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们像是在转灵动桌玩招魂术。我们相聚在居伊·德·威尔的办公室里，他事先熄了灯。或者，只是停电了。我们听见他在黑暗中的声音。他给我们复述了一篇文章，他本来可以在灯光下把这篇文章念给我们听的。不，我这么说对他是不公平的，居伊·德·威尔要是听见我把这次活动说成“转灵动桌”，他会瞠目结舌的。我们的活动比转灵动桌要有价值得多。他会用略微责备的口气对我说：“瞧您说的，罗兰……”
壁炉上有一个枝形大烛台，他点燃了烛台上的蜡烛，然后重新坐到办公桌后面，那个女孩、我，还有一对四十岁上下的夫妻，我们坐在他对面的座椅上，那对夫妻非常注重仪表，那副神气很像中产阶级，我是第一次在那里遇见他们。
我朝她转过头去，我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了。居伊·德·威尔微微俯下身子，一直在说话，但语气很自然，差不多是日常说话的语调。每一次聚会，他都要念一篇文章，过后他还会把文章油印给我们。我留下了那天晚上的油印资料。我有了一个参照依据。她跟我说了她的电话号码，我用红色圆珠笔把号码记在了那张纸的下面。
“最大程度的聚精会神在双目紧闭躺下之后才能获得。外面一点点风吹草动，精力就开始分散。站着的话，双腿会耗去一部分精力。睁开的眼睛会减弱集中的精力……”
我费了老大的劲才忍住没爆笑起来，我记得当时的情景，更因为此前我还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可是，蜡烛的亮光让他的朗读充满庄严肃穆的气氛。我经常与她的目光交汇。从表面上看，她不想笑。不仅不想笑，而且恰恰相反，她显得毕恭毕敬的，甚至还担忧自己听不懂那些话的意思。她的这种严肃认真终于也感染了我。我为自己刚才出现的反应感到羞愧。我想都不敢想，要是我刚才大笑起来的话，会造成怎样的混乱和难堪。从她的目光中，我好像看出了一种求助，一个疑问。我在你们中间够格吗？居伊·德·威尔把手指交叉在一起。他的语气更加庄重，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仿佛只对她一个人说话。她惊呆了。也许她担心别人出其不意地问她一个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您怎么想呢，我好想听听您对这个观点的看法。”
电灯又亮了。我们在那间办公室还待了好一阵子，跟往常不一样。平常，聚会总是在客厅里举行的，总会有十来个人到场。但那天晚上，我们就四个人，德·威尔也许更喜欢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我们，因为我们人数太少。而这天晚上的聚会一开始只是一个简单的约会，没有像往常一样发出邀请，这种邀请可以在你的住所收到，或者假如你是维嘉书店的常客，有人就会在那里把请帖转交给你。正如我保留了一些油印资料一样，这些请帖我也保存了一些下来，昨天我就随手翻到了其中的一张：
亲爱的罗兰
居伊·德·威尔
非常高兴地欢迎您大驾光临
时间：一月十六日星期四晚上八时
地点：卢旺达广场5号
左边二号楼
左边四楼
白色的请帖，相同的尺寸，金属丝字母预示着这可能是一场上流社会的聚会，鸡尾酒会或者生日宴会。
那天晚上，他把我们一直送到公寓的门口。居伊·德·威尔和那对第一次光临的夫妻比我们大了足足二十来岁。由于那架电梯四个人乘坐太拥挤，她和我，我们俩就从楼梯下楼了。
那几栋墙面呈米色或土黄色的千篇一律的楼房边上有一条私人通道。同样的锻铁门，门上方挂着一盏灯笼。一排排一模一样的窗户。过了铁栅栏之后，我们便出现在亚历山大-卡巴那尔街的花园广场。我一定要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因为我们的路就是在那里交汇的。我们纹丝不动地在那个花园广场中央待了一会儿，找一些话跟对方说。是我率先打破沉默。
“您住在这个街区吗？”
“不，我住在星形广场那边。”
我想找个借口把她留住，不要那么快就和她说再见。“我们可以一起走一程。”
