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意识中，婴儿伊萨贝尔生命的最初四年与贝尔的少女时代截然分开，中间是七年的空白，就好像我有两个不同的孩子，一个是脸蛋红扑扑的快乐小东西，另一个则是她苍白忧郁的姐姐。
我贮藏了一大堆耳塞；事实证明全是多余的：育儿室里并没有传来哭叫声干扰我的工作——《奥尔加·雷普宁博士》，一个虚构的俄国教授在美国的故事，一九四六年（那年安妮特离开了我）由洛奇公司出版（经过一段时间恼人的连载，需要无休无止的校对），热衷押头韵的评论者称赞它是“幽默和人道的结合”，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十五年后我会为他们可怕的乐趣付出什么。
我喜欢看着安妮特给我和孩子在花园里拍彩色快照。我喜欢带着着了迷的伊萨贝尔沿着奎恩瀑布河漫步，穿过落叶松和山毛榉树林，每一束光线，每一片阴影，都似乎伴有孩子愉快的赞许。我甚至同意一九四五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在乡村玫瑰度过。就在那里，有一天，当我和兰利太太一道从最近的酒铺或报亭回来，她的话，她的语调或动作，令我蓦然战栗，恐惧地猜测，从一开始这可怜的家伙爱的就不是我妻子，而是我。
我一直以来都对安妮特怀着痛苦的温存，如今从对孩子的情感中体会到新的痛切感（诚如妮内拉用粗俗的俄语所说，我因为她“颤抖”，她认为那也许对婴儿不好，即便你“削减了过火的行为”）。那是我们婚姻中人性的一面。而性欲的一面则已彻底瓦解。
她从产房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海中依旧出现漆黑的长廊，回荡着她痛楚的哭喊，每个转角处都有恐怖的彩窗——那是伤口的残像——纠缠着我，耗尽了我所有的精力。当我内心的一切都已痊愈，当我对她苍白的魅力重燃欲火，其深度和强度彻底终结了她勇敢但徒劳的不懈努力，她不懈努力地试图重建我们之间的某种爱情和谐而不背离清教原则。她现在竟大着胆子——可怜小女孩的胆子——坚持要我去找一位精神病医师（兰利太太的推荐），他会指导我在过度充血时“软化”思想。我回答说她的朋友是妖怪而她是笨蛋，这是我们结婚多年来吵得最凶的一次。
那对大腿柔滑的双胞胎早已和她们的自行车一起返回出生的小岛上。其貌不扬的女士来帮忙料理家务。到一九四五年底我实际上已不再踏进妻子冰冷的卧室。
一九四六年五月中旬，我前往纽约——坐了五个小时火车——和一个出版商共进午餐，他为我的短篇小说集（《逐出迈达》）开的价钱要比善良的洛奇更高。用完愉快的午餐，在这百无聊赖的天气，灰蒙蒙的阳光中，我来到公共图书馆，而鬼使神差般的，她正奔跳着走下那几步台阶，多莉·冯·博格，已经二十四岁了，刚巧我，肥胖的名作家，四十多岁正当年，正拾级而上与她迎面相遇。十多年前的巴黎朗诵会使我浓密的金发中生出缕缕白发，除此之外，我不相信自己竟有那么大的变化，让她开口便说几乎认不出我来了，要不是她特别喜欢《见到真相》封底那张凝神沉思的照片。我却能认出她，因为我从未忘记她的形象，并时常重新调整：记忆中最近的一次印迹是她祖母一九三九年回复我妻子的圣诞问候而从伦敦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照片上的她是一个学生剧中的摩登女郎，双肩裸露，手持鹅毛扇，粘着假睫毛，相当入时。我们就在台阶上站了两分钟——她双手抱着一本书紧贴胸前，我站在下面，右脚踏在她站的那级台阶上，用一只手套拍打着膝盖（众多男高音歌手唯一为人所知的姿势）——就在那两分钟里我们交流了许多基本信息。
她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戏剧史。父母和祖父母定居伦敦。我有一个孩子了，对不对？我脚上的鞋子很漂亮。学生都说我的课精彩极了。我快乐吗？
我摇摇头。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见到她？
她以前一直很迷恋我，噢对了，那时候我常常爱怜地把她抱在膝头开心地玩“喘气叔叔”游戏，读一行跳一行，现在那一切都又回到眼前，而她显然希望能对此做些什么。
她词汇量惊人。一句话概括她。笔杆子眼中汽车旅馆的幻境。她有车吗？
这个，真是突然（大笑起来）。也许，她可以借他那辆老轿车，不过他可能不喜欢这主意（指一指正在人行道上等她的那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他刚买了一辆豪华悍马，好带她到处玩玩。
能否请她告诉我什么时候见面。
她读过我每一本小说，至少是每一本英文小说。她的俄语已经荒疏！
让我的小说见鬼去吧！什么时候见面？
我得让她想一想。她也许会在学期末来看我。特里·托德（此刻正瞄着数台阶，准备上来）曾是我的学生；他第一篇论文就得了D-，只得离开奎恩。
我说得D的人我归入永恒的忘乡。她所谓“学期末”只怕是遥遥无期。我要更确切的时间。
