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回过来头再说彼得·伊里奇·佩尔霍金。他拼命敲打女商人莫罗佐娃家紧闭的大门，当然，最后还是敲开了。费妮娅在两小时以前受到了严重的惊吓，由于忐忑不安和“放心不下”，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上床睡觉，现在一听到如此疯狂的敲门声，又吓得几乎歇斯底里发作：她还以为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又来敲门了（虽然她亲眼目睹他已离开了），因为除了他，谁也不会如此“鲁莽地”敲门。她急急忙忙跑去找看门人，看门人已经醒了，他听到有人敲门而正要去开门；她求他不要放人进来。但看门人盘问过敲门人之后，明白了对方是谁，知道他有急事要找费妮娅，最后终于决定给他开门。彼得·伊里奇来到上文提到过的那个厨房，见到了费妮娅，而她因为有“疑虑”就请求彼得·伊里奇同意让看门人也一起进来。彼得·伊里奇开始详细盘问她，一下子就接触到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奔出去找格鲁申卡的时候，顺手从铜研钵里拿走了一个铜杵，但回来时铜杵已经不见了，两只手上沾满了血，“鲜血还在流淌，血就从手上一滴滴往下掉，一滴滴往下掉哪！”费妮娅大声说。显然，她在自己混乱的想象中制造了如此可怕的情景。不过那双沾满鲜血的手，彼得·伊里奇倒是亲眼见过，虽然鲜血并没有从手上淌下来，而且他自己还帮他擦洗干净。但问题不在于手上的鲜血是否很快就干了，而在于德米特里拿着小铜杵究竟到哪儿去了，是否一定是去找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了，而且有何依据可以作出如此肯定的结论。彼得·伊里奇牢牢抓住了这一点。虽然最终也没有打听到任何确切的情况，但终究还是形成了类似这样的看法：除了到父亲家里，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不可能跑到别处去，因此，那边肯定会出问题。“他回来后，”费妮娅紧张地说，“我向他坦白了一切，然后我开始详细问他：‘亲爱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您的两只手上为什么都是血？’”他似乎这样回答她说，这是人的血，他刚才杀了人。“他就这样承认了，全向我承认了，并马上表示后悔，可是他突然像发了疯似的奔了出去。我坐定后就想：他现在像疯子似的跑到哪儿去呢？我想，他是要到莫克罗耶去杀我的小姐。我赶忙奔出去打算求他别杀害小姐，我跑到他住的地方，刚到普洛特尼科夫家的铺子那儿我看见他已经快要出发了，他手上的血迹也没有了。”（这一点费妮娅看见并记住了。）费妮娅的老奶奶也一口咬定孙女说的全是实话。彼得·伊里奇还问了些其他情况，接着就离开了，他的心情比他进来的时候更加焦虑不安。
看来，最简便可行的办法是他直接到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家里去了解是否出了事，如果出了事，那么究竟是什么，只有在确信无疑之后，彼得·伊里奇才会按既定的计划去找警察局局长。但天是那么黑，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家的大门又是那样坚实，还要重新敲门，而他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又不太熟悉——如果他敲门以后，人家给他开了门，却突然发现那里平安无事，那么好嘲弄人的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明天就会当做笑料到全城各处去讲，说一个不相识的官员佩尔霍金深更半夜闯到他那里打听他是不是被人谋杀了。那就太丢人了！彼得·伊里奇在世上唯一感到可怕的便是丢脸。然而使他着了魔的感觉居然如此强烈，他恶狠狠地跺了跺脚，把自己臭骂一通以后，马上又踏上了一条新的路线，但已经不是去找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而是到霍赫拉科娃太太家里去了。他想，如果她能回答以下一个问题：刚才某时某刻她是否给过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三千卢布，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他便立刻去找警察局长，也不必到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家里去了。如果情况相反，他便把一切搁到明天再说，先回家去。当然不难想象，一个年轻人决定在深更半夜，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登门拜访一位他素不相识的上流社会太太，可能还要把她从床上叫起来，向她提出一个在那种情况下显得十分离奇的问题，这也许要比去找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更有可能使自己丢脸。但有时候，特别是在类似目前的场合下。那些非常精明冷静的人也往往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何况彼得·伊里奇在那时候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冷静的人了！他后来一辈子都记得，一种无法摆脱的不安心情逐步控制了他，最后在他身上达到了使他痛苦、甚至违背意志的地步。自然，他一路上还是为去拜访这位太太而痛骂自己，但“我要一不做，二不休！”这句话他咬着牙说了十遍，结果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干到底了。
当他进入霍赫拉科娃太太家时，刚好十一点整。很快就放他进入院子，但管院子的人不能确切地回答他的问题：太太是已经睡了，或是还没有上床。他只是说按理这时候应该睡了。“您到那边楼上找人去通报一下，要是她愿意接待您，那么会接待的；要是不愿意，就不会接待了。”彼得·伊里奇上了楼，这里的事就比较难办了。仆人不想通报，最后叫了一个女仆出来。彼得·伊里奇彬彬有礼地，但也是非常坚决地要她向太太通报，说本地一位官员佩尔霍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求见，如果事情不是那样重要，那么他也不会来打扰了——“你就用这几句话向她通报。”他请求女仆说。女仆走了，他就在前室等候。霍赫拉科娃太太本人虽然还没有睡，但已经进了卧室。自从刚才米佳拜访以来她一直心神不宁，她已经预感到今晚她必然会出现偏头痛，就像以往碰到类似情况一样。她听完女仆的通报感到十分惊讶，但还是生气地吩咐不见客，虽然一个不相识的“本地官员”这种时候突然来访特别引起了她一个女人常有的好奇心。但这次彼得·伊里奇却固执得像一头骡子：他听到拒不见客的回话之后，特别坚决地要求再次通报并用“他的原话”转达，他“有十分重要的事求见，如果现在不接待他，今后夫人可能会遗恨终身”，“我当时正像从山崖上掉下来那样不可阻挡了。”后来他自己都这样说。女仆惊讶地打量了他一番，便再次去通报。霍赫拉科娃太太感到震惊，她考虑了一下，详细询问了他的外表，知道这是一个“穿着十分得体、彬彬有礼的年轻人”。我们现在顺便提一下，彼得·伊里奇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年轻人，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霍赫拉科娃太太决定出来会客。她已经穿上了家常的睡袍和便鞋，但在肩上还是披了一块黑色的披肩。“官员”被请进了刚才接待过米佳的那个客厅。女主人出来见客时露出一种深深怀疑的神色，也不请客人坐下，直接就问：
“有何贵干？”
“我冒昧打扰您，太太，是为了我们两人都认识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的事情，”佩尔霍金开始说道，可是一提到这个名字，女主人的脸上突然露出了非常气愤的表情。她差点没尖声大叫起来，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
“我为这个可怕的人所遭的罪还不够吗，还不够吗？”她发疯似的叫嚷。“您，先生，怎么敢在这样的时候上门打扰一位您并不相识的太太，跟她讲一个刚才还在这里，就在这间客厅里，不过三个小时以前，跑来要杀害我的人。他跺着脚走了出去，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离开上等人家的。请注意，先生，我会去告您的，我决不会原谅您，请马上离开这里……我是一个母亲，我现在就……我……我……”
“杀人！他也曾企图杀害您吗？”
“难道他已经杀了什么人吗？”霍赫拉科娃太太连忙问道。
“请您听我说，太太，只要半分钟就够了，我用两句话就能向您说明一切。”佩尔霍金回答得很干脆。“今天下午五点，卡拉马佐夫先生像朋友那样向我借了十个卢布，我可以肯定，他当时没有钱，可是今天九点他来见我的时候，手里竟然拿着一沓面额为一百卢布的钞票，大约有两千或者甚至有三千卢布。他的两只手上和脸上满是血迹，他本人似乎处于疯狂状态。我问他：你从哪儿搞来这么多的钱？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他是临走前向您借的，是您提供了一笔三千卢布的借款，好像是为了去找金矿……”
霍赫拉科娃太太的脸上突然露出了异乎寻常的痛苦不安的表情。
“天哪！他这是把自己的老爷子杀死了！”她大叫起来，两手举起轻轻一拍。“我没有给他什么钱，什么钱也没有给！啊，您快去，快去吧！……不用多说了！快去救老人，快去看他的父亲，快去吧！”
“请问太太，您真的没有借给他钱吗？您清清楚楚记得没有借钱给他吗？”
“我没有借，没有借！我回绝了他，因为他不明事理。他大发雷霆，跺着脚走了出去。他向我扑过来，我躲开了……我还要告诉您，因为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对您隐瞒了，他甚至还向我吐唾沫，您能想象得到吗？不过我们干吗站着？哎呀，坐下吧……对不起，我……要不您最好还是走吧，走吧，您应该去拯救不幸的老人，帮他逃脱可怕的死神！”
“如果他已经把他杀死了呢？”
“哎呀，我的天哪！是啊！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您看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这时她让彼得·伊里奇坐下来，自己也坐在他对面。彼得·伊里奇简要地，但相当明确地对她讲了事情的始末，至少讲了他今天亲眼目睹的情景，也讲了他刚才去找过费妮娅并通报了有关那把小铜杵的消息。所有这些细节使这位情绪激动的太太大为震惊，不时大声叫喊，还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您想想，这一切我都预感到了！我有这样的天赋：凡是我预想的一切，最后总会发生的。我有多少次、多少次见到这个可怕的人，心里一直在想：这个人总有一天会把我杀死的。现在这件事果然发生了……我是说，如果他现在杀害的不是我，而是自己的父亲，那么，大概只是因为这里有上帝的一只有形的手指在保护着我，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他也不好意思杀害我，因为我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亲手把一个从大殉难者瓦尔瓦拉干尸上取下来的圣像挂到他脖子上……在那一刻我距离死神是多么近呀，因为我一直走到他跟前，紧挨着他，他还伸长了脖子让我挂呢！您知道吗，彼得·伊里奇（对不起，您似乎说过您叫彼得·伊里奇）……您知道吗，我不相信奇迹，但这个圣像以及我现在所遇到的这个明显的奇迹——这使我震惊，因此我现在又开始什么都信了。您听说过有关佐西马长老的事吗？……不过，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您瞧，他居然脖子上挂着圣像还向我吐唾沫……当然只是吐唾沫，而没有加害于我，然后……然后就上那儿去了！可我们上哪儿去呢，我们现在该上哪儿去呢，您有什么打算？”
彼得·伊里奇站起来说，他现在直接去找警察局长，向他报告一切，至于该怎么办，局长会安排的。
“哎哟，他是个好人，一个大好人，我认识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当然应该去找他。您真机灵，彼得·伊里奇，您想得多么周全；您知道，换了我是绝对想不出来的！”
“我跟警察局长本来就很熟悉。”彼得·伊里奇说，还一直站着，显然想尽快摆脱这位急性子的太太，她无论如何也不给他机会告辞和离开。
“您听我说，听我说，”她嘟嘟囔囔说着，“您一定要来告诉我，您在那边看到了什么，打听到了什么……还发现了什么……怎样处理他，判他流放到什么地方。请告诉我，俄国废除死刑了吗？您无论如何要来，哪怕是在半夜三点钟，哪怕是四点钟，甚至是四点半……如果我不起来，您就吩咐叫醒我，推醒我……啊，天哪，我也根本睡不着。听我说，我自己和您一起去好不好？”
“不必了，要是您现在亲笔写上两三行字以防万一，说明您没有借钱给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那倒可能不是多余的……有备无患……”
“我一定写！”霍赫拉科娃太太高兴地扑向自己的书桌。“听我说，您使我感到惊讶，您在处理这类事务方面的机智和干练简直使我万分惊愕……您在本地供职吗？听到您在本地供职我是多么高兴啊……”
她一面说着，一面匆匆忙忙在半张信笺上写了如下数行大字：
我一生中从未向不幸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因为他终究是不幸的）提供过今天这笔三千卢布的借款，而且从未、从未提供过其他款项。对此我以我们世上的一切圣物起誓。
霍赫拉科娃
“这张便条您拿去吧！”她向彼得·伊里奇迅速转过身子。“去吧，去救人吧，从您这方面来说，这是伟大的功勋。”
接着她对他画了三次十字。她跑出来一直送他到前厅。
“我是多么感谢您！您简直不会相信，我现在是多么感谢您，因为您跑来找的首先是我。以前咱们怎么没有见过面呢？如果以后还能在舍间接待您，我将感到非常荣幸。听到您在本地供职我是多么愉快……而且您又是这样认真，这样机灵……不过他们应该器重您，他们终究会了解您的。要是我能为您效劳，那么请您相信……啊，我热爱青年！我爱上了青年。青年——这是当今我们受苦受难的俄罗斯的基石，是她的全部希望……啊，去吧，去吧！”
但是彼得·伊里奇已经跑了出去，不然她也不会很快就放他走的。不过霍赫拉科娃太太还是给他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甚至稍稍缓解了他因为卷入这一极不愉快的事件而引起的忧虑。人所共知，人的趣味往往是多种多样的。“她还一点也不老，”他愉快地想，“相反，我简直会把她当做她的女儿。”
至于说到霍赫拉科娃太太本人，那么她简直被这个年轻人迷住了。“这样一个现代青年是多么干练、多么一丝不苟，而且还有这样的风度和外表。眼下大家都说现在的年轻人什么也不会干，这倒是给他们的一个反证”等等。因此这个“可怕的事件”简直被她抛到了九霄云外，直到她躺下睡觉时才突然重新想起自己曾“离死神是那样的近”，于是她感叹说：“哎哟，这真可怕，可怕！”但她马上就睡着了，进入了香甜的梦乡。其实，假如我刚才描写的年轻官员和一位还根本不算老的寡妇的奇遇后来没有成为这位认真而又一丝不苟的年轻人一生功名的基础的话，我本来无需在这些无关紧要的细微末节上多费笔墨。在我们的小城里，直到如今人们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还不胜惊讶，而我们结束有关卡拉马佐夫兄弟漫长的故事的时候，也许还要专门对此作一个交代。
我们的警察局长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马卡罗夫，改任七品文官的退伍中校，是一个鳏夫和好人。他来到我们这里不过三年，但已经赢得了普遍的好感，主要原因是他“善于团结人”。他家里宾客不断，好像缺少了他们，他自己就活不下去似的。每天总有人在他家里吃饭，哪怕只有两个，或者一个客人，不然便不会摆开桌子用餐。他常常假借各种名目，有时甚至是以出人意外的名目宴请宾客。菜肴虽然并不精致，却很丰盛，大烤饼做得非常可口，酒的品位不太高，但以量取胜。进门的屋里放着一张台球桌，陈设相当体面，墙上甚至挂着配有黑色镜框的英国赛马的图画，大家知道，这是单身汉台球房中必不可少的装饰品。每天晚上都要玩牌，哪怕只有一桌。我们城里最上等的人物经常带着妻子、女儿一起聚在这里跳舞。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虽然丧偶，但还是过着家庭生活，因为他身边有一个早已守寡的女儿，并有两个外孙女。两个姑娘已经成年，完成了学业，外貌也不难看，生性活泼，虽然大家都知道她们不会有什么陪嫁，但姑娘们还是把我们上流社会的青年吸引到外公家里来了。在事务方面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不太精明，但在恪尽职守方面却不比别的许多人差。如果说白了，那么他是一个文化修养相当差的人，甚至对自己职权范围的理解也是不明确的，有些随心所欲。他对目前政府所进行的一些改革不能说只是一知半解，但他的理解总是错误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明显的错误，倒不是因为他特别无能，而是由于他生性疏懒，总是没有时间去深入研究。“先生们，我更适宜当军人，缺乏文职人员的修养。”——这是他的自我评价。甚至关于农奴制改革的细则，他似乎还没有一个完整而确切的概念，可以说，他只是年复一年地在实际生活中不自觉地积累知识，逐步加深理解，再说他本人还是个地主呢！彼得·伊里奇断定，他一定会在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家里碰到一些客人，只是不清楚能见到的是谁。这时候恰好是检察官和县医生瓦尔温斯基在局长那儿打牌。瓦尔温斯基是一个年轻人，刚从彼得堡来到我们县里任职，是彼得堡医学院的高材生。检察官（其实是副检察官，但在我们这里大家都称他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在我们这里是个非常特别的人，岁数不大，不过三十五岁，但会染上痨病的征兆却十分明显，还娶了一个肥胖敦实和不能生育的太太；他很自负，容易生气，虽然很有头脑，心地也善良。看来，他性格的缺点全在于他对自己的估计稍稍超越了他实际具有的优点所能达到的程度。这就是经常使他心态失衡的原因。再加上他还奢望在最好、最完美的水平上施展一番，例如他的心理分析，对人的心灵的独到见解，分析罪犯及其罪行的特殊才能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自己在职务上多少受了点委屈，没有得到重用，并且一直坚信，上司没能赏识他这个人才，有人在跟他作对。遇到情绪不好的时候他甚至威胁说要去当刑事律师。卡拉马佐夫家突发的弑父案件似乎使他精神振奋：“这样的案子可能会轰动整个俄罗斯。”这本是后话，不过我现在却提前说了。
在隔壁房间里，和小姐们坐在一起的还有我们年轻的法庭侦查员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涅柳多夫。他从彼得堡来到我们城里才两个月。后来我们这里都纷纷议论这件事并且感到十分惊奇：所有这些人仿佛故意在“案发”的当晚聚集在执法机关长官的家里，但实际上事情却十分简单，而且也是极其自然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夫人牙痛了两天，他需要找个地方躲避她的呻吟；医生除了打牌其实晚上已经不可能到别的地方了。而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甚至在三天前就已经打算好在那天晚上装作偶然闯到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家里，诡秘地使他的大外孙女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她的秘密，知道今天是她的生日，而她却故意向大家隐瞒了自己的生日，目的是可以不请全城的人来跳舞。到时候他会讲许多笑话，对她年龄作出种种暗示，好像她害怕别人知道她的年龄，现在他掌握了她的秘密，他将在明天向大家公开这个秘密，如此等等。这个可爱的年轻人在这方面很会捉弄人，我们这里的太太给了他一个“淘气鬼”的外号，他似乎也十分满意。其实，他出身于名门望族，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美好的感情，虽然他爱寻欢作乐，却十分天真，而且总是彬彬有礼。从外表看他身材矮小，体质孱弱。在纤细苍白的手指上总是戴着几枚闪闪发亮的特别粗大的戒指。当他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他就变得异常庄重，几乎把自己的职责视为神圣。他在审讯老百姓中的杀人犯或其他坏人时特别善于提出一些难题，如果说这些难题没有使他们产生敬畏，那至少引起了他们某些惊讶。
