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舍勒微微一笑，答应多照顾皮埃尔。她知道皮埃尔的父亲同华西里公爵是亲戚。坐在姑妈旁边的老太太这时慌忙站起来，在前厅追上华西里公爵。她脸上装出来的兴致消失了。她那张哭肿的和善的脸上只剩下焦虑和恐惧。
“公爵，您说说，我儿子保里斯的事进行得怎样了？”她说（她的南方口音“保”字说得特别重），“我在彼得堡不能再待下去了。请您告诉我，我能带给我那可怜的孩子什么消息？”
尽管华西里公爵听这位老太太说话很勉强，甚至露出不耐烦的神气，她还是谄媚地向他赔着笑脸，拉住他的手不让他走。
“只要您向皇上说一句，他就可以调到近卫军去了，这在您算不了什么。”她请求说。
“请您相信，公爵夫人，凡是我能办到的事，我一定尽力，”华西里公爵回答，“但叫我去求皇上有困难；我劝您通过高里岑公爵去找鲁勉采夫。这是最好的办法。”
这位老太太是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出身俄国的一个望族，后来家道中落，离开上流社会，失掉了原有的关系。她这次来是为了把她的独生子调进近卫军。为了见华西里公爵，她自动跑来参加安娜·舍勒的晚会。为了这个目的，她听了莫特玛子爵的故事。华西里公爵的话使她吃惊；她那张年轻时曾很漂亮的脸上现出恼怒的神色，但这只是一刹那的事。接着她又微微一笑，更紧地抓住华西里公爵的手。
“您听我说，公爵，”她说，“我从来没求过您什么事，以后也不会求您，我也从没提到过家父待您的情谊。但这一次我求您看在上帝分儿上帮我儿子一个忙，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恩情，”她匆匆地补充说，“哦，您别生气，您就答应我吧。我求过高里岑，可他拒绝了。您这人向来厚道，这次请务必帮个忙。”她说的时候竭力想装出笑容，但眼睛里含着泪水。
“爸爸，我们要迟到了。”海伦公爵小姐站在门口等候，这时从肩上转过她那古典美人的秀美的头，说。
权势在社会上是一种资本，不应随便动用。华西里公爵深谙这个道理。他知道，他要是有求必应，以后自己有事就不能去求别人了，因此难得使用自己的权势。但在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这事上，经她再次提出要求后，他觉得良心上有点不安。她提醒他一件事：他最初进入官场是靠她父亲提携的。此外，他从她的态度上看出，她属于那种女人，特别是做母亲的女人，她们一旦拿定什么主意，就非实现不可，否则会一直纠缠不放，甚至大吵大闹。最后这个考虑使他的决心动摇了。
“亲爱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他用惯常的亲昵而干巴巴的语气说，“您要我办的事，我简直无法办到；但为了向您证明，我是多么敬爱您，多么怀念令尊在天之灵，我要去办这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把令郎调到近卫军。我答应您了。您该满意了吧？”
“哦，亲爱的公爵，您真是我的恩人！我知道您会这样的。我知道您的心真好。”
华西里公爵想走了。
“等一下，我还有一句话。等他调到近卫军后……”她迟疑了一下，“您同库图佐夫将军很有交情，您就把保里斯推荐给他当副官吧。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那样我就……”
华西里公爵微微一笑。
“这事我可不能答应。您真不知道，自从库图佐夫当上总司令以后，有多少人包围着他。他亲自对我说过，莫斯科所有的贵妇人都像说好了似的，要把自己的儿子送给他做副官。”
“不，您答应我吧，我的大恩人，不然我不放您走。”
“爸爸，我们要迟到了。”美人海伦又用同样的语气说。
“哦，再见，再见！您看她……”
“那您明天就奏闻皇上吗？”
“一定，但找库图佐夫，我不能答应。”
“不，您答应我，答应我吧，华西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跟在他后面说，露出少女般撒娇的笑容。这种笑容是她年轻时常有的，但如今同她憔悴的脸可很不相称了。
看来，她已忘记自己的年纪，习惯成自然地使用了女性一切传统的手法。但等华西里公爵一走，她的脸上又恢复虚伪冷淡的神情。她回到原来的小组，莫特玛子爵还在讲故事。她又装出仔细倾听的样子，其实是等待机会脱身，因为她的事已经办完了。
