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圣诞节来临前，迪尔柯·斯特罗伊夫过来找我，邀请我和他一起过节。他对圣诞节有种挺有特点的多愁善感，想和朋友们一起用合适的仪式来度过。我们俩都有两三周没见过斯特里克兰了，我是因为有一些朋友来巴黎玩了一阵子，我忙于陪他们；而斯特罗伊夫是因为和他大吵了一架，这次架吵得比以往厉害得多，他已经下定决心和他一刀两断了。斯特里克兰太不可理喻了，斯特罗伊夫发誓绝不再和他说一句话。但是，这个季节又触动了他感情中柔软的地方，他实在不忍心让斯特里克兰独自一个人过圣诞节。斯特罗伊夫推己及人地把自己的感情也等同于他了，他不能忍受在圣诞节这样一个理应相互恩爱的节日里，让这位画家一个人孤零零地被抛弃，独自悲伤。斯特罗伊夫在他的画室里安放了一棵圣诞树，我猜想我们能在上面找到一些可笑的小礼物，它们悬挂在喜庆的树枝中间。但是他不好意思再去见斯特里克兰了，因为这么容易就原谅斯特里克兰带给他的侮辱，未免太低三下四了，所以他希望当他决定和斯特里克兰重归于好时，我能够在场。
我们一起走到了克里舍大街，但斯特里克兰没在咖啡馆里。天气已经太冷，不能坐在外面了，我们在里面找了一个皮长凳坐下来。咖啡馆里又热又闷，空气因烟雾缭绕而变得灰蒙蒙的。虽然我们没见着斯特里克兰，但很快看到了偶尔和他下棋的一位法国画家，我和这位画家多少还算认识，他坐到了我们的桌子前。斯特罗伊夫问他近来是否见到过斯特里克兰。
“他病了，”他说，“你不知道？”
“病得厉害吗？”
“很厉害，据我所知。”
斯特罗伊夫的脸色变得煞白。
“为什么他不写信告诉我呀？我还和他吵架，我真是太蠢了！我们必须马上去看看他，他身边肯定没人照顾。他住在哪儿呀？”
“我不知道。”那位法国人说道。
我们发现没人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斯特罗伊夫变得越来越难过了。
“他可能死了，没人会知道一点消息的，太可怕了。我受不了这个念头，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他。”
我试图让斯特罗伊夫明白，漫无目的地在巴黎瞎找一个人是很荒唐的，我们必须首先有一个计划。
“是的，但也许就在我们想办法的时候，他可能快咽气了，当我们到那儿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你安静地坐会儿，让我们想想办法。”我不耐烦地说道。
我唯一知道的地址就是比利时旅馆，但斯特里克兰已经离开那里很久了，那里的人估计记不得他了。而且他有着奇怪的想法，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行踪。所以，在离开那家旅馆的时候，不太可能会告诉人家他搬到了何处。再说了，这都是五年多以前的事了。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如果他还继续光顾他住在那家旅馆时常去的咖啡馆的话，就不会搬得很远的，因为这家咖啡馆对他来说，可能是最方便去的。突然，我想到了通过他买面包的那家店主人，他揽到了一桩给人画肖像的活儿。我灵机一动：问问这家面包店的主人，可能会找到他的地址。我叫人拿来一本电话簿，开始查找面包店。在那个地区附近有五家面包店，唯一要做的就是挨家询问。斯特罗伊夫不太情愿地陪着我，他自己的计划是在与克里舍大街相连的大街上都跑跑，见到每家旅馆都进去问问斯特里克兰是否住在那里。不管怎么说，我的具有常识性的计划更有效。在第二家面包店，我们问到的一位在柜台后面的女人承认她认识斯特里克兰，虽然她不能确定他具体住在哪儿，但她能肯定就在面包店对面的三栋楼里的一栋。幸运再次垂青了我们，就在我们尝试的第一栋楼里，门房告诉我们，在楼的最顶层可以找到他。
“好像他生病了吧。”斯特罗伊夫说道。
“好像是的，”门房冷冰冰地回答，“事实上，我好几天都没看到他了。”
