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一轮满月照耀着花园。舒明家里刚做完晚祷，那是祖母玛芙拉·米哈伊洛夫娜吩咐做的。之后，娜佳跑到花园里，这时她看到，大厅里已摆好桌子，放上冷盘；祖母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正忙碌着；教堂大司祭安德烈神父跟娜佳的母亲尼娜·伊凡诺夫娜在说话。隔着窗子望过去，此刻母亲在傍晚的灯光下不知怎么显得十分年轻；安德烈神父的儿子安德烈·安德列伊奇站在一旁，注意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花园里寂静而凉爽，黑糊糊的树影静静地躺在地上。可以听到远处一片青蛙的鼓噪，很远很远，大概在城外了。洋溢着五月的气息，可爱的五月！你深深地呼吸着，不由得会想：不在这儿，而在别处的天空下，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在田野和树林里，此刻万物正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大自然如此神秘、美丽、富饶而神圣，却是软弱而有罪的人难以领会的。不知为什么真想哭一场才好。
她，娜佳，已经二十三岁。从十六岁起，她就一心盼望着出嫁，现在终于成了安德烈·安德列伊奇的未婚妻，此刻他正站在窗子后面。她喜欢他，婚期已经定在七月七日，可是内心却没有欢欣，夜夜睡不好觉，再也快活不起来……从地下室敞开的窗子里，可以听到里面在忙碌着，菜刀当当作响，安着滑轮的门砰砰有声。那里是厨房，从那儿飘来烤火鸡和醋渍樱桃的气味。不知为什么她觉得生活将永远这样过下去，没有变化，没有尽头！
这时有人从房子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这是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或者简称萨沙，他是十天前从莫斯科来这儿作客的。很久以前，祖母的一个远亲常来走动，请求周济，她叫玛丽亚·彼得罗夫娜，贵族出身的穷寡妇，人长得瘦小多病。萨沙就是她的儿子。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说他是一名出色的画家。后来他母亲去世，祖母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便把他送到莫斯科的警察学校学习，两年后他转入绘画学校，在那里差不多学习了十五年，最后才勉勉强强在建筑专科毕业。但他始终没有从事建筑工作，目前在莫斯科一家石印工厂做事。几乎每年夏天，特别是病重的时候，他都来祖母这儿小住，以便休息和养病。
现在他穿一件扣上扣子的常礼眼，一条旧帆布裤的裤筒边已经磨破。他的衬衫领子没有烫过，浑身上下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他很瘦，大眼睛，十个手指又长又细，留着胡子，肤色发黑。不过相貌仍然漂亮。他跟舒明一家人已经处熟，把他们当自家人看待，他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他住的那个房间早就叫萨沙的房间了。
他站在台阶上，看到了娜佳，就走到她跟前。
“你们这儿真好，”他说。
“当然好啦。您最好在这里住到秋天。”
“会的，很可能这样。也许我要在你们这儿住到九月份。”
他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在她身边坐下来。
“我坐在这儿，望着妈妈，”她说，“从这边望过去，她显得多么年轻啊！我妈妈当然有她的弱点，”她沉默片刻，又补充说，“不过她毕竟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是的，她人好……”萨沙同意道，“您的母亲就其本性来说，当然是个极其善良和可爱的女人，可是……怎么对您说呢？今天清早我去了你们家厨房一趟，看到四个女仆直接睡在地上，没有床，没有被褥，盖着破破烂烂的东西，有一股难闻的气味，还有不少臭虫和蟑螂……跟二十年前完全一个样，一点变化都没有。哦，讲到祖母，上帝保佑她，她老了，不管事了。可是要知道，您的母亲想必会讲法语，也参加业余演出，看来她应该明白呀。”
萨沙讲话的时候，喜欢把两个细长的手指伸到听话人面前。
“这里的一切都有点古怪，让人看不惯，”他继续道，“鬼知道怎么回事，这儿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您的母亲成天只知道走来走去，像一位公爵夫人，奶奶什么事也不做，您也一样。连您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这席话娜佳去年就听过，好像前年也听过，她知道除此之外萨沙再也讲不出别的什么。以前她觉得这些话很可笑，现在不知怎么她却感到不愉快。
