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我认识马克斯·凯拉达之前，我就开始讨厌他了。那时大战刚刚结束，远洋客运航线非常繁忙，预订舱位非常困难，代理人无论给你订到什么舱位，你就只能凑合着用了。对于单人舱，根本不要抱什么希望。我比较幸运，住进了一个双人客舱。但被告知同伴的名字后，我便有些垂头丧气。“凯拉达”这个名字，会让人联想到一个密闭的、连一丝一缕的夜风都无法进入的舱口。跟任何人合用一间客舱长达十四个昼夜，都算是糟糕的事（我从旧金山到横滨），但假如我同伴的名字是史密斯或者布朗，我也不至于那样沮丧。
我登上客船时，发现凯拉达先生已经在下铺放好了行李，那个样子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行李箱上贴着太多的标签，而衣箱又过大了些。他把自己的洗漱用品都打开了，我注意到他是顶级品牌“科蒂先生”的老主顾，因为我在洗脸架上看到了他的那些香水、洗发水和润发油。他的牙刷由乌木制成，上面用金字镂刻着他的名字，但牙刷本身确实该清洗了。我对凯拉达先生丝毫谈不上喜欢，于是决定到吸烟室去。我要来一副扑克，开始玩佩辛斯。我几乎刚拿起牌，一个人跑上前来，他认为我叫什么什么名字，问我对不对。
“我是凯拉达先生。”他补充道，然后冲我笑了笑，露出一排亮闪闪的牙齿。最后，他坐了下来。
“哦，是的，我想我们住在一个客舱。”
“我把这个叫作小小的运气。你根本不知道你会跟谁住在一起。当我听说你是个英国人时，我觉得非常开心。到了国外，我希望咱们英国人能够抱成团儿——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我冲他眨了眨眼。
“你是英国人吗？”我问，或许问得有些笨拙。
“当然啦！你不会认为我看起来像个美国人吧，是不是？我是百分百的纯粹英国人，我本来就是。”
为证明这一点，凯拉达先生从他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护照，在我鼻子下面轻轻晃了晃。
乔治国王的臣民真是无奇不有。凯拉达先生身材不高，长相粗壮，脸上刮得干干净净，皮肤黝黑，长着一个肉乎乎的鹰钩鼻和一对熠熠发光的明亮大眼睛，又黑又长的头发顺滑而卷曲。他说话流利，但毫无英国口音，还夹杂着过分的手势。我非常肯定，如果仔细查验一下他的那张英国护照，真相恐怕就要暴露了：凯拉达先生出生的地方一定有着更蓝的天空，而在英国一般是见不到的。
“你要喝点儿什么？”他问我。
我疑惑地看着他。禁酒令正在执行，船上显然是绝对禁酒的。不渴的时候，我说不清姜汁酒或柠檬水哪个会让我更讨厌。但凯拉达先生向我露出了东方人的微笑。
“威士忌加苏打水，或者干马提尼，你只需一句话。”
从他两个屁股口袋里，各掏出一个装了酒的细颈瓶来，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选了干马提尼，他又叫来服务员，要了一杯冰块和两个玻璃杯。
“非常不错的鸡尾酒。”我说。
“啊，酒有的是，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你船上要有什么朋友，告诉他们，说你有个哥们儿，全世界的酒他都有。”
凯拉达先生非常健谈。他谈纽约，谈旧金山，谈戏剧、绘画，也谈政治。他还是个爱国者。英国国旗是一块令人肃然起敬的布片儿，但让一个来自亚历山大或贝鲁特的先生挥舞的话，我只能觉得多少有损它的尊严。凯拉达先生表现得很亲近，我也不想装腔作势，但我还是忍不住想，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在称呼别人时，如果在名字前面加上“先生”二字，无论怎样都是得体的。凯拉达先生显然是想让我轻松随意些，而没使用这类客套。我不喜欢凯拉达先生。他刚坐下时，我把纸牌放在了一边，不过现在我认为，就第一次见面而言，我们的谈话已经够长了，于是继续玩我的纸牌。
“‘3’放到‘4’上。”他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恼火的！你打佩辛斯时，还没来得及考虑呢，就有人告诉你翻起的牌应该放到哪里！”
“有了，有了，”他嚷道，“‘10’放到‘J’上面。”