我们沿着格雷那尔林荫大道，走在高架桥下。她提议沿着这条通往星形广场的地上地铁线步行。假如她走累了，她总是可以坐地铁完成剩下的路程。那一定是在某个礼拜天晚上或者节假日。街上没有汽车驶过，所有的咖啡馆都关门了。总之，在我的记忆里，那天晚上，我们漫步其中的是一座杳无人迹的空城。现如今，当我回想往事的时候，我们的相遇，在我眼里恰似两个在生活中萍踪无定的人的邂逅。我觉得我们俩在这个世界上无依无靠、孑然一身。
“您与居伊·德·威尔认识已经很久了吗？”我问她。
“不久，我是在年初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他的。您呢？”
“我嘛，通过维嘉书店。”
她不知道圣日耳曼大街上有这么一家书店，书店的橱窗上贴着用蓝色的字写的标识：东方学以及比较宗教。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听说居伊·德·威尔的，一天晚上，书店老板给了我一张请帖，告诉我说我可以参加那里的聚会。“完全适合您这样的人。”我本想问他“您这样的人”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还是蛮友好的，这句话应该没有轻蔑的意思。他甚至毛遂自荐地把我“托付”给居伊·德·威尔。
“那家书店还行吗，那家维嘉书店？”
她问这个问题时夹带着嘲讽的语气。不过，也可能是她的巴黎口音让我产生这种感觉的。
“那里可以找到大量有意思的书。我会带您去那里。”
我想知道她都读哪些书，是什么东西吸引她参加居伊·德·威尔的聚会的。居伊·德·威尔建议她读的第一本书是《消失的地平线》。那本书她一丝不苟地读完了。前一次聚会，她比别人到得早一些，居伊·德·威尔就让她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在占了整整两面墙的书架上寻找另外一本书借给她。不一会儿，他仿佛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一样，径直朝办公桌走去，在堆积如山的乱糟糟的资料和信函中拿出一本书。他对她说：“您可以阅读这部书。我很想知道您读完这本书之后有什么感想。”她很是忐忑不安。德·威尔跟别人说话的口气就好像他们跟他一样睿智、一样博学似的。他的这种想法到什么时候结束呢？他最终肯定会意识到别人到不了他的高度。那天晚上，他给她看的那本书，书名叫《不存在的路易丝》。是的，那本书我没读过。它讲述的是不存在的露易丝的故事，那是个修女，书里还收录了她的全部信函。她没有按前后顺序阅读，总是随手翻到哪一页就读哪一页。有一些章节给她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超过《消失的地平线》。在认识德·威尔之前，她读过一些科幻小说，比方说《会做梦的宝石》。还读过一些天文学方面的著作。真是投缘啊……我也一样，非常喜欢天文学。
到了比尔-阿肯站的时候，我寻思着她是乘坐地铁，还是想继续走路、穿过塞纳河。在我们的头顶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传来地铁列车的嘎吱声。我们走到了那座桥上。
“我跟您一样，”我对她说道，“也住在星形广场那边。也许离您家不太远。”
她迟疑着。她可能想跟我说一些难以启齿的事情。
“实际上，我结婚了……我住在诺伊利，我的丈夫家里……”
就好像她在跟我忏悔一桩罪孽一样。
“您结婚很久了吗？”
“不，不是很久……是在去年四月份……”
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走到了那座桥中间，到了那座通向天鹅林荫路的台阶附近。她到了台阶上，我跟了过去。她迈着坚定自信的步子走下台阶，就好像去赶赴约会一样。然后，她跟我说话的语速越来越快了。
“有一阵子，我在找工作……我碰巧看到一则招聘启事……是做临时秘书……”
下了台阶后，我们沿着天鹅林荫道往前走。林荫道的两边，一边是塞纳河，一边是河滨上的灯火。而我，我感觉自己走在一艘在深更半夜里搁浅的轮船上面供旅客散步的甲板上。