“那么您对米兰加冕礼那出最新的喜剧有什么看法？”安娜·舍勒说，“还有一些新的喜剧：热那亚人民和卢卡人民向拿破仑先生请愿。拿破仑先生高高坐在宝座上，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哦，真是太妙了！这事简直叫人发疯。说真的，全世界都失去理智了。”
安德烈公爵直瞅着安娜·舍勒的脸，嘿地一笑。
“‘上帝赐给我王冠，谁来碰我，谁就倒霉。’”他说了拿破仑加冕时说的话，接着又添加说，“据说，他讲这话时可神气了。”他又用意大利语把这话重说了一遍。
“我希望，”安娜·舍勒说，“这是他最后的一招。各国君主再也不能容忍这个天下公敌了。”
“各国君主吗？我没有说俄国皇帝。”莫特玛子爵恭敬而沮丧地说，“哼，各国君主！他们为路易十六，为王后，为伊丽莎白公主尽过什么力没有？什么也没有，”他激动地说，“相信我，他们出卖波旁王朝将受到惩罚。各国君主吗？他们还派使臣去祝贺这个篡位的奸贼呢。”
莫特玛子爵轻蔑地叹了一口气，又换了换坐的姿势。伊波利特公爵手持长柄眼镜对子爵望了好一阵，听到这话，突然向娇小的公爵夫人转过身去，向她要了一根针，在桌上画了个康德家家徽给她看。他一本正经地向她解释这个家徽，仿佛是她求他这样做的。
“康德家家徽就是天蓝色兽嘴组成的一根兽嘴棒。”他说。
公爵夫人笑眯眯地听着。
“要是拿破仑在法国皇位上再坐上一年，”子爵继续说，他的神气表示他比谁都了解这件事，因此不愿听别人的话，一味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局面就会不可收拾。法国社会，我当然是指上流社会，将会被阴谋、暴力、放逐和死刑完全断送掉，到那时……”
他耸耸肩膀，摊开双手。皮埃尔对谈话很感兴趣，也想说些什么，但监视他的安娜·舍勒连忙把他拦住，不让他开口。
“亚历山大皇帝说过，”她一提到皇帝，心情总有点忧郁，“他让法国人挑选自己的政体。我相信，这个国家一旦打倒篡位的奸贼，就会一致拥戴合法的国王。”安娜·舍勒说，竭力讨好法国侨民中的保皇党。
“这很难说，”安德烈公爵说，“子爵先生认为局势已不可收拾，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我认为走回头路也有困难。”
“据我所知，”皮埃尔红着脸又插嘴了，“所有贵族几乎都倒向拿破仑一边了。”
“这是拿破仑派说的话，”子爵说，没有抬起眼睛看皮埃尔，“现在很难知道法国的舆论究竟怎样。”
“这是拿破仑说的。”安德烈公爵冷笑说。他显然不喜欢子爵，尽管眼睛没有望着子爵，他的话可是针对子爵的。
“‘我向他们指出光荣之路，他们不愿意走，’”安德烈公爵沉默了一下，又引用拿破仑的话说，“‘我给他们敞开接待室，他们就蜂拥而来。’……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权利说这种话。”
“没有任何权利，”子爵回答，“自从当甘公爵被害以后，就连最崇拜他的人也不再把他看作英雄了。即使原来有些人把他看作英雄，但在当甘公爵被害以后，天上就多了一位殉道者，地上就少了一个英雄。”
安娜·舍勒和其他人还来不及露出笑容来赞扬这些话，皮埃尔就又突然插嘴。安娜·舍勒虽也预感到他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但已拦不住他了。
“处死当甘公爵出于国家的需要，”皮埃尔说，“拿破仑不怕独自对这事承担责任，我认为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哦！我的天！”安娜·舍勒恐怖地低声说。
“怎么，皮埃尔先生，您认为杀人就是伟大吗？”娇小的公爵夫人笑眯眯地说，拉过她的针线活来。
“啊！哦！”几个声音同时说。
“妙极了！”伊波利特用英语说，一只手拍拍膝盖。子爵只耸耸肩膀。
皮埃尔从眼镜上方得意扬扬地望望听众。
“我之所以这样说，”他不顾一切地说下去，“是因为波旁王朝逃避革命，使人民处于无政府状态；只有拿破仑一人懂得革命，并且能战胜革命，因此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不惜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您要不要到那边一桌去？”安娜·舍勒说。但皮埃尔没有理她，继续说他的。
“不，”皮埃尔越说越激动，“拿破仑伟大，因为他站得比革命高，他制止了革命中的过火行为，保持了一切好的东西，像民权平等啦，言论出版自由啦，因此他获得了权力。”
“是啊，要是他取得权力后，不是利用它去杀人，而是把权力交给合法的国王，”莫特玛子爵说，“那我就会叫他伟人了。”