“您说的都是老一套，早就让人听烦了，”她说着站起身来，“您该想出一些新鲜的话才好。”
他笑了，也站起来，两人朝房子走去。
她高高的个子，漂亮，苗条，此刻在他的身旁更显得健康，衣着华丽。她感觉到这一点，不禁可怜起他来，而且不知为什么很不自在。
“您讲了许多不必要的话，”她说，“您刚才提到我的安德烈，其实您并不了解他。”
“‘我的安德烈’……去他的，去你的安德烈！我真为您的青春感到惋惜。”
他们进了大厅，这时大家已经坐下吃晚饭。祖母，或者按家里人的称呼，老奶奶，长得很胖，相貌难看，生着浓眉，还有一点点唇髭，大嗓门，光是听她说话的声音和口气就可以知道，她在这儿是一家之主。集市上的几排商店和这幢带圆柱和花园的老房子都归属于她，她每天早晨都要祈祷，求上帝保佑她别破产，祈祷时常常泪流满面。她的儿媳妇，也就是娜佳的母亲尼娜·伊凡诺夫娜，生着浅色头发，腰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镜，每个手指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神父是个掉了牙的瘦老头，从脸上的那副表情看仿佛他正打算讲一件十分可笑的事。他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就是娜佳的未婚夫，壮实而英俊，头发鬈曲，像一名演员或画家。他们三个人正谈着催眠术。
“你在我家住上一个礼拜就会恢复元气，”祖母转身对萨沙说，“只是你得多吃点。瞧你像什么样子！”她叹了一口气说：“你那模样真吓人！真的，你简直成了浪子了。”
“挥霍掉父亲赠与的全部资财，”安德烈神父眼里带着笑意说，“浪荡的儿子只好给人去放猪……”
“我喜欢我爹爹，”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拍拍父亲的肩膀说，“他是个可爱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大家默不作声。突然萨沙笑起来，用餐巾捂住了嘴。
“这么说来，您也相信催眠术喽？”安德烈神父问尼娜·伊凡诺夫娜。
“我当然还不能肯定说我相信，”尼娜·伊凡诺夫娜回答，她的神色变得十分严肃，甚至有点严厉，“可是应当承认，自然界有着许多神秘而不可理解的现象。”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不过本人还得补充一句：宗教信仰为我们大大缩小了神秘的领域。”
端上来一只又大又肥的火鸡。安德烈神父和尼娜·伊凡诺夫娜继续他们的谈话。尼娜·伊凡诺夫娜手指上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后来她的眼眶里泪花闪烁，她开始激动起来。
“尽管我不敢同您争论，”她说，“但您得承认，生活中有着许多解不开的谜！”
“绝对没有，我敢向您担保。”
晚饭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凡诺夫娜弹钢琴为他伴奏。十年前他在大学的语文系毕了业，但是从来没有工作过，没有固定的职业，只偶尔参加为慈善事业举办的音乐会。城里的人都叫他演员。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着小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上的茶炊烧开了，冒着气，只有萨沙独自在喝茶。后来时钟敲响十二点，提琴上的一根弦突然断了。大家都笑起来，忙着起身告辞。
送走未婚夫之后，娜佳回到楼上的卧室，她跟妈妈住在楼上（楼下住着老奶奶）。楼下的大厅里开始熄灯，可是萨沙还坐着喝茶。他喝茶的时间总是很长，完全是莫斯科人的习惯，一回总得喝上七八杯。娜佳脱掉衣服，躺进被窝，很久都能听到女仆在楼下收拾东西，老奶奶在生气。最后，一切静下来，只偶尔从楼下萨沙的房间里传来他低沉的咳嗽声。
娜佳一觉醒来，大概已是两点，这时天色开始破晓。远处有更夫敲打着梆子。她不想睡了，躺得人软绵绵的，反而不舒服。像已往的五月之夜一样，娜佳坐在床上，开始想心事。可是她的那些想法跟昨夜一样，单调乏味，令人生厌，无非是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开始追求她并向她求婚，她同意了，后来渐渐地看重了这个善良而聪明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到了现在，离婚期不到两个月了，她却感到恐慌和不安，仿佛有一件说不明白的令人苦恼的事在等着她。