“在办公室里，有一个男的吩咐我工作……他对我很好……他年纪更大一些……过了一段时间，他想结婚了……”
好像她试图在一个儿时的朋友面前为自己辩护，而这个朋友，她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只是在街上偶然碰到的。
“那您呢，您喜欢结婚吗？”
她耸了耸肩膀，仿佛我刚才说了一句荒唐可笑的话。我每时每刻都在期待她说：“瞧你说的，你还不了解我……”
总之，我前世一定认识她。
“他总跟我说，他希望我好……是真的……他对我很好……都有些把自己当成了我的父亲……”
我心想她在等我给出建议。她可能不习惯把心里话告诉别人。
“他从不陪您去参加聚会吗？”
“不，他工作太忙了。”
她是通过她丈夫年轻时代的一个朋友认识德·威尔的，此人带德·威尔去诺伊利他们家里吃过晚饭。她皱着眉头，把所有这些细节都向我汇报，仿佛她担心有任何遗漏，哪怕是最没有意义的细节。
我们走到了那条林荫路的尽头，正前方就是自由女神像。右边有一条长凳。我不知道我们两个是谁先行坐下的，也许我们俩同时有了同样的想法。我问她是不是可以不回家。她这是第三或者第四次参加居伊·德·威尔的聚会，到晚上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才走到康布罗纳地铁站的楼梯那里。而每一次，一想到要返回诺伊利，她就显得垂头丧气的。如此一来，她往后都得乘坐同一路地铁，在星形广场站下车。在萨布隆站下车……
我感觉到她的肩膀碰到了我的肩膀。她对我说，在那顿晚餐上第一次见到居伊·德·威尔之后，他就邀请她到奥黛翁旁边的一个小礼堂里听他的讲座。那一天，他讲的是“阴暗的中午”和“绿光”。从报告厅里出来之后，她在那个街区漫无目的地走着。她漂游在居伊·德·威尔所说的明亮的绿光中。晚上五点钟了。林荫大道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在奥黛翁十字路，行人推搡着她，因为她走的是与他们相反的方向，不想与他们一起冲下地铁站的台阶。有一条寂静无人的街道往上通往卢森堡公园，坡度不大。到了半坡后，她走进了一幢楼房边角处的一家咖啡馆：孔岱。“你知道孔岱吗？”她突然用“你”来称呼我。不，我不知道孔岱。说实在话，我不喜欢这个大学区。它勾起我的童年，开除我学籍的那所中学的寝室和多费那街的一个大学食堂，我不得不用一张伪造的学生证，经常去那里混饭吃，因为我经常饥肠辘辘。打那以后，她就经常躲进孔岱。她很快就认识了那里的大部分常客，尤其是两个作家：一个名叫什么莫里斯·拉法艾尔的人，还有一个叫阿瑟·阿达莫夫。我听说过他们吗？听说过。我知道谁是阿达莫夫。我甚至见过他好几次，就在穷人圣于连教堂附近。眼神总是忐忑不安的。我甚至可以说他的眼神里充满惶恐。他走路时光着脚丫穿着一双拖鞋。她没有读过阿达莫夫的任何作品。在孔岱的时候，他有时叫她陪他去宾馆，因为他害怕一个人走夜路。自从她成了孔岱的常客之后，别人就给她取了个绰号。她本名叫雅克林娜，但是他们都叫她露姬。要是我愿意的话，她会把我介绍给阿达莫夫和其他人。还有吉米·康贝尔，一个英国歌唱家。还有一个突尼斯朋友，阿里·谢里夫。我们可以白天在孔岱见面。晚上，当她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她也去那里。他常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她朝我抬起头来，犹豫了片刻之后，她对我说，回诺伊利她丈夫家，她一次比一次觉得艰难。她显得心事重重的，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到最后一班地铁的时间了。我们是车厢里惟一的乘客。在星形广场站换乘之前，她把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时至今日，每至夜晚，当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时常会听到一个唤我名字的声音。一个沙哑的声音。音节有些拖长，我马上就分辨出，那是露姬的声音。我转过头去，却不见一个人影。还不只是在晚上，在你不知道今夕何夕的夏日午后的那些休闲时刻也一样会发生。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像从前一样。一样的白昼，一样的夜晚，一样的地点，一样的邂逅。永恒轮回。