彼得·伊里奇一进入警察局长的宅第，真是惊讶得目瞪口呆了：他突然看到大家好像全都知道了。确实，大家已经停止了玩牌，正站在那儿议论纷纷，甚至连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也离开了小姐们跑了过来，而且摆出一副急于行动的战斗架势。彼得·伊里奇遇到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老头确实已于今晚在自己家里被杀了，被害后还遭到了抢劫。这件事刚才才知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被打倒在围墙旁边的格里戈里的妻子，她在自己的床上睡得很熟，本来完全可能一觉睡到天亮，可是她突然醒过来了。原因是听到躺在隔壁房间里昏迷不醒的斯梅尔佳科夫羊痫风发作后在那里发出可怕的号叫，以前斯梅尔佳科夫一发羊痫风就会这样号叫，这种叫声始终使她十分害怕，她一听见就非常难受。她无论如何也受不了这种号叫。她睡眼惺忪地一骨碌下了床，迷迷糊糊冲向了斯梅尔佳科夫的小屋。但那里是一片漆黑，只听得病人在大口喘气和浑身打战。这时候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自己也大声叫了起来，刚打算喊丈夫，但突然想起她起来的时候好像格里戈里不在床上。她跑到床边，重新把床摸了一遍，床果然是空的。这么说来他出去了。但会上哪儿去呢？她跑到台阶上，从台阶上小心翼翼地叫他。当然没有听到回答，但在万籁俱寂的黑夜中，她听到了似乎来自花园深处的呻吟声。她用心谛听；呻吟一再重复出现，显然是从花园里传出来的。“天哪，就像当时的丽萨维塔·斯梅尔佳科娃一样！”在她乱哄哄的头脑中闪现出这个念头。她畏畏葸葸走下台阶，看清了通向花园的小门开着。“对了，我老伴，一定在那里。”她想了想，便走到花园小门口，突然清清楚楚听见格里戈里在叫她，唤她：“玛尔法，玛尔法！”他的声音是微弱、可怕而痛苦的。“上帝啊，保佑我们免遭祸灾吧。”玛尔法喃喃地说，立刻应声找去，这样才找到了格里戈里。但不是在围墙旁边，不是在他被击倒的地方找到他的，而是在离围墙有二十步远的地方。后来才搞清楚，他醒过来后爬了一段路，大概他爬了很久，一再失去知觉，陷入昏迷状态。她马上发现他躺在血泊之中，便立刻拼命大叫起来。而格里戈里则轻轻地、断断续续地喃喃说：“他杀了人……杀死了父亲……叫喊什么呀，傻瓜，快去叫人……”可是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却控制不住自己，一直在大声叫喊，突然，她看到主人房间的窗户开着，窗里有灯光，便跑近窗户，开始叫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不过她朝窗里一望，便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场面：主人仰面朝天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浅色的睡袍和洁白的衬衫的前襟上沾满了鲜血。桌子上的蜡烛把鲜血和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僵死的脸映得非常清楚。魂飞魄散的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马上离开了窗户，奔出花园，打开了大门的门闩，急急忙忙向邻居玛丽娅·康德拉季耶芙娜家的后门跑去。邻居家只有母女俩，当时都已经睡了，但被玛尔法发狂似的猛烈敲打护窗板的声音和她的大声叫喊惊醒了，她们一下子奔到窗口。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语无伦次地大叫大嚷，不过总算说清楚了主要的事情，并且请求她们帮忙。恰好那天晚上流浪汉福马在她们家里宿夜。因此立刻把他叫了起来，于是三人一起奔向作案的现场。一路上玛丽娅·康德拉季耶芙娜想起刚才大约在八点多钟曾经听到从她家花园里面传出一阵响彻四周的尖厉可怕的号叫——这当然就是格里戈里的喊声，当时他双手正死死抓住已经骑在围墙上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一只脚不放，喊着“弑父凶手”。“刚才有一个人在那儿号叫，后来突然又没有声音了。”玛丽娅·康德拉季耶芙娜一边跑，一边证明说。跑到格里戈里躺着的地方之后，两个女人在福马的协助下把他抬进了厢房。他们点上了灯，看到斯梅尔佳科夫在自己的小屋里还没有平静下来，浑身在抽搐，眼睛翻白，唇边流着白沫。他们用水掺了醋洗格里戈里的头，洗过以后他完全恢复了知觉，并立即问道：“老爷死了没有？”两个女人和福马这时候才向主人的屋子跑去。走进花园，他们看到不仅那扇窗户开着，就连从房子通往花园的门也敞开着，整整一星期以来，这道门从傍晚起每天都是由主人亲自关得紧紧的，而且连格里戈里也不允许用任何理由去敲他的门。见到敞开的房门，两个女人和福马都不敢进主人的房间了：“免得今后找来什么麻烦。”他们回来以后，格里戈里吩咐他们马上去见警察局长。这样玛丽娅·康德拉季耶芙娜才跑来，惊动了警察局长家里的所有人。她比彼得·伊里奇只早到了五分钟，因此他带来的已经不再是一些猜测和推论，他已经成了一位目击的证人，他用自己更加详细的叙述进一步肯定了大家对于凶手的猜测（不过，在这之前的最后一分钟他内心深处还是不相信他是凶手）。
大家决定采取有力的行动。马上委派了本城副警察所长挑选四名证人，按照全部合法手续（这里我就不细说了）到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家里进行现场勘查。县医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又是初来乍到，硬是要随警察局长、检察官和侦查员一起前去。我想简单地提一下：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确实被打死了，脑袋也砸开了，不过是用什么砸的呢？最有可能的就是后来用以击倒格里戈里的那件凶器。他们听完了格里戈里有关他被击倒的叙述之后，恰好也找到了凶器。当时格里戈里已经得到了尽可能的治疗，虽然声音微弱，说话也断断续续，但他讲得相当有条理。大家提着灯到围墙旁边寻找，结果发现一个铜杵扔在花园小径最显眼的地方。在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躺着的房间里没有发现特别凌乱的迹象，但在屏风后面，在他的床旁边的地板上，捡到一只用厚纸做的公函大小的信封，上面写着：“如愿光临，即以三千卢布聊做薄礼献给我的天使格鲁申卡”，下面又加了几个字，大概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后来亲自添上的：“给可爱的小鸡”。在信封上有三个大的火漆印，但信封已经撕开，里面是空的：钱已经被拿走了。在地板上还找到了一根扎信封的粉红色细缎带。彼得·伊里奇在证词中谈到的一个情况给检察官和侦查员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估计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一定会在黎明前自杀，那是他自己决定的，是他本人亲口告诉彼得·伊里奇的，还当着他的面将子弹装进了手枪，写下了字条，放在口袋里，等等，等等。据说，当时彼得·伊里奇无论怎样都不愿相信，并且威吓说他要跑去告诉别人，以便制止他自杀，米佳听了便咧开嘴笑着回答他：“你来不及了。”因此，必须及时赶到现场，到莫克罗耶去，以便在罪犯真想自杀之前把他捉拿归案。“这是明摆着的，这是明摆着的！”检察官异常兴奋地反复说。“这些亡命之徒确确实实总是这样：决定明天自杀，而在临死前还要花天酒地一番。”至于他在小铺子里购买了酒和食品的情况简直是火上加油，使检察官更为兴奋。“先生们，还记得那个杀死商人奥尔苏菲耶夫的小伙子吗，他抢了一千五百卢布便立刻去烫了鬈发，后来连钱都没装好，也是差不多攥在手里，就去找姑娘了。”但是侦查、到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家里搜查以及各种手续等等耽误了大家。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因此派遣了昨天早晨进城来领薪水的区警察所长马弗里基·马弗里基耶维奇·施麦尔卓夫早两个小时先去莫克罗耶并给了他指令：到了莫克罗耶以后，不能打草惊蛇，在主管当局到达之前要对“罪犯”进行严密监视，同时准备好证人和乡村警察等等。马弗里基一一照办，严守秘密，只有对特里丰·鲍里瑟奇一个人，自己的老朋友透露了部分秘密，那时候米佳恰好站在回廊上，他在回廊的暗处碰上了正在找他的老板，而且已经觉察到特里丰·鲍里瑟奇的脸色和话语突然起了变化。所以，无论是米佳或是别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已经被监视了；他那放着手枪的匣子也早已被特里丰·鲍里瑟奇偷偷拿走，藏到了隐蔽的地方。直到早上四点钟以后，天快要亮的时候，警察局长、检察官和侦查员等才分乘两辆三驾马车到达。县医生留在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家里，因为打算第二天就要解剖被害人的尸体，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仆人斯梅尔佳科夫的病情：“在两昼夜间不断反复发作，如此剧烈、如此长久的癫痫症状实为少见，这有待于科学进一步研究。”他兴奋地对即将离开的同事们说，而他们则笑着祝贺他有了新的发现。同时检察官和侦查员记得十分清楚，医生用非常坚决的语气补充说，斯梅尔佳科夫活不到早晨了。
现在，经过冗长的，但看来是必不可少的说明以后，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故事在前一卷里打住的地方。
上卷讲到，米佳坐在那儿用奇怪的目光扫视在场的人，他不明白他们在对他说什么。突然他站了起来，双手高高扬起，大声喊道：“我没有罪！对这次流血事件我没有罪！我对我父亲的血没有罪……我曾经想杀他，但我没有罪！不是我干的！”
他刚喊出这几句话，格鲁申卡就从帘子后面冲了出来，一下子跪倒在警察局长面前。
“这是我，是我，我该死，我有罪！”她用撕心裂肺的声音喊叫着，泪流满面，两只手伸向大家，“他这是因为我才杀了人！……这是我在折磨他，才弄出事来的！我也折磨了那个已经死去的可怜的老人，因为我恨，才弄出事来了！我是有罪的人，我是第一个罪人，是主要的罪人，我是有罪的！”
“不错，你是有罪的！你是主犯！你是个泼妇，你是个放荡的女人，你是主要的罪人。”警察局长咆哮如雷，举手威吓她，但这时候大家迅速而又坚决地把他制止了。检察官甚至双手抱住了他。
“这样就全乱套了，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他大声说，“您确实妨碍了侦查……把事情搞糟了……”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采取措施，采取措施，快采取措施！”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也异常激动，“不然简直无法进行下去！……”
“一块儿审判我们俩吧！”格鲁申卡继续疯狂地大叫，一直跪在那里。“把我们俩一块儿绞死吧，现在就是判他死刑我也要跟他一起去死！”
“格鲁莎，我的生命，我的血，我的宝贝！”米佳也扑到她的身旁跪下，紧紧把她抱在怀里。“你们别信她。”他大声喊道，“她什么罪也没有，她与流血无关，与任何事都没有关系！”
他后来记得，几个人把他从她身旁强行拖开，她也立刻被带走了。当他清醒过来时已经坐在桌子旁边了。他左右两侧和身后都站着佩戴警牌的人。隔着桌子面对他坐在沙发上的是法庭侦查员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他一直在劝米佳喝点桌上的茶水：“这会使您头脑清醒，使您平静下来，您别怕，别慌张。”他非常客气地补充说。米佳记得，他突然对他手上两只粗大的戒指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一只是紫晶石的，另一只呈鹅黄色，晶莹剔透。后来过了好久他想起这件事还不胜惊讶，即使在可怕的审讯过程中两只戒指居然还牢牢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始终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而忘记那些跟他的处境完全不相称的东西。米佳的左侧，晚会开始时马克西莫夫坐着的地方，现在坐着检察官，米佳的右首，原来格鲁申卡坐过的那个位置上，现在坐着一个面色红润的年轻人，他穿一件相当陈旧的类似猎装的上衣，在他面前放着墨水瓶和纸张。原来这是侦查员带来的书记员。警察局长站在房间另一端的窗口旁边，紧挨着卡尔加诺夫。卡尔加诺夫就坐在那扇窗旁边的椅子上。
“喝口水吧！”侦查员已经是第十次这样温和地劝他。
“我喝过了，诸位，喝过了……但是……来吧，先生们，掐死我吧，绞死我吧，决定我的命运吧！”米佳大声喊着，可怕地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瞅着侦查员。
“这么说来您绝对肯定您对令尊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死是无辜的？”侦查员温和而又坚定地问。
“我是无辜的！我对另一个人的血是有罪的，对另一个老人的血，而不是我父亲的血。现在我为他痛哭！我杀死了老人，我杀死了他，把他摔倒在地……可是如果因为我杀了人，所以也要对另外一件与我毫无关系的杀人案负责，那是非常痛苦的……这罪名太可怕了，先生们，简直是当头一棒！但到底是谁杀死了父亲？到底谁杀的呢？如果不是我，谁又能去杀他？真是怪事，不可思议，绝不可能的事！……”
“是啊，是谁去杀的呢……”侦查员刚要开始说，但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他是副检察官，但我们为了方便起见称他检察官）与侦查员交换了一下眼色，对米佳说：
“您不必为那老仆人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担心。告诉您吧，他还活着，已经醒过来了，虽然根据他的证词和您的口供他遭到了您的毒打，但看来他活下来是不成问题的，至少医生是这样诊断的。”
“他还活着？那么他还活着！”米佳突然大声叫喊，惊讶得双手一拍。他满脸喜悦。“上帝啊，感谢你听了我的祈祷，为我这个罪人和坏蛋显现了伟大的奇迹！……是的，是的，是听到了我的祈祷，我祈祷了整整一夜！……”他连着画了三次十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我们就是从格里戈里本人那里得到了有关您的十分重要的证词……”检察官刚要继续说下去，米佳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一分钟，先生们，看在上帝份上只要等一分钟，我去找她一下……”
“对不起！现在绝对不行！”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差点没尖声大叫起来，他从椅子上跃身起立，米佳被几个胸前挂着小铜牌的人抱住了，不过米佳自己也已经坐到了椅子上……
“诸位，太遗憾了！我想到她那儿只呆一会儿……我要告诉她，整夜使我痛心的血洗干净了，不留痕迹，我已经不是杀人凶手了！先生们，她真的是我的未婚妻！”他突然以兴奋而敬慕的口吻说，一面环视着所有的人。“啊，我感谢你们，先生们！啊，你们使我获得新生，一下子使我复活了！……这位老人，先生们，当我三岁遭到遗弃的时候，是他疼我，照顾我，在水盆里给我洗澡，他是我的亲生父亲啊！……”
“这么说来，您……”侦查员开始说。
“等一等，诸位，请再等一分钟，”米佳打断说，他把两肘支在桌上，用手掌捂住了脸，“让我稍稍考虑一下，让我喘一口气，先生们。这一切太使人震惊了，简直可怕，人可不是鼓皮啊，诸位！”
“您还是再喝口水吧……”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轻轻地说。
米佳把两只手从自己的脸上移开，接着便哈哈大笑。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似乎一下子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口气也完全变了：现在他坐在这里，跟在场的所有人，跟他原来的这些朋友又是平等的了，就像往日没出任何事情之前相聚在某个社交场合一样。不过我们要顺便说一下，米佳刚到我们城里的时候，在警察局长家曾经受到热诚款待，但后来，特别是最后的一个月，米佳几乎不去拜访他了，而警察局长有时在街上碰到他也总是皱起眉头，只是出于礼貌，才行礼致意，这种情况米佳显然是觉察到了。他与检察官的关系更加疏远些，但有时候却怀着最大的敬意前去拜访他的夫人，一位神经质而富于幻想的太太，甚至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为什么要去拜访她，而她则总是亲切地接待他，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最近还关心他。他与侦查员还不熟悉，但也见过面，甚至还与他说过一两次话，谈的都是女人。
“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我看您是一位高明的侦查员，”米佳突然开心地大笑起来，“不过我现在亲自来帮助您。啊，先生们，我复活了……请不要因为我这样随便、这样直率地与你们讲话而责备我。再说我有点儿醉了，这一点我要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好像有幸……有幸见过您，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是在我的亲戚米乌索夫家里……先生们，先生们，我并不要求平等，我非常清楚，我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坐在你们面前。你们对我……如果格里戈里只是提供了关于我的证词……那么你们对我……啊，你们肯定对我有了——很大的怀疑！真可怕！真可怕——我心里非常明白！不过我还是准备谈一谈这件事，先生们，我们现在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件事说清楚，你们听着，你们听着，先生们。既然我知道自己是无罪的，当然一下子就可以了结这件事。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米佳讲得又急又快，滔滔不绝，毫无保留，似乎真的把这几位听众当成了自己的密友了。
“好吧，我们暂时就这样记录：您坚决否认对您的指控。”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煞有介事地说，然后转身对书记员悄声说明该记录哪些内容。
“记录？您想把这些话记录下来？好吧，记就记吧，我同意，我完全同意，诸位……不过嘛……请停一下，停一下，你们这样写吧：‘他对目无法纪的行为负有罪责，对毒打可怜的老人负有罪责。’另外，对我自己来说，在我心里，在内心深处我感到自己是有罪的——不过这些都不用记，”他突然转身对书记说，“这已经是我的私生活，先生们，这与你们已经毫无关系，这是心灵深处的东西……但对我老父亲的死——我是没有罪的！这是毫无道理的想法！这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想法！……我可以向你们证明，你们马上也会相信的。你们自己会感到好笑的，先生们，你们会对你们的怀疑哈哈大笑！……”
“您别着急，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侦查员提醒说，显然想以自己的冷静来制服这个狂人。“在继续审讯之前，如果您愿意回答，那我希望听到您能确认以下事实，那就是您似乎不喜欢已故的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与他经常发生争执……至少在这里，就在一刻钟之前，您似乎说过，您甚至想杀死他：您曾经大声说过：‘我没有杀死他，但是想要杀死他的！’”
“我这样说过吗？哎哟，这是可能的，先生们！是的，不幸的是我曾想杀死他，好几次都想过要杀死他……真是不幸，真是不幸啊！”
“您想过。您能不能解释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您对令尊这样仇恨呢？”
“有什么可解释的呢，先生们！”米佳愁眉苦脸地耸了耸肩，低下了头。“我可没有隐瞒自己的感情，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小酒店里的人也都知道。不久前在修道院佐西马长老的斋房里我还公开讲过——就在那天晚上我还打了父亲，差一点没把他打死，我还发誓说，我下次来就打死他，是当着众人的面说的——啊，可以找到上千个证人！我嚷嚷了一个月，谁都可以作证！……事实是明摆着的，事实本身可以说明，事实本身完全可以说明问题，但是感情，先生们，感情是另一码事了。先生们，”米佳皱起了眉头说，“我觉得，你们没有权利过问我的感情。你们虽然是执行公务，这我完全理解，但这是我的事，我的隐私，尽管……由于我以前也没有掩饰我的感情……譬如说，在小酒店里我对大家、对每个人都曾说过，那么……那么我现在也不再把它当做什么秘密。先生们，你们要知道我自己也明白这种情况构成了我的重大罪证：我以前对大家说过我要杀死他，现在他突然被杀害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不是我干的呢？哈，哈！我谅解你们，先生们，完全谅解。我连自己都惊讶之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我杀的，那么究竟是谁杀的呢？是不是？如果不是我，那么是谁，究竟是谁呢？先生们，”他突然叫了起来，“我想知道，先生们：我甚至要求你们告诉我，他是在什么地方被杀害的？他是怎样被杀害的？用的什么凶器？请你们告诉我。”他急促地问，用目光打量着检察官和侦查员。
