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三年级时，内奥米转到了商贸专业；突然不用学习拉丁语、物理、代数，她升到学校的三楼。在倾斜的屋顶下，打字机整日噼啪作响，墙上挂满了镶在镜框里的格言，为进入商界做准备。时间和精力是我的资本；如果浪费掉，就再也得不到。结果是，楼下教室的黑板上写满的外语单词和抽象公式、战斗和沉船的黑暗照片、鲁莽但可敬的神话冒险，进入了冷漠平凡的生活和真实忙碌的世界之中。这对大多数人都是一种解脱。内奥米喜欢这样。
那年三月，她在乳品店找到了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她已经完成了学业。她让我四点以后去看她。我去了，没有想我会碰到什么。我还想着内奥米会从柜台后对我做鬼脸呢。我准备装出老太太颤巍巍的声音对她说：“这是什么意思？昨天我买了一打鸡蛋，每一个都是坏的！”
办公室在低矮的灰泥粉刷的附加建筑里，建在旧乳品店的前面。日光灯和新的金属文件柜和桌子——我本能地感觉到不自在的那种环境——打字声和计算器的嘈杂声。内奥米旁边的两个女孩在工作；后来我了解到，她们的名字是莫莉和卡拉。内奥米的指甲是珊瑚色的，头发整齐而漂亮地盘起，穿着粉绿色的格子裙和粉毛衣。新的。她对我微笑，手指从打字机上最小限度地微微一摆，跟我打招呼，然后继续飞快地打字，一边和同事愉快地、不连贯地谈话，我听不懂她们在谈什么。过了几分钟，她大声对我说她五点完工。我说我得回家。我感觉莫莉和卡拉在看我，看我光秃发红的手上的墨水、松弛的羊毛方巾、蓬乱的头发，还有女学生们经常抱着的一大叠书。
我最害怕梳洗整洁的女孩了。我甚至不敢走近她们，担心我有味儿。我感觉我们之间有本质的差别，仿佛我们是由不同物质构成的。她们冷冰冰的手上不会有斑点，不会出汗，她们的头发保持着适合的形状，她们的腋下从来不会潮湿——她们不了解要把胳膊肘夹在体侧挡住衣服上不体面的深色半月形痕迹是怎么回事——她们从来、永远都不会感到有一点儿特别的血流的涌动，连高洁丝也无法容纳的一点儿血流，会恐怖地流下大腿内侧。的确没有；她们的经期是小心谨慎的，是自然度过的，不会出卖她们。我的粗糙也永远不可能变成她们的精致；太迟了，差别太大了。但是内奥米又怎样呢？她曾经和我一样：手指上也曾长过流行的疣；也曾患过脚癣；我们同时来月经时，也曾躲在女厕所里，害怕去翻跟头——一次一个人，在全班同学面前——害怕滑倒和流血，尴尬得不敢请假。她现在涂了指甲油，穿着浅色柔和的毛衣，是要去参加什么化装舞会吗？
她很快和莫莉、卡拉成了好朋友。来我家时或她召集我去她家时，她谈论的都是她们的饮食、护肤法、洗发液的用法、衣服、子宫帽（莫莉已经结婚一年了，卡拉六月份就要结婚）。有时我在她家时，卡拉也过来；她们两个总是谈论洗东西这类事，不是洗毛衣，就是洗内衣或者洗头发。她们会说：“我洗了我的开襟羊毛衫！”“是吗？你是用冷水还是温水？”“温水，不过我觉得没有问题。”“那领子怎么洗的？”我会坐在那里，想我的毛衣有多脏，我的头发油腻腻的，我的文胸变了色，一条带子还用安全别针固定着。我不得不逃离那里，但是当我回到家，我不会去缝文胸吊带，也不会去洗毛衣。我洗的毛衣总是缩水，领子松弛；我知道我没有花心思去做，但是我有一种宿命论的感觉，无论我怎么做，它们注定要缩水或松弛。有时我的确会洗头发，用卷发夹子把它束起来，以免我睡着；事实上我可以花几个小时，偶尔，在镜子前，痛苦地拔眉毛，观察我的侧面，用深色、浅色的粉让脸显得有轮廓，突出漂亮的地方，遮掩不好看的地方，像杂志里介绍的那样。我只是没有持久的耐心，尽管一切，从广告到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到无线电里恐怖的歌曲——我要娶的女孩要像护士一样温柔、粉嫩——都在告诉我，我需要，我必须学习。爱情不是给没有脱毛的人准备的。
至于洗头发：大概这时我开始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关于男性和女性思维习惯的差异，主要和他们的性经验有联系（标题让人觉得它实际上能告诉你更多性方面的东西）。作者是纽约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信徒。他说男性和女性思维模式的差异很容易用坐在公园长椅上看满月的男孩和女孩来说明。男孩想着宇宙，它的广袤和神秘；女孩则在想“我必须洗我的头发”。这篇文章让我极其沮丧，我不得不放下杂志。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不像女孩子一样思维；满月在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提醒我要洗头发。我知道如果把文章拿给母亲看，她会说：“哎，那不过是发狂的男性的废话，说女人没有头脑。”那不能说服我——纽约的心理学家当然知道。像母亲这样的女人是少数，我可以看得出来。还有就是我不想像母亲那样，老是带着处女般的直爽和天真。我想要男人爱我，同时当我看满月的时候，我渴望想象着宇宙。我被困住了，进退两难；似乎我要在没有选择的地方进行选择。我不想再读什么文章了，但又被吸引回来，就像小时候会被吸引到童话故事书中的一幅画前一样：深色的海洋，高耸的鲸鱼；我的眼睛紧张地跳过书页，对这样的断言感到震惊：对于女人，一切都是个人化的；没有任何思想本身对她有意义，而是必须被转变成她个人的经验；在艺术品中，她总是看到自己的生活，或者她的白日梦。最后我把杂志拿到垃圾桶那里，撕成两截，塞了进去，试图忘掉它。后来当我在杂志上读到标题为“女性特质——又恢复了！”的文章，或者给青少年的小测试“你想要做男孩是你的问题吗？”，我会快速翻过去，就像有什么要咬我似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个男孩子。
通过莫莉和卡拉，通过她作为职业女性的新身份，内奥米成了我们两个曾不知其存在的诸伯利生活圈的一部分。这个圈子包括在商店、办公室、两家银行工作的女孩子们，还有一些已婚的，最近辞掉工作的女孩子。没有结婚且没有男朋友的女孩们经常一起去跳舞。去杜伯敦打保龄球。结婚、生小孩时，她们给彼此淋浴（这后来成了一个新习俗，冒犯了一些城里的老太太）。她们彼此的关系中尽管有令人反感的自信，但又被各种各样微妙的礼节所羁绊，表现得谦恭得体。不像在学校；没有野性、卑鄙、吝啬，也没有粗话，但总是有转弯抹角的争执所形成的复杂网络，总是潜伏着某种危机——怀孕、堕胎、抛弃情人——这一切，她们都了解，经常谈论，但又作为秘密保护着，不让城里的其他人知道。她们说的最天真、最给人安慰和讨喜的话很可能意味着别的什么。她们对城里大多数人认为的道德沦丧很宽容，却不能容忍衣着和发型背离潮流，还有人们不切掉三明治的皮这类事情。
一拿到薪水，内奥米就开始做似乎所有女孩子结婚前一直在做的事情。她去逛各种商店，让人家把东西给她留着，她每月付一部分钱。在五金店，她存了一整套锅和壶；在珠宝店，存了一盒银器；在沃克商店，存了毛毯、一套毛巾和两张亚麻床单。都是为了将来结婚开始操持家务用的；这是第一次我知道她在明确地计划什么事情。“你将来也得开始准备了，”她兴奋地说，“不然你拿什么结婚呀，两个盘子和一块旧洗碗布吗？”
星期六下午，她想要我陪她逛商店，付款，看看她未来的财产，像莫莉一样谈论为什么她赞成无水烹饪，还有如何根据每平方英尺中线的数量来判断床单质量。她从未有过的乏味和全神贯注，让我感到大为吃惊和恐惧。仿佛她已经把我远远抛在了后面。她去的地方我不想去，但是看起来她愿意去；事情在按照她的计划进展。而我呢，也可以这样说吗？
星期六下午我真正想做的是待在家里听大都会歌剧。这个习惯是从弗恩·道夫提到我们家来住时开始的，她和我母亲经常听。弗恩·道夫提已经离开诸伯利，去温莎工作了，她偶尔给我们写信，模糊而开心地提到去底特律的夜总会，去赛马，在轻歌剧协会演唱，过得很愉快。内奥米说到她：“那个弗恩·道夫提简直是笑话。”她是站在她新的优越地位这样说的。她和所有其他女孩都确定要嫁人的；没有结婚的老女人，不论是完美的老处女还是谨慎的女冒险家，像弗恩那样的人，都不能期望得到她们的同情。她怎么成了笑话了？我想知道，不顾让她讨厌，但是内奥米对我睁着她浅色、明亮、得意的眼睛，重复道：“一个笑话，她只不过是个笑话！”像一个人在给不知所措的异教徒宣讲不言自明的信条。
母亲不再关注歌剧了。她熟悉了人物和情节，能分辨出著名的唱段；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有时她外出；她还在卖百科全书；已经买过一套的人要被说服买每年的增版。但是她身体不好。一开始，她染上了一连串不常见的病——农场疣，眼睛感染，腺体肿胀，耳鸣，鼻出血，不明原因的可怕的疹子。她不断去看医生。一些症状消除了，可另一些又出现了。关键是精力减退，衰老，没有人希望这样。她的情况不稳定。她偶尔还给报纸写信；她在试图自学天文学。但是有时她会躺在床上，让我给她盖上毛毯。我总是很粗心；她会叫我回去把膝盖处塞好，还有脚底。然后她会用任性的、假装孩子气的声音说：“亲亲妈妈。”我在她前额上干巴巴地、不情愿地吻一下。她的头发已经变得很稀疏了。额头上的白色皮肤显出不健康的痛苦样，我不喜欢。
不管怎样，当我听《拉美莫尔的露琪亚》、《卡门》和《茶花女》时，我更喜欢独自一人。一些音乐片断让我兴奋得无法安静坐着，就在饭厅里走来走去，心里和着无线电的声音一起唱着，抱着双臂，压着胳膊肘。我的眼睛充满泪水。迅速形成的幻象在心里沸腾。我想象一个恋人，暴风骤雨的场面，我们的感情注定惊心动魄。（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像那篇文章说的，女人一贯把艺术品个人化。）性感的屈从。不是屈从于男人，而是屈从于命运、黑暗、死亡。我最喜欢《卡门》的结尾。“让我经过！”我从牙缝里发出这个句子；我颤抖着，想象另一种屈从，甚至比对性的屈从更加诱人，更加令人倾心——对于姿势、形象、自我创造的自我的最终意义的英雄的、爱国者的、卡门的屈从。
歌剧让我饥饿。听完后我去厨房做煎蛋三明治，一大堆苏打饼干和蜂蜜、花生酱、可可、玉米浆、黄糖、椰子和剁碎的核桃，丰富、秘密的令人作呕的混合物，要用勺子才能吃下去。我首先贪婪地大吃一通，使胃口得到了满足，接下来，我的情绪低落下来，就像自慰一样。（自慰。我和内奥米在她妈妈的书里读过，东欧的农民用胡萝卜、日本的妇女用加重的球体自慰，习惯性的自慰者可以从其暗淡的眼神、萎黄的皮肤分辨出来，我们在城里巡视，寻找有这样症状的人，觉得整个事情奇异可笑，令人厌恶——我们发现的关于性的一切似乎更像一个狂欢节，让我们嘲笑或作呕，或者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让我们笑到恶心。不过现在我们根本不再谈论这些了。）有时大吃后我会节食一两天，或用温水喝大剂量泻盐，我想如果我快速冲掉一切，卡路里就不会留下。我没有真的发胖，只是丰满了，结实了，我喜欢读细致、色情地描写女主角大致体形的书，对总是把理想女人写成苗条身材感到担心；为了安慰自己，我会给自己朗读诗句，“大而光滑，肢体结实硬朗的情妇”。我喜欢那样；我喜欢“情妇”这个词，脂粉气的一个词，有一种仪式性；情妇不应该太苗条。我喜欢看百科全书艺术增刊里塞尚的《浴女》，然后照镜子看自己的裸体。但是我的大腿内侧会颤抖，仿佛透明袋子里的松软干酪。
这时节，内奥米在四处搜寻，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一个叫伯特·马修斯的人，未婚，二十八九岁，焦虑而和气的脸，头发像一顶羊毛帽子，从有皱纹的头皮上向后推去，经常到乳品店的办公室来。他是家禽检查员。内奥米反感地告诉我他对莫莉和卡拉说的话。他总是问莫莉有没有怀孕，偷偷进来看她肚子的侧面，给将要去度蜜月的卡拉提建议。他把内奥米叫作“黄油馅饼”。他在街上看见她就会按喇叭，把车速慢下来，她会转过头说：“哦，上帝呀，救救我，别让那个白痴缠着我！”她会朝橱窗上自己的影子恍惚地皱眉。
伯特·马修斯打十块钱的赌，说她不会被允许去同性恋舞会上与他见面。内奥米真的想去。她说是为了十块钱，并且想让他看到她敢去。她妈妈确实不会同意，但是她出城护理病人去了。内奥米也不必担心她爸爸。“他，”她总是说，“他老了。”她似乎喜欢这个词的客观超然的发音。他在自己房间里埋头看《圣经》和宗教文学，把寓言书分类。
