会耗费我们两周的时间。”他说。
“我有办法给高级控制部一个打击。”我提议，其实我已经想到了应付该项提议的方法。
“不行，我要好好研究一下，先给DN/FRAGEMT提个申请，弄明白我们这两周时间都要做些什么。”他说。
事实确实是这样的，还有许多事要去做。在开始的几天，我作为比尔·哈维的助手只不过是来等他进入布莱基一号（我们的凯迪拉克防弹车），然后我的工作就扩展到手写记录、各办公室领导间的沟通，以及检查东西柏林重要酒店房间废纸篓里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由女服务员送来的。我还要对特殊的运营成本暗中记账，处理其他情报机构官员送来的支出账单，这些账单都是些写着代号的便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已经熟练掌握了这些业务。我的时间有限，但是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我可以不用密切关注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有一点我注意到了，我们拥有一家大规模的工厂，占据东西柏林的三百四十一平方英里土地。各种信息如同原材料一样涌入，在我们的情报商店和工厂里加工，作为产品通过电报和袋子输送到倒影池和其他华盛顿的相关部门。我如同监督人办公室的文员一样，可吹嘘自己的桌子离老板很近，但这没有任何好处。比尔·哈维与我遇到的任何人一样工作勤奋，尤其像夏洛特，甚至还认为睡觉都会打断各种正经事。白天，他会检查数百个前一天从科恩机场来的货物。他不懂德语，所以我们派了一批翻译给他，这批翻译都得夜以继日地在CRUMPETS工作来计数小零件、卡宾枪，比尔·哈维会认真地弄清楚航班出发和到达的时间、地点以及货物总量；他能看懂德语的“纸箱”、“盒子”、“集装箱”以及不在清单目录上的货物，另外他也能看懂“千克”和“立方米”等单位名称，不过，他的德语词汇量仅限这些了，他看不懂从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进入东柏林的各种武器和商品的名称。他分配了一些细目给翻译人员做，其中包括了从小零件到卡宾枪在内的数十种零件类型和数百种小型武器。比尔·哈维编写了一个有数千个数字代号的袖珍小册子，像一本词典那样，他随身带着这个列满各种编号的黑色小册子，但是他很少参考这个册子，因为他早将这些代码熟记于胸了。他开着布莱基车，一边品着马提尼，一边用他短粗的手指指着货物单，翻译人员已经把相应的代码标在货物清单上了。
有时候，当他想要做些记录时，他就把马提尼放到支架上，抑或递给我，用他那色彩编码笔在各个细目下面画上红色、蓝色、黄色或绿色，这样下次翻过这些页码时，或许苏联在柏林驻扎的各方势力将会同他谈谈，至少我是这样猜测的。他从未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他像裁判员诵读比赛名单一样哼唱着，他的自言自语就像煎锅里的噼啪声一样溅入我的耳朵。“二十六、八十一，这好像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让我来确认一下。”接着马提尼递到我手上，拿出他的黑色本子，“该死，这是斯柯达枪而不是凯里枪，我应该知道二六八一是斯柯达手枪C系列，型号四，那个不是已经停止生产了吗？”他检查了一下，然后对我说，“哈伯德，记录一下。”我一边用我那只空闲的手摸索出我的笔记本和笔，一边用另一只手拿着他的马提尼，他取回他的杯子，一口喝完，把杯子放到支架上说道：“苏联要么毁掉所有斯柯达手枪C系列，型号四，要么重新生产型号四，或者还有第三种选择：直接准备一场闹剧得了。是闹剧的可能性很大，只装了九十六支斯柯达枪。”他又从调酒器里将自己的酒杯倒满马提尼，“把它放到仓库去。”他对我说。
那是他在GIBLETS的办公室外另一个非常大的密室，和单人牢房差不多大，四边由软木覆盖，做成一个四周合围的公告板，他在上面钉上每一个暂无答案的问题。有时候，他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在密室里来回走动，思考着那些难题，他简直和难题住在一起了。
我的白天基本上都是与各种参数为伴。我的办公桌挨着比尔·哈维先生在GIBLETS和商业区的办公室，我和他一起出行，一起搜集我工作所需的资料，如果我能猜到他何时准备快马加鞭的话，我就会加速处理这些资料，并把它们放进文件夹和文件袋中（这个词他喜欢用在我的公文包上），有时候我还得跟在他屁股后面在一个又一个走廊里奋力奔跑。我们上了布莱基这辆车，军用风格，由专职司机驾驶，卫士坐在副驾驶位，我坐在第二副驾驶位，长官坐在我身边，如果他不是在打无线电话，也没有看资料文件的话，他就会和我聊天。