“我们发现他仰面躺在自己书房的地板上，头被打碎了。”检察官回答说。
“这真可怕，先生们！”米佳突然哆嗦一下，把臂肘支在桌子上，用右手捂住了脸。
“我们继续谈吧。”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打断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您这样恨他呢？您好像公开声称是因为妒忌？”
“是的，是妒忌，不过也不仅仅是妒忌。”
“为了钱财而争吵？”
“是的，是为了钱。”
“好像有争议的是一笔三千卢布遗产，听说他没有付清。”
“岂止三千！多得多，多得多，”米佳气势汹汹地说，“超过六千，也许一万以上。我对大家都这样讲过，对大家嚷嚷过！但我决定只要三千就算了结，决不反悔。我急需这三千卢布……我知道他枕头底下的信封里藏有三千卢布，是准备给格鲁申卡的，我认为这笔钱简直是从我这儿偷去的，是的，先生们，我认为这是我的钱，等于是我的财产……”
检察官意味深长地与侦查员交换了眼色，还悄悄地向他眨了眨眼。
“这个问题我们回头再谈，”侦查员马上说道，“现在请允许我们指明并记下这一点，即您认为装在那只信封里的钱简直就等于是您自己的财产。”
“写下来吧，先生们，我也明白这又是我的一个罪证，但我不怕罪证，因此我自己揭露自己。你们听清楚了，是我自己！请注意，先生们，你们似乎把我当做了与我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合的另一个人。”他突然忧郁地说，“现在和你们谈话的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非常高尚的人，主要的是——请你们不要忽视这一点——他做过许许多多卑鄙下流的事情，但无论以前还是现在始终是一个高尚的人，在内心、在心灵深处是个非常高尚的人，总之，我不会表达这个意思……我一辈子都感到痛苦的就是因为一方面我渴望高尚，可以说为高尚而受苦受难，在打着灯笼，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寻找高尚，另一方面却一辈子都在干着下流的勾当，就像我们大家一样，先生们……啊，不对，只是我一个人，先生们，不是大家，只是我，我说错了，我一个人，一个人！……先生们，我现在有点头疼，”他痛苦地皱起了眉头，“你们要知道，先生们，我不喜欢他的外貌，恬不知耻，自吹自擂，亵渎神明，嘲弄挖苦，没有信仰。真可恶，可恶极了！不过现在他已经死了，我对他的看法也变了。”
“怎么变了呢？”
“不是变了，而是我感到遗憾，我以前居然这样仇恨他。”
“您感到后悔吗？”
“不，不能说是后悔，这一点请不要记下来。我自己也并不好看，是的，我自己也不很漂亮，因此我没有权利认为他讨厌，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一点请记下来好了。”
米佳说完这些话，突然变得非常忧伤。自从开始回答侦查员的提问以来，他的神色逐渐地越来越忧郁了。恰巧这时候忽然又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场面。事情是这样的：虽然格鲁申卡刚才被带走，但离得并不太远，与现在进行审讯的天蓝色房间相距不过一个房间。这是一个只有一扇窗户的小房间，紧挨着夜里跳舞和张筵飨客的大房间。她就坐在小间里，和她在一起的只有马克西莫夫一个人，他吓得要命，怕得要死，紧紧地挨着她，好像要求她保护似的。门口站着一个胸前佩带小铜牌的农民。格鲁申卡一直在哭，突然她克制不住内心的巨大悲痛，一下子跳了起来，双手一拍，高声哭喊着“我命苦啊，我命苦啊！”从房间里冲出来去找他，找她的米佳，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居然谁也来不及拦住她。米佳一听见她的哭叫声，便浑身打战，跃身而起，吼叫着，迎着她飞快冲过去，似乎丧失了理智。虽然他们已经互相可以看见对方，但还是没有能走到一起。他的手被紧紧抓住，他拼命挣扎，使劲挣脱，三四个人好不容易才把他拦住。她也被拦住，他看到她被带走时在哭喊着，向他伸出了双手。这个场面结束后，他又回到桌子旁边原来的地方，面对着侦查员，恢复了常态，并对他们不断叫喊：
“你们要把她怎么样？你们干吗要折磨她？她是无辜的，无辜的！……”
检察官和侦查员一直在劝他。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约摸有十分钟；后来刚才离开了一会儿的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又匆匆忙忙走了进来，他非常激动地对检察官大声说：
“她被带走了，现在在楼下。诸位，能否允许我对这个不幸的人讲一句话？就当着你们的面，先生们，当着你们的面！”
“请便吧，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侦查员回答说，“目前情况下我们不会表示反对。”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你听我说，老弟，”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开始对米佳说，他那神情激动的脸上流露出对这个不幸的人几乎慈父般的深切同情，“我亲自把你的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领到楼下去了，并托付给了老板的女儿，现在那个小老头马克西莫夫和她待在一起，一步也不离开她，而且我也把她说服了。你听清楚没有？我说服了她，让她安静下来了，我告诉她你现在需要申辩，她不应干扰，不能引起你的烦恼，不然你会心慌意乱，提供对自己不利的供词，你懂吗？总而言之，我说了一番道理，她也懂了。老弟，她是个聪明人，她心肠好，还想要吻我这老头儿的手，是替你求情呐。她亲自派我来告诉你，要你对她放心，而且，亲爱的，一定要我跑回去对她说，你现在已经平静下来并对她放心了。因此，你别担心，你该理解这一点。我刚才对不住她。她是基督心肠，是的，先生们，这是一颗温柔的心，而且完全是清白的。那么该怎样对她说呢，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你能不能平静下来？”
这位好心人说了许多多余的话，但格鲁申卡的痛苦，人类的痛苦，却渗透进了他善良的心，甚至他的双眼都噙着泪水。米佳跳起身来，向他奔去。
“请原谅，先生们，让我说，啊，让我说！”他大声叫喊。“您有颗天使般的、天使般的心灵，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我替她感谢您！我一定，一定会平静下来，我会快活的，请您通过您那颗无比善良的心转告她，我现在很快活，非常快活，甚至开始笑了，因为我知道，有像您这样的守护天使和她在一起。我马上了结一切，只要我获得自由，我立刻去见她，她会见到我的，让她等着吧！先生们，”他突然对检察官和侦查员说，“现在我要向你们敞开我的心扉，把心里话都说出来，我们会很快了结这件事，高高兴兴地了结，最后我们真的会笑起来的。我们会笑吗？不过，先生们，这位女士是我心灵的女王！啊，请允许我这样说，这是我的心里话，非说不可……我确实看到，我是和最高尚的人在一起：她是光明，是我的宝贝，要是你们能理解这一点就好了！你们刚才不是都听见了她的话：‘哪怕和你一起去上绞架我也心甘情愿！’而我又给了她什么呢？我是一个穷光蛋，一无所有，她为什么这样爱我？我这个笨拙的、可耻的、丢尽了脸面的坏蛋，值得她这样爱吗？能让她跟我一起去流放吗？她这个骄傲和清白无辜的女人刚才为了我居然跪下来向你们求情！我怎么能不爱她，怎么能不像刚才那样哭喊着扑到她面前呢？啊，先生们，对不起！但现在，现在我放心了！”
说着他倒在椅子上，双手捂住了脸，号啕痛哭起来。但这已经是幸福的泪水了。他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上了年纪的警察局长非常满意，法官也很满意：他们感到审讯马上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米佳目送着警察局长出去以后，真的变得高兴起来了。
“好吧，先生们，现在我听你们的，完全听你们的。而且……要不是刚才纠缠那些琐碎的事情，那么我们一下子就可以达成一致了。我又提这些琐事了。我听从你们的吩咐，先生们，但是说实在的，这需要互相信任——你们信任我，我信任你们——不然我们永远不能了结。我这样说都是为了你们好。谈正事吧，先生们，来谈正事，最主要的是你们别去挖掘我的内心世界，别用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折磨它，请你们问正事和事实，我马上会使你们满意的。让琐碎的小事见鬼去吧！”
米佳这样大声说着。审讯又开始了。
“您不会相信，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您的这一承诺使我们受到多大的鼓舞……”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摘下眼镜，兴高采烈地说。他那双又大又深度近视的浅灰色金鱼眼流露出明显的满意神色。“您刚才指出我们应互相信任是很正确的，在这种重大的事情上，如果怀疑对象愿意、希望而且能够证明自己无罪，那么缺少相互信任往往是无法办到的。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将尽力而为，甚至现在您自己已经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处理这件案子的……您赞成吗，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他突然对检察官说。
“噢，毫无疑问。”检察官表示赞同，虽然与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的热情相比显得有点冷淡。
有个情况我要说清楚：新来我们这里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到我们城里就任之初便对我们的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怀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尊敬，跟他十分投机。唯独他才坚信我们这位“怀才不遇”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具有非凡的心理分析和雄辩的才能，也完全相信他是受了委屈。他早在彼得堡的时候就听到了有关他的传闻。而年纪轻轻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则是我们这位“怀才不遇”的检察官在这世界上唯一的知音。他们俩在来此地的路上对即将审理的案子达成了某些共识和默契，因此现在审问的时候，思维敏捷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对这位老前辈的只言片语、一个眼神或一个眼色都能心领神会，理解他的任何指示和他脸上的任何表情。
“先生们，请让我自己来说，不要用鸡毛蒜皮的琐事打岔，我一下子就可以向你们全讲出来。”米佳激动地说。
“太好了。谢谢您。但在听取您的陈述之前，请允许我再确认一个对我们来说十分有意思的事实，那就是您在昨天五点钟左右，以您的手枪作为抵押，向您的朋友彼得·伊里奇·佩尔霍金借了十个卢布。”
“抵押了，先生们，押了十个卢布。这又有什么呢？我外出回来到城里就去抵押了，就是这样。”
“您外出了？您到城外去了？”
“去了，先生们，我到城外四十多俄里的地方去了一次，你们不知道吗？”
检察官和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交换了一个眼色。
“总之，您最好能把您昨天从早上开始一整天的活动系统地说一说，行吗？譬如说，请您讲讲：为什么您要离开县城，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实……”
“你们一开始就应该这样问了。”米佳哈哈大笑，“要是你们愿意，那么不是从昨天开始讲起，而是应从前天的清晨开始，只有这样你们才会理解，我上哪儿去了，怎样去的、目的是什么等等。先生们，前天早上我上本地商人萨姆索诺夫家去向他借三千卢布，有最可靠的抵押做担保，我急需这笔钱，先生们，我急需这笔钱。”
“对不起，打断您一下，”检察官客气地打断他说，“为什么您突然急需这笔钱，又恰恰是这样一个数目，即三千卢布？”
“唉，先生们，用不着谈这些小事：怎样，什么时候，为什么，为什么恰好是这个数目，而不是那个数目，以及此类毫无意义的说明……真要是这样的话，三本书也写不完，还要加上一个尾声呢！”
米佳满心好意想道出全部实情，因此用一种十分随便却又不太耐烦的口气讲出了这一番话。
“先生们，”他似乎突然醒悟了，“请你们别怪我固执，我再次请求：请你们再相信一次，我十分尊敬你们并完全理解目前的处境。请别以为我喝醉了。我现在已经清醒了。就是喝醉了也不碍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酒醒后变得聪明了——其实变得愚蠢了。
喝醉后变得愚蠢了——其实变得聪明了。
哈，哈！不过我知道，先生们，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在你们面前说俏皮话是不合适的。请允许我也保持个人的尊严。我明白眼下的差异：我在你们面前终究是一个案犯，因此，你我之间有很大差别，而你们是奉命监督我的：你们决不会因为格里戈里的事而夸奖我，打破了老人的头而不受惩罚是不可能的，为此你们会依法送我进监狱，蹲上一年半载，我不知道你们会怎样判，总不至于剥夺公民权，不会剥夺公民权吧，检察官？你们瞧，先生们，我是明白这种差别的……不过你们也得承认，如果你们问：这一步在哪儿跨出去的？怎样跨法？什么时候跨的？跨到哪儿去？那么这些问题可能会把上帝也弄得稀里糊涂。要是这样，我就会糊涂的，而你们也糊里糊涂地记下来，那会有什么结果呢？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如果我现在开始胡说八道，那么也得让我说完，而你们，先生们，作为有教养和高尚的人，也会原谅我的。现在我提出最后一个请求：请你们别搞这一套官僚形式的审讯吧，就是开始纠缠一些鸡毛蒜皮、微不足道的事情，诸如怎样起床的，吃了什么，怎样吐了一口唾沫等等，‘麻痹案犯的注意力’，出其不意地用一个吓人的问题使他就范：‘你杀了谁，抢了谁？’哈，哈！这就是你们那一套老办法，这是你们的老规矩，就是你们耍的全套鬼把戏！不过你们耍的这种把戏只能麻痹乡巴佬，对我可没有用。我懂得这一套，我自己也当过差，哈，哈，哈！请别生气，先生们，能原谅我的鲁莽吗？”他大声说，用一种几乎是令人惊讶的憨厚表情看着他们。“这是米坚卡·卡拉马佐夫讲的，因而可以原谅，因为对聪明人是不能原谅的，而米坚卡是可以原谅的！哈，哈！”
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听着也笑了。检察官虽然没有笑，却目不转睛地，警觉地打量着米佳，似乎不愿漏掉他说的每句话、任何一个细小动作，以及脸上任何细小的表情。
“不过我们一开始也没有这样问你呀，”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笑着回答说，“我们没有用这类问题为难您：诸如早上是如何起床的，吃了什么等等，我们从一开始就问您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懂，我早就明白并十分珍惜，但我现在更珍惜你们目前对我的无比好意，这种好意说明你们的心灵是十分高尚的。现在我们三个高尚的人碰到一起来了，那就让我们把一切都建立在由高贵的门第和名誉联结起来的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人士间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吧。总之，请允许我在我一生中的这个时候，在我的名誉蒙受耻辱的时刻，把你们当做我的最好的朋友！对此你们不会觉得难堪吧，先生们，不会难堪吧？”
“相反，您说得太好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一本正经赞许说。
“至于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先生们，让那些吹毛求疵的琐碎问题统统见鬼去吧。”米佳兴高采烈地大声喊道，“不然的话，鬼知道会闹出什么结果，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完全赞同您的明智的建议，”检察官突然插进来对米佳说，“不过我还是想问您一个问题。这问题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必须了解您需要这笔款子干什么，恰好又是三千卢布？”
“干什么？要干这干那……嗯，要还债呗。”
“还给谁？”
“我坚决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先生们！你们要知道，并非我不能说，或者是不敢说，或者我害怕说，因为这完全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琐事，我不愿说，这里还涉及一个原则：这是我的私生活，而我不允许我的私生活受干预。这就是我的原则。您的问题与案件无关，而与案件无关的一切都是我的私生活！我想还债，我想还清名誉上的债，至于还给谁——我不能说。”
“请允许我们把这些话记下来。”检察官说。
“请吧。就这样写：我不说，坚决不说。先生们，还要写上：我甚至认为讲出来是不名誉的。咳，反正你们有的是时间！”
“尊敬的先生，如果您只是不明白的话，我不能不警告您并再次提醒您，”检察官用一种非常严肃的口吻特别强调说，“您完全有权利不回答现在向您提出的问题，而我们也无权强迫您回答，要是您本人由于某种原因回避回答的话。这属于您个人考虑的范围。不过我们的责任在于：在类似目前的场合下提醒您注意并向您说明由于您拒绝提供证词将给自己造成危害的严重程度。请继续谈吧。”
“先生，我可没有生气呀……我……”米佳嗫嚅着说，他听了这些话显得有点尴尬，“你们知道，先生们，当时我去找的那个萨姆索诺夫……”
我们当然不必把他的叙述再详细重复一遍，因为读者早已知道了。供述人急不可耐地想说清楚，无一遗漏，但又希望尽快结束。但因为要不断地记录他的供词，所以，不得不经常打断他。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对此表示不满，但还是服从了，虽然生气，态度暂时还算温和。虽然有时他会大喊大叫：“先生们，这样搞法使上帝也会火冒三丈。”或者说：“先生们，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样惹我生气又有什么意思呢？”尽管他大声嚷嚷，但还没有改变友好热烈的情绪。因此，他讲述了前天萨姆索诺夫如何“哄骗”了他（现在他已经完全意识到他当时受骗了）。为了搞到车费把表卖了六个卢布的事是侦查员和检察官完全不知道的，这马上引起了他们的特别注意，却使米佳大为不满：他们居然认为需要详细记录这件事，作为一个旁证说明他昨天还几乎身无分文。米佳渐渐地变得闷闷不乐。然后，他描述了去找“猎狗”的那次旅行和在充满煤气的农舍里度过的一个夜晚等等……一直讲到怎样返回县城，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不等人家的特别请求，自己就开始详尽地描述自己为了格鲁申卡而经受的种种因忌妒而产生的痛苦。大家默默地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特别注意到了米佳早已在玛丽娅·康德拉季耶芙娜家设置了观察点，监视格鲁申卡在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家“后院”的行动，还了解到是斯梅尔佳科夫向他传递消息：这一点他们很重视并记了下来。他讲到自己的忌妒时充满了热烈的感情，讲得也很全面，虽然他因为把自己隐秘的私情公之于众，让“大家耻笑”，心里不免感到羞愧，但为了真实起见，他显然克制了羞愧的感情。侦查员，特别是检察官在他讲述过程中向他投来的那种专注而又冷漠严厉的目光最后终于使他很不高兴：“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这小子，几天前我还和他瞎扯了一通女人，还有这个病恹恹的检察官，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听我谈论这类事——他脑子里闪过这个伤心的念头——真丢人！”“忍耐吧，驯服和沉默吧！”他以这句诗结束了自己的想法，但他又强打起精神，继续讲了下去。他谈到霍赫拉科娃的时候，他甚至又高兴起来了，甚至想讲一则有关这位太太最近的一桩趣闻，因为与案件毫无关系，所以被侦查员制止了，客气地建议他转到“更为实质性的事情上去”。最后，他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失望，以及离开霍赫拉科娃家的时候他甚至想过：“哪怕去杀人，也要搞到三千卢布，”这时又让他停下来，把他曾经“想杀人”这句话记录下来。米佳默默地听任他们记录。后来他讲到他突然发现格鲁申卡骗了他，他把她送到萨姆索诺夫家之后她立刻就离开了，可是她当时却对他说她要在老头子那儿呆到半夜才走。说到这里，他忍不住脱口而出：“先生们，如果我当时没有杀死那个费妮娅，那么只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连这句话也被详细记录下来了。米佳神色忧郁地等了片刻，接着便开始叙述他如何向父亲家的花园奔去，这时候侦查员突然制止他，打开了放在他身旁沙发上的一只大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了一个铜杵。