内奥米想要我和她一起去，在她家过夜，告诉我母亲说我们去莱森戏院。我感觉别无选择，不是因为内奥米要我去，而是因为我特别憎恨和害怕同性恋舞厅。
同性恋舞厅在城北半英里处，高速公路上。覆盖着巧克力色的仿制原木，窗子没有玻璃，宽宽的百叶窗白天紧紧关着，舞会时才打开。母亲和我开车路过时，她会说：“啊，看看所多玛和蛾摩拉！”她指的是长老会教堂劝诫的布道，把同性恋舞厅比喻成那些罪恶之地，并预言了类似的命运。当时母亲指出这种比喻不合逻辑，因为所多玛和蛾摩拉行的是非自然的行为。（她对弗恩·道夫提惬意而神秘地解释说：“那么，自然还是非自然，不是要看情况而定吗？”）母亲所处的位置很不舒服；原则上她嘲笑长老会教堂的立场，但是同性恋舞厅的情况又让她深有感触，我看得出，就像长老会教友那样，她感到同样的冷漠荒凉。我和她看法相同——那昏暗的窗子，坑洼肮脏的地面，完全是一个黑暗而充斥传闻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在后面的松树林里，到处乱扔着法国避孕套。
星期五晚上，我们走上高速公路，穿着花色休闲裙。我已经尽力了，我洗了澡，刮了毛，喷了除体味剂，还盘了头发。我穿着布衬裙，大腿部分坚硬粗糙，长型的胸罩本打算让腰部收紧，结果露出的部分反而更加突出，我不得不扎上塑料皮带。我把皮带拉到二十五英寸，皮带下面不断地出汗。我用米色粉底把脸和脖子都涂了；我的嘴也很红，厚厚的一层，就像蛋糕上的糖霜花。我的凉鞋踩在路边的石子上。内奥米穿着高跟鞋。现在是六月，空气温暖而轻柔，有昆虫的鸣叫和振动，黑色松树背后的天空像桃子皮一般，世界可真令人享受，如果不用去舞会多好。
内奥米走在我前面，我们经过没有铺砌的凹凸不平的停车场，走上一个黄色小灯泡照亮的台阶。即使她像我一样害怕，她也不会表现出来。我眼睛盯着她趾高气扬的高跟鞋，饼干一样苍白的、肌肉发达的、故意露出来的光腿。男人和男孩在台阶周围晃来晃去。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也没有看。我只看见他们的烟头、皮带扣、黑暗中闪烁的酒瓶。我努力封闭自己的听觉，就像屏住呼吸一样，想忽略他们说出的轻柔、随便、肯定是轻鄙而恐怖的话。我一贯的自信心哪去了——先前那种对幽默感和优越感的虚假信心？一点儿都没剩下，完全消失了；我会怀旧和怀疑地想象我曾经是怎样的勇敢，比如对张伯伦先生。
一个胖老女人在我们手上印了紫墨水。
内奥米立即朝站在舞台边的伯特·马修斯走过去。“啊，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她说，“是你妈妈让你出来的吗？”
伯特·马修斯拉着她去跳舞。人们在一座两英尺高的木头平台上跳舞，栏杆上缠绕着彩灯，角落里的四根柱子和两条对角线上也装饰着彩灯，让平台看起来像点亮的轮船，漂浮在土地和锯木屑地板上。除了这些灯，以及从卖热狗、汉堡包、软饮料和咖啡的厨房窗户中射出来的光，整个地方都是黑的。人们在昏暗中成团地聚在一起，脚下是潮湿的锯末，发出泼洒的饮料的霉味儿。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把纸杯伸过来。我想他一定是把我错当成别人了，我摇摇头。然后又后悔没接。他也许会待在我旁边请我跳舞。
跳了两圈，内奥米回来了，带来伯特·马修斯和另外一个男人，瘦削，狡诈，红脸，红头发。他头向前倾站着，长长的身体弯曲得像个逗号。他没有邀请我，而是在音乐响起时拉着我的手，把我拖上平台。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是个时髦的、有创意的跳舞高手，不断地把我抛出又用力拉回，旋转，跳跃，打着响指，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毫无笑容，表情严肃，好像还带着敌意。我不但要努力跟上他的步伐，还要辛苦地听明白他的话，因为他还在讲话，趁着舞蹈难以预料的简短空隙，我们靠近彼此的时候。他有荷兰口音，并不纯正。现在荷兰移民已经买下了诸伯利周围的几间农场，当地的笑话和妙语警句里经常出现他们温和而天真的口音。“无拘无束地跳。”他说，用了一个口头禅，恳求地对我翻动着眼球。我不懂他的意思；我当然是在和他跳舞，或者是他自己在跳，像任何人一样无拘无束？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这一类；我听到那些单词，但是弄不明白它们的意思；也许他只是在开玩笑，不过他脸上一直没有一丝笑容。他只是古怪滑稽地翻动着眼球，冷漠忧郁地把我叫作“小可爱”，好像我完全成了另外一种人；我只想弄清楚，他认为和自己在跳舞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并且假装成为她——一个矮小伶俐、善于调情的女人，但是我所做的一切，我的每个动作，我试图去看他时的每一个表情都不够及时；他早就该继续去找别人跳了。
我们一直跳到乐队休息，我高兴舞曲结束了，高兴他没有离开我；我本来还一直担心他会发觉我是多么不适合，而继续找别人。他把我拉下平台，拉到厨房窗子那边，拨开人群，买了两杯姜汁饮料。
“喝点儿吧。”他命令道，放弃了他的荷兰口音，听起来有些疲惫。我喝了一些。“两杯都喝掉，”他说，“我从来不喝姜汁饮料。”我们这时正在地上移动。我可以看清楚一些面目，我看见一些熟人，对他们微笑，尝试为在这里感到自豪，自豪有一个男人在我身边。我们走到内奥米和伯特那边，伯特拿出一瓶威士忌说：“来吧，伙计，我给你们倒点儿吧？”他往我们两个的杯子里倒了一些。内奥米对我笑笑，眼睛像玻璃一样，就像游泳的人刚从水里出来。我感到温暖，口干。三四口就喝光了我的黑麦威士忌酒加姜汁。
“天哪。”伯特赞叹道。
“她喝得像鱼一样。”内奥米说，对我很满意。
“那么她不需要姜汁了。”伯特说，给我倒满。我喝下去，想要提高我的新声望，并不在意味道如何。伯特开始抱怨说他不想再跳舞了。他说他的背支持不住了。和我一起的人——当时或者是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克里夫——发出令人吃惊的、机枪般的咯咯笑声，用拳头捶着伯特的皮带扣。
“你的背怎么会疼呀，哦，你的背为什么不行了？”
“我只是躺在那儿，警官，”伯特用高而哀怨的音调说，“她过来坐在我身上，我能怎么办呢？”
“别这么下流。”内奥米愉快地说。
“什么是下流？我说了什么了？你想帮我按摩背吗，甜心？内奥米，给我按摩背吗？”
“我才不管你的无聊的背呢，去买膏油吧。”
“你给我涂吗，啊——”他的鼻子在内奥米的头发上嗅着，“帮我涂好吗？”
彩灯变得模糊，像弹力橡皮筋上下跳动。人们的脸颊微微变宽，好像映在弧形的光滑表面上；头看起来也似乎大了许多，和身体不成比例；我想象他们——虽然我并没有真正看见他们——脱离了身体，飘浮在看不见的托盘上。这是我醉酒所致，意识不清。我正迷醉的时候，克里夫去买了热狗，用纸餐巾包着，还有一箱姜汁，我们都离开了舞厅。我和克里夫坐到车的后座上。他用胳膊搂着我，粗暴地搔着我全副武装的腰。我们似乎飞快地在高速路上行驶，伯特和克里夫在唱歌，用假声互相配合：“我不在乎太阳不照耀，夜晚我献出我的爱。”车窗都摇下来，风和星星闪过。我感到开心。我不再对任何事情负责。我醉了，我想。我们到了诸伯利。我看到主街的建筑，它们似乎在启示我，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活跃和快乐。我忘记了克里夫。他俯身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把他巨大、潮湿、冰凉、弯曲的舌头塞进我的嘴里，就像一块洗碗布。
我们在布伦瑞克旅馆停下来。
“我住在这里，”伯特说，“这是我的欢乐之家。”
“我们不能进去，”内奥米说，“他们不准你带女孩子进房间。”
“等着瞧吧。”
我们从一个后门进入旅馆，上了楼梯，走过一段走廊，尽头有一个装红色液体的气泡形状的容器，对我现在的状态来说显得漂亮极了。我们进了一间卧室，彼此分开，坐在突然炽热起来的灯光下。伯特坐着，后来是躺在床上。内奥米坐在椅子上，我坐在破旧的膝垫上，我们的裙子体面地展开。克里夫坐在冷的暖气片上，但是又起来去修理纱窗，给我们倒了威士忌，和他买的姜汁混在一起。我们吃了热狗。我知道停下车进来是个错误。我的快乐情绪渐渐消逝了，虽然我又喝了许多，希望那种感觉会回来，我只觉得膨胀发热，身体麻木，尤其是手指和脚趾。
克里夫敏锐尖声地对我说：“你相信女人有平等的权利吗？”
“是的。”我努力恢复神志，鼓起勇气，感到一种责任，希望讨论这个话题。
“你也相信对女人的死刑吗？”
“我不相信死刑。不过如果要有的话，是的，对女人。”
他又像发射子弹般问：“你相信女人应该像男人一样被绞死吗？”
我闷闷地大声笑着。我的责任感又回来了。
于是，伯特和克里夫开始讲笑话了。每一个开头都很严肃，持续一段时间，像引发思考或有教育意义的奇闻趣事，所以你要始终保持警觉，到了该笑的时候，不要被留下来愚蠢地张着嘴。我担心如果没有立即笑起来，就会给人以我太天真无知、听不懂笑话的印象，或让人觉得我受了冒犯。许多这样的笑话都和第一个一样，我或内奥米有必要提供直接线索以及进行的方式，避免让自己感觉愚蠢，被迫以不情愿的、恼怒但仍可忍受的方式做出回应，眯着眼睛、微露笑容跟随故事情节，好像知道接下来会出现什么。谈笑之间，伯特对内奥米说：“和我到床上去。”
“不用了，谢谢。我在这里很好。”她不再喝酒，往旅馆的杯子里弹着烟灰。
“你对床有什么反感吗？在那里你可以变得更有精神头儿。”
“那么就去精神精神吧。”
克里夫一直不安静。他在屋子里跳来跳去，练习拳击，举例说着他的笑话，向床上的伯特冲去，直到后来伯特也跳了起来，他们假装在打架，互相靠近出拳，屈膝弹跳，大笑。内奥米和我不得不把脚缩回来。
“一对白痴。”内奥米说。
伯特和克里夫打完后把胳膊搭在彼此的肩膀上，正襟危坐地面对我们，就像是台上武打表演结束那样。
“从你的装束上看你一定是牛仔——”伯特说。克里夫唱着回答：“我看你的穿着也像牛仔——”
“你可以看出来我们都是牛仔——”
“嘿，拉斯特斯。”伯特毛骨悚然地说。
“啊？”
“你四岁还是五岁？”
“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四岁还是五岁。”
“嘿，拉斯特斯？你了解女人吗？”
“不，不了解。”
“你四岁。”
我们笑了，但是内奥米说：“那是模仿杜伯敦的金石门化装黑人乐队演出，我以前听说过。”
“我要去洗手间。”我说着站起来。我一定是还醉着。一般我不会当着男人面这样说。
“我批准你去。”伯特宽容地说。“你去吧。你获准离开房间。走过大厅，到上面写着——”他仔细盯着我看，然后把脸伸过来，几乎触到我的胸部——“啊，我现在看见了——女厕所。”
我找到了厕所，使用时没有关门，后来才想起来。向回走的时候，我看见那个装红色液体的气泡，和那边走廊尽头的一盏灯。我朝它走去，经过伯特的房间。过了灯有一扇门，因为这个夜晚很暖和，门开着，是防火应急出口。我们在旅馆的三楼或者顶楼。我迈步出去，绊了一下，几乎翻过栏杆，然后回到原位，弯腰费力地脱下凉鞋，我责怪它们害得我绊倒。我一路走下楼梯。离地面大约有六英尺的距离。我先把鞋扔下去，自忖想到这一点很聪明。然后坐在最下一层台阶上，尽可能矮下身，然后跳下去，落到旅馆和无线电台之间小路的地上。穿上鞋，我困惑了；我本来是想回到房间的。我想不起现在该去哪里。我完全忘了河水街的房子，还想着我们是住在弗莱兹路呢。最后我记起了内奥米家的房子；仔细计划一番，我想我会到达那里。
我沿着布伦瑞克旅馆的外墙走，不时磕碰在砖上，从旅馆后面出来，再沿着对角街走——先走错了方向，不得不转回来——径直过主街，太晚了，街道两边都没有车了。朦胧的月光下看不清邮电局钟上的时间。一走下主街，我决定在草地上走，经过人们的前院，因为人行道太硬了。我又脱下了鞋子。我想我必须把我的发现告诉大家，人行道硌脚而草地很柔软。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想到呢？我来到曼森街内奥米家，忘记了我们没有锁后门，走到前门的台阶上，试图开门，打不开，锁着，开始我还保持着礼貌，然后越来越大声。我想内奥米一定在里面，会听见，来给我开门。
没有灯亮起来，但是门的确开了。内奥米的爸爸穿着睡衣，光着腿，灰白的头发在大厅的黑暗中发着光，像复活的尸体。我说：“内奥米——”这时我想起来她在哪儿了。转身踉跄着走下台阶，朝河水街走，现在我也想起了河水街。然后我越发谨慎，躺在门廊的秋千上睡着了，卷入深深的光和暗影的旋涡中，无助，打着散发热狗气味的嗝。