“滴笃，滴笃，”更夫懒洋洋地敲着梆子，“滴笃，滴笃……”
从古老的大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到花园，远处是正在盛开的丁香花丛，花儿睡意朦胧，冻得有点打蔫。一片白色的浓雾，缓缓地朝丁香花这边漫过来，想要把它遮盖住。远处的树林中不时有梦中醒来的白嘴鸦啼叫几声。
“我的上帝，为什么我的心情这么沉重！”
也许每一个未婚妻在结婚前都是这种感受。谁知道呢！或许是受了萨沙的影响？可是要知道，萨沙已经一连几年都说着同样的话，像背书似的，而且说话时显得又天真又古怪。那么为什么脑子里还是忘不掉萨沙呢？为什么？
更夫早已不打梆子了。窗前的花园里鸟儿叽叽喳喳地叫起来，花园中的雾气已经消失，周围的一切沐浴在春天的晨喊中，像是笑逐颜开了。不久，整个花园在阳光的爱抚下暖和过来，苏醒了，树叶上的露珠，像钻石般晶莹剔透，闪闪发光。这古老的、早已荒芜的花园在这个清晨显得生机勃勃、十分美丽。
老奶奶已经醒来。萨沙粗声粗气地在咳嗽。可以听到楼下有仆人端来了茶炊，在搬动椅子。
对间过得很慢。娜佳早已起床，一直在花园里散步，可是早晨还在延续。
后来尼娜·伊凡诺夫娜出来了，她眼泪汪汪，手里端一杯矿泉水。她对招魂术和顺势疗法很感兴趣，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书，喜欢谈她心中生出的疑惑。这一切在娜佳看来都蕴含着深刻而神秘的内涵。现在娜佳吻了母亲一下，跟她并排走着。
“你为什么哭了，妈妈？”她问道。
“昨天晚上我读了一夜的小说，里面讲到一个老人和他的女儿的故事。老人在某个地方做事，后来他的上司爱上了他的女儿。书我还没有读完，可是里面有一处地方叫你忍不住落泪，”尼娜·伊凡诺夫娜说完，喝了一口矿泉水，“今天早晨我一想那个段落，我又哭了一阵。”
“这些天来我心里老不愉快，”娜佳沉默片刻，说，“为什么我夜夜睡不好觉？”
“我不知道，亲爱的。每当我夜里失眠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瞧，就这样闭得紧紧的，想象出安娜·卡列宁娜的模样，想象她怎么走路，怎么说话，或者想象古代历史上的什么事件……”
娜佳感到，母亲并不了解她，也不可能了解。她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感觉到，她甚至觉得害怕，真想躲起来。可是她一个人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下午两点钟，大家坐下来吃午饭。那天是礼拜三，是斋日，所以给祖母送上的是素的红甜菜汤和鳊鱼粥。
萨沙故意跟祖母逗乐，喝完他的荤菜汤又喝素的红甜菜汤。吃饭的时候，他不断开玩笑，不过他的玩笑都很笨拙，总带着道德的训诫，结果完全不可笑了。每当他说俏皮话的时候，他总先举起他那又长又细、像死人一样的手指，使人不由得想到，他病得很重，也许已不久于人世，这时候你就会由衷地可怜他。
饭后，祖母回她的卧室休息去了。尼娜·伊凡诺夫娜弹了一会儿钢琴，也回房去了。
“唉，亲爱的娜佳！”萨沙照例这样开始饭后的闲谈，“您要是听我的话就好了！就好了！”
她深深地埋在老式的圈椅里，闭上眼睛；他则缓缓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要是您能出来求学就好了！”他说，“只有受过教育的、圣洁的人才有意思，只有他们才是有用的。要知道，这类人越多，人间的天国就来得越快。到那时，你们的城市渐渐地就要土崩瓦解——一切都要颠倒过来，一切都变了样子，简直像施了魔法似的。到那时这里将出现无数宏伟富丽的房屋，美丽的花园，奇异的喷泉，优秀的人……但主要的还不是这些。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的头脑中，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充满了这么多恶意，因为每个人都有信仰，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为什么活着，每个人都无需到人群中寻求支持。我亲爱的，好姑娘，您走吧！您该向大家表明，您已经厌倦这种死气沉沉的、灰色的、罪恶的生活。您哪怕向自己表明这一点也好啊！”
“不行，萨沙，我快要出嫁了。”
“哎，算了吧！何必结婚呢？”
两人走进花园，散了一会儿步。
“无论如何，我亲爱的，应该好好想一想，应该明白，你们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多么肮脏，多么不道德，”萨沙继续道，“您要明白，如果，举例说吧，您、您的母亲和您的奶奶什么事都不做，那么这意味着，别人在为你们工作，你们在坑害别人，难道这是干净的，难道这不肮脏吗？”