“您见过这件东西吗？”他给米佳看。
“噢，是的！”他苦笑了一下，“怎么会没有见过呢！给我看一下……唉，真见鬼，不必了！”
“您忘了提它了。”侦查员说。
“啊，见鬼！要是我知道非提不可的话，那我也是决不会瞒你们的，您说呢？只是遗忘了。”
“请详细说说，您是怎样得到这铜杵的。”
“可以，先生们，我来说。”
米佳便讲了他怎样拿走铜杵的情况。
“您拿了这件东西究竟有何目的呢？”
“有何目的？什么目的也没有！抓起它就走了。”
“如果没有目的，那为什么要拿？”
米佳真是恼火极了。他紧盯着“那小子”看了一眼，脸上露出恶狠狠的苦笑。原来他越来越感到羞愧了，因为他现在居然对“这些人”吐露了肺腑之言，讲了自己忌妒的经过。
“铜杵不值一提！”他突然脱口说。
“不尽然吧……”
“那也许是为了防狗。天很黑……总之，以防万一。”
“既然您这样害怕黑夜，那么您以前深夜出门时也带上什么武器吗？”
“唉，真见鬼，呸！先生们，和你们实在无法谈话！”米佳火冒三丈，大声叫了起来，他转过身子，面对书记员，气得满脸通红，以一种丧失理智的口气迅速对他说：
“你马上记下来……马上……‘我带上铜杵是要去杀害我的父亲……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砸他的脑袋！’怎么样，现在你们满意了吧，先生们！心里舒畅了吧？”他说道，挑衅地逼视着侦查员和检察官。
“我们非常理解，您是在对我们生气和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不满的情况下说了现在这样的供词，您以为这些问题都是鸡毛蒜皮，其实却是十分重要的。”检察官冷冷地回答他。
“算了吧，先生们！是的，我拿了铜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手里为什么要拿东西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拿了就跑。就是这么一回事。真丢人，先生们，够了，不然我真的要发誓不再讲下去了！”
他用双肘撑在桌子上，手托着脑袋。他侧身对着他们，眼睛望着墙壁，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恶劣情绪。他真的非常想站起来宣布，他连一句话也不想再说了，“立即被处死也不想说了”。
“你们瞧，先生们，”他突然说道，尽量克制着自己，“你们瞧，我听着你们说话，使我产生了一种幻觉……我睡着的时候往往会做梦，一个相同的梦，这个梦我经常做，不断重复：有人在追我，是一个我非常害怕的人，在黑暗中，在黑夜里追我，寻找我，而我在门背后或橱柜后面找一个地方躲着他，我有失体面地躲着，最主要的是他明明知道我躲在什么地方，但他似乎故意装作不知道我在哪儿，以便折磨我长久些，拿我的恐惧取乐……现在你们也在这样干！一模一样！”
“您常做这种梦？”检察官问。
“是的，经常做这种梦……你们是不是又想记录下来？”米佳撇着嘴苦笑了一下。
“不，不必记录，但您的梦还是挺有意思的。”
“现在可不是做梦！是现实，先生们，是活生生的现实！我是狼，你们是猎手，你们这是在捕狼。”
“您这样比喻毫无意义……”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非常客气地说。
“不是毫无意义，先生们，不是毫无意义！”米佳又激动起来，虽然一阵突发的怒火发泄出来以后，心里感到轻松些，说话的口气也渐渐变得和气了，“你们可以不相信被你们的提问所折磨的犯人或被告，但他确是一个极为高尚的人，内心往往发出极其高尚的激情，先生们（我敢于大声说出这一点）！——是的，这样的人你们不能不相信……你们甚至没有权利不相信……不过……
“沉默吧，心儿，
“忍耐吧，驯服和沉默吧！
“怎么样，继续说下去吗？”米佳闷闷不乐地停住了。
“当然，请说下去。”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回答说。
米佳继续供述的时候虽然神情严肃，但尽量争取不忘记、不遗漏任何一个细节。他讲述了如何越过围墙跳入了父亲的花园，怎样走近窗户以及后来在窗下发生的全部情况。他明白、准确、清清楚楚地叙述了他在花园时无比激动的心情，当时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格鲁申卡是否也在父亲那里？但奇怪的是：无论是检察官，还是侦查员这时候都不露声色地听他说，目光冷淡，提问也少多了。米佳从他们的脸部表情上也捉摸不出什么名堂。“他们发火了，生气了。”他想，“随它去吧！”当他讲到他决定给父亲一个表示格鲁申卡来了的暗号，让他打开窗户的时候，检察官和侦查员根本没有注意“暗号”这个词，好像完全不懂这个词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似的，米佳连这一点也注意到了。最后他讲到他一看见父亲从窗户里向外探出身子，满腔仇恨开始沸腾起来，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铜杵，这时候他又突然故意似的停了下来。他坐在那儿望着墙壁，他知道他们正瞪大了眼睛，紧紧盯着他看。
“往下说，”侦查员说，“您拿出了凶器便……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后来吗？后来我就杀了他……我对准他的脑袋，砸碎了他的天灵盖……照你们看来，就是这样，一定是这样！”突然他双眼闪闪发光。刚刚熄灭了的怒火突然异常迅猛地从他心里蹿了上来。
“在我们看来是这样，”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重复说，“那么在您看来呢？”
米佳低下了头，沉默良久。
“我看，先生们，我看是这样的，”米佳轻声说，“不知是因为谁的眼泪，还是我的母亲祈求过上帝，也可能是光明的天使在那一瞬间吻了我——我不知道，但当时魔鬼是被制服了。我马上离开窗户，向围墙跑去……我父亲吓了一跳，他第一次看清楚是我，便大叫起来，赶紧从窗旁缩了回去——我记得很清楚，我正穿过花园向围墙跑去……就在我已经骑在板墙上的时候，格里戈里追上了我……”
这时他才抬起头望着听他叙述的人。他们完全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他。米佳的心里不由得掀起一阵怒涛。
“先生们，此刻你们是在嘲笑我吧！”他突然停住了。
“为什么您这样想呢？”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说。
“我的话你们一句话也不相信，这就是为什么！我也知道我已讲到了关键的地方：现在老人躺在那里，脑袋砸开了花，而我详细讲了我怎样想杀死他，怎样把铜杵掏了出来，眼看一场悲剧就要发生的时候，我却忽然从窗前跑开了……简直像在编故事！简直像在写诗！哪能相信这样一个胡编乱造的家伙！哈，哈！先生们，你们都是好嘲弄人的啊！”
他整个身体在椅子上转动了一下，连椅子都嘎嘎作响了。
“您有没有注意，”检察官突然问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米佳的激动情绪，“在您离开窗户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厢房另一端通向花园的门是否开着？”
“没有，没有开。”
“没有？”
“相反，是关着的，而且谁会把它打开呢？对了，那扇门，请等一等！”他似乎突然醒悟过来，几乎打了一个冷战。“难道你们发现门是开着的吗？”
“是开着的。”
“如果不是你们打开的话，那么又有谁会去开呢？”米佳突然感到非常惊讶。
“门是敞开的，杀害您父亲的凶手肯定是从这道门进去的，行凶以后，仍然从这道门出来。”检察官似乎要强调每一个词，缓慢而又清晰地说。“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显然，凶杀发生在房间里，而不是隔着窗子杀的，现场的侦查、尸体的位置以及所有情况都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对这个事实不会有任何怀疑。”
米佳大为震惊。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先生们！”他大声叫喊起来，完全慌了神，“我……我没有进去过……我可以肯定而确凿地告诉你们，我在花园里的时候，一直到我离开，这扇门都是关着的。我只是站在窗下，从窗子里看见他，情况就是这样，并无其他情况……直到最后一分钟的情景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即使我不记得，我还是了解情况的，因为这些暗号只有我和斯梅尔佳科夫知道，还有死者也知道，如果不敲暗号，他是决不会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开门的。”
“暗号？这是什么样的暗号？”检察官怀着急切的、近乎神经质的好奇心说，一下子改变了原先那种镇静的态度，小心翼翼探问。他嗅到了他原来不知道的重要事实，因此非常害怕米佳不愿意讲出全部实情。
“啊，你们竟然还不知道！”米佳对他使了个眼色，嘲弄似的恶狠狠冷冷一笑，“要是我不说你们有什么办法呢？还能向谁了解？知道暗号的只有死者、我和斯梅尔佳科夫，没有其他人了，不过老天爷还是知道的，但他决不会告诉你们。可是这个细节挺有意思，鬼知道用它还能搞出什么名堂，哈，哈！放心吧，先生们，我会告诉你们的，你们是瞎担心。你们不知道是在跟谁打交道！跟你们打交道的这个被告自己会供出自己，会提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是的，因为我是捍卫荣誉的骑士，而你们却不是！”
检察官听了这些带刺的话只能忍着，他因为急于了解有关这一新的事实而浑身哆嗦。米佳确切而详尽地对他们讲了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为斯梅尔佳科夫想出来的暗号以及有关的一切，讲了每一种敲窗方法的含义，甚至在桌子上把这些暗号敲给他们听。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问米佳，他敲老人窗户的时候用的是否就是那表示“格鲁申卡来了”的暗号——他确凿无疑地回答说，他敲的正是表示“格鲁申卡来了”的暗号。
“现在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可以用它来造炮塔了！”米佳不说下去了，轻蔑地转过身子重新背对着他们。
“知道这种暗号的只有已经故世的令尊、您和仆人斯梅尔佳科夫吗？再也没有别的人了？”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再一次问道。
“是的，仆人斯梅尔佳科夫和老天爷。把老天爷也写进去吧；这样记录不会是多余的，而且你们自己也需要上帝。”
他们当然要记下来，但正在记录的时候，检察官似乎完全出乎意料地突然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于是说道：
“要是斯梅尔佳科夫也知道这种暗号，而您又坚决否认您与令尊被害有关的任何指控，那么会不会是他敲了约定的暗号以后，诱使令尊开门，然后便……作了案？”
米佳用满含讥讽和异常憎恨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他默默地盯着他看了很久，以致检察官不由得眨起眼睛来了。
“您又逮住了一只狐狸！”米佳终于说道，“夹住了这个鬼东西的尾巴，哈，哈！我把您看透了，检察官！您肯定认为我马上会跳出来，紧紧抓住您对我的暗示，扯直嗓门大叫：‘哎哟，这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他是凶手！’您得承认，您就是这样想的，承认吧，不然我不讲下去了。”
但检察官没有承认。他默默地等着。
“您错了，我不会大喊大叫说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米佳说。“您根本没有怀疑他吗？”
“您怀疑他吗？”
“也怀疑过他。”
米佳垂下眼睛望着地板。
“不开玩笑了，”米佳忧郁地说，“您听我说，从一开始，差不多还在我从帘子后面跑出来见你们的时候，我就有过这个想法：‘是斯梅尔佳科夫！’后来我坐在这儿的桌子旁边大喊‘我对这次流血事件是无罪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想：‘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斯梅尔佳科夫始终在我脑子里打转。刚才也这样想过：‘是斯梅尔佳科夫’，但只是一瞬间，不过马上又想：‘不，不是斯梅尔佳科夫！’这与他无关，先生们！”“那么您没有怀疑别的人吗？”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小心地问。
“我不知道是谁，是什么人，是上帝的手还是魔鬼的手干的，但……绝不是斯梅尔佳科夫！”米佳坚决地说。
“不过您为什么如此斩钉截铁地断定不是他干的？”
“根据我的信念。根据我的印象。因为斯梅尔佳科夫是一个卑鄙小人，而且是个胆小鬼。也不仅是胆小鬼，还是将世界上所有的胆怯集于一身的两足动物。他是母鸡生的。他和我谈话的时候，每次都吓得发抖，怕我会杀死他，其实我连手指头也不会动他一下。他向我下跪，痛哭流涕，吻我这双靴子，就是这双靴子，恳求我‘不要吓唬他’。听见没有，‘不要吓唬’他——这算什么话？我甚至还送给他东西。这是一只病态的母鸡，有羊痫风，智力迟钝，连八岁的小孩都能把他打倒。难道他能算得上人吗？不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先生们，再说他也不喜欢钱，他从来不肯收我送的东西……而且他干吗去杀害老头儿呢？何况他也许是他的儿子，他的私生子，你们不知道吗？”
“我们听到过这种传闻。但您也是您父亲的儿子，您不也是亲口对大家说过，您想杀死他吗？”
“您这话带刺啊，而且是根卑鄙龌龊的刺！可我不怕！啊，先生们，你们当着我的面说这种话未免太卑鄙了！说你们卑鄙是因为这是我自己告诉你们的。我不仅曾经想过，而且也有可能杀人，还把罪名揽在自己身上，说什么差一点杀了他！但我确实没有杀他，我的守护神拯救了我——而对这一点你们并没有加以考虑……因此说你们太卑鄙、太卑鄙了！因为我没有杀人，没有杀人，没有杀人！您听见了没有，检察官：我没有杀人！”
他差不多要喘不过气来了。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他还从未如此激动过。
“他对你们说了什么，先生们，这个斯梅尔佳科夫？”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道，“我能问你们这个问题吗？”
“您什么都可以问我们，”检察官回答说，表情冷漠而又严厉，“凡是涉及本案事实的一切都可以问，而我们，我重申，有义务答复您的每一个问题。我们发现您说的那个仆人斯梅尔佳科夫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羊痫风发得非常厉害，可能连续发作了十次。随我们一起去的医生甚至诊断说，他可能活不到早上。”
“这样说来父亲是魔鬼杀的喽！”米佳突然脱口而出，似乎他直到此刻为止还一直在问自己：“究竟是不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
“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谈，”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决定说，“现在请您继续提供口供？”
米佳请求休息一下。他们非常客气地同意了他的请求。休息以后，他又继续说下去。但他显然感到很痛苦。他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折磨、屈辱和震动。而检察官现在好像是故意似的，一刻不停地纠缠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的细节”去惹他生气。米佳刚说到他骑在板墙上用铜杵砸了抓住他左脚的格里戈里的脑袋，接着又立刻跳下来去看被打倒的那个人，这时候检察官便打断了他的话，请他更为详细地描述一下他坐在板墙上的姿势。米佳感到非常奇怪。
“瞧，就这样坐着，骑在板墙上，一条腿在这边，另一条腿在那边……”
“铜杵呢？”
“铜杵在手里。”
“不在口袋里吗？这一点您都记得这样具体吗？那么，您是使劲挥动手臂的喽？”
“应该说是很用力的，您问这干吗？”
“为了搞清真相，最好您就像当初骑在板墙上那样骑在椅子上，给我们直观地演示一下，您是怎样、向哪儿、往什么方向挥动手臂的？”
“您不是在嘲弄我吧？”米佳问道，傲慢地看了看审问者，而对方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米佳猛然转过身来，骑在椅子上，挥动一下手臂：
“就是这样打的！就是这样杀了人！您还要什么？”
“我感谢您。现在劳驾您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跳下来，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用意？”
“唉，真见鬼……干吗跳下来去看受伤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当时您慌慌张张想逃跑吧？”
“是的，是很慌张，是想逃走。”
“您想帮他一下吗？”
“帮什么……是的，也许想帮助他，我不记得了。”
“您当时糊涂了？也就是说您一度处于某种神志不清的状态？”
“噢，不是这样，神智完全清楚，我都记得。连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跳下来看了看，用手帕擦了他的血。”
“我们看到了您的手帕。您指望救活被您伤害的人吗？”
“我不知道我是否指望过。我无非想弄清楚，他是否还活着。”
“噢，您原来只想证实一下？那么后来呢？”
“我不是医生，无法断定。我离开的时候还以为他死了，而现在他却醒过来了。”
“很好。”检察官结束了对细节的追问，“谢谢您。我也只需要了解这些。请继续说下去吧。”
唉，米佳虽然都记得，却根本没有想到要讲清楚他跳下去是出于怜悯，而且还走到死者身旁，俯身讲了几句表示惋惜的话：“老头儿自己撞上了，活该倒霉，那就躺着吧。”而检察官仅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这个时候和这样激动的情况下”他跳下来只是为了搞清楚，他犯罪的唯一的证人是否活着。到这种时候这个人还这样有魄力，这样果断、镇静、精明，真是不简单等等。检察官很满意：“我用‘琐碎小事’刺激这个病态的人，他果然说漏了嘴。”
米佳痛苦地继续往下说。但马上又被打断了；这一次打断他的是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
“您两手沾满鲜血，事实上脸上也有血迹，怎么还能跑去找费多西娅·玛尔科芙娜呢？”
“我当时根本没有察觉我浑身是血呀！”米佳回答说。
“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常有的。”检察官和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交换了一个眼色。
“真是没有察觉，您说得很对，检察官。”米佳突然表示赞同。但接下去米佳就开始讲他突然决定“让路”并“让幸福的人从自己身边走过去”的过程。这时候他已经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像刚才那样敞开自己的心扉，讲述“自己心灵的女王”了。这些冷漠的、像“臭虫一样死盯着他”的人使他讨厌。因此对他们一再重复的那些问题回答得非常简短而干脆：
“我已决定自杀。继续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这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问题。她原先的那个无可争辩的心上人来了，他虽然使她受了委屈，但五年以后他怀着深情厚谊跑来，以合法的婚姻弥补她受的委屈。于是我明白，我的一切都完了……我身后又背着耻辱，再加上这次流血，格里戈里流的鲜血……何必再活下去？我便去赎回抵押掉的手枪，装上子弹，打算在黎明前把一颗子弹送进自己的脑袋……”
“夜里就畅饮一番？”
“夜里畅饮一番。唉，先生们，快些结束吧。我真的打算自杀，就在这里不太远的地方，在村子后面，而且定在早上五点钟，并在口袋里准备了纸条，在佩尔霍金家里装子弹的时候我便写好了。这张纸条就在这里，你们看吧。我不是为你们写的！”他突然用轻蔑的口吻加上一句。他从背心口袋里取出纸条，往他们桌子上一扔；侦查员好奇地读了一遍，照例把它归入了卷宗。
“您甚至走进佩尔霍金先生家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要洗一下手吗？也许您不怕别人怀疑？”
“什么怀疑？怀疑也罢，不怀疑也罢，全都无所谓，我可以到这里来，在五点钟开枪自杀，你们什么也来不及做的。如果父亲没有出事，你们肯定什么都不了解，也不会到这里来。啊，这是鬼使神差，是魔鬼杀害了父亲，你们是通过魔鬼才如此迅速了解到了情况！你们怎么会如此迅速赶到这里的？真奇怪，简直难以想象！”
“佩尔霍金先生告诉我们，您去见他的时候，手里……沾满鲜血的手里抓着钱……一大笔钱……一大把一百卢布的票子，他那小男仆也见到了！”
“是的，先生们，记得是这样的。”