内奥米的爸爸没有回去睡觉。他坐在厨房的黑暗中，直到内奥米回家，然后用皮带抽她的胳膊、腿、手，一顿乱打。他让她跪在厨房的地板上，向上帝发誓，说她绝不再喝酒了。
至于我，黎明醒来时，冻得发抖，恶心，周身疼痛，及时离开门廊，在房子侧面的一片牛蒡中呕吐。后门一直开着。我把脸和头发伸到厨房的洗手池里，试图去掉威士忌的气味，安全地爬到床上。等母亲醒来我告诉她，我在内奥米家病了，夜里回来的。一整天我都躺着，头疼得像被重重击打过，胃里翻江倒海，异常虚弱，有一种挫败和放松感。我感觉被幼稚的东西救赎了——我的旧斯佳丽·奥哈拉灯，固定我那带点的柔软窗帘的蓝白色金属花。我读《夏绿蒂·勃朗特的一生》。
透过窗子，我可以看见铁轨那边低低的草坪，六月的草呈紫色。我可以看到一点儿瓦瓦那什河，水位还相当高，还有银色的柳树。我梦想着十九世纪的生活：散步、学习、正直的品行、礼节、少女时代、平和宁静。
内奥米来到我的房间，粗暴地低语：“天哪，我真恨不得杀了你，你怎么可以就那样一走了之。”
“我不舒服。”
“不舒服个头啊。你以为你是谁？你知道克里夫不是个白痴。他有好工作。他是保险金理算员。你想和什么人交往？高中生是不是？”
然后她给我看鞭痕，说了她爸爸是怎么对付她的。
“如果你和我一起回家，他很可能后悔那样做。不然他怎么知道我出去了？”
我没有说。他也没有。也许他搞错了，认为我是某种幽灵幻象。内奥米第二个周末又和伯特·马修斯出去了。她不在乎。
“他可以打我，直到他气得脸色发青，说不出话来。我要过正常的生活。”
什么是正常的生活？那就是乳品店办公室女孩的生活：淋浴，亚麻布品，壶，锅，银器，复杂的女性秩序；然后翻转过来，另一面是同性恋舞厅，夜里在黑路上醉酒驾驶，听男人的笑话，忍受并谨慎地和男人战斗，抓住他们，抓住——生活的这一面没有另一面就不能存在，通过经历和习惯两种状况，一个女孩把自己置于通向婚姻的路上。没有别的方式。我做不到。不能。最好做夏绿蒂·勃朗特。
“起来穿好衣服跟我下来。对你有好处。”
“我感觉太虚弱了。”
“你长大了。你想干什么，剩下的一辈子都趴在洞里吗？”
我们的友谊从那天开始渐渐消失了。我们不再去对方的家。我们第二年冬天会在街上遇见，她穿着新的毛边外衣，而我还是抱着一大叠课本，她会提到她最近的生活。通常她是和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出去，某个来自波特菲尔德、蓝河或杜伯敦的人。她很快就甩掉了伯特·马修斯。原来，他的角色只是带着年轻的女孩第一次出去；他只追求没有经验的那种，虽然并不真的打扰她们，或让她们有麻烦，尽管他爱讲话。克里夫出了车祸，她告诉我，一条腿膝盖以下截肢。“难怪他们都像鱼一样喝酒，像傻瓜一样开车。”她说，语气里带着母性的纵容，甚至骄傲感，仿佛像鱼一样喝酒，像傻瓜一样开车还是恰当的行为，可叹但是必要。过了一阵，她不再向我汇报最新的进展。我们在诸伯利城里见到时只是打打招呼。我感觉她已经远离了我，置身于那个我模糊而担心地认为是真实的世界，而我则置身于学校所教授的各种各样遥远且无用的、特别的知识里，也远离了她。
我在学校得了A等成绩。我从来不满足。一旦拖回家一个A，就开始考虑下一个。它们似乎是有形的，铁一样沉重。我让它们堆在身边，像防护屏一样，如果我失去一个，就会感觉到危险的缺口。
高中大厅里，那些在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行动中死掉的学生的光荣榜周围挂着木屏，每年级一个；里面插着小小的银质姓名标牌，是每年分数最高的学生的，直到他们消失在工作中，或者做了妈妈。我的名字也在那里，虽然不是每年都有。有时杰里·斯多利会超过我。他的智商是诸伯利高中有史以来或瓦瓦那什郡所有高中里最高的。我唯一能排在他前面的原因是，他埋头于理科，让他有时不耐烦于他所说的“需要记忆的”科目（法语和历史），还有英国文学，他似乎焦躁地认为那是某种人身侮辱。
杰里·斯多利和我一起游逛。我们在大厅里交谈。我们渐渐开发了一个词汇游戏，主题范围是别人都不懂的。我们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小小的滚筒油印的几乎辨认不出的校报上。大家似乎都认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儿；我们被半宽容半轻蔑地称作“智囊团”或“神童”，杰里比我更懂得如何忍受他们。我们因为被配成一对儿感到很伤心，就像动物园里某种奇异物种的仅有成员，憎恨人们认为我们相像，因为我们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杰里比我古怪畸形一千倍，也没有我有魅力，很显然他认为把我的头脑和他的归为一类是由于没有鉴别区分的能力，就像是说托斯卡尼尼和地方乐队指挥同样有天赋一样。当我们讨论未来时，他坦率地告诉我，我所拥有的是一流的记忆力，对于语言，女性通常具有天赋，而女性逻辑推理相对要弱，几乎没有抽象思维的能力。他说，我比诸伯利大多数人聪明得多，这并不应该让我盲目，因为事实上我很快会在外界的智力竞争中达到极限。（他严肃地补充：“我也是同样，我总是力争保持希望。我在诸伯利高中看起来不错，在麻省理工学院呢？”谈到他的未来，他充满远大的抱负，但谨慎地以讽刺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以冷静的自我警告的方式搪塞开。）
我像个士兵一样对待他的判断，因为我不相信。也就是说，我知道他的话都是真的，但是我仍然感到足够强大，在我认为他看不到的领域，他判断的方式到达不了的地方。我不赞赏他的思维技巧，因为人只能赞赏和自己相似但要强大一些的能力。他的头脑对我来说仿佛一个马戏团帐篷，充满灰暗的设施，当我不在的时候，他在上面的特技表演炫耀而枯燥。我小心不让他发现我的想法。显然他忠实地告诉了我他对我的看法；我不想这样对他。为什么？因为我对他的感觉就像女人对男人的感觉一样，一种温柔、膨胀、专制、荒诞的感觉；我永远不会冒险干预它；我对他隐藏了我近乎轻蔑的冷漠。我觉得我很有策略，甚至很好心；我从不认为自己骄傲。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我们去学校舞会，跳得很糟糕，自我意识强烈，彼此激怒，高中生恋人的伪装让我们羞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利用这种身份，直到我们发现摆脱这种局面的方式是以之取乐。戏仿和自我解嘲是我们的救赎之道。我们尽可能开心，安然，有时残忍，同志一般，而不是像一对结婚十八年的夫妻。他叫我茄子，因为我有一件可怕的酒红色平纹皱丝裙，是用弗恩留下的裙子改的。（我们一下子变穷了，战后的银狐生意不好。）母亲改裙子的时候，我希望改出的效果会令人满意，让我宽大的臀部看起来有诱人的光泽，就像吉尔达广告上的丽塔·海华斯裙子；我穿上时试图告诉自己是这样的，但是杰里做了个鬼脸，夸张地笑着，用尖厉开心的声音说：“茄子！”我立刻知道了真相。我也试图马上和他一样觉得好笑，这几乎奏了效。在街上我们继续即兴乱编。
“参加昨天晚上的诸伯利群星冬天舞会的有杰里·斯多利三世，优秀的化肥家族的子孙，还有精致敏感的黛尔·乔丹小姐，银狐帝国的继承人，他们独特得无法形容的舞蹈风格让所有倾慕者惊叹不已——”
我们去看的很多电影都是战争题材，战争是在我们开始上高中的前一年结束的。之后我们去海因斯饭店，而不是蓝猫头鹰，因为高中的其他人都会去那里，去玩投币式自动电唱机和钉球机。我们喝咖啡，抽薄荷醇烟。在每排座位间有高的深色木隔断，上面有黑金玻璃排气窗。杰里谈论战争，把纸餐巾折叠成几何形状，包在勺子上，又撕成飘舞的条带。他给我描述巴丹死亡行军，日本监狱营里的酷刑，东京的轰炸，德累斯顿的毁灭；他一连串说了那么多暴行，还有歼敌的数字。全无抗议之意，而是带着一种有节制的兴奋，奇怪的持续的享受感。然后他会给我讲现在美国人和俄罗斯人正在开发的武器；他把它们的杀伤力描述成不可避免，巨大无比，宇宙本身的力量都不能与之匹敌。
“生物战争——重新引进腹股沟淋巴结鼠疫——他们在制造没有解药的疾病，储藏起来。神经性毒气——通过半弱智药物控制全部人类——”
他确信会有另一场战争，我们都会被消灭。在他那博学男孩的眼镜后面，显示出一副心甘情愿而又执拗的样子，他期待着巨大奇异的灾难。很快，我以惯常的恐惧、踌躇的女性理智做出了答复，这激发他走向了极端，把一切描述得更加恐怖，挑战我的理智。这轻而易举。他接触到了真实的世界，他知道原子是怎么分裂的。我接触的唯一世界是我用书籍创造的，只对我来说是独特的、滋养的。但是我坚持着；我感到厌倦和气愤，我说好吧，假设这是真的，你为什么早上还要起来去上学？如果都是真的，你为什么还打算做伟大的科学家？
“如果世界完结了，如果没有希望了，为什么你还要什么都做？”
“我还有时间获诺贝尔奖。”他玩世不恭地说，想逗我开心。
“十年以后？”
“就二十年吧。大多数伟大的突破都是男人三十五岁以前做出的。”
说过这类话之后他总会喃喃低语：“你知道我在开玩笑。”他是说诺贝尔奖，不是战争。我们逃脱不了诸伯利的信条——吹嘘或对自己有过高的期望会招致超自然的危险。但是真正把我们拉近和绑在一起的正是这些希望，我们对彼此既否认又承认，既讥笑又尊重。
星期天下午，我们喜欢长途散步，从我家后面开始，沿着铁路线走。我们会走到瓦瓦那什河湾栈桥，然后返回。我们谈论安乐死、遗传控制群体、是否有灵魂、宇宙是否最终是可知的。我们没有达成任何一致的看法。开始我们在秋天散步，接着是冬天。在暴风雪中，低着头争辩，手插在口袋里，细腻刺骨的雪打在我们脸上。争辩累了，我们会把手拿出来，伸开双臂保持平衡，试图在铁轨上走。杰里的腿又长又瘦，小脑袋，鬈发，圆而明亮的眼睛。他戴方格呢帽、羊毛边耳罩，我记得他从六年级就一直戴着。
我记得我过去像别人一样嘲笑他。我有时仍然羞于被内奥米之类的人看见和他在一起。但是我现在认为，在他循规蹈矩接受在诸伯利的角色的方式中，有一种值得敬佩的东西，一种奇异而无情的优雅。他的必要的、令人满足的荒诞，带着宿命甚至勇敢的色彩，是我永远无法达到的。这就是他出现在舞会上带着的精神，僵直地带我舞过变化莫测的数英里的地板，在每年必须参加的棒球赛上，他无用地对着球晃来晃去，和军校学生一起行军。他不想假装成普通男生，但却做着普通男生做的事情，知道他的表现永远不会被接受，人们总是会嘲笑他。他不愿意变成别的样子，他表里如一。而我，我的自然边界要更为模糊，尽可能地吸收保护色。我开始明白也许像杰里这样生活会悠闲自得。
他违背我的意愿，到我家来吃晚饭。我憎恨带他见母亲，担心她会兴奋，试图过分表现自己，因为他有聪明的名声。她的确是这样，她试图让他解释相对论——点头，鼓励，用会意的伶俐的叫声欣然接受。他的解释不合逻辑。我挑剔饭菜，有同伴时我经常这样；肉似乎做得过火了，马铃薯有点儿硬，罐装豆太凉了。父亲和欧文从弗莱兹路过来，因为那天是星期日。欧文现在全部时间都住在弗莱兹路，养成了粗俗的习惯。杰里谈话时，欧文大声地咀嚼，直视父亲，简单，无知，带着男子汉的轻蔑。父亲不回应这些表情，很少说话，也许被母亲的热情弄得有些难为情，也许他觉得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已足够热情了。我生每一个人的气。我知道他对欧文和父亲也同样生气——虽然他不会表现出来，那是他知道的看待事物的唯一方式——杰里是个怪胎，游离于男人的世界之外；他知道什么没有关系。我觉得他们太笨了，看不出他的力量。对于他来说，我的家人是大众的一部分，甚至不值得对他们解释；他没有认识到他们也具有力量。大家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人们以为问几个问题就能明白什么，不去了解基本原理，这真让我觉得好笑。”
“那就笑吧，”我酸溜溜地说，“我希望你开心。”
但是母亲对他很有好感，从那以后总是盼着他来，问他对实验室创造的生命或机器代替人类的看法。我可以理解她一通兴奋的问题让他有多么困惑和沮丧。这不就是我的感觉吗？当他自己从我的一堆书顶上拿起《天使，望故乡》——我准备拿回图书馆的——打开，用单调迷惑的音调读着：“一块石头，一片叶子，一扇门——啊，迷失，在忧郁的风中，幽灵——”我抢过书来，好像它有危险一样。“那是什么意思？”他理智地说，“在我听来很无聊。给我解释解释。我想听听。”