我还经常在梦中听见她唤我的声音。一切都是如此的清晰——直至最微小的细节——以至于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我总会问自己这怎么可能。有天晚上，我梦见自己正从居伊·德·威尔的那栋楼房里走出来，时间恰好就是露姬和我第一次从那里出来的那个时间段。我看了看表。晚上十一点钟。底楼的一扇窗户上爬着常春藤。我走出栅栏，穿过康布罗纳花园广场，径直朝地面地铁走去，就在这时，我听见了露姬的声音。她在叫我：“罗兰……”连叫了两声。我在她的声音中听出了嘲讽。刚开始的时候，她嘲笑我的名字，这个名字并不是我的本名。我使用这个名字只是为了图个方便，一个走到哪里都没问题的万能名字，而且还可以拿来做姓氏使用。罗兰，方便实用的名字。尤其是，特别富有法国意味。我的真名太富有异国情调了。那个时候，我总是避免吸引别人的注意。“罗兰……”我转过身去。没有一个人影。我到了广场中央，就像第一次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的时候一样。醒来之后，我决定去居伊·德·威尔以前住的那个地址，看看底楼的窗户上是不是爬着常春藤。我坐地铁一直坐到康布罗纳。那是露姬返回诺伊利丈夫家的时候乘坐的地铁路线。我一直陪伴着她，我们经常在阿根廷站下车，那里离我住的宾馆很近。每一次，她都打定主意要留在我的房间里过夜，但每次到了最后关头她都咬一咬牙，还是决定回诺伊利……后来的一个晚上，她留下来陪我了，在阿根廷站。
一大清早行走在康布罗纳广场让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我们以前去居伊·德·威尔家时总是在晚上。我推开栅栏门，心想时间都过了那么久，我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机会再遇见他了。圣日耳曼大街上的维嘉书店不在了，在巴黎同样再也见不到居伊·德·威尔了。也见不到露姬了。但是，那株常春藤依然在那里，爬在底楼的那扇窗户上，就像我在梦中见到的一样。这让我大惑不解。那天晚上，真的是在做梦吗？我一动不动，在那扇窗户前伫立良久。我希望听见露姬的声音。希望她再叫我一次。没有。什么也没有。万籁俱寂。但我一点也没感觉到，从居伊·德·威尔的那个时候起到现在，这一段时间已经流逝。相反，这段时间在某种永恒之中凝固了。我想起了当我认识露姬的时候试着撰写的那篇文章。我给它取名为《中立地区》。在巴黎是有些中间地区、一些无人地带的，那里处在一切的边缘，处于中转过境甚或悬而未决状态。在那里能享受到一定的豁免权。我本来可以把那些地方称作自由免税区的，但是中立地区更确切。有一天晚上，在孔岱，我征询莫里斯·拉法艾尔的意见，因为他是作家。他耸了耸肩膀，冷嘲热讽道：“我的老弟，这事要您本人才搞得清楚……我不是很清楚您到底想说明什么……就用‘中立’好了，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吧……”康布罗纳花园广场，以及塞古和杜布雷克斯之间的那个街区，所有那些通向地面地铁天桥的街道统统属于中立地区，假如我在那些地方见到露姬，那并不是偶然。
那篇文章我已经遗失了。我用扎夏里亚借给我的那台打字机打了五页出来，扎夏里亚是孔岱的一个客人。我在文章的前面写了一句献词：本文献给中立地区的露姬。我不知道她对这篇作品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她并没有把它从头到尾读完。文章有些让人讨厌，里面按行政区罗列了划定这些中立地区的街道的名字。有时是一片房屋，或者一个更宽阔的延伸区域。有一天下午，我们俩都在孔岱，她刚刚读了那句献词，她对我说：“你知道吗，罗兰，我们也许可以到你文章里提到的每个街区各住一个星期……”
