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上文所描述的那些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十点，我们的区法院开庭审理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案子。
我要预先说明，而且我要坚持说明：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传达法庭上所发生的一切，不仅无法传达得十分完整，而且无法传达得有条有理。我总感到，如果一切都记下来并加以必要的说明，那就需要写整整一本书，甚至是一大部书。因此请大家别埋怨我只介绍使我个人感到震惊和我特别牢记的内容。我可能主次不分，甚至完全忽略最明显、最必要的特点……不过我看最好还是不要道歉吧。我将尽力而为，读者自己也会明白，我只能尽我所能去做。
首先，在我们进入法庭大厅之前，我要提一下这一天使我特别惊讶的那些事情。其实，感到惊讶的不仅我一个人，正像后来发现的那样，而是所有的人都很惊讶。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关注这案子的人实在太多了，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等候开庭，社会上有许多议论、假设、感叹和猜测，而且已经持续了两个月了。大家都知道这案子在整个俄国闹得沸沸扬扬，但毕竟没有想到这案子会在我们这里，甚至在全国各地，对所有的人都产生了像那天法庭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震撼。这一天到我们这儿来的客人不仅来自本省省城，而且来自俄国的其他城市，甚至来自莫斯科和彼得堡。来的人中间有律师，甚至有几位名人，也有一些贵妇人。旁听证全部发完。法官席后面甚至划出了一块特殊的地方专门安排特别有名望的男宾，那里一长溜椅子上坐着各种重要人物，这种情形在我们这里从前是不允许的。妇女特别多，有我们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我看至少占旁听人数的一半。单单来自各地的律师就很多，简直不知道把他们安排在什么地方，因为所有的旁听证早就发完，被大家软磨硬泡统统要走了。我亲眼看到在大厅尽头的审判台后面，匆忙地用一道特别的栅栏临时围了一块地方，把来自四面八方的律师都放了进去，而他们还认为能够站在那里已经非常幸运，因为要腾出地方，事先把所有椅子都从栅栏里搬走了，于是聚在里面的那一大堆人紧紧地挤成一团，摩肩接踵地一直站在那里听完“案件”的审理。有些太太，特别是外地来的，刻意打扮一番之后，出现在大厅的厢座里，但大多数太太都顾不上穿着打扮。她们的脸上流露出一种神经质的、贪婪的、差不多是病态的好奇。必须指出，聚集在大厅里的各界人士中间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根据多方面的观察，几乎所有的妇女，至少是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站在米佳一边，认为对他应判无罪。也许，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把他想象成一个善于征服女性心灵的人。她们知道，将有两个争风吃醋的女人出场。其中之一便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她特别引起大家的兴趣；关于她的稀奇古怪的传闻特别多，说她对米佳特别痴情，尽管他成了一名罪犯，却不改初衷，流传着种种奇谈怪论。特别提到她的傲慢（她几乎从未拜访我们城里的任何人），她的种种“贵族关系”。据说她打算请求政府准许陪伴犯人一起流放，并在矿井下面和他结婚。她们也怀着同样激动的心情期待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情敌——格鲁申卡在法庭上出现。她们怀着折磨人的好奇心期待着两个情敌在法庭上见面——一个是傲慢的贵族小姐，一个是“轻佻放荡的女人”；不过我们的太太们对格鲁申卡的了解比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要多些。我们的太太们过去也曾见过这个坑害了“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和他不幸儿子的女人”，她们几乎人人都感到奇怪，父子俩怎么会对这样一个“极平常的、毫无姿色的俄罗斯市井女人”入迷到如此程度。总之，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我确切知道，在我们城里为了米佳曾发生了几起严重的家庭龃龉。许多太太与自己的丈夫激烈争吵，因为双方对这一可怕的案件意见不一。经过争吵以后，这些太太的丈夫们进入法庭大厅时不但对被告没有好感，甚至十分恨他。总之可以肯定地说，与太太们相反，男士们在情绪上是与被告对立的。可以看到一张张严厉、阴沉的脸，有些人的脸色简直是恶狠狠的，而且这是大多数。米佳在我们城里逗留期间确实得罪过其中的许多人。当然有些旁听者的心情几乎是愉快的，对米佳的命运根本不关心，但对将要审理的案子本身却并非毫不在意；大家都关心它的结果，大部分男士迫切希望惩处犯人，大概只有律师除外，因为他们所重视的不是案情的道德因素，而仅仅是所谓现代法学精神。著名的费丘科维奇的光临使大家激动不已。他的才能闻名遐迩，他到外省为那些轰动一时的刑事案件出庭辩护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经过他辩护的这类案件总是闻名全俄，而且经久不忘。关于我们检察官和首席法官也流传着几个笑话，据说我们的检察官非常害怕碰上费丘科维奇，他们俩早在彼得堡开始干这个行当时便是宿敌。我们这位十分自负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从彼得堡时起一直认为自己受了委屈，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识，现在卡拉马佐夫家族的案件使他精神振奋，指望通过这一案件使自己暗淡的生涯重放异彩，但他唯一担心的是费丘科维奇。至于害怕费丘科维奇的说法其实不完全正确。我们的检察官并非是那种在危险面前灰心丧气的人，正相反，危险越大他的自尊心越强烈。总而言之，应该指出，我们的检察官过于急躁和病态地敏感。他往往全身心地投入某个案子，审理案子尤其认真，好像他的前程和家业全都取决于他的最后裁决似的。法学界对他的态度不免加以嘲笑，因为我们的检察官正是靠这种品质获得了某种知名度，虽然远非闻名全国，但与他在我们法院中所处的微不足道的地位相比，可以说他的名声已经相当大了。人们特别嘲笑他对心理分析的偏爱。依我看，大家都错了：我们的检察官，作为一个人和一种性格，我觉得他要比许多人想象的严肃得多。但这个过分敏感的人从自己的法律工作开始之初就未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以后一辈子也改不了。
至于我们的首席法官，那只能说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仁慈的、务实的、具有现代思想的人。他相当爱虚荣，但对自己的前程并不太关心。他生活的主要目的是成为进步人士。他有种种关系，也有财产。对卡拉马佐夫家这个案子，正如后来知道的那样，他的态度相当激烈，但仅仅是从一般意义上而言。他感兴趣的只是这个案子为什么出现，属于哪一类，为什么把它看成是我们社会基础的产物，是俄罗斯气质的特征等。他对案子涉及的个人性格，它的悲剧，对于被告以及有关人员的个性，他的态度相当冷漠并很不现实，不过话说回来，也许应该这样。
早在法官们出现之前，大厅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的法院大厅是全城最好的，宽敞、高大、音响效果很好。法官席设在略微高出地面的平台上，它的右侧安放了一张桌子和两排供陪审员坐的扶手椅。左侧是被告席和辩护律师的席位。在大厅中央，靠近法官席的地方有一张放“物证”的桌子。桌子上放着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沾满血迹的白色丝睡衣；一把不祥的、被认为是凶器的铜杵；米佳那件袖子上沾有血污的衬衫；他那件因为当时把血淋淋的手帕塞进口袋、如今背面口袋处带有血斑的常礼服；那块原来沾满鲜血，如今已经发黄了的手帕；那把米佳在佩尔霍金家里装上子弹准备自杀、后来在莫克罗耶被特里丰·鲍里瑟奇悄悄拿走的手枪；那只原来装了三千卢布准备给格鲁申卡的、题了词的信封，一条原来扎在信封上的粉红色绸带；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我无法一一记住。稍远一些，在大厅深处便是旁听席，但在柱形栏杆前面还放了几把扶手椅，供已经作过证词，但尚需留在大厅里的证人用。十点整，由首席法官、一位法官和一位荣誉民事法官组成的审判人员入席。不用说，检察官也马上出来了。首席法官是个粗壮结实的人，偏矮的中等身材，一副似患有痔疮的灰黄色的面孔，五十岁左右，一头修剪得短短的均已经花白的黑发，挂着一条红绶带，但我记不得戴的是什么勋章了。我觉得，也不仅是我，大家都觉得，检察官似乎非常苍白，脸色几乎发青，不知为什么似乎一夜之间突然消瘦了，因为我在前天看到他时气色还很正常。首席法官首先问法警：陪审员都到齐了吗？……不过我看不能再这样继续讲下去了，因为有许多东西我没有听清楚，有些东西没有详细注意，有些东西又忘了，而最主要的是因为，就像我在前面讲过的那样，如果把所有的讲话和发生的事情全部记下来，那我确实既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篇幅。我只知道，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双方对陪审员资格提出异议的不太多。那十二名陪审员的情况我还记得：四名是我们本地的官员，两名是商人，六名是本城的农民和小市民。我记得早在开庭以前，我们上流社会的有些人，特别是太太们，颇为惊讶地问道：“这些微妙、复杂、涉及心灵世界的案子怎么可以交给几个官员，甚至农民去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呢？这些官员，尤其是这几个庄稼汉能懂得什么呢？”确实，这四个进入陪审团的官员职位低微，而且都已白发苍苍，只有一个稍稍年轻些，他们在社会上默默无闻，靠着菲薄的薪俸勉强度日，他们的妻子年老色衰，多半上不了场面，还有一大堆说不定是光着脚的子女，公务之余常常用打牌来消磨时光，自然从来也没有读过一本书。两名商人样子体面，但都出奇地寡言少语和呆板；其中一个剃光了胡子，穿着德国式的衣服；另一个留着灰白胡子，在脖子上挂着红绶带，上面别着一枚勋章。至于那几个庄稼汉和小市民，那就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们城里的那些小市民几乎与农民一模一样，他们甚至还种地呢。其中两个也穿着德国式的服装，因此看上去比其他四个更肮脏、更丑陋。人们确实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拿我自己来说吧，刚对他们打量一下，马上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些人怎么能理解案情呢？”然而他们板着脸，表情严肃，给人一种异常严峻乃至威武的印象。
首席法官终于宣布开始审理退职九等文官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被杀案，我记不得他当时的原话了。法警奉命带上被告，于是米佳走了进来。大厅里一下子安静下来，连苍蝇飞过的声音都能听到。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想，米佳的模样给我的印象却非常不好。主要原因是他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那件崭新的常礼服刚赶制好。我后来了解到，这是他特意为这一天向原来在莫斯科还保留着他尺寸的裁缝定做的。他手上戴着一副崭新的细软羊皮黑手套，身上穿着时髦的衬衫。他迈着大步走进来，眼睛一眨不眨地正视着前方，毫无惧色地坐到自己的被告席上。这时，辩护律师，大名鼎鼎的费丘科维奇也进来了，大厅里随之响起了一阵似乎是压抑着的嘈杂声。他身材瘦长，两条腿又细又长，苍白纤细的手指也特别长，脸上胡须刮得精光，头发很短，梳理得十分朴素，两片薄薄的嘴唇不时撇上一撇，也不知是微笑还是嘲弄。他看起来有四十岁左右，要不是他的那双眼睛，他的脸还算得上是端正的，可惜他两只眼睛本来就不大，也缺乏表情，又靠得特别近，中间只隔着隆起在鹰勾鼻上的那根细小的鼻梁骨。总之，这张脸分明呈现出鸟儿般的轮廓，不免使人惊讶。他身穿燕尾服，系着白领结。我记得首席法官开始审问时向米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问他的姓名、身份等。米佳回答的口气很生硬，声音大得出人意外，首席法官的脑袋不禁哆嗦一下，大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接着宣读了被传来参加法庭调查的人员名单，即证人和专家的名单。名单很长，四位证人未能到庭：米乌索夫现在正在巴黎，但他在预审时就提供了证词；霍赫拉科娃太太和地主马克西莫夫因病缺席；斯梅尔佳科夫突然自杀身亡，警察局已经出具证明。有关斯梅尔佳科夫猝死的消息在大厅里引起了一阵强烈的骚动和窃窃私语。当然，许多旁听者还根本不知道他已突然自杀身亡。但特别令人吃惊的是米佳突然的出格举动：刚宣布关于斯梅尔佳科夫的消息，他突然从自己座位上向整个大厅大声吼道：“恶狗有恶狗的报应！”
我记得，辩护律师冲到他跟前，而首席法官则威胁说要对他采取严厉措施，如果再有这类出格举动的话。他不时地点头，但似乎毫无悔改之意，多次压低嗓门对辩护律师说：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刚才是脱口而出的！我再也不说啦！”
当然，这个小小的插曲在陪审员和旁听者的心目中造成了对他极为不利的印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性格，自己暴露了自己。就在这种印象之下，书记官宣读了起诉书。
起诉书相当简短扼要，但很有说服力。其中仅仅列举了几条主要理由，说明为什么要对某人起诉，为什么要将他提交法庭审判等。但这文件却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书记宣读的时候声音洪亮，吐字清楚。这个悲剧似乎从头至尾重新展现在大家面前，处于那不祥的、无情的光照之下，显得那么集中，那么触目惊心。我记得，一读完起诉书，首席法官威严地大声问米佳：
“被告，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米佳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承认自己在酗酒和放荡方面是有罪的，”他又用一种出人意外的、几乎是发疯似的语气高喊道，“在游手好闲和惹是生非方面是有罪的。正当我决心永远成为一个诚实的人的时候，却遭到了命运的打击！但对于老人的死，对于既是我仇人又是我父亲的死，我是无罪的！对于他的钱被抢劫这件事，不，不，我是无罪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罪：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卑鄙小人，但不是贼！”
他大声说完以后便坐了下来，显然浑身在颤抖。首席法官又对米佳作了简短的训诫，要求他针对问题回答，不要横生枝节和发疯似的叫嚷。然后他下令进行法庭调查。所有证人被领进来宣誓。这时候我才一下子见到了他们所有的人。不过，被告的两位弟弟被准许无需宣誓便可出庭作证。经过神甫和首席法官一番训诫以后，证人被领走了，尽可能让他们分散坐开。然后开始单独地传讯他们。
我不知道首席法官是否将检察官的证人和辩护律师的证人分成了小组并规定了传讯他们的程序。这一切大概都有安排。我只知道首先传讯的是检察官的证人。我要重申，我并不打算逐一描述审讯过程。何况我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多余的，因为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辩论时的发言中，提供和听取证词的整个过程和全部含义似乎都归结为一点并且作了鲜明而突出的说明，而这两篇精彩的发言，至少有个别段落，我作了完整的记录，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向读者转述。此外我还要向诸位转述审讯中一段非同寻常，完全意想不到的插曲，它突然发生在法庭辩论之前，并且对严峻的、生死攸关的审理结果无疑产生了影响。我只想指出：从审讯一开始，这件“案子”所具有的某种异乎寻常的特点鲜明地表现出来并为大家所觉察到了，那就是：与辩护方面所拥有的手段相比，起诉方面异常强大。当各种事实在这座森严的法庭上开始集中归纳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鲜血淋淋的全部罪行开始揭露出来的时候，大家一下子明白了这一点。也许从一开始大家就明白了，这完全是一件无需争议的案子，这里面没有任何疑问，实际上任何辩论都无必要，即使要辩论，那也无非是过过场罢了，犯人确实有罪，肯定有罪，绝对有罪。我甚至以为，即使太太们无一例外地迫切希望证明那个有趣的被告无罪，但她们却又深信他确实有罪。不仅如此，我还觉得，如果他的罪行不能得到证实，她们可能会失望，因为如果证明了犯人无罪，那结局便不会有这样的轰动效应了。至于他将被证明无罪，那么说来也怪，所有的太太直到最后一分钟几乎还都深信不疑：“他有罪，但是出于人道精神，按照现在流行的新思想、新感情，会证明他无罪”等等。就为了这一点她们才迫不及待地聚集到这儿。男人们更感兴趣的是检察官和大名鼎鼎的费丘科维奇之间的斗争。大家惊讶地问自己：即使像费丘科维奇那样有才华的人，对这件毫无希望的案子，对一个空蛋壳能有什么作为呢？因此他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的每一步骤。但费丘科维奇直到最后，直到演说之前，在大家的心目中还是个谜。有经验的人预感到他有自己一套办法，他已经有了某种设想，他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但究竟是什么目标，简直无法猜透。但是他的信心和自信十分明显。此外，大家立即欣喜地发现，他来到我们这儿的时间非常短暂，也许总共不过两三天，却已经惊人地熟悉了案情，连“它的微妙之处都作了研究”。后来大家津津有味地谈起他怎样及时地使检察官方面的所有证人“上钩”，尽量迷惑他们，更重要的是给他们的道德名誉抹黑，从而自然而然地使他们的证词变得不可信。不过大家认为，他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卖弄，可以说是为了显示律师的才华，表明他丝毫也没有忽略律师惯用的手法，因为大家确信，他通过“抹黑”的办法不可能得到什么重大的、实质性的好处，其实他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但他还储备某种思想，拥有某种暂时深藏不露的辩护武器，只要时机一到，他就会马上亮出来。尽管如此，由于他意识到自己有力量，所以暂时始终好像是在表演和嬉闹。例如，在审问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时，辩护律师利用提问的机会穷追不舍，紧紧抓住他不放，他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贴身的仆人，曾提供了“通向花园的门是开着的”这个有分量的证词。需要指出的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出庭作证的时候，面对法庭的威严气势和众多的听众，他丝毫没有惊慌，神态相当平静，甚至显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他提供证词的时候充满了自信，就好像正跟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私下交谈，无非态度稍为恭敬一些而已。要打乱他的方寸是不可能的。开始时检察官对卡拉马佐夫家的详细情况向他盘问了很久。一幅家庭生活的图画非常鲜明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大家听到并看到，证人忠厚老实，没有任何偏见。尽管他对已故的主人非常尊敬，但他还是声称，譬如说，主人对待米佳的态度有失公允，“没有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要是没有我，这小孩早被虱子咬死了，”他在讲述米佳童年时补充说，“当父亲的在处理孩子母亲遗留的田产方面也不该欺侮孩子。”检察官问他有什么根据可以证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在账目上使儿子吃了亏，使大家奇怪的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丝毫提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材料，但仍然坚持说老子与儿子的账算得“不对”，他确实“应该再付给儿子几千卢布”。我要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是否真的克扣了米佳的应得财产，检察官后来念念不忘地向所有能作证的证人全都提过，连阿廖沙和伊凡也未能例外，但证人中谁也提不出确凿的证据；大家都证实有这样的事实，但谁也无法提供哪怕是一点点确凿的证据。格里戈里详细描述了吃午饭时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闯进来狠狠揍了父亲并威胁说还要回来杀死他的这个场面之后，在场的人都产生了极坏的印象，更何况老仆人讲得很平静，没有添油加醋，用的是自己特有的语言，结果却显得非常有说服力。至于米佳凌辱他，打他耳光，把他打倒在地，他说他并不生气，早已原谅他了。对于死去的斯梅尔佳科夫，他一边画着十字，一边说他是个能干的小伙子，但是有些傻里傻气，被病折磨得好苦，最糟的是他不信上帝，那都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和他的大儿子教的。对于斯梅尔佳科夫的诚实，他几乎是热情地作了肯定并立即讲了一件事：有一次，斯梅尔佳科夫捡到了老爷丢失的钱，他没有藏起来，立即交给了老爷，老爷为此“赏了他一个金币”，从此以后老爷什么事都相信他了。老仆人固执地坚持说通向花园的门是开着的。他们盘问他的事情特别多，我无法全部记住。最后终于轮到辩护律师提问了，他首先问信封的事——就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好像”为了“给某个女人”三千卢布的那只信封。“您作为多年来一直服侍老爷的仆人是否亲眼见过这只信封？”格里戈里回答说，他没有见过，而且“一直到现在大家开始谈论之前”，他根本没有听到谁说起过这笔钱。关于信封这个问题，费丘科维奇问了凡是可以作证的所有证人，其穷追不舍的精神就像检察官盘问田产分割的事一模一样，而且从所有的人那儿只听到一种回答——谁都没有见过那只信封，虽然许多人都听说过。大家从一开始就发现了辩护律师对这一问题穷追不舍的态度。
“如果您允许的话，现在我能否向您提一个问题。”费丘科维奇出人意外地突然问道，“预审中表明，那天晚上，在临睡之前，您用来擦拭您疼痛的腰部、指望用来治好病的那种镇痛剂，或者说那种药酒是用什么做的？”
格里戈里莫名其妙地看了看发问者，沉默片刻后喃喃地说道：
“放了洋苏叶。”
“只有洋苏叶吗？您记不记得还有其他东西吗？”
“还放了车前草。”
“也许还有辣椒吧？”费丘科维奇好奇地问。
“辣椒也放了。”
“还放了其他东西。全浸泡在酒里吗？”
“泡在酒精里。”
大厅里传出一种轻微的笑声。
“您瞧，甚至用了酒精。您擦了背部，您太太念了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虔诚的祷词。大概瓶子里剩下的部分都喝掉了吧，是这样吗？”
“我喝掉了。”
“您喝了很多吧？大概多少？有一酒杯吧？”
“大概有一茶杯。”
“甚至有一茶杯。也许有一杯半吗？”
格里戈里不作声了。他似乎有点明白了。
“一杯半的纯酒精——那可真不赖，您以为怎样？不用说通向花园的门，就是‘天堂的门敞开着’也可以看见了？”
格里戈里还是不吭声。大厅里又传出一阵轻轻的笑声。首席法官挪动了一下身子。
“您是否确切知道，”费丘科维奇步步紧逼，“你看到通向花园的门是开着的那一刻，您是不是睡着了呢？”
“我站在那儿。”
“这还不能证明您没有睡着（大厅里又是一阵轻笑声）。那时如果有人问您，譬如说现在我们这儿是公元什么年份，您能回答吗？”
“这我可不知道。”
“现在我们这儿是公元什么年份，耶稣降生后的第几年，您不知道吗？”
格里戈里带着迷惑不解的表情站在那儿，两只眼睛呆呆地盯着自己的折磨者。说来也很奇怪，他居然真的不知道现在是公元几年。
“您或许还知道您手上有几个手指吧？”
“我是奴才，”格里戈里突然响亮而清楚地说，“要是长官想取笑我，我也只好忍受。”
费丘科维奇听了不由得愣了一下，这时首席法官也作了干预，训诫式地提醒辩护律师，应该提出更为恰当的问题。费丘科维奇听完以后，不失庄重地鞠了一个躬，声明他的提问已经结束。当然，旁听的人和陪审员心中不免留下一丝怀疑，怀疑一个处于某种治疗状态中甚至能够看到“天堂的门”，而且连今年是耶稣降生以后多少年都不知道的人所提供的证词是否可信。因此，辩护律师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格里戈里离开之前还出现了一个插曲。首席法官问被告：他对提供的证词有什么话要说？
“除了门以外，他讲的全是实话。”米佳大声地说道，“他替我捉过虱子，我感谢他，他原谅了我殴打他的事，我感谢他；老人一生老老实实，对我父亲忠心耿耿，抵得上七百条哈巴狗。”
“被告，说话用词要有分寸。”首席法官严肃地说。
“我不是哈巴狗。”格里戈里嘟囔着说。
“那么我是哈巴狗，我是！”米佳大声说，“要是你听了感到委屈，那么就由我自己来承担，并请求他原凉：我是禽兽，以前对他太残忍了！我对伊索也太残忍了。”
“哪一个伊索？”首席法官又厉声问道。
“就是对彼埃罗……我父亲，对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
首席法官一再庄重而严厉地告诫米佳说话要谨慎些。
“您这是自己在损害您在法官心目中的形象。”
在向证人拉基京发问时，辩护律师提出的问题同样非常巧妙。我要指出，拉基京是最重要的一个证人，检察官无疑是重视他的。原来他什么都知道，知道的事情特别多。他到所有人的家里都去过，什么都看到，跟所有的人都谈过话，对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身世和卡拉马佐夫一家人了解得一清二楚。其实，关于装有三千卢布的那只信封的事他也只是听米佳本人说起过。然而他都详细地描述了米佳在京都酒店里所干的那些好事和有损他声誉的言谈举止，也讲述了绰号叫“树皮擦子”的斯涅吉廖夫上尉的故事。至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在田产分割上是否算计米佳这个特殊的问题，连拉基京本人都说不出什么来，只能用轻蔑的口气泛泛而论，搪塞过去。他说：“在乱七八糟的、都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回事的卡拉马佐夫性格中间，谁能搞清楚他们谁对谁错，谁欠谁呢？”他把眼前正在审理的这件罪行的全部悲剧说成是根深蒂固的农奴制的流俗和由于缺乏相应制度而陷于无序状态的俄罗斯的产物。总之，让他发表了一些意见。这次诉讼使拉基京先生初露头角并受到人们的注意。检察官知道这位证人正在给杂志写一篇关于这个犯罪案件的文章，后来他在自己的演说（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引用了该文的一些观点，这就是说他已经读过这篇文章了。证人所描绘的那幅阴暗而不祥的图画为“公诉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总之，拉基京的陈述以其独立不羁的思想和非凡高尚的气势折服了听众。就在他谈到农奴制和苦于混乱的俄罗斯的时候，甚至突然响起了两三起掌声。但拉基京到底还是一个年轻人，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马上被辩护律师巧妙地利用了。他在回答有关格鲁申卡的某些问题时，由于正陶醉在自己无疑已经意识到的成功以及勃发的崇高激情之中，居然用带点轻蔑的口吻说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是“商人萨姆索诺夫豢养的情妇”。他事后甘愿付出昂贵的代价来赎回这句话，因为费丘科维奇马上利用这话话抓住了他。这是因为拉基京完全没有料到辩护律师会在短时间内对案情了解得一清二楚，连那些隐私他都知道。
“请问，”当轮到辩护律师提问时，他面带非常客气，甚至是恭敬的微笑说，“您就是拉基京先生吧，您写过一本由教区当局出版的小册子，书名叫《已故长老佐西马的修隐生活》，里面充满了深刻的宗教思想，书里还有献给主教的美好而虔诚的题词，我不久前曾愉快地拜读过了。”
“我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后来他们却发表了。”拉基京嘟囔说，似乎由于某种原因突然心虚了，甚至感到羞愧。
“啊，这太妙了！像您这样的思想家，甚至可以应该广泛地关注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由于主教的庇护，您那本很有教益的小册子广为流传并产生了相应的效应……不过我现在主要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刚才说您和斯韦特洛娃女士相当熟悉，是这样吗？”（按：格鲁申卡的姓原来是“斯韦特洛娃”。我仅仅是在开庭审理的这一天才初次知道。）
“我不能对我所认识的人全都负责……我是一个青年人……而且谁能为他所遇到的每个人负责呢……”拉基京的脸刷地涨得通红。
“我理解，我太理解了！”费丘科维奇大声说道，好像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赶紧道歉似的。“您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乐于结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性，而这位女性也乐于接待本城的优秀青年，不过……我只想了解一个情况：据我们所知，大约在两个月前斯韦特洛娃非常希望与卡拉马佐夫的小儿子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认识，如果您让他就穿着那套修士服去见她，只要您把他带去，她答应给您二十五个卢布。众所周知，这件事恰好就在构成本案的那件惨祸发生的那天晚上。您把阿列克谢·卡拉马佐夫带到斯韦特洛娃女士家里，我想问您的就是当时您有没有收到斯韦特洛娃女士奖赏的二十五个卢布？”
