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兴高采烈地从南方旅行归来，实现了一个宿愿：访问两年未见的老朋友安德烈。
皮埃尔在最后一站上打听到，安德烈公爵不在童山而在远处的新庄园，就去那里找他。
保古察罗伏坐落在平原上，风景并不美，四周都是田野和部分伐过的云杉与白桦夹杂的树林。地主的宅院位于村庄尽头，有大路相通，前面有个池塘，塘里灌满水，塘边还没有长草，周围是一片小树林，树林中间有几棵大松树。
地主的宅院里有打谷场、下房、马厩、澡房、厢房和一座尚未完工的半圆形山墙的大邸宅。房子周围是新种的花草树木。围墙和大门都是新修的，十分坚固。棚子里放着两架消防水龙和一个漆成绿色的大水桶。房子周围的路都很直，桥也很坚固，两边还有栏杆。这里处处给人一种整齐清洁、有条不紊的印象。皮埃尔遇见几个仆人，问他们公爵住在哪里，他们指指池塘旁一座新盖的偏屋。安德烈公爵的老家人安东扶皮埃尔下了车，说公爵在家，然后领他走进清洁的前室。
皮埃尔上次在彼得堡看见安德烈生活过得十分阔绰，现在却住着这样一所整洁朴素的小房子，感到很惊讶。他匆匆走进散发着松木香味的没有粉刷过的小厅，想再往前走，可是安东踮着脚尖跑在前头，敲了敲门。
“什么事？”门里传出来不快的尖嗓子。
“有客人。”安东回答。
“请他等一下。”接着传来移动椅子的声音。皮埃尔快步走到门口，同从里面出来的安德烈撞个满怀。安德烈眉头紧皱，样子老了好多。皮埃尔拥抱安德烈，托起眼镜，吻了吻朋友的脸颊，逼近瞧着他。
“哦，真没想到，见到您太高兴了！”安德烈公爵说。皮埃尔没有吭声，他惊奇地盯着朋友的脸。安德烈公爵身上发生的变化使他吃惊。安德烈公爵的话很亲热，嘴唇和脸上也浮着微笑，但眼神却呆滞无光，虽然他也想使自己的眼神露出欢乐的光芒。使皮埃尔感到惊讶和陌生的不是朋友的消瘦、苍白和老气，而是他那呆滞的眼神和额上的皱纹。
就像一般老友久别重逢那样，他们的谈话好久不能集中在一个话题上；他们三言两语交换对一些事的看法，而这些事是需要细谈的。谈话终于渐渐集中在开头涉及的问题上：过去的生活，未来的计划，皮埃尔的旅行和事业，战争，等等。皮埃尔在安德烈公爵眼睛里察觉的凝滞和消沉的神色，如今更鲜明地表现在他听皮埃尔说话时的微笑里，尤其在皮埃尔兴致勃勃地谈到往事和未来的时候，仿佛安德烈公爵想参加而未能参加皮埃尔所谈的事。皮埃尔发觉，在安德烈公爵面前谈论快乐、理想、对幸福和善的希望是不合适的。他羞于说出自己新接受的共济会思想。这种思想通过他最近一次旅行变得格外强烈和鲜明。他竭力自制，唯恐显得幼稚，但同时又忍不住想赶快让朋友看到，他皮埃尔现在跟在彼得堡时已截然不同，大大变好了。
“我无法告诉您，我在这段时期里有多少体会。我连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
“是啊，从那时起我们有了很多很多变化。”安德烈公爵说。
“嗯，那么您呢？”皮埃尔问，“您有什么计划？”
“计划？”安德烈公爵带着嘲弄的神情把皮埃尔的问题重说了一遍，“我的计划吗？”他重复说，仿佛听到这个词感到惊奇，“你瞧，我在盖房子，打算明年全部搬到这儿来……”
皮埃尔默默地凝视着安德烈见老的脸。
“不，我是问……”皮埃尔刚要说话，就被安德烈公爵打断了：
“哼，我的事有什么可说的……还是讲讲……讲讲你的旅行，讲讲你在你的庄园里做了些什么吧。”
皮埃尔就讲起他在自己庄园里所做的事来，但竭力回避他的改革活动。安德烈公爵几次提示皮埃尔该说些什么，仿佛他早就知道皮埃尔要说的事，他听着不仅不感兴趣，而且为皮埃尔所讲的事害臊。
皮埃尔同朋友在一起感到局促不安，甚至难受。他不作声了。
“不瞒你说，老朋友，”安德烈公爵说，同客人一起显然也觉得拘束和难受，“我只是临时来这里住住，我只是来看看。今天我就要回妹妹那儿去。我要把你介绍给她。你大概认识她吧，”安德烈公爵说，显然在应付一个如今跟他毫无共同之处的客人，“我们吃过饭去。现在你要不要参观一下我的庄园？”他们走了出去，一直散步到吃饭。他们好像两个泛泛之交，随便谈着政治新闻和共同的熟人。安德烈公爵只有在谈到他的新庄园和建筑时才有点生气和兴致，但当他们站在脚手架上，安德烈公爵向皮埃尔谈到未来房子的布局时，谈到一半突然停住了。“不过这没什么意思，我们吃饭去吧。”
吃饭时，话题转到皮埃尔的婚姻问题上。
“我听到这事大吃一惊。”安德烈公爵说。
皮埃尔脸红了，就像每次人家提到这事时那样。他连忙说：
“我以后会把全部经过讲给您听。但不瞒您说，这一切都结束了，永远结束了。”
“永远吗？”安德烈公爵说，“天下可没有永远的事。”
“那么您知道这事是怎样结束的吗？决斗的事听说了吗？”
“听说了，这样的事你都干了。”
“不过。我要感谢上帝，我没把那人打死。”皮埃尔说。