斯特罗伊夫在我前面跑上了楼梯，当我爬到顶层时，看见他正在和一个穿着衬衫的工人讲话。在我到之前，斯特罗伊夫敲了一扇门，开门的正是这个工人，他指了指旁边的一扇门，认为住在那间房里的是一位画家，他似乎有一周没见着他了。斯特罗伊夫刚要敲门，又转过身来对我做了一个无助的手势，我看得出他有些惊恐不安。
“要是他死了怎么办？”
“他不会死的。”我说道。
我敲了敲门，没人应声。我试着拧了拧门把手，发现门没锁。我走了进去，斯特罗伊夫紧跟着我。房间里漆黑一片，我只能分辨出这是间阁楼，屋顶是倾斜着的，从天窗上透过一丝微弱的亮光，并不比房间里的昏暗亮多少。
“斯特里克兰。”我叫道。
没人回答，气氛相当的神秘，我好像能感觉到斯特罗伊夫在我身后，双腿哆嗦成了筛糠。一时间，我犹豫是不是该划根火柴，我隐约感觉到在角落里有张床，我想知道在火柴光下，会不会发现床上躺着个死人。
“你没有火柴吗？你这傻瓜。”
从黑暗中传来斯特里克兰刺耳的呵斥声，吓了我一跳。
斯特罗伊夫吓得喊了出来。
“哦，我的上帝呀，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我划着了一根火柴，四下打量想找一根蜡烛，借助火柴短暂的微光，我看到这是间很小的公寓，半间卧室，半间画室，除了一张床以外，几乎没什么家具，画布对着墙壁，一个画架、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地板上没有地毯，也没有壁炉。在桌子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颜料盒、调色刀和各种杂物，好在还有一小截蜡烛。我点着了它，看见斯特里克兰正躺在床上，因为床对于他的个头来说太小了，他躺得很不舒服，为了取暖，他把所有衣服都盖在了身上。很显然，只要瞅一眼，就知道他在发着高烧。斯特罗伊夫走到床前，激动得嗓子都沙哑了。
“噢，我可怜的朋友，你怎么了？我真不知道你病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你知道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情的。你还在为争吵而生我的气吗？我真的不是想惹你生气，我错了，我说的那些冒犯你的话真是愚蠢透顶。”
“见你的鬼去吧。”斯特里克兰说道。
“现在，你先冷静点儿，我帮你躺得舒服点儿。没人照顾你吗？”
斯特罗伊夫惊愕地环顾着这间肮脏的阁楼，他想帮着整整被褥。斯特里克兰费劲地呼吸着，气呼呼地一声不吭。他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我十分安静地站在那儿，端详着他。
“如果你想为我做点事，可以给我弄点牛奶去，”他终于开口道，“我已经有两天没有出门了。”
在床边，有一个盛牛奶的瓶子，现在已经空了，在一张报纸上还有一些面包屑。
“你吃过东西吗？”我问道。
“什么也没吃。”
“有多长时间了？”斯特罗伊夫嚷嚷道，“你的意思是你已经有两天都没吃没喝了？太可怕了。”
“我喝过一点水。”
他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大水罐上，这个水罐他一伸手就能够到。
“我马上去买，”斯特罗伊夫说，“你还要别的什么东西吗？”
我建议他再买一个暖水瓶、一串葡萄和一些面包。斯特罗伊夫找到这么一个发挥作用的机会很开心，他噔噔地跑下了楼梯。
“他妈的傻瓜。”斯特里克兰嘟囔道。
我摸了摸他的脉搏，脉跳得很快而且很弱。我问了他一两个问题，他都不回答，当我继续追问时，他生气地把脸转向了墙壁。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等待。大约过了十分钟，斯特罗伊夫气喘吁吁地回来了。除了我建议要买的那些东西，他还买了蜡烛、肉汁和酒精灯。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没有片刻耽误他就把面包和牛奶准备好了。我又量了量斯特里克兰的体温，有一百零四度，他病得着实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