“那是开玩笑……我看不出为什么这件事会使您感兴趣。我收下这钱只是为了开个玩笑……准备以后归还……”
“所以您收下了。但您至今都没有归还，或者已经归还了？”
“这太无聊了……”拉基京嘟囔着说，“我不能回答这类问题……我当然会归还的。”
首席法官开始干预了，但辩护律师宣布，他对拉基京先生的提问已经结束。拉基京先生离开证人席时形象已经不那么好了。他那番高尚的发言留给人们的印象已经被破坏了。费丘科维奇目送他下去，似乎指着他向听众说：“瞧，你们的原告有多高尚！”我记得，这时候米佳也免不了要闹些名堂：他被拉基京议论格鲁申卡的口气所激怒，从自己的座位上突然大叫：“贝尔纳！”首席法官向拉基京提完了全部问题，接着问被告：他有没有想要说明的地方，米佳便响亮地喊道：
“他向我这个被告还借过钱呢！他是个可耻的贝尔纳和争名逐利的家伙，不信上帝，欺骗主教！”
米佳自然因为说话粗鲁而再一次受到告诫，但拉基京先生却彻底完了。斯涅吉廖夫上尉的作证也不顺利，但完全是另有原因。他出庭时褴褛不堪，穿着肮脏的衣服和靴子。尽管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并事先作了“专门检查”，但还是突然发现他完全喝醉了。关于米佳侮辱他的问题，他突然拒绝回答。
“上帝保佑他。伊柳沙不让说。将来上帝会给我补偿的。”
“谁不许您说？您指的是谁？”
“伊柳沙奇卡，我的儿子。‘爸爸，爸爸，他是怎样侮辱你的啊！’这是他在一块大石头旁说的。现在他快要死了……”
上尉突然号啕大哭，扑过去跪在首席法官脚下。在听众的哄笑声中，很快把他带走了。检察官预先指望的那种印象根本就没有产生。
辩护律师继续运用各种手段。他对案情了解得那么深入细致，使大家越来越感到惊讶。举例说，特里丰·鲍里瑟奇的证词本来可以产生相当强烈的印象，对米佳极为不利。他几乎扳着手指算出，米佳在惨祸发生前一个月第一次到莫克罗耶期间花费不可能少于三千卢布，或者说“差不了多少，单是花在茨冈女人身上的钱就不知有多少！他赏给我们那些长满虱子的乡巴佬的钱不是什么在街上随手扔给每人半个卢布，而至少每人要送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再少是不会给的。直接从他那儿偷走的钱不知有多少！人家偷了，哪里还会留下什么把柄。再说他自己就随随便便胡乱扔钱，哪里还会抓小偷呢！而我们那些乡下人全是强盗，全都不讲良心。而姑娘们，我们乡下的那些姑娘又得到了多少钱！我们那儿的人从此都发了大财，确实是这样，而以前都是穷光蛋。”总之，每一笔花费他都记起来了，并且作了精确的计算。因此，所谓只花掉一千五百卢布，而其余的钱藏在香囊里的说法越发显得不可思议了。“我亲眼看见，看见他手里拿着三千卢布就像拿着一个戈比一样，是我亲眼目睹的，难道我们都不识数了吗？”特里丰·鲍里瑟奇大声说道，想尽量讨好“长官”。当轮到辩护律师提问的时候，他几乎没有打算反驳证词，却突然谈起了一件事：米佳被捕前一个月，在他第一次纵酒狂饮的时候，马车夫季莫费和农民阿基姆在莫克罗耶客栈前室的地上捡到过米佳喝醉后掉下来的一百卢布，他们将这笔钱交给了特里丰·鲍里瑟奇，他为此给了每人一个卢布。“那么您当时是否将这一百卢布还给了卡拉马佐夫先生呢？”特里丰·鲍里瑟奇无论怎样支吾其词，但在盘问了农民之后他只好承认曾捡到一百卢布，但他说当时就原封不动地全部还给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老老实实地交到他手里，不过他自己当时完全醉了，未必能想起来”。但毕竟因为他在传讯农民作证之前曾经否认过捡到一百卢布，那么他说已经把那笔钱还给了醉醺醺的米佳的证词自然非常值得怀疑。这样一来，由检察官提供的一个最危险的证人在退庭时受到了怀疑，他的名誉遭到很大的损害。两个波兰人也发生了相同的情况：他们出庭时态度傲慢，神情泰然。他们大声地作证说，首先，他们俩都是“为沙皇陛下”效劳，而“米佳先生”却要用三千卢布收买他们，而且他们亲眼看见他手上有一大笔钱。穆夏洛维奇说话时夹杂了许多波兰话，他看到这样反而在首席法官和检察官的眼里抬高了自己的身份，因此更加来劲了，最后完全用波兰语说话了。但费丘科维奇还是张开了自己的网抓住了他们：再次被传讯的特里丰·鲍里瑟奇无论怎样躲躲闪闪，到头来也只好承认他的一副纸牌被佛鲁勃莱夫斯基偷换了，而穆夏洛维奇在坐庄时做了手脚。卡尔加诺夫在作证时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两个波兰人甚至是在听众的哄笑声中带着羞辱离开的。
随后所有最危险的证人几乎都碰到了同样的情况。费丘科维奇居然有本领使他们每个人在道德上露出了破绽，最后让他们灰溜溜地离开。一些好事之徒和法学专家只是在那里一味地欣赏，却总不明白这一切究竟能起什么重大的决定作用，我要再次说一遍，因为大家都感到指控是无法反驳的，而且越来越变得具有说服力和悲剧性了。但大家从那位“伟大的魔术师”的自信心中发现，他非常镇静，因此大家都在期待着：“这样的人”决不会无缘无故地离开彼得堡到这儿来，这样的人决不会无功而返。
医学鉴定对被告也没有帮上多大的忙。正如后来证实的那样，费丘科维奇本人似乎对它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之所以要进行医学鉴定，主要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坚持，她特地从莫斯科请来了一位名医。辩护方面当然也不会因为医学鉴定而有什么损失，搞得好的话也可能有好处。不过由于医生们产生了某些分歧，其结果多少有点滑稽。出场的几位专家是：从京城请来的著名医生，本城的医生赫尔岑斯图勃，以及年轻的医生瓦尔温斯基。后面两位也属于检察官传讯的一般证人。首先以专家身份被传讯的是赫尔岑斯图勃。这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头发雪白，已经谢顶，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在我们城里大家都很重视他，尊敬他。他是一位尽心尽职的医生，一个好人和虔诚的教徒，属于赫恩胡特派或“摩拉维亚兄弟会”——我也不太清楚。他在我们城里已经住了很久，平时举止特别庄重。他心地善良，富有爱心，免费为穷人和农民治病，亲自到他们简陋的小屋去，留下钱让他们买药，但他的脾气固执得像一头骡子。如果他有了什么想法，要他改变是不可能的。顺便提一下，城里的人几乎都知道，这位外地的名医到我们这里总共呆了短短的两三天，却对赫尔岑斯图勃的才能已经说了一些非常难听的话。虽然这位莫斯科医生每次出诊收费至少要二十五个卢布，但我们城里有些人还是对他的到来感到高兴，不惜重金，纷纷去请他治疗。在他没有来之前，这些病人自然都是由赫尔岑斯图勃治疗的，而现在这位名医却到处尖锐批评他的治疗方法，到后来他一进病人家就干脆问：“您这病原来是谁给看的，是赫尔岑斯图勃吗？哼，简直瞎胡闹！”这些话自然传到了赫尔岑斯图勃的耳朵里。现在这三位医生一一出庭作证。赫尔岑斯图勃医生直截了当地声称：“被告智力失常是显而易见的。”他提出的种种理由我在这里就省略了，最后他又补充说，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不仅可以从被告以前的行为中看出来，更主要的是现在，甚至目前都可以看出来。法庭请他说明现在，此时此刻这种失常现象表现在什么地方的时候，这位老医生天真而直率地指出，被告一进入大厅，“就有一种不合时宜的、非常特别和古怪的表情，他像一个军人那样迈着大步，两只眼睛直视前方，其实他本来应该看左面，那边旁听席上坐着不少太太，他是女性的热烈爱好者，照理应该非常关心现在太太们对他会有什么看法”，老人以自己独特的语言结束了发言。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那就是他常说俄语，而且很喜欢说，但不知为什么他说的每句话都带有德国腔，而且他从来也不感到有什么不好意思，因为他一辈子都有个毛病，便是他自以为俄语说得最标准，“甚至比俄国人还好”，他还非常喜欢引用俄国谚语，每次都要人相信，俄国谚语是世界上最精彩、最富于表现力的谚语。我还要指出，他在谈话时，也许是因为思想不集中，常常会忘记最普通的词，这些词他掌握得很熟练，但不知为什么突然在他脑子里卡住了出不来。不过即使他讲德语，往往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时候他总是在自己面前不停地挥手，好像在寻找并要抓住那个丢失了的词语，在他没有找到丢失的词语以前，谁也无法迫使他把已经开始的谈话继续下去。他刚才所说的被告进入大厅后照理应该把目光投向太太们的一番话在听众中引起一阵轻轻的嬉笑声。我们这里的太太们非常喜爱这位老人，她们知道他一辈子都没结婚，是个虔诚和纯洁的人，在他眼里女人都是些高尚的理想人物。因此他这番出人意外的话使大家都感到非常奇怪。
莫斯科来的那位医生在出庭作证时断然声称被告的头脑不正常，“甚至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他巧妙地大谈特谈“感情倒错”和“躁狂”并得出结论说，根据收集到的全部证据，被告还在被捕前几天无疑已经处于感情倒错的病态之中，尽管他犯了罪，甚至意识到在犯罪，但几乎是身不由己的，他完全没有能力克服当时控制着他的病态的精神冲动。除了感情倒错之外，医生还发现了躁狂症状，据他说这预示着将来会直接导致完全的精神错乱。（注意：我现在用自己的话加以转述，而当时医生是用科学的专门术语解释的。）“他的全部行为违背了常理和逻辑，”他继续说，“且不说我没有看到的那些事情，也就是作案过程以及这件惨祸的来龙去脉，可是就在前天和我谈话时，他的目光也莫名其妙的呆滞。不该笑的时候他会突然笑起来，经常无缘无故地发火，说一些奇怪的话：什么‘贝尔纳’啦，‘伦理学’啦，还说些不该说的话。不过医生认为最能说明这种躁狂症状的是：一提到他认为自己受了蒙骗的那三千卢布时，被告就怒不可遏，可是在谈到或想到其他的种种挫折或自己所受的委屈时却又相当平静。此外，还有证据表明，只要一涉及三千卢布，他完全像过去一样会暴跳如雷，可是证人们又说他没有私心，也不那么贪婪。至于说到我那位学识渊博的同行的意见，”莫斯科的医生在结束发言时讥讽地补充说，“他认为被告出庭时目光应该看着那些太太而不该直视前方，那我只想指出，类似结论不仅显得滑稽可笑，而且也是根本错误的。虽然我也完全同意被告进入决定他命运的大厅时不应该直视前方，这确实可以看作是他此刻精神不正常的征兆，但同时我却要肯定地说，他不该去看左边的那些太太，相反，他应该向右看，应该用目光去寻找辩护律师，因为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律师的帮助上，他的全部命运取决于律师的辩护。”医生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得非常果断和坚决。但最后出庭作证的瓦尔温斯基医生所得出的出人意料的结论却使两位学识渊博的专家的分歧显得特别滑稽可笑。在他看来，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被告的精神状态完全正常，虽然在被捕前他确实应该处在一种神经质和过度兴奋的状态，但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有多种非常明显的原因：譬如妒忌，愤怒，不断酗酒等。但这种神经质的状态不包括前面所说的那种特殊的“感情倒错”的成分。至于说到被告进入大厅时该向左看还是向右看，“依鄙人之见”，被告进入大厅时，正应该直视前方，就像他实际上做的那样，因为他对面坐着首席法官和法官，他的全部命运取决于他们，“因此，他直勾勾地看着前面，恰恰足以证明这时候他的脑子完全正常”。年轻的医生带着几分激烈的情绪结束了自称为“鄙见”的证词。
“太棒了！医生！”米佳从自己座位上叫了起来。“正是这样！”
米佳的插话自然被法庭制止了，但年轻医生的意见无论对法官还是听众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正如后来表明的那样，大家都同意他的见解。不过，赫尔岑斯图勃后来以证人身份作证时，却完全出乎意外地突然提供了对米佳有利的证词。作为本城的老居民，他很久前就认识卡拉马佐夫一家，在提供了几项对“公诉”很有意义的证词后，突然似乎想起了什么，补充说道：
“不过这位可怜的青年人本来可以得到比现在要好得多的命运，因为无论在童年时代还是以后，他的心地一向非常善良，因为我知道这一点。但俄罗斯谚语说：‘如果一个人有头脑，那很好，如果再有一个聪明人来做客，那就更好，因为那时就有两个头脑，而不是一个……’”
“一人聪明好，两个聪明更加妙。”首席法官不耐烦地提示他，他早知道老人有个习惯——说话慢慢吞吞，拖腔拉调，一点不在乎人家对他的印象，也不在乎人家等得多么着急，相反他很看重那种生硬、平淡无奇，而又洋洋自得的德国式的俏皮话。这小老头可是非常喜欢说俏皮话的。
“啊，是的，我也是这么说的，”他固执地接过话，“一人聪明好，两人聪明好上加好。但另一个聪明人没有去找他，他却把自己的聪明放走了……这话是怎么说的，他将它放到哪儿去了？那个词儿——他把自己的聪明放走了，可是放到哪儿去的那个词我忘记了，”说着他用手在自己的眼前比划了一下，“噢，对了，是什帕齐连。”
“游荡？”
“对，对，游荡，我也是这么说的。他的聪明溜出去游荡了，跑到了遥远的地方，连自己也迷路了。不过话得说回来，他是个高尚而很重感情的青年，啊，我还记得他很小的时候被丢在他父亲后院里的那模样，光着脚在地上乱跑，小裤子只吊在一个扣子上……”
这个正直的小老头的口气里突然可以听出一种多愁善感、诚挚感人的声调。费丘科维奇猛地哆嗦了一下，似乎有了某种预感，赶紧集中思想听他讲下去了。
“啊，是的，我自己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我嘛，唉，对了，那时候我才四十五岁，我刚到这里。当时我觉得这孩子挺可怜，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给他买一磅……是啊，一磅什么呢？我忘了那东西叫什么了……一磅孩子们非常喜欢吃的那种东西，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医生又用手比划着，“是那种长在树上，采下来送给大家的……”
“是苹果吗？”
“哦，不——不——是的！论磅，论磅秤的，苹果是按十个计算的，不论磅，不，数量很多，个儿很小，放进嘴里，咔啦一响……”
“是胡桃吗？”
“对了，就是胡桃，我说的也就是胡桃，”他心安理得地肯定说，仿佛刚才根本不在搜索枯肠要找出这个词，“我给他送去一磅胡桃，因为从来也没有人给这孩子送过一磅胡桃，我举起了一只手指对他说：‘孩子，圣父。’他笑了起来，跟着我说：‘圣父——圣子。’接着他又笑了，含糊不清地说：‘圣子——圣灵。’最后他又笑了，尽量学着说‘圣灵’。后来我就离开了。第三天我经过那里，他大声叫住我：‘叔叔，圣父，圣子。’只是忘记了圣灵这个词儿，不过我提醒了他，我又非常可怜起他来了。可是他被带走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一转眼过了二十三年，一天早晨我坐在诊疗室里，我已经是个白头老翁了，突然走进来一个容光焕发的青年人，我怎么也认不出他来，但他举起一只手指，笑着说：‘圣父，圣子和圣灵！我刚到这里，就来感谢您送了我一磅胡桃：因为当时从来没有人给我买过一磅胡桃，只有您给我买了一磅胡桃。’这时候我想起了我幸福的青年时代和那个光着脚在院子里乱跑的可怜的小男孩，我的心被感动了，我说：‘你是一个知恩图报的青年人，因为你一辈子都还记得我在你童年时期给你的一磅胡桃。’我拥抱了他并为他祝福。我哭了。他笑了，后来也哭了起来……因为俄罗斯人在该哭的时候常常会笑。但他是哭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可是现在，唉！……”
“现在我也在哭，德国人，现在我也在哭，你这个好人啊！”米佳突然从自己座位上大声喊道。
不管怎么说，这件可笑的小事给听众留下了某种良好的印象。但对米佳最有利的要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提供的证词了，现在我马上就来谈她的证词。一般说来，在被告方面的证人，即被辩护律师召来的证人出场时，命运之神似乎突然真的向米佳微笑了——而最有意思的是——连辩护律师都感到非常意外。不过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之前，法庭先传讯了阿廖沙。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似乎是否定公诉方面一个主要论点的有力证据。
这件事即使对阿廖沙来说也纯属意外。他被传唤，免于宣誓。我记得，从询问一开始各方面对待他都十分客气和充满好感。显然在这之前他有好名声在外。阿廖沙作证时的态度谦虚而谨慎，但他的证词中明显地流露出对自己不幸的哥哥的热烈同情。他在回答一个个问题时，勾画出了哥哥的个性：他也许既是一个暴躁而迷恋情欲的人，同时又是个高尚、骄傲、慷慨、豁达的人，必要的话，甚至可以牺牲自己。不过他承认，他的哥哥近来因为迷上了格鲁申卡，因为跟父亲争风吃醋，所以处于一种万分难受的境地。但是他断然否定了对哥哥杀人越货的指控，虽然他承认这三千卢布几乎成了米佳的一块心病，米佳认为这笔钱是父亲用欺骗的手段少付给他的遗产，虽然他并不贪婪，但是一谈到这三千卢布就暴跳如雷。对于检察官所说的两位“女人”，即格鲁申卡和卡佳争风吃醋的事，他有些闪烁其词，对其中一两个问题甚至完全不予回答。
“您的哥哥至少是否对您讲过他打算杀死自己的父亲？”检察官问，“如果您认为必要的话。您可以不回答。”他补充说。
“他没有直接说过。”
“怎么？间接说过？”
“有一次他对我说过他恨父亲并且担心……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在极端厌恶的时候……也许会杀死他。”
“您听了以后相信他了吗？”
“我不敢说是相信了。但我一直坚信，某种崇高的感情在紧急关头会拯救他，事实上已经拯救了他，因为杀死我父亲的不是他。”阿廖沙用全大厅都能听到的洪亮的声音坚定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检察官哆嗦了一下，像一匹战马听到了号角声。
“请您相信，我完全相信您的想法是非常真诚的，我丝毫也没有把您的这种想法看成为由于您爱您不幸的哥哥而引起的，也没有把它们混为一谈。您对您家里发生的悲惨事件的独特看法，在预审过程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不瞒您说，您的看法非常独特，并且跟检察机关获得的所有其他证词相矛盾。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再一次问您：究竟是哪些事实支配了您的思想并使您坚决认为您哥哥是无辜的，有罪的是另一个人？您在预审中已经直接把这另一个人指出来了。”
“在预审中我只是回答了几个问题，”阿廖沙小声而又平静地说，“我自己并没有指控斯梅尔佳科夫。”
“您总还是指出来了吧？”
“我是根据德米特里的话才那样说的。还在审讯以前我就听说了他被捕的情形，他当时就指出凶手是斯梅尔佳科夫。我完全相信哥哥是无罪的。如果杀人的不是他，那么……”
“是斯梅尔佳科夫？为什么恰好是斯梅尔佳科夫呢？为什么您坚信您哥哥是无罪的呢？”
“我不能不相信哥哥。我知道他决不会对我说谎。我根据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没有对我说谎。”
“只是根据他脸上的表情吗？这是您的全部证据吗？”
“我没有更多的证据了。”
“除了您哥哥的话和他脸上的表情，您再也没有任何一点细小的证据来证明斯梅尔佳科夫有罪吗？”
“是的，没有别的证据。”
检察官的提问到此为止。阿廖沙的回答使听众大失所望。还在开庭以前我们这儿已经对斯梅尔佳科夫议论纷纷了，有人听到了什么消息，有人指出了什么事实，还说阿廖沙收集了许多有利于哥哥、说明仆人有罪的过硬证据，可是到头来却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些道德观念，什么证据都没有，而那些观念对于被告的亲兄弟来说是十分自然的。
接着费丘科维奇开始提问。他问阿廖沙：被告在什么时候对他说他恨父亲，有可能会杀死他；在惨祸发生前最后一次见面时是否听到他讲过这些话。阿廖沙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似乎突然哆嗦了一下，似乎直到此刻才想起并明白了什么事情。
“我现在回忆起了一个情况，我自己都差不多完全忘记了，不过那时候我很不理解，而现在……”
阿廖沙显然直到现在才恍然大悟，他兴奋地回忆起他和米佳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那天傍晚，在回修道院的路上，在一棵树下，米佳捶打着自己的胸膛，“胸膛的上部”，再三对他说，他有恢复自己名誉的办法，办法就在这里，就是这儿，在胸脯上……“我当时以为他捶打胸膛就是指自己的内心，”阿廖沙继续说，“是说他在内心可以找到一种能使他摆脱眼前面临的，甚至不敢向我吐露的奇耻大辱的方法。我得承认，我当时以为他说的是父亲，他一想到要去找父亲并对他施加暴力便羞愧得浑身发抖，其实他所指的好像就是胸前的什么东西，因此我还记得当时我脑子中曾经闪过一个念头，就是心脏根本不在那个部位，而在下面，而他捶打的那个地方在心脏上面，是在这儿，离脖子很近，他一直指着这个位置。当时我觉得我的想法很愚蠢，可是他当时指的也许就是那个里面缝了一千五百卢布的香囊！……”
“正是这样！”米佳突然从被告席上大声喊道，“正是这样，阿廖沙，是的，我当时用拳头捶打的就是香囊！”
费丘科维奇赶紧跑到他跟前，请他安静下来，随后又立刻紧紧盯住阿廖沙不放。阿廖沙为自己的回忆所陶醉，热烈地讲出了自己的假设，他认为哥哥所说的耻辱很可能就是指他身上带的那一千五百卢布，这笔钱本来可以抵作欠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一半债务，但是他没有给她，最后还是决定作了别的用途，就是作为带走格鲁申卡的费用，如果她同意的话……
“是这样，肯定是这样，”阿廖沙突然兴奋地大声说道，“当时哥哥对我说的就是一半，一半的耻辱（一半这个字！他说了几遍）他本来可以立即洗刷自己的耻辱，但不幸的是他性格太软弱，他无法做到这一点……他预先知道他不可能这样做，也没有力量能这样做！”
“您确切而清楚地记得，他捶打的正是胸部的那个部位吗？”费丘科维奇急切地追问。
“我记得很清楚、很确切，因为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为什么他要捶打上面那个部位，心脏的位置在下面，我当时觉得我的想法是愚蠢的……我脑子里曾经闪过这个想法。所以我现在一下子想起来了。我怎么一直把它给忘记了呢！他指的就是那个香囊，他说他有办法，但他不愿交出这一千五百卢布！在莫克罗耶逮捕他的时候，他曾经大喊大叫——这我知道，是人家转告我的，他认为一生中最可耻的一件事就是他本来可以归还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一半的债务（正好是一半！）不是以贼的身份站在她面前，但他最终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归还，宁肯被她当做一个贼，而不愿放弃这笔钱！他被那笔债务折磨得非常痛苦，非常痛苦！”阿廖沙感叹万分地结束道。
不用说，检察官也很感兴趣。他请求阿廖沙把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再叙述一遍，再三问阿廖沙：被告在捶打自己胸膛时是否真的确有所指？也许他不过是一般地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部。
“不是用拳头！”阿廖沙大声说，“他是用手指指的，指着这儿，很高的部位……我怎么一直都把它忘记得干干净净呢！”
首席法官问米佳，对这个证词他有什么话说。米佳肯定地说，事情就是这样，他指的就是他放在胸前、就在脖子底下的一千五百卢布，当然，这是耻辱。“是我无法否认的耻辱，是我一生中最最可耻的行为！”米佳大声喊道，“我能还而没有还。宁愿被她看成一名贼，却坚持不还，而最可耻的是我事先知道我是不肯归还的！阿廖沙说得对！谢谢你，阿廖沙！”
对阿廖沙的传讯就这样结束了。重要而又值得注意的是：总算发现了一个事实，尽管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证据，仅仅是类似证据的一点迹象，但它毕竟多少能证实这只缝有一千五百卢布的香囊是确实存在的，而被告在莫克罗耶预审时声称这一千五百卢布是“我的”这些话也不是扯谎。阿廖沙很高兴，他满脸通红地走到给他指定的座位上，他不断地在心里重复说：“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记了！我怎么会把这件事忘记了！怎么到现在才突然想起来！”
开始传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她刚一进来，大厅里迅速出现了某种非同寻常的气氛。太太们迅速拿起了带柄眼镜和望远镜，男士们纷纷交头接耳，也有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想看得清楚些。后来大家都证实说，她刚走进来，米佳的脸突然变得“像纸一般白”。她穿着一身玄色衣服，矜持地、几乎是怯生生地走到给她指定的座位上。从她脸上很难看出有什么慌张的样子，但她那阴郁的目光却显露出果断的神色。应该指出，后来有相当多的人都证实，她当时的容貌特别美丽。她说话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整个大厅都听得见。她的语气特别平静，至少尽量显得平静。首席法官开始向她提问时十分谨慎，特别客气，似乎生怕触动“某根心弦”，十分体谅她的巨大不幸。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本人在回答向她提出的一个问题时坚决声明她是被告正式订过婚的未婚妻，“直到他自己抛弃她为止……”她轻轻地补充说道。当问到她委托米佳到邮局给她亲戚汇三千卢布时，她毫不含糊地说：“我给他钱并不是要他马上汇出去；我当时预感到他正非常需要钱……在那个时候……我给他这三千卢布时讲好他在一个月之内寄出就可以了。他根本犯不着后来为这笔债苦苦折磨自己……”
我不想转述所有的问题和她的详细回答，我只是转达她证词的主要意思。
“我坚信，他只要收到父亲的钱，总会汇出这三千卢布的，”她在回答问题时说，“我始终相信他的诚实……高度的诚实……在钱财方面他坚信可以从父亲那儿得到三千卢布，这件事他跟我讲过好多次。我知道他和父亲有纠纷，我一直相信，而且至今还相信他受了父亲的欺负。我不记得他对父亲说过什么威胁的话。至少他在我面前没有说过任何威胁的话。假如他当时来找我，我一定会马上劝慰他，让他不再为欠我的那倒霉的三千卢布而忧虑不安，可是他后来一次也没有来找我……而我……又是那样一种处境……不便叫他来见我……而且我也没有任何权利为了这笔债务而对他提出什么要求，”她突然补充说，她的口气中流露出一种坚定的决心，“我自己有一次向他借的钱远远超过三千卢布，我拿了这笔钱，虽然当时我无法预料什么时候才能归还这笔债……”
在她语气中似乎可以感到一种挑战的意味。就在这时候轮到费丘科维奇提问了。
“这件事不是在这里，而是在你们刚认识的时候发生的吗？”费丘科维奇马上接过话头，小心翼翼地探问，他一下子预感到出现了某种有利的情况。我附带说明一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由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亲自从彼得堡请来的，但他根本不知道米佳曾在另一座城市借给她四千五百卢布和她曾向他“磕头跪拜”。这件事她瞒着他，没有对他说过！这是很奇怪的。完全可以有把握地猜想：她自己直到最后一刻还不知道她在法庭上是否要把这件事说出来，到时候只能由灵感来决定。
不，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刻。她开始详细讲这件事，把一切都讲出来了，把米佳对阿廖沙说过的这件事全都讲出来了，包括她向他“磕头跪拜”，事情的起因，她父亲的处境，她到米佳那儿去的情形，但是一句话也没有提到甚至没有暗示过那是米佳通过她姐姐亲自提出“让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到他那儿取钱”的。她宽容大度地隐瞒了这个情节，不惜当众承认是她一时心血来潮主动跑到一位青年军官那儿，抱有某种希望……去向他借钱。这太令人惊讶了。我听了直冒冷汗，浑身打战，整个大厅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仔细聆听每一句话。她说的这件事是没有先例的，即使像她那样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的姑娘也很难提供这样坦率的证词，把一切揽在自己身上，作出这种牺牲和糟蹋自己。为了什么？为了谁？为了拯救一个背叛并侮辱了她的人，为了拯救他而出点力，使他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一个良好印象！确实，一个青年军官拿出了他一生中仅有的五千卢布，向一位纯洁的姑娘恭恭敬敬鞠了一个躬，这形象相当可爱和迷人，但是……我的心却好像狠狠地被揪了一把！我感到以后会出现种种流言蜚语（后来果然谣诼蜂起）！后来全城的人会带着恶毒的嘲笑说她的叙述并不完全确切，就是说军官不能仅仅“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以后就放走了那姑娘。人们暗示说，这里有“遗漏”。“即使没有遗漏，即使全是事实，”连我们的最受尊敬的太太都这样说，“那么一个姑娘家为了救自己的父亲而做出这种事情很难说是一种高尚行为。”难道像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这样聪明，这样富有洞察力的小姐竟然不能预料到人们会这样议论吗？她肯定是预料到的，可是她还是下决心全都讲了出来。自然，所有这些对其叙述是否真实的卑鄙怀疑是到后来才产生的，而在最初的一刹那大家都被深深地感动了。至于那几位法官，更是带着一种虔诚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几分惭愧的心情静静地听完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证词。检察官没有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提问。费丘科维奇向她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啊，他几乎得意洋洋了！他很有收获：一个人出于崇高的激情把自己最后的五千卢布给了别人，后来，还是这个人，却在深夜为了三千卢布杀死父亲——这很难自圆其说。现在费丘科维奇至少可以排除抢劫的动机。“案情”突然有了新的转机。出现了有利于米佳的某种气氛。可他自己呢……后来大家都说，他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作证时一再想从座位上跳起来，但又马上颓然倒在长椅上，用两只手掌捂住了脸。但当她结束了自己证词后，他又突然向她伸出双手，用号哭般的声音喊道：
