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公爵同娜塔莎订婚后，皮埃尔突然觉得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尽管他坚信恩师向他启示的真理，尽管他开头曾热衷于修心养性，在安德烈公爵同娜塔莎订婚和巴兹杰耶夫去世（这两个消息皮埃尔几乎是同时听到的）后，原来那种生活对他的魅力顿时消失了。生活对他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他的住宅，他那正受一位要人宠爱的风头十足的妻子，他同整个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交往，以及一套徒具形式的乏味公务。皮埃尔突然感到这种生活异常无聊。他不再记日记，躲避共济会会友，重新出入俱乐部，又纵酒狂饮，又同单身汉朋友来往。他过着如此荒唐的生活，以致海伦伯爵夫人认为非对他进行严厉批评不可。皮埃尔觉得她的批评不无道理，为了不影响妻子的名声，他动身去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皮埃尔一走进他的巨大住宅，就看见那几个愈益憔悴的公爵小姐和大批仆人。驱车进城时，他看见神像金光闪闪、烛光辉煌灿烂的伊维尔教堂，看见克里姆林宫前广场上洁白无瑕的新雪、马车夫和西夫采夫·符拉日克的棚户，看见那些一无所求安度余年的老头儿，看见老太婆、莫斯科的贵夫人、莫斯科的舞会和英国俱乐部，他就觉得回到了家里，回到了平静的栖身之地。他在莫斯科感到安静温暖、舒服肮脏，就像穿上一件旧睡袍。
莫斯科上流社会，不论男女老少，都虚席以待，像欢迎久盼的贵宾那样欢迎皮埃尔。在莫斯上流社会看来，皮埃尔是个极其善良可爱、聪明乐天而又大方的怪人，是个疏懒而热情的老式俄国贵族。他的钱袋总是空的，因为他对谁都慷慨解囊。
捧场演出、劣等绘画、雕塑、慈善团体、吉卜赛人、学校、募捐聚餐、纵酒狂饮、共济会、教会、书籍，不论什么事，不论什么人，都不会遭到他的拒绝。要不是有两个向他借过很多钱的朋友监护他，他早就把财产散光了。在俱乐部里，从来没有一次宴会和晚会少得了他。只要两瓶马尔果酒落肚，往沙发老位子上一躺，他就被团团围住，许多人同他谈话，争论，嬉笑。不论哪里有争吵，只要他和蔼地一笑，说一句得体的笑话，就会太平无事。如果没有他参加，共济会的聚餐就枯燥乏味，兴趣索然。
在单身汉晚餐结束后，他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答应快乐的伙伴们的要求，同他们一起去什么地方。于是年轻人就发出一片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在舞会上，要是少了一个舞伴，他就参加跳舞。年轻的太太小姐喜欢他，因为他不追求哪一个，对谁都客客气气，特别是晚餐以后。“他挺可爱，但他没有性别。”他们都这样说他。
莫斯科有几百个安度着余生的退休高级宫廷侍从，皮埃尔就是其中的一个。
七年前，当他刚从国外回来时，要是有谁向他说，他无需探索，无需思考，他的道路早已确定，不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改变处境，他会大吃一惊的。他无法相信这样的话。他不是一心一意想在俄罗斯实行共和，有时也想做拿破仑，做哲学家，做策略家和征服拿破仑的人吗？他不是认为能够并热烈希望改造堕落的人类，同时使自己修心养性成为完人吗？他不是创办了学校和医院，解放过农奴吗？
可是现实又怎样呢？他是一个戴绿帽子的有钱的丈夫，退休的宫廷高级侍从，喜欢吃吃喝喝。他敞开衣服小骂政府，他是莫斯科英国俱乐部的成员，是莫斯科上流社会招人喜欢的红人。他成了七年前他非常蔑视的退休的莫斯科高级宫廷侍从，想到这一点他好久不能甘心。
有时他安慰自己说，这种生活是暂时的，但另一种思想立刻又使他吃惊：多少人进入这种生活和这个俱乐部时齿发俱全，而退出时已齿发全落了。