“现在碰到一个小问题。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非常客气地开始说，“您从哪儿突然搞到这么多的钱，因为根据案情的经过，按时间计算，您并没有回家吧？”
这样直截了当的提问使检察官皱起了眉头，但他没有打断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
“没有，没有回家。”米佳回答说，显得非常镇静，但眼睛却望着地上。
“这样的话，请允许再问一句，”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继续说，似乎慢慢地在接近目标，“您从哪儿能一下子搞到这样一笔款子，何况根据您自己的说法那天五点钟还……”
“因为需要十个卢布而把手枪抵押给了佩尔霍金，后来去找霍赫拉科娃借三千卢布，而她又没有给等等，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套。”米佳猛然打断了他，“是的，你们瞧，先生们，我没有钱，可是忽然有了几千卢布，不是吗？要知道，先生们，现在你们二位在担心：万一他不交代钱的来源怎么办？真是这样，先生们，你们猜到了：我不会说的，你们也不会知道。”米佳突然非常坚决地一字一句说。侦查员沉默了一会儿。
“卡拉马佐夫先生，您应该明白，我们必须知道。”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轻轻地、温和地说。
“我明白，但我无论如何不会说的。”
检察官也插嘴了，他再次提醒说：“受审人可以不回答问题，如果认为这样做对他有利的话，但也要注意，涉嫌对象也可能因为沉默而给自己造成损害，特别是由于这样重要的问题，它……”
“以及诸如此类等等，先生们，诸如此类等等！别说了，我早已听到这类告诫了！”米佳又打断说，“我自己明白问题的重要性，也是最关键的地方，但我还是不会说的。”
“这我们管不了，这不是我们的事，而是您的事，您会给自己找麻烦的。”尼占拉·帕尔费诺维奇生气地说。
“先生们，别开玩笑了。”米佳抬起眼睛严肃地看了他们俩一眼。“我从一开始就预感到，我们在这一点上会顶牛的。但一开始，当我开始提出供词的时候，这一切都在云里雾里，一切都还游移不定，而我甚至幼稚得一开始就建议‘我们之间要相互信任’。现在我们已看到，这种信任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因为到头来我们总会走到这堵该死的墙面前！瞧，我们不就已经撞上了吗！那是不可能的，算了吧！不过我真的不怪你们，你们确实不能听了我的话就信，我完全明白。”
他怏怏不乐地不作声了。
“在丝毫不违背您对关键问题保持沉默的决心的情况下，您能不能同时给我们提供哪怕是一点儿的暗示：现在，您的供述已经到了一个对您来说十分关键的时刻，究竟是什么样的强烈动机使您保持沉默呢？”
米佳神情忧伤，若有所思地苦笑一下。
“我比你们的想象要好得多，先生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为什么，可以向你们提供这种暗示，虽然你们不配得到它。我之所以保持沉默，先生们，因为这对我来说是奇耻大辱。你们问我‘您从哪儿搞到这些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就包含着我的奇耻大辱，甚至连弑父、抢父亲的钱财都无法与之相比，假如我真的杀害并抢了父亲。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说的原因。因为耻辱我不能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先生们，想记录下来？”
“是的，我们要记下来。”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含含糊糊地说。
“这些话，有关‘耻辱’的话你们是不该记的。这是我出于好心才对你们说的，我也可以不对你们说。可以说我给你们送了一份礼物，可是你们却抓住不放。那就写吧，随便你们怎样写都行。”米佳鄙夷地说，“我不怕你们……在你们面前我感到自豪。”
“请问，这种耻辱属于什么性质？”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小声说。
检察官皱紧了眉头。
“不，不，到此为止，别费劲了。而且也不值得玷污自己。就是这样我也已经因为你们玷污了自己。你们不配，无论是你们，还是别人都不配……够了，先生们，我现在不想再说了。”
这番话讲得不留一点余地。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不再坚持，但从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眼神里一下子看出，他还抱有希望。
“请您至少说明一下：当您拿着钱去见佩尔霍金先生的时候，您手里的这笔款子有多少，就是说有多少卢布？”
“我这也不能说。”
“您好像对佩尔霍金先生讲过是三千卢布，是从霍赫拉科娃太太那里借的？”
“可能我说过。够了，先生们，我不会说出是多少的。”
“那么请您描述一下您是怎样到这里来的，以及您来以后所做的一切。”
“哎哟，关于这一切你们可以问这里所有的人。不过我也可以说一说。”
于是他说了。但我们不再重复他的讲述。他讲得很枯燥，很简单。他根本没有谈他自己爱情方面的高度兴奋的心情。但他讲到了他“由于新的情况”而打消了开枪自杀的念头。他的供述既不说明理由，也不描述细节。而且这一次侦查员也没有过分打扰他，显然，对于他们来说，现在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
“我们对这一切都会核实的。这一切我们回头讯问证人的时候还要谈，当然，讯问将在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结束了审讯，“现在请您把您身上所有的东西全都放到桌子上，最主要的是您把剩下的钱都放到桌子上。”
“钱吗？先生们？可以，我明白需要这样做。我甚至感到惊讶，刚才你们怎么没想到。当然，我不会逃跑的，我就坐在大家面前。好吧，这是我的钱，数一下吧，拿去吧，大概都在这里了。”
他掏空了所有的口袋，连两个二十戈比的零钱也从背心侧袋里挖了出来。他们点了点，总共是八百三十六卢布四十戈比。
“就这些？”侦查员问。
“就这些。”
“您刚才提供证词的时候说，在普洛特尼科夫店里留下了三百卢布，给佩尔霍金十卢布，车夫二十卢布，在这里输掉二百卢布，后来……”
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把全部支出核算了一遍。米佳非常乐意地帮助他核算。每一个戈比的用途都想了出来并列入了总数。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迅速算出了总数。
“连同这八百卢布，您原先总共约有一千五百卢布？”
“大概是这个数。”米佳不客气地说。
“为什么大家都说远不止这个数目呢？”
“随他们去说好了。”
“而且您自己也说过。”
“我自己也说过。”
“我们还要通过尚未讯问过的其他人的旁证来核实这一切；您对这些钱不必担心，这些钱会妥善保存的，等到整个……案子了结……或者说最后等到查明您对这些钱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利，那么这些钱仍由您支配。好吧，现在……”
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突然站起来以强硬的口吻向米佳宣布，他“有义务”对“您的衣服以及其他一切”进行最细致严格的检查。
“好吧，先生们，我可以把所有口袋都翻过来，如果你们要看的话。”
他真的开始把口袋翻过来。
“甚至还必须脱掉衣服。”
“怎么？脱衣服？真见鬼！就这样搜吧！这样不行吗！”
“无论如何不行，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一定要脱衣服。”
“随你们的便，”米佳极不愉快地服从了，“只是请别在这里，而是到帘子后面去。谁来检查？”
“当然在帘子后面。”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脸上甚至显露出特别庄重的表情。
完全出乎米佳预料并令他非常奇怪的场面开始了。在以前，甚至就在一分钟之前，他也决不会想到有人竟敢这样对待他，这样对待米佳·卡拉马佐夫！最主要的是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而从他们那方面来说，则完全是一副“傲慢无礼和蔑视他”的架势。脱去上衣倒也罢了，但他们请求他继续往下脱。而且也不是什么请求，实际上是命令；这一点他非常明白。他出于自尊和对他们的蔑视完全服从了，没有提出异议。大家走到帘子后面，除了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在场的还有检察官和几个农民。“当然是为了强制执行，”米佳想道，“也许还有别的意图。”
“怎么，难道衬衫也要脱掉？”他气呼呼地问，但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没有理他，他和检察官一起正在专心检查上衣、裤子、背心和帽子，看来，他们俩对检查很感兴趣。“一点情面都不讲，”米佳闪过一个想法，“甚至连最起码的礼貌都不顾了。”
“我再一次问你们，要不要脱掉衬衫？”他更为粗鲁和恼火地说。“您别忙，我们会告诉您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官腔十足地回答，至少米佳有这样的感觉。
侦查员和检察官正在小声地进行着紧张的磋商。原来在上衣上，特别在背后的左下摆上发现了一大片已经干硬，但尚未完全揉皱的血迹，在裤子上也有。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还当着见证人的面亲自用手指摸了摸领子、袖口、上衣和裤子上的缝合处，显然在寻找什么——当然是钱。主要是他们对米佳并不隐瞒他们的怀疑，认为他可能会把钱缝在衣服里面。“这简直是像对待小偷一样，而不是对待一名军官。”他暗自嘀咕。他们公然当着他的面交换自己的想法，到了令人奇怪的程度。例如，也在帘子后面帮着张罗的书记员就提醒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注意那顶摸过的帽子：“您还记得文书格里坚卡的事吗，”书记员说，“夏天他去领取全科室的薪水，回来后他声称喝醉后遗失了，后来在哪儿发现的呢？就在帽边里面，在帽子里面，几张一百卢布面额的票子卷成了细圆筒，缝在帽边里。”格里坚卡这件事检察官和侦查员还记忆犹新，因而把米佳的帽子收了起来，决定以后再把这帽子连同全部衣服仔仔细细重新检查一遍。
“请问，”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发现米佳衬衫的朝里面卷起的右袖口上全是血迹后，突然大声问道，“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血吗？”
“是血。”米佳回答得十分干脆。
“这是什么血呢……为什么把袖子卷进里面了？”
米佳说他在替格里戈里擦去血的时候弄脏了袖口，后来在佩尔霍金家里洗手时就把袖口卷在里面了。
“您的衬衫也只好收掉了，这是个很重要……的物证。”米佳听了不由得满脸通红，火冒三丈。
“我可怎么办，光着身子吗？”他大喊道。
“别担心……我们总会想办法解决的，现在请您把袜子也脱下来。”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真有这个必要吗？”米佳的眼里射出怒火。
“我们可没心思跟您开玩笑。”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严厉地反驳说。
“好吧，如果需要……我……”米佳喃喃地说，他坐到床上，开始脱袜子。他感到非常难堪：大家都穿着衣服，而他却光着身子，而且奇怪的是：由于光着身子，他在他们面前似乎感到有罪似的，主要是他自己差不多已经承认他真的突然变得比所有的人都卑贱，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有权蔑视他了。“如果大家都光着身子，那就不会感到难为情，要是一个人光着身子，别人都瞅着，这简直是耻辱！”他脑子里反复出现这种想法。“真像在做梦，我在梦里有时见到自己遭受这等耻辱。”他们要他脱掉袜子尤其使他感到十分痛苦：袜子太脏，内衣也脏，现在都被大家看到了。主要是他不喜欢自己这双脚，不知为什么他一辈子都认为两只大脚趾太难看，特别是右脚上那个又粗又扁、向下弯曲的大指甲更加难看，现在全部给他们看见了。由于难以忍受的羞愧，他突然变得越发粗鲁，甚至故意撒野了。他主动地从身上扯下了衬衫。
“你们要不要还在什么地方找一找，如果你们不害臊的话？”
“不，暂时没有必要。”
“怎么，我就这样光着身子吗？”他怒气冲冲说。
“是的，暂时必须这样……请您暂且坐在这里，您可以从床上拿条被子裹一裹，我……会妥善安排的。”
所有物品都给证人看过，也作了检查记录，最后，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走了出去，衣服也由别人拿了出去。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也出去了。只留下几个农民和米佳在一起，他们站在那儿一声不吭，目不转睛地看着米佳。米佳用被子裹住身子，他开始觉得冷。他的两只光脚露在外面，他怎么也没法把被子盖住双脚。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不知为什么好久不回来，“长久得使人心焦”。“他简直把我当成了一只小狗，”米佳恨得咬牙切齿，“检察官这个废物也走了，大概是瞧不起我的缘故，看着赤身露体的人感到恶心。”米佳一直以为他的衣服在什么地方检查过后总会送回来的。突然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回来了，跟在他身后的农民捧着另一套衣服，米佳简直气坏了。
“给，这是给您的衣服，”他随便地说了一句，看来他对自己办事顺利而感到非常得意。“这是卡尔加诺夫先生为这次有趣的事件自愿提供的一套衣服，还给了您一件干净的衬衫。幸好这些东西在他的手提箱里都有。内衣和袜子您可以穿自己的。”
米佳一听肺都气炸了。
“我不要别人的衣服！”他恶狠狠地喊道，“把我的拿来！”
“不行。”
“把我的拿来，让卡尔加诺夫见鬼去吧，让他的衣服、他本人统统见鬼去吧！”
大家劝了他很久。最后好歹使他平静了下来。大家告诉他，他的衣服已经沾染了血迹，必须“收作物证”，“在案件了结之前，他们甚至无权……”让他穿原来的衣服。最后，米佳总算明白了。他板着脸不再吱声，开始匆匆忙忙穿上衣服。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说，这套衣服的价钱比他的旧衣服要贵，他并不想“占便宜”。此外，“衣服太小了。难道让我穿了去扮演插科打诨的小丑……给你们取乐？”
大家又告诉他，他这样说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了，卡尔加诺夫先生虽然个子比他高，但高不了多少，也许只有裤子稍稍长一些。不过上衣的肩膀处确实是太窄了。
“真见鬼，连扣子也扣不上。”米佳又嘀咕起来，“劳驾，请代我立即去转告卡尔加诺夫先生，并非是我要向他借衣服，而是别人要我打扮成小丑模样。”
“他对此非常理解并表示遗憾……就是说，他不是惋惜自己的衣服，而是对这件事表示遗憾……”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刚开始喃喃地说。
“我才不需要他的遗憾！现在上哪儿去？还是一直坐在这里？”
他们又请他到“那一个房间”去。米佳走出来的时候，由于恼恨而阴沉着脸，竭力不看别人。他穿着别人的衣服，内心里感到自己受了侮辱，甚至在那些乡下人和特里丰·鲍里瑟奇面前也有这种感觉。特里丰·鲍里瑟奇不知为什么突然在门口露了露面，马上便不见了。“他来看我穿了别人衣服是什么模样。”米佳想道。他在原先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仿佛产生了一种噩梦般的荒唐感觉。他觉得自己脑子有点糊涂了。
“现在你们还要做什么，是不是你们要用鞭子抽我了，此外再也没有别的招数了，”米佳咬牙切齿地对检察官说，对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他几乎连转过身子都不愿意，似乎不屑于与他谈话。“他对我的袜子检查得也太仔细了，这混蛋还吩咐别人把袜子翻转过来，他这是故意要让大家看到我的内衣有多脏！”
“现在只能传讯见证人了。”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说，似乎在回答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问题。
“是啊。”检察官若有所思地说，一面也似乎在考虑什么问题。
“我们，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已为了您的利益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继续说，“但是，您断然拒绝向我们说明您手上的这笔款子的来源之后，我们现在……”
“您这戒指镶嵌的是什么？”米佳突然打断他说，似乎从沉思状态中醒悟过来，用手指点着戴在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右手的三只大戒指中的一只。
“戒指吗？”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惊讶地反问了一句。
“是的，就是这一只……戴在中指上的那只，有花纹的，这是什么宝石？”米佳坚持问道，似乎很恼火，简直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这是烟晶，”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微笑了一下，“您想看看嘛，我就摘下来……”
“不，不，您别摘！”米佳狂暴地大叫一声，突然他清醒过来，非常痛恨自己。“您别摘，不必了……见鬼……先生们，你们玷辱了我的灵魂！难道你们以为，假如我真的杀害了父亲，我会瞒着你们，耍花招，撒谎和躲躲闪闪吗？不，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可不是这种人，他不能容忍这一套，假如我有罪，我敢发誓，我不会等到你们来了以后或者像原先打算的那样等到太阳升起以后，而是在天亮之前早就自杀了！我现在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在这该死的一夜里我学到的东西比我在二十年的生活中学到的还要多！……假如我真是弑父凶手，那么今天夜里，现在和你们坐在一起的时候会是这样的吗，是这种表现吗，我会这样说话，这样行动，这样对待你们和整个世界吗！即使我误杀了格里戈里，也使我彻夜不安——不是出于害怕，不仅仅是因为害怕你们的惩罚！真可耻啊！难道你们还指望我会对你们这些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相信、好嘲弄别人的人，对你们这些瞎眼鼹鼠和爱嘲弄人的家伙透露并详细叙述我另外的卑劣行为，新的耻辱吗？即使这能使我免受你们的起诉，我也不会这样做，我宁愿去服苦役！谁开了父亲房间的门，谁从这道门里进去，谁就是杀人抢劫的罪犯。这个人是谁——我不清楚，为此而感到苦恼，但这绝不是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干的，你们该明白这一点，这就是我能告诉你们的一切，够了，别再纠缠了……你们判流放也好，判死刑也好，只是别再惹我生气。我不说了。你们把证人叫来吧！”
米佳说完了这段突如其来的独白，似乎下定决心从此以后彻底保持沉默。检察官一直注视着他，米佳的话音刚落，他突然用一种极其冷淡、极其镇静的口气，好像是在谈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似的说道：
“关于您刚才提到的那扇开着的门，我们现在恰好可以告诉您一段非同寻常的、对您和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证词，那是被您打伤的格里戈里·瓦西里耶夫所提供的。他在醒来以后回答我们的提问时，明确而又坚定地告诉我们，当时他走到门口，听见花园里有声响，便决定通过敞开着的园门到花园里去。他一走进花园，首先发现的并不是您在夜色中从那扇敞开着的、您看见了令尊的窗户旁跑开（就像您告诉我们的那样），当时他，格里戈里，向左边看了一眼，确实发现那扇窗敞开着，同时还发现更靠近自己的那扇门也敞开着，而您却说您在花园里的时候，那扇门是一直关着的。我不瞒您说，瓦西里耶夫本人坚决认为并作证说，您肯定是从这道门里跑出来的，虽然，自然喽，他并没有亲眼看到您是怎样从那儿跑出来的，他发现您的时候，您离他有一段距离，您已经在花园中间，正朝围墙的方向跑去……”
米佳听到一半的时候，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胡说！”他突然发疯似的大喊，“无耻的谎言！他不可能看到门是敞开的，因为当时门关着……他撒谎！”
“我有责任向您重申，他的证词说得十分肯定。他没有动摇过，一直没有改口。我们已经反复问过他好几次了。”
“是的，我反复问过他好多次！”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也赶紧证实说。
“不对，不对！这是对我的诬陷，要不就是一个疯子的幻觉，”米佳继续大喊大叫，“他醒过来以后完全在胡说八道，因为失血过多，因为受了伤，他产生了幻觉……所以他才说胡话。”
“是啊，不过他发现门开着不是在醒过来以后，而是在这以前，是在他刚从厢房走进花园的时候。”