娜佳本想说：“是的，您这话是对的，”她还想说这些她都明白，可是这当儿泪水涌了出来，她突然不作声了，全身一阵瑟缩，她回自己房里去了。
傍晚时，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来了，他照例拉小提琴，拉了很长时间。一般说来，他不爱说话，喜欢拉小提琴，也许这是因为拉琴的时候可以不必讲话。十点多钟，他穿好大衣，准备回家。临别时他拥抱娜佳，热烈地吻她的脸，肩头和手。
“亲爱的，我的宝贝，我的美人儿！……”他喃喃低语，“啊，我是多么幸福！我快活得要发狂了！”
可她觉得，这些话她早已听过，很早很早就听过，或者在哪本书里……在一本破旧的、早已丢了的长篇小说中读到过。
在大厅里，萨沙正坐在桌旁喝茶，五个长长的手指托着一个小杯子；老奶奶在摆纸牌猜卦，尼娜·伊凡诺夫娜在看书。圣像前长明灯里火苗不时噼啪作响，一切都显得安宁而圆满。娜佳道了晚安，便回到楼上的卧室。她躺下后立即睡着了。可是，跟昨天夜里一样，天刚蒙蒙亮，她又醒了。没有睡意，心情不安而沉重。她坐了起来，把头伏在膝盖上，想起了未婚夫，想起了婚事……不知怎么娜佳想起了她的母亲不爱她已故的丈夫，弄得现在一无所有，只能依赖自己的婆婆，也就是老奶奶过日子。娜佳左思右想，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她至今把母亲看得那么特别，不同寻常，为什么没有发觉她其实是个普通的、平常的、不幸的女人。
萨沙在楼下还没有入睡——可以听到他在不断咳嗽。娜佳想到，这是个古怪而又天真的人，在他的幻想里，在那些美丽的花园和奇异的喷泉里，不免有些荒唐可笑的成分。可是不知为什么在他的天真里，甚至在他的荒唐可笑里，却蕴含着许多美好的东西，使得她一想到要不要外出求学的时候，她的整个心灵，整个胸膛便感受到一阵凉意，随即涌动着欢快、狂喜的感情。
“不过，最好不去想它，不去想它……”她小声说，“不该去想这种事。”
“滴笃，滴笃……”更夫在远处敲着梆子，“滴笃，滴笃……”
到了六月中旬，萨沙突然感到烦闷无聊，打算回莫斯科去了。
“在这个城市我住不下去了，”他闷闷不乐地说，“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我一吃饭就感到恶心：厨房里脏得一塌糊涂……”
“你再等一等，浪子，”祖母不知为什么小声劝道，“七号是婚期。”
“我不想参加了。”
“你说过要在我们这儿住到九月的！”
“可是现在我不想住了。我要工作！”
这年夏天潮湿而阴冷，树木湿漉漉的，花园里的一切看上去阴森凄凉，令人沮丧，人不由得想工作。楼上楼下的许多房间里，可以听到陌生女人的说话声，祖母房里的缝纫机响得正欢：这是在赶做嫁妆。光是皮大衣就给娜佳做了六件，其中最便宜的一件，据老奶奶讲，就值三百卢布！婚前的忙碌激怒了萨沙，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生着闷气。不过大家还是劝他留下，他也答应七月一日以前暂时不走。
时间过得很快。圣彼得节那天下午，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和娜佳一道前往莫斯科街，想再看看那幢早已租下、准备给这对新婚夫妇居住的房子。这是一幢两层楼房，不过目前只有楼上已装修完毕。在大厅里，镶木地板油漆一新，摆着维也纳式的椅子，钢琴和小提琴斜面谱架。有一股油漆气味。墙上的金边大画框里有一幅油画：一个裸体女人，身旁有一只断把的淡紫色花瓶。
“一幅杰作，”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尊敬地赞叹道，“这是画家希什玛切夫斯基的作品。”
旁边是客厅，有一张圆桌子，长沙发，几把圈椅都蒙着鲜蓝色的套子。沙发上方挂着安德烈神父戴着法冠、佩着勋章的大幅照片。后来两人进了带酒柜的餐室，又去了卧室。卧室里光线暗淡，并排放着两张床，好像是人们在布置新房的时候，一定以为这里将永远美满，而不会有别的情况。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着娜佳走遍了各个房间，并且一直搂着她的腰。她却感到自己软弱，内疚，所有这些房间、床和圈椅都让她厌烦，那个裸体女人更让她恶心。此刻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她不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许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可是这话该怎么说，对谁说，为什么说，她至今弄不明白，也不可能弄明白，尽管她日日夜夜都在想着这件事……他搂着她的腰，说起话来那么亲呢、殷勤，他喜气洋洋地在自己的寓所里走来走去，而在她眼里，这一切无非是庸俗，愚蠢的、纯粹的、叫人无法忍受的庸俗，连他那只搂住她的手她也觉得又硬又冷，像铁箍似的。她时刻准备逃跑，大哭一场，从窗子中跳下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又把她领进浴室，一进去就拧开墙上的水龙头，水立即哗哗流出来。