“卡佳，你干吗要毁掉我！”
说着他真的号啕大哭起来，哭声响彻整个大厅。不过他马上又控制住了自己，再次大声喊道：
“现在我的罪名已经定了！”
接着，他像木头似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咬紧牙关，两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留在大厅里，坐到了给她指定的椅子上。她脸色苍白，低垂着头坐在那儿。据那些坐在她旁边的人说，她像发热病似的哆嗦了很久。这时候，格鲁申卡出庭接受传讯。
现在我快要讲到那件突然发生的、也许真的毁了米佳的灾难了。因为我相信，而且大家也都这样深信不疑，连所有的律师后来也这么说，假如不出现这个情节，罪犯至少可以得到宽大处理。但这件事我等一会儿再说。现在简单地说一下格鲁申卡的表现。
她出现的时候也是一身玄色打扮，肩上披着漂亮的玄色长围巾。她步履轻柔，像一些丰满的女人那样微微摇晃着身子，无声无息地走到栅栏前面，她的目光紧紧盯着首席法官，一次也没有左顾右盼。据我看，此刻她显得很美丽，根本不像后来太太们所说的那样苍白。她们还说她的脸上露出一种专注而凶狠的神色。我只是认为她很生气，不堪忍受那些喜欢看热闹的听众投向她的轻蔑而又好奇的目光。她生性高傲，不能容忍别人对她的轻蔑，只要怀疑有谁瞧不起她，马上就会怒火中烧，渴望报复。与此同时，她当然不免胆小，因为胆小而内心感到羞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说话有些喜怒无常——她一会儿愤怒，一会儿轻蔑而特别粗鲁，一会儿又突然流露出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自我谴责和自我控诉的调子。有时候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正在坠入万丈深渊：“一切都无所谓，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还是要说……”关于跟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来往的事情，她生气地说：“都不值一提，他来纠缠我，难道这是我的错吗？”而一分钟后她又补充说：“全是我的错，我取笑了他们父子俩——既取笑了老头儿，又取笑了这一位，把他们俩弄到这种地步。这一切全是因为我才发生的。”不知为什么还提到了萨姆索诺夫。“管什么闲事，”她马上以一种放肆的挑衅口吻反驳说，“他是我的恩人，当我被赶出家门的时候，他收留了我这个光着脚的苦命人。”不过首席法官相当客气地提醒她，要针对问题回答，不要扯到无关的细节上去。格鲁申卡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两只眼睛闪闪发光。
装钱的那只信封她没有见过，只是听“那个坏蛋”说过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有一只装着三千卢布的信封。“不过那是蠢话，我一笑了之，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去……”
“您刚才提到的‘坏蛋’是指谁？”检察官探问道。
“就是那个仆人，斯梅尔佳科夫，他杀死了自己的主人，昨天又上吊自杀了。”
当然，法官马上又问她：她有什么根据作出这样肯定的指控，但是她也提不出任何证据。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亲口对我这样说的，你们应该相信他的话！那个与他分手的女人毁了他，就是这么回事，她是祸根，就是这么回事。”格鲁申卡说，似乎恨得浑身发抖，她的话里开始露出凶狠的调子。
法官问她究竟指谁。
“指一位小姐，就是这个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时她叫我上她家去，请我吃巧克力，想讨好我。她是个不知羞耻的人，就是这么回事……”
这时首席法官严厉地制止了她，请她用词要注意些。但这个女人的妒忌心已经如火如荼，她甚至不惜破釜沉舟了……
“在莫克罗耶村逮捕他时，”检察官想起了当时的情形便问，“大家都看到并听到你从另一个房间里冲出来大声叫喊：‘全是我的错，让我跟他一起去服苦役！’这么说来，那时您已经确信他是杀父凶手了吗？”
“我已记不清我当时的心情了，”格鲁申卡回答，“当时大家都说他杀死了父亲，于是我感到这是我的错，他是为了我才杀人的。可是他说他没有罪，我也就立刻相信了他，我现在还相信，而且将永远相信：他不是那种说谎的人。”
轮到费丘科维奇提问了。我记得，他顺便问到了拉基京和“因为他把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带到您这儿来”而赏给他二十五卢布的事。
“他拿我的钱，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格鲁申卡带着轻蔑而气恼的口气冷笑说，“他经常到我这儿来要钱，每次三十卢布左右，通常是一个月一次，多半花在玩乐上：吃喝的钱他是够的，用不着我帮助。”
“您为什么对拉基京先生如此慷慨呢？”费丘科维奇接着问，虽然首席法官已经显得很不耐烦了。
“他是我的表兄弟啊。我母亲和他的母亲是亲姊妹。不过他一直求我在这里不要对任何人说，怕我给他丢脸。”
这个新的事实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十分意外，城里，甚至修道院里至今都没有人知道他有这种关系，连米佳也不知道。据说，拉基京当时坐在椅子上羞得满脸通红。格鲁申卡出庭之前就已经知道，他提供了不利于米佳的供词，因而她非常生气。拉基京先前的发言，连同他的义愤，他对农奴制和俄国混乱局面的抨击——所有这一切现在在公众的印象中被一笔勾销了。费丘科维奇很是得意：这又是上帝的意外恩赐。总的说来，讯问格鲁申卡的时间不太长，再说她当然也无法提供什么特别新的内容。她给听众留下的印象相当不好。当她作证完毕，在大厅里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很远的地方坐下来以后，几百双充满鄙夷的眼睛盯住了她。在讯问她的时候，米佳一直一声不吭，好像呆住了似的，眼睛望着地下。
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了。
我要说明一下，其实在阿廖沙之前就要传讯他了。但法警当时向首席法官报告说，证人由于突然身体不适或者说突然犯病，现在不能出庭，但只要身体稍有好转，他准备随时出庭作证。不过这些话不知怎么的当时谁也没有听到，都是在后来才知道的。他的出现一开始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主要的证人，特别是两位情敌，都已传讯过了，人们的好奇心暂时得到了满足。听众都显得有些倦怠了。接下去还要听取几位证人的陈述，鉴于大部分情况已经讲过，估计他们也谈不出什么特别的内容。时间已经不早了，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出庭时似乎走得特别慢，对谁也不看一眼，甚至低着头，好像正在皱着眉头思考什么问题。他的穿着无可挑剔，但他的脸色，至少我觉得有一种病态：这张脸上似乎涂上了一层土色，有点儿像是即将断气的人的脸。他的目光是浑浊的；他抬起眼，慢慢地扫视了一下大厅。阿廖沙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随即发出一声呻吟：唉！我记得这个情景。但很少有人注意到。
首席法官说，证人免予宣誓，他可以提供证词也可以沉默，但是提供的证词应该是诚实的，如此等等。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听着，浑浊的目光看着他。突然他的脸慢慢地舒展开来，露出了笑容，惊讶地看着他的首席法官的话音刚落，他突然出声笑了起来。
“还有什么吗？”他大声问。
大厅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好像预感到会出什么事似的。首席法官惶惶不安了。
“您……也许还不太舒服吧？”说着他用目光寻找法警。
“别担心，阁下，我相当健康并能告诉您一些有趣的东西。”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突然非常平静而恭敬地回答说。
“您有什么特别的情况要说吗？”首席法官还是不放心地说。
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低下了头，迟疑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来，似乎结结巴巴地回答说：
“不，我没有……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说。”
开始向他提出问题。他好像不太乐意回答，话特别简短，甚至带着一种厌烦的情绪，而且这种情绪越来越强烈，尽管如此，他回答得还是有条有理。许多事情他都说不知道。至于父亲和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之间账务上的纠纷他一无所知。“我也没有关心这类事，”他说。关于威胁说要杀死父亲的话，他曾听被告说过，关于信封里的钱他是听斯梅尔佳科夫说的……
“都是老一套，”他突然带着疲乏的神色中止了回答，“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向法庭报告。”
“我看您身体不舒服，我也理解您的感情……”首席法官开始说。
他向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双方说，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请他们提出问题，这时候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突然用疲惫不堪的声音请求道：
“请放我走吧，阁下，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
说着他也不等到获准，突然转身向大厅外走去。但走了三四步又停了下来，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轻轻地冷笑了一下，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阁下，我就像那个乡下姑娘……你知道她是怎么说的吗？‘我愿意——我就站起来，我不愿意——我就不站起来。’她后面跟着几个捧着无袖长袍或者丝绸裙子的人，他们让她站起来，准备给她打扮好了送到教堂去举行婚礼，而她说：‘我愿意——我就站起来，我不愿意——我就不站起来’……这是我们民间的风俗……”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首席法官厉声问道。
“是这么回事，”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突然掏出一叠钞票，“这是钱，就是放在那只信封里的，”他朝着放物证的桌子扬了扬脑袋，“父亲就是为了这些钱被杀死的。把它们放在哪儿？法警先生，请您转交上去。”
法警接过这叠钞票就交给了首席法官。
“这些钱怎么会到您手里的……如果这就是那笔钱？”首席法官惊讶地说。
“我是昨天从杀人凶手斯梅尔佳科夫那里拿到的。在他上吊自杀以前，我到他那儿去过。杀害父亲的是他，而不是哥哥。是他杀死的，而我是教唆犯……谁不希望父亲死呢？……”
“您头脑是否清醒？”首席法官不禁脱口而出。
“问题就在于头脑是清醒的……而且是卑鄙的头脑，完全和您、和你们这些……家伙一模一样！”他突然转身对听众说，“父亲被杀了，可是大家都装出一副十分惊恐的样子，”他愤恨而轻蔑几乎咬牙切齿地说，“大家相互装腔作势。全是骗子！大家都盼望着我父亲死。一条毒蛇咬死另一条毒蛇……假如没有这桩弑父案件，大家会非常恼火，愤愤地走散的……简直是一出戏！‘要面包，要看戏！’不过我也可以让你们乐一乐！你们有水没有，请让我喝个够，看在上帝份上！”——他突然捧住了自己的头。
法警马上走到他跟前。阿廖沙突然跃身而起，大声叫喊：“他有病，别相信他！他得了震颤性谵妄症！”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吓得一动也不动，愣愣地看着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米佳站了起来，脸上挂着一丝古怪的笑容，目不转睛地看着弟弟，听他说话。
“请放心吧，我不是疯子，我只是杀人凶手！”伊凡又开始说，“总不至于要求杀人凶手说得娓娓动听吧……”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补充了一句，不自然地笑了起来。
检察官显然慌了神，赶紧俯身跟首席法官商量。几位法官在忙乱中相互窃窃私语。费丘科维奇竖起了耳朵在仔细倾听。整个大厅在期待中一片寂静。首席法官似乎突然醒悟过来了。
“证人，您的话无法理解，也无法成立。可能的话，请您安静下来。如果您真的有话要说……那您请说吧。您用什么来证实您的供词……如果您确实不是在说梦话？”
“问题就在于我没有证人。斯梅尔佳科夫那狗东西是不会从另一个世界上……把证词用信封装好给您寄来的。您不是念念不忘信封吗？一只也就够了。我没有证人。或许还有那么一个。”他若有所思地冷笑了一下。
“谁是您的证人？”
“带尾巴的，阁下，不太雅观！鬼是不存在的！请您不必在意，那是个下贱的小鬼。”他突然收敛起笑容，显得很神秘的样子。“他肯定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就在放着物证的桌子下面，他不待在那里又能待在哪儿呢？您听我说，我告诉他：我不想沉默，可他却大谈什么地质大变动……真荒唐！好了，您把这恶棍放了吧……他唱起了赞歌，那是因为他感到轻松！就好比一个醉鬼直着嗓门唱‘万卡去了彼得堡’一样，跟我为了得到两秒钟的欢乐甘愿走上亿万公里的路也是一回事。您不了解我！啊，您这儿的一切是多么荒唐！得啦！你们把我抓起来，把他放了！我到这里来总是有目的的……为什么，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荒唐……”
他又慢慢地，若有所思地环顾全场。
但全场已经骚动起来。阿廖沙要从自己座位上跑到他那儿去，但法警已经抓住了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的手。
“这是干什么？”伊凡大喊大叫，眼睛死死盯着法警的脸，突然抓住他的肩膀，猛地把他推倒在地。这时候卫兵们已经赶到，把他抓住了，他立刻发出疯狂的尖叫。卫兵把他架走的时候，他一直尖叫着，说了些不连贯的话。
全场顿时一片混乱。我无法记住所有事情的先后顺序，我本人也非常激动，未能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我只知道，当一切平静下来，大家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以后，法警还是挨了训斥，虽然他向上司作了充分的解释，说证人一直很健康，一小时以前他稍稍感到有点不舒服，医生曾经检查过，而在出庭之前，他说话一直有条有理，因此根本无法预见会出现这种情况；相反，他自己也坚持一定要出庭作证。可是还没等大家稍稍平静和完全清醒过来，紧接着又闹出了一场新的戏：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歇斯底里发作了。她大声尖叫，号啕大哭；但她又不想离开，拼命挣扎，求他们不要把她带走，最后她突然对首席法官喊道：
“我还有一个证据必须告诉你们，马上……马上告诉你们！……这里有一张纸，是一封信……拿去吧，赶快念一下，快念！这封信是这个恶棍写的，就是他，是他写的！”她指着米佳说，“是他杀死了他父亲，您马上会看到，他写信告诉我要杀他父亲。而那一位有病，是病人，得了震颤性谵妄症！我发现他生这病已有三天了！”
她不顾一切地大声叫嚷。法警接过她递给首席法官的那张纸。她倒在自己的椅子上，手捂着脸，痉挛似的无声地呜咽，浑身哆嗦，竭力不让自己发出呻吟，生怕把她带出法庭。她交上去的那张纸就是米佳从京都酒店发出的那封信，就是被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称为“数学般精确的”重要文件。唉，可惜大家都认为这封信真的具有数学般的精确性。如果没有这封信，米佳还不会完蛋，至少他的结局不会这样惨！我再说一遍，要掌握各种细节是很困难的。直到现在这一切在我的头脑中还是混乱不堪。首席法官大概当时就把这份新的证据给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和陪审员们看了。我只记得接下来就开始向这位女证人质询。首席法官客气地问她：她的情绪是否平静下来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急忙大声回答说：
“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完全能够回答您的问题。”她补充了一句，唯恐人们由于某些原因不愿听她作证。接着请她作出详细的说明：这是一封怎么样的信？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收到这封信的？
“我在案发前夕收到了这封信，而他在小酒店里写这封信比这还要早一天，所以说就是在作案的前两天——您看，这封信写在一份账单上！”她气喘吁吁地大声说，“他当时恨我，因为他自己做了卑鄙的事情，去追求那个贱货……还因为他欠了我那三千卢布……啊，他为这三千卢布感到难堪，因为他自己做了这种丢人的事情。这三千卢布是这样的——我请求您，恳求您让我把话说完：还在杀死他父亲的三星期以前，有一天早晨他来找我。我知道他需要钱，也知道做什么用——就是为了引诱那个贱货，把她带走。我当时就知道，他已经背叛了我，想抛弃我，于是我自己当场给了他这笔钱，推说是要寄给莫斯科的姐姐，我交给他的时候，看着他的脸，告诉他随便什么时候寄都可以，‘哪怕再过一个月也行’。他怎么会不明白，怎么会不明白那简直是我当面对他在说：‘你需要这笔钱是为了背叛我，与那个贱货私奔，现在我把这些钱给你，我亲手交给你，你拿去吧，如果你无耻到这种地步，那就拿走吧！……’我曾想当场揭穿他，而结果又怎样呢？他居然拿走了，而且在一夜之间和那个贱货一起把这些钱花光了……但他明白，他明白我全都知道，请您相信，他当时也明白我给他这些钱只是为了试探他，看他是否无耻到这等地步，居然会拿我的钱？我看着他的眼睛，他也看着我的眼睛，他全都明白，全都明白，但还是拿走了我的钱！”
“是这样，卡佳！”米佳突然吼叫起来，“我看着你的眼睛，心里也明白你是在羞辱我，但我还是拿了你的钱！你们蔑视我这个下流坯吧，大家都蔑视我好了，我是罪有应得！”
“被告，”首席法官厉声喝道，“您再说一句——我就下令把您带走。”
“这些钱折磨着他，”卡佳心急慌忙地抢着往下说，“他想还给我，他想还，这是事实，但他也需要钱来供养这个贱货。因此他杀死了他父亲，可还是没有把钱还给我，反而和她一起去了乡下，在那里你们把他逮捕了。在那里他又把从被他杀害的父亲那儿抢来的钱花光了。在杀害父亲的前一天他给我写了这封信，是喝醉了酒写的，我当时立即看出，他写这封信是出于仇恨，而且知道，肯定知道我不会给任何人看这封信，哪怕他真的杀了人。不然他就不会写了。他知道我不想报复并毁掉他！可是您读一读吧，仔细读一下，请读得更仔细些，您就会发现他在信里把什么都写到了，事先都估算好了：怎样去杀死父亲，他的钱放在哪儿。您看，请别漏掉，信里有这样一句话：‘只要伊凡一走，我就动手。’这说明他事先对如何杀害父亲已经作了周密的考虑。”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狠毒而幸灾乐祸地向法庭提示道。很显然，她已经仔细读过这封倒霉的信，对每句话、每个词都作了研究。“他不喝醉是不会给我写的，但是您请看，信里预先都写到了，跟后来他杀人的情形一模一样，简直是一整套计划！”
她发疯似的喊叫着，当然，已经全然不顾这一切会给她带来什么后果，早在一个月以前她也许就已经预见到这样的后果，因为当时她也许恨得咬牙切齿在想：“这封信要不要向法庭宣读呢？”现在也就好像从山崖上跳下来，再也控制不住了。我记得，这封信似乎立刻由书记官当众宣读，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印象。接着便问米佳：“你是否承认这封信？”
“是我写的，我写的信！”米佳大声说，“我不喝醉的话是不会写的！……为许多事我们俩互相仇视，卡佳，但我起誓，我起誓，我在恨你的时候还是爱你的，可是你对我——却不是这样！”
他颓然倒在自己的椅子上，绝望地绞着手。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开始交叉提问，主要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刚才隐瞒了这样重要的文件而作出与此截然不同的证词呢？”
“是的，是的，我刚才作了伪证，说的全是谎话，违背了人格和良心，但我刚才想救他，因为他是那样恨我，那样蔑视我。”卡佳像发疯似地大喊大叫，“啊，他太蔑视我了，一直蔑视我，你们要知道，要知道——从我为了那些钱向他下跪的那一刻起，他就瞧不起我。这一点我看出来了……我当时马上感觉到了，但我很长时间都不相信自己。有多少次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当时你毕竟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啊，他不明白，他一点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要去，他只会怀疑到下流行为上去！他以自己的尺度衡量别人，他以为大家都和他一样。”卡佳恶狠狠地咬牙切齿说，好像已经完全发疯了。“他想和我结婚只是因为我得到了一笔遗产，就因为这个，就因为这个！我总怀疑是这个原因！啊，他是个衣冠禽兽！他一辈子都认为当时是我主动去找他，因此我一辈子在他面前羞愧得无地自容，为了这种事他可以永远瞧不起我，而且永远高我一等，所以他才想和我结婚！就是这样，完全是这样！我试图以我的爱，无限的爱去改变他的想法，甚至准备忍受他的背叛，可是他一点也不理解，一点也不理解。他确实不理解！他是一个恶棍！这封信我是第二天傍晚才收到的，是他派人从小酒店里给我送来的，可是就在那天早上，在那天早晨我还想原谅他的一切，甚至他的背叛！”
当然，首席法官和检察官都没法使她平静下来。我相信他们也许连自己都觉得趁她失去理智的机会听取这种口供实在有点不好意思。我记得，我听到他们对她说：“我们理解您现在很痛苦，请您相信，我们是能体会得到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可是毕竟从这个歇斯底里的疯女人口里掏出了口供。最后她详细叙述了伊凡·费奥多罗维奇这两个月为了拯救那个“恶棍和凶手”，为了拯救自己的哥哥，急得差不多快要发疯的情形，她的叙述清清楚楚，有条有理。一个人即使处在高度紧张状态，有时候头脑也会非常清楚的。
“他自己折磨自己，”她大声说，“他一直想减轻哥哥的罪名，他向我承认，他自己也不喜欢父亲，说不定他自己希望父亲早点死。啊，这是一颗深刻的、深刻的良心！他的良心折磨得他痛苦不堪！他什么都告诉我了，毫无保留，他每天来看我，和我说话，把我当做自己唯一的朋友。我有幸成了他唯一的朋友！”她突然大声说道，似乎带着一种挑衅的神气，两眼闪闪发亮。“他找过斯梅尔佳科夫两次。有一次他来对我说：如果杀人的不是哥哥，而是斯梅尔佳科夫（因为这里大家都在传说是斯梅尔佳科夫杀了人），那么，也许我也有罪，因为斯梅尔佳科夫知道我不喜欢父亲，也许他以为我希望父亲死。于是我就拿出这封信给他看，于是他确信是哥哥杀的，这使他大为震惊。他无法接受他的亲哥哥是弑父凶手这个事实！还在一星期以前我就发现他为这件事而生病了。这几天他坐在我家里尽说胡话。我发现他神经出了毛病。他连走路也在说胡话，人家看见他走在街上也是这样。外地来的那位医生根据我的请求替他作了检查，医生告诉我，他快要得震颤性谵妄症了——这都得怪他，全是这个恶棍造成的！昨天他听说斯梅尔佳科夫自杀了，这消息使他震惊万分，以致他发疯了……这全是因为这个恶棍，全是为了要拯救这个恶棍！”
啊，自然，这样直言不讳，这样坦诚相告，在一生中只能有一次，譬如说，在临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但卡佳就恰好在这样的时刻，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性格。这还是那个勇往直前的卡佳，她为了拯救自己的父亲而奔向一个年轻的浪子，这还是那个为了多少能改变米佳的厄运，不惜牺牲自己，不顾姑娘家的脸面，大谈“米佳的高尚行为”的高傲而纯洁的卡佳。现在她又同样作出了自我牺牲，但已经是为了另一个人了，不过也许直到现在，直到此刻，她才第一次感到并且完全明白这另一个人对她是多么珍贵！她因为担心他才作出自我牺牲，因为她突然明白，他供认了杀人的不是哥哥，而是他，他这样就毁了自己，因此她宁愿牺牲自己来挽救他，挽救他的声誉！但这时候又闪过一个可怕的想法：她在讲自己过去对米佳的态度时，是否诬陷了他——这倒是一个问题。没有，没有，她在说到米佳因为她曾下跪而蔑视她时，她并不是有意诽谤！她自己相信这一点，她深信，也许从她下跪的那一刻起，心地善良的、当时还热爱她的米佳就在嘲笑她和蔑视她了。只是出于自尊，她在当时才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和硬装出来的爱情把自己和他联结在一起，这完全是出于一种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因此这种爱情不像爱情，倒像报复。啊，这种硬装出来的爱情说不定会变为真正的爱情，也许这正是卡佳所梦寐以求的，但米佳的背叛侮辱了她，伤透了她的心，她的心无法原谅。报复的时机突然从天而降，于是，在这个被侮辱的女人的胸中长期积聚起来的痛苦也一下子突然迸发出来了。她背叛了米佳，同时也背叛了自己！因此，她刚把话说完，紧张的心情刚松弛下来，她就羞愧得无地自容。她又开始发作歇斯底里，又是哭，又是喊，最后倒了下来。她被抬走了。就在她被抬出去的时候，格鲁申卡哭喊着从自己的座位上扑到米佳跟前，甚至阻拦她都来不及。
“米佳，”她哭喊着，“你的这条毒蛇把你给害了！她让你们看到了她的真面目！”她恨得浑身发抖，对着法官们大喊大叫。遵照首席法官的命令，人们抓住了她，把她架出大厅。她不服，拼命挣扎着要回到米佳那儿。米佳也大喊大叫地向她冲过去。他被拦住了。
是的，我想我们那些看热闹的太太们总该满意了：这出戏够热闹的。接着，我记得那位从莫斯科来的医生出庭了。看来首席法官在这之前就已派法警去照顾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医生向法庭报告，病人正处于谵妄症极其危险的发作阶段，应该立即把他送走。医生在回答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问话时证实说，病人在前天曾亲自上他那儿看病，当时他就警告病人谵妄症即将发作，但他不愿意接受治疗。“他的脑子肯定不正常，他自己对我承认说他醒着的时候也见到各种幻影，在街上碰到已经故世的各式各样的人，每天晚上有魔鬼上他那儿做客。”医生最后这样说。这位名医作证完后便离开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提供的那封信作为物证留下。法官商议后决定继续调查，而两份意外的供词（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和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的证词）记录在案。
我不再继续描述法庭调查的详细过程。其余几名证人的证词无非是重复和证实原先的证词，虽然每份证词都各有特色。但我要再说一遍，这一切将归纳到下面我就要叙述的检察官的演说中。大家的情绪都很兴奋，都受到最后这个悲惨的大转折的强烈刺激，迫不及待地想尽快看到结果，看到双方的唇枪舌剑和最后的判决。费丘科维奇显然被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证词所震撼。而检察官却得意非凡。法庭调查结束后便宣布休庭，休庭持续了约一小时。最后首席法官宣布法庭辩论开始。当我们的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开始发表起诉演说的时候，大约是晚上八点整。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开始发表起诉演说，他浑身神经质地颤抖不止，额头和两鬓渗出病态的冷汗，全身一阵阵忽冷、忽热。后来他自己就是这样描述的。他认为这次演说是他的杰作，一生的杰作，是他的天鹅之歌。九个月以后他真的由于严重的肺病死了，因此假如他当时真的预感到了自己的末日，他倒确实有资格将自己比作临死前唱出最后一支歌的天鹅。他为这篇演说词呕心沥血，绞尽脑汁，他出人意料地证明，至少在我们可怜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身上力所能及地保留着公民的感情和“难以解决的”问题。他的演说主要以真诚取胜：他真诚地相信被告有罪；他提起公诉并不是奉上级之命，也不是履行公事。他在呼吁“报复”的时候，确实满怀着“拯救社会”的强烈愿望。连那些旁听的太太们，虽然最后对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抱着敌视的态度，也不能不承认他的演说产生了特别深刻的影响。开始时他的声音嘶哑、断断续续，但后来很快变得坚强有力，响彻了整个大厅，一直保持到演说结束。不过他刚演说完，就差一点昏过去。