我曾经鼓起勇气告诉他我跟每一个我认识的机构领导都讲过的故事，但是我没有提到杜勒斯、夏洛特、迪克斯以及我的父亲，比尔·哈维先生并没要求我具体说，只是回了一句：“这是人的生理适应性。”
“长官，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没有称呼他为“先生”。
“意思就是，在特殊军队里分配那些任务给孩子是不近人情的。年轻人很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没有人愿意告诉他们。确认一个报童是值得信任的或许要花二十年，这还是在美国，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来自耶稣的国家，而在苏联或德国二十分钟就可以让一个新手明白什么都不值得信任。这就是我们在许多障碍面前与克格勃发生冲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每一个厕所里放上厕纸的原因。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防止消息泄露，当然你也不能给自己的大脑太多限制。因此，我们说的都是传奇故事。这也是我们通过一种可接受的形式向你们勾勒画面的方式。”
“即使这些故事是编造的？”
“你说对了。其实，我们都倾向于过多地谈论。我有个亲戚是个酒鬼，你永远不要接触这种人，若非得接触一年也不要超过两次，他崩溃的时候，一定是酗酒的原因。这就是生理适应性。如果任其发展的话，事情就会越来越糟糕。我想机构里有人有时候会在酒桌上泄露秘密，但这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这是真的吗？”
“不。但是我们生活在两种系统中，智力和生理。智力上我可以通过允许的事情，但生理上我们却要为此承受压力，”他微微点了点头，确认他说的话是对的，“当然，在我们的头目中也有很明显的体现。安格尔顿是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赫尔姆斯也是，杜勒斯长官的话也很少，但休·蒙塔古的话就太多了。”
“你把自己归到哪一类中？”
“沉默寡言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在夏天的两周爱说话。”他使了个眼色。
我怀疑这是哈维要告诉我关于VQ/CATHETER的前兆。也许他早已发现了每天挨着我工作而不去吹嘘他那了不起的成就非常困难，而且我的确也很想知道他的那些成就。但是我的存在确实妨碍了哈维和别人在电话里谈论与CATHETER有关的话题，所以也许有一天我会重新得到一个假名，就叫VQ/BOZO III-a吧，把我分配到最高级别的保密处做助理。
到达那个地道还需要一周的时间。正如我猜测的，比尔·哈维晚上出去拜访，经常与军界名人、四星上将、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一起，比尔·哈维一点儿也不费事去掩盖他的骄傲。我从没见过有人会因为自己的成就快乐成那个样子，除了我六岁时（一九三九年）父亲介绍给我认识的威廉姆华德，他与奥马哈人在肯塔基赛马会上赢了比赛，四年过去了，每当人们提到奥马哈，他依然兴高采烈。
同样，比尔·哈维并没有要做个谦谦君子的意思。我第一次听他描述他的战绩是在某个晚上我担任护卫时，他坐在布莱基的前排，有一个三星上将在后排（据我了解他正在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巡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设施），当车行驶在施特格利茨的路上时，比尔·哈维很高兴地中断了我们的行驶，他让司机把车开进了一个停车棚里，把凯迪拉克换成了防弹的梅赛德斯，再一次启程。这次由比尔·哈维亲自驾驶，他的司机拿着猎枪坐在前排，我和将军坐在后排。“说在哪儿转弯！”比尔·哈维用连命令带询问的口气说，他的司机就给他指路。我们迅速穿过了柏林郊区，来来回回转了两次，确保没有尾随者。十二公里的路程很快就变成了二十公里，因为在到达路都的空旷地之前，我们在布里茨和约翰塔尔之间来回兜了两次。