“他特别害羞，”母亲说，“他是优秀的男生，不过他应该学习更好地表达自己。”
在他家吃饭要轻松一些。他妈妈是寡妇，死去的爸爸是老师。他是独子。她在高中做秘书，我早就认识她。他们住在对角街一间拼连住宅里。擦碗巾折叠烫好，像高档的亚麻手绢，放在柠檬香的抽屉里。甜品我们吃三色模子果冻布丁，像在清真寺里，有很多罐装水果。晚饭后杰里去前屋钻研每星期邮寄来的象棋问题（这是我所指的他让人印象深刻的循规蹈矩的一个例子），他关了玻璃门，这样我们的谈话就不会干扰他。我擦干了盘子。杰里的妈妈和我谈论他的智力。她说话的样子仿佛那是某种稀有物体——一个考古发现，也许，非常有价值，非常恐怖，她一直包裹起来保存在抽屉里的东西。
“你也很聪明，”她确定地说（学校里所有档案记录她都知道，事实上是由她保管的），“不过你了解杰里的智商，是百里挑一的。想想这不是很奇妙吗？我是他妈妈，多么大的责任呀！”
我同意。
“他会在大学待很多年。要拿博士学位。然后还要继续，博士后，我不知道一共要多少年呢。”
听到她严肃的声调，我以为她可能要谈到费用了。
“那么你们一定不能有麻烦，你知道，”她实际地说，“杰里不能结婚。我不允许。我看到有的年轻人因为女孩子怀孕被迫牺牲前途。我觉得这不对。你和我在学校都见过，你知道我是指谁。强制婚姻。这是诸伯利的风格。我不赞成。我从来都不赞成。我不同意这是男孩子的责任，他不应该牺牲事业。你说呢？”
“不应该。”
“我知道你不会那样。你非常聪明。你有子宫帽吗？”她说得很快。
“没有。”我麻木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上呢？我知道你们现在年轻的女孩子。贞操是过去的事情了。不管它了。我没说我同意或不同意，但是时光无法倒流，是吧？你母亲应该带你去上。如果我有女儿，我会这么做的。”
她比我矮得多，是个丰满伶俐的小女人。她的头发蓬松，呈黄郁金香色，发根灰白。她总是戴着耳环、胸针、项链，颜色鲜亮，协调，有创意。她还抽烟，也允许杰里在家里抽烟；事实上他们总是像老朋友和夫妻那样争吵哪根烟是谁的。我原来就预料到她的思想会很新潮，虽然知识上不像我母亲那么新——谁是呢？——但对一般事物上要新潮得多。但是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低头看她灰白色的发根，想着她说的要母亲带我去上子宫帽的事，我想到母亲，她公开游说提倡控制人口，但是从来没有想到需要和我谈论一下这个问题，她确信女性——有知识的女性——不会屈从于性，除非需要。我更喜欢那样。这种方式比杰里妈妈荒谬的接受性和不得体的实用性更适合于一个母亲。我认为一个母亲提到女生和自己儿子的亲密行为是很唐突冒犯的。想到和杰里·斯多利亲近本身就令人讨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偶尔发生。
为什么不喜欢？真是奇怪的事。谈话结束后，我们心情沉重。我们的手潮湿地握在一起，毫无疑问，我们都在想，要握多久才算是符合体面和礼节。我们的身体贴在一起，并非不愿意，但也没有什么愉快的感觉，像两袋潮湿的沙子。我们的嘴张开，对着彼此，就像我们读过和听说过的那样，但是我们的嘴唇冰冷，舌头粗糙，像两块不协调的肉。每当杰里把注意力转向我——这种特别的注意——我就会被激怒，却不明白为什么。但我最后还是抱怨地屈从了。我们互为通向对方所发现之事的唯一途径。
好奇可以让这种情况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他妈妈的前屋——她出去参加东方之星的会议——杰里叫我脱掉衣服。
“为什么要我脱衣服？”
“难道不是很有教育意义吗？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真的裸体女人。”
这个主意并不是没有吸引力。“裸体女人”这个词让我隐隐地感到满足，好像成了财富的施与者。另外，我认为我的身体比我的脸要好看，我不穿衣服比穿了好看；我常想对什么人炫耀它。我曾经希望——更准确地说，我对某种可能性充满好奇——如果有了更进一步的亲密，我对杰里的感觉可能会改变，我可能会接受他。难道我不了解欲望吗？我处在陈腐的婚姻般的状况里，试图把没有动力的折磨引向可资利用的身体。
我不会在前屋脱。争辩拖延了一阵，他说我们可以上楼，到他的房间去。走上楼梯的时候我感觉到热望的刺痛，仿佛我们还是七八岁，要去什么地方拉下我们的裤子。放下他屋子的窗帘时，杰里把桌子上的台灯碰掉了，我几乎转身跑下楼去。在这样的时刻，没有什么比笨拙的动作更能让一切恢复原状，除非你们碰巧是坠入了爱河。不过，我决定保持幽默。我帮他捡起台灯，把灯罩摆好，也不憎恨他，甚至打开灯看有没有摔坏。然后我转身，脱掉了所有的衣服——他没有动也没有摸我，我很开心——躺在床上。
我感觉荒诞，眩晕。
他站在床边，低头看着我，吃惊地现出有点儿滑稽的表情。难道他觉得我的身体不合适，不可利用吗，就像我对他的身体的感觉一样？他想把我变成某种顺从的女生，怀着没有被自我意识变得复杂的欲望，一个并非敏于应答、掌握大量词汇、对宇宙秩序有兴趣的女生，只是准备拥抱他的女生？我们都咯咯地笑了。他把手指放到我的一只乳头上，好像是试探有没有刺。
有时我们用方言模仿喜剧连环漫画《弹簧单高跷》里的对话：
“你的身材很美。”
“你看我所有的器官位置都对吧？”
“啊，是的，我得拿出手册查一查。”
“你不会认为有第三个乳房吧？”
“不是所有女人都有三个乳房吗？你真是孤陋寡闻哪。”
“老天爷，你真的有——”
“嘘——”
我们听见他妈妈在外面的声音，和开车送她回来的人说再见。车门关上了。不是东方之星会议比平时提早结束了，就是我们争辩了太久才上楼。
杰里把我拉下床，拖出房间，我还试图抓起我的衣服。“衣橱，”我小声对他说，“我可以躲——衣橱——穿上衣服！”
“闭嘴。”他悄悄恳求着，恼怒得几乎要哭出来了。“别说话，别说话。”他脸色苍白，颤抖着，但还很有力气，这就是杰里·斯多利。我挣扎着，往回拽，抗议，仍然试图说服他我得穿上衣服。他把我向前拉着，从后楼梯下去。打开地下室的门时，他妈妈也刚好打开前门——我听见她欢快的叫声：“没有人在家吗？”——他把我推进去，插上了门闩。
我独自在地下室楼梯上，被锁着，光着身子。
他开了灯，让我看清方向，然后又快速关上。这没有什么用处。反而让地下室显得更黑了。我小心地坐在楼梯上，能感觉到光着的屁股下面那冰冷粗糙的木头，我试图想出任何可能的逃脱方法。一旦适应了黑暗也许我能找到窗子，用力打开，但是那有什么用，我什么都没有穿啊。或许我可以找到破旧的窗帘或一片油布，把自己裹起来，可是我怎么能那样回到我自己的房间？我怎么能穿过诸伯利城，穿过主街，在夜里不到十点的时候？
也许要等他妈妈睡了，杰里才会来放我出去。他来时，如果他来，我会杀了他。
我听见他们，杰里和他妈妈，在前屋谈话，然后是在厨房。“想睡个美容觉吗？”我听见他妈妈说，然后笑着——我想这是不怀好意的笑。他对他妈妈直呼其名，叫她格里塔。多造作，多不健康，我想着。我听见壶和杯子的哗哗声。夜宵喝一杯可可，吃烤葡萄干面包。而我被锁在地下室，寒冷地光着身子。杰里和他的智商。他的理智和他的愚钝。如果他妈妈那么新潮，知道现在没有哪个女孩子是处女，为什么我还要被推到这里？我憎恨他们。我想到要敲门。那是他罪有应得。告诉他妈妈我想要逼他结婚。
我的眼睛有点儿适应了黑暗，这时我听到嗖的一声，楼梯上的一个盖子关了。我正朝着那个方向，看见一个罐子样的东西从地下室的天花板伸出来。那是一个衣服滑槽，一个浅颜色的东西飞出来，沉闷地降落在水泥地上。我爬下楼梯，经过冰冷的水泥地面，祈祷着那是我的衣服，而不是一包杰里的妈妈扔下来要洗的脏衣服。
是我的上衣、毛衣、裙子、裤子、胸罩和长筒袜，还有挂在楼下衣橱里的夹克，都包在我的鞋上，所以才有刚才砰然跌落的声音。除了我的吊袜带，其他东西都齐了。没有吊袜带，我无法穿上长筒袜，就团起来塞进胸罩里。现在我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我看见洗衣盆和上面的窗子。窗子在底部用钩子挂着。我爬上洗衣盆，打开钩子，爬了出去，穿过雪地。厨房的收音机开着，也许是为了盖住我的动静，也许只是要听十点钟的新闻。
我光着腿穿过寒冷的大街跑回家。现在想到自己光着身子躺在那张床上我就怒火中烧。除了杰里没有人那样看过我，咯咯地笑着，惊恐，带着口音讲话。那是我要收回我的献礼的人。我永远找不到真正的爱人了。
第二天在学校，杰里走过来，拿着一个棕色纸袋。
“对不起，女士，”他用《弹簧单高跷》里的方言轻声说，“我想这是您的一件私人物品。”
当然，那是我的吊袜带。我不再恨他了。放学后，沿着约翰大街往下走的时候，我们把昨晚的事改编成一个宏大的喜剧场面，默片里愚蠢错乱的部分。
“我猛拉你下楼，你却拼命地朝反方向去——”
“我不知道你要对我做什么。我还以为你会把我像被抓住通奸的女人那样扔到大街上去呢——”
“当我把你推到地下室时，你应该看看你当时的表情。”
“你应该看看你自己，当你听到你妈妈的声音。”
“真不凑巧，妈妈，”杰里试图尝试英国口音，我们有时候也这样说话，“不过刚巧我有一个年轻女人裸体在我床上。我正要进行试探性的，初步的——”
“你什么也没打算做。”
“对。”
于是我们就把这件事放下了，经过这次惨败，我们奇怪地比以前相处得更好了。现在我们对待彼此的身体既谨慎又熟悉，不再提出要求。不再有长久无望的拥抱，不再把舌头放进对方嘴里。我们有别的事情要考虑；我们填表，参加奖学金考试，我们拿到了几所大学的总目录，我们开始盼望着六月，那时我们将愉快而恐惧地参加考试。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事情都没有那些考试重要，那些教育部发来的密封的考试卷。高中的校长会当着我们的面打开封条。“学习”这两个字连一半都不能描述我们让自己经受的训练；我们像运动员一样甘心服从。我们要的不仅是高分，不仅是奖学金和进入大学，而是尽可能最高的分数：荣耀，小尖塔般耸立的A等成绩顶端的荣耀，终极的保障。
晚饭后我会把自己关在前屋。春天来了，傍晚变得长了；我迟些才开灯。但是我什么都不关注，占据我的意识的只有房间里的东西，我的监狱或小礼拜堂。地毯褪色的图案，缝隙的稻草色，不工作的旧收音机，像墓碑一样大，其电台调节器指示着罗马、阿姆斯特丹和墨西哥城，生苔的睡椅和两幅图画——一幅是夏兰城堡，暗淡的珍珠湖背景，另一幅是一个小女孩躺在两把不相配的椅子里，玫瑰色的灯光，父母在后面的阴影里哭泣，她旁边的医生看起来安静，但不乐观。我时常凝视着这一切，把动词、日期、战争、生物类群固定在我头脑里，这一切呈现出意义，一种训诫的力量，仿佛这些平凡的形状和图案实际上是我所掌握的事实与关系的外在形式，而它们一经掌握就显得可爱、简朴、顺从。从这间屋子出去，我面色苍白，精疲力竭，像祈祷数小时的修女一样无法思考，或者一个恋人经历了惩罚性的奉献。我会在主街上游荡，来到海因斯饭店，我和杰里约定在十点钟见面。在小气窗的琥珀玻璃下，我们喝咖啡，抽烟，很少交谈，慢慢浮出水面，能够理解和赞同彼此憔悴的坚持的表情。
我对爱的需求转入地下，像狡黠的牙痛。
那年春天在市政厅有一个复兴会。布坎南先生，我们的历史老师，站在学校的台阶顶端，发放圆形小徽章，上面写着“信仰耶稣吧”。他是基督教长老会长老，不是浸礼会教徒，长老会在复兴会的所有项目中都被安排在前面；城里所有的教堂，除了天主教或圣公会——小得不会有什么影响——都给予支持。全国的信仰复兴又受到尊敬。
“你不会在乎这些的，黛尔。”布坎南先生说，他平淡悲痛的声音中毫无质疑的意味。他高大，干瘦，头发中分，上世纪末前后自行车手的风格——他太老了，做不了自行车手了——他的胃因为溃疡被切除了一半，他对我微笑，含着淡淡的抽搐的讽刺，对于某些历史人物（帕内尔是个很好的例子），他通常抱以这样的微笑，他们曾经优秀，但由于雄心过大而失败。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和他故意作对，我说：“是的，我要一个。谢谢。”
“你真的要那样做吗？”杰里说。
“没错。”
“为什么？”
“科学的好奇心。”
“有些事情对它们好奇没有意义。”