“不对，肯定不对，这不可能！这是他因为恨我才诬陷我……他不可能看见……我没有从那道门跑出来……”米佳气都喘不过来了。
检察官转向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并威严地对他说：
“您给他看。”
“您见过这件东西吗？”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突然把一只用厚纸做的公文大信封放到桌子上，信封上还保留着三个火漆印。信封里面是空的，但一面已经撕破了。米佳瞪大了眼睛看着信封。
“这……这一定是父亲的信封，”他喃喃地说，“就是那只放有三千卢布的信封……假使上面有字，请给我看：‘给可爱的小鸡’，瞧……瞧……三千卢布，”他喊道，“三千卢布，你们看到了吗？”
“我们当然看到了，但我们在信封里没有发现钱，它是空的，被扔在地板上，屏风后面的床旁边。”
米佳呆了几秒钟。
“先生们，这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他突然拼命大叫起来，“这是他杀的，是他抢走了钱！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老头子的信封藏在什么地方……这是他干的，现在事情清楚了！”
“但您不是也知道这信封的事，并且知道它就放在枕头底下吗？”
“我从来也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它，我现在是第一次看到，原先只是听斯梅尔佳科夫说起过……只有他知道老头子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我却不知道。”米佳简直完全喘不过气来了。
“可是刚才您还亲口向我们供认，信封放在令尊的枕头底下。您确实说过是在枕头底下，因而您肯定知道放在什么地方。”
“我们就是这样记录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证实说。
“胡说！荒唐！我根本不知道放在枕头下面。是的，也许根本就不在枕头下面……我是随口说，在枕头下面的……斯梅尔佳科夫说什么？你们问过他没有，信封藏在什么地方？斯梅尔佳科夫是怎么说的？这是关键……我刚才是故意给自己瞎编的……我没加考虑就随随便便对你们说在枕头下面，可你们现在竟……你们知道吗，要是信口开河就会瞎说。只有斯梅尔佳科夫知道，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再也没有别人知道！……他没有告诉我放在什么地方！这是他，是他干的；这肯定是他杀了人，现在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像白天一样清楚。”米佳越来越疯狂地大声叫嚷，不断重复，语无伦次，情绪越来越激动、暴躁。“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应该赶快把他抓起来，赶快……他趁我离开以后，而格里戈里躺着昏迷不醒的时候，他杀了人，这件事现在清楚了……他敲了暗号，父亲就给他开了门……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暗号，不敲暗号，父亲是不会开门的……”
“不过您又忘记了一个情况，”检察官说道，还是那样不动声色，但似乎已经流露出几分得意，“如果您在那儿的时候，即您还在花园里的时候门已经是敞开着的，那就不必敲什么暗号了……”
“门，门，”米佳喃喃自语，然后默默地盯着检察官，重新瘫倒在椅子里。大家一声不吭。
“是啊，门！……简直是场噩梦！这是上帝和我作对！”他大声说，双眼木然地凝视着前方。
“您瞧，”检察官一本正经地说，“现在请您自己想一想，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一方面，关于您从这道开着的门里跑出来的证词弄得您和我们都感到为难，另一方面，您对突然到您手里这笔钱的来历又令人不解地、坚决地、几乎是顽固地保持沉默，而在搞到这笔钱之前的三个小时，您自己也供认，为了得到区区十个卢布，您竟抵押了您的手枪！根据这些情况请您自己想一想：我们该相信什么，该得出什么结论呢？请您别抱怨我们是‘冷漠的无耻之徒和好嘲弄的人’，不相信您心灵的崇高激情……请设身处地替我们想想……”
米佳的情绪异常激动，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
“好吧！”他突然大声说，“我向你们公开我的秘密，公开钱的来路！公开我的耻辱，以便将来既不怪罪你们，也不责备我自己……”
“也请您相信，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以一种高兴而深受感动的口气附和说，“现在您真诚而彻底地交代，今后都会对您的命运产生无比有利的影响，甚至对……”
但检察官在桌子下面轻轻捅了他一下，他便及时停住了。其实，米佳也根本没有在听他。
“先生们，”他开始说，情绪还是那样激动，“这些钱……我愿意彻底承认……这些钱是我的。”
检察官和侦查员的脸都拉长了，这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怎么会是您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嘟囔说，“您自己承认下午五点钟的时候还……”
“唉，管它五点六点，还是我自己承认不承认，现在这不是关键！这些钱是我的，是我的，就是说是我偷的……也就是说不是我的，是偷来的，是我偷来的，一共有一千五百卢布，放在我身边，一直在我身边……”
“那您究竟是从哪儿取出来的呢？”
“从脖子上，先生们，是从脖子上取下来的，就是从我脖子这儿取下来的……钱就在我的脖子这儿，用一块布缝好挂在脖子上，我怀着羞愧和耻辱已经戴了很久了，已经有一个月了！”
“您这是从谁那儿……挪用的呢？”
“您本来想说从谁那儿‘偷来的’吗？现在您就直说好了。是的，我认为这钱等于是偷来的，如果您愿意，确实也可以说是‘挪用’。但我看是偷来的。而到了昨天晚上那就完全是偷来的了。”
“昨天晚上？可是您刚才还说您拿到……这笔钱已经有一个月了！”
“是的，但不是在父亲那儿，不是在父亲那儿拿的，请放心，不是在父亲那儿偷的，而是在她那里。让我详细告诉你们，不要打断我。讲出来是很痛苦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月以前我原来的未婚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韦尔霍夫采娃叫我去……你们知道她吧？”
“当然喽，那还用说。”
“我知道你们是知道的。她是个非常高尚的人，是高尚的人中间最最高尚的，但她早就恨我了，唉，恨我已经很久，很久了……她应该恨我，完全应该！”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侦查员惊讶地反问了一句，检察官也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啊，请你们不要随便称她的名字！我是混蛋，把她也牵连进来了。是的，我发现她恨我，恨我很久了……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就是从那天在我寓所见面开始……不过不说了，不说了，这些事你们都不配知道，根本不必说的……要说的只是她在一个月以前叫我去，交给我三千卢布，叫我汇到莫斯科给她的妹妹和一个亲戚（好像她自己不会寄似的！），而我……那时我的命运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当时我……总之一句话，当时我刚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就是她，现在这个，就是此刻你们让她坐在楼下的格鲁申卡……我当时把她带到莫克罗耶，就在这里痛痛快快玩了两天，花掉了这该死的三千卢布的一半，就是一千五百，而剩下的一半留在了身边，我把这些钱像护身香囊那样挂在自己脖子上，昨天才拆开，用来吃喝玩乐。现在余下的八百卢布在您手里，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这是昨天一千五百卢布中剩下的。”
“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月前您在这里吃喝玩乐花掉了三千卢布，而不是一千五百卢布，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
“谁知道？谁点过？我让谁点过了？”
“话可不能这么说，您曾亲口对大家说过，您当时花掉了整三千。”
“是的，我说过，我向全城的人说过，全城的人也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认为，这里莫克罗耶的人也以为是花了三千，可是我毕竟只花掉一千五，而不是三千，另外的一千五缝进了香囊；事情就是这样，先生们，这就是昨天那些钱的来历……”
“简直不可思议……”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嘟囔说。
“请问，”检察官终于开口说，“您以前有没有对人讲过这件事……就是您在那时，即一个月以前把一千五百卢布留在自己身边？”
“我对谁也没有说过。”
“这真奇怪。难道真的对任何人也没有说过吗？”
“确实没有。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
“您为什么如此讳莫如深呢？什么动机使您把这件事变成了一个秘密？我把话说得更确切些吧：您终于向我们透露了您的秘密，照您的说法是非常‘可耻的’秘密，虽然实际上——当然，这无非是相对而言——这个行为，即指挪用别人三千卢布，而且无疑是暂时挪用——这个行为，至少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十分轻浮的行为，并不那样可耻，此外，如果考虑到您的个性……好吧，我们假定，就算这是非常不光彩的行为，这我同意，但不光彩还不等于可耻……我的意思是说，关于您花掉了韦尔霍夫采娃小姐三千卢布这件事，即使您自己不承认，这个月以来许多人也已经猜到了，我本人也曾听到过这种传闻……譬如说，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也听说过。所以说到底，这已经不是什么传闻，而是全城都在议论的热门话题了。而且也有迹象表明，正是您自己，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曾对人承认了这件事，就是说这些钱是韦尔霍夫采娃小姐的……因此使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您直到如今，直到此时此刻还把您所说的留下一千五百卢布当做一件异常了不起的秘密，甚至使这秘密带有某种可怕的意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承认这样的秘密竟然会使您如此痛苦……因为您刚才还在大喊什么宁肯服苦役也不愿承认……”
检察官停住不说了。他情绪激烈，毫不掩饰自己近乎愤恨的恼怒，把憋在心里的话全部说了出来，甚至不注意表达是否恰当，讲得缺乏连贯，几乎快要语无伦次了。
“耻辱不在于用了一千五百卢布，而在于我把这一千五百从那三千卢布中分出来了。”米佳坚决地说。
“那又怎么样呢？”检察官恼怒地冷笑一下，“既然您不光彩地，或者，像您说的那样，可耻地拿了三千卢布，而您又根据自己的考虑从中分出一半，这又有什么可耻的呢？更重要的是您挪用了三千卢布，而不是怎样支配。顺便问一下，为什么偏要这样安排？就是说，为什么您要分出一半来？您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有什么目的，您能向我们解释吗？”
“噢，先生们，关键全在于目的！”米佳大声说，“我留下一半有我自己的打算，也就是出于卑鄙的目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有这种打算就是卑鄙的行为……而这种卑鄙的行为竟延续了整整一个月！”
“不明白。”
“我对您不明白表示惊讶。不过我可以再解释一遍，也许你们真的不明白。请你们仔细听我说：我挪用了人家凭着我的信誉才托付给我的三千卢布，我用来花天酒地，花个精光，第二天早上去对她说：‘卡佳，我错了，我花光了你的三千卢布’这样好吗？不，不好——这是不诚实和意志薄弱的表现，是畜生行为，是像畜生那样不善于控制自己，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但终究还不是贼吧？总还不是真正的贼，不是货真价实的贼，对吧！我只是乱花了钱，而不是偷窃！现在再说第二种更为有利的情况，请仔细听我说，不然我可能又会讲得颠三倒四——我似乎有点头晕。现在就说第二种情况：我从这三千卢布中只花掉了一半，即一千五。第二天我去见她并把余下的一半还给她。‘卡佳，把这剩下的一千五从我这混蛋和轻浮的下流手里收回去吧，免得我再作孽，因为一半我已经挥霍掉了，这一半我也会胡乱花掉的！’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样呢？随你们怎么说，畜生也好，混蛋也好，反正总不能说是贼，绝对不是贼，因为要是贼，他决不会归还余下的一半，而是要占为己有的。她会马上明白既然我如此迅速地归还一半的钱，那么被挥霍掉的另外一半我也会归还的，我将一辈子去寻求，去工作，找到以后便会归还的。这样的话，虽然我是混蛋，但不是贼，绝不是贼，随您怎样想，反正不是贼！”
“就算这里存在着某种区别，”检察官冷笑一下，“但您把这种差别看得如此重大，毕竟令人奇怪。”
“是的，我认为差别是重大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混蛋，也许事实上也都是混蛋，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贼，只有最坏的混蛋才可以。不过其中细微差别我说不清……但是贼比混蛋更卑鄙，这是我的观点。你们听我说：我随身带着这些钱已经有一个月了，明天我可以决定将它们交出去，这样我就不是混蛋了，但我却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关键就在这里，虽然我每天都在下决心，虽然我每天都在催促自己：‘下决心吧，下决心吧，你这混蛋，’但整整一个月都下不了决心，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样好吗，你们认为这样好吗？”
“就算这样不太好，这我完全能理解，在这一点上我不打算争论。”检察官冷淡地回答，“总之，让我们先撇开这类细微差别的争论，留到以后再说。如果您同意的话，现在我们来谈正事。虽然我们一再追问，但您没有向我们作出解释：为什么您一开始就对三千卢布作出了这样的安排，即一半挥霍掉，而另一半藏起来？究竟为什么要藏起来？想用这一千五百卢布干什么？我坚持要求您回答这个问题，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
“啊，那倒也是的！”米佳拍了一下额头，大声说道，“对不起，我使你们厌烦了吧，我却还没有说明主要问题，不然你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因为可耻就可耻在目的上，就在这目的上！你们知道，这全怪那死去的老头儿，他老缠住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不放，于是我妒忌，认为她在选我还是选他之间犹豫不决，因此我天天在想：如果她突然决定——她对折磨我已经厌倦了——对我说：‘我爱的是你，而不是他，你带我远走高飞吧！’而我全部财产只有两个二十戈比的硬币，用什么带她走呢，那时我怎么办，那我不就完了吗？况且我当时对她还不了解，也不理解，我还以为她需要钱，她不会原谅我的穷困。所以我便从三千卢布中不怀好意地分出了一半，用针从容地缝好，是有目的地在喝酒胡闹之前缝起来的，缝好以后才用另外的一半去吃喝玩乐！不，这是下流行为！现在你们明白了吧？”
检察官纵声大笑，侦查员也笑了。
“据我看，这甚至是明智的和讲道德的举动，因为您有节制，没有全部挥霍掉，”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嘿嘿窃笑，“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样我便成了贼，就是这么一回事！噢，天哪，您的理解力实在使我吃惊！自从我胸前挂上了这一千五百卢布以后，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对自己说：‘你是贼，你是贼！’所以这个月我一直撒野，所以在酒店里打架，所以把父亲痛打一顿，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贼！我甚至对我的弟弟阿廖沙都下不了决心说出一千五百卢布的事情。我甚至深深地感到自己确实是个混蛋和骗子！但是你们要知道，我带着这笔钱的时候，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对自己说：不，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你也许还不是贼。为什么？因为你明天可以把这一千五百卢布拿去还给卡佳。我直到昨天离开费妮娅去找佩尔霍金的路上才下定决心把我的护身香囊从脖子上扯下来，在这之前我还没有下这样的决心，但是一扯下来，我马上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贼，一辈子是一个贼和名誉扫地的人了。为什么？因为当扯下护身香囊的同时，我也毁掉了自己的幻想，我再也不能跑去对卡佳说：‘我是混蛋，但不是贼！’现在你们明白吗？明白了吗？”
“为什么您恰好在昨天晚上才下了这样的决心呢？”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打断他。
“为什么？问得太可笑了：因为我给自己判了死刑，在早晨五点钟，是在这儿，快要天亮的时候，我想：‘卑鄙也罢，高尚也罢，反正都是死！’事实上并非如此，并不是一样的！先生们，你们信不信，今天晚上最使我痛苦的倒不是我伤害了老仆人，也不是面临流放西伯利亚的危险，而这件事又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在我的爱情获得了成功，天空中乌云散尽，变得明朗的时候！啊，这真使我痛苦，但还不是最痛苦的，还比不上那种感觉，那就是我最终还是把挂在胸前的那些可恶的钱摘下来挥霍掉了，所以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贼了！啊，先生们，我心里淌着血，对你们再说一遍：今天晚上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明白了不仅活着不能做一个卑鄙的人，就是死的时候也不能是一个卑鄙的人……不，先生们，死也要死得正直！……”
米佳脸色苍白。脸上露出十分疲惫憔悴的神色，虽然他的情绪极度亢奋。
“我开始理解您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检察官温和地，甚至似乎同情地拖长声调说，“但所有这一切，恕我直言，依我看无非是神经……您过度敏感的神经造成的，就是这么一回事。譬如说，为了摆脱这些折磨了您几乎整整一个月的痛苦，您为什么不去把一千五百卢布还给那位把钱托付给您的小姐呢，既然您说您的处境十分可怕，那为什么不去向她解释清楚，然后不妨采取一个必然会想到的办法，就是向她光明正大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向她借一笔您所必需的款子，她既然那么慷慨大度，看到您情绪那样低落，她肯定不会拒绝您的，何况可以立下字据，或者以您曾向商人萨姆索诺夫或霍赫拉科娃太太提出过的抵押作为担保。您不是至今还认为这些抵押品是很有价值的吗？”
米佳的脸突然涨得通红。
“难道你们竟认为我卑鄙到了这种程度吗？您这话不是当真说的吧？”米佳气愤地说，看着检察官的眼睛，似乎不相信听到的这些话是从他口里说出来的。
“请您相信，我是当真说的……为什么您以为不是当真说的呢？”检察官自己也感到奇怪了。
“啊，那样做是多么卑鄙呀！先生们，你们知道吗，你们是在折磨我！好吧，我什么都对你们说了吧，我现在向你们坦白我的全部恶魔般的情欲，这也是为了使你们感到害臊，连你们自己也会感到吃惊，人类的感情纠葛居然能达到如此卑鄙的程度。你们要知道，我曾经有过这个打算，就是您检察官刚才讲到的那个想法！是的，先生们，在这该死的一个月里我有过这种想法，几乎要下决心去见卡佳，你们瞧，我竟卑鄙到了这等地步！但是去向她宣布我的背叛，而且为了这种背叛，为了实现这种背叛，为了实现这种背叛而需要一笔花费，竟然请求她，请求卡佳借我一笔钱（请求，你们听见没有，是请求！），钱到手以后就带着另一个女人，她的情敌，她的冤家对头和侮辱了她的人远走高飞——得了吧，您简直发疯了，检察官！”
“不管发疯不发疯，反正我一时冲动，没有考虑到……女人的妒忌心，如果像您强调的那样，这里果真有争风吃醋的事……是的，也许这里有这类因素。”检察官冷冷一笑。
“那样的话就太下流了，”米佳举起拳头猛击桌子，“那简直是臭不可闻了，我都不知道该怎样说！而且你们是否知道，她可能会给我这笔钱，会给的，一定会给的，为了对我进行报复，为了享受报复的乐趣，为了蔑视我，她会给的，因为她也是一个具有魔鬼般的心灵和生性暴烈的女人。我可能也会收下这笔钱。啊，我会的，我会收下的，那样的话我一辈子……啊，天哪！请原谅，先生们，我大喊大叫是因为我产生这样的念头还不太久，只不过在前天，就是我跟‘猎狗’打交道的那天晚上，以后便是昨天，是的，昨天一整天有这样的念头，我还记得，就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前……”