比尔·哈维不停地跟将军讲述地道建设中面临的问题。真希望将军的听力很好，因为尽管我很熟悉比尔·哈维的声音，但我还是很难听清他说的每一个字。将军试图占用后排座位，从而忽视我的存在。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马提尼，来回应哈维滔滔不绝的谈话，看着将军一脸茫然的表情，我就在一旁偷着乐。
“这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地道，有一个同类地道建在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导弹试验场，那个地道有四百五十英尺长，而我们的这个地道有五千英尺长，因为一个原因，”比尔·哈维不停地说，“就是我们这里的土地承重情况与白沙的相比，这里的土地更柔软些，如果我们在挖地道时，一路将钢圈一个一个放进去支撑它，就可以将地道挖得更长，但是由于泥土太软可能会在地表出现一些轻微的下陷。”
地道的图纸在照片上看来就像劣质线，我们不能将这些不可靠的现象展示给苏联的航空系统看，更不能把地道挖到东柏林时被人们在现场看到。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许多人关注此事。”将军说道。
“的确，但是说到底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不是吗，帕克将军？”比尔·哈维说。
“从技术层面上说，这是一种战争行为，”将军说道，“如果去刺探其他国家的领土，不论是通过空中、海域、土地或者以这种方式从地下，都算是战争的一部分。”
“我们不就是在展开一场战争吗？我曾经在这儿做过圣诞销售工作，杜勒斯先生对我说，我们能在书面上尽量少地提到这个庞然大物吗？”比尔·哈维一边开车一边说，将方向盘猛然转了个方向，但是他非常镇定，如同交响乐手按照正确的和弦敲打着他的铜鼓。
“是的，先生，这个地道需要特殊的解决办法，这是个近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就像建一座泰姬陵一样。况且，你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瞒过地道周边的所有居民呢？更别说还有共产党员每天密切巡视着边界区了。”
“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难题呢？”将军仅用低沉的嗓音说道，以此来掩盖他的问题被人听到或者听不到的尴尬局面。本来已被他放下的酒杯，他又条件反射般地端起来。
“我们的问题就是清理当前这些施工垃圾——数以千吨的泥土，要挖这个地道，我们会挖掘出将近五万立方英尺的泥土。超过三千吨，接近数百车载重量。但是你该把泥土放哪儿去呢？柏林的每个人都用360度的视线盯着，每个德国佬都在计数，德国兵也渴望着检查出一些问题来增加自己的战绩。对，就算你可以将这些泥土倒在西柏林，把它们运到看不见的地方，但你还得处理好这些卡车司机啊。卡车司机又是很脆弱的一环，很容易受到攻击。所以，我想到一个技术方案：我们不把这些泥土用卡车拖走，而是建造一个巨大的仓库，就在东柏林的艾尔格里尼克边境地区，在顶部放上蝶形天线。SSD的人会说：‘看看这些美国人在假装建一个仓库，他们在这个所谓的仓库顶上放上雷达接收机。汉斯，看，这个仓库被倒钩电线重重保护起来，美国人肯定是在建一个雷达接收站。又一个为冷战建造的雷达接收站，这也不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了。’其实，将军，东德和克格勃并不知道我们建的这个带地下室的仓库恰好有十二英尺深。只要我们建好了这样一个带地下室的仓库，就无须再担心那些挖出来的泥土没处放了，所以不仅是这些卡车司机，别的任何人都会以为这是个雷达站。只要我们安排好这些卡车，我们就开始挖地道。我们的地下室空间足够容纳我们挖出来的五万立方英尺泥土。帕克将军，这是一个很完美的解决方案。”他猛地转了一下方向盘，与一辆迎面而来的卡车擦身而过。
“那么这些泥土一直放在仓库的地下室吗？”将军问。
“这比把金子埋在诺克斯堡好多了。”比尔·哈维说道。
“我明白了，这就是此次挖掘取名为‘黄金行动’的原因。”将军说道。
“这是我们之间商量的策略，而不是讨论这次行动的代号。”比尔·哈维拘谨地说道。
“对，我认为这是个很合理的办法。”