我感到满腔的怒火和愤恨在翻腾，我不再玩了。这时，他一把抓起了纸牌。
“你喜欢玩扑克魔术吗？”
“不喜欢，我讨厌扑克魔术。”我回答。
“那，我给你表演一个。”
他给我表演了三个魔术。我说我该到楼下餐厅占座位了。
“哦，已经搞好了。”他说，“我给你占好了座位。我想我们住在同一客舱，也不妨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嘛。”
我不喜欢凯拉达先生。
我只不过是跟他同住一个客舱，在同一张桌上吃上三顿饭而已，但每次甲板上的散步总少不了他，要制止他绝无可能。他从没想到他并不受待见，而是肯定你乐于见到他，正像他乐于见到你一般。要是在你自己家里，你可以一脚把他踢到楼下，或者当着他的面砰地把门关上，他也断然不会想到，他是个不受欢迎的访客。他是个优秀的交际家，三天过后，甲板上的每个人他都熟识了。他什么都问，什么都管，参加大扫除，经营拍卖，为运动会的奖品集资，筹备套环和高尔夫比赛，组织音乐会，安排化装舞会。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肯定是船上最遭怨恨之人。我们都叫他无所不知先生，甚至当着他的面也这么称呼他，但他把这当作是奉承话。不过，最让人无法忍受的还是在饭桌上。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只能听凭他摆布。他精神饱满、兴致勃勃、夸夸其谈、争辩不休，任何事都比他人懂得多，如果你不同意他的意见，那就会伤害他那不可一世的虚荣心。无论一个话题多么无足轻重，他都会抓住不放，直到你同意他的想法为止。他从未想过他会有出错的可能，仿佛就是那种无所不知的人。我们跟医生坐在一张桌子上，凯拉达先生当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一切，因为医生是个懒人，而我又完全地漠不关心，但有一个叫拉姆塞的人是个例外，他正好也坐在那里。他有着凯拉达先生同样的武断，对那种黎凡特式的自以为是极为痛恨。两人之间已经爆发了尖刻而无止休的争论。
拉姆塞在美国领事服务处工作，驻地在神户。他来自美国中西部，是个人高马大的家伙，多余的脂肪使他的皮肤绷得紧紧的，穿着一件现买的衣服，被撑得鼓鼓囊囊。他这是返回驻地上班的，前不久坐飞机回纽约把在家里已待了一年的妻子接来了。拉姆塞夫人是个非常娇小美丽的人儿，举手投足都叫人喜欢，而且还颇有幽默感。领事服务处的待遇不好，她的穿戴总是很朴素，不过她懂得怎样穿衣打扮，总能达到一种娴静文雅的效果。我本来是不会特别注意到她的，但她身上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质——谦逊。如果说这种气质对于女人来说并不稀罕，但如今在她们的举止和仪态中并不容易见到。你看她一眼，就不能不被她的谦卑有礼所打动，就像外套上的一朵鲜花，让她整个人都亮丽起来。
一天晚上吃晚饭时，大伙无意中谈到了关于珍珠的话题。当时，报纸上曾连篇累牍地报道精明的日本人正在用人工方法培育珍珠。医生评论道，天然珍珠的价值一定会受到影响。人工珍珠已经够好了，将来很快就能变得完美无瑕。凯拉达先生习惯性地立马加入到这个话题中，给我们讲述了关于珍珠的所有应了解的知识。我相信拉塞姆先生在这方面一无所知，但他不会错过嘲讽那个自大者的任何机会。五分钟不到，我们中间便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以前我见识过凯拉达先生的如火激情和口若悬河，但和今天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最后，拉姆塞说的什么话终于刺激到他了，他砰地一拳砸在桌子上，嚷道：
“听好了，我很清楚我在说些什么。我这次到日本正是去调研那里的珍珠产业。我是业内人士，我的说法是每个行业人员都能告诉你们的，我熟悉全世界最好的珍珠，那些我所不了解的都没有任何价值。”
这对我们来说倒是个新闻，因为凯拉达先生虽然口才了得，但从来没告诉任何人他所从事的行业。我们只是模糊地知道，他到日本是去从事某种商业活动。他得意扬扬地环顾了一下坐在桌边的几个人。
“无论他们培育出什么样的人工珍珠，像我这样的专家一眼就能认出来。”他指了指拉姆塞夫人戴着的一条项链说，“拉姆塞夫人，你得听我的，你戴的那条项链绝不会因此而少值一分钱。”