复兴会在市政厅楼上举行，就是我们表演小歌剧的地方。现在是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气突然热起来。每年洪水过后就是这样。八点前大厅已经开始拥挤了。和七月十二日的游行，或者金石门集市同样热闹——大量城里的人，但还有更多来自全国各地。溅满泥水的车停在主街和大街小巷。一些男人穿很热的黑西装，女人戴帽子，还有些男人穿干净的套装，女人穿宽松的印花裙，脚上是跑鞋，胳膊露在外面，像火腿一样粗壮、红润，抱着被子包裹的婴儿。老年人要被搀扶着，带领到座位上。他们来自乡下厨房，穿着似乎发霉的衣服。我想是否能从他们的样子看出是从哪个地区来的。我和杰里从科学教室的窗子看到三辆满载的校车——老式的驼背的汽车，好像从南美的山路摇晃而来，有活鸡在窗子里扑闪着翅膀——我们过去玩过这个游戏，像社会学家一样，用优雅智慧的语气讲话。
“蓝河来的人衣着考究，非常可敬。很多勤劳的荷兰人。他们去看过牙医。”
“几乎是城里人的样子。”
“圣奥古斯丁来的开磨坊的，农场上的人。他们的牙很黄。好像吃过很多燕麦粥似的。”
“他们来自杰里科山谷，又蠢又笨，是潜在的罪犯。他们的智商从来不会超过一百。他们斗鸡眼，内翻脚——”
“豁嘴——”
“驼背——”
“是近亲结婚造成的。父亲和女儿。祖父和孙女。哥哥和妹妹。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
“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
“哦，那里的状况真是糟糕透了。”
座位都坐满了人。我站在后面，最后一排椅子后。人们不断涌入，填满了大厅两侧和我后面的空间。男生坐到窗台上。窗子尽量敞开，可还是闷热。低低的太阳照在有裂缝和污渍、刷了灰泥、有护墙板的墙壁上。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大厅是这么破旧。
联合教堂的麦克劳林先生做开幕祷告。他儿子戴尔很早以前离家出走了。现在在哪里？最近有人说是在高尔夫球场割草。我感觉我一生都是在诸伯利度过的，人们离开，回来，结婚，开始他们的新生活，而我继续上学。内奥米和乳品店的女孩们。她们的头发都盘成一个样式，在耳朵后系成两团，她们戴蝴蝶结。
两男两女四个黑人走上舞台，大家探头伸脖，一阵安静。大厅里很多人，包括我，从来没有见过黑人，就像从来没有见过长颈鹿、摩天大楼或远洋客轮。一个瘦子，皮肤呈黑红色，干枯，声音有力、可怖；他是低音歌手。高音歌手肥胖，黄色皮肤，微笑，大方。两个女人都很丰满，佩戴饰品，咖啡色皮肤，穿着华丽的宝石绿和铁蓝色服装。歌唱时汗水让她们的脖子和脸显得油光光的。他们歌唱时，复兴牧师谦逊地走上舞台，站在讲坛后，转向歌者，面带欣赏的表情，抬起脸，仿佛歌唱像雨水一般落在他脸上。从他的面孔可以认出他来，他的头像几星期前就被张贴在电话线杆和商店橱窗上了——他现在只是小一些，疲惫，比图片上看起来要显得苍白。
一个年轻男人，在大厅另一侧盯着我看。我想以前没有见过他。他个子不高，深色皮肤，骨感的脸，深陷的眼睛，长脸颊略微凹陷，一副严肃、不经意、傲慢无礼的神情。黑人歌唱结束，他从原来站立的窗子下走开，随后消失在大厅后面的人群中。我立刻想到他会过来站到我身边。然后，我想这真荒唐，就像歌剧或糟糕的、多愁善感的、激动人心的歌曲中相认的场景。
大家都站起来，把流汗的背上粘住的衣服拉好，开始唱第一段圣诗。
吉卜赛男孩躺在帐篷里
在一天结束的时刻孤单死去
我们带来救赎的消息
他说，没有人告诉过我——
我迫切地希望他会过来。我集中全部身心祈祷，但愿他会出现在我身边，即使我一边告诉自己，现在他正在我身后徘徊，现在他正朝门走去，他正在下楼梯——
我身后出现不同音高的变化，让我断定他在那里。人们闪开，闪出一个人的空间，但是没有唱歌的声音。我闻到淡淡的灼热的棉衬衣、阳光灼晒的皮肤、香皂和机油的味道。他的胳膊轻擦我的肩膀（像人们说的，火一样炙热），他滑到我身边的位置。
我们都直视着舞台。浸礼会牧师介绍了教会复兴派领袖，他开始友好而客套地讲话。过了一会儿，我把手搭在前面椅子的靠背上。一个小女孩身体前倾坐着，在抠膝盖上结的痂。他把手放在椅子靠背上，离我的手大约两英寸。然后，似乎我身体上的所有知觉，所有希望，生命，潜能，都涌向那只手。
教会复兴派领袖开始温和地站在讲坛后讲话，然后渐渐激动起来，在台上走来走去，声调越来越强烈，显得极度绝望和忧伤。他不断地摆脱悲哀，转动，直接朝着观众咆哮。他画了条索桥，就像他在南美传教时看到的一样，他说。这座桥，脆弱而摇晃，悬在无底的峡谷上，峡谷充满火焰。那是火河，火河在下面，里面是溺水但永远不会溺死的人，都在叫喊、尖叫、咒骂、受着折磨，他一一列举描述——政客、黑帮、赌徒、酒鬼、通奸者、电影明星、金融家、怀疑论者。我们每个人，他说，都有我们自己个人的索桥，它在地狱上摇晃，另一端系在天堂的岸上。但是我们听不到也看不到天堂，有时甚至想象不到，因为深渊里的咆哮、扭动和罪恶的火焰围绕着我们。那座桥叫什么？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非常强大；但是我们的每宗罪恶，每句话语和每个行为，每个罪恶的想法，都将绳子渐渐磨损——
你们一些人的绳子不能再承重了！你们一些人的绳子已经无法恢复。它们被罪恶磨损，被罪恶侵蚀，只剩下一条线了！只有一条线把你悬在地狱之上！你们都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清楚了解自己索桥的状态！再咬一下地狱的禁果，再多一天的罪恶，一旦那条绳子断裂，你们就再没有绳子了！但是如果你愿意，即使是一条线也能拯救你！上帝并没有把它所有的奇迹都交给圣经时代！没有，我可以从我的内心和我自己的经历告诉你，他把奇迹带到了这里，带到现在，就在我们中间。抓住他，不放松，直到审判日，你就不必担心灾难。
平时我对听布道和看人们的反应是很感兴趣的。大多数人都显得祥和而愉快，和听摇篮曲一样安静。麦克劳林先生坐在台上，始终低垂着温和的脸，这不是他布道的风格。浸礼会牧师带着主持人般明朗的笑容。观众里的老人会唱出“阿们！”并轻轻晃动身子。电影明星、政客和通奸者无可救药；对于大多数人，这似乎是一种温和的安慰。现在灯亮起来了，昆虫从窗子飞进来，是那些早出来的虫子。你不时地能听见一声短促、歉意的拍击声。
但是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放在椅子靠背上的双手上了。他轻轻地挪动他的手。我移动着我的手。再移动。直到皮肤轻轻而明显地触碰到一起，挪开，回来，贴在一起，压在一起。现在，我们的小指互相轻擦着，他的叠在我的上面。犹豫；我的手一点点儿伸开，他的小指触到我的无名指，无名指被俘获，然后继续，逐步地，不可避免地，沉默而确定，他的手盖住了我的手。成功后，他从椅子上拉起它，握在我们之间。感激让我像天使般，仿佛我来自另一种存在的境界。我感觉不需要更多的谢意，不可能更亲密了。
最后的圣歌。
我喜欢讲故事，
它是我光荣的主题，
讲述古老又古老的故事——
黑人引领我们，除了小个子黑人，他们都在激励我们，举起胳膊让大家大声唱。人们一起唱着，晃动着。强烈旺盛的汗味，像洋葱、马和猪粪的味道，感觉被俘获，绑住，带走；疲惫、阴沉的快乐像云一样升起。我拒绝了布坎南先生和其他教堂神职人员发的圣歌歌词，我记得词，跟着唱。我可以唱任何东西。
但是当圣歌结束，他放下我的手离开了，加入一群走向大厅前面的人当中，应邀向耶稣决志，在誓约上签名，给这个晚上盖上成功的印记。我没想到他要这样做。我还以为他去找什么人了。一片混乱，我一下子就看不到他了。我转身走出大厅，下了楼梯，环顾了好多次，看是否能看见他（做好准备假装在找别人，如果我看见他在看我）。我慢吞吞地走在主街上，望着窗子。他没有来。
这是星期五晚上。整个周末我都在想着他，不论我那时要思考什么，它都像一张马戏团的罗网一样铺在下面。我被不断地放开，却又跌进去。我试图重新构想他皮肤的纹理，触摸着我的皮肤，试图回忆他手指变换的压力。我会把手伸展在自己面前，奇怪它竟然不能告诉我什么。它和那些被过往国王们使用过的博物馆展品一样缺乏明确的意义。我会分析那种气味，把熟悉和不熟悉的元素分类。我会想象他像我第一次看见的那样穿过大厅，因为他走到我身边之后我就没有真正地看过他。他长着黝黑、谨慎、固执的脸。对我来说，他的脸包含所有的猛烈和甜蜜、傲慢和屈从、暴力和自制的可能性。从他的脸上，我再也没有像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东西，因为我那时已经看到了一切。我将要爱的他所有的一切，我永远不会理解或得到解释。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从哪儿来，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再见到他。
星期一放学后，我和杰里走在约翰街上。一辆旧卡车的喇叭对我们响着，车上挂着切细的稻草和灰尘，一张脸探出车窗外。这张脸在白天也没有丝毫改变或缩减。
“百科全书，”我对杰里说，“他要给母亲钱。我有话和他说。你先走吧。”
这次期待但没有抱希望的再次出现，让我眩晕，传奇实在地侵入了真实世界，我上了卡车。
“我想到你是在上学。”
“我快毕业了，”我连忙说，“我十三年级了。”
“真幸运看见你了。我要回木材场。那天晚上你怎么没等我呢？”
“你去哪里啦？”我问，假装当时没有看见他。
“我要到前面去。那里有那么多人。”
我意识到“到前面去”的意思是他要去誓约上签名，或被复兴派拯救。他就是这样，不会说得更明确。除非必要，他不会做解释。那天下午以及后来，我从他那里了解到的关于他的一系列事实，只是问到时才回答。他的名字是加内特·弗兰奇，住在杰里科山谷过去的农场，在诸伯利木材场工作。两年前他在监狱里待过四个月，因为参与了波特菲尔德酒吧外严重的打架事件，其中一个人眼睛被打瞎了。在监狱里，一个浸礼会牧师去看望过他，让他改变了信仰。他八年级就辍学了，在监狱里被允许上了一些高中课程，因为他想可能会去圣经学院，将来做牧师。他并不急迫地谈论着他的目标。他二十三岁。
他对我的第一个要求是参加一个浸礼会青年团的集会。或者他并没有要求我，他只是说：“好吧，我晚饭后来接你。”开过短短的距离，领着茫然沉默的我，进入诸伯利最后一个地方，那里除了妓院我想不到还会有什么别的。
这是整个春天和夏初每星期一晚上我要做的事——坐在浸礼会教堂的后排座位上，我从来没有习惯过，总是吃惊而孤单，就像沉船中被抛起的人。他从来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去，我在那里的想法，任何事情。他的确说过一次：“我很可能又会回到监狱，如果没有浸礼会教堂。我只知道这些，这对我就够了。”
“为什么会呢？”
“因为我习惯了那样打架和酗酒。”
浸礼会教堂后排长凳上有几块旧的口香糖，银黑色，铁一样硬。教堂散发出酸酸的味道，像一间厨房，流着灰色污水，炉子后晾着擦布。青年团并不都年轻。有一个女人叫卡蒂·迈奎格，在蒙克的肉店工作，把大块生肉放进绞肉机，用大型的锯子锯下牛腿，包在带血的白色围裙里，像达其·蒙克一样强健快活。在这里她穿着花的细薄棉裙，擦干净的手放在风琴上，短发里露出红红的脖子，谦和而专注。有一对矮个子，猴子一样的尖脸兄弟，从乡下来，伊万和奥林·沃波尔，他们表演体操杂技。一个大胸脯、脸色阴沉的女孩，和弗恩·道夫提一起在邮电局工作过；弗恩总是叫她圣贝蒂。柴恩威商店的女孩，脸色苍白，灰扑扑的，收入最低，是在诸伯利商店工作的所有女孩中社会地位最低的。其中一个，我忘记了是哪个，据说有过小孩。
加内特是主席。有时他带领祈祷，以坚定礼貌的声音开始：“我们神圣的父亲——”五月初的热度已经消退，寒冷的春雨冲刷着窗子。我奇怪地感觉我是在梦中，可以立刻醒来。在家里前屋的桌子上，放着我打开的书和诗歌：《安德里亚·德尔·沙托》，我出门前在读的，还在我脑海里回响：
平淡的灰色让万物闪出银光，
笼罩在月光下，你和我一样——
礼拜仪式过后，我们去教堂的地下室，那里有一张乒乓球桌。要举行乒乓球赛。卡蒂·迈奎格和柴恩威商店的其中一个女孩会打开从家里带来的三明治，在热盘子上做可可茶。加内特教人们打乒乓球，鼓励柴恩威商店的女孩，她们似乎拿球拍都有困难，并和卡蒂开玩笑，她一到地下室就变得狂暴，就像在肉店一样。
“你坐在那张小琴凳上让人担心，卡蒂。”
“你说什么？你担心什么？”
“你坐在那张小琴凳上。它对你来说太小了。”
“你觉得它有消失的危险吗？”她气愤而兴奋地大声说，脸像鲜肉一样红。
“呃，卡蒂，我从来没这样想。”加内特说，面带悔恨和沮丧的表情。