“我们到了。”比尔·哈维说。在这条穿过空旷田野的漫长街道的尽头，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大仓库的轮廓，借着路过的车灯照明，我们穿过了东德边缘的高速公路带。仓库配备较小的探照灯环绕四周，一些窗户和门上有岗哨灯，在晚上能看到这里的守卫秩序良好，也很安静。我更好奇那些经过美丽的田野和公路的车辆和卡车的声音，车辆的嘈杂声穿过夜晚，就像海上冲浪一样，但是这些车辆当然无法明白我的感受了。我们的仓库也就是荒凉的高速路旁一座毫不起眼的建筑而已。
警卫打开了大门，我们将车停在了距离大门两英尺的地方。比尔·哈维离开座位迅速走向仓库。“抱歉走在你的前面，”他对将军说，我和将军跟在后面，“但是我们总部E和A的同事曾说我是这世界上最易被认出来的中情局人员，当然，除了艾伦·杜勒斯以外。所以，我们不希望共产党人猜出我为什么来这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E和A是估计和评定吗？”
“A实际上是分析。”
“你的同事和我的一样都用字母做代号。”
“正是如此，邮件才能顺利到达。”比尔·哈维说。
我们沿着走廊散步，两边都是分隔的办公室，这时候办公室大多数都是空着的，这时长官打开了其中的一扇门，里面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顶上吊着日光灯。这一刻我还以为我回到了“蛇穴”呢。在一排排没有尽头的桌子边，录音机暂停又启动。高台上，灯光闪烁，悬臂如同管风琴大小。灯下有六个工程师坐在桌前，正在研究签名的本地配置，其他工程师推着一车的磁带和录音带到机器前。一百五十安培的磁带录音机的声音——比尔·哈维提供了这个数字——正在向前播放或倒退，电子哔哔声预示着电话交谈的开始和结束，混乱的哔哔声搅得我心神不安，就像我在耶鲁听到的一些高级电子音乐一样。
是否有东德警察和克格勃或苏联军队之间的电话对白呢，难道没有从别的录音机上截获成功？它们发出的嗡嗡声和呼呼声，它们的加速和慢放，就是对敌人思维的一个缩影。共产主义精神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像极了这个可怕的无窗房间，这场冷战不过是一段毫无征兆的历史。
“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是行动中的一小部分，”比尔·哈维轻轻说道，“这里需要安静。”于是，他把我们带到一扇巨大的拉门旁边，他出来并把门拉回去。我们沿着斜坡走，进入一个空气更稀薄的地方，头顶的灯泡发出微弱的光，我甚至闻到了泥土的气味。在斜坡附近，因为只有极微弱的光和满屋子的泥土，仿佛我们正置身于古墓里。
“该死的，”将军说道，“你怎么会注意到这些用来加固防空洞的沙袋呢！这个味道真是太难闻了，其中一些还行，其他的，你得捂住鼻子。”
“我们遇到麻烦了，”比尔·哈维说，“地道挖到五十英尺时我们挖出的泥土散发出恶臭，这吓到了我们。在这个施工地道的正南方有个墓地，我们不得不避开，因为此事万一被发现的话，苏联就会大肆宣扬美国人亵渎德国陵墓，所以我们绕到了北边，虽然这块墓地的土地更好一些。”
“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有必要去除臭味。”将军说道。
“不。”严格来说，将军的地位居于哈维之上，他本该礼貌地说“不，先生”的，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下属在场，哈维只说了一个“不”字。
“你打算怎么去掉这些味道？”将军坚持问道。
“虽然我们可以忍受这些臭味，但我们必须要找出这些臭味的来源。”
“这就好，你们这些情报机构人员应该知道怎么在臭味中工作。”
“你说得对，将军，我们已经查出了臭味的源头，不过这就是典型的工程师的噩梦了。我们发现我们侵占了下水道区域的化粪池系统。”
“还是生活的原因。”将军说。
我们就在这个直径约二十英尺的圆洞边缘，洞很深，我根本估算不了它究竟有多深。往下瞄一眼，像是从十米跳水板上往下看，但是越看越深，下面黑洞洞的望不到底。我一阵眩晕，但并不像扰乱磁场那样令人不舒服——我得沿着梯子下去到基地。
往下下了约十八英尺，在一个地板的橱柜上，我们把鞋换成靴子，加上了厚厚的鞋底，把我们的零钱都放起来。哈维竖起手指贴在嘴唇上示意我们不要说话，避免引起回声，他带着我们像鸭子一样走着，眩晕感持续笼罩着我们。地道里每隔十到十二英尺就会有一个灯泡照明，一眼望去，地道尽头越来越模糊直至成为一个点。我似乎来到了一个满是镜子的房间，我们的影像被镜子无限放大。一根完美的圆柱，六点五英尺高，六点五英尺宽，接近一千五百英尺长，在地道里把我们引到一条狭窄的走廊上，走廊两边是沙袋堆砌的矮墙，扩音器放在沙袋的间隔上，里面装着铅护套的缆绳，缆绳穿透了整个地道。比尔·哈维低声说：“用桶接住水龙头里流出的水。”