“在发生什么事之前？”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怀着好奇地追问，但米佳没有听见。
“我对你们作了可怕的供认，”他阴沉地说，“请你们加以重视，先生们。这还不够，单单重视还不够，不是重视，而是要加以珍惜，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连这样的供认都打动不了你们的心，那你们简直就是不尊重我了，先生们，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说明的，而且我会因为向你们这种人作了供认惭愧得无地自容！啊，我会去自杀的！我已经看出来了，已经看出来你们不相信我！怎么，你们连这些话也都要记录下来吗？”他惊恐不已地大声叫了起来。
“您刚才所说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惊讶地瞅着他，“就是您直到最后一刻还打算到韦尔霍夫采娃小姐那里去借这笔钱……请您相信，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供词，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就是有关这件事的全过程……特别对于您，特别对于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行行好吧，先生们，”米佳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至少这些内容就别记了，你们真不害臊吗！何况我在你们面前真的可以说把我的心撕成了两半，而你们却乘机……啊，用手指在伤口上乱戳乱抠……啊，天哪！”
他绝望地用双手捂住了脸。
“请您别太担心，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检察官说，“现在作的全部记录以后您可以亲自听一下，如有不同意的地方，我们将根据您的意见修改，现在我向您第三次重复一个小问题：莫非真的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听您说起过您把钱缝进护身香囊的事吗？这种情况，我要告诉您，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没有，没有人，我已经说过了，不然的话你们什么也不会明白的！你们让我安静一下吧。”
“好的。但这个问题应该说清楚，以后有的是时间，但现在请您考虑一下：我们也许有几十件证据可以证明，正是您自己散布，甚至到处大肆渲染您花掉了三千，是三千，而不是一千五百。即使刚才，您拿出了昨天那笔钱之后，您也已经使许多人知道您又带来了三千……”
“你们手里掌握的证据不是几十个，而是上百个，两百个证据，两百个人听到过，一千个人听到过！”米佳大叫起来。
“您瞧，大家，大家都能证明。大家这个词总还有点意义吧？”
“什么意义也没有，我胡说八道，别人也就跟着我乱说一通。”
“那么您为什么要这样‘胡说八道’，您如何解释呢？”
“鬼才知道。也许是为了炫耀……表示我挥霍了大量的钱……也可能为了要忘记这些缝好的钱……是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真见鬼……这个问题您问了多少次了？我就是撒了谎，没别的意思，既然撒了谎，也就不想再纠正了。一个人为什么有时会撒谎呢？”
“人为什么要撒谎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检察官严肃地说，“不过请告诉我，您所说的那个挂在脖子上的护身香囊大不大？”
“不，不大。”
“譬方说，有多大的尺寸？”
“一张一百卢布的票子折成两半，就这样大小。”
“您最好给我们看一下撕开的小布袋。它总在您身边吧？”
“唉，见鬼……真荒唐……我不知道放哪里了。”
“但是请问：您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把它从脖子上摘下来的？您自己不是说没有回过家吗？”
“就在从费妮娅那里出来到佩尔霍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从脖子上摘下来并把钱取出来的。”
“在黑暗中吗？”
“何必要点蜡烛呢？我用手指一下子就取出来了。”
“不用剪刀，就在大街上吗？”
“好像是在广场上，何必要用剪刀？一块旧破布，一下子就撕开了。”
“您后来把它放哪儿去了？”
“就地扔了。”
“具体在什么地方？”
“就在广场上，反正不出广场！鬼知道在广场的什么地方。您问这干吗？”
“这非常重要，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这是对您有利的物证，您怎么不明白呢？一个月前是谁帮您缝的呢？”
“谁也没有帮我，是我自己缝的。”
“你会缝吗？”
“军人都应该会缝补，再说这也不需要什么技巧。”
“您从哪儿搞到的材料，就是您用来缝钱的那块旧布片？”
“您不是在嘲笑我吧？”
“完全不，而且我们根本没有心思嘲笑，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
“记不得在什么地方拿的，反正拿了就是了。”
“怎么连这一点也记不得了？”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也可能是从内衣上撕了一块。”
“这很有意思：明天可能会在您住所找到这件东西，也许是一件被您撕下一块的衬衫。这块布是什么质地，是棉布还是麻布？”
“鬼知道是什么料子。请等等……我好像什么也没有撕。那是块细棉布……我好像把钱缝在女房东的压发帽里了。”
“女房东的压发帽？”
“是的，我是从她那儿顺手拿走的。”
“怎么会顺手拿走？”
“是这样，我记得，有一次确实随手拿了一顶压发帽做抹布，也可能是为了擦笔尖。我是悄悄地拿的，因为那是一块毫无用处的破布，就扔在我房间里，当时恰好要把那一千五百卢布藏起来，于是我就拿来缝上了……好像就是用这块破布缝的。那是块旧的细棉布，已经洗过一千次了。”
“您记得很清楚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清楚。好像是缝在压发帽里的，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样的话您的女房东至少能想起她的这件东西丢失了？”
“绝对不会，她根本想不起来。那是块破布，我告诉你们，那是块破布，一文不值。”
“那么针是从哪儿拿的？还有线？”
“我现在停止回答，我再也不愿说了。够了！”米佳终于发火了。
“事情总还有点儿奇怪，您怎么连这只……香囊丢在广场的什么地方也都忘了呢？”
“你们明天可以下命令把广场清扫一遍，也许能找到的。”米佳冷笑一声。“够了，先生们，够了。”他疲惫不堪地说，“我看得很清楚，你们不相信我！一点儿也不相信！这要怪我自己，不怪你们，我根本不必多此一举。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谈出自己的秘密来作践自己呢？你们听了觉得好笑，我从你们的眼睛里已经看清楚了。检察官，这是您把我逼到这一步的！现在你们给自己高唱凯歌吧，如果能唱的话……你们这些折磨人的家伙真该死！”
他低下头，双手捂住了脸。检察官和侦查员沉默不语。过了片刻他抬起头来，似乎无意识地瞅着他们。他的脸上露出一种彻底的难以挽回的绝望，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可是案件必须了结，应该立即转入对证人的讯问。时间已经是早上八点钟了。蜡烛早已熄灭。在审讯过程中不断进进出出的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和卡尔加诺夫这次又从房间里走了出去。检察官和侦查员也是满面倦容。早晨是阴雨天气，天空布满了乌云，大雨如注。米佳茫然地看着窗外。
“我可以看看窗外吗？”他突然问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
“噢，请便。”他回答。
米佳站起来走到窗前。雨点猛烈地敲打着小窗的浅绿色玻璃。窗下就是一条泥泞的道路，在远处，在苍茫的雨色中可以看到黑压压一片破旧寒碜的农舍，在雨色中这些农舍似乎显得更加破旧和寒碜了。米佳想起了“金发福波斯”，想起他打算在旭日东升时要自杀的决定。“在这样的早晨也许更为合适。”他微微一笑，突然举起手向下一挥，转身对着那两个“折磨人的家伙”。
“先生们！”他大声说，“我看我是完了。但是她呢？请你们告诉我关于她的情况，我求求你们，难道她真要和我一起完蛋吗？她可是无辜的，她昨天是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才大叫大嚷说‘一切都是我不好’。她没有什么错，什么错都没有！我跟你们坐了一夜，始终都在为她伤心……你们能不能，可以不可以现在告诉我：你们现在要拿她怎么办？”
“这方面您可以完全放心，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检察官显然是非常匆忙地立即回答说，“暂时我们还没有什么理由去打扰您所关心的那位太太。我希望，随着案情的进展也不会有什么变化……相反，在这方面我们将尽力而为。您尽管放心好了。”
“先生们，我感谢你们，我本来就知道，不管怎么样，你们毕竟是正直公道的人。你们卸掉了我心上的一块石头……那么我们现在还要做什么呢？我听候吩咐。”
“是啊，该抓紧时间。应该马上转入对证人的讯问。这一切都必须在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因此……”
“是不是先喝杯茶？”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突然打断说，“好像是该歇一会儿了！”
他们决定，要是楼下有现成的茶水（因为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肯定是去“喝茶”了），那么就喝一杯，然后再“连着干”。至于正正经经地喝茶和“小吃”，那就留待以后稍空的时候再说。楼下果然有茶水，很快就搬了上来。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好意地请米佳喝一杯，他一开始拒绝了，但后来又主动要了一杯茶，贪婪地喝了下去。总之，他的神色显得异常疲倦。以他那样强壮的身体，饮酒作乐一个通宵，哪怕感情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又算得了什么呢？但他自己感到勉强才能坐稳，有时候一切东西似乎都在他眼前开始晃动和旋转起来。“再过一会儿，也许要开始说胡话了，”他暗自思忖着。
开始传讯证人。但我们将不再像以前那样详细地继续我们的叙述。因而我们也略去了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向每个被传讯的证人所作的种种提示，譬如应该凭良心如实作证啦，将来还要宣誓并复述这些证词啦，最后还要求每个证人在自己证词的记录上签字画押啦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只指出一点：审讯人的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三千卢布上，就是一个月以前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在莫克罗耶第一次饮酒作乐究竟花掉了三千还是一千五百；昨天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第二次饮酒作乐究竟花掉了三千还是一千五。唉，可惜一切证词全都跟米佳的陈述相反，都对他不利，而有些证词甚至提供了一些几乎令人震惊的否定米佳供词的新事实。第一个被传讯的人是特里丰·鲍里瑟奇。他站在审讯者面前不但毫无惧色，反而摆出一副对被告深恶痛绝的架势，因而无疑显得格外正直和可靠。他说话简明扼要，等着对方提问，回答得准确而又慎重。他明确而毫不含糊地证实，一个月以前米佳花掉的钱决不少于三千卢布，这里的所有乡下人都可以证明，他们曾经听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亲自说过花掉了三千：“单是那些茨冈女人他就花了多少钱啊。单单花在她们身上的钱可能就不止一千。”
“我给的钱也许还不到五百。”米佳脸色阴沉地说，“不过我当时没有数，我已经喝醉了，真可惜……”
这时候米佳侧身坐着，背对帘子，闷闷不乐地听着，一脸忧伤和疲倦的神色，那样子似乎在说：“唉，随便你们怎么说吧，反正现在都无所谓了！”
“花在她们身上的钱不止一千，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特里丰·鲍里瑟奇坚决地反驳说，“您无缘无故地把钱扔出去，都被她们捡走了。她们那伙全是贼、骗子和偷马贼，她们从这里被撵走了，不然她们也许自己会供认，从您那儿捞了多少钱。我亲眼看见当时您手里有一大把钱——数倒是没有数过，您也没有要我这样做，这是对的，但我还记得，看上去远远不止一千五百……岂止一千五百！我们可也见识过钱的，我们能估计出……”
至于昨天那笔钱，特里丰·鲍里瑟奇直截了当地证明说，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刚从马车上下来，就马上对他说带来了三千卢布。
“得了吧，是这样的吗，特里丰·鲍里瑟奇？”米佳反驳说，“难道真是那样明确地说过带来了三千吗？”
“您说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您当着安德烈的面说的。好在安德烈本人还在这里，他还没有离开，你们可以把他叫来。后来在大厅里您招待合唱队的时候，您干脆大声对大家说您打算在这里花掉六千卢布，就是连上次的加在一起，应该这样理解。斯捷潘和谢苗都听到的，而且彼得·福米奇·卡尔加诺夫当时和您站在一起，说不定他也还记得……”
关于总共花掉六千卢布的证词给审讯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非常欣赏这种算法：三加三等于六，那么当时的三千加上现在的三千一共是六千，事情一清二楚。
他们传讯了特里丰·鲍里瑟奇所提到的乡下人斯捷潘和谢苗，车夫安德烈和彼得·福米奇·卡尔加诺夫。两个乡民和车夫直截了当地肯定了特里丰·鲍里瑟奇的证词。此外，根据安德烈的证词，还特别记下了米佳跟他在路上的谈话：“我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会落到哪里去，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另一个世界会不会原谅我？”“心理学家”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带着微妙的笑容听着这一切，最后他建议把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会落到什么地方的这段证词也“记录在案”。
被传讯的卡尔加诺夫进来的时候，阴沉着脸，显得任性而不情愿的样子，同检察官和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谈话好像是初次见面一样，尽管事实上他们早就认识，是天天见面的熟人。他一开始就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关于六千卢布的说法却是听到过的，他承认他那时站在米佳身边。在他看来，米佳手上的钱“他说不清有多少”。对于波兰人玩牌做了手脚一事他证实确有其事。在一再盘问下他也证实说：赶走波兰人以后米佳和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关系确实好转了，她亲口说过她爱他。他谈到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时候很有分寸，很尊重她，似乎把她当作上流社会中的一位太太，而且一次也没有放肆地称她为“格鲁申卡”。尽管这位年轻人对作证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厌恶，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还是详细盘问了他很长时间，而且只是从他那儿才了解到了米佳这一夜“浪漫史”的全部细节。米佳一次也没有打断卡尔加诺夫。最后他们终于让这位年轻人走了，他也怀着不加掩饰的恼怒离开了。
两位波兰人也受到了传讯。他们在房间里虽然已经躺下，但一夜都没有睡着，当地官员一来，他们赶紧穿上衣服，收拾整齐，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肯定会被传讯的，他们走进来的时候神态尊严，虽然不无几分畏怯。为首的那个小个子波兰人，是已经退职的十二等文官，曾在西伯利亚当过兽医，姓穆夏洛维奇。佛鲁勃莱夫斯基是自行开业的镶牙师，即俄国人所说的牙科医生。他们俩一进房间，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便开始询问他们，可是他们却面对站在一边的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回答问题，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误以为他的官衔最大，是里面的首长，口口声声称他为“上校先生”。直到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多次指出以后，他们才明白应该对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回答问题。事实上他们会讲俄语，甚至讲得相当道地，只是有些词的发音不准。穆夏洛维奇谈到他与格鲁申卡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时，显得激动而又傲慢，米佳听了不由得勃然大怒，叫嚷说他决不允许“这个混蛋”当着他的面这样讲话。穆夏洛维奇立即提醒大家注意“混蛋”这个词，并请求写进记录。米佳火冒三丈。
“就是混蛋，混蛋！把这记下来，记下，尽管记吧，我还是要大声说，他是混蛋，把我这话也记下来！”他大声嚷嚷。
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虽然把这句话记了下来，但在这种不愉快的场合下却表现出非常值得称道的干练和善于应变的才能：对米佳严厉训诫之后他自己立即中止了对恋情的深入探究并赶紧转到主要问题上来。两位波兰人的一段实质性的证词引起了侦查员们特别的好奇：那就是米佳在那间房间里想收买穆夏洛维奇，答应给他三千卢布的补偿费，七百卢布现付，其余的两千三百卢布“明天早晨在城里”支付，而且赌咒发誓说他在莫克罗耶暂时还没有这笔钱，钱放在城里。米佳情急之下说他没有说过明天回到城里一定付给他，但佛鲁勃莱夫斯基却证实确有其事，而米佳自己想了想之后，也皱着眉头表示同意，说情况也许的确像波兰人所说的那样，他当时十分激动，所以确实可能那样说过。检察官牢牢抓住了这段证词：因为从侦查角度来看事实已经清楚（后来也真的下了这样的结论），米佳到手的三千卢布中间有一半或一部分确有可能藏在城里的什么地方，也许甚至就藏在莫克罗耶的什么地方，因此在米佳身上只找到八百卢布这样一个在侦查过程中显得颇为棘手的情况也就得到了解释。这个情况虽然微不足道，却是迄今为止唯一对米佳有利的证据。现在连这个唯一对米佳有利的证据也不能成立了。检察官追问：既然他自己一口咬定只有一千五百卢布，但同时又信誓旦旦地向波兰人保证他能支付，那么他从哪儿能搞到其余的两千三百卢布以便明天付给波兰人？米佳回答得很干脆，他打算明天付给“波兰佬”的不是现金，而是转让自己对契尔马什尼亚地产所有权的契约，也就是他曾经向萨姆索诺夫和霍赫拉科娃提示要转让的那项权利。检察官对这种“天真的奇谈怪论”报以一声冷笑。
“您以为他会同意取得这项权利而放弃两千三百卢布的现金吗？”
“一定会同意的，”米佳热切地说，“你们想一想，这样他能捞到不止两千，而是四千，甚至六千！他会立刻去雇几名律师，雇几名波兰佬和犹太佬，到时候就不是三千卢布，而是整个契尔马什尼亚都可以从老头儿手里夺走。”
当然，穆夏洛维奇的证词非常详细地写进了记录。然后便让他们离开了。关于偷换牌的事几乎提都没有提起：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对他们已经感激不尽，不愿用这类小事找他们茬子，何况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酒后打牌时无谓的争吵罢了。那天夜里纵酒狂饮后不成体统的事还会少吗……所以那两百卢布也就留在波兰人的口袋里了。
接下来传讯小老头马克西莫夫。他畏畏缩缩地踏着碎步走了进来，他衣衫不整，满脸愁云。他一直在楼下陪伴着格鲁申卡，不声不响和她坐在一起，“有时候会突然为她抽泣，用蓝色的小方格手绢擦眼泪，”就像后来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所说的那样。结果反而要她去劝他、安慰他。老头一进来就马上含着眼泪承认他有罪，因为他“由于穷困”而向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借了“十个卢布”，他愿意归还……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直截了当地问他：他究竟看到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手上有多少钱，因为他接受他的借款的时候，可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他手上有多少钱。马克西莫夫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有两万卢布。”