“怎么样？”他说时眉开眼笑了，“我吩咐人在阁楼上做一个大水箱，能存一百桶水，这样我们就能用上自来水了。”
最后他们穿过院子，来到街上，叫了一辆马车。飞扬的尘土遮天盖地，眼看着就要下雨了。
“你冷不冷？”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问道，尘土吹得他眯起了眼睛。
她不作声。
“昨天萨沙，你记得吧，责备我什么事也不做，”他沉默片刻，又说，“真的，他说得对！对极了！我的确什么事都不做，也不会做。我亲爱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当我一想到有朝一日额头上压上帽徽要去做事，心里就反感呢？为什么当我看到律师、拉丁文教员或者市参议会委员，我就那么不自在呢？哦，俄罗斯母亲啊，你的身上还背负着多少游手好闲、无用的人！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压在你身上，苦难深重的母亲啊！”
他对他的无所事事作了概括，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等结了婚，”他继续道，“我们一块儿到乡下去，亲爱的，我们在那里工作！我们买一块不大的地，有花园，有河，我们一块儿劳动，观察生活……啊，这将多么美好！”
他摘下帽子，头发让风吹得飘起来。她听着他的话，心里却想：“上帝，我要回家，上帝！”快要到家的时候，他们才赶上了安德烈神父。
“瞧，父亲也来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挥动帽子，高兴地说，“我喜欢我爹爹，真的，”他说，一边付着车钱，“多么可爱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娜佳回到家里，生着闷气，身子也不舒服，想到整个晚上客人不断，她就得笑脸相迎，应酬他们，就得听小提琴，听各种各样的废话，就得不谈别的，只谈婚礼。祖母坐在茶炊旁边，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装模作样，态度傲慢，在客人们面前她总是这样的。安德烈神父面带狡黠的微笑走了进来。
“看到贵体安康，本人不胜欣慰，”他对祖母说，别人很难弄清，他这是开玩笑，还是说正经的。
风不时敲打着窗子，敲打着屋顶。可以听到呼啸的风声，宅神在壁炉里闷闷不乐地小声唱着它的哀歌。已是午夜十二点多钟。宅子里的人全都躺下了，可是谁也没有睡着。娜佳总觉得楼底下好像有人在拉小提琴。忽然砰的一声轰响，大概是一块护窗板掉下来了。不一会儿，尼娜·伊凡诺夫娜走了进来，她只穿一件绣花衬衫，手里拿着蜡烛。
“这是什么东西响了，娜佳？”她问道。
母亲把头发梳成一条辫子，面带羞怯的微笑，在这个风雨之夜显得老了，丑了，矮了。娜佳不由得想起，不久前她还一直认为自己的母亲不同寻常，自己总是怀着自豪的心情聆听她说的话；可是现在怎么也记不起这些话了；凡是能记起来的也都平平淡淡，没有意思。
壁炉里呜呜作响，像有几个男低音在重唱，甚至可以听到“唉唉，我的天哪！”的叹息。娜佳坐在床上，忽然使劲揪自己的头发，放声大哭。
“妈妈，妈妈，”她说，“我亲爱的妈妈，你要是能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就好了！我请求你，我恳求你，让我走吧！我求求你了！”
“去哪儿？”尼娜·伊凡诺夫娜问，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坐到床上，“你要去哪儿？”
娜佳哭了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让我离开这个城市吧！”她终于说，“不该举行婚礼，也不会举行婚礼，这点你要明白！我并不爱这个人……甚至都不想提起他。”
“不，我亲爱的，不，”尼娜·伊凡诺夫娜吓坏了，急急地说，“你静一静，你这是心情不好，会过去的。这是常有的事。大概你跟安德烈拌嘴了吧，可是小两口吵架，打是亲，骂是爱呀。”
“行了，你走吧，妈妈，你走吧！”娜佳又大哭起来。