她会通知我的。她下周给我打电话。不，她不会泄露自己的电话号码。她要我看那个小丑（他正踏上台阶）。天堂是个波斯语词汇。只有波斯人才会那样再相见。她也许会到我办公室坐坐，只是叙叙旧而已。她知道我有多忙……
“噢，特里：这就是那位作家，写《翡翠和皮条客》的那位。”
我已经不记得原本是来图书馆查什么书的。无论是什么都不会是那本闻所未闻的书。我上上下下茫无目的地跑了好几个厅；难堪地上了厕所；但除非阉割自己，否则难以消除她那置身阳光下的新形象——浅色的直发，雀斑，淡淡的噘起嘴唇，莉莉丝般的细长眼睛——尽管我知道她不过是通常所谓的“小流浪者”，也许，就因为她是那样的人。
我讲完春季学期最后第二讲“名著欣赏”课。我讲完最后一讲。助教为这门课的期末考试发下蓝簿子（我因为健康原因提前结束了课程），然后收回，三四个无可救药的学生仍满怀希望地在教室里各自的位子上发疯般地涂写。我主持了当年最后一场乔伊斯讨论会。小博格男爵夫人早已把“学期末”抛在脑后了。
春季学期的最后几天，一个特别愚蠢的保姆告诉我有个女孩——叫什么名字她没听清，不知是托尔伯德还是达尔伯格——打电话来说她正在去奎恩大学的路上。恰好我名著欣赏课上有个名叫莉莉·塔尔博特的学生没有来参加考试。第二天我去办公室批阅桌上那堆令人痛苦的卷子。奎恩大学正式试卷。一切学术都建立在普遍恐怖的假设上。在相连的右面和左面的答题纸上答题。先生，请问“相连”到底是什么意思？您是要我们描述故事里所有的鸟还是只描写一只鸟？三百个学生中照例有十分之一会将“Sterne”拼成“Stern”，将“Austen”拼成“Austin”。
我宽敞的书桌上（“够两个人睡”，坐在我隔壁的但丁研究权威，爱说荤段子的金教授这样说），电话铃响了，那位莉莉·塔尔博特开始以一种可爱、含蓄、故作亲密的语气，口若悬河、令人难以置信地解释她为什么没来参加考试。我记不得她的脸、她的身材是怎样的，但撩拨我耳朵的声音低沉悦耳，包含着青春的魅力和愿以身相许的暗示，使我不禁嘲笑自己竟在课堂上忽略了她。当她即将言归正传之际，一阵急促、俏皮的敲门声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多莉微笑着走进来。微笑着，她抬抬下巴示意我把话筒搁好。微笑着，她掳开考卷，跳上书桌，裸露的小腿正对着我。曾以为会是最高雅的热情，在这部回忆录中竟成了最俗套的场景。我慌忙抑制住心中的渴望，十三年前当我爱抚一个截然不同的多莉时，这渴望就已在我生命的复杂隐喻中烧穿一个洞。最终的痉挛摇动台灯，走廊对面的教室里爆发出一阵掌声，金教授春季课程的最后一堂课结束了。
我回到家，看见我妻子独自坐在门廊的秋千椅上轻轻地左右晃着，在读一本布尔什维克杂志《红色玉米地》。她的文学供应商不在家，去给那些未来的误译者期末考试了。伊萨贝尔刚在外面活动过，这时候在门廊楼上她自己屋里午睡。
当百慕大娘儿们（妮内拉毫不客气地这样称呼她们）还在这里满足我卑微需求的时候，我在完事之后并没有任何负疚感，会像平时那样带着温柔的冷笑面对我的妻子；但今天这种情形却使我感觉自己的皮肉上被涂了一层尖酸的黏液。她伸出手指摁住书页，抬头瞥了我一眼：“那女孩儿去你办公室了吗？”我的心跳倏地停了一拍。
我的口气就像某个小说人物在作“肯定”回答：“她家里人，”我说，“写信给你说她要来纽约读书，但你根本没把那封信交给我看。Tant mieux，她真够烦人的。”
安妮特似乎完全糊涂了：“我是说，”她说道，“或者我想说的是，有一个叫莉莉·塔尔博特的学生一个小时前打电话来解释她为什么没有参加考试。你说的女孩儿是谁啊？”
于是我们把这两人分清。经过某种道义上的斟酌（“你知道，我们俩都欠她祖父母的情”），安妮特承认我们确实不必招待小流浪儿。她似乎记起了那封信，因为其中提到她守寡的母亲（现已搬进一座舒适的老年之家，那原本就是我在卡纳封的别墅，是我不顾律师的善意反对而改建的）。是的，是的，她把那封信错放在哪儿了——也许某一天会找到，就夹在某一本图书馆的书里，那本书从来就没有被还回那座不知何在的图书馆。一种奇怪的安抚流过我可怜的静脉。她心不在焉的故事总会令我由衷大笑。于是我由衷地大笑起来。我吻了吻她那异常柔嫩的太阳穴。
“多莉·博格现在长什么样子？”安妮特问道，“她小时候长相很普通，自以为是，很没规矩。非常讨厌，事实上。”
“她现在还是那样，”我不耐烦地喊道，就在这时我们听见小伊萨贝尔在叫：“我醒了，”透过窗缝，“Ya prosnulas。”春天的微云飞得那么轻快！草地上的红肚皮画眉啄起虫子来那么敏捷！啊——是妮内拉，终于到家了，从车里钻出来，结实的胳臂下夹着一大捆活页册。“呵，”我突然兴奋起来，自言自语道，“老妮涅利身上到底还是有些美好温馨的地方！”而区区几个小时后地狱之灯熄灭，我在失眠的痛苦中辗转反侧，扭动四肢，试图在枕头与背、床单与肩、被单与腿之间找到相通点，来帮助我，帮助我，哦，帮助我到达雨中黎明的伊甸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