“各位陪审员先生，”起诉人开始说，“本案轰动了整个俄国。可是究竟有什么值得奇怪，有什么特别令人觉得可怕的呢？尤其是对我们，对我们这些人！我们不是都已经对这类案子习以为常了吗！可怕的是这类骇人听闻的案件对我们来说几乎不再是可怕的了！应该感到可怕的正是我们这种习以为常的态度，而不是这个或那个人所犯下的个别恶行。对这类案件，对这些预示着我们前景不容乐观的时代特征采取冷漠、甚至温情脉脉的态度，其原因何在？在于我们的犬儒主义吗？在于我们这个十分年轻、却又未老先衰的社会的智慧和想象力已经过早地枯竭了吗？在于我们的道德原则彻底动摇了吗？或者说这些道德原则我们这里也许就根本不存在了吗？我无法解答这些问题，然而它们是令人痛苦的，因此每一个公民不但应该，而且有义务为这些问题而痛苦。我们刚起步的、谨小慎微的新闻界却已经向我们社会提供了某些帮助，因为如果没有新闻界，我们便永远不可能比较完整地了解那些恣意妄为、道德败坏的耸人听闻的现象，这些现象被新闻界不断地在自己的报章杂志上向公众披露，而不仅仅局限于让在当今圣上恩准的新式法庭的旁听席上的诸位知道。我们现在几乎每天读到的是些什么呢？啊，我们每时每刻都能读到的那些东西甚至可以使眼下这个案件黯然失色，几乎成为一件平常小事。但最重要的是，许多我们俄国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刑事案件恰恰证明了某种普遍的倾向，某种普遍的灾难，它和我们相伴相随，无处不在，对它就像对普遍存在的恶一样，已经很难与之作斗争了。有一位上流社会出身的、年轻、优秀的军官，刚开始生活和踏上仕途，却丧尽天良，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卑鄙地谋杀了一个以前曾经多少帮助过他的小官员和他的女仆，以便窃取自己立下的那份借据，顺便抢走那官员的钱财：‘这些钱对我在上流社会的享乐和日后的仕途大有用处。’他杀死了主仆两人，临走还在死者的头底下垫了枕头。还有一个年轻的好汉，胸前挂满了英雄勋章，竟在大路上像强盗那样杀死了自己上司和恩人的母亲，而且在怂恿自己的同伙下手时对他们说：‘她像爱亲生儿子那样爱他，因此她会听从他的一切劝告，不会有所防备的。’就算他是个恶棍，但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不敢说这只是个绝无仅有的恶棍。别的人也许不会去杀人，但他们的思想感情完全和他一模一样，在心灵深处完全和他一样鲜廉寡耻。在孑然一人的时候，独自面对良心，他们也许会问自己：‘荣誉又算得了什么，流血还不是一种偏见吗？’也许大家会齐声反对我，说我过分敏感和神经质，我在恶意诽谤，胡说八道，夸大其词。让他们说吧，让他们去说吧——天哪，我首先会感到高兴的！啊，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以为我有毛病，但还是请你们记住我的话吧：如果我的话里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是对的，那也是够可怕的了。请你们看一看，先生们，看一看我们的年轻人是怎样自杀的吧。啊，他们决不会提出哈姆雷特的那个问题：‘在另一个世界上将会怎样？’连这类问题的影子都没有。在我们的心目中，关于我们的精神以及死后的一切似乎早已一笔勾销，入土为安了。最后，请你们看一看我们的荒淫无耻，看一看我们那些好色之徒。比如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本案不幸的牺牲品，跟有些好色之徒相比简直是一个纯洁的婴儿。我们大家都了解他，‘他曾经生活在我们中间’……是的，俄国和欧洲的第一流的天才学者有朝一日也许会研究俄国人的犯罪心理，因为这个课题值得研究。但这种研究要等到将来有闲工夫的时候，要等到目前这种悲剧性的混乱状态远离我们之后才能进行，那时候可以研究得比我们这样的人更加理智和客观。可现在呢，我们不是感到害怕，就是假装害怕，而实际上却像爱看热闹的观众，在津津有味地欣赏这种有刺激性的，能满足我们卑劣、懒散心理的奇怪场面，或者像小孩一样挥舞双手驱赶可怕的幽灵，在可怕的幻影消失之前一直把头埋在枕头底下，随后在嬉戏娱乐中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但将来我们总应该清醒而深思熟虑地开始我们的生活，我们总应该用观察社会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我们总应该对我们的社会事业有所了解，或者尽量了解。前一个时代的一位伟大作家在自己最伟大的那部作品的结尾中将整个俄罗斯比作一辆向着未知的目的地疾驰的三驾马车，他赞叹道：‘啊，三驾马车，飞鸟似的三驾马车，是谁创造了你！’接着又怀着喜悦和自豪的心情补充说，在一往无前，疾驰飞奔的三驾马车前所有的民族将恭恭敬敬地让路。先生们，就算是这样，就算大家为它让路，不管恭敬与否，但以鄙人之见，这位天才的艺术家采用这样结尾或者是出于童稚般天真的美好想法，或者只是因为害怕当时的书刊检查制度。如果他的三驾马车上只套着他笔下的人物，如索巴开维奇、诺兹德廖夫和乞乞科夫之流，那么无论谁去当马车夫，靠这样几匹马是决不会拉到什么好地方的！那是以前的马，比现在的马好得多，而我们现在的马简直是……”
这时候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演说被掌声打断了。对俄国三驾马车的自由主义的解释受到了大家欢迎。诚然，捧场的掌声只有两三下，因此首席法官并不认为需要向听众发出“清场”的威胁，只是严厉地向喝彩的人的方向瞪了一眼。但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深受鼓舞：因为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人为他鼓过掌！一个多年没人理睬的人突然有了向整个俄国发表宏论的机会。
“其实，”他继续说，“居然在全俄国获得了如此可悲名声的卡拉马佐夫一家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我过于夸张了，但我以为在这个家庭的写照中似乎透露出我们当代知识界某些共同的基本特点——哦，倒不是所有的特点，而仅仅是一种极其微小的形式，就像‘一滴水中见太阳’那样，但总还是有所表现，有所反映。请大家看一看那个不幸的、放荡不羁、道德败坏的老人，他是‘一家之长’，十分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一位世袭贵族，从充当一名可怜巴巴的食客起家，通过偶然的意想不到的婚姻获得了一笔嫁妆，从而积累起一笔不大的资产。他本来是个小小的骗子和阿谀奉承的小丑，有点小聪明，而且相当有头脑，但更重要的是他放高利贷。随着岁月流逝，也就是说随着资本的扩大，他越来越神气了。低三下四和阿谀奉承的那副模样在他身上消失了，只剩下一个好嘲弄人的、凶狠的无耻之徒和色情狂。精神方面的一切均已泯灭，而求生的欲望却异常强烈。最后的结果是：除了情欲的享受，他看不到生活中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他也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他不承担任何做父亲的道义上的责任。他嘲笑这类义务，他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后院教养，他为自己孩子被人领走感到高兴。他甚至完全忘记了他们。老人的道德原则便是‘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他的所作所为都与公民的概念背道而驰，他置身于社会之外，甚至对社会抱着敌对的态度，‘哪怕全世界都着火，只要我一人舒服就行。’他确实感到十分自在，心满意足。他希望这样再活上二三十年。他克扣亲生儿子应得的财产，而且就用儿子的这笔钱，即用儿子从母亲的遗产中应得的钱，去争夺他自己亲生儿子的情妇，不，我不想把为被告辩护的权利让给来自彼得堡的才华过人的辩护律师。我自己能够说出全部实情，我自己也能理解他在儿子身上引发的满腔怒火。但是够了，关于这个不幸的老人说得够多的了，他已经遭到了报应。但是我们要记住，他是个父亲，是当代父亲中的一个。我说他是为数众多的当代父亲中的一个，是不是侮辱了社会呢？唉，当代父亲中的许多人只不过还没有像这个人那样说出种种厚颜无耻的话而已，因为他们的教养要好些，比较文明一些，而实质上却几乎和他奉行同样的哲学。就算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就算是这样吧，我们已经有言在先，你们会原谅我的。让我们预先约定，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你们别信我，我说了你们别相信为好。但你们总得让我把话说完，我的有些话你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现在不妨来谈谈这个老人——这位一家之长的几个儿子：有一个就坐在我们面前的被告席上，关于他的情况以后再谈，其余两个我只是一笔带过。其中年长的那个是一位现代青年，受过良好的教育，脑子相当聪明，但他已经没有任何信仰，否定和抹杀了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东西，就像他的父亲一样。我们大家都听过他的讲话，他在我们上流社会中受到友好的接待。他不隐瞒自己的见解，恰恰相反，完全相反，这就使我此刻有勇气比较坦率地谈一谈他的情况，当然，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卡拉马佐夫家族中的一个成员。昨天在这儿，在城郊，有一个与本案有很大牵连、有病的白痴自杀身亡。他就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仆人斯梅尔佳科夫，也许还是他的私生子。他神经质地流着眼泪在预审时告诉我，这位年轻的卡拉马佐夫，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在精神方面简直无所顾忌，这使他感到害怕。‘据他看来，世上的一切都是允许的，将来什么都不加禁止，他就一直教我这类东西。’看样子，这个白痴正因为受到这种教育，才彻底发疯了，虽然癫痫症和他们家里突然发生的这场可怕的灾难也对他的精神失常产生了影响。但这个白痴也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句话本来是应该由比他聪明些的观察者说的，所以现在我也要谈到这一点。他告诉我：‘如果说几个儿子中有谁在性格上最像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那就是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我就用这句话来结束我对他的性格分析，因为我以为再说下去就不太礼貌了。啊，我不愿作出进一步的结论，就像乌鸦对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一味报丧一样。我们今天在这法庭已经看到，他那颗年轻的心还保留着真理的纯真力量，对家庭的眷恋之情还没有被他的无信仰和道德上的犬儒主义所消灭，这些东西多半来自遗传，而不是通过真正痛苦的思考得来的。现在再来说他的另一个儿子——啊，他还年轻，他笃信上帝，性格温和，与他哥哥阴暗腐朽的世界观截然相反。他在探索，力求依附到所谓‘人民的根基’上来，或者说是依附到我们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艰深的理论文章中用这个深奥的字眼所表示的那种东西上。你们知道吧，他最后依附了修道院；他自己差一点就削发当了修士。在他身上，我觉得，似乎是不自觉地而且是过早地表现了一种胆怯的绝望。在我们这个可怜的社会里现在有许多人因为害怕犬儒主义及其腐蚀作用，错误地把一切罪恶都归咎于欧洲文明，于是抱着这种绝望心理迫不及待地依附到他们所说的‘祖国的根基’上，可以说是投入故土的慈母般的怀抱，他们像受了幽灵惊吓的孩子，渴望能在孱弱的母亲的干瘪的胸前安安稳稳睡一觉，甚至睡上一辈子，只要能不看到使他们毛骨悚然的恐怖景象就行。从我这方面来说，我祝愿这位善良而有才能的青年人一帆风顺，希望他那种年轻人的善良心愿和对人民根基的向往将来不要在精神上转化为蒙昧的神秘主义，在政治上变为顽固的沙文主义——这两种东西对民族的危害也许比曲解地抄袭欧洲文明而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他的哥哥就受了这种毒害。”
当他说到沙文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时候又有两三个人为他鼓掌喝彩。于是，当然喽，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显然有点得意忘形了，但这些话几乎与本案没有多大关系，何况表达出来的思想相当含糊，但这个患肺病和愤世嫉俗的人太想发表观点了，哪怕一生中有一次也好。后来我们这里有人说，他在分析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的性格时，他出于一种不那么体面的动机，因为伊凡有一两次在争论时当众使他下不了台，因此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一直耿耿于怀，现在想乘机报复一下。但我不知道能否下这样的结论。总之，这一切还仅仅是开场白，后来的发言才比较直接涉及案子本身。
“现在来谈谈这个现代家庭的家长的另一个儿子，”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继续说，“他现在坐在被告席上，他就在我们面前。他的业绩，他的一生和他的事业也都在我们眼前：时间一到，一切都抖搂出来了，一切都暴露出来了。他和他两个兄弟奉行的‘欧化’和‘人民的根基’的思想迥然不同，他所代表的是地道的俄罗斯，噢，当然不是整个俄罗斯，不是全部，上帝保佑，要是全部那才糟哩！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亲爱的俄罗斯，我们的母亲，可以闻到她的气息，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啊，我们都是些直爽的人，我们是善与恶的奇妙的混合体，我们是文明和席勒的爱好者，同时我们又在小酒店里胡闹，揪断我们酒友的胡子。啊，我们有时也很善良、友好，但那是在我们自己感到舒服和快活的时候。我们的心中甚至翻腾着——正是翻腾着——崇高的理想，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那些理想必须自然而然地实现，必须从天而降，主要是不必付出代价，唾手可得。我们最不愿意奉献，我们喜欢索取，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这样，啊，请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人生乐趣，能给的都要给，少了可不行，特别是在各方面都要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时我们才会证明，我们可以成为很善良、很好的人。我们并不贪婪，不，但要给我们钱，多多益善，那样你们就会看到，对可恶的金钱我们是多么慷慨，是多么鄙视，一夜之间在狂欢豪饮中将它们挥霍殆尽。如果不给我们钱，那么我们将证明，当我们非常需要它们的时候，我们又十分善于搞到手。但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说，我们要按部就班地来讲。最初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可怜的被遗弃的小男孩，‘光着脚在后院乱跑’，像刚才我们这位尊贵而受人尊敬的同胞所形容的那样，可惜，他是外国出身！我再次说一遍——我决不将为被告辩护的权利让给任何人！我既是公诉人，也是辩护人。是的，我们是人，我们也是通情达理的人，我们能够考虑到童年和可爱的家庭留下的最初印象会对性格产生怎样的影响。不过这个小男孩后来成了少年，成了青年，成了军官，由于他的蛮横行为和挑起决斗而被放逐到我们美好俄罗斯的一个遥远的边境小城。他在那里服役，也在那里寻欢作乐，当然——船大，航程也远。他需要钱，钱是第一位的，经过长期的争吵他父亲决定最后给他六千卢布，了结账务上的纠纷，他把这笔钱寄给了他。请注意，他立了字据，还写了封信，这封信还在，在这封信里他实际上声明不再要求其他款项，就以这六千卢布彻底了结与父亲在遗产上的纠纷。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品性高尚、教养有素的姑娘。啊，我没有勇气重复那些细节，你们刚才都已经听到了：这里有人格，这里有自我牺牲精神，我也不说了。一个轻浮荒唐，却又崇拜真正的高尚情操和崇高思想的年轻人的形象非常可爱地浮现在我们眼前。但在这之后，我在这法庭上完全出人意外地突然展现了事物的另一面。我同样不敢妄加猜测，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原因——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出现这种情况总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位小姐，流着久藏在心头的愤怒的眼泪，告诉我们，正是他，是他首先因为她做出了考虑不周、冲动急躁，但毕竟是高尚慷慨的那种事情而瞧不起她。也是他，这位姑娘的未婚夫，脸上首先露出了讥笑，唯独他的这种讥笑才是她无法忍受的。她知道他已经背叛了她（他坚信她将来必须对他逆来顺受，甚至容忍他的背叛，因此他才背叛了她），正因为她知道这一点，所以才故意给他三千卢布，同时又再清楚不过地向他暗示，她给他这些钱是供他背叛用的：‘怎么样，你接受不接受，你是否无耻到这等地步？’她用谴责和试探的目光默默地对他说。他看着她，完全明白她的意思（他自己刚才在这里当着你们的面承认他什么都明白），但他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三千卢布，带着新欢在两天之内就把这笔钱挥霍一空！究竟相信什么呢？是相信第一个神话——相信拿出仅有的一笔生活费、崇拜美德的那种高尚的一时冲动？还是事情的另一面，而且是如此可恶的另一面呢？在生活中常常是这样，在两个互相矛盾的事物之间必须寻找折中的办法，可是在这件事上绝不能这样做。最大的可能是，在第一种场合他确实是非常高尚的，而在第二种场合确实是极其卑鄙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胸相当宽阔，是卡拉马佐夫式的性格——我恰恰就要谈到这个话题——我们善于兼收并蓄互相对立的东西，并且一下子看到两个深渊，一个在我们上面，是高尚理想的深渊，一个在我们脚下，是极其卑劣、极其丑恶的堕落的深渊。请回忆一下那位年轻的观察家对卡拉马佐夫一家曾作过深入细致的观察，拉基京先生刚才谈到的一个精彩的思想：‘对于这些恣意妄为，放荡不羁的天性来说，道德卑鄙堕落的感觉和崇高正直的感觉同样都是必不可少的。’他说得对：他们就是经常而不断地需要这种不自然的混合物。先生们，在同一瞬间看到两个深渊，一定是两个深渊——不然我们便感到不幸，感到不满足，我们的生存便不完整。我们豪放豁达，胸襟广阔，像我们的俄罗斯母亲一样，我们能兼收并蓄，随遇而安！顺便提一下，陪审员先生，我们刚才提到了三千卢布，让我稍稍超前说一下。你们只要想一想，他这样的人，当时拿到了这笔钱，而且是通过这种方式，经受了这样的羞辱，丢尽了自己最后的体面——只要想一想，他居然能在当天分出一半的钱缝入香囊，然后有决心整整一个月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全然不顾种种诱惑和迫切需要！无论是在小酒店里纵酒狂饮，还是不得不离开城市，不知向谁去搞到一笔急需的款子，以便把自己的新欢带走，摆脱情敌——他父亲的诱惑的时候，他都不敢去碰一下这只香囊。即使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心爱的人受到他所嫉恨的老人的诱惑，他也应该打开自己的香囊，留在家里牢牢守住自己的心上人，等待着她最终向他说‘我是你的’，然后便与她远走高飞，离开现在这种不幸的环境。可是不，他没有去碰自己那只护身香囊，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说过，最初的一个理由是：如果人家对他说：‘我是你的，随你把我带到哪儿去吧。’那么他有钱可以带她走，但据被告自己说，这第一个理由在第二个理由面前就显得黯然失色了。据他说，只要我带着这些钱，‘我是卑鄙小人，但不是贼，因为我任何时候可以去见被我侮辱过的未婚妻’，把从她那儿骗取的一半的钱放到她面前之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她说：‘你瞧，我挥霍了你一半的钱，这说明我是一个意志薄弱、不讲道德的人，如果你愿意，也可说是一个卑鄙的人（我用被告的话来说），虽然我是个卑鄙的人，但不是贼，如果我是贼，我就不会将这余下的一半钱带来给你了，而会像侵吞另一半那样侵吞掉。’这真是令人惊讶的解释！这个性格狂暴、意志薄弱、蒙受了这样的耻辱都还不能抵制接受三千卢布诱惑的人——这个人居然有如此坚定的决心在自己脖子上挂着几千卢布，却不敢去碰一碰它！这难道与我们所分析的性格有丝毫相似之处吗？不，我要斗胆告诉大家，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在这种情况下会怎样行动的，假如他确实决心要把自己的钱缝在香囊里。一旦遇到第一个诱惑，譬如说要再次博得那个新欢的欢心，而他和她已经一起花掉了这笔钱的一半，他就一定会解开自己的香囊，从中取出就算第一次仅仅一百卢布，因为何必一定要归还一半即一千五百卢布呢，有一千四百卢布也够了——反正结果是一样的：‘我是卑鄙的人，但不是贼，因为我毕竟归还了一千四百卢布，如果是贼，那就会全拿走，一个卢布也不还。’然后再过一些时候，他又会解开香囊，再取出第二个一百卢布，接着第三次再取一百，然后第四次再取一百，于是在月底之前最终便会取出倒数第二个一百卢布，他会说，归还一百卢布，结果还是一样：‘我是卑鄙的人，但不是贼。二千九百卢布花完了，可还是归还了一百卢布，是贼的话就连一百卢布也不还了。’到最后，花光了倒数第二个一百卢布之后，他看一看最后的那一百卢布，会对自己说：‘干脆连这一百卢布也不必归还了——我把这一百卢布也花了吧！’我们所知道的真正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肯定会这样做的！关于香囊的神话——那简直与实际情况矛盾到无法想象的地步。什么情况都可以设想，但就是不能设想这种情况。但这个问题我们回头还要谈的。”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逐一说明了法庭调查所了解到的有关父子间的财产争论和家庭关系，一而再，再而三地推断说，根据现有材料丝毫无法断定在遗产分割的问题上谁欺骗了谁或谁侵吞了谁，继而又谈到米佳念念不忘的三千卢布，这时候他提到了医生的鉴定。
“医生的鉴定力图向我们证明，被告神经不正常，患了躁狂症。我认为他神经完全正常，但是这样更糟。假如他神经不正常，那么他的行为可能要理智些。至于说到他患躁狂症，那么我还可以表示同意，但也只限于这一点——医生的鉴定也指出过的这一点，那就是被告认为他父亲似乎还欠他三千卢布。不过也许还可以找到比说他有发疯的趋向更加接近事物本质的观点，以便解释为什么一提到这笔钱被告总是那么怒不可遏。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完全同意那位年轻医生的意见，他说被告的头脑无论现在或过去都完全正常，他无非是处在异常激动和狂怒的状态中罢了。问题也就在这里：被告经常狂怒的对象根本不是三千卢布，不是那笔钱，而是另有原因，那个引起他愤怒的特殊原因便是妒忌。”
讲到这里，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详详细细描绘了被告时格鲁申卡的所有招灾惹祸的强烈感情。他从被告到“年轻女士”那儿想“狠狠揍她一顿”的那一刻开始谈起，接着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借用被告自己的原话解释说：“结果不但没有揍她，反而拜倒在她的脚下了——这便是爱情的开端。就是这个时候，被告的老父亲也将目光投向了那个女人——这是一种惊人的命中注定的巧合，因为两颗心突然在同一时间内燃烧起来了，虽然父子俩从前都认识并见过这个女人——于是这两颗心燃起了难以抑制的、卡拉马佐夫式的欲火。我们有她这方面的自供。她说，我同时‘取笑他们父子俩’。是的，她突然要想把他们俩捉弄一番；以前没有这样想，现在突然心血来潮，头脑里冒出了这样的打算，结果两个人同时成了她的俘虏。这个把金钱奉若神明的老人马上准备了三千卢布，只求她来拜访他就给她，但很快又进了一步，只要她同意成为他的正式妻子，他情愿把他的名誉和财产呈献到她的脚下，还以为这是他的无上幸福。在这方面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至于说到被告，他的悲剧是明显的，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年轻女人玩的就是这种‘把戏’。这个勾引男性的女人甚至不肯给这位不幸的青年一点希望，因为直到最后的一刻，当他跪在折磨他的那个女人面前，向她伸出沾满了自己父亲和情敌的鲜血的双手的时候，才给了他希望，真正的希望。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被捕了。‘你们把我，把我和他一起送去服苦役吧，是我把他弄到这种地步的，我是最大的罪人！’这个女人自己大声喊道，在他被逮捕的时候已经真诚地忏悔了。上面我已经提到过那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拉基京先生着手描述本案时，用几句简单而又富于特色的话指出了这位女主人公的性格：‘早年的失望，早年的受骗和堕落，勾引她的那个未婚夫的背叛和抛弃，然后是贫困，遭到清白家庭的诅咒，最后是一位富翁的保护，她至今还把他当做自己的恩人。这位少女的心里原来也许曾经有过许多美好的东西，现在却过早地积聚了愤怒，形成了一种精于敛财的性格，形成了嘲弄社会、伺机报复的性格。’经过这样的分析之后，事情变得很清楚，她取笑他们父子俩仅仅为了玩弄，为了恶作剧。被告在这一个月里经历了无望的爱情，道德的堕落，对未婚妻的背叛，侵吞了别人相信他的人格才交付给他的钱款，这一连串事件，再加上他在持续不断地妒忌，而且妒忌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的父亲，因此他几乎到了暴怒甚至疯狂的地步！特别是这个失去了理智的老人用来勾引和诱惑他热恋对象的恰恰又是这三千卢布，而他的儿子认为这笔钱是母亲留给他的遗产，他指责父亲侵吞了他的钱。是的，我也同意，这是难以忍受的！这种情况下可能患上躁狂症的。问题不在于钱，而在于他的幸福被别人用这笔钱如此令人厌恶地、厚颜无耻地破坏了！”
然后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转而分析被告的弑父想法是怎样在被告身上逐步产生并根据事实对这个想法进行了层层剖析。
“起初我们只是在小酒店里叫嚷，叫嚷了整整一个月，啊，我们喜欢生活在人们中间，喜欢把一切事情，甚至最可怕、最危险的想法都告诉人家，我们喜欢和人们谈心，而且不知为什么马上就要求他们完全同情我们，了解我们的烦恼和忧虑，随声附和我们，顺着我们的性子。不然我们就大发雷霆。把小酒店闹个天翻地覆（接着讲了上尉斯涅吉廖夫的不愉快事件）。在这个月里凡是见过被告并且听过他说话的人终于都感到，这里已经不仅仅是对父亲的叫嚷和威胁，在躁狂的情况下口头的威胁可能转变为实际的行动。（这时检察官描述了修道院里的那次家庭聚会和阿廖沙的谈话，以及被告饭后闯入父亲家里向他施行暴力的不成体统的场面。）我不想把话说死，”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继续说，“在发生这一场面之前被告事先已经有了周密考虑，决定杀害父亲。然而这一想法已经多次出现在他脑子里，他也对这个想法进行了深入仔细的研究，这方面我们有事实、证人和他本人的供认。我承认，各位陪审员先生，”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补充说，“我甚至直到今天之前还拿不准被告是否完全自觉地事先有预谋地犯下了罪行。我坚信，他内心已经多次想过未来的这个不幸时刻，但仅仅是想想而已，仅仅把它当做一种可能性，但无论是实行的时间还是条件，他都还没有确定。然而我只是在今天以前，在韦尔霍夫采娃小姐今天向法庭出示这份决定命运的文件之前才犹豫不定，诸位先生，你们自己都听见了她的叫喊：‘这是计划，这是谋杀的计划！’这就是她替不幸的被告‘酒后写的’这封不幸的信所确定的性质。确实，这封信具有计划和预谋的含义。信是案发前两天写成的，因此我们现在确切地知道，早在实行这个可怕的阴谋的前两天，被告发誓赌咒地声称，如果他明天搞不到钱，那么他要去杀死父亲，抢走枕头底下装在‘系着红绸带的信封中的那笔钱，只要伊凡一离开就下手’。请听清楚了：‘只要伊凡一离开就下手’，可见他都已经全面考虑过了，充分估计了各种情况——结果怎样呢？后来事态发展果然与信里一模一样！犯罪无疑是有预谋的，并进行了周密的计划，目的肯定是为了抢劫，这一点他直言不讳地说过，写在信上，还签了名。被告并没有否认自己的签名。人们会说：这是他酒醉之后写的。但这丝毫也不能减轻他的罪责，反而更加说明问题：醉后吐真言嘛。如果清醒的时候没有想过，酒醉之后也就不会写了。也许有人会说：他为何要在小酒店里大肆宣扬自己的打算呢？一个人要预谋干这类事，他就一定会秘而不宣，深藏心底。这话确实有道理，但是在大声嚷嚷的时候还没有计划和打算，只存在着一种希望，正在形成一种意向。后来他就叫嚷得比较少了。在写这封信的晚上，他在京都酒店里喝得酩酊大醉，可是却反常地沉默不言，也没有玩台球，坐在一旁，和谁也不说话，只是撵走了本地商人的一名伙计，但这几乎是无意识的，出于吵架的习惯，他只要一进酒店，那就非吵架不可。诚然，被告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头脑里肯定会产生一种担忧，他怕自己在城里预先叫嚷得太多了，在完成自己的预谋之后，这很可能成为揭露和指控他的证据。但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已经张扬出去，再也无法挽回了，再说以前命运之神曾帮助他过关，这次他也会走运的。先生们，我们都希望福星高照！我应该承认，为了避开那不幸的时刻，他做了许多事情，为了避免流血的结局，他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明天我要向所有的人借三千卢布，’他曾经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写道，‘如果大家不给，那就只好流血了。’这是在酒醉后写的，却在清醒的情况下按照信上写的做了！”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接着便开始详细描述米佳为了避免犯罪而去借钱所作的种种努力。他描述了他在萨姆索诺夫家里的经历，去找“猎狗”的那次旅行——一切都有根有据。他疲惫不堪，受尽嘲笑，忍饥挨饿，卖掉了表去旅行（可是据说他身上藏着一千五百卢布——据说，啊，据说！），他醋劲十足，生怕留在城里的那位热恋对象趁他不在的时候去找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最后他终于回到了城里。上帝保佑！她总算没有到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去过。他亲自把她送到她的保护人家里。（说来也怪，他对萨姆索诺夫竟毫无妒意这是本案一个相当典型的心理特点！）然后他急冲冲赶到“后门”的监视点，到了那里他才了解到斯梅尔佳科夫癫痫发作，另一个仆人也在生病——障碍扫清了，“暗号”又掌握在他手里，这是多大的诱惑啊！然而他当时还在抵制这种诱惑；他去找受到我们大家尊敬的在本地小住的霍赫拉科娃太太。这位太太早就同情他的遭遇，向他提出了一个最明智的建议：彻底抛弃花天酒地的生活，放弃这种不成体统的爱情，不再到小酒店里闲逛，不要虚度青春年华，而应该到西伯利亚去寻找金矿：“那里才是您旺盛的精力、你渴求冒险的浪漫性格的出路。”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描述了谈话的结果以及被告突然听说格鲁申卡根本不在萨姆索诺夫家里之后的瞬间反应，也描述了这个满脸醋意，神经过敏的不幸的人想到她欺骗了他，而她现在却在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之后勃然大怒的情景，最后他又想请大家注意一个偶然情况造成的致命后果：“假如女仆能及时告诉他，他的心上人正在莫克罗耶村，跟‘以前的’和‘无可争议的’那一位在一起，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她吓得魂不附体，只是一个劲儿地赌咒发誓。如果被告没有当场把她杀死，那也只是因为他当时心急火燎地要去追赶那个背叛了他的女人。不过请注意：尽管他气得发狂，但还是拿了一个铜杵带在身边。为什么偏偏拿了一个铜杵，而没有拿别的凶器呢？如果这件事我们已经酝酿了整整一个月，心里有了准备，那么我们只要看见有什么像凶器的东西突然出现在眼前，我们就一定会拿它当做凶器的。至于哪一类东西可以用作凶器——我们已经设想了整整一个月了。正因为这样，我们立即不容置疑地把它当做凶器！因此他抓起这个致命的铜杵毕竟不是无意识的，不是随便拿的。现在他来到了父亲的花园里——真是天赐良机，夜深人静，一片漆黑，周围没有人，只有妒火在熊熊燃烧。他怀疑她在这里，在他情敌的怀抱里，也许此刻正在取笑他——这使他喘不过气来。何况也不仅仅是怀疑——现在怎么还仅仅是怀疑呢，显然是一场骗局，这是明摆着的：她就在这里，在那间亮着灯光的房间里，就在屏风后面——于是这个不幸的人悄悄地靠近窗户，恭恭敬敬地向窗里窥视，老老实实地认输，然后明智地走开，尽快远离是非之地，免得发生什么危险而不道德的事情——有人要使我们相信事情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了解被告的性格，也可以根据事实了解他当时的心情，尤其知道他掌握了可以马上开门进屋的暗号！”谈到这些暗号的时候，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暂时中止了自己的指控，认为有必要详细谈谈斯梅尔佳科夫，把怀疑斯梅尔佳科夫谋财害命的这段插曲分析透彻，彻底消除这种想法。他的分析相当全面，因此大家都明白了，虽然他口头上一直说对这种假设可以不予理睬，但实际上他还是认为相当重要的。