“是的，”尼娜·伊凡诺夫娜沉默片刻，说，“不久前你还是个孩子，小姑娘，现在已经要做新嫁娘了。自然界的一切物体总在不断更新。不知不觉中，你也会做上母亲和奶奶，你跟我一样，也会有个固执而任性的女儿。”
“我亲爱的好妈妈，要知道你聪明，你不幸，”娜佳说，“你很不幸，为什么你尽说些庸俗的话？看在上帝份上，告诉我为什么？”
尼娜·伊凡诺夫娜本想说些什么，但却吐不出一个字来，她一声抽泣，跑回自己房里去了。壁炉里的男低音又呜呜地唱起来，忽然变得十分可怕。娜佳从床上跳起来，赶紧跑到母亲房里。尼娜·伊凡诺夫娜躺在床上，泪痕斑斑，身上盖一条浅蓝色被子，手里拿着一本书。
“妈妈，你听我说！”娜佳说道，“我求求你好好想一想，你要明白！你只要明白，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庸俗、多么低下！我的眼睛睁开了，我现在什么都看清楚了。你的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算什么人，他其实并不聪明，妈妈！我的上帝啊！你要明白，妈妈，他很愚蠢！”
尼娜·伊凡诺夫娜猛地坐了起来。
“你和你奶奶都来折磨我！”她唆咽着说，“我要生活！要生活！”她重复着，还两次用拳头捶胸，“你们还给我自由！我还年轻，我要生活，可是你们把我变成了老太婆！……”
她伤心地哭起来，躺进被子，缩成一团，显得那么弱小、可怜、愚蠢。娜佳回到自己房里，穿上衣服，坐到窗下等着天亮。这一夜她一直坐在那里思考着，院子里不知什么人不时敲着护窗板，还打着呶唿。
早上祖母抱怨，这一夜的风吹落了所有的苹果，一棵老李树也折断了。天色灰蒙蒙，阴沉沉，毫无生气，真想放它一把火。大家都抱怨天冷，雨点敲打着窗子。喝完茶后娜佳去找萨沙，一句话没说，就在圈椅旁的屋角跪了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怎么啦？”萨沙问道。
“我没法……”她说，“以前我怎么能在这儿生活的，我不明白，不理解！我蔑视我的未婚夫，蔑视我自己，蔑视所有这种游手好闲、毫无意义的生活……”
“哦，哦……”萨沙连连应着，还不明白她出了什么事，“这不要紧……这很好……”
“这种生活让我厌烦了，”娜佳继续道，“我在这儿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明天我就离开这里。请您把我带走吧，看在上帝份上！”
萨沙吃惊地望着她，足有一分钟的时间，他终于明白过来，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他手舞足蹈，高兴得要跳舞了。
“太好了！”他搓着手说，“我的上帝，这有多好啊！”
她像着了魔似的，睁着一双充满爱意的大眼睛，定定地瞧着他，等着他立即对她说出意味深长、至关重要的话来。他还什么也没有说，但她已经觉得，在她面前正在展现一个她以前不知道的新的广阔天地，此刻她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它，为此作好了一切准备，哪怕去死。
“明天我就动身，”他考虑了一会儿说，“您到车站上去送我……我把您的行李放在我的皮箱里，您的车票由我来买。等到打了第三遍铃，您就上车，我们一道走。我把您送到莫斯科，到了那里您再一个人去彼得堡。身分证您有吗？”
“有。”
“我向您发誓，您日后不会感到遗憾、不会后悔的，”萨沙兴奋地说，“您走吧，学习去吧，到了那边再由命运安排您的去向吧。只要您彻底改变您的生活，一切都会起变化的。关键是彻底改变生活，其余的都不重要。说好了，我们明天一块儿走？”
“啊，是的！看在上帝份上！”
娜佳觉得，此刻她异常激动，心情从来没有这样沉重，从现在起直到动身前她一定会伤心难过，苦苦思索。可是她刚回到楼上的房间，躺到床上，立即就睡着了。她睡得很香，脸上带着泪痕和微笑，一直睡到傍晚才醒。
有人去叫出租马车。娜佳已经戴上帽子，穿好大衣。她走上楼去，想再看一眼母亲，再看一看自己的东西。她在房里还有余温的床边站了片刻，向四周环顾一番，然后轻轻地走到母亲房里。尼娜·伊凡诺夫娜还睡着，室内很静。娜佳吻了一下母亲，理理她的头发，站了两三分钟……然后不慌不忙地回到楼下。
外面下着大雨。马车已经支上车篷，湿淋淋的，停在大门口。
“娜佳，车上坐不下两个人，”祖母看到仆人把皮箱放到车上，说，“这种天气何必去送人呢！你最好留在家里。瞧这雨有多大！”
娜佳想说点什么，但却吐不出一个字来。这时萨沙扶她上车坐好，拿一条方格毛毯盖在她腿上，他自己也在旁边坐了下来。
“一路平安！求上帝保佑你！”祖母在台阶上喊道，“萨沙，你到了莫斯科要给我们写信！”
“好的，再见了，老奶奶！”
“求圣母娘娘保佑你！”
“唉，这天气！”萨沙说道。