我对大家微笑着，但是充满了忌妒、沮丧，等待这一切结束，可可茶杯刷好，教堂的灯关好，加内特会带我去卡车那里。然后我们会在土路上开往波克·蔡尔兹家。（“我认识波克，如果我陷住了，他会借给我链子，把我救出来。”加内特说。想到和波克·蔡尔兹这样的浸礼会教徒平等，我产生了那种安静的、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低落情绪。）现在什么都不要紧了。不真实、长久的尴尬和夜晚的单调都在卡车驾驶室里消失了，在撕裂的旧座位和家禽饲料的气味中，看着加内特卷起袖子，光着前臂，看着他的手，放松而警觉地放在方向盘上。窗上的黑色雨渍给我们提供了安全和庇护。如果雨停了，我们会摇下窗子，去感觉一下那看不见的河的浓郁气息，将车停靠在路边，闻车轮碾过的薄荷的清香。我们用鼻子在灌木深处闻着，灌木刮擦着汽车的引擎盖。卡车随着最后“砰”的一声停下，一个成功的信号，让车灯微弱地切进浓密的夜色，逐渐熄灭，加内特总是带着同样的叹息转向我，同样掩饰的严肃表情，我们会走到乡间完全隐蔽的地方，所有的动作都会带来欣喜，不可能存在失望。只有我病了发烧时，才有这样飘拂的感觉，感觉自己软弱无力，被保护着，同时又拥有无穷的力量。我们还处于向性靠近的阶段，盘旋，后退，犹豫，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或是约定了各类“不准越线”的禁忌（在那个乡间，和加内特一起，简直不可想象这样明确的禁忌），而是因为我们感觉有责任，就像我们的手在椅子靠背上游戏那样，不慌不忙，面对这般愉悦，做着害羞的、正式的、暂时的撤退。那个词，愉悦（pleasure），对我来说已经改变了；我过去认为它是温和的，表明一种低调的自我沉浸；现在它似乎是爆炸式的，第一个音节的两个元音像烟花一样喷出，结束在最后一个音节的高原上，梦幻般颤抖的尾音。
河边的这些幽会之后，我会回到家，有时直到天亮还无法入睡，不是因为人们料想的那种没有释放的紧张，而是我需要回放刚刚经历的场面，无法放下我收到的这些美好的礼物、绝妙的奖赏——手腕上、胳膊肘内侧、肩膀和胸部的唇印，手放在小腹、大腿、两腿之间的感觉。礼物。各种各样的亲吻，舌头碰触，哀求的、感激的声音。大胆无礼和意外的发现。嘴唇坦白地在乳头上合拢，好像要做出天真而毫无防备的声明，不是因为它模仿了婴儿，而是因为它不担心荒诞。性对我来说是全然的屈从——不是女人对男人，而是人对身体的屈从，是一个纯粹信念的行为，谦逊中的自由。我会躺着，接受这些暗示与发现的洗礼，像一个人悬在清澈温暖无法阻止的水流上，一整夜。
加内特也带我去打棒球，有时雨刚停就去。在傍晚，在对角街尽头的空地上和临近的城镇。加内特是诸伯利队的第一守垒员。球员们穿红灰制服。球场都有摇晃的露天看台，木板护栏上是旧的饮料和香烟广告。看台上的观众从来坐不满三分之一。老人会来——就是那些总是坐在旅馆前长椅上的老人，或者夏天在纪念碑后水泥棋盘上下棋的老人，或者每年春天出来观察瓦瓦那什河洪水，站在那里点头、评论，仿佛是他们自己把它抚养大的老人。十或十一岁的男生坐在护栏边的草地上抽烟。漫长阴郁的一天之后，太阳经常会出来，安静地在球场上洒下一道道金光。我和女人们坐在一起——一些女朋友和年轻的妻子，她们尖叫，上下跳跃，我从来不能尖叫。棒球和浸礼会教堂一样令我迷惑，但是也不会令我不安。我喜欢把这个男性的仪式当作我们的前奏。
其他晚上我继续学习。我学习，还没有忘记怎样学习，但是我会落入持续半小时的白日梦。我仍然在海因斯饭店和杰里见面。
“你干吗和那个尼安德特人约会呢？”
“你说尼安德特人是什么意思？他是克鲁马努人。”我说，背叛让我又开心又羞愧。
但是杰里没有心思考虑我。有关他未来的决定沉沉地压迫着他。“如果我去麦吉尔大学——”他说，“另一方面，如果我去多伦多大学——”他要考虑奖学金问题，还要看将来的发展；哪所大学能给他提供最好的机会去美国的好大学读研究生。我感兴趣。查看日历，和他一起对比各种选择，在心里反复掂量上次和加内特见面时交错融合的细节。
“你还是要读大学，是吗？”
“为什么不呢？”
“那样的话，你最好小心了。我不是讽刺。不是忌妒。我是为你着想。”
母亲也这样想。“我认识弗兰奇家。在杰里科山谷那边。那是你有望看到的最贫穷的边远地区。”我没有告诉她浸礼会青年团的事，但是她自己发现了。“我不明白，”她说，“我想你一定是脑子有问题了。”
“难道我不能去我喜欢的地方吗？”我粗暴地说。
“一个男生让你头脑混乱。你和你的理智。你想一辈子都在诸伯利生活吗？你想做一个木材场工人的妻子？你想进浸礼会妇女救济会吗？”
“不想。”
“哦，我只是想让你认清事实。我这是为你好。”
加内特来家里时，她客气地对待他，询问木材场的生意如何。他称她夫人，就像我和杰里在戏仿乡下人时那样。“嗯，我不太了解那些情况，夫人。”他会礼貌而矜持地回答。任何这类一般性谈话的尝试，任何想让他这样思考、理论化、系统化的尝试都让他脸上现出茫然、有点冒犯的高傲神情。他讨厌人们用夸大的词汇，谈论他们生活以外的事情。他讨厌人们试图把事物联系在一起。而这些是我的爱好，他为什么不讨厌我呢？也许我很好地隐藏了我喜欢的东西。更可能的是，他重新组合了我，只取他所需要的，来适应他自己。我也配合着他。我喜欢他阴暗、奇异的一面，我不了解的一面，而不是他作为重生的浸礼会教徒的一面；或者说我所看见的这个自豪的浸礼会教徒就像他正在玩弄的面具，可以轻易丢弃。我试图让他讲述波特菲尔德酒吧外的打架事件和在监狱里的情况。我关注他本能的生活，而不是他的思想。
我试图让他说出那天晚上在复兴会走向我的原因。
“我喜欢你的样子。”
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所有告白。
我们之间无法说清楚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话语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彼此的了解仅仅是被它们所困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性”或“身体的吸引”。当我想到这个时，我感到震惊——一直感到不可思议——那种轻松，甚至诋毁的语调，仿佛是每天都能随便找到的东西。
他带我去见他的家人。那是星期天下午。考试星期一开始。我说我打算学习，他说：“那可不行。妈妈已经杀好两只鸡了。”
擅于学习的那个人事实上已经迷失了，被封锁起来了。和加内特在房间里，我读不进去任何书，无法把一个词和另一个词按顺序排列起来。我只能读开车时看到的布告栏上的字。和杰里出去时情况正好相反，那时看见的世界密集复杂，但是极度清晰；我和加内特一起时看到的世界和我想象动物眼里的差不多，是没有名字的世界。
我以前和母亲开车去过杰里科山谷。有些地方正好宽到足够卡车通过。野玫瑰擦着驾驶室。我们在茂密的树丛间开了好几英里。有一片满是树桩的地。我记得，记得母亲说过：“曾经都是这样，所有这片乡间。他们没有什么进步，还停留在垦荒阶段。也许他们太懒惰了。或者土地不值得开垦。或者两种原因都有。”
烧毁的房子和谷仓的骨架。
“你喜欢我们的房子吗？”加内特问。
他的房子其实在山谷里，周围有高大的树木紧密围绕，无法看见整体。只能看到棕色的墙板，褪色的山形墙和门廊，黄色是很久以前漆的，油漆只残存在一条条开裂的木头上。我们开进院子，拐弯，一群鸡突然围过来，还有两只狗大声叫着，舔着打开的卡车窗子。
两个女孩，九到十岁，正在弹簧床上跳，蹦床在院子里已经放得很久了，周围的草都变白了。她们停下来盯着看。加内特带我走过去，没有向她们介绍我。他没对任何人介绍我。家人一个个出现——我不清楚哪些是他自己家的，哪些是叔伯、姑婶或者表亲——和他说话，斜眼看我。从他们的话中我知道了一些名字，他们没有叫我的名字。
有一个女孩我想可能在高中见过。她光着脚，化浓妆，在门廊的一根柱子旁随意地晃来晃去。“看塞尔玛！”加内特说。“她涂口红时可以把一整管都涂上。亲她的人会被粘住。再也脱不开身。”塞尔玛鼓起满是脂粉的脸颊，发出粗鲁的声音。
一个圆滚滚的矮个子女人，气呼呼地走出来，穿着没有鞋带的跑鞋。她的脚踝臃肿，腿看起来像排水管一样圆。她是第一个和我直接说话的人。“你妈妈是卖百科全书的那位女士吧。我认识她。怎么不找个地方坐下呀？”她把一个小男孩和一只猫从摇椅上推开，站在旁边直到我坐下。她自己坐在最上面的台阶上，开始大叫着，吩咐和重复让大家干这干那。
“把鸡关到后面去！从菜园给我拿些莴苣、青葱和萝卜来！莱拉！菲莉斯！别再乱跳啦！难道不能做点更好的事情吗？博伊德，从卡车上下来！把他从卡车上弄下来！他那天挂了挡，卡车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差几寸就撞到门廊上了。”
她从围裙口袋里拿出一袋烟草和卷烟纸。
“我不信浸礼会，我偶尔抽点儿烟。你是浸礼会的吗？”
“不是。我陪加内特去的。”
“加内特出事后才去的——你知道他的事儿了吧？”
“知道。”
“他出事后入的会，我一直觉得这对他是件好事，但是那里有严格的观念。我们以前都是——现在也是——联合教堂的，不过离得太远，我有时要工作，在医院里星期天也不例外。”她告诉我她在波特菲尔德做医护助理。“我和加内特，我们两个养家，”她说，“这样的土地无法维持生计。”她讲了一些事故，最近一个中毒的小孩被带到医院，像鞋油一样黑；一个男人手被压碎了；男孩把鱼钩弄到眼睛里；还有个人胳膊和肘部只有一层皮连着。加内特不见了。门廊角落里坐着一个男人，穿着宽大的黄大衣，像一尊佛似的，但是没有那种平和的神情。他不断抬起眉毛，露出牙，现出很快又消失的讥笑。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在嘲笑医院的故事，后来才意识到是面部痉挛。
女孩们不再跳蹦床了，来到妈妈身边，补充着她可能遗漏的细节。男孩子在院子里打起架来，在坚硬的土地上滚来滚去，野蛮粗暴，没有声音，他们光着的后背像树皮内层一样光滑而呈棕色。“我去烧壶开水！”妈妈警告着，“把你们的皮剥掉！”一个女孩问：“她想去看小河吗？”
“她”是指我。她们带我去小河边，平坦的白色石头中间有一条棕色的溪流。她们告诉我它春天流到哪里。有一年洪水涌进了房子。她们带我去干草垛，看一窝小猫，橙黄色和黑色相间，还没有睁开眼睛。她们带我穿过空空的马厩，告诉我谷仓是用临时代用的横梁和柱子搭建的。“如果起风暴，谷仓一定会倒塌的。”
她们跳过马厩，编唱歌曲：古老的谷仓就要倒下来，倒下来——
她们带我看了整个房子。房间宽敞，天花板很高，稀疏而奇怪地摆着些家具。在好像是卧室的里面有一张铜床，角落里有成堆的衣服和被子，堆在地上，好像这家人是刚搬进来的。很多窗子都没有窗帘。阳光透过安静的树木，照进高高的房间，墙壁被叶子飘拂的影子覆盖。她们指给我看洪水在墙上留下的印记，一些从杂志上剪下的图片钉在墙上。有电影明星，给餐巾做广告的衣裙飘飘的女士。
厨房里，他妈妈在洗蔬菜。“你会喜欢住在这里吗？对城里人来说太单调了，不过我们衣食无忧。空气新鲜，夏天，河边舒适凉爽。冬暖夏凉。是我知道的位置最好的房子。”
所有的油毡都是黑的，起皱了，桌子底下和窗子旁边，有旧图案留下的海岛部分，那里的磨损不太严重。我闻到闷鸡肉的灰暗的味道。
加内特打开纱窗门，站在阴影中，对着后院强烈的阳光。他穿着工装裤，没穿衬衫。
“我给你看点儿东西。”
我们走到后门，他的妹妹也跟来，他让我朝上看。房顶一条梁的底面刻着一排女孩名字，每个后面都有一个斜叉。“加内特的女朋友们！”一个妹妹叫着，她们咯咯地大笑着，但是加内特认真地读着：“桃瑞丝·迈克伊娃！她父亲开锯木场，在蓝河那边。现在还在。如果我娶了她，一定很有钱了。”
“如果那是发财的方式的话！”他妈妈说道，走到纱窗门边。
“杜丽·法德斯通。她是罗马天主教徒，在布伦瑞克旅馆咖啡店工作。”
“要是娶了她就会很穷，”他妈妈意味深长地说，“你知道罗马教皇叫他们做什么！”
“没有教皇你活得也不错，妈妈——玛格丽特·弗瑞莉。红头发。”
“你无法相信那种脾气的人。”
“她的脾气和小雏鸡差不多。索洛·威洛比。在莱森戏院卖票。她现在去了布兰特福德了。”
“斜叉是什么意思，儿子？你和她们停止交往的时间？”
“不是，夫人。”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军事机密！”加内特跳到门廊的栏杆上——他妈妈警告他：“那可经不住你的重量！”——他开始在名单底下刻着什么。是我的名字。刻完后用星星把它圈起来，又在下面划了一条线。“我想我该结束了。”他说。