“首先，这类怀疑怎么会产生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从这个问题开始说起，“第一个高喊斯梅尔佳科夫杀人的是被告本人，在他自己被捕的时候。但从他发出第一声叫喊，直到法庭开审的这一刻为止，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来证实自己的指控，不仅没有事实依据，甚至连多少合乎常理的对事实的暗示都没有。接下来确认这一指控的只有三个人：被告的两个兄弟和斯韦特洛娃小姐。但被告的二弟直到今天，在身体有病的情况下，在肯定无疑的神经错乱和热病发作的情况下，才提出自己的怀疑，而在这以前两个月里，据我们所知，他完全同意他哥哥是有罪的观点，甚至都不想去反驳这种观点。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专门来谈。接着，被告的三弟刚才自己向我们声称，他没有任何一点点事实可以证实自己认为斯梅尔佳科夫有罪的想法，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仅仅是根据被告本人的话以及‘他的脸部表情’。是的，这个了不起的证据被他的弟弟重复了两次。不过斯韦特洛娃小姐的说法也许更加了不起：‘被告告诉你们什么，你们相信他好了，他不是那种撒谎的人。’这就是十分关心被告命运的三个人指控斯梅尔佳科夫有罪的全部证据。然而关于斯梅尔佳科夫有罪的说法曾经广为流传，至今还有人支持这种看法——但这种观点能相信吗？能想象吗？”
说到这里，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认为有必要稍稍勾勒一下“在痛苦的神经错乱和癫狂发作中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斯梅尔佳科夫的性格。他把他描绘成低能儿，有一点一知半解的文化知识，但是被那些他无法理解的哲学思想搞糊涂了，被那些论述责任和义务的现代学说唬住了。这些学说既从现实方面对他产生广泛的影响，即已经故世的主人，也可能是他的父亲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荒淫无耻的生活对他的潜移默化，而理论方面则受到了主人的长子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的各种奇怪的哲学谈话的影响。伊凡非常乐意用这种奇谈怪论来消磨时间，也许是出于无聊，也许是需要嘲笑，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亲口对我说过他在主人家里最后几天的心理状态，”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解释说，“其他几个人也提供了相同的供词：比如被告本人，他的弟兄，甚至仆人格里戈里，也就是所有那些理应对他相当了解的人。此外，被癫痫症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斯梅尔佳科夫‘胆小得像只母鸡’。‘他向我下跪，吻我的脚’，被告本人在尚未意识到自己的供词对他有些不利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是一只患羊痫风的母鸡’，他用自己富有特色的语言这样评价他。被告自己供认，他就是挑选了这样一个人作为自己的心腹，用恫吓的方式迫使他同意充当他的密探并且为他通风报信。作为暗藏的家庭密探，他背叛了自己的主人，把主人有一包钱的事以及进入主人房间的暗号统统告诉了被告。他又怎么敢不告诉他呢！‘他会杀死我的，我看他会杀死我的。’他在预审时说，甚至在我们面前也吓得浑身哆嗦，颤抖不止，虽然那个吓唬他，折磨他的人当时已被捕，已经不可能再去惩罚他了。‘他时时刻刻都在怀疑我，而我一直吓得提心吊胆，为了不让他发火，我只好赶紧向他报告一切秘密，好让他知道我对他是忠心耿耿的，让他给我一条活路。’这是他自己的原话，我把这些话都记录下来并且记住了。‘往往是这样，他一对我大声吼叫，我便马上跪倒在他面前。’斯梅尔佳科夫是一个本性非常诚实的青年，并以此博得了主人的信任，——主人在斯梅尔佳科夫把他丢失的钱还给他时发现了他的诚实的品质。显然，不幸的斯梅尔佳科夫因为背叛了自己所敬重的恩人而悔恨交加，痛不欲生。据经验丰富的精神病医生说，严重的癫痫病患者往往总是进行不断的，当然也是病态的自我谴责。他们常常觉得自己在某人面前，在某件事情上有‘罪’而苦恼。备受良心的折磨，常常无缘无故地夸大，甚至臆想自己犯了种种过错。这样的人确实会由于恐惧和受到别人的恫吓而做错事，犯下罪行。除此之外，他强烈地预感到，目前正在逐步形成的局面很可能导致一场灾祸。当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次子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在惨祸发生前动身到莫斯科去时，斯梅尔佳科夫恳求他留下来，但是由于他生性怯懦，不敢明确而坚决地向他说出自己全部的担忧。他只满足于作出各种暗示，但他的这些暗示没有被对方理解。应该指出，他把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看作自己的保护人，似乎只要他在家，就肯定不会发生灾祸。请大家回想一下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酒后’写的那封信里的话吧：‘一旦伊凡离开这里，我要杀死老头。’由此可见，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的存在似乎被大家看成了这个家庭平静和秩序的保障。可是现在他要离开了，而斯梅尔佳科夫几乎就在二少爷离开后刚过了一小时，马上便癫痫发作，跌了下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里我们要提醒各位注意，斯梅尔佳科夫由于受到恐惧和绝望的折磨，最近几天特别感到自己很可能马上会犯癫痫，过去也遇到精神过度紧张或者受到重大刺激的时候他就会犯羊痫风。当然，发作的日期和时间是无法预测的，但每个癫痫患者都可以预感到癫痫发作的倾向。医学上就是这样说的。因此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刚刚离开院子，斯梅尔佳科夫便在一种所谓孤苦无援的情绪支配下到地窖去干家务活了，他一边顺着梯子往下走，一边在想：‘我会不会犯病？要是马上癫痫发作那怎么办？’正是由于这种情绪，由于这种猜疑，由于这些问题，他的喉咙里突然痉挛起来，这是癫痫发作前的征兆，接着他一下子摔到地窖底下，失去了知觉。可是就在这非常自然的偶然事件中竟有人挖空心思地想发现某个疑点，某种迹象，某种暗示，说他是故意装病！如果是装病，马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出于什么考虑？有什么目的？我已经不想再谈医学了；据说科学是胡扯，科学会闹出错误，医生不会区分真假——即使是这样，即使是这样，但请回答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装病呢？总不见得预谋要杀人，却偏要用癫痫发作来尽早尽快地引起家里人的注意吧？你们要知道，各位陪审员先生，在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家里，在案发的那个晚上，先后总共有五个人：第一个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但他总不会自己杀死自己，这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是他的仆人格里戈里，但他自己也几乎被打死，第三个人是格里戈里的妻子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但是设想她是杀死自己主人的凶手简直可耻。这样，就只剩下两个人：被告和斯梅尔佳科夫。但因为被告硬说他没有杀人，那么，肯定是斯梅尔佳科夫杀的，别无其他解释，因为不可能找到另外一个人，你举不出别的凶手。因此，这就是对昨天那个不幸自杀身亡的白痴的‘巧妙’而了不起的指控的由来！唯一的根据是因为找不出别的人！假如对另外一个什么人，对第六个人哪怕有一点嫌疑的影子，那么我相信，甚至连被告本人都会认为指控斯梅尔佳科夫是件可耻的事，必定会指控第六个人，因为指控斯梅尔佳科夫犯有杀人罪实在是荒唐透顶。
“先生们，现在让我们撇开心理学、医学甚至撇开逻辑，只谈事实，只谈事实本身，让我们来看看，事实会对我们说些什么。斯梅尔佳科夫杀了人，但他是怎样杀的呢？单独干的？还是跟被告一起干的？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第一种情况，即斯梅尔佳科夫是单独干的。当然，如果他杀了人，那总有目的，总是为了某种利益。但是既然斯梅尔佳科夫不具备被告所具有的那些杀人动机，比如仇恨、妒忌，等等，那么他杀人无疑只是为了钱，为了占有他亲眼看到主人放进信封的这三千卢布。既然为了谋财害命，他为何要预先对另一个人——而且偏偏是最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被告——说出有关钱和暗号的全部情况：信封放在哪里，信封上题了什么字，用什么包扎，而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说出了可以进入主人的房间的那些暗号。难道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暴露自己吗？或者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自己也很想进去得到那个信封的竞争对手？是的，人们会对我说，他是出于害怕才讲出来的。不过这是怎么回事？一个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策划了这件胆大包天的野蛮罪行、日后一定要实行的人，竟会把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只要他秘而不宣，那么在全世界永远也没有人能猜到的事情说给别人听吗？不，一个人无论怎样胆小，如果事先计划好了干这类事，那么无论如何也不会向任何人讲的，至少是不会说出信封和暗号的事，因为这意味着预先暴露自己。如果硬逼着他说出什么情况，那他会故意胡编一些瞎话，胡乱敷衍几句。但这些情况是决不会讲的！相反，我要重复这一点，只要他不谈钱的事，即使后来抢了钱，那么全世界永远也不会有人去指控他，至少不会去指控他为了钱而杀人，因为除了他谁也没有见过这笔钱，谁也不知道家里放着这笔钱。即使有人指控他，那也一定认为他是出于别的动机才杀人的。既然谁也没有预先发现他有这类动机，相反，大家都看到他受到主人的宠信，所以最不容易怀疑到他，而首先怀疑的是那个具有这类动机、自己大肆叫嚷怀有这类动机，毫不隐瞒地在所有人面前公开自己有这种动机的人，总之，首先会怀疑被害人的长子，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假如谋财害命的是斯梅尔佳科夫，而受到指控的却是死者的儿子——这对杀人凶手斯梅尔佳科夫不是很有利吗？可是策划了谋杀案的斯梅尔佳科夫现在却事先把有关钱、信封和暗号的情况偏偏告诉了德米特里——这合乎逻辑吗？这能自圆其说吗！
“斯梅尔佳科夫预谋杀人的日子到了，他却假装癫痫发作，摔倒在地窖里，为什么呢？当然首先是为了让原来打算治病的仆人格里戈里看到无人看守房子后，可能会推迟治病而坐下来亲自看守；其次，当然是为了让主人加深疑虑，愈加小心，因为他看到没有人保护他，非常害怕儿子跑来，这一点他从不隐瞒。最后，也是主要的，当然是为了让人们立即把被羊痫风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斯梅尔佳科夫从他一直单独居住、另有出入通道的厨房里转移到厢房的另一端，转移到格里戈里那间小屋的隔板后面，距离他们的床铺只有三步远的地方，以前只要他的病一发，主人和好心肠的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总是这样安排，历来如此，他躺在板壁后面，很可能是为了装病装得更像，他当然要呻吟，也就是吵得他们一夜不得安宁（格里戈里和他妻子的证词就是这样说的）。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加便于他突然从床上起来，然后去杀死主人！
“有人会对我说，也许他确实是在装病，目的是使人家把他当做病人而不去怀疑他，他所以把钱和暗号的情况告诉被告，是为了使被告受到诱惑，亲自跑去杀人。等到他杀了人抢了钱逃跑以后，这时候也许闹得鸡犬不宁，把证人都吵醒了，这时候斯梅尔佳科夫乘机从床上起来，走了出去——他出去干什么呢？他出去是要把主人再杀死一次，把已经被抢走的钱再抢一遍。先生们，你们觉得好笑吗？进行这样的假设连我自己都感到脸红，但是请你们想象一下，被告硬说情况就是这样。他说：在我之后，在我打倒了格里戈里，惊动了大家，离开了家里以后，他从床上起来，出去杀人劫财。我也不必去说斯梅尔佳科夫如何能未卜先知，对一切能了如指掌，换句话说，就是愤怒而疯狂的死者儿子来的唯一目的是恭恭敬敬向窗里张望一下，尽管知道暗号，却还是退了出去，把全部收获拱手让给了斯梅尔佳科夫！先生们，我现在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斯梅尔佳科夫作案的时机在哪里？请你们指出来，因为没有作案的时机，指控便不能成立。
“也许，羊痫风是真的。病人突然醒了过来，听到了叫喊声，就走了出来。——接下去又怎么样呢？他看了看，对自己说：让我去杀死主人？可是他怎么能知道出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情况呢？他不是一直躺在那儿不省人事吗？不过，先生们，想象也总不能漫无边际吧。
“‘是的，’细心的人会说，‘要是两人合谋，两人一起杀人分赃，那又怎么说呢？’”
“是的，这的确是个很大的疑问，第一，马上可以拿出几个支持这个疑问的重要证据：一个动手杀人，承担一切，另一个同谋躺在床上假装羊痫风就是为了预先引起大家的怀疑，引起主人和格里戈里的警惕。有意思的是出于什么动机两个同谋者居然能想出这种疯狂的计划？但是，从斯梅尔佳科夫这方面来说，也许这种合作根本不是积极的，而可以说是消极、痛苦的合作。吓得胆战心惊的斯梅尔佳科夫也许只同意不阻挠凶杀，因为他预感今后人们会指控他纵容谋杀，没有叫喊，没有阻止，所以他事先请求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允许他到时候躺在那儿假装发羊痫风，‘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杀人，这事与我无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种羊痫风必定会在家里引起混乱和惊慌，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事先一定会估计到这一点，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这样做的。退一步说，就算他同意了，那么结果还是一样：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杀人凶手，是直接的杀人凶手和主犯，而斯梅尔佳科夫则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甚至连参与者也算不上，只是出于害怕才违心地成了姑息者，法庭一定能够区别这种情况的。可是我们现在又看到了什么呢？被告刚刚被捕，就立刻把一切都推到斯梅尔佳科夫身上，只指控他一个人。他不是指控他是同谋，而只指控他一个人。他说，这是他一人干的，他谋财害命，是他一手干的！倘若两人马上相互指控，这又算什么同谋呢？——这种事是从来都没有的。请大家注意，被告冒着多大的危险：他是主要的杀人凶手，斯梅尔佳科夫是从犯，只是知情不报，一直躺在板壁后面，他却把罪名推在躺着的那人身上。这样一来，那个躺着的人可能会发火，仅仅为了自卫就会赶紧讲出实情。他会说，我们两人都参与了这件事，可是我没有杀人，我仅仅是因为害怕才同意并纵容了他。斯梅尔佳科夫完全明白，法庭会立刻分清他犯罪的程度，因此他可以指望，即使要受到惩罚，那也比那个企图嫁祸于人的主犯轻得多。那样的话：他肯定会把一切都供出来。然而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斯梅尔佳科夫丝毫没有透露过合谋的事，尽管凶手坚持指控他并始终咬定他是唯一的凶手。不仅如此，斯梅尔佳科夫也向法庭供认，关于装有钱的信封和暗号的情况是他本人告诉被告的，如果他不说；被告便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他果真参与了谋杀，犯下了罪行，他能这样轻易地向法庭承认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他主动告诉被告的吗？相反，他肯定会矢口抵赖，歪曲事实，推卸罪责。但他没有歪曲事实和推卸罪责。只有清白的人，不怕别人指控他是同谋犯的人才会这样做。现在他由于羊痫风引起的病态的忧郁和这一突发的惨祸，已于昨天上吊自杀了。死后他留下了一张用自己特有的语言写的字条：‘我自觉自愿地毁灭自己，与他人无关。’那字条上最好再加上这么一句话：杀人凶手是我，而不是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但他没有添上。为什么他有勇气做这件事情，而另一件事情却又不敢了呢？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刚才有人将三千卢布交给了法庭——据说，‘这就是后来装在那只信封里的钱，那信封现在放在物证台上，这些钱是斯梅尔佳科夫昨天给我的。’但是，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自己一定还记得刚才那可悲的一幕。详情我不再重复，但我要选择两三件最不起眼的情节来谈谈我的想法，正因为它们不重要，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到的，很可能会忘记。首先，还是那句话：斯梅尔佳科夫由于受到良心谴责，昨天交出了钱并上吊自杀了。（如果不是良心发现，他是不会把钱交出来的。）当然，直到昨天晚上他才第一次向伊凡·卡拉马佐夫承认自己犯了罪，就像伊凡·卡拉马佐夫自己说的那样。不然的话，他又何必沉默至今呢？所以说，他承认了。那我还要再问一遍，为什么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那张字条中不向我们说出全部实情呢？他不是明明知道第二天将对无辜的被告进行严厉的审判吗？仅仅这些钱还证明不了什么。譬如说，我和这大厅里的另外两个人一星期前完全偶然地了解到一件事实，那就是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寄到省城兑换两张五分利率的期票，每张面额五千卢布，总共一万卢布。我这句话的意思只是想说明，现在大家手里都可能有一笔钱，交出三千卢布并不一定能证明这就是那一笔钱，就是从那个抽屉里或从那个信封里拿出来的那笔钱。最后，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昨天从真正的杀人凶手那里获得如此重要的消息后，居然十分平静。他为什么不立即告发呢？为什么他一直拖延到早晨？我以为，我有权利猜测个中原因：他得病已经一个星期，自己也曾经向医生和身边的人承认他常发生幻觉，看到已经故世的人；在震颤性谵妄症发作的前夕——这症状今天集中爆发，他突然得知斯梅尔佳科夫自杀身亡的消息，突然产生了以下这个想法：‘这个人已经死了，可以把事情推到他身上，这样就可以拯救兄长了。钱我有，我只要拿出一叠来，就说是斯梅尔佳科夫临死时交给我的。’你们会说，这是诬陷；即使是死人，冤枉他也是不对的，哪怕是为了拯救兄长也不行。是这样，但如果他是无意识地说谎，如果仆人猝然死亡的消息使他丧失了理智，他自己认为事情确实这样，那又怎么办呢？你们已经看到了刚才的场面，看到他处于怎样一种状态。他站在那儿说话，但他有头脑吗？就在这位震颤性谵妄症病人刚才作证以后，紧接着就出现了另一份书面证据，就是案发前两天被告给韦尔霍夫采娃小姐的一封信，他在信里把犯罪的详细计划事先都告诉她了。因此我们何必去寻找计划和它的作者呢？作案的情况与这份计划完全一致，而罪犯不是别人，正是它的作者。是的，各位陪审员先生，‘完全是照章办事’！而且他根本没有恭敬而胆怯地从父亲的窗户底下跑开，反而坚信他的心上人就在父亲房间里。是的，这很荒唐，简直不合情理。他走了进去，一下子就把事情干了。很可能，他一看见不共戴天的情敌便怒火中烧，一气之下杀死了父亲。也许他挥起手中的铜杵一下子把他打死的，接着又仔细搜索了一番，确信她不在那里，可是他却没有忘记伸手到枕头底下拿出那只装有钱的信封，这只撕开了的信封现在就和其他物证一起放在桌子上。我这样说是为了使你们注意一个在我看来是非常典型的情况。如果这是一个有经验的杀人凶手，杀人是为了抢劫，那么他会把信封留在地板上，就像我们在尸体旁边发现时那种样子吗？假如这是斯梅尔佳科夫为抢劫而杀人，那他就会干脆把信封也带走的，根本不必在尸体旁边打开信封，因为他肯定知道信封里装着钱——死者当初可是当着他的面把钱装入信封并封好的，要是他把信封连钱一起拿走，那不就没有人知道究竟有没有发生过抢劫的事了吗？请问陪审员先生，斯梅尔佳科夫会这样做吗？他会把信封留在地板上吗？不，只有失去了理智的狂暴凶手才会这样做，这凶手不是贼，在这以前还从来没有偷过东西，现在他从床褥底下掏走钱也不像一名贼在偷东西，而像是从偷东西的贼那里取回自己的东西——因为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对这三千卢布就是这样想的，他的这种想法达到了偏执的程度。现在他一拿到从未见过的这个信封，就马上撕开了，他想知道里面究竟有没有钱，然后把钱塞进口袋就跑了出去，甚至都忘了去想一想，他在地板上留下的那个撕碎的信封将会构成他的重要罪证。原因全在于那是被告，而不是斯梅尔佳科夫，他没有想到，没有考虑到，他哪里还顾得上这些事！他逃出去的时候听见了快要追上他的仆人在喊叫，仆人抓住了他，阻拦他，但被铜杵击倒了。被告出于对他的怜悯才从围墙上跳到他身边。请想想，他突然要我们相信，他当时跳下来去看他是出于怜悯，出于同情，是想看看能否救护他。难道这是表示同情的时刻吗？不，他跳下来就是为了弄清楚：目睹他罪行的唯一证人是否还活着？任何别的感情，任何别的动机都是不自然的！请注意，他在格里戈里身边忙乎了一阵子，用手帕擦去他头上的血，等到确信他已经死了以后，这才张皇失措地带着满身血迹夺路而逃，逃到他的心上人的家里去了——他怎么想不到自己身上血迹斑斑，他的真面目马上会被揭露呢？但被告本人硬要我们相信，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上满是血迹；这是可能的，完全有可能的，罪犯在这种时候往往都是这样的。在有些事情上——非常精明，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极端糊涂。当时他一心一意想的只是她在哪儿。他需要尽快知道她在哪儿，因此立刻就到她的家里去，到了那里他才知道一个意外的惊人消息：她和自己‘以前的’、‘无可争辩的’情人去了莫克罗耶！”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显然选择了严格的历史叙述方法，这种方法是所有神经质的演说家非常喜欢使用的，他们故意严格规定范围，克制自己按捺不住的狂热。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演说到这里的时候，对那位“以前的”、“无可争辩”的人物作了特别的发挥，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相当有趣的观点：“本来醋劲十足的卡拉马佐夫，在那位‘以前的’、‘无可争辩’的人物面前仿佛突然一下子倒下去消失了。尤为奇怪的是：他以前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种新的危险——突然冒出一个他意想不到的情敌。他总以为，那是遥远的事情，而卡拉马佐夫永远只生活在现在。也许他认为他只是一种虚构。可是他怀着一颗痛楚的心终于一下子明白了，这个女人之所以隐瞒了这个新的情敌，之所以一直在哄骗他，就是因为这个从天而降的情敌对于她来说绝非幻影，也非虚构，而是她的一切，她一生的希望——他恍然大悟之后一下子变得心平气和了。有什么办法呢，各位陪审员先生，我不能对被告突然出现的一个心理特点避而不谈。本来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表现出这个特点，可是现在他突然流露出一种强烈的需要——坚持真理，尊重女性，承认她有爱的权利。而且在什么时候呢？就在他为了她而双手沾满父亲鲜血的时候！说实话，这时候死者流的鲜血已经开始要求报复了，因为他毁掉了自己的灵魂和自己在人世间的前途，此刻他必然会情不自禁地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于她来说，对于这个他爱得胜于自己灵魂的人来说，他有什么价值，他怎么还能与这个“以前的”、“无可争辩的”人相比，这个人已经忏悔，如今怀着新的爱情、诚恳的建议以及对幸福的新生活的山盟海誓，重新回到了以前被他凌辱过的女人身边，而他这个不幸的人如今又能给她什么，提出什么建议呢？’这一切卡拉马佐夫心里都清楚，他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行断送了他的前程，他只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而不是一个有权利生活的人！这个想法把他压垮，把他摧毁了。他突然选择了一个疯狂的计划。根据卡拉马佐夫的性格，这项计划在他心目中是他摆脱可怕处境的唯一的、命中注定的出路。这条出路——就是自杀。他赶紧跑去赎回抵押给官员佩尔霍金的手枪，在路上，一面跑一面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为了这些钱他的双手刚才沾满了父亲的鲜血。啊，他现在最需要的是钱；卡拉马佐夫快要死了，卡拉马佐夫即将开枪自杀，但这一点大家都会记住的！难怪我们是诗人，难怪我们像从两头燃烧的蜡烛那样燃尽了我们的一生。‘到她那儿去，到她那儿去——啊，我要在那里举行空前的盛大宴会，让大家永远记住，永远议论。在粗野的欢呼声中，在茨冈人的劲歌狂舞中，我们举杯祝酒，祝贺我所崇拜的女人获得新的幸福，然后，就在她的脚下，在她面前砸碎自己的脑袋，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朝一日她总会想起米佳·卡拉马佐夫的，她会看到米佳是多么爱她，她会可怜米佳的！’这里有许多矫揉造作的东西，许多浪漫的疯劲，粗野的卡拉马佐夫式的狂放和伤感，当然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各位陪审员先生，那就是充塞灵魂、萦回脑际、钻心浃髓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良心，各位陪审员先生，这就是良心的审判，这是良心的严厉谴责！但手枪能平息一切，手枪是唯一的出路，而且也没有其他出路，至于死后呢？我不知道卡拉马佐夫当时有没有想过‘死后会怎样’。卡拉马佐夫是否能像哈姆雷特那样去考虑死后会怎样？不，陪审员先生，人家有哈姆雷特，而我们暂时还只有卡拉马佐夫！”
