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以来我已经创作并出版了四部小说；到一九三四年初我即将完成第五部小说《红礼帽》，讲述一个砍头的故事。这些书没有一部超过九万字，但我选择和组合字词的方法却断不可称作省时的权宜之计。
小说初稿以铅笔写成，填满了几大册学生用的蓝皮本子，当达到修改饱和点时，尽是无法辨认的字迹和混作一团的涂改。与此相应，篇章凌乱无序，只有寥寥几页顺序清楚，紧接着又是大段大段的插入部分，属于后面或前面的某处情节。在分类整理和重编页码之后，我专心进入下一阶段：誊清稿。以整洁的字迹用钢笔抄写在一本厚重耐用的练习本或账本上。然后，似是而非的完美所带来的所有愉悦将被又一次恣意改动逐渐抹去。当清晰难以为继，第三阶段开始了。我用僵硬的手指缓慢敲打那台忠心耿耿的老mashinka（机器）——斯塔罗夫伯爵送的结婚礼物，一个小时能打出大约三百字，而对于上世纪的某位畅销小说家来说，一个小时则意味着手写出整整一千字。
不过，在写《红礼帽》时，三年来传遍我整个骨架、身体角角落落的神经痛，现在已经到达四肢，使打字幸运地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少吃我心爱的营养品，比如肥鹅肝和苏格兰威士忌，推迟定制一套新衣服，我估计自己的微薄收入勉强够雇一个专业打字员，我将仔细安排三十个下午的时间，向其口授修改好的手稿。于是我在Novosti上登出一则醒目的招聘启事，注明了我的姓名和电话。
有三四名打字员来应聘，我选中了柳博芙·谢拉菲莫夫娜·萨维奇，她的祖父是位乡间牧师，父亲是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新近在默东去世，刚刚完成了一部亚历山大一世的传记（枯燥冗长的两卷本《君主和神秘主义者》，现在美国学生能够找到一九七○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低劣译本）。
柳芭·萨维奇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起为我工作。她随叫随到，而且让她工作多久她都愿意（特别令人难忘的一次竟创下了一点到八点的纪录）。假如评选俄罗斯小姐，而获奖者年龄延长至三十岁以下，美丽的柳芭就极有可能获此殊荣。她身材高挑，脚踝纤瘦，胸部丰满，肩膀宽阔，红润的圆脸上一双快活的蓝眼睛。她似乎总觉得自己那头红发即将陷入凌乱，因为在和我说话的时候，时不时优雅地抬起手臂轻轻抚弄一侧鬈发。Zdraste，再说一声zdraste，柳博芙·谢拉菲莫夫娜——噢，多么美妙的组合，柳博芙（lyubov）的意思是“爱”，而谢拉菲（seraph）则是一个改过自新的恐怖分子的教名！
柳·萨真是一名出色的打字员。当我来回踱着，刚念完一句，句子便如谷种一般撒入她的犁沟，她已经挑起眉毛注视着我，等待接下来的撒播。即使我在这过程中突然想到更好的表达方式，也不愿破坏我们合作中你来我往的美妙节奏，插入字斟句酌的痛苦停顿——它们如此乏味而令人萎靡，尤其当作者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并注意到这位聪明女士正等在打字机旁盼望着提出有益的建议；因此我仅仅满足于在手稿上标出需要改动的段落，以便稍后涂改，尽管会亵渎她完美无瑕的创作；当然，她只有在空闲时才乐意重打这一页。
我们通常在四点左右休息十分钟，或四点半，如果我无法勒住在打字机上喷着鼻息的飞马。她会离开一会儿，关上一扇门又一扇门，动作轻巧得令人毛骨悚然，穿过走廊去简陋的卫生间，然后又悄无声息地再次出现在我面前，鼻子重新上过粉，脸上重新画出微笑，而我则会为她准备好一杯廉价葡萄酒和粉红色的华夫饼干。就是在那些纯真的幕间休息中，命运的主题乐章开始了。
我是否想知道一些事情？（慢悠悠地啜饮，舔一舔嘴唇。）好吧，自从一九二八年九月三日我第一次在普兰尼奥会堂为公众朗诵作品以来，我总共举行过五次朗诵会，每一次她都在场，都拼命鼓掌直到手掌（摊开手掌）发疼，并且暗下决心下次一定要机灵勇敢地挤开人群（是的，人群——没必要这样讥笑）握紧我的手，用简简单单的一个词吐露全部心声，哪一个词呢，她从来没能找到——所以，她总是无可避免地站在空无一人的大厅中央，面带微笑，像个傻瓜。她有一本剪贴册，收集对拙著的评论，其中既有莫罗佐夫、亚布洛科夫的锦绣文章，也有鲍里斯·尼耶特、博亚尔斯基之类劣等文人的垃圾文字，我会因此鄙视她吗？四年前有人在埋葬我妻子骨灰盒的地方留下一束神秘的鸢尾草，我是否知道那个人就是她？我能否想象，我发表在六个国家的流亡者报刊上的每一首诗她都能够背诵？我能否想象，遍布我所有小说的数千处动人细节她全都记得，比如野鸭的呱呱叫声（《塔玛拉》中）“在一个人临终时仿佛有俄国黑面包的滋味，因为他小时候曾把黑面包分给鸭子吃”，还有那副象棋（《兵吃后》中）缺了一个马，“代替它的是一枚筹码，仿佛一个孤儿，来自另一副不为人知的棋局”。
以上这些持续了好几个下午并且得到非常巧妙的提炼，而到了二月底一份《红礼帽》完美无瑕的打字稿装在精致的信封中，由她亲手（又是她）送到《帕特丽雅》杂志社（巴黎最重要的俄文杂志），此时我觉得自己已经陷入一个烦人的罗网。
对于美丽的柳芭，我不仅从未体会到任何欲望的痛苦，甚至正在由麻木冷淡变为彻底反感。她投来的目光越温柔，我的反应就越不像绅士。在她的温文优雅中暗藏粗俗的锋芒，她整个性格中充斥着这种变了味的亲切。我发现了一些令人可悲的东西，并且越来越厌恶，比如她的气味，将一种非常昂贵的香水（我猜是“爱慕”）随意洒在俄国少女不常洗澡的身体上，盖住自然体味：一个小时左右“爱慕”香气犹存，但之后被隐藏的部分开始频繁出击，而当她抬起手臂戴帽子的时候——不过没关系，她是个好心人，我希望她如今是一位幸福的祖母。
如果我详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同年三月一日），那我就是个无赖。只要说这一点就够了：我口授济慈《秋天颂》的俄语译诗，当念到“到处飘浮轻雾，瓜果都已成熟”时，她放声痛哭，然后涕泪交加地倾诉起来，一直把我折磨到晚上八点钟。她终于离开之后，我又牺牲一个小时写了一封长信告诉她不要再来了。顺便提一下，那是她第一次在我打字机上留下一页没有打完的纸。我把它取下，数周之后我又发现它夹在文件里，于是慎重地保存好，因为最终是由安妮特完成这项工作的，有几个拼写错误，最后几行还有删除的痕迹——以及提请注意的组合斜线，类似于双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