“您以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到过两万卢布？”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面带笑容地问。
“怎么没见过呢，我当然见过，不过不是两万，而是七千，是我太太把我的小田庄抵押出去的时候。她只让我从远处看了一眼，在我面前炫耀了一下。那是很大一沓钞票，都是一百卢布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手里也都是一百卢布的……”
很快就放他走了。最后终于轮到了格鲁申卡。侦查员们显然担心她的出现可能对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产生强烈的影响，因此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甚至悄悄地安慰了他几句，但米佳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作为对他的回答，表示他“不会捅乱子的”。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亲自把她领了进来。她进来时神情严肃而忧郁，表面看来几乎很平静，她轻轻地坐到指定给她的、位于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对面的那张椅子上。她脸色非常苍白，似乎感到有点冷，因而她用她漂亮的黑色披肩紧紧裹住身子。当时她真的感到浑身一阵轻微的寒战——她后来患的那种长期的疾病就是从这天夜里开始的。她那严肃的样子、坦率而庄重的目光和镇定自若的风度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甚至马上有点儿“被她迷住了”。后来他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自己也承认从这一次开始他才明白这个女人是多么“漂亮”，而以前他虽然多次见到过她，但总把她看作“县城艺妓”之类的人物。“她的风度完全和最上层的贵妇人一模一样。”有一次他在某些太太们中间曾经赞叹道。太太们听了他的话非常生气，马上骂他是“调皮鬼”，而他却颇为得意。格鲁申卡走进来的时候，好像很随便地看了米佳一眼，米佳也不安地看了看她，但她的神情马上使他放心了。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一开始提了几个必不可少的问题并作了告诫，然后结结巴巴却又十分客气地问她：“您与退伍中尉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什么关系？”对此格鲁申卡轻声而又坚定地回答说：
“他是我的朋友，最近一个月我是把他作为朋友接待的。”
对于那些进一步寻根究底的问题她直截了当而又十分坦率地说，虽然她“有时候”喜欢他，但并不爱他，她是出于“自己卑劣的憎恨”才勾引他，就像勾引那个“老头儿”一样。她发现米佳为了她而非常妒忌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和所有的人，她也只是以此取乐而已。她从来不愿意去找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只是取笑他罢了。“最近这个月我根本顾不上他们父子俩；我在等另一个人，一个有愧于我的人……不过我以为，”她最后说道，“你们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可打听的，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回答你们，因为这是我个人的私事。”
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很快就照办了：他不再去追究“罗曼蒂克的”细节，直接转向正题，即有关三千卢布的这一要害问题。格鲁申卡证实，在莫克罗耶，在一个月以前，确实花掉了三千卢布，虽然她没有亲自点过钱，但她听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本人说过是三千。
“他是对您一个人说过，还是别人也在场或者是当着您的面对别人说的？”检察官立刻问她。
对此格鲁申卡说，别人在场的时候她听到过，也听到他和别人说过，他也单独对她说过。
“您单独听他说过一次还是多次？”检察官追问，并终于知道了格鲁申卡曾听到过多次。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对这份证词非常满意。深入的提问还表明，格鲁申卡知道这些钱的来历，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儿拿的。
“您是否听到过，哪怕听到一次也行，一个月以前花掉的钱不是三千，而要比这少，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从这笔钱中给自己留下了一半？”
“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过。”格鲁申卡证明说。
后来又进一步发现，米佳在这个月里常常对她说他身上一个戈比都没有了。“他一直盼望从父亲那儿得到一些钱。”格鲁申卡最后说。
“他有没有当着您的面说过……或者是顺便提起，或者是在气头上说过，”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突然问道，“他打算谋害自己的父亲？”
“哎哟，他说过！”格鲁申卡叹了一口气说。
“一次还是多次？”
“他提到过多次，都是在气头上说的。”
“您相信他会那样干吗？”
“不，我从来都不信！”她坚定地回答，“我对他的高尚品格向来是信赖的。”
“先生们，请允许我，”米佳突然大声叫了起来，“请允许我当着你们的面对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只讲一句话，就一句话。”
“说吧。”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同意了。
“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他从椅子上欠起身子，“你要相信上帝，相信我：在我父亲昨天被害的这件事情上，我是无辜的！”
说完米佳又坐到椅子上。格鲁申卡欠起身子，虔诚地对着圣像画了个十字。
“主啊，感谢你！”她以热情而诚恳感人的口气说，还没等坐定下来，就接着对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说：“他刚才说的，你们应该相信他！我了解他：他会信口胡说，不是为了开玩笑，就是由于固执，但是他从来不会昧着良心骗人。他说的是实话，你们要相信他！”
“谢谢，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你给了我信心！”米佳用颤抖的声音说。
对于昨天的那些钱，她说，她不知道有多少，但她听到他昨天多次对人说他带来了三千。至于他这些钱的来历，那么他对她一个人说过，他是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里“偷来的”。她对他说，他没有偷，这笔钱明天就去归还。检察官穷追不舍地问：他所说的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里偷来的那笔钱究竟是指哪笔钱——指昨天花掉的还是指一个月以前在这里花掉的那三千卢布？她说他讲的就是一个月以前的那笔钱，她是这样理解的。
最后他们终于让格鲁申卡走了，而且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还急急忙忙对她说，她甚至可以马上回城，如果需要他提供什么帮助的话，譬如说马车，或者她希望有人伴送等等，那么他……从他这方面……
“非常感谢您，”格鲁申卡对他鞠了一个躬，“我和那个小老头，和那地主一起走，把他送回家。如果您同意，我暂时在下面等着，看你们如何解决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问题。”
她走了出去。米佳很平静，甚至看起来挺精神，但那只是一会儿。一种奇怪的体力上的疲乏感越来越强烈了。由于疲劳他闭上了眼。对证人的传讯终于结束了。他们着手对记录进行定稿。米佳站了起来，离开椅子走到帘子旁边的一个角落里，在一张铺着毯子的主人的大柜子上躺下，一会儿就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奇怪的、非常不合时宜的梦。他好像在草原上赶路，那个地方很久以前他当军官时曾经呆过。一个农民驾着两匹马拉的大车，载着他在泥泞的路上行进。米佳似乎只感到冷，这是十一月初，下着湿漉漉的鹅毛大雪，雪花一落到地上，马上就融化了。那农民赶车的动作很麻利，潇洒地挥舞着鞭子，他的胡子是淡褐色的，很长，年纪不算老，大概五十左右，身上穿着一件乡下人穿的灰色无领上衣。前面不远处有一座村庄，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片黑乎乎的农舍，有一半已经焚毁，只剩下烧焦了的木头矗立在那里，在村口的路旁站有一排村妇，她们人数很多，整整一长溜，一个个骨瘦如柴，脸色灰褐。特别是最边上的那个高个子，看来有四十岁左右，也许只有二十岁，她的脸又瘦又长，手里抱着的婴儿在啼哭，大概她的乳房干瘪得连一滴奶水都挤不出了。这个婴儿哇哇哭个不停，伸出两只裸露的小手，握着的小拳头都冻得发紫了。
“她们为什么哭？她们为什么要哭？”米佳从她们身边疾驰而过时问道。
“娃子，”马车夫回答说，“是娃子在哭。”米佳感到惊讶的是车夫按自己的习惯，按农民的习惯叫“娃子”，而不是叫孩子。他很喜欢听农民把孩子叫“娃子”：似乎含有更多的怜悯。
“那么娃子为什么要哭呢？”米佳像傻瓜似的一味追问，“为什么两只小手光着，为什么不把他裹起来？”
“娃子身上冷。衣服都结了冰，不暖和。”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愚蠢的米佳还是不肯罢休。
“穷啊，遭了火灾，没有吃的，只好乞求救济了。”
“不，不，”米佳似乎还不明白，“你说：为什么遭了火灾的母亲要站在那儿？为什么人们这么穷？为什么娃子那么可怜？为什么草原那么荒凉？为什么他们不相互拥抱接吻？为什么他们不唱欢乐的歌？为什么遭受可怕的灾难之后他们的脸都发黑了？为什么不给娃子吃奶？”
他自己感到他虽然问得毫无道理，而且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他必然要这样问，而且也应该这样问。他还感到他的心底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怜悯之情，他简直想哭，他想替大家尽力做点什么，让娃子不再啼哭，让那娃子的黝黑枯瘦的母亲不再哭泣，让大家从此以后再也不要流泪，这件事要立即去做，不能拖延，要不顾一切地献出卡拉马佐夫式的全部激情。
“我要和你在一起，我现在再也不离开你了，我一辈子都跟着你。”他耳际响起了格鲁申卡亲切而又充满真情的话语。他的心儿整个儿燃烧起来了，向往着光明，他迫切地想活下去，活下去，走上一条大道，永远前进，投向那诱人的光明的新天地，而且要赶快，越快越好，现在就去，马上就去！
“什么？上哪儿！”他惊叫着，睁开眼睛，从箱子上坐起来，完全像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似的，脸上露出明朗的微笑。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站在他面前，请他听一遍记录后在上面签字。米佳猜想自己已经睡了一个小时，也可能更长些，但他没有在听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说话。突然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发现脑袋下面有一只枕头，刚才他疲倦得躺倒在箱子上的时候枕头是没有的。
“谁给我脑袋下面垫了个枕头？谁这样好心啊？”他怀着欣喜和感激的心情用一种几乎要哭出来的声音大声说，仿佛别人给他做了件天大的好事似的。这位好心人以后也没有找到，可能是某个证人，也可能是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的文书出于同情给他垫了个枕头，但他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心灵都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走到桌子跟着宣布说，无论记录了些什么话，他都会签字的。
“我做了一个好梦，先生们。”他的口气有点儿奇怪，脸上露出焕然一新的、几乎是兴高采烈的神色。
记录签字以后，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郑重地向被告宣读了“裁决书”，称某年、某日、某地、某区法院的法庭侦查员审讯了被控犯有某罪和某罪（所有罪行都详细列举）的被告某某（即米佳），鉴于被告拒不承认所控各罪，又未能提出辩白之证据，而人证（一一列出）和物证（一一列出）都足以证明被告所犯各项罪行成立，现依据《刑法》某条、某款，特作如下决定：为防止某某（即米佳）逃避侦查和审讯，将其拘押于某某监狱，上述裁决已向被告宣读，抄件送副检察长备案云云。总之，米佳被告知，从那时起，他成了一名囚犯，立刻押解进城，送入一个很不愉快的地方加以拘押。米佳仔细听完以后只是耸了耸肩。
“好吧，先生们，我不怪罪你们，我听候吩咐……我理解，你们也是例行公事。”
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委婉地向他说明，他现在马上将被区警察所长马弗里奇·马弗里奇耶维奇带走，因为所长现在恰好就在这里……
“请等一等，”米佳突然打断了他，怀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感情对房间里所有的人说，“先生们，我们大家都很残酷，我们大家都是恶棍，总是使人们，使母亲们和吃奶的婴儿们哭泣，但在所有的人当中——现在就这样判定吧——在所有的人当中我是最卑鄙的坏蛋！就这样裁决吧！我这一辈子天天都在捶胸顿足，保证要改邪归正，却每天都照旧干着肮脏的勾当。我现在明白了，像我这样的人需要打击，命运的打击，要用套索把他套住，利用外界的力量把他捆绑起来。要是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我将永远、永远不会改邪归正！雷声已经响了。我愿意忍受被指控犯罪和当众受辱的痛苦，我愿意受苦，通过受苦来洗净自己！也许我真的能洗净自己，先生们，是吗？但是请你们最后一次听我说：我在我父亲被杀这件事上是无罪的！我愿意接受惩罚并不是因为我杀死了父亲，而是因为我曾经想杀死他，而且也可能真的会杀他……但是我还打算和你们作斗争，这一点我是要提醒你们的。我将与你们斗争到底，到时候上帝会作出裁决！别了，先生们，不要因为我在审讯时对你们大声嚷嚷而生气，啊，我当时真不开窍……一分钟以后我就是个囚犯，现在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作为一个还有自由的人，最后一次向你们伸出自己的手。我跟你们告别，跟大家告别了！”
他的声音颤抖了，他真的把手伸出来，但离他最近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似乎突然用一种差不多是抽搐的动作把自己的手藏到背后。米佳一下子就发现了，他不由得浑身打战。伸出去的手立即垂了下来。
“侦查尚未结束，”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有点不好意思地嘟囔说，“我们到城里还将继续进行，我，当然，从我这方面来说，希望您辩护成功……至于对您本人，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我永远倾向于把您看作一个与其说是罪人，还不如说是不幸的人……我们这里所有的人，如果我能冒昧代表大家的话，我们都乐意承认您基本上是一个高尚的年轻人，可惜您太沉湎于某种强烈的情欲了……”
在说最后几句话的时候，个子瘦小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显然摆出了神气活现的架子了。米佳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个“毛孩子”马上会挽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另一个角落，然后和他一起继续他们不久以前有关“小妞儿”的那场谈话。但出现这种念头也不足为怪，即使快要上断头台的罪犯有时候也会闪过种种毫不相干、与案情无关的想法。
“先生们，你们很善良，你们很仁慈，能不能让我见她一面，与她作最后的告别？”米佳问。
“毫无疑问，但由于……总之，现在已经不得不有人在场了……”
“那么你们在场好了！”
格鲁申卡被带了进来，但告别的时间很短，话也不多，使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感到颇不满足。格鲁申卡对米佳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对你说过了，我属于你，将来也属于你，我要永远跟随你，不管把你判往哪里。再见了，平白无故毁了自己的人！”
她的嘴唇在颤抖，两行泪珠潸然而下。
“格鲁莎，原谅我吧，原谅我的爱情，我的爱情把你也毁了！”
米佳还想说些什么；但他自己突然打住，走出了房间。他周围立刻围上了许多人，他们目不转睛地瞅着他。他昨天乘着安德烈的三驾马车隆隆驶过来停靠的那个台阶下面，已经停着两辆待发的大车。马弗里奇·马弗里奇耶维奇，一个矮壮敦实、脸上皮肤已经松弛的汉子，正在为某种突然出现的混乱而恼火，他在气呼呼地大叫大喊。他用一种过于严肃的口气请米佳上车。“以前我在小酒店里请他喝酒的时候，这人完全是另一种面目。”米佳上大车时想。特里丰·鲍里瑟奇也从台阶上走了下来。大门口围了很多人，有农民、农妇、马车夫，大家都把目光盯着米佳。
“再见了，上帝的人们！”米佳突然从大车上向他们喊了一声。
“再见。”响起了两三个人的声音。
“跟你也再见了，特里丰·鲍里瑟奇！”
但特里丰·鲍里瑟奇甚至都没有转过身来，也许他太忙了。他也在嚷嚷和张罗。原来那第二辆大车，也就是马弗里奇·马弗里奇耶维奇的那辆应该有两名村警护送的车尚未准备就绪。那个被指定赶第二辆大车的农民，一面把一件无领上衣紧绷在身上，一面拼命争辩说不该他去，而是该阿基姆去。但阿基姆不在，已经派人去叫了。这个农民坚持不肯去，他要求等一会儿再说。
“马弗里奇·马弗里奇耶维奇，我们这里的人真是太不要脸了！”特里丰·鲍里瑟奇大声说。“前天阿基姆给了你二十五戈比，你喝酒把它喝光了，现在你又大叫大喊。马弗里奇·马弗里奇耶维奇，您对我们这些没羞没臊的人太好了，真叫我吃惊，这句话我不能不说！”
“我们何必要第二辆大车呢？”米佳插嘴说，“我们坐一辆车就行了，马弗里奇·马弗里奇耶维奇，我总不至于造反，从你手里跑掉，干吗要押送的人呢？”
“先生，如果您还不知道该怎样和我讲话，那请您好好学一学，您对我不能称‘你’，别跟我你呀你呀的，把您劝我的那些话收起来留到下次用吧。”马弗里奇·马弗里奇耶维奇突然恶狠狠地对米佳说，好像这样发泄一下感到很痛快似的。
米佳不再吭声了。他满脸通红。过了一会他突然感到浑身发冷。雨已经不下了。但浑浊的天空仍然布满了乌云。刺骨的冷风直扑脸上。“莫非我生病了，还是怎么的？”米佳扭动了一下肩膀，想道。最后马弗里奇·马弗里奇耶维奇也爬上大车，笨拙地坐了下去，占了很大一块地方，若无其事地用自己的身体把米佳挤到了一边。确实，他心情不佳，对于派给他的这份差事他非常不高兴。
“再见吧，特里丰·鲍里瑟奇！”米佳又叫了一声，他自己也感到现在这样叫喊并非出于善意的，而是出于怨恨，是情不自禁地喊出来的。而特里丰·鲍里瑟奇傲慢地倒背着手站在那儿，两眼紧盯着米佳，目光严厉而恼怒，对米佳不理不睬。
“再见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再见！”突然响起了卡尔加诺夫的声音，他不知从什么地方跳了出来。他跑到大车旁边，把手伸给了米佳。他没有戴帽子。米佳连忙抓住他的手紧紧握住。
“再见，亲爱的人，我永不忘记你的宽宏大量！”他热情地大喊。但大车已经启动，他们的手也只好分开了。铃铛响了——米佳被带走了。
卡尔加诺夫跑进外屋，坐在角落里，低下了头，两手捂住脸哭了起来，他这样坐着哭了很久，好像还是个孩子，而不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啊，他几乎完全相信米佳是有罪的！“这些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一来，以后哪里还有好人呢！”他毫无逻辑地感叹着，心情沮丧痛苦到几乎绝望的地步。此刻他甚至不想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值得活下去吗？值得活下去吗！”这位痛心疾首的青年人感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