这时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详细叙述了米佳出发前的准备情况，在佩尔霍金家的那一幕，在小酒店里的情景，和马车夫的谈话。他引用了许许多多的由证人确认的话语、谈话片断和情态手势——这种描述对听众的观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这些事实的总和发生了强烈影响。这个丧失了理智的亡命之徒的罪行已经昭然若揭，毋庸置疑了。“他已经用不着珍惜自己的生命了，”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说，“他有两三次几乎完全承认了，几乎点明了，无非是没有讲出来而已（说到这里他又引用了几位证人的证词）。在路上他甚至对马车夫说：‘你知道吗，你拉的是一个杀人犯！’但他毕竟不能一股脑儿全说出来：他必须先到莫克罗耶村，然后在那里结束这个故事。可是那儿等待着这个不幸的人的又是什么呢？主要是后来，他一到莫克罗耶就已看到，而且不久他就完全明白，他的那位‘无可争辩的’情敌，也许并不见得是那么无可争辩了，人家也并不希望，事实上也没有接受他对新的幸福的祝愿和敬酒。不过，各位陪审员先生，你们从法庭调查中已经知道了全部事实。卡拉马佐夫战胜了情敌当时就成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这时候他内心开始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是他内心曾经经历过和将来可能经历的最可怕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各位陪审员先生，”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大声感叹道，“遭受过玷污的天性和犯了罪的心灵会进行自我报复，比任何人间的法律制裁更全面！不仅如此，法律的裁判和人间的刑罚甚至可以减轻天性的惩罚，在这种时刻罪犯心灵非常需要这种裁判和惩罚，这样可以使心灵从绝望中解脱出来，因为我简直无法想象，当卡拉马佐夫知道她爱他，为了他而拒绝了‘以前的’那个‘无可争辩的’情人，她召唤米佳和她一起去过新的生活，答应给他幸福的时候，他是多么震惊，精神上是多么痛苦，而且这又是什么时候呢？恰巧是在他的一切已经完蛋，一切都已无法挽回的时候！为了说明被告当时的真实处境，我要顺便提一下那个对于我们来说相当重要的情况：这个女人，他热恋的对象，直到最后一刻，直到他被捕前的一分钟，对于他来说始终是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的人。那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当时不开枪自杀？为什么放弃了已经决定的打算，甚至连自己的手枪放在哪儿都忘记了呢？原因恰好是这种对爱情的强烈渴望和立刻满足这种渴望的希望阻止了他。在狂欢豪饮的过程中，他紧紧靠在自己心上人的身上，和她一起开怀畅饮，在他心目中，现在她比任何时候更加妩媚动人——他寸步不离地跟着她，欣赏她，在她面前他神魂颠倒。这种强烈的渴望短时间内不仅能压抑他对被捕的恐惧，而且还能抑制良心的谴责！是暂时的，啊，只能是暂时的！我可以想象，当时罪犯的心理状态无疑处于三种因素的绝对控制之下：第一，醉意浓重，嘈杂吵闹，狂舞劲歌，还有她，醉态可掬，两颊绯红，载歌载舞，频频向他微笑！第二，使人振作的朦胧的幻想，似乎离不幸的结局还很遥远，至少不是在眼前——也许要到明天，明天早上才会来抓他。因此还有好几个小时呢，时间已经够多的了，甚至太多了！在几小时之内可以想出许许多多办法。我设想，他的情形有点像一个囚犯正被押赴刑场，送上绞架：还需要通过一条漫长的街道，而且是缓慢地，在成千上万的人群面前经过，然后再拐到另一条街上，在另一条街的尽头才是那个可怕的刑场！我觉得，坐在囚车里的罪犯在刚出发的时候，一定会感到在他面前还存在着无限的生命。可是两边的房屋向后退去，囚车一直向前移动——这不要紧，离拐进第二条街还远着呢，因此他还精神抖擞地左顾右盼，看着成千上万冷漠而又好奇的人用目光盯着他。他总觉得，他是和他们一样的人。但现在已经拐到了另一条街上了。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还要走完整整一条街呢。而且不管走过了多少房屋，他总想：‘还有许多房屋在前面呢。’这样一直到走完全程，直到广场为止。我想卡拉马佐夫当时也是这样。‘他们还来不及赶到，’他想，‘还可以想点办法，哦，还有时间想出一套辩护的计划，抵挡一阵，而现在——现在她是多么迷人啊！’他心里感到慌乱和害怕，但他还是从容地留下了一半的钱，放在一个地方隐藏了起来。不然我就无法解释，他刚才从他父亲枕头底下拿走的三千卢布的整整一半又到哪儿去了呢。他不是初次到莫克罗耶村，他曾经在那里玩过两天。这所旧的、木结构的大房子，连同那些板棚回廊，他都很熟悉。我总认为，一部分钱就是在那时候，在被捕前隐藏起来的，而且就藏在这房子里，藏在某个缝隙里，在地板下面，或者在某个角落里，或者在顶棚下面——为什么呢？那还用问吗？灾难马上可能降临，当然他尚未考虑好对策，而且也没有时间，他脑袋里嗡嗡直响，尤其他还一心想着看见她，至于钱嘛——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不可少的！人有了钱到哪里都是人。也许你们觉得，在这样的时刻如此深思熟虑是极不自然的吧？可是他自己不就要我们相信，早在案发前的一个月，在一个对他来说同样是危险而至关紧要的时刻，他从三千卢布中分出了一半，缝进了香囊，尽管这不是事实，我们即将加以证明，但是这个想法总还是卡拉马佐夫所熟悉的，他曾经考虑过。不仅如此，如果他对侦查员说，他曾分出了一千五百卢布放进了香囊（其实这只香囊从未有过），那么这香囊也许是他临时想出来的，因为就在两小时以前他灵机一动，分出一半的钱藏到了莫克罗耶的某个地方，而不是保存在自己身边，免得早上以前发生什么意外。两个深渊，各位陪审员先生，你们要记住，卡拉马佐夫能看到两个深渊，一下子看到两个！那所房子我们搜查过，但没有找到。也许这些钱现在还在那里，也许，到第二天就消失了，现在就在被告那里。总之，逮捕他的时候他就在她身边，跪在她面前，她躺在床上，他向她伸着双手，他当时忘记了一切，甚至都没有听见逮捕他的人已经走了进来。他脑子里还来不及想好怎样回答问题。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头脑，都猝不及防地被抓住了。
“现在他就站在法官面前，站在决定他命运的人面前。各位陪审员先生，在履行职责的时候，我们自己往往会在别人面前感到害怕，为这个人而害怕！当一个罪犯发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他还要挣扎，还打算与你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那种兽性的恐惧。这时候他的自我保护的本能一下子都被调动起来，为了拯救自己，他用锐利的、充满疑问和痛苦的目光观察和研究你们，研究你们的脸部表情、你们的思想，猜测你们的打击方向，在自己纷乱的头脑里迅速想出几千个方案，但还是不敢讲出来，生怕说漏了嘴！这些有失人性尊严的时刻，这种心灵的苦难历程，这种本能的自我拯救的渴望是多么可怕，有时候甚至可以使侦查员感到不寒而栗，对罪犯产生同情！而这一切我们都亲眼看到了。起初他惊呆了，在慌乱中漏出了几句对他十分不利的话：‘杀了人！我罪有应得！’但他很快控制了自己。说什么，怎样回答——一切他都还没有准备好，只有一句矢口否认的话才是现成的：‘对父亲的死我是无罪的！’这就是他筑起的第一道围墙。在这道围墙后面，他也许还要筑一道壁垒。为了防止我们进一步追问，他赶紧对一开始漏出来的几句不利于他的话进行解释，说他认为自己对仆人格里戈里的死是有罪的。‘我对他的死是有罪的，但杀死父亲的是谁呢，诸位，谁杀了父亲？谁又能杀害他，如果不是我的话？’你们听见没有：他反而来问我们，我们来找他不就是要问他这个问题吗！你们有没有听见这句他抢在前面说的话：‘如果不是我？’有没有注意到野兽般的狡猾，这种天真的口气和这种卡拉马佐夫式的迫不及待的心情？不是我杀的，不能认为是我杀的：‘我本来想杀的，先生们，我本来想杀的，’他赶紧承认说（他很匆忙，哦，他太匆忙了），‘但我没有罪，不是我杀的！’他对我们作出了让步，承认他本来是想杀的。他的意思是：你们瞧，我是多么老实，那么你们就该赶快相信不是我杀的。唉！在这种场合罪犯往往会变得难以置信地鲁莽和轻信。就在这时候，调查人员好像完全是不经意地突然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天真的问题：‘会不会是斯梅尔佳科夫杀的？’我们预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他火冒三丈，因为我们赶在他前面，猝不及防地点穿了他，而他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选好和抓住抬出斯梅尔佳科夫的最有利时机。出于本性他马上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拼命要我们相信斯梅尔佳科夫是不会杀人的，没有能力杀人。但请别相信他，这无非是他耍的滑头：他根本还没有放弃斯梅尔佳科夫，相反，他以后还会把他抬出来，因为除了斯梅尔佳科夫他又能抬出谁呢，但他要找另外的时机，因为现在这件事暂时搞僵了。他也许要到明天，甚至几天以后，等找到了合适的机会，他才会把他抬出来，那时他自己会对我们叫嚷：‘你们瞧，我比你们更倾向于否定斯梅尔佳科夫，你们自己应该记得的，但现在连我也相信了：这是他杀的，肯定是他杀的！’正当他恼怒而忧郁地和我们一起否定的时候，一种急躁和愤怒的心情又促使他作出了最拙劣的、最不可信的解释，似乎他只是朝父亲房间的窗户看了一眼，然后便恭恭敬敬从窗下离开了。主要原因是他还不了解情况，不知道苏醒后的格里戈里提供了什么样的证词。我们开始搜查。搜查使他愤怒，但也使他振奋：我们没有搜到全部的三千卢布，只找到一千五百卢布。不用说，就在他愤怒地沉默和矢口否认的时候，他脑子里才生平第一次出现了有关香囊的念头。毫无疑问，他自己也感到这种谎话实在太离奇，因此他绞尽了脑汁，力求编得更合情合理，最好编成一大部真实可信的长篇小说。在这种情况下，侦查最要紧的一件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迫使罪犯谈出隐秘的思想，暴露其天真、荒唐和矛盾。要迫使罪犯开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突然地，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告诉他某个新的事实，某种具有重大意义而他至今怎么也无法预料、无法认清本质的情况。这样的事实我们已经掌握了，是的，早就准备了，那就是仆人格里戈里苏醒过来作证说门是开着的，被告是从这扇门里跑出来的。关于这扇门他完全忘记了，至于格里戈里看到它开着，他根本没有估计到。结果，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他跳了起来，突然向我们叫嚷说：‘这是斯梅尔佳科夫杀的，是斯梅尔佳科夫！’他这样就泄露了自己最隐秘的最本质的思想，而且泄露的方式又极其离奇荒唐，因为斯梅尔佳科夫只有在他打倒格里戈里并逃走以后才可能杀人。当我们告诉他，格里戈里在自己被击倒以前就看到了门开着，他在离开自己卧室时还听到斯梅尔佳科夫在板壁后面呻吟——卡拉马佐夫听了真像当头挨了一记闷棍。我的同事，可敬而机智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后来告诉我，那时候感到非常可怜他，简直想掉眼泪。就在这时候，为了挽回局面，他便赶紧给我们讲了这只臭名昭著的香囊的事情。意思是说，那么好吧，你们就听听这个故事吧！各位陪审员先生，我已经向你们谈了我的一些想法，为什么我认为在案发前一个月把钱缝入香囊的这套鬼话不仅荒唐之极，而且编得过于离谱，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这样胡编乱造。即使打赌要说出或编出什么离奇的故事，那么怎么也比不上这个故事更拙劣了。最主要是可以用一些细节使这位洋洋自得的小说家哑口无言，驳得他体无完肤，这样的细节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它们往往显得毫无意义，微不足道，没有用处而被这些倒霉的身不由己的胡编乱造者所忽视，甚至从来也不会想到。啊，他们这时候心无旁骛，一心想着创造一个宏伟的整体——谁敢向他们提出这类琐碎的小事！但是他们恰好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露出了马脚！人家向被告提出一个问题：‘那么请问，您做香囊的材料是哪儿拿的？谁替您缝的？’‘我自己缝的。’‘布哪儿来的？’被告开始生气了，他认为这简直是用鸡毛蒜皮的小事使他难堪，你们信不信，他真的生气了！他们全都是这样。‘我是从自己衬衫上撕下来的。’‘好极了，这么说，我们明天就可以在您的替换内衣中找到那件撕去一块的衬衫。’请想象一下，各位陪审员先生，要是我们真的能找到这件衬衫（在他的箱子或五斗橱中怎么会找不到呢，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件衬衫），那就成了一件物证，可以证明他的证词是可靠的！但这一点他是想不到的。‘我记不清了，也许不是从衬衫上撕下来的，我是用女房东的包发帽缝的。’‘是什么样的包发帽？’‘我从她那儿拿来的，她乱扔在那里，是一顶旧的细棉布帽子。’‘您记得很清楚吗？’‘不，我记得不太清楚……’他还光火呐，火得要命，可是你们想一想：这种事情怎么会不记得呢？在人生最可怕的时刻，例如在被押往刑场的时候，就是这些琐事也会记得一清二楚。他会忘记一切，但途中在他面前一闪而过的绿色屋顶，十字架上的寒鸦——这些他都能记住。况且他在缝制香囊的时候背着家里人，他应该记得，他手里拿着针线，因为担心有人闯进来撞见而多么害怕；一听到敲门声，他就跳起来躲到板壁后面（他房间里有一道板壁）……但是，各位陪审员先生，为什么我要把这一切，把所有这些细节，把这些琐事都告诉你们呢？”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突然感叹说，“就是因为被告至今还在顽固地坚持那套荒谬绝伦的说法！在这两个月里，从那个决定他命运的夜晚至今，他对原来自己荒唐的证词没有作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说明，没有补充任何可以说明问题的事实。他说，所有这些都是些鸡毛蒜皮，你们应该相信我的人格！啊，我们乐于相信，我们非常乐于相信，哪怕是单凭他的人格也该相信！怎么，莫非我们是嗜血成性、贪婪残暴的豺狼吗？请你们向我们提供或者指出哪怕一种有利于被告的事实，我们会感到高兴的——但必须是具体的、确凿的事实，而不是被告弟弟根据他的脸部表情作出的结论或者指出他的捶打自己的胸膛就说他一定是在指那只香囊，何况还是在夜幕之中。我们非常乐意得到新的事实，我们将首先撤回指控，我们可以马上撤回。而现在需要伸张正义，因此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从指控中撤回的。”这时候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快要结束自己的演说了。他像得了热病似的激动异常，大声疾呼为流的鲜血，为那位被儿子出于卑鄙的抢劫目的而杀死的父亲主持公道。他毫不犹豫地一一指出所有令人发指、触目惊心的事实。“无论你们从那位以才气闻名遐迩替被告辩护的律师那儿听到什么，”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按捺不住了，“无论这里的言辞多么雄辩、动人和富有感染力，你们千万要记住，此刻你们是站在正义的殿堂里。请记住，你们是我们的真理的维护者，是我们神圣的俄罗斯、她的基础、她的家庭、她所有神圣事物的维护者！是的，此刻你们代表俄罗斯，你们的判决不仅响彻这个大厅，而且响彻整个俄罗斯，整个俄罗斯将聆听你们，把你们当做自己的保护人和法官，你们的判决不是使他们振奋，就是使他们沮丧。请你们不要折磨俄罗斯，不要辜负她的期望，我们不幸的三驾马车正在向前飞驰，也许正在奔向死亡。在俄罗斯到处都有人伸开双手，大声疾呼要阻止这种疯狂的、不顾一切的飞奔。如果说现在其他民族还对横冲直撞的三驾马车退避三舍的话，那也许根本不是像诗人所希望的那样出于尊敬，而仅仅是出于恐惧——这一点你们可要注意。是由于恐惧，也可能是出于对它的厌恶，好在现在大家还给它让路，只怕他们一时性起，不再躲闪，而像一道坚实的墙那样挡住这个向前飞奔的幽灵，甚至动手制止我们这种疯狂的、不顾一切的飞奔，以便拯救自己，拯救教育和文明！我们已经听见了这些来自欧洲的令人担忧的呼声。这些呼声已经开始回荡。请你们不要用那种证明亲子弑父有理的判决去挑逗它们，不要去加深那日益增长的仇恨！……”
总而言之，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虽然陶醉在自己滔滔不绝的演说中，欲罢不能，但最后还是充满激情地结束了自己的发言，给大家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演说一结束，他连忙走出大厅，容我再说一遍，在另一个房间里他几乎晕了过去。全场没有鼓掌，但那些严肃的人们还是满意的，唯独太太们不那么满意，但她们还是十分赏识他的口才，更何况她们完全不担心其后果，她们期待着费丘科维奇能改变局面：“他总会发言的，他肯定会驳倒所有的人！”大家不时地朝米佳看一眼；检察官演说的时候，他自始至终默默地坐在那里，紧握拳头，咬着牙，低着头。他偶尔抬起头仔细倾听。在讲到格鲁申卡的时候他听得特别仔细。当检察官转述拉基京对她的看法的时候，他脸上露出了鄙夷而愤恨的笑容，还相当响亮地说了一声：“贝尔纳！”当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讲到在莫克罗耶怎样审问他折磨他的时候，米佳抬起了头，怀着极大的好奇心仔细聆听。检察官说到某件事的时候他似乎想跳起来大声说些什么，但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只是轻蔑地耸耸肩。对这篇演说的结尾，就是检察官在莫克罗耶审讯罪犯的种种业绩，后来社会上曾经有过议论，还嘲笑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说：“这个人最后还是忍不住要炫耀一番自己的才能。”接着法庭宣布休庭，但时间很短，只有一刻钟，最多二十分钟。只听得人们在议论纷纷，感叹不已。有的我记住了：
“一篇严肃的演说！”一堆人中间有位先生皱着眉头说。
“心理分析他用得太多了。”一个声音说。
“他说的全是事实，是无法驳倒的真理！”
“是的，这是他的拿手好戏。”
“他作了总结。”
“他也给我们大家都作了总结，”第三个声音附和着，“在演说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大家全跟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一模一样，你们记得吗？”
“结尾时也这样说了。不过他这是在胡说。”
“有些地方说得也不明确。”
“有点忘乎所以了。”
“有失公正，有失公正。”
“不，毕竟说得很巧妙。人家等了好久，终于一吐为快，哈——哈！”
“辩护律师会说什么呢？”
另一堆人在议论：
“他刚才挖苦彼得堡的律师，我看大可不必。你们还记得他说‘富有感情’的那句话吗？”
“是的。他这样说不太讲究策略。”
“他太着急了。”
“他是个神经质的人。”
“我们现在说说笑笑，可被告是什么心情呢？”
“是啊，米佳心里是什么滋味？”
“且看辩护律师怎么说吧！”
第三堆人在议论：
“那位太太是谁？拿着长柄眼镜，胖胖的，坐在边上的那一位。”
“那是将军夫人，跟丈夫离了婚，我认识她。”
“怪不得还拿着长柄眼镜哩。”
“是个贱货！”
“不，还多少有点魅力。”
“她旁边隔两个座位坐着的那位金发女郎比她漂亮。”
“他们当时在莫克罗耶抓他的时候干得漂亮，是吗？”
“干得倒是挺利索。不过他又吹了一通。这件事他已经在这里挨家挨户讲过不知有多少遍了。”
“刚才又按捺不住了，虚荣心嘛。”
“他这个人一直不得志，嘿——嘿！”
“他动不动就生气。还喜欢卖弄口才，爱用长句子。”
“而且尽吓唬人，你们注意到没有，尽吓唬人。还记得他评价三驾马车的话吗？‘人家有哈姆雷特，我们这里暂时还只有卡拉马佐夫！’这句话他讲得巧妙。”
“他这是在讨好自由派。他怕他们！”
“他也怕律师。”
“是啊，费丘科维奇先生会说些什么呢？”
“无论他说什么，要说服我们这些乡下人是不可能的。”
“您这样认为吗？”
第四堆人的议论：
“关于三驾马车的那些话，就是谈到其他民族的那些话说得相当精彩。”
“你记得吗，他在有个地方讲到别的民族是不会等待的这句话很有道理。”
“那又怎样？”
“上星期在英国议会里已经有一位议员就虚无主义问题站起来质问内阁：现在是不是该对野蛮民族进行干预，以便教化他们。伊波利特指的就是他，我知道他指的就是那位议员。他在上星期讲过这件事。”
“鹬鸟要孵出小鹬还远着呢。”
“什么鹬鸟？为什么还远着呢？”
“我们可以关闭喀琅施塔得，不给他们粮食。他们到哪里去弄粮食？”
“不能到美国去买吗？现在已经买美国的粮食了。”
“这是胡说。”
这时候铃声响了，大家回到座位上。费丘科维奇登上了讲台。
著名的演说家刚开始讲话，全场便鸦雀无声。全场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说话开门见山，语气随和而自信，毫无盛气凌人的架势。他一点儿也不想卖弄口才，也不用慷慨激昂的语调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语句。他好像在跟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朋友说话。他的嗓音很好听，响亮而亲切，甚至这嗓音本身似乎就带有坦诚和憨厚。但大家立刻明白，这位演说家可以突然之间变得十分慷慨激昂，并“以一种神秘的力量拨动人们的心弦”。他的语言也许没有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那么规范，但他不使用冗长的句子，倒反而更加贴切。只有一点不受太太们欢迎：他老是躬着背，特别是在演说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在鞠躬行礼，却好像是要扑向听众似的，而且几乎是在背脊的中间弯下来，在他细长的背脊中间部位似乎安装了一副铰链，因而它差不多可以弯成九十度的直角。在演说开始时他讲得比较零乱，似乎没有系统，孤立地举出一个个事例，但最后却形成了一个整体。他的演说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批评，是对指控的反驳，有时很刻薄，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但在第二部分他似乎突然改变了语调，甚至连说话的方式也变了，一下子变得激越慷慨。这正是全场的人所盼望的，大家高兴得战栗起来。他开门见山，进入正题。一开始他就说，虽然他在彼得堡当律师，但到俄罗斯的其他城市去为被告辩护却并非初次，他所辩护的那些被告，不是确信他们无罪，就是预感到他们无罪。“现在我遇到的也是这样的情况，”他解释说，“在最初的新闻报道里我就已经觉察到一种使我特别惊讶的、有利于被告的东西。总之，首先使我感兴趣的是某种法律事实，虽然这种事实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但我觉得像本案这样完整，这样富有特色却从未有过。这种事实本来应该在我讲话的最后部分，在我演说结束时再加以明确的表达，但是现在我想一开始就说出我的想法，因为我有个弱点，说话开门见山，不喜欢故弄玄虚，以期制造轰动效果和印象。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样做也许划不来，但可以看出我是真诚的。我的想法，我的提法，是这样的：绝大多数事实对被告不利，但如果分开来看，那就没有一个事例能经得起推敲！根据各种传闻和报纸的报道，我越来越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这时候我突然接到了被告亲属要求替他辩护的邀请。我马上赶到这里，到了这里以后，我更加坚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为了打破所有这些事实构成的可怕的总体，为了指出据以指控的每个单独的事实缺乏根据和不符合实际，我现在承担了为这案子辩护的责任。”
辩护律师作了这番开场白，然后突然宣布：
“各位陪审员先生，我是新来乍到的人，我所获得的印象都不带偏见。性格暴烈，放荡不羁的被告以前也没有得罪过我，而他在这座城市里也许已经得罪了上百人，因此许多人早就对他抱有成见了。当然，我也承认，大家的义愤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被告性格暴躁放荡。尽管如此，这里的上流社会依然接待他，即使在才气横溢的公诉人家里他也受到了款待。（按这时候听众中响起了两三声笑声，虽然很快就忍住了，但是大家都听到了。我们这儿的人都知道，检察官允许米佳进入自己家门是违心的，唯一的原因是检察官的夫人不知为什么觉得米佳是个很有趣的人。她是一个道德高尚、受人尊敬的太太，但爱好幻想，脾气固执，在有些场合下，尤其在一些小事情上喜欢跟丈夫抬杠。不过米佳很少拜访他们家。）然而我要冒昧说一句，即使像我的对手那样善于独立思考和正直的人，也可能对我不幸的委托人抱有某种错误的偏见。啊，这是很自然的，人家对他有成见，这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道德的感情，尤其是审美的感情受到伤害之后伤口往往是难以愈合的。不用说，在检察官才气横溢的公诉词中我们听到对被告的性格和行为进行了严格的分析，对他的罪行进行了严格的甄别，更主要的是在为我们解释案情本质的时候进行了深刻的心理分析，假如对被告个人多少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仇视态度，那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心理深度。但在某种场合，有些东西要比先入为主的仇视态度更加糟糕，甚至更加有害。譬如说，我们醉心于某种所谓艺术的表演，需要进行所谓艺术创造，编写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上帝赋予了我们丰富的心理分析能力，那就更加糟糕。我还在彼得堡的时候，在准备到这里来之前，就有人告诉我，其实即使没有人预先告诉我，我自己也知道，我在这里将遇到一位以深刻而又细腻的心理分析见长的对手，他的这个特长使他在我们年轻的法学界小有名气。不过，诸位，心理学虽然是一门深刻的学问，但它总还是像一根两头能打人的大棒（听众发出笑声）。啊，你们当然会原谅我这个粗俗的比喻；我不是那种能言善辩的高手。但我可以从检察官的演说中随便找一个例子。那天夜里，在花园里，被告正要翻墙逃走时，用铜杵把拉住他腿的仆人打倒在地。接着他又立即从墙上跳下来，回到花园，在那被打倒的人身边忙碌了五分钟之久，竭力想弄清楚，他是不是被打死了。可是公诉人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被告的供词，不相信从墙上跳下来回到格里戈里老人身边是出于怜悯。他说：‘不，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会这样多情善感吗？这是违反常理的。他跳下来只是为了弄清楚：他罪行的唯一见证人还活着还是被打死了，他的这个举动恰恰也证明他确实犯下了罪，因为他跳回花园不可能有别的原因，不能出于别的动因和感情。’这就是心理分析；但如果我们也把这种心理分析拿来应用到这件案子上，只是从另一个角度，结果也同样会合情合理。凶手跳下来是出于一种防范心理，他想弄清楚证人是否还活着，可是据公诉人自己说，被告刚才在他被害父亲的房里，留下了重要的罪证——一只被撕破了的信封，上面注明内有三千卢布。‘只要他带走了这只信封，那么全世界谁也不知道曾经有过一只装着钱的信封，不知道钱被被告抢走了。’这是公诉人自己说的话。瞧，一会儿说人家不够谨慎，惊慌失措，吓得夺路而逃，却把罪证留在地板上，但两三分钟以后又打死了另一个人，这时候他为了讨好我们又马上表现出冷酷而精明的谨慎。好吧，就算事情果真这样：心理学的奥妙就在这里，在前一种情况下我像高加索的苍鹰那样嗜血成性，目光敏锐，而过了一分钟却又变得像一只小鼹鼠那样目光短浅，胆小谨慎。但如果我真的那么残忍而狡猾，杀了人以后还要跳下来看一看我的证人是否活着，那么又何必在我的新牺牲品身上忙活了整整五分钟，而且很可能还会招致新的见证人呢？为什么还要用手帕擦去受害者头上的血，弄脏手帕，莫非是为了让这块手帕日后成为我的罪证吗？不，如果我真是那样狡猾和残忍，那么跳下来以后何不用原来的铜杵朝仆人头上再猛砸几下，干脆把他打死，彻底消灭证人，除掉我的心病呢？最后，如果我从墙上跳下来是为了检查我的证人是否活着，那为何又立即在小径上留下了另一名‘证人’——那把铜杵呢？那铜杵是我从两个女人那里拿的，她俩以后总能认出这把铜杵是她们的东西，并且能证明是我从她们那儿取走的。这铜杵不是无意间忘在小径上，也不是因为粗心或张皇失措而掉在那里的，不，我恰恰是故意把凶器扔掉的，因为它是在离格里戈里受害的地方约有十五步远的小径上找到的。现在要问，我这样做究竟为什么呢？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我杀死了老仆人而感到难过，因此在懊恼中，一面诅咒一面把杀人凶器扔掉，只能是这样，不然为什么要使这么大的劲扔掉呢？既然杀了人以后感到痛苦和怜悯，那么自然我没有杀死父亲。如果杀死了父亲，那就不会因为怜悯而从墙上跳下去看另一个被害的人，那样的话就会有另一种心情，那就根本不会产生怜悯，而只会想到怎样拯救自己，这是必然的。我要再说一遍，那样的话就会彻底砸烂他的脑袋，而不会去照料他达五分钟之久。怜悯和美好的感情之所以占一席之地完全是因为在这之前他的良心是洁净的。所以，这又是另一种心理分析。我刚才特意使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各位陪审员先生，目的是要清楚地表明，从心理分析中可以随心所欲引出任何结论。关键是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心理分析甚至可以诱使最严肃的人去编造故事，而且这是身不由己的。我指的是多余的心理分析，各位陪审员先生，指的是滥用心理分析。”
这时候听众中又发出赞赏的笑声，这全是针对检察官而发的。我不打算详细引述辩护律师的全部演说，只想从中选出一些地方，几个最最主要的段落加以叙述。
辩护律师的演说中有一个使大家都感到十分惊讶的论点，那就是他完全否认这倒霉的三千卢布的存在，因而也就否定了抢劫的可能性。