娜佳这时才哭起来。现在她心里明白，她真的走定了，而刚才去看母亲、跟奶奶告别的时候她还不怎么相信。再见了，故乡的城市！一时间她想起了一切，想起了安德烈，他的父亲，新房，裸体女人和花瓶。所有这一切已经不会再使她担惊受怕、心情沉重，所有这一切是那样幼稚、渺小，而且永远永远过去了。等他们坐进车厢、火车开动的时候，如此漫长而沉闷的往日生活，已经缩成一个小团，面前展现出宏伟而广阔的未来，而在此之前她却是觉察不到的。雨水敲打着车窗，从窗子里望出去，只能看到绿色的田野、闪过的电线杆和电线上的鸟雀。一股欢乐之情突然让她透不过气来：她想起她这是走向自由，外出求学，这正如很久以前人们常说的“外出当自由的哥萨克”一样。她又笑，又哭，又祈祷。
“不错，”萨沙得意地笑着说，“真不错！”
秋天过去了，随后冬天也过去了。娜佳已经非常想家，每天都思念母亲和奶奶，思念萨沙。家里的来信，语气平和，充满善意，似乎一切已得到宽恕，甚至被迫忘了。五月份考试完毕，她，身体健康，精神饱满，高高兴兴动身回家。途经莫斯科时，她下车去看萨沙。他还是去年夏天那副样子：胡子拉碴，披头散发，还是穿着那件常礼服和帆布裤，还是那双大而美丽的眼睛。但是他一脸病容，显得疲惫不堪，他显然老了，瘦了，而且咳嗽不断。不知怎么娜佳觉得他变得平庸而土气了。
“天哪！娜佳来了！”他说着，高兴得满脸笑容，“我的亲人，好姑娘！”
他们在石印厂坐了一阵，那里矿屋子烟雾缥绕，油墨和颜料的气味浓重得令人窒息。后来他们来到他的住房，这里同样烟气熏人，还痰迹斑斑。桌子上，一把放凉的茶炊旁边，有个破盘子里放一张黑纸。桌上和地板上到处是死苍蝇。由此可见，萨沙的个人生活安排得很不经心，马虎得很，他显然蔑视居所的舒适和方便。如若有人跟他谈起他个人的幸福、他的私人生活，或者别人对他的爱慕，这时他便觉得不可理解，常常只是一笑了之。
“没什么，一切都很顺利，”娜佳急忙说，“妈妈在秋天到彼得堡来看过我，说奶奶已经不生气了，就是常常走进我的房间，在墙上画十字。”
萨沙看上去很快活，但不时咳一阵，说话的声音发颤。娜佳留心观察他，不知道他是真病了，或者仅仅是她的感觉。
“萨沙，我亲爱的，”她说，“要知道您有病！”
“不，没什么。有点病，但不要紧……”
“哎呀，我的天哪，”娜佳激动起来，“为什么您不去治病，为什么您不爱护自己的健康？我亲爱的萨沙，”她说时眼睛里闪着泪花，不知为什么她的想象中浮现出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裸体女人和花瓶，以及过去的一切，尽管此刻她觉得所有这些像童年一样已十分遥远。她之流泪还因为在她的心目中萨沙不再像去年那样新奇、有见地、有趣味了。“亲爱的萨沙，您病得很重。我不知道做什么才能让您不这么清瘦苍白。我是多么感激您！您甚至无法想象，您为我做了多少事情，我的好萨沙！实际上您现在就是我最亲切最贴近的人了。”
他们坐着谈了一阵。现在，当娜佳在彼得堡度过了一冬之后，她只觉得萨沙，他的话，他的笑容，以及整个人，无不散发出一股衰老陈腐的气息，似乎他早已活到了头，也许已经进入了坟墓。
“我后天就去伏尔加河旅行，”萨沙说，“然后去喝马奶酒。我很想喝马奶酒。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妻子跟我同行。他妻子是个极好的人，我一直在怂恿她、说服她外出求学。我也想让她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谈了一阵，他们便去火车站。萨沙请她喝茶，吃苹果。火车开动了，他微笑着挥动手帕，从他的脚步就可以看出他病得很重，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中午时分，娜佳回到了故乡的城市。她出了站台，雇了马车回家。一路上她觉得故乡的街道显得很宽，两边的房子却十分矮小。街上没有人，只碰到一个穿棕色大衣的德国籍钢琴调音师。所有的房屋都像蒙着尘土。祖母显然已经老了，依旧很胖，相貌难看。她抱住娜佳，脸挨着娜佳的肩头，哭了很久都不肯放开她。尼娜·伊凡诺夫娜也苍老多了，变得不好看了，消瘦了，但依旧束着腰，手指上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
“宝贝儿，”她全身颤抖着说，“我的宝贝儿！”
然后大家坐下，默默地流泪。显然祖母和母亲都感到，往日的生活一去不返，无可挽回：无论是社会地位，昔日的荣誉，还是请客聚会的权利，统统不复存在。这正像一家人原本过着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忽然夜里来了警察，搜查一通，原来这家主人盗用公款，伪造证据——从此，永远告别了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娜佳回到楼上，见到了原来的床，原来的窗子和朴素的白窗帘。窗外还是那个花园，阳光明丽，树木葱笼，鸟雀喧闹。她摸摸自己的桌子，坐下来，开始沉思默想。她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还喝了一杯浓浓的可口的奶茶，可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房间里空荡荡的，天花板显得低矮。晚上她躺下睡觉，盖上被子，不知为什么觉得躺在这张温暖柔软的床上有点可笑。