“那是为什么？”安德烈公爵说，“打死一条恶狗可是件好事啊。”
“不，杀人是不好的，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安德烈公爵重复说，“什么对，什么不对，人是无法判断的。人总是弄不清楚，永远弄不清楚，尤其在是非问题上。”
“凡是对别人有害的事都是错的。”皮埃尔说，高兴地发觉自从他来到这里以后，安德烈公爵第一次兴奋起来，开始想说话，说出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谁告诉过你，什么事是对别人有害的？”安德烈公爵问。
“有害？有害？”皮埃尔说，“我们全都知道，什么事对自己有害。”
“是的，我们知道，但我不能把对自己有害的事加在别人身上，”安德烈公爵越说越兴奋，显然想把自己的新观点告诉皮埃尔，他用法语说下去，“我知道人生有两大真正的不幸：悔恨和疾病。没有这两种不幸就是幸福。为自己生活，避免这两种不幸，这就是我现在的全部人生哲学。”
“那么，爱别人和自我牺牲呢？”皮埃尔说，“不，我不能同意您的看法！活着光是不害人，不悔恨，那是不够的。我以前就是这样生活的，我活着为了自己，结果反而毁了自己的生活。现在我才为别人而生活，至少努力为别人而生活（由于谦逊，皮埃尔纠正了自己的话）；现在我才懂得生活的全部幸福。不，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您说这话也未必出于真心。”
安德烈公爵默默地瞧着皮埃尔，脸上带着几分嘲弄的微笑。
“过一会你就会看见我的妹妹玛丽雅公爵小姐了。您会同她合得来的。”安德烈公爵说，“也许对你自己来说你是对的，”他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但每个人都在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你以前为自己活着，你说你几乎毁了你的生活，直到你开始为别人生活，你才懂得了幸福。可我的经历正好相反。我以前为荣誉而活（什么是荣誉？荣誉就是爱别人，就是愿意为他们做些什么，愿意得到他们的称赞）。我以前就这样为别人而生活，结果不是几乎而是完全毁了自己的生活。直到我只为自己生活，我心里才觉得平静。”
“怎么能只为自己一人而生活呢？”皮埃尔激动地问，“那么，儿子呢，妹妹呢，父亲呢？”
“哦，他们这些人等于是我，不是别人，”安德烈公爵说，“而别人，也就是你同玛丽雅公爵小姐所说的朋友，他们是各种错误和祸害的主要渊源。所谓朋友，就是你要对他们做好事的基辅农奴。”
安德烈公爵用嘲弄和挑逗的目光瞧了瞧皮埃尔。他显然在向皮埃尔挑战。
“您在开玩笑，”皮埃尔越来越兴奋地说，“我想做点好事——虽然做得很少很差，但我想做，而且多少做了一点——这有什么错误和罪过呢？不幸的人们，我们的农奴，同我们一样是人，但他们从小到大直到死，除了知道神像和无意义的祷告之外，对上帝和真理一无所知。要是有人引导他们相信来生、报应、奖赏和归宿，那又有什么罪过呢？要是有人害病濒临死亡而得不到救援——其实在物质上援助他们是轻而易举的——我给他们医生，让他们住院，我收养老人，这又有什么错误和罪过呢？要是农夫、农妇带着孩子白天黑夜不停地干活，我让他们有时间休息，这难道不是切切实实的好事吗？……”皮埃尔急促而口齿不清地说，“我做了这些事，虽然做得不好，做得不多，但多少做了一点。我认为这样做是好的，您不仅不能动摇我的信心，而且我深信您内心并不真正这样想。而主要的是，”皮埃尔继续说，“我知道，确确实实知道，做好事是人生唯一的幸福。”
“哦，要是这样提出问题，那可是另一回事了，”安德烈公爵说，“我盖房子，辟花园，你盖医院。做这些事都可以消磨时光。至于什么事对，什么事好，还是让那些无所不知的人去判断吧，我们可不能判断。你想争论，那就来吧。”他们离开餐桌，坐到代替阳台的门前台阶上。
“好，让我们来争论吧！”安德烈公爵说，“你说到学校，”他弯下一个手指说下去，“教育，等等，你想使他……”他指指一个摘下帽子从他们旁边走过的农夫说，“使他摆脱畜生般的状态，产生精神上的需要。可我认为畜生的幸福是他唯一可以获得的幸福，而你却要剥夺他这种幸福。我羡慕他，你却要使他变成像我这样的人，但又不给他我那样的智慧、感情和财富。再有，你说要减轻他的劳动。可我认为，体力劳动对他就像脑力劳动对我们一样重要，一样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这问题你不能不思考。晚上我两三点钟睡觉，但脑子里浮想联翩，我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天亮还睡不着，因为我在思考，我不能不思考，就像他不能不耕地，不能不割草那样；要不然他就会上酒店或者生病。我不能忍受他那种可怕的体力劳动，干上一星期就会死去。同样，他要是像我这样脱离体力劳动，他就会发胖，也会死去。第三……你还说过什么呀？”