“各位陪审员先生，”辩护律师开始说，“在本案中有一个典型的特殊情况使任何一个新来的、不抱成见的人感到惊讶，这就是一方面指控抢劫，但同时却又无法具体指明被抢劫的是什么。据说，被抢走的是钱，恰好是三千卢布。但这笔钱是否确实存在——这一点谁都不知道。请你们想一想：首先，我们是怎样知道有这三千卢布的？谁看见过这笔钱？看到过这笔钱，而且还指出钱是放在一只注明了收信人的信封里的只有仆人斯梅尔佳科夫。还在惨祸发生之前，他就把这一信息告诉了被告和他的二弟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此外，还告诉了斯韦特洛娃小姐。但是这三个人都没有亲眼见过这些钱，只有斯梅尔佳科夫一人见过，这里自然而然出现一个问题：假如真的有这笔钱，斯梅尔佳科夫也确实见到过，那么他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见到的？如果主人又从被褥下面把这笔钱重新取了出来并把它们再放回到了钱箱里，但是没有告诉斯梅尔佳科夫，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呢？清注意，据斯梅尔佳科夫说，钱放在床上的褥子下面，被告本来应该把钱从褥子底下取出来，但是现在被褥一点也没有弄皱。这一点在记录中写得清清楚楚。被告怎么可能一点儿不弄皱床铺？尤其是他那沾满鲜血的双手怎么没有弄脏那天特地新铺上的薄床单呢？也许有人会说：那么地板上的信封又如何解释呢？关于这只信封，确实值得谈一谈。刚才我感到有点吃惊：才气横溢的公诉人提到了这只信封，就在他指出怀疑斯梅尔佳科夫杀人是十分荒谬的时候，他自己亲口说，诸位请听清楚了，是他自己亲口说的：‘假如没有这只信封，假如这只信封没有留在地板上作为物证，假如盗贼把它带走，那么全世界没有人会知道有这只信封，信封里还装着钱，所以，钱肯定是被告抢走的。’因此，连公诉人本人也承认，这张上面写了几行字的碎纸片成了指控被告抢劫的唯一依据，‘不然的话，谁也不知道抢劫的事，也许就根本不知道有这笔钱’。但是难道就这么一张掉在地板上的纸片就能证明里面装着钱，而且，这些钱被抢走了吗？人们会回答说：斯梅尔佳科夫不是看见过信封里装有钱吗？但是他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见到的？这就是现在我要提出的问题。我和斯梅尔佳科夫谈过话，他告诉我，他是在惨祸发生的前两天见到这些钱的！可是我为什么就不能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呢，譬如说，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老人把自己关在家里，怀着焦急而狂热的心情等待自己心爱的女人，由于闲得发慌，突然想到要把信封拿出来拆开，他心里想：一只信封算得了什么，她还不一定相信呢，如果我给她看一叠三十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可能效果会更好些，她口水都会流出来，于是他就撕开信封，把钱取出来，随手把信封扔在地板上，作为这些钱的主人，他当然不用担心这信封会构成什么罪证。请注意，各位陪审员先生，这种假设，这种情况不是很可能的吗？为什么不可能呢？要是类似的假设能成立的话，那么对抢劫的指控便不攻自破了：本来就不存在这笔钱，所以也没有发生抢劫的事。如果留在地板上的信封是罪证，说明信封里装着钱，那么我为什么不能提出相反的观点，即信封之所以丢在地板上，就是因为里面已经没有钱了，钱早已被主人自己取了出来？‘有道理，但是既然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自己已经从信封中取出这笔钱，在他家里搜查时又没有找到，那么这笔钱究竟到哪儿去了呢？’第一，在他的钱箱里找到了一部分，第二，他可能在早晨，甚至在前一天就已经把钱拿了出来，作了别的用处，支付给别人了，寄走了，或者改变了主意，彻底改变了行动计划，他这样做的时候，认为根本没有必要预先告诉斯梅尔佳科夫。如果这种假设可以成立，那怎么可以一口咬定说被告要谋财害命而且肯定确实有抢劫的事呢？这样一来，我们不就等于进入了小说创作的领域吗？既然肯定某件东西被盗，那就应该指出这件东西，至少应该确凿地证明它是存在的。可是这件东西谁也没有看见过。不久前在彼得堡有一个年轻人，几乎还是个孩子，只有十八岁，是一个街头小贩，在光天化日之下提了一把斧子闯进一家钱庄，胆大包天地砍死了老板，抢走了一千五百卢布。五小时以后他被捕了。除了他已经花掉的十五卢布以外，从他身上搜出了全部钱款。此外，一名在凶杀案发生以后回到店里的伙计不仅向警方报告了一共被抢走了多少钱，而且还说出了这笔钱有哪几种票面，即有多少张一百卢布、五卢布、十卢布，多少金币，而在被捕的凶手身上搜出的恰好就是这些钞票和金币。不仅如此，凶手也彻底坦白了他杀人并抢走这笔钱的事实。各位陪审员先生，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罪证！因为我能知道、看到并触摸到这些钱，我不能说现在或者过去根本就没有这笔钱。本案的情况是这样吗？要知道这事情关系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人的命运。也许有人会说：‘有道理，但他在那天晚上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在他身上搜出一千五百卢布——这些钱他是从哪儿搞来的呢？’可是正因为只发现了一千五百卢布，而另外的一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查不出，这恰好证明这根本不是那些钱，也从来没有装进过任何信封里。根据时间推算（而且非常精确），预审中已经查明并证实，被告离开女佣去找佩尔霍金的途中并没有回家，也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过，在其后的所有时间里一直在众目睽睽之下，所以他不可能从三千卢布中分出一半隐藏到城里的什么地方。而公诉人却认为这些钱被藏在莫克罗耶村的某个缝隙里。诸位，莫非藏到了尤道弗孤堡的地下室里了吗？这种假设不是荒诞不经，不是太浪漫离奇了吗？请大家注意，只要这种假设，即把钱隐藏在莫克罗耶的假设不能成立——对抢劫的全部指控便化为泡影，因为要是那样的话，这一千五百卢布究竟在哪里？究竟到哪里去了呢？既然已经证实，被告没到什么地方去过，那么这些钱怎么会奇迹般地消失了呢？我们居然打算用这种虚构的故事毁掉一个人的生命！有人会说：‘他终究无法说明在他身上发现的那一千五百卢布是从哪儿来的，况且大家都知道，在那天晚上之前他并没有钱。’可是谁知道这件事呢？被告本人提供了明确而始终如一的证词，说明了钱的来历，如果你们愿意，各位陪审员先生，如果你们愿意，那我可以说，再也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比这一证词更加可信而且更加符合被告性格和心理了。公诉人很喜欢自己虚构的故事：一个意志薄弱、决定收下未婚妻为了羞辱他而向他提供的三千卢布的人，绝不可能分出一半的钱缝入香囊，相反，即使缝了进去，那也会每隔两天拆开一次，每次用掉一百卢布，在一个月之内统统花光。请记住，这一切都是用不容反驳的语气讲的。可是如果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怎么办呢？如果你们编了一个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完全是另一个人，那怎么办呢？问题就在于你们确实编造出了另一个主人公！大概有人会反驳：‘有人可以证明他在莫克罗耶村，在惨祸发生前的一个月，一下子就像花掉一个戈比那样把韦尔霍夫采娃给他的三千卢布挥霍殆尽，因此，他不可能从这笔钱中分出一半来。’可是这些证人是什么人呢？这些证人的可靠程度在法庭上已经暴露无遗了。此外，别人手里的那块面包看上去总要大一些。最后，证人之中没有一个人亲自数过这些钱，而只是凭目测估计的。证人马克西莫夫不是作证说被告手里有二万卢布吗？你们瞧，各位陪审员先生，由于心理学是根两头都能打人的大棒，那么请允许我使用一下这根大棒的另一端，让我们来看看结果是否相同。
“在悲剧发生前的一个月，韦尔霍夫采娃小姐委托被告到邮局去汇出三千卢布，但这里有个问题：委托他办这件事是否像刚才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羞辱他、贬低他？在韦尔霍夫采娃小姐对这个问题的第一次证词中并没有这样说，完全不是这样说的；在第二次证词中我们只听到怨恨、报复的呼声，长期隐藏在内心的仇恨的呼声。既然证人在第一次作证时的说法是不正确的，那么仅此一端就足以使我们有权断定，第二次的证词可能也是不正确的。公诉人‘不愿意，也不敢’（这是他的原话）涉及这一浪漫史。那么好吧，我也不去涉及，但请允许我指出，如果一位纯洁而又道德高尚的女性（受人崇敬的韦尔霍夫采娃小姐无疑是这样的人），如果这样的一位女性居然会突然在法庭上一下子推翻自己的第一次证词，企图将被告置于死地，那么很清楚，她的第二次证词也不可能不带有偏见，也不可能是冷静的。难道可以剥夺我们断定一个复仇的女人言过其实的权利吗？是的，她过分夸大了她交给他那笔钱时他所蒙受的羞辱。相反，她给他这笔钱的方式恰好是以可以接受的，特别是对于像我们的被告那样一个轻率的人来说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主要是，他当时指望很快会收到父亲欠他的那三千卢布。这是轻率的，但正因为他的轻率才坚信父亲一定会付给他那笔钱，他也会收到这笔钱，因此，他随时都可以把韦尔霍夫采娃小姐委托的那笔钱汇出去，从而还清这笔债务。但公诉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相信，被告能在当天，在受到指责的那天从拿到的钱中分出一半缝入香囊。他说：‘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不可能有这种感情。’可是您自己不是也大声宣扬卡拉马佐夫心胸开阔，说卡拉马佐夫可以同时看到两个对立的深渊。卡拉马佐夫的天性就是具有这两个方面，能体察两个深渊，因此即使纵酒狂饮的欲望十分强烈，但如果有什么东西从另一面打动他，他就会马上改弦易辙。这另一面就是爱情，而且正是这种干柴烈火般的爱情，为了这种爱情他迫切需要钱，其迫切的程度甚至大大超过与心爱的人一起纵酒作乐的需要。她只要对他说：‘我是你的，我不要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他就马上带着她远走高飞——有了钱他才能这样做。这当然比纵酒狂饮更加重要。卡拉马佐夫能不理解这个道理吗？这正是他的心病，正是他所担忧的，因此他分出这一半的钱藏起来以防万一，这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但时间在一天天过去，而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不仅没有把三千卢布付给被告，反而听说他想用这笔钱去引诱他的心上人。他想：‘如果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不愿把钱还给我，那我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面前岂不成了一名贼吗？’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要把一直藏在香囊里的那一千五百卢布放到韦尔霍夫采娃小姐面前，对她说：‘我是卑鄙小人，但不是贼。’所以，这是他像爱护自己眼珠那样爱护这一千五百卢布，绝对不会拆开香囊，一百卢布、一百卢布地逐渐把钱花光的双重原因。为什么你们要否定被告的荣誉感呢？不，荣誉感在他身上是存在的，就算它是畸形的，就算它常常是错误的，但它毕竟是存在的，甚至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而且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是情况越来越复杂，妒忌的痛苦达到了极限，在被告狂热的头脑里原先的那两个老问题越来越折磨着他：‘要是我把钱还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我用什么钱来带格鲁申卡走呢？’所以说这一个月来他这样胡作非为，纵酒狂欢，在小酒店里惹是生非，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心里苦闷，简直无法忍受。这两个问题最后终于尖锐到了使他绝望的境地。他派了他的三弟到父亲那儿最后一次催讨那三千卢布，但没等到回音，就自己闯到父亲家里，当着众人的面把老人痛打了一顿。这样一来，他当然再不可能从任何人那儿拿到钱，挨了揍的父亲决不会给他了。就在那天晚上他捶打自己的胸膛，就是捶打胸前挂香囊的那个部位，还向弟弟发誓说他有办法不做卑鄙小人，但实际上他终将成为一个卑鄙小人，因为他预见到他不会利用这个办法，他缺乏精神力量，缺乏坚强的性格。为什么公诉人不相信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所提供的那么纯洁，真诚，没有事先准备，合情合理的证词？为什么硬要我相信藏在旮旯里、藏在尤道弗孤堡地下室里的那笔钱呢？就在那天晚上，在与三弟谈话之后，被告写了那封倒霉的信，于是这封信便成了被告抢劫的最主要、最重大的证据！‘我要向所有的人借钱，如果他们不给，那么只要伊凡一走，我就杀死父亲，从被褥下面拿走他装在用红绸带扎好的信封里的钱。’——这就是完整的凶杀计划，怎么会不是他呢？‘完全是按计划行事！’——公诉人惊呼道。但是，第一，信是醉后写的，而且是在非常气愤的情况下写的；第二，关于信封的那些话都是听斯梅尔佳科夫说的，他自己没有亲眼见过那只信封，第三，写是写了，但是不是照写的做了呢？凭什么可以证明呢？被告在枕头底下有没有拿到那信封？有没有找到钱？这钱究竟存在不存在？被告真是去抢钱吗？请你们想一想、想一想吧！他不顾一切地跑去不是为了抢劫，而只是想知道她在哪儿，这个使他伤透了心的女人在哪儿——所以他不是根据计划，不是按照信上写的那样，也就是说，不是为了预谋的抢劫才跑到那儿去，而是突然地、偶然地、在疯狂的妒忌中跑到那儿去的！有人会说：‘不错，但他毕竟跑去杀了人，抢了钱。’但他到底杀了人没有呢？我怀着愤懑的心情否定抢劫的指控：如果不能确切地指明被抢去了什么东西，那就不能指控抢劫，这是明显的道理！但他杀了人没有呢？他是否杀了人而没有抢劫呢？这一点是否已经证明了呢？这会不会是虚构的故事呢？”
“请听我说，各位陪审员先生，这事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需要格外谨慎。我们刚才听到公诉人自己承认，直到最后的一天，直到今天开庭之前，对于是否指控被告完全是蓄意谋杀一事还犹豫不定，直到今天向法庭出示了那封倒霉的‘酒后写的’信之后才不再犹豫。‘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但我要再说一遍：他是跑去找她，跟踪她，一心想了解她在哪儿。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假如她在家，他就什么别的地方也不会去，会留在她身边，也就不会去履行自己信中的承诺。他是突然跑去的，完全出于偶然，至于酒后写的那封信，当时他也许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据说他抓了把铜杵拿在手里’——你们应该记得，就是从这把铜杵引出了一连串的心理分析：为什么他要把这铜杵当做凶器，为什么把它当做凶器带在身边，等等。这里我产生了一个非常一般的想法：如果这把铜杵不是放在显眼的地方，不是放在被告能拿到的架子上，而是收在柜子里，那么被告也不会一眼就看到，他就不会带凶器，而是空手跑出去，那样也许就不会杀死任何人。因此我怎么能断定铜杵就是预谋杀人的证据呢？是的，他曾经在小酒店里扬言要杀死父亲，而在两天前，在喝醉了酒写信的那天晚上，他却很安静，在小酒店里只跟一个商店的伙计吵了架，‘因为卡拉马佐夫不能不吵架’。对这一点我是这样认为的，假如他事先想好了要杀人，而且要按计划进行，照写的那样去做，那么他肯定不会去跟那个伙计吵架，很可能根本不会进小酒店，因为一个人如果打定了主意要干这种事情，他总要让自己平静下来，尽量不去抛头露面，尽量避开人家的耳目，‘最好忘掉我这个人’，这不仅仅是出于什么心计，而是出于本能。各位陪审员先生，心理学是根两头能伤人的大棒。我们也能掌握心理学的奥妙。至于说到这个月他在小酒店里大声嚷嚷的那些话，那么即使孩子争吵或者那帮游手好闲的酒鬼吵吵嚷嚷走出酒店的时候也免不了威胁说，‘我杀了你’，但实际上他们是不会去杀人的。就是那封倒霉的信本身，不也就是醉后的气话，不就是酒鬼走出酒店时叫嚷的‘我要杀人，我要把你们统统都杀死’之类的气话吗？为什么不是这样，为什么不可能这样呢？为什么这封信是那么重要？为什么它并不可笑？就是因为发现他父亲被杀害了，因为有一位证人看到被告手拿凶器正要逃出花园，而且他自己也被那人打倒在地，一切都是按照书面计划执行的，因此这封信不是可笑的，而是至关紧要的了。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谈到了要害：‘既然他在花园里，那就是他杀的。’‘既然他去过，那一定就是他，’这句话就包括了一切，全部指控可以归结为‘既然他去过，那一定就是他’这一句话。可是如果他去过，但不一定就是他呢？啊，事实的总和，事实的巧合胜于雄辩，这我同意，但是请把这些事实个别地加以考察，不要迷恋于它们的总和：被告说他从父亲的窗下跑开了，可是公诉人为什么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被告供词的真实性呢？你们一定还记得公诉人刚才大肆嘲弄凶手居然会大发慈悲心。如果确实有过这类感情，虽然不能说大发慈悲，但毕竟有过虔诚的感情，那又会怎样呢？‘一定是母亲在此刻替我做了祈祷’，被告在预审时作了这样的供述。因此，等到他确信斯韦特洛娃不在父亲家里之后他就跑了。‘可是他隔着窗户不可能看清楚。’公诉人反驳我们说。为什么不可能呢？要知道窗户是根据被告发出的暗号打开的。这时候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可能说过一句什么话，可能发出过什么喊声，因此被告可以立即断定斯韦特洛娃不在那里。为什么一定要根据我们的想象，想当然地加以推测呢？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出现上千种连最精细的小说家都无法发现的情况。‘是的，但格里戈里看见门开着，因此，被告一定到过房间里，因此是他杀了人。’关于这扇门，各位陪审员先生……你们注意到没有，只有一个人证明这扇门开着的，而且这个人当时又处于那种状态……好吧，即使门开着，就算被告撞开了门，就算他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而说了谎，这在他的处境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算他溜进了房间，在房间里呆过——那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什么在房间里呆过就一定是他杀了人呢？他可能闯进去，可能到各个房间找过，可能把父亲推倒了，甚至可能打了父亲，但是当他证实了斯韦特洛娃不在父亲那里之后，他就离开了，而且因为她不在，因为他没有杀死父亲就离开而感到庆幸。也许正因为如此，过了一会儿他才会从板墙上跳下来去看被他失手打倒的格里戈里，因为他还能产生纯洁的感激之情，还能产生同情和怜悯，因为他摆脱了杀父的诱惑，因为他还能意识到自己有一颗纯洁的心，因为他还能为没有杀害父亲而感到庆幸。公诉人把被告在莫克罗耶村的可怕心情向我们描绘得淋漓尽致，非常令人信服，这时爱情再次呈现在他面前，新的生活在向他召唤，但他却已经不能再爱了，因为在他身后有一具他父亲的鲜血淋淋的尸体，在这尸体后面就是死刑。可是公诉人毕竟还是承认了这种爱情，虽然他用自己的心理分析进行解释：‘酒醉状态，罪犯被押赴刑场，期待着还有很长时间……’公诉人先生，容我再次问您，您是不是创造了另外一个人？被告真是这样，真是这样粗笨，这样没有人性，以至在身上沾满父亲鲜血的情况下还能考虑爱情以及在法庭上怎样抵赖吗？不，不，决不！假如他身后确实躺着父亲的尸体，那么只要一发现她爱他，在向他发出召唤，要给予他新的幸福，那我能起誓，他当时肯定会双倍地甚至三倍地感到应该自杀，而且一定也会自杀的。不，他决不至于忘记自己手枪放在什么地方！我了解被告：公诉人硬栽到他头上的那种粗野而麻木的冷酷无情是与他的性格不相容的。他会自杀，这是肯定无疑的；他之所以没有自杀就是因为‘母亲为他做了祈祷’，他在父亲被杀这件事上是问心无愧的。那天晚上在莫克罗耶他只是为受到他伤害的格里戈里老人而感到非常痛苦和难过，他暗自祷告上帝，希望老人苏醒后站起来，希望老人受到的打击不至于是致命的，因而免得自己为他而受到惩罚。为什么不能接受对于这些事情作这样的解释呢？我们又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说明被告在扯谎呢？可是人们又会马上向我们指出：那他父亲的尸体是怎么回事呢？他跑出房间，没有杀人，那么老人是谁杀的呢？”
“我要再说一遍，公诉人的全部逻辑便是：不是他杀的，那又是谁杀的呢？除了他再也找不出别人了。各位陪审员先生，是这样吗？果真是，确实是找不出别的人了吗？我们听到公诉人扳着手指头算了那天夜里在这幢房子里和到过那里的人。总共有五个人。其中三个，我同意，完全不应该受怀疑的，那就是死者本人，格里戈里老人和他的妻子。其余两人就是被告和斯梅尔佳科夫。公诉人慷慨激昂地大声说，被告之所以指控斯梅尔佳科夫，因为他不可能指控别的人，只要有第六个人，甚至是第六个人的影子，那被告马上会放弃对斯梅尔佳科夫的指控，因为那样太说不过去了，而会指控这第六个人。但是，各位陪审员先生，为什么我不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呢？现在只有两个人：被告和斯梅尔佳科夫，为什么我不能说，你们所以指控我的当事人，只是因为你们没有别的人可以指控了呢？所以没有人可以指控也仅仅是因为你们抱有成见，预先就把斯梅尔佳科夫排除在一切嫌疑之外。是的，指控斯梅尔佳科夫的只有被告本人，他的两个兄弟和斯韦特洛娃，再也没有别人了。但总还有人在指控他，这就是社会上隐隐约约流传的某种疑问，某种怀疑。可以听到一些隐隐约约的传闻，可以感觉到人们在期待着什么。最后，把各种事情稍加对照，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当然我也承认，这未必十分准确：首先，恰巧在发生惨祸的那天癫痫发作，而公诉人不知为什么千方百计维护并坚持这种说法。其次，斯梅尔佳科夫在开庭前夕突然自杀身亡。接着是被告的二弟今天在法庭上作出了同样出人意料的证词，在这之前他一直相信他的哥哥有罪，今天却突然出示了那笔钱，同样声称杀人凶手是斯梅尔佳科夫！我跟法官和检察官一样，完全相信伊凡·卡拉马佐夫是一位病人，犯有震颤性谵忘症，他的证词确实可能是一种把罪责推到死者身上、拯救哥哥的冒险尝试，而且是在梦呓中想出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提到了斯梅尔佳科夫的名字，毕竟可以感到颇费猜测的东西。各位陪审员先生，这里似乎有某种东西还没有说出来，没有说完。也许以后会说出来的，但是这一点我们现在姑且不谈，以后再说。法庭刚才决定继续审理，现在趁大家等待判决的机会，我想谈一些看法，譬如谈谈死者斯梅尔佳科夫的性格特征，因为公诉人刚才对他的性格作了非常细腻、非常有才气的鉴定。我虽然佩服公诉人的才华，但是对他鉴定的实质却不敢完全苟同。我到斯梅尔佳科夫那儿去过，我见过他，与他谈过话，他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他身体很虚弱，这是事实，可是就性格、就精神而论——他决不像公诉人所说的是那种非常软弱的人。特别是我在他身上并未发现胆怯，就是公诉人向我们突出地描绘过的那种胆怯。他根本没有那种忠厚诚朴的心地，相反，我发现他的天真中间隐藏着一种极端的不信任感，以及善于观察的智慧。公诉人说他智力低下，这未免太天真了。他给我的印象是十分明确的：我离开他的时候确信，他是一个十分狠毒、异常虚荣、报复心和妒忌心都极其强烈的人。我收集了一些材料：他憎恨自己的出身，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想到自己是‘臭烘烘的女人生的’就恨得咬牙切齿。对童年时代的恩人格里戈里和他的妻子并不尊敬。他咒骂俄国并嘲笑它，他的理想是到法国去当个法国人。他以前常说他没有钱实现这理想。我觉得，除了自己他不爱任何人，他又极端地自高自大。他认为文明就是穿漂亮、整洁的衣服和擦得锃亮的皮靴。他自认为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私生子（这也有事实依据），跟主人的几位合法子女相比，他憎恨自己的地位：他们拥有一切，而他却一无所有，他们拥有一切权利，可以获得遗产，而他只不过是一个厨子。他告诉我，他亲自跟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一起把钱装进信封。这笔钱的用途他当然是痛恨的，因为如果他有这笔钱，就可以创立自己的事业。再加上他看到了这崭新的花花绿绿的三千卢布（关于这一点我故意问过他）。唉，你们千万不要在妒忌而自私的人面前一下子显露大笔的钱，而他恰恰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人手里有这么多钱。这一大叠一百卢布的钞票可能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尽管一开始暂时还没有引起什么后果。才气横溢的公诉人精细入微地向我们勾画了种种赞成和反对指控斯梅尔佳科夫的假设，尤其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假装癫痫发作？是的，其实他大可不必假装癫痫发作，癫痫可以自然而然地发作，但也可以自然而然地消失，病人可以苏醒过来。假定这病无法治愈，但病人总会恢复知觉，苏醒过来，癫痫发作的症状一般都是这样。公诉人问：斯梅尔佳科夫哪有时间去实行凶杀？要指出这种时机是很容易的。他可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因为他只不过在熟睡罢了；癫痫病人犯病之后总是昏睡不醒），就在格里戈里老人抓住翻墙逃跑的被告的一条腿，厉声大喝‘弑父凶手’的时候。在万籁俱寂的深夜，这非同寻常的叫喊声，可能吵醒斯梅尔佳科夫，因为这时候他也许睡得不太熟，也许一小时前他已经开始渐渐苏醒了。他从床上爬起来，他几乎是无意识地，没有任何目的地循声走去，想看看出了什么事。他脑子还迷迷糊糊的，神智不太清楚，但他已经到了花园里，朝着亮有灯光的窗户走去。老爷见到他当然很高兴，于是就把这可怕的消息告诉了他。他的思维一下子异常地活跃起来。他从惊恐万状的老爷那儿了解到一切细节。于是渐渐地，在他混乱而有病的头脑中产生了一个想法——一个非常可怕却又非常诱人，完全合乎逻辑的想法：杀人，拿走这三千卢布，再嫁祸于大少爷；除了大少爷，还能怀疑谁呢，除了大少爷还能指控谁呢？罪证俱在，他不是到过这里吗？对金钱的贪婪、攫取这笔钱的强烈欲望以及可以不受惩罚的想法简直使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遇到合适的机会，这种突发的和难以抗拒的冲动是经常会出现的，尤其是突然出现在那些在一分钟以前自己还不知道要杀人的杀人犯身上！因而斯梅尔佳科夫可以进入主人的房间，实现自己的计划。用什么办法？用什么凶器？——就用他在花园里随手捡到的第一块石头。但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目的？要知道这是整整三千卢布啊，这就是他的前途。啊！我并没有自相矛盾：这笔钱也许是有的，是存在的。也许只有斯梅尔佳科夫一个人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些钱，这钱放在主人房间的什么地方。‘那么装钱的封套，地板上那个撕开的信封是怎么回事呢？’刚才公诉人提到这只信封的时候谈出了一个特别的想法：他认为只有像卡拉马佐夫这样初次作案的贼才会把信封遗留在地板上，而像斯梅尔佳科夫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给自己留下罪证的。各位陪审员先生，刚才我听他这样说的时候突然感到有点耳熟。你们能想得到吗，就在两天之前，我听斯梅尔佳科夫说过这样的想法，他对卡拉马佐夫将会怎样处理这只信封做过这样的猜测。不仅如此，使人更加惊讶的是，我觉得他故作天真，把话讲在前面，把这种想法强加给我，让我自己产生同样的想法，他好像是在向我作某种暗示。他有没有向侦查人员暗示这种想法呢？他有没有让才气横溢的公诉人也接受了这种想法呢？人们会说：那位老妇人，格里戈里的妻子是怎么回事呢？要知道她听到病人在她身边呻吟了整整一夜。是的，她听见了，但这种印象是经不起推敲的。我认识一位夫人，她痛苦地抱怨院子里一条杂种狗吵得她整夜不得安宁，不让她睡觉了。但是，后来搞清楚了，这条可怜的小狗整整一个晚上不过叫了两三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一个人在睡觉，突然听到了呻吟声，他醒了过来，因为被吵醒而很恼火，但一会儿睡着了，过了两小时又听了呻吟声，他又醒过来，然后又睡着了，后来又一次听到呻吟声，而且也是相隔两小时，一夜之间一共只有两三次。这个人第二天早上起来抱怨说，有人呻吟了整整一个晚上，不断地把他吵醒。他必然会有这样的感觉：每隔两小时熟睡的那些时间他不记得了，他只记得被吵醒的那几分钟，因此他觉得被吵得一夜没睡着。公诉人大声问道：为什么，为什么斯梅尔佳科夫在临死前写的字条中没有承认呢？‘这件事情是凭良心做的，而另一件事不是凭良心做的’。不过要知道：良心——这已经是忏悔了，但凶手也许就没有忏悔之心，他只有绝望。绝望和忏悔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绝望可能是狠毒的、不可克服的，凶手自杀的时候，也许加倍地仇恨那些他所妒忌了一辈子的人。各位陪审员先生，请你们当心错判案子！我现在向你们提供和说明的一切究竟有什么不合情理的呢？能找出我叙述中的错误吗？能找出不可能的荒谬的东西吗？如果在我的假设中哪怕有一点可能的影子，哪怕有点合情合理的影子——那你们就暂且不要作出判决吧，更何况这里难道仅仅是影子吗？我以一切圣物起誓，我完全相信我现在向你们提供的有关凶杀的一切解释。最最使我不安和愤慨的还是这样一种想法，即公诉人用来指控被告的大量事实中没有一件是确凿而不可辩驳的，这个不幸的人仅仅由于这些事实的总和而将遭到毁灭。是的，这总和实在太可怕了；这鲜血，这从手指上滴下来的鲜血，血染的衬衣，这黑暗的夜晚，这回荡在黑夜中的‘弑父凶手’的喊叫，这打破了脑袋、号叫着栽下去的老人，再加上这一大堆片言只语、证词、手势和叫喊声——啊，这一切对一个人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多么能够左右他的看法，各位陪审员先生，难道你们也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吗？请记住，你们被赋予了无限的权力，你们握有生杀大权。但是权力越大，行使权力的后果越是可怕！我一点儿也不放弃我刚才所说的话，即使退一步说，即使我暂时同意公诉人的意见，说我不幸的当事人杀害了父亲。我再说一遍，这无非是一种假设，我从来也不怀疑他的清白，即使退一步说，假定我的当事人犯了杀父大罪，即使我同意作出这种假设，那也请你们听完我的话。我心里还有话要对你们说，因为我预感到你们的心里和头脑里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请原谅我这句话，各位陪审员先生，它涉及了你们的心和头脑。但我想做一个完全公正和真诚的人，让我们大家都开诚相见吧！……”
讲到这里的时候，一阵相当热烈的掌声打断了辩护律师。确实，他最后几句话讲得非常诚恳，大家都觉得他也许真有话要说，他现在要说的那些话一定是最重要的。可是首席法官听到了掌声以后，大声威胁说，如果再次发生“类似情况”，就要“驱逐出庭”。大家安静下来，费丘科维奇开始以一种新的、充满感情的、跟刚才不同的语气继续他的演说。