“他不能这样做。人民把权力交给他，只是为了要他推翻波旁王朝。因此人民把他看成伟人。革命是伟大的事业。”皮埃尔先生继续说。他这种不顾一切的挑战性插话表明他朝气蓬勃，急于一吐为快。
“革命和弑君是伟大的事业吗？……现在……您好不好到那边一桌去？”安娜·舍勒又说。
“《民约论》。”莫特玛子爵露出温和的微笑说。
“我不是说弑君。我是说思想。”
“对，这是抢劫、屠杀和弑君的思想。”又有一个嘲弄的声音插进来。
“这些当然都是过火行为，但重要的不在这里，重要的是人权，是消除偏见，是公民平等；而这些思想拿破仑是充分维护的。”
“自由，平等，”子爵轻蔑地说，仿佛终于决定要认真指出这个青年的糊涂，“这些动听的字眼早已名誉扫地了。请问：谁不爱自由、平等？我们的救世主早就宣讲过自由、平等了。革命以后，人们是不是过得幸福些呢？正好相反。我们要自由，可是拿破仑却毁灭自由。”
安德烈公爵面带微笑，时而望望皮埃尔，时而望望子爵，时而望望女主人。安娜·舍勒尽管老于社交活动，但听到皮埃尔发言，起初仍不免大吃一惊。她看到皮埃尔虽说了些离经叛道的话，但子爵并没有发火；后来她看到已无法制止他发言，就同子爵联合起来，集中力量攻击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的皮埃尔。
“但是，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安娜·舍勒说，“一个大人物可以不经审判就处死一个公爵，或者说，一个没有罪的人，这样的事您怎么解释呢？”
“我想问一下，”莫特玛子爵说，“先生怎样解释雾月十八日事件？难道这不是个骗局吗？这是个骗局，完全不是一个大人物所应该干的。”
“还有他在非洲杀害俘虏的事呢？”娇小的公爵夫人说，“真是太可怕了！”她耸耸肩膀。
“不论怎么说，他是个暴发户。”伊波利特公爵说。
皮埃尔先生不知道回答谁好，扫视了一下所有的人，微微一笑。他笑起来不像一般人那样似笑非笑。他笑的时候，原来那种严肃而有点忧郁的脸色顿时消失，而现出一种天真，善良，甚至傻乎乎的好像讨饶的神情。
莫特玛子爵虽是初次见到他，但已看出这个雅各宾派并不像他说的话那样可怕。大家都不作声。
“你们叫他一下子同时回答几个人的话，那怎么行呢？”安德烈公爵说，“再说，对政治家的行为应该分清，哪些属于私人行为，哪些属于统帅或者皇帝的行为。我认为应该这样看。”
“是啊，是啊，这个当然。”皮埃尔看到有人替他解围，感到高兴，接口说。
“我们不能不承认，”安德烈公爵继续说，“拿破仑在阿尔科拉桥上的行为，他在雅发医院里同鼠疫病人握手的事，表明他是个伟人，但……但他的其他行为就使人很难替他辩护了。”
安德烈公爵显然是想缓和皮埃尔说话拙直造成的气氛。这时他站起身来准备走，向妻子做了个暗示。
伊波利特公爵忽然站起来，用手势拦住大家，要他们再坐一会儿，嘴里说：
“哦，今天我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莫斯科笑话，我要讲给诸位听听。子爵，请您原谅，我要用俄语讲。要不然就没有味道了。”
于是伊波利特公爵用俄语讲起来。他讲俄语有点像一个在俄国待了一年的法国人。大家都留下来，因为伊波利特公爵那么热情那么坚决地要求大家听他讲故事。
“莫斯科有一位贵夫人，一位太太。她很吝啬。她需要两个随车的跟班。要高个子。这是她的爱好。她有一个使女，个子比男人高。她说……”
伊波利特公爵说到这儿迟疑了一下，显然在苦苦编造。
“她说……是的，她说：‘丫头，穿上号衣，跟我出去拜客。’”
伊波利特公爵说到这里，不等听的人发笑，自己就噗哧一声笑起来，造成了不好的效果。但有不少人微微一笑，包括那个老太太和安娜·舍勒。
“她乘马车出门。突然起了一阵狂风。使女的帽子给吹掉了，长长的头发披散下来……”
说到这里，他再也忍不住，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哈哈大笑，边笑边说：
“结果弄得人人都知道了……”
笑话就这样结束了。虽然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讲这件事，为什么一定要用俄语讲，但是安娜·舍勒和别的人还是称赞伊波利特公爵，因为他这样愉快地终止了皮埃尔先生那令人讨厌的胡闹。听完这个笑话，谈话就转为分散的聊天，例如谈谈下次的舞会和上次的舞会，谈谈戏剧演出，以及谁和谁将在何处见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