拉姆塞夫人一向谦虚惯了的，脸不由得泛红了，顺手把项链塞进了衣服里。拉姆塞向前探了探身。他看了我们所有人一眼，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
“拉姆塞夫人的项链还不错吧，是不是？”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凯拉达先生答道，“啊，我刚才心里想，那都是些好珍珠。”
“项链当然不是我买的，不过我很想知道，你认为它值多少钱。”
“哦，在这一行当，大约是一万五千美元左右。不过，如果是在第五大街购买的话，你说花了三万美元，我也不感到惊讶。”
拉姆塞冷冷地笑起来。
“你会惊讶的。那条项链是我们离开纽约的前一天，拉塞姆夫人在一家百货商店买的，花了十八美元。”
凯拉达先生的脸涨红了。
“胡说。项链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就其大小来说，也是我见过的最好货色。”
“你愿意打赌吗？这是仿制品，我可以跟你赌上一百美元。”
“赌就赌。”
“哦，埃尔默，关于实实在在的东西，你不可以跟人打赌的。”拉姆塞夫人说。
她嘴唇上浮起一丝笑意，语气温柔，但对丈夫的做法不以为然。
“怎么不可以打？这钱来得容易，这样的好机会不抓住，我就是个十足的傻瓜。”
“但你怎么证明呢？”她继续说道，“不能光听我的话，也不能光听凯拉达先生的话。”
“让我看看这个项链，如果是仿制品，我马上告诉你，一百美元，我还是出得起的。”凯拉达先生说。
“摘下来吧，亲爱的。让这位先生看个够。”
拉姆塞夫人犹豫了一下，然后把手伸向项链的卡子。
“我解不开，”她说，“凯拉达先生一定要相信我的话。”
我突然模糊地感觉到，可能要发生让人不开心的事情，但也想不出说些什么好。
拉姆塞跳了起来。
“我来解。”
他把项链递给了凯拉达先生。这位自以为是的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放大镜，对着项链开始仔细地观察起来。随之，胜利的微笑从他那光滑、黝黑的面皮上滑过。他把项链还了回去，正要开口说话，突然看到拉姆塞夫人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整个人似乎要晕倒了。她睁着恐惧的大眼睛盯着他，发出绝望的哀求眼神。事态如此明显，我不知道她丈夫为什么根本没有看到。
凯拉达先生张大了嘴愣住了，脸涨得通红。你几乎能看到他内心里的激烈斗争。
“是我错了，”他最后说，“非常不错的仿制品，当然，我用放大镜一瞧就看出是假的了。我想，这样的烂货也就顶多值十八美元。”
他掏出了钱包，从中抽出一张一百美元的纸币，一句话没说递给了拉姆塞。
“或许这个可以给你一个教训，下次不要这么自以为是了，我的年轻朋友。”拉姆塞说着，把钱接了过去。
我注意到凯拉达的手在发抖。
这个故事跟其他故事一样，很快不胫而走，整个船上都知道了。那天晚上，他不得不忍受各种各样的冷嘲热讽。无所不知先生终于栽了，真是个不错的笑话。不过，拉姆塞夫人因为头疼回到了客舱休息。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后，开始刮胡子。凯拉达先生躺在床上抽烟。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摩擦声，我看到一封信从门下缝隙里塞了近来。我打开门，朝外看了看，什么人都没有。我捡起信来，看到是给马克斯·凯拉达的，名字用大写字母写成。我把它递给他。
“谁写来的？”他撕开了信封，“哦！”
他从信封里抽出的，不是信纸，而是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他看了看我，脸又红了。他把信封撕成了碎片，然后交给我。
“请帮我从舷窗口扔出去，你会介意吗？”
我按照他说的做了，然后我看着他笑了笑。
“没人乐意被当作一个大傻瓜。”他说。
“珍珠是真的吗？”
“假如我有一个娇小美丽的妻子，我不会自己待在神户，而让她一个人在纽约待上一年。”他说。
那一刻，我不完全讨厌凯拉达先生了。他摸出钱包，把那一百美元小心地放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