“各位陪审员先生，毁了我的当事人的不只是事实的总和，”他大声说，“不，真正毁了我的当事人的只有一件事实：这便是老父亲的尸体！假如这是一般的凶杀，那么由于它的微不足道、缺乏根据、荒诞不经——如果不是从总体上，而是对每个事实单独地逐一加以分析的话——那么你们一定会驳回指控，至少不会只凭对他的偏见下狠心而毁掉他的一生，虽然人家对他抱有成见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但现在不是一般的凶杀案，而是弑父案！这案件本来就令人发指，因此即使据以指控的种种事实不足为凭，缺乏根据，也显得那么可信，那么有根有据，连不带偏见的人也是这样想的。怎么能为这样的被告辩白呢？既然他杀了人，怎么能让他逍遥法外呢——这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那种不由自主的、本能的想法。是的，弑父是件骇人听闻的事情——杀死生我养我爱我的人，为了我不惜牺牲生命的人，从我孩提时代起为我的疾病提心吊胆，为我的幸福而受了一辈子苦，把我的欢乐、我的成就当成唯一的生活乐趣的人！啊，杀害这样的父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各位陪审员先生，什么叫父亲，真正的父亲？这个崇高的字眼有什么意义？这个称呼包含着多少伟大的思想？我们刚才只是部分地指出了真正的父亲是怎样的和应该怎样的。现在我们大家所关注、担心的这个案件中，目前这个案件中的这位父亲，已故的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却跟我们心目中父亲的概念是格格不入的。这肯定是一场灾难，是的，有的父亲确实像一场灾难。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这场灾难——各位陪审员先生，鉴于即将作出的生死攸关的判决，其实什么也不用害怕。现在我们尤其不应该害怕，按照才气横溢的公诉人精彩的说法，我们不应该像孩子或者胆怯的女人那样，回避某些思想。可是我的尊敬的对手（在我讲出第一句话以前就是对手了），在他激昂慷慨的演说中再三高喊：‘不，我决不让任何人来为被告辩护，我不会把为他辩护的权利让给来自彼得堡的律师——我是公诉人，也是辩护律师！’这就是他喊过多次的话，但是他却忘了提醒，如果可怕的被告，小时候在父亲家里从唯一爱抚他的一个人那里接受了一磅胡桃，他因此而感恩戴德整整二十三年，那么反过来说，这样的人二十三年决不会不记得，就像充满爱心的赫尔岑斯图勃医生听说的那样，他光着脚在父亲的‘后院里’乱跑，没有小鞋子，穿着吊在一粒扣子上的裤子的情景。啊，各位陪审员先生，我们又何必要进一步考察各种‘灾难’，重提众所周知的事情呢！我的当事人来到父亲家里后又是什么遭遇呢？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的当事人描绘成无情自私的怪物呢？他放荡，粗野，暴躁，现在我们为此而审判他。但是谁应该对他的命运负责呢？他本来有很高的天分，有一颗高尚、敏感的心，可是却受到了如此荒唐的教育，这又是谁的过错呢？有谁开导过他？谁教过他科学知识？他童年时代有谁又多少爱过他？我的当事人是在上帝的庇护下长大的，就是说像一头野兽那样缺乏照料。在长期的离别之后，他也许渴望见到父亲，而在这之前，在回忆梦幻般的童年的时候，也许曾千百次地驱散过他在童年时代梦见的丑恶的幽灵，一心渴望原谅父亲，拥抱父亲！结果怎样呢？他遇到的只是厚颜无耻的嘲笑、怀疑以及为争夺钱财而施展的种种阴谋诡计；他听到的只是每天酒足饭饱之余的唠叨，令人恶心的处世之道，最后，眼看着父亲用儿子的钱夺走儿子的情人，啊，各位陪审员先生，这不是太可恶太残酷了吗！而这个老人还向大家抱怨儿子不孝和残忍，在众人面前往他脸上抹黑，糟蹋他，诽谤他，收买他的借据，以便把他送进监狱！各位陪审员先生，像我的当事人那样表面上残忍、粗野、放荡不羁的人，往往心肠特别软，只是没有表现出来罢了。请你们不要笑，不要笑我的这个想法！天才的公诉人刚才无情地嘲笑了我的当事人，揶揄他喜欢席勒，喜欢‘优美和高尚’，假如我处在他的地位，处在公诉人的地位，我是不会嘲笑的！是的，这些心灵——啊，请允许我为这些很少被人理解而且常常被人曲解的心灵说句公道话吧——这些心灵往往跟他们表面上的粗暴残忍相反，他们强烈地渴望温柔、美好和公正——这种渴望虽然是不自觉的，但确实是在热烈地渴望着。他们表面上放纵和粗暴，但是却能够矢志不渝地爱，譬如说，爱一个女人，而且一定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上的爱。还是请你们别笑话我：这种天性的人往往都是这样的。他们只是不善于掩饰自己强烈的、有时甚至是非常粗野的激情，正是这一点常常使人们惊讶，受到人们的注意，但是人们却看不到他的内心世界。相反，他们的种种激情往往会很快消解。但在一个高尚、美好的人身边，这个外表粗野、残酷的人也会追求新生，努力改过自新，争取做一个好人，成为一个高尚而正直的人——‘高尚和美好’的人，尽管这几个字多么受人嘲笑！刚才我说过，我不允许自己涉及我的当事人和韦尔霍夫采娃小姐的浪漫史，但一言半语还是可以说的：我们刚才听到的不是证词，而只是一个疯狂而一心想报复的女人的叫喊，她也没有资格责备别人背叛，因为她自己已经背叛了！假如她有时间仔细想一想，她就不会作出这样的证词了！你们不要相信她，我的当事人并非像她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恶棍！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仁爱者在准备上十字架的时候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一只羊也不会死的……’我们也不要去毁掉一个人的心灵！我刚才问：父亲是什么？我说过这是个伟大的字眼，珍贵的称呼。但是，各位陪审员先生，用词也应该实事求是，我要用名实相符的词语和名称来命名事物：像被害的卡拉马佐夫老人那样的父亲不能也不配称作父亲。爱一位不值得爱的父亲，这是荒唐的，也是不可能的。不能从虚无中去制造爱，从虚无中能造物的只有上帝。使徒怀着热烈的爱心写道：‘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现在引用这句神圣的话不是为了我的当事人，我是为了提醒所有当父亲的人。谁给了我权力教训那些当父亲的人呢？谁也没有给。但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我要大声疾呼——我召唤生者！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间不长，我们会干许多坏事，说许多坏话。因此让我们大家抓住相互交流的合适时机，以便彼此善言相勉。现在我就要这样做：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利用这个机会。上帝赐予我们这个讲坛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在这讲坛上说的话，整个俄国都能听到。我现在不仅向这里的父亲们，而是向所有的父亲大声呼吁：‘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是的，我们自己首先要履行基督的遗训，然后才允许自己向我们的儿女提出要求。不然我们不是儿女的父亲，而是儿女的敌人，他们也不是我们的儿女，而是我们的敌人，而且是我们自己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敌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福音书上的指示：用量给您的量器去量给人。如果儿女用我们的量器量给我们，那怎么能责怪他们呢？不久前在芬兰有一名少女，是一名女仆，她被怀疑偷偷地生了孩子。人家开始监视她，后来在顶层的阁楼上，在墙角的一堆砖头里发现了她的一只谁都不知道的箱子，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有一个被她扼杀的新生婴儿的尸体。在那只箱子里还发现了两具遗骸，那是她以前生的两名婴儿，一生下来就被她扼杀了。对此她供认不讳。各位陪审员先生，能说她是孩子们的母亲吗？是的，她生了他们，但她能算他们的母亲吗？我们中间有谁敢把母亲这个神圣的称号加到她头上？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各位陪审员先生，甚至应该无所畏惧，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这样，不要怕闲言碎语和某些思想，不要像莫斯科女商人那样，连听到‘金属’和‘焦油’之类的字眼都感到害怕。相反，我们要证明，近年来时代的进步已经促进了我们的发展，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光把孩子生出来还不能算是父亲，生出来后能担起父亲的责任才是真正的父亲，当然，父亲这个字眼还有别的涵义和解释，有人认为即使我父亲是个恶棍，即使对自己儿女来说他是个坏蛋，但毕竟还是我的父亲，因为他生了我。但这种涵义可以说是神秘性的，我无法用理智去理解，只能用信念去接受，更确切些说，要靠信仰去接受，就像许多东西我并不理解，但宗教要我理解一样。遇到这种情况，那就只能把它留在现实生活之外。现实生活不仅拥有自己的权利，而且本身提出了重大的责任，在现实生活这个领域里，如果我们想成为富有人道精神的人，最后成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并且必须贯彻那些为理性和经验所证实的、经受过分析的熔炉考验的信念，总之，要采取有理智的行动，而不能像在睡梦和梦呓中那样，无理性地行动，危害别人，折磨别人和戕害别人。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事业，不仅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是合乎理性的，名副其实的仁爱事业了……”
说到这里，从大厅的许多角落里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但费丘科维奇却连连摆手，似乎在恳求大家不要打断他，让他把话说完。大家立刻安静下来。讲演的人接着说：
“各位陪审员先生，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的孩子，譬如说我们那些成了青年的孩子，我们那些已经懂事的孩子就不考虑这些问题呢？不，他们不能不考虑的，我们也不会要求他们克制自己，不去考虑这些问题！一位不合格的父亲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与别的同龄孩子的名实相符的父亲相比较的话，自然而然地会在这年轻人心中引起种种痛苦的疑问。对于这些问题往往用些套话去敷衍搪塞一番：‘他生了你，你是他的亲骨肉，因此你应该爱他。’青年人不由自主地深入思考：‘他在生我的时候难道是爱我的吗？’他问道，内心越来越感到惊讶。‘难道他是为了我而生我的吗？在那个时刻，在他酒后情欲勃发的时刻，他既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我是男是女，他只是把嗜酒的爱好传给了我——这就是他的全部恩德……为什么只是因为他生了我，却一辈子不爱我，我就应该爱他呢？’啊，也许你们认为这些问题是粗鲁而又残酷的，但你们千万不能要求年轻人的头脑不去考虑这些问题：‘即使把自然逐出门外，它也会从窗子里飞进来，’而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们不要怕‘金属’和‘焦油’，让我们根据理智和仁爱，而不是根据神秘主义的观念来解决问题。那么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用下面这个办法：让儿子站到自己的父亲面前，合乎理智地问他：‘父亲，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应该爱你？父亲，请你向我证明，为什么我应该爱你？’——如果这位父亲能够回答并向他提出充分的证据，那么这是一个真正的正常的家庭，它不是建立在神秘主义的偏见之上，而建立在理智的、负责的、完全合乎人道精神的偏见之上。相反，如果父亲不能证明，那么这个家庭马上就完蛋！他不再是他的父亲，儿子今后就有了充分自由和权利，可以把自己的父亲看作陌路人，甚至是自己的敌人。我们的讲台，各位陪审员先生，应该成为宣传真理和健康思想的场所！”
这时候演讲者被一阵无法阻挡的、近乎疯狂的掌声打断了。当然，不是全场都在鼓掌，但毕竟有半数听众鼓了掌。那些父亲们和母亲们都鼓了掌。太太们坐的楼座里响起了尖叫声和呼喊声。她们不停地挥舞着手帕。首席法官拼命摇铃，他显然被听众的行为激怒了，但绝对不敢像刚才那样用“驱逐出庭”威胁他们：因为向演讲者鼓掌并挥舞手帕的人中间，有坐在后面专席上的要员以及胸前戴着勋章的老者，因此，当喧闹平息以后，首席法官也只是重复了“驱逐出庭”那句威胁的话之后就作罢了。而得意洋洋和激动不已的费丘科维奇重又继续自己的演说。
“各位陪审员先生，你们都该记得那个可怕的夜晚——那天晚上的情况今天谈得够多了——儿子悄悄溜进父亲的房子，最后终于面对面地站在那个生了他、同时又是跟他作对、欺负他的人跟前。我还是竭力坚持自己的意见——当时他不是去抢钱的，指控他抢劫是荒谬的，这在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他闯进去也不是为了杀人，啊，不是的，如果他有预谋，至少他事先要准备凶器，而那把铜杵是无意识地随手拿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它干什么。即使他有暗号骗了父亲，即使他潜入了他的房间——我已经说过，我绝对不相信这种神话，但就算是这样吧，暂时让我们作这样的假设！各位陪审员先生，我可以用神圣的名义向你们起誓，如果他不是他的父亲，而是另一个曾经欺负过他的人，那么在他跑遍几个房间并且证实这个女人不在屋里之后，一定会飞快跑开的，不会给自己的情敌造成任何伤害，也许会打几下，推一把，但仅此而已，因为他当时还顾不上他，他没有时间，他需要知道她在哪里。但那是父亲，他的父亲——啊，就是他从小憎恨的那个人，他的敌人，欺负他的人，现在又是他可怕的情敌！仇恨的感情不由自主地、无法抑制地控制了他，他已经无法思考了：怒火一下子蹿了上来！这是疯狂和失去理智的冲动，也是本能的冲动，本能因为自己永恒的法则遭到破坏而无法抑制地、不自觉地在进行报复，就像自然界的任何东西一样，但凶手这时候也没有杀人——我要强调这一点，我要大声疾呼这一点——他没有杀人，他只在极度厌恶和愤怒中挥了一下铜杵，并不想杀人，也不知道会杀人。如果手里没有这把倒霉的铜杵，他也许会把父亲痛打一顿，但不会打死他。他离开了以后也不知道被他打倒的老人死了没有。这样的杀人不是凶杀。这样的杀人也不是弑父。不，杀死这样的父亲不能称为弑父。只有出于偏见才会把这件杀人案看作大逆不道的弑父案！但事实上究竟杀了人没有？是不是确实存在这件凶杀案呢？这是我再三的发自肺腑的呼吁！：各位陪审员先生，我们现在给他定罪，他会对自己说：‘这些人并没有为我的命运、为我的教养和教育、为使我变得更好、为使我成为一个人而做过任何事情。这些人，这些人没有给我吃过，没有给我喝过，也没有到监狱来探望过我，可是他们却把我送去服苦役。我欠的债已经还清了，我现在什么也不欠他们，而且永远也不欠任何人。他们狠毒，我也要狠毒。他们残忍，我也要残忍。’这就是他要说的，各位陪审员先生！我敢起誓：你们的指控只会使他感到轻松，使他的良心感到轻松，他将诅咒他所犯的命案，但不会感到遗憾。同时你们也剥夺了他重新做人的可能性，因为他一辈子都将成为狠毒而糊涂的人。但是你们是否愿意用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可怕的刑罚狠狠地、严厉地惩罚他，但同时又能使他的灵魂永远得到拯救与新生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请你们用你们的仁慈征服他！你们将会看到、将会听到他心灵的战栗与恐惧：‘我哪能承受这样的宽大处理，我哪能享有这么多的爱，我哪配得上呢？’——他会这样感叹的！啊，各位陪审员先生，我了解这颗心，我了解这颗粗野而又高尚的心，这颗心会向你们的高尚行动顶礼膜拜，渴求爱的伟大行动，它将燃烧并获得永久的新生。有些心灵因为狭隘而埋怨整个世界。但是只要你们用仁慈去征服它，给予它爱，它就会诅咒自己的过错，因为他身上有许多善良的萌芽。心胸变得开阔以后便会看到，上帝是多么仁慈，人们是多么美好和公正。忏悔和今后他将履行的不计其数的义务会使他感到惶恐，使他感到沉重。那时他再也不会说：‘我欠你们的债还了。’反而会说：‘我对不起所有的人，或不如所有的人。’他会流着忏悔和无限感动的泪水大声说：‘人们比我好，因为他们不想毁掉我，而要拯救我！’是的，你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这个仁慈的行为，因为如果缺乏任何确凿的证据，你们也很难说出这样一句话：‘是的，他有罪。’宁肯放走十个罪人，决不错罚一个无辜——你们是否听到，是否听到上个世纪我们光荣历史的伟大声音？难道还要由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来提醒你们，俄国法庭不仅应该惩罚罪犯，而且应该拯救堕落的人？让别的民族去死抠法律条文严惩罪犯吧，我们这里应该重视精神和实质，使沉沦的人得到拯救和新生。如果正是这样，如果俄罗斯和它的法庭确实是这样，那么俄罗斯啊，你就勇往直前吧，你们也不必用疯狂的、使别的民族厌恶地躲避的三驾马车来吓唬我们！那不是疯狂的三驾马车，而是一辆雄伟壮丽的俄罗斯巨型马车，它将威严而平静地驶达目的地。在你们的手里掌握着我的当事人的命运，在你们的手里也掌握着我们俄罗斯真理的命运。你们一定能拯救它，保卫它，你们一定会证明有人在维护它，它掌握在好人手里！”
费丘科维奇的辩护词就这样结束了。这一次听众发出的欢呼声犹如暴风骤雨，势不可当。再要阻止它已经毫无意义了：女人们都哭了，许多男人也哭了，连两位要员也流下了眼泪。首席法官只能听之任之，甚至迟迟不敢摇铃：“冒犯这样的激情等于亵渎神圣。”——我们的太太们后来这样叫喊。演说者本人也真诚地大受感动。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居然再次站出来“进行反驳”。大家用憎恨的目光看着他：“怎么？这是怎么回事？他居然还有胆量反驳？”太太们窃窃私语。但是哪怕是以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太太为首的全世界的太太们都在窃窃私语，那么此刻也无法阻止他发言。他脸色苍白，激动得浑身哆嗦；他一开始说的几个词儿，他一开始说的几句话，大家简直无法理解；他气喘吁吁、口齿不清，逻辑混乱。不过他很快恢复了常态。但从他第二次的公诉词中我只摘引几个片断：
“……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编了许多离奇的故事。可是辩护律师又怎样呢，他的话不也是故事加故事吗？只是没有写诗罢了。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在等待情人的时候撕开信封并把它扔在地板上。甚至还引用了他在这种奇怪的情况下所讲的那些话。难道这不是叙事诗吗？有什么证据说他取出了钱，谁又听到了他讲的话？呆头呆脑的白痴斯梅尔佳科夫竟变成了拜伦笔下的主人公，为了自己私生子的身份而向社会进行报复——这难道不是具有拜伦风格的长诗吗？儿子闯进老子房间杀死老子，可是他又没有杀人，这已经不是离奇的故事，不是长诗，而是专让人捉摸不透的斯芬克斯之谜了，当然连他自己也猜不出。他杀了就是杀了，他杀了人，怎么又说他没有杀人呢——这谁能理解呢？然后又向我们宣告，我们的讲坛是传播真理和健康思想的场所，于是从这座健康思想的讲坛上信誓旦旦地发表了一条公理，说把杀害父亲定作弑父罪仅仅是一种偏见！但如果说弑父是一种偏见，如果每个小孩都来追问父亲：‘父亲，为什么我应该爱你？’——这还成什么体统！还有什么社会基础？还成什么家庭呢？你们瞧，杀父也无非是莫斯科女商人心目中的‘焦油’。为了达到目的，为了开脱无法开脱的罪名，居然轻率地歪曲俄国法庭的使命和前途中那些最宝贵、最神圣的信条。辩护律师大声呼吁：你们要用仁爱征服他，这正中犯人下怀，明天大家就会看到他被征服得怎样！辩护人只要求宣告被告无罪，这不是太谦虚了吗？为什么不要求设立弑父奖学金，让他在后世和年轻一代的心目中永远成为一个功勋盖世的英雄呢？福音书和宗教也遭到了歪曲：据他说，那是神秘主义，只有我们这儿才是真正的经过理智和健康思想检验的基督教。这就在我们面前树立了一个冒牌的基督形象！‘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辩护律师大喊大叫，接着又马上下结论说，基督在宣扬用别人量给你的量器去量给人——而且这话又从真理和健康思想的讲坛上讲出来的！我们只是在演说的前夜浏览了一下福音书，为的是炫耀一下我们熟知这部独特的作品，因为需要的时候这方面的知识可能有用，可能起到某种效果，一切都按需要的尺度行事！可是基督恰好是嘱咐我们不要这样做，切忌这样做，因为只有邪恶的世界才这样做，而我们应该宽容，把自己的面颊伸过去，不要用欺负我们的人量给我们的量器去量给别人。这就是上帝教导我们的，他并没有说禁止儿女弑父是偏见。我们也不必去纠正来自真理和正确思想讲坛上的我们上帝的福音书，辩护律师只是称上帝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仁爱的人’，这跟俄罗斯全体东正教徒截然不同，他们对上帝说：‘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
这时候首席法官出来干预了。他制止了这位陶醉在辩论中的公诉人，请他不要夸张，保持应有的分寸，等等，说了些首席法官们通常在类似场合该说的话。旁听席上也不太平静，听众在交头接耳，甚至愤怒地大声叫喊。费丘科维奇甚至没有加以反驳，只是走到台上，把手按在心口，用受了委屈的语气讲了几句颇为自尊的话。他只是嘲讽地稍稍提了一下“离奇的故事”和“心理分析”，顺便在一个地方插了一句：“丘比特，你发怒了，所以你不对。”这句话在听众中引起一阵赞许的笑声，因为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已经完全不像丘比特了。对于指责他允许年轻一代去弑父的话，费丘科维奇郑重地说他简直不想反驳。至于“冒牌的基督形象”以及他没有尊称基督为上帝，只称他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仁爱之人”，“与他违背了东正教教义，这些不应该在真理和健康思想的讲坛上讲出来”——费丘科维奇则暗示这是“诽谤”，并说他动身到这里来的时候，还指望这里的讲台上至少不会对他作为公民和忠实臣民的名誉进行攻击……讲到这里的时候首席法官出来制止了他，于是费丘科维奇行了一个礼，结束了自己的答辩，听众们发出了赞同的低语声。据女士们说，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被彻底打垮，“永世不得翻身了”。
接下来由被告发言。米佳站了起来，但没说几句话。他无论在体力上或精神上都异常疲劳。他早晨进入大厅时那副独立不羁和精力充沛的样子几乎看不到了。他今天所经历的似乎都难以忘怀，使他学到并懂得了非常重要的、他过去并不理解的东西。他的声音有气无力，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大声叫嚷了。他的话里可以感到某种崭新的、驯顺的东西。
“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各位陪审员先生！审判我的时候到了，我感觉到上帝惩罚的手降临到了我身上。一个放荡的人走到末路了！但我要像向对上帝忏悔那样对你们说：‘在杀害我父亲这件事上——我是无辜的！’我最后一次重申：‘不是我杀的！’我放荡，但我乐善。我每时每刻都在想改过自新，可还是像一头野兽那样活着。谢谢检察官，他对我作了详细分析，许多是我过去不了解的，但他说我杀了父亲，那是不对的，检察官搞错了！也要谢谢辩护律师，听他讲话的时候我哭了，但说我杀了父亲，这不符合事实，也不应该作这样的假设！请你们不要相信医生的话，我神智完全清醒，只是内心非常难受。如果你们宽恕我，释放我，我将为你们祈祷。我一定要做好人，我可以起誓，我在上帝面前起誓。如果你们判我有罪——我将自己折断我头上的佩剑，然后亲吻断剑的碎片！请饶恕我吧，不要夺走我的上帝。我了解自己：将来我会埋怨你们的！我内心很痛苦，先生们……请你们饶恕吧！”
他几乎瘫倒在自己的座位上。他的声音哽咽了，勉勉强强说完了最后一句话。法官们着手提问题，请两方面发表最后的意见。不过我不准备细写了。最后，几位陪审员终于站起来离开座位出去商议。首席法官已经非常疲劳，因此有气无力地对他们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提醒的话：“你们应该公正无私，不要受辩护方那些娓娓动听的言辞的影响，你们要仔细衡量，要记住你们肩上责任重大，”等等。陪审员们离开了，法庭宣告休庭。可以站起来走一走，彼此交换一下各自的印象，在小吃部吃点东西。时间已经很晚了，将近凌晨一点，但没有一个人离开。大家的情绪是那样紧张和亢奋，根本顾不上休息。大家都在屏气敛息地等待，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太太们一个个都是神经质地急不可耐，但心里却很平静：“宣判无罪是确凿无疑的了。”她们都在准备迎接那个皆大欢喜的动人时刻。我得承认，大厅里有许多男人也坚信一定会宣告无罪。有些人高兴，有些人皱眉，有些人简直是垂头丧气：他们不希望宣告无罪！费丘科维奇本人则坚信会获得成功。他被团团围住，不停地接受大家的祝贺，也有人竭力奉承他。
“在辩护人和陪审员之间，”他在一堆人中间说，就像后来有人转述的那样，“存在着那种将他们联结起来的无形的线索。还在演说的时候这些线索已经联结上，我已经预感到了。我能感觉到它们，它们是存在的。这案子我们一定会赢，请大家放心吧。”
“我们那些农民现在会说什么呢？”一位郊区地主走到一群正在议论的人面前说道，他愁眉苦脸，身材肥胖，满脸麻子。
“也不只是农民。那里还有四位官员。”
“是的，还有官员。”一位地方自治局的成员走过来说。
“您认识普罗霍尔·伊凡诺维奇·纳扎里耶夫吗？就是那个佩戴勋章的商人，那个陪审员？”
“怎么啦？”
“非常聪明。”
“他一直不吭声。”
“一声不吭倒是一声不吭，这样更好，用不着彼得堡的人来教训他，他自己可以教训整个彼得堡。他有十二个孩子，你想一想吧！”
“对不起，难道不可能宣告无罪吗？”我们的一位年轻官员在另一堆人中大声嚷嚷。
“肯定会宣告无罪的。”另一个声音断然说。
“不宣告他无罪简直是可耻的！”那官员大声说，“即使他杀了人，但父亲和父亲可不一样啊！再说，他当时处于发狂的状态……他也许真的只是挥了一下铜杵，对方就倒下了。糟糕的是把那仆人也牵连了进去。这简直是个可笑的场面。要是我处在辩护律师的位置上，那就干脆说：他杀了人，但没有罪，见你们的鬼去吧！”
“他就是这样说的，只是没有说见你们的鬼去吧。”
“不，米哈伊尔·谢苗内奇，他几乎也说了。”第三个声音接上去说。
“得了吧，诸位，一个女演员割断了她情人的合法妻子的喉咙，在大斋期中我们不是宣告她无罪了吗？”
“她没有真正割断。”
“一码事，一码事，反正她割了！”
“关于儿女的那些话他讲得怎么样？太精彩了！”
“很精彩！”
“还有，关于神秘主义，关于神秘主义的那些话怎么样？”
“您别提什么神秘主义了，”又一个人大声叫了起来，“您还是设身处地为伊波利特想一想吧，想想他今后的命运吧！检察官夫人为了米佳的事明天会把他的眼珠子都抠出来的。”
“她在这里吗？”
“能在这里吗？她要是在这里，当场就会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她待在家里，闹牙疼呢。嘻，嘻，嘻！”
“嘻，嘻，嘻！”
在第三堆人中。
“米坚卡大概会被宣告无罪的。”
“有什么好，那他明天就会把京都酒店闹个天翻地覆，纵酒狂饮十天十夜。”
“唉，这鬼东西！”
“鬼东西归鬼东西，可没有这鬼东西又不行，他不在这儿又能上哪儿呢？”
“诸位，尽管讲得头头是道，但总不能用铜杵去砸父亲的脑袋吧。不然我们会落到什么地步呢？”
“巨型马车，巨型马车，你们记得吗？”
“是的，用板车改成了一辆巨型马车。”
“明天再把巨型马车改成板车，‘根据需要，一切都根据需要’。”
“现在人都变得狡猾了。诸位，我们俄罗斯到底有没有真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真理？”
铃声响了。陪审员们商议了整整一小时，不多也不少。听众刚坐定，全场便鸦雀无声。我至今还记得陪审员们是怎样进入大厅的。关键时刻终于到了！我不想把所有的问题逐一列出，况且我也忘记了。我只记得首席法官提出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问题：“他是否预谋杀人抢劫？”（原话我不记得了）大家都屏息静气。首席陪审员，就是那个最年轻的官员，在全场死一般的寂静中大声而明确地宣布：
“是的，他有罪！”
随后对所提出的各个问题都一一作了同样的回答：有罪，是的，有罪。毫不留情！这种情况谁都没有预料到，几乎所有的人都确信至少会从轻发落。大厅里依然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的人听了都目瞪口呆——无论是希望判罪的，还是希望宣告无罪的，全都呆住了。但这只是最初的几分钟情形。接着全场一片混乱。许多男听众非常满意。有的人甚至不时地搓着手，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不满意的人似乎都怔住了，他们耸耸肩膀，交头接耳，但好像都还没有明白过来。可是我的天哪，我们那些太太们是怎么回事啊！我真的以为她们会起来造反的。起初她们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突然，只听见她们的叫喊声响彻整个大厅：“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她们纷纷从座位上跳起来。她们肯定还以为这一切是马上可以改变，重新审理的。这时候米佳突然站了起来，伸出双手，撕心裂肺地大声说道：
“我以上帝和他严厉的审判的名义起誓，对我父亲的死我是无辜的！卡佳，我原谅你！兄弟们，朋友们，请你们宽恕另一个女人吧！”
他没有说完便放声大哭，哭声在整个大厅回荡，令人毛骨悚然。他的声音仿佛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新的，出人意料的，天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发出来的。从楼上最后一个角落的旁听席上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尖厉的哀号：那是格鲁申卡的声音。刚才她求了人才允许她在法庭辩论开始前重新进入大厅。米佳被带走了。宣判推迟到明天进行。整个大厅一片混乱，但我已经不想再等下去，也不想再听下去了。我只记得走到门前台阶上的时候听到几个人在感叹。
“这一次他要尝尝二十年苦役的滋味了。”
“不会少于二十年。”
“是啊，我们那几位庄稼汉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可把我们的米坚卡给坑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