得意的时候，皮埃尔觉得他跟他以前所蔑视的庸俗愚蠢、自得其乐的退休宫廷侍从完全不同，他对自己说：“我到现在还不自满，我始终想为人类做点事。”失意的时候，他想：“也许我的同事们都像我一样奋斗过，在生活上探索过新路，并且像我一样被环境、社会、本性、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逼到现在这样的境地。”他在莫斯科住了一些时候后，不再蔑视而是敬爱、同情跟自己命运相同的同事们，就像他同情自己那样。
皮埃尔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失望、忧郁和厌世的时刻；原先剧烈发作过的病被驱入内心，一刻也没离开过他。“为了什么？何必呢？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每天好几次困惑地问自己，不由自主地思索人生的意义。不过他凭经验知道这些问题是得不到解答的，就连忙加以摆脱，看起书来，或者赶到俱乐部，或者到阿波隆那里去闲聊社会新闻。
“海伦除了自己的身体，从来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她是天下最愚蠢的女人，”皮埃尔想，“大家却把她看作绝顶聪明和优雅，拜倒在她的脚下。拿破仑在他还是一位伟人时，大家都蔑视他，但在他成为可怜的小丑后，弗朗茨皇帝竟把女儿送给他做外室。西班牙人通过天主教僧侣感谢上帝让他们在六月十四日打败法国人；而法国人也通过天主教僧侣感谢上帝让他们在六月十四日打败西班牙人。我的共济会会友滴血宣誓，愿为别人牺牲一切，却不肯出一个卢布救济穷人。他们钩心斗角，挑动阿斯特列亚派反对灵粮派，并竭力争取一张真正的苏格兰地毯和一份共济会真经——这种真经的意义连写的人都不懂，而且谁也不需要。我们都宣扬恕罪和爱人的基督教义，并为此在莫斯科建造了许许多多教堂，可是昨天就用鞭刑处死了一名逃兵，而就是那个宣扬恕罪和爱人教义的神父让那个士兵临刑前吻了十字架。”皮埃尔这样想。这种到处泛滥的虚伪，尽管他已司空见惯，但每次还是像什么新鲜事那样使他感到震惊。“我了解那种虚伪和混乱，但我怎能把我所了解的一切告诉大家呢？我试着这样做，发现他们内心也像我一样明白，只是竭力装作没有看见罢了。看来只能这样！可是我该怎么办？”皮埃尔想。他具有许多人特别是俄罗斯人所具有的可悲能力；看到并相信善和真是存在的，但同时对生活中的邪恶和虚伪又看得太清楚，因此无法认真地参与生活。在他看来，任何活动都和邪恶与欺骗联系在一起。不论他要做个怎样的人，不论他从事什么活动，邪恶和虚伪总是与他为敌，堵塞他的一切道路。然而他总得活下去，总得做点事情。这些无法解决的人生问题使他太痛苦，因此他一有机会就寻欢作乐，以便忘记这些问题。他出入交际场所，纵酒狂饮，收购图画，大兴土木，而更多的是读书。
他读书，拿到什么读什么，回到家里，仆人还在替他脱衣服，他已拿起书来读，读着读着就睡着了，而睡醒了就到客厅和俱乐部闲聊，从闲聊到喝酒找女人，然后又是闲聊、读书和喝酒。酒越来越成为他生理上的需要和精神上的需要。尽管医生劝告他，像他这样肥胖的人喝酒是危险的，他还是喝得很多。只是昏昏沉沉把几杯酒灌进大嘴里，身体里感到暖融融，对谁都很亲切，对任何问题都稀里糊涂，满不在乎——只有这时他才感到浑身舒服。只有两瓶酒落肚后，他才蒙眬地感觉到，以前认为错综复杂的生活问题并不像他所想的那么可怕。而在他聊天时，听人谈话时，午饭后和晚饭后读书时，总是头脑昏昏沉沉，看到问题的麻烦。但一有了几分酒意，他就自我安慰说：“这不要紧。我会解决的，一定会解决的，但现在没有工夫，这事以后我会考虑的！”但这个以后永远不会到来。
早晨，没吃过东西，皮埃尔又觉得那些老问题很棘手，很伤脑筋。他连忙拿起一本书来读，要是有谁来找他，他就格外高兴。
有时皮埃尔想起人家说的话：在战争中，士兵待在炮火下的壕沟里，他们要是闲着没事，总是竭力找点事做做，这样比较容易忍受危险。皮埃尔觉得，在生活中，人人都像士兵一样在竭力逃避烦恼：有的靠虚荣心，有的靠打牌，有的靠制订法律，有的靠女人，有的靠玩物，有的靠骑马，有的靠政治，有的靠打猎，有的靠酗酒，有的靠公务。“没有什么大人物小人物，大家都一样；都在千方百计逃避生活的烦恼！只要逃避现实，不看到这可怕的现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