他合上刀，跳下来。“吻她！”他妹妹叫着，疯狂地咯咯笑着，他用胳膊搂住我。“他吻她的嘴了，看加内特，在吻她的嘴呢！”他们围上来，加内特用一只手把他们打走，还在吻着。然后他开始搔我，我们互相搔痒，他妹妹加入我这一边，我们想把加内特按倒在门廊地板上，但是他最终逃脱了，朝谷仓跑去。我进到屋子里，骄傲地问他妈妈要不要帮忙做汤。“你会弄脏你的裙子的。”她说，不过还是让步了，让我切萝卜。
晚饭我们吃炖鸡，肉汁让鸡肉很是松软鲜嫩，清淡的饺子，马铃薯（“糟糕的是新鲜的还没有出来！”），圆的、扁的面粉饼干，家里做的罐装豆子和番茄，几种腌菜，几碗青葱、萝卜、莴苣叶，浸在醋里，糖浆蛋糕，黑莓果脯。算上菲莉斯有十二个人围桌而坐。沿着一边，大家坐在两个锯木架搭一块木板做成的长凳上。我坐前屋搬来的涂过漆的椅子。那个高大的黄皮肤的人从阳台被带过来，坐在桌子一端；他是爸爸。一位老人与加内特一起从谷仓回来，说他前晚因为牙痛不能睡觉。“那你最好别吃鸡了，”加内特告诉他，关切地戏弄他，“我们最好给你热点儿牛奶，把你卷到床上去！”老人吃得津津有味，描述他如何尝试用热丁香油止痛。“如果还有比那还厉害的东西，我用我的结婚戒指打赌！”加内特的妈妈说。我坐在莱拉和菲莉斯中间，她们在打闹，拒绝给彼此递东西，把黄油藏在碟子下。加内特和老人在讲邻近的荷兰农夫射杀浣熊的事，以为它们是危险的森林动物。我们喝茶。菲莉斯悄悄把盐碟的盖子拿下来，把盐倒进糖碗里，递给老人。她妈妈及时抓住了她。“我哪天非活剥了你的皮不可！”她警告道。
毫无疑问，我在那个家里很开心。
回家的路上我想对加内特说：“我喜欢你的家人。”但是我意识到那在他听起来会很奇怪，因为他从没有想到我不喜欢他们，或不是他们的一员。他的这类判断似乎过于自我和虚伪。
在诸伯利，卡车刚出了主街就抛锚了。加内特下车，看看引擎盖下面，他认为是传动装置的问题。我说他可以在我家前屋睡，但是我看得出他不想，因为我的母亲；他说他会去在木材场一起工作的朋友家里。
因为我到家没有卡车声音作为信号，我们可以走到侧面，靠着墙接吻和爱抚。我一直认为我们最后的结合会有某种特别的停顿，然后才正式开始，就像戏剧最后一场拉开帷幕。但是根本不是那样。等我明白他真的要做的时候，我想躺在地上，我想脱下裤子，它就围在我脚上，我想松开我的裙带，因为他用力地压着它，把我的肚子弄得很痛。但是来不及做这些了。我尽量叉开腿，裤子还缠在我脚上，尽力抵着墙保持平衡。和我们原来的亲热不同，这需要用力和专注。我被弄疼了，虽然他的手指以前曾探入过。除了其他一切，我还要提着他的裤子，担心他闪出白光的屁股会让我们暴露，被过路人看见。我的足弓越来越痛，无法忍受。正当我想叫他停下，至少让我把脚跟落到地上一会儿，他开始呻吟，剧烈地推送，然后瘫软在我身上，他的心脏怦怦地跳着。我平衡不了他的体重，我们都倒了下来，不是卡在中间，而是落在墙边的牡丹花丛中。我用手摸了摸湿乎乎的大腿，手上有暗色的东西。是血。当我看到血，我就清楚了整个情节剧的壮观。
早上我去看折断的牡丹，一小片血渍，是地上的干血。我得告诉什么人。我对母亲说：“我们房子侧面的地上有血。”
“血？”
“我昨天看见猫在撕咬一只鸟。是只带条纹的大公猫，不知道哪里来的。”
“邪恶的动物。”
“你应该来看看。”
“什么？我还有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做呢。”
从那天起，我们开始考试了。有杰里和我参加，默里·希尔和乔治·克莱分别要成为牙医和工程师。还有琼·甘尼特，她父亲要她读完大学四年，才允许她嫁给一个宽胸膛、样子放荡的男孩，他在商业银行工作。还有两个乡下女孩，比阿特丽斯和玛丽，她们准备读师范学院。
校长当场开封试卷，我们签署誓言，说以前没有拆开过。学校里只有我们，所有低年级的学生都放暑假了。我们的声音和脚步在大厅里显得空旷。楼里炎热，有油漆味。管理员把课桌都搬出教室，叠在走廊上；正在油漆地板。
我感觉这一切离我很远。第一场考试是英国文学。我开始写“悲喜之间”。我完全明白题目的意思，但是不知怎么，我无法确信真是那个意思，它像梦中的句子一样荒诞，躲闪，充满恶意。我缓慢地写着。偶尔会停下来，紧锁眉头，活动一下手指，试图有紧迫感，但是没有用，我无法更快了。我答完了题目，但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甚至没有愿望去检查一遍试卷。我怀疑我漏了部分题目；但我故意不去对照试卷弄个清楚。
我感到荣耀，身体的庄严。我疲倦地移动，夸张地显出有点儿不舒服的样子。我现在记起了加内特的脸，一遍又一遍，在我们倒下前，最终的努力和胜利的瞬间的脸。我可以让人这么痛苦这么放松，这让我为自己惊奇。
比阿特丽斯，乡下女孩中的一个，带了家里车来，因为校车不开了。她请我和她一起喝可乐，在城南一家铁匠铺重新装修和油漆成的汽车商店里。她邀请我是因为想问我的答案。她是个丰满勤奋的女孩，穿绒面呢裙子，前面系扣子。内奥米和我曾讥笑她，因为她冬天外套上带着白色马毛就来上学了。
“你这道题是怎么答的？”她问，慢慢读出题目：重视形式高雅和社会稳定的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引用一首十八世纪的诗歌来论证。
我在想，如果我下车，走到我们停车的碎石场后面，我就到了通向木材场后的街上。木材场的工人把车停在这条街上。如果我走过去，站在街中央我就能够看见后围墙、入口和长长的没有顶篷的木材棚，还有木材堆的顶端。城里有一些有鲜明标记的地方——木材场、浸礼会教堂、加内特加油的服务站、他理发的理发店、他朋友的家——还有他习惯开车经过的街道，把这些地方联系起来，它们像明亮的电线一般出现在我脑海里。
现在，我们早期甜蜜的探索和卡车上多雨的游戏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我们热切地做爱。我们开着车门在车座上做爱，在灌木丛下，在傍晚的草丛中。改变很大。开始时我感到麻木，被我们所做事情的重要性、名称和想法所迷惑。然后我有了一次高潮。我知道是这样叫的，从内奥米妈妈的书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久前，我自己已经发现了它，利用许多不耐烦的、贪婪的、想象中的恋人。但是和同伴一起经历高潮让我惊奇；原来似乎是那么私人化的，甚至孤独的事情，在爱人的心中找到了。它很快达到了应该达到的所在——我无法想象会这么短就结束了。我们抵达了另一个层次——更坚固，不那么奇妙，原因和结果都很清楚，我们的爱开始以从容的方式流动。
关于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对彼此说过一言。
这是我和母亲住在诸伯利的第一个夏天，没有去弗莱兹路。母亲说这不公平，但无论如何，父亲和欧文和班尼叔叔，还是像过去那么开心。有时我过去看他们。他们在厨房的桌子旁喝啤酒，用钢毛清洗鸡蛋。狐狸农场的生意不做了，因为战后皮毛价格跌得厉害。狐狸没了，围栏拆了，父亲转去饲养家禽。我坐着，也清洗鸡蛋。欧文喝了半瓶啤酒。当我要喝时父亲说：“别喝，你母亲会不高兴的。”班尼叔叔说：“女孩子喝酒没有好处。”
这也正是加内特说的，一模一样。
我擦地板，擦窗子，扔掉发霉的食物，把食橱换上干净的纸，带着不平的、被动的姿态。欧文对我咕噜着表示他长大了，是个男人了，君主般迈着大步走着，当我说“走开！我要擦这里了。走开”，他只挪动一点儿。有时我会踢他，或者他绊我，我们就会开始踢打争斗。班尼叔叔会笑我们，大口吸气，一脸羞耻的老样子，但是父亲会制止欧文和女生打架，让他出去。父亲客客气气地对待我，夸奖我清理房间，但从来不和我开玩笑，像和弗莱兹路的女孩开玩笑一样，比如波特家的女孩，她八年级期末就辍学了，在波特菲尔德的手套厂工作。他赞同我，却不知怎么被我冒犯了。他认为我的远大抱负是一种自傲吗？
父亲睡在厨房的沙发上，不是楼上他过去住的房间。在沙发上面的架子上，收音机和墨水瓶旁边，有三本书——H. G. 威尔斯的《世界史纲》、《鲁滨逊漂流记》和詹姆斯·瑟伯的短篇集。他把相同的书读了又读，直到瞌睡。他从来不谈论读过的书。
傍晚我走回城里，太阳还有一个多小时才落山，我长长的身影落在前面的碎石路上。我看着这个奇怪的拉长的身体，小而圆的脑袋（一天下午，无事可做，我剪了头发），看起来像一个庄严陌生的非洲女孩的影子。我从来不看弗莱兹路的房子，我从来不看腾起灰尘来接我的车，除了我自己的影子在碎石路上飘动，我什么都看不见。
晚上我回来，身上某些地方奇怪地疼——我胸部上面和肩膀总会疼——而且变得潮湿，害怕自己的气味。母亲坐在床上，灯光正好照在她头发上，照到柔和的头皮，床边小桌上的茶已经凉了，和白天早些时候或者前几天的其他茶杯放在一起——有时它们会放在那里，直到里面的牛奶变酸——她会给我读她邮购的大学目录。
“告诉你我会选择什么——”她不再担心加内特，他在我清晰的未来中消失了。“我会选天文和希腊语。希腊语，我一直有一个秘密的愿望想学希腊语。”天文和希腊语，斯拉夫语和启蒙哲学——她冲着我脱口而出，我站在门口。这些话不会在我脑子里久留。我在想加内特手臂上黑色的汗毛，不太重，有光泽，顺从得好像被梳理过，他窄窄的手腕，开车时镇定地皱着的眉，一种很特别的表情，加上他带我进入灌木丛或沿着河边想找地方躺下来时的那种急切和熟练。有时我们甚至不等天真的黑下来。我不担心被发现，就像我不担心怀孕一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和他人无关，和常理无关。
我自言自语，把自己称作她。她恋爱了。她刚和恋人分开。她把自己给了恋人。精液流下她的大腿。白天我经常感觉我需要闭上眼睛，不论在哪里，倒头便睡。
考试一结束，杰里和他妈妈就乘车去美国了。夏天，时不时地我会收到一张明信片，有华盛顿、里士满、弗吉尼亚、密西西比河、黄石公园等地的风景，背面还附有简短的信息，开心地用大写字母写着：沿着自由大地旅行，被汽车旅馆老板诈骗，住车库等，吃汉堡包，喝瓶装美国啤酒，在饭店读《资本论》，让当地人吃惊。他们没有反应。
内奥米要结婚了。她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去她家。曼森街还是老样子，除了范里斯小姐的房子住进了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把房子刷成了知更鸟蛋的蓝色。
“你好，陌生人，”内奥米埋怨地说，仿佛中断我们的友谊都是我的主意，“你在和加内特·弗兰奇交往是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你以为能守得住秘密吗？你入浸礼会了吗？他不过是杰里·斯多利的改良版。”
“你要和谁结婚呀？”
“你不认识他，”内奥米沮丧地说，“他是杜伯敦人。啊，不是，他最初是从巴里来的，现在在杜伯敦工作。”
“他是做什么的？”我问道，只是出于礼貌，表示兴趣，但是内奥米皱起眉来。
“他不是什么伟大的天才。他没有上大学。为贝尔电话公司工作。他是巡道员，叫斯科特·乔弗根。”
“斯科特什么？”
“乔弗根。”她拼读出来。“我得快些习惯这个姓，它就要成为我的姓了。内奥米·乔弗根。四个月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姓。我遇到他时还在和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交往，斯图亚特·克莱莫。我和他分手后，他又找了个姓普利茅斯的。过来我给你看看我的嫁妆。”
我们上楼，经过她爸爸的房门。
“他好吗？”
“谁？他。他脑袋上太多窟窿了，鸟正在那里下蛋呢。”
她妈妈出现在后楼梯顶部，陪我们一起进了内奥米的房间。
“我们决定只办个小型简单的婚礼，”她说，“大张旗鼓的有什么用，只是给别人看的。”
“你得做我的伴娘呀，”内奥米说，“毕竟我们是这么久的好朋友。”
“打算什么时候？”
“再下个周六。”她妈妈说，“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准备在花园的格子凉亭下。我们找联合教堂借椅子，W. A. 会负责饮食，我们不会需要太多。亲爱的，你要穿礼服。内奥米的是粉蓝色。给她看看你的裙子，内奥米。珊瑚色应该不错。”
内奥米拿出她的裙子、蜜月套装、内衣和新婚睡衣。现在她变得开心了一些。然后她打开嫁妆箱和另一只箱子，还有很多抽屉，她从橱柜里拿出盒子，给我看她保存的所有装饰和理家的物件。我郁闷地想，作为伴娘，我要给她淋浴，用粉色皱折纸装饰椅子，把三明治的面包屑切掉，做萝卜玫瑰和胡萝卜卷。她买了素色枕套，每个都绣了花环、水果篮和戴着宽檐帽拿着水罐的小女孩。“贝拉·费潘一定会送你一个针垫。”我说着，悲哀地想起我们过去放学去图书馆的日子。