安德烈公爵弯起第三个手指。
“哦，对了。医院，药品。他中风，快要死了，你给他放血，治疗，他成了残废，再挨上十年，拖累大家。让他死去，这要太平得多，省事得多。别的农夫又会生出来，他们这种人多的是。你要是舍不得失去一个劳动力（我是这样看待他的），那又当别论。可你是出于爱而去医治他的。其实他并不需要治疗。何况，说医学能治病，那简直是做梦……医学能杀人，这千真万确！”安德烈公爵愤怒地皱起眉头说，背过身去不看皮埃尔。
安德烈公爵十分清楚地说出他的想法，显然他对这问题已想过多次了。他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好像好久没有说话似的。他的目光越来越有神，可他的结论却越来越悲观。
“哦，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皮埃尔说，“我只是不明白，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思想，怎么还能活下去。我也有过这样的心情，那是不久前在莫斯科和旅途之中。当时我灰心丧气，觉得活不下去，我恨一切，首先恨我自己。当时我不吃饭，不洗脸……那您怎么……”
“为什么不洗脸，不洗不卫生，”安德烈公爵说，“相反，应该尽量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愉快些。我活在世界上，这又不是我的错，因此我要过得好些，不妨碍任何人，过完这一生。”
“那么，您的生活目的是什么呢？有了这样的思想就这么闲坐着。什么也不干吗？”
“生活是不会让人安宁的。我真想什么也不干，可是，一方面承蒙这里的贵族瞧得起我，选我当首席代表。这事好容易才被我推掉了。他们不了解我没有能耐，没有干那种事所必须的好心肠和傻劲儿。再说，我要把这所房子盖好，以便有个地方过上安宁的日子。还有那个民团。”
“您为什么不回军队呢？”
“打过奥斯特里茨那一仗后再回去！”安德烈公爵闷闷不乐地说，“不，多谢你的美意，可我发过誓，再也不进俄国现役部队了，永远不进了。即使拿破仑打到这里斯摩棱斯克，威胁童山，我也不会进俄国军队了。嗯，这话我以前对你说过，”安德烈公爵平静下来，继续说，“再说民团。我父亲是第三军区总司令，我逃避现役的唯一办法就是待在他身边。”
“那么您是在民团里服役啰？”
“是的。”他停了一会儿。
“那您为什么要服役呢？”
“是这样的。我父亲是当代非常杰出的人物。可是他老了，他天性不能算残酷，但太好活动。他惯于大权独揽，这习惯叫人望而生畏。如今皇上又授予他民团总司令的大权。两星期前，我要是晚到两小时，他就会在尤赫诺夫把书记官活活吊死，”安德烈公爵含笑说，“我之所以要服役，是因为除了我谁也无法影响父亲，我多少还能使他少干些以后会感到悔恨的事。”
“哦，原来如此！”
“是的，但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安德烈公爵继续说，“我一点也不怜惜，至今也不怜惜那个偷了民团靴子的该死的书记官；我甚至很高兴看到他被吊死，但我不能不替父亲着想，其实也就是替我自己着想。”
安德烈公爵越说越激动。他竭力向皮埃尔说明，他从来不想对别人做好事，他的眼睛发出狂热的光芒。
“还有，你想解放农奴，”安德烈公爵继续说，“这很好；但这不是为你自己（哦，我想你从来没用鞭子抽过人，也没把人发配到西伯利亚去过吧），更不是为了农奴。要是你揍他们，抽他们，把他们发配到西伯利亚，我想他们不会因此过得更糟。到了西伯利亚，他们还是过他们的畜生般的生活，他们身上的鞭痕会长好，他们又会像原来一样幸福。但那些精神崩溃、内心悔恨，克服悔恨而又随心所欲地处分人因而变得冷酷的地主老爷们，他们倒是需要解脱。喏，我就是可怜他们，我若要解放农奴也是为了他们。你也许没有看到，可我看到了，有些好人因为享有无限权力，就变得越来越暴躁，越来越残酷，他们明明知道这一点，却无法自制，结果就越来越苦恼，越来越苦恼。”
安德烈公爵说这话时十分激动，皮埃尔不由得想到，安德烈这些思想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皮埃尔没有搭理他。
“你瞧，我珍惜的是什么：人类的尊严，良心的平静，心灵的纯洁，而不是他们的脊梁和脑门。他们不论怎样挨打，怎样被剃阴阳头，还是那样的脊梁，那样的脑门。”
“不，一千个不！我永远不能同意您的意见。”皮埃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