尼娜·伊凡诺夫娜进来了，她坐下，像有过错似的怯生生地坐着，说话小心谨慎。
“哦，怎么样，娜佳？”她沉默片刻，问道，“你满意吗？很满意吗？”
“满意，妈妈。”
尼娜·伊凡诺夫娜站起来，在娜佳胸前和窗子上画十字。
“我呢，你也看到了，开始信教了，”她说，“你知道，我现在在学哲学，经常想啊，想啊……现在对我来说许多事情像白昼一样清楚。首先，我觉得，全部生活要像通过三棱镜一样度过。”
“告诉我，妈妈，奶奶身体好吗？”
“好像还可以。那回你跟萨沙一道走了，你来了电报，奶奶读后都晕倒了，一连躺了三天没有下床。后来她不住地祷告上帝，伤心落泪。可是现在没什么了。”
她站起来，在室内走一走。
“滴笃，滴笃……”更夫敲打着梆子，“滴笃，滴笃……”
“首先，要让全部生活像通过三棱镜一样度过。”她说，“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把生活在意识中分解成最简单的成分，正如光能分解成七种原色一样，然后对每一种成分进行单独的研究。”
尼娜·伊凡诺夫娜还说了些什么，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娜佳都一无所知，因为她很快就睡着了。
五月过去，六月来临。娜佳已经习惯了家里的生活。祖母成天为茶炊忙碌，不住地叹气。尼娜·伊凡诺夫娜每天晚上谈她的哲学。在这个家里，她依旧像个食客，花一个小钱都要向奶奶讨。家里苍蝇很多。房间里的天花板好像变得越来越低矮。奶奶和尼娜·伊凡诺夫娜从来不出家门，害怕在街上遇见安德烈神父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在花园里散步，到街上走走，她看着那些房子，灰色的围墙，她只觉得这个城市里的一切都已衰老、陈旧，等着它的只能是它的末日，或者开始一种富于朝气的全新的生活。啊，但愿那光明的新生活早日到来，到那时就可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命运，意识到自己的正确，做一个乐观、自由的人！这样的生活迟早要来临！现在在祖母的家里，一切都由她安排，四个女仆没有住房，只能挤在肮脏的地下室里——可是总有一天，这幢老房子将片瓦不存，被人遗忘，谁也不会再记起它……只有邻院的几个男孩子给娜佳解闷，她在花园散步的时候，他们敲打着篱笆，哄笑着逗她：“喂，新娘子！新娘子！”
萨沙从萨拉托夫寄来了信。他用欢快、飞舞的笔迹写道，他的伏尔加之旅十分顺利，可是在萨拉托夫有点小病，嗓子哑了，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两周。她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她的内心充满了近似确信的预感，有关萨沙的预感和想法不再像从前那样使她激动不安，这一点也让她感到不悦。她一心想生活，想回到彼得堡，同萨沙的交往已经成了虽然亲切却十分遥远的过去了！她彻夜未眠，早晨坐在窗前，听着周围的动静。楼下当真有人说话：惊慌不安的祖母焦急地问什么。后来有人哭起来……娜佳赶紧下楼，看到奶奶站在屋角，在做祷告，她的脸上满是泪水。桌上有一封电报。
娜佳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听着奶奶哭泣，最后拿起那封电报，读了一遍。上面通知说，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简称萨沙，于昨日晨在萨拉托夫因肺结核病故。
祖母和尼娜·伊凡诺夫娜当即去教堂安排做安魂弥撒。娜佳在各个房间里走了很久，想了许多。她清楚地意识到，她的生活，正如萨沙期望的那样，已经彻底改变；她在这里感到孤单、生疏、多余；这里的一切她都觉得没有意思，她同过去已经决裂，它消失了，像是焚毁了，连灰烬也随凤飘散了，她来到萨沙的房间，站了很久。
“永别了，亲爱的萨沙！”她默念道。于是在她的想象中，一种崭新、广阔、自由的生活展现在她的面前，这种生活，尽管还不甚明朗，充满了神秘，却吸引着她，呼唤她的参与。
她回到楼上房间开始收拾行装，第二天一早就告别了亲人，生气勃勃地、高高兴兴地走了，——正如她打算的那样，永远离开了这座城市。
一九零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