这个主意让内奥米很开心。“我希望是绿色、黄色或橙色，因为这些是我装修用的颜色。”她给我看她用钩针编织的小布巾和花边桌垫，都是这些颜色的。一些已经用糖水溶液浆过，边缘挺立，像花篮似的。
她妈妈已经下楼了。内奥米折好所有东西，关上抽屉和盒子，对我说：“哦，你听说了关于我的什么事了吗？”
“什么？”
“我知道。这个城里很多人都爱说闲话。”
她重重地坐在床上，屁股压出一个大坑。我记得那个床垫，我们一整夜待在一起时会滚到中间，互相踢着，顶来撞去地醒过来。
“我怀孕了。别那样傻乎乎地看着我。怀孕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是幸运的事。并不都是。现在变得就像打招呼那么轻易了。”她躺到床上，脚还在地板上，手枕在脑袋后面，斜眼看着灯。“那个灯上都是虫子。”
“我明白。我也做过了。”我说。
她坐起来。“你真的做过？和谁？杰里·斯多利。他不懂这些。那么就是加内特了？”
“是。”
她猛然躺下。“那你觉得怎么样？”语气有点儿怀疑。
“还好。”
“慢慢感觉就更好了。第一次太痛了。也不是和斯科特。他戴着那东西。弄得很疼！本应该涂凡士林的。你怎么弄到凡士林的，半夜在树林里？你第一次在哪里做的？”
我告诉她牡丹花的事，地上的血迹，还有我编造的猫杀鸟的故事。我们趴在床上，讲了所有下流的细节。我还告诉内奥米有关张伯伦先生的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那东西，以及他用它做了什么。她用拳头使劲捶着床，大笑着说：“天呀，我还没有看见任何人那样呢！”可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始伤感，坐起来低头看自己的肚子。
“你真幸运。最好用点儿什么办法。真得小心了。一切都没有把握。那些差劲的旧避孕套有时会裂开。最初知道自己怀孕时，我吃了奎宁。我用红榆、泻药和枣子，坐芥末浴，直到觉得自己快要变成热狗了。什么都没用。”
“难道你没有找你妈妈？”
“那就是她的主意，芥末浴。她只是假装懂得多罢了。”
“你不一定要结婚。可以去多伦多——”
“当然，把我塞到救世军之家去。谢天谢地！”她颤抖着，又说了些和使用芥末、奎宁不同的看法，“不管怎样我觉得把孩子带给陌生人是不对的。”
“好吧，那么要是你不想结婚呢——”
“啊，谁说我不想结婚？我准备了所有这一切，就是要结婚的。一开始怀孕总是情绪不好，是激素的问题。我已经开始可怕地便秘了。”
她陪我走到人行道。站在那里看路的两边，手搭在屁股上，肚子从旧方格呢裙子下凸出来。从她身上我可以看出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一个专横、劳累、满足的年轻妈妈，出来找孩子，叫他们回家睡觉或编辫子，要么就是干涉他们。“再见，非处女。”她亲切地说。
当我走到街区的一半时，走到路灯下，她大声叫着：“嘿，黛尔！”她笨拙地跑过来追上我，喘着气，笑着，等走近了，她用手括在嘴巴上，喊着说出悄悄话，“也别相信他们会拔出再射！”
“我不会的！”
“混蛋们从来不会及时拔出来！”
然后我们朝各自的方向走，转身挥手两三次，带着模仿的夸张，就像过去一样。
晚饭后，加内特和我去第三桥游泳。我们先做爱，在长长的草地上，没有荆棘的地方，互相拥抱着跌跌撞撞走下一人宽的小路，一路走走停停，亲吻着。亲吻的情况也有所改变，从前到后，不断深入；至少加内特是这样，从激情到安慰，从恳求到投入。他一路大叫着，又那么快速地恢复过来，抬起眼睛，全身悸动，瘫倒在我身上，像射空了子弹的枪！有时他还没有完全喘过气来，我问他在想什么，他会说：“我在想怎么能修理好那个消声器——”但是这次他说：“在想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内奥米现在已经结婚了，住在杜伯敦。盛夏已经过去。野生花楸也没有了。几个星期少雨，河水下降，露出水草茂盛的半岛，看起来足够坚实，可以在上面行走。
我们走进水里，陷到泥里，直到触到石头沙子的水底。那个星期考试结果出来了。我通过了。我没有获得奖学金。没有拿到任何一个一等分数。
“你想要小孩吗？”
“想。”我说。水和空气一样温暖，抚摩着我刺痛的臀部。我因为做爱而虚弱。我感觉自己温暖而懒惰，像一棵伸展的卷心菜，我的背、胳膊和胸部没入水里，像松弛地舒展在地上的大叶子。
这样的谎言从何而来？它不是谎言。
“你得先入会，”他腼腆地说，“你要受洗。”
我胳膊伸着，漂在水上。青蝇振颤着，水平飞行在我眼睛的高度。
“你知道我们教堂的仪式？洗礼？”
“什么样的？”
“把你直接浸到水里。布道坛后有一个水箱，盖着盖子。就是在那里进行。不过还是在河里更好，几个人一起。”
他钻进水里，在我身后游着，试图抓住我的一只脚。
“什么时候？这个月就可以。”
我仰过身，漂浮着，把水踢到他脸上。
“你总得在什么时候获救。”
河像池塘一样安静；看着它你说不清它在朝哪个方向流动。水面映射着对岸的影子，费尔迈城，因为松树、云杉和西洋杉林而呈暗色。
“我为什么要？”
“你知道原因。”
“什么原因？”
他追上我，抓住我胳膊，把我轻轻地在水里上下推动。“我现在就应该给你洗礼，完成这个程序。我现在就应该给你洗礼。”
我大笑着。
“我不想受洗。如果我不想，受了也没用。”虽然屈服会很简单，是个笑话，可我不能这样做。他继续说：“给你洗礼！”并把我按到水面下，越来越用力，我继续拒绝，笑着，冲他摇头。渐渐地，挣扎着，笑声消失了，坚决的痛苦的笑容僵硬在我们脸上。
“你认为你好得不需要洗礼。”他轻轻地说。
“不是！”
“你觉得你高于一切，比我们任何人都好。”
“不是的！”
“那么就接受洗礼吧！”他把我突然按到水下，让我吃了一惊。我冲出水面，喷着水，擤着鼻子。
“下次你不会这么容易脱身了！我会按着你直到你答应！说你要受洗，不然我也要给你洗礼——”
他又把我压下去。不过这次我早有心理准备，我屏住呼吸和他搏斗。我用力而自然地搏斗着，就像任何被浸到水中的人一样，没有想是谁在按着我。但是当他让我浮上来时，我只听到他说：“现在说你愿意受洗。”我看见他的脸上流着水，是我泼溅上去的，觉得吃惊，不是因为和加内特打闹，而是任何人都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以为可以真正控制我。我吃惊得忘记了生气，忘记了害怕，我觉得他不可能不明白我给予他的权力都是闹着玩的，他自己是——在游戏，我只是想让他永远披着金色恋人的外衣，即使五分钟前我还在谈论嫁给他的事。我对此很清楚，我张开嘴对他说，让他明白，我知道他已经明白了；他知道，我用我欺骗性的奉献回应了他善意的奉献，无论我有意无意，我是把我的复杂和装扮同他的真心实意配合在一起了。
你认为你好得不需要洗礼。
“说你愿意受洗！”他那阴沉、可亲但是不坦率的脸，因为气愤和屈辱的无助感而变了形。我为让他屈辱而感到羞愧，但不得不坚持，因为它只是我的特性，我的保留地，我的生命。我想象他在波特菲尔德酒吧前踢那个人。我以为我想了解他，但不是真的，我从来没有真正想知道他的秘密，他的暴力，从那个特别神奇，现在看来似乎是致命的游戏情节中脱离出来的他自己。
假如在梦里，你甘心跳进洞里，人们往你身上扔轻飘的草，你在笑着，当你的嘴和眼睛都被覆盖时，你意识到这不是游戏，即便是游戏，也是要你被活埋的游戏。我在水下挣扎，就像你在这样的梦里挣扎一样，带着一种不是很直接的绝望感，要向上努力穿过一层层的迟疑和不信。我以为他会淹死我。我真的以为那样。我想我是在为我的生命而斗争。
当他再次放我上来，他试图采取传统的洗礼姿势，让我向后弯腰，这是个错误。我可以踢到他的小腹下面——不是生殖器那里，虽然我不在乎，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踢了哪里——我踢得足够用力，让他放了手，倒退了几步，我逃脱了。我们隔着有一码距离的时候，我们争斗的荒诞和恐怖就显而易见了，不可能伪装。他没有靠近我。我慢慢安全地从水里走了出来，这个季节，到处的水深只到腋下。我颤抖着，喘息着，畅饮着空气。
我马上在卡车后穿好了衣服，很困难地把腿伸进短裤的裤腿，屏住呼吸才系好了上衣的扣子。
加内特叫我。
“我送你回家。”
“我想走路。”
“那我星期一晚上来接你。”
我没有回答。我猜这只是客套。他不会来的。如果我们年纪大一些，我们当然会继续相处下去，以妥协为代价，协商，解释，辩护，也许会宽容，把这些带进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这么近乎孩童，相信某些冲突的绝对严肃性和决定性，无法宽恕一些打击。我们看到彼此不能容忍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别人也是这样，但是他们会继续，以各种方式憎恨和打斗，试图杀掉彼此，然后更加相爱。
我开始沿着通向公路的小径走，走了一会儿路让我镇定下来，坚强起来；我的腿没有那么虚弱了。我走过墓园街路口的第三租界。我一共要走三英里半。
我抄近道穿过墓地。天快要黑了。八月和四月离仲夏一样遥远，一个总是难以记住的事实。我看见一个男生和女生——我看不清是谁——躺在穆迪家墓碑旁边剪过的草地上，在那水泥墙上我和内奥米曾写过我们自己编造的墓志铭，邪恶搞笑，我记不全了：
这里躺着穆迪家族的许多人
他们死于星期天在他们的汤里小便——
我看着这对恋人躺在墓地的草上，毫无忌妒和好奇之心。我继续走进诸伯利，我重新拥有了世界。树木，房屋，篱笆，街道，都回来了，以它们自己严肃而熟悉的形状。脱离了爱的生活，没有了爱的色彩，世界回到原来的样子，恢复了它的自然和无情的重要性。这一开始是个打击，然后变成一种奇怪的安慰。我感觉到我原来的自我——我原来的狡猾的、讽刺的、孤单的自我——又开始呼吸，舒展，安定下来，尽管围绕它的我的身体还是破碎的、迷惑的，处于愚蠢迷惘的痛苦中。
母亲已经上床了。我没得到奖学金，她从来没有怀疑过的事情——她寄托在孩子身上的对未来的希望——破灭了。她面临着我和欧文一无是处、无所作为的可能，我们平庸，或是感染了父亲家族可怕的、傲慢的、神圣的倔强任性。一个是欧文，住在弗莱兹路，连“恐怖”和“溺水”都说不对，用班尼叔叔的语法，说他不想上学了。还有我，和加内特·弗兰奇交往，拒绝谈论这事，没有拿到奖学金。
“你必须做你想做的事情。”她尖刻地说。
但是真的那么容易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吗？我走到厨房，开了灯，弄了炸薯条和洋葱、番茄和鸡蛋，我站在那里，贪婪、郁闷地直接从锅里吃着。我自由也不自由。我放松了，孤单了。那么，假如我没有清醒过来呢？假如，我让自己躺在瓦瓦那什河受洗礼，又会怎样呢？
我时时想着这样的可能性，仿佛它仍然存在——连同他家里的树影和水渍，我爱人身体的慷慨施与——很多年。
他星期一没有来。我等待着，看他会不会来。我梳好了头发，等着，带着古典主义风格——在前屋的窗帘后等着。如果他来了我不知道我会怎样；我渴望看见他的卡车，他的脸，这种渴望吞没了其他一切。我想走到浸礼会教堂，看看卡车是否在那里。如果我那样做，如果车在那里，我也许会像梦游者一样僵直地走进去。我只走到我家的阳台。我发现，我在哭泣，像孩子显示伤害那样单调地抽噎。我转身回到厅里，望着暗淡的镜子里自己扭曲潮湿的脸。我观察着自己，痛苦丝毫没有减弱；我惊异地想着这个受苦的人是我，因为根本就不是我；我是在观看。我在观看，我在受苦。我对着镜子说了丁尼生的一句诗，从母亲的《丁尼生全集》上看到的，是她的老师拉什小姐送给她的礼物。我绝对真挚，又绝对讽刺地说。他没有来，她说。
是《玛丽安娜》中的句子，我读过的最愚蠢的诗之一。它让我的眼泪流得更厉害了。静静地观察着自己，我回到厨房，冲了一杯咖啡，端到饭厅，当地报纸还放在桌子上。母亲已经把字谜撕下，拿去床上解了。我打开报纸，寻找招聘广告，拿起一支铅笔，这样就可以圈出有可能性的工作。我尽量让自己明白读到的东西，过了一会儿，我对这些印刷出来的文字，这些奇怪的可能性，起了一种轻柔而明确的感激之情。城市存在了；需要电话接线员；没有爱和奖学金也可以应付未来。现在终于摆脱了幻想和自欺，摆脱了过去的错误和迷惘，严肃而简单，拿着一个小衣箱，搭上公交车，像电影里离开家、女修道院和恋人的女孩子，我想我会开始真正的生活。
加内特·弗兰奇，加内特·弗兰奇，加内特·弗兰奇。
真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