将军回答：“水龙头在哪？”
“前面。”比尔·哈维轻声回答。
我们继续走着，每一步都很轻盈。“不要绊倒了！”我们一再收到提醒。沿路，我们遇到了三个维修工人，他们彼此独立，各做各的工作。我们进入了CATHETER的地盘，这只是个教堂，我安慰自己说，但还是不由得脊背发凉。CATHETER有其内在的寂静，也许只有上帝才能听到它的心声。“这只是蛇的教堂而已。”我对自己说。
我们走的路还不到四分之一英里，但我感觉我们已经沿着地道走了半个多小时了，终于我们到达了一道有水泥框架的铁门。一个陪着我们的维修工人拿出了一把钥匙，打开了锁，在另一把锁上摁下了四个数字。门开了，我们到达地道的终点。我们的头上是一个竖井，大约有十五英尺高，通向一片漆黑。
“看到头上的板了吗？”比尔·哈维低声说，“就那儿，是我们通过电缆与外界建立联系的地方，这是个精巧的装置。专业人士告诉我们克格勃的声音工程师把氮封入电报中以防水分，同时附上了一些仪器来检测水中的氮气压力，所以，早在一年前，就在我们上方，我们已经见识到了这一先进的应用技术，其在精确度和强度方面可与世界著名外科医生做高难度手术相媲美。”站在比尔·哈维旁边，我开始想象当水流经竖井时技术人员所经受的焦虑。“在我们检测的过程中，”比尔·哈维说，“如果德国佬也在检查线路的话，他们的仪表上会有所显示，会像神经跳动一样，仪表指针会乱动。所以，说到底这是个有风险的事情。但是，将军，现在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连接了一百七十二条这样的线路，每一条线路有十五个频道，这意味着超过两千五百个军事和警用电话和电报信息，被我们瞬间记录下来。你可以理解为全面覆盖。”
“你们为国家干了漂亮的一仗！”帕克将军夸赞道。
“我很高兴听到欣赏的层面又提高了。”
“参谋长联席会议听到的只会是我带去的好消息。”
“我记得，国防部曾经说过，中情局出钱雇来一批间谍专门告诉他们谎言。”比尔·哈维说道。
“没有，再也不是这样的了。”帕克将军说。
回来的路上，比尔·哈维同他坐在后排，他们共享一罐马提尼，过了一会儿，上将问道：“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事儿？”
“传递的材料都交到了华盛顿。”
“那部分我已经知道了，他们把我带到了针织品工厂。”
“他们把你带哪儿去了？”
“T-32号房间。”
“他们没有权利带你去那儿啊。”比尔·哈维说。
“但是他们这么做了，他们给了我通行证。”
“帕克将军，我没有任何冒犯之意，但是我记得有段时间英国外交官唐纳德·麦卡恩拿着一张高级通行证。在一九四七年的时候他获得了一张非护送通行证去原子能委员会，当时甚至连胡佛都没有对通行证这事发表任何评价。无意冒犯，但是我得提醒你，麦卡恩是菲尔比党的一员，而且最近还被批准在莫斯科安家。”
“如果你不喜欢，我也没有办法，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确想要知道点什么。”
“比如？”
“比如这里保存了多少消息需要立即处理，多少送回到了华盛顿，如果苏联军队准备好突袭柏林的话，你是否会在二十四小时内不间断地向我们汇报对方的行动？”
我听到梅赛德斯的隔音窗户被摇了上去，现在我一个字也听不到了。我靠向司机，点燃一支雪茄，试图看看后排座位：他们俩看上去都相当暴躁。
当我们来到停车区再次换车时，我听到比尔·哈维说：“我不会告诉你这些，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那些人来亲我的屁股吧！”
我们又回到了布莱基一号车，两杯新的马提尼酒从凯迪拉克的水瓶里倒出来，比尔·哈维依旧摇上隔离窗。一直到将军到达罗沙威乐酒店下车时，比尔·哈维忽然放下酒杯，对我说道：“有个将军头衔给你，白痴将军。在这里待着吧。”他似乎想把英式口音说得更抑扬顿挫些，“曾经有人告诉我，将军应该跟他的军队待在一起。”他打了个嗝：“孩子，你看上去也像是一支军队，你觉得这个老将军怎么样？”
“我知道马可波罗怎么发现中国的。”
“他们当然会告诉你们这些后辈在新英格兰学校应该怎么说。”
“是的，先生。”
“是的，先生？我猜你准备告诉我我就是一坨屎，”他又打了个嗝，“孩子，我不了解你，但像那个将军一样的趋炎附势者损坏了我的木工。‘二战’中，我并没有参军。我忙着为联邦调查局追捕纳粹和共产党。所以这些军人走狗真惹恼我了，让我们一醉方休吧！”
“长官，我从来不会对酒说半个‘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