我在阿根廷大街上租了一个宾馆房间，它恰恰就处在中立地区。谁会去那里找我呢？我在那里碰到的很少的几个人从身份上来说一定已经死亡。有一天，在浏览报纸的时候，我碰巧在“司法公告”专栏看到一则加有边框的启事，这篇短文的标题是：“失踪声明”。一个名叫塔利德的人已经有三十年没在寓所里出现过，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因此大法庭宣布他“失踪”。我把这则告示拿给露姬看。当时是在阿根廷街，在我的房间里。我跟她说，我敢打包票，那家伙就住在这条街上，包括另外十来个被法院宣布“失踪”的人。而且，我下榻的那家宾馆附近的楼房每栋都标有“带家具出租”字样。这些楼房里可以自由进出，不需要出示任何身份证件，可以在那里躲藏。那一天，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在孔岱庆祝拉欧巴的生日。他们灌我们喝酒。回到宾馆后，我们有些醉醺醺的。我打开窗户。我尽可能用最洪亮的声音高喊：“塔利德！塔利德！……”大街上空无一人，那人的名字异样地在大街上回荡。我甚至觉得那回声都在回响。露姬来到我身边，也跟着我一起喊叫：“塔利德！塔利德！……”这个小孩子才玩的游戏让我们大笑不止。但我最后相信这个人马上就要出现了，我们会把在这条街上游荡的所有失踪者都唤醒。过了一阵子，宾馆的夜间守卫跑来敲我们的门。他用从坟墓里出来的声音说道：“请你们保持安静，好吗？！”我们听见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下楼梯。这时，我的判断是，他本人就是一个失踪者，就像那个所谓的塔利德，以及所有躲在阿根廷街的出租屋里的人一样。
每次从这条街回我的房间时，我都会想到这些事情。露姬跟我说，她结婚之前，也曾在这个街区的两家宾馆里住过，那是在再往北去一点点的阿玛依埃街，还有星形广场街。那个时候，我们肯定有过擦肩而过却没有注意到对方的经历。
我现在还记得她打定主意不再回她丈夫家的那个夜晚。那一天，在孔岱的时候，她把我介绍给阿达莫夫和阿里·谢里夫。我抱着扎夏里亚借给我的那台打字机。我想开始撰写《中立地区》。
我把打字机安放在房间里的那张小小的硬叶松木桌子上。我已经在脑海里想好了第一个句子：“中立地区至少有一个优势：那里只是一个出发点，人们离开那里是迟早的事情。”我知道，一旦在打字机前面坐下来，一切都可能变得没那么简单。也许应该画掉这第一句话。还有后面的那句。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浑身是劲。
她必须回诺伊利吃晚饭了，可到了八点钟的时候，她依然躺在床上没有动弹。她也没开床头灯。我终于开口提醒她时间到了。
“什么时间到了？”
从她的口气中，我听得出来，她永远也不会再去乘坐在萨博隆站下车的那趟地铁了。我们沉默了好一阵子。我坐在那架打字机前，敲打着键盘。
“我们可以去看电影。”她对我说道，“可以打发时间。”
只需穿过大军林荫大道，就会迎面看见奥布里加多影城电影院。那天晚上，我们俩谁也没有专心看电影。我感觉放映厅里没什么观众。这些观众是不是一家法院宣布“失踪”很久的那些人呢？还有我们自己，我们又是什么人呢？我时不时地扭过头去看她。她没在看银幕，而是低着头，仿佛陷入了沉思。我担心她会突然站起来，又改变主意，决定返回诺伊利。没有。她一直呆到电影结束。
从奥布里加多影城电影院里出来后，她好像松了一口气。她告诉我，从今往后，她回不了她丈夫家了，已经为时太晚。那天她丈夫邀请了一些朋友到家里吃晚饭。现在，都结束了。诺伊利永远也不会再举行任何晚宴了。
我们没有马上回宾馆房间。我们在这个中立地区久久地漫步，我们俩在不同的时期都在这里躲藏过。她想带我去看她住过的那两家宾馆，在阿玛依埃街和星形广场街。我试着去回忆那天晚上她都跟我说了些什么。都已经模糊不清了。只剩下一些片段。现如今，要重新找到那些缺少的或者我可能忘记了的细节，已经为时晚矣。她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她母亲以及她和母亲一起居住的街区。她母亲死了。现在她只有一个少女时代结交的女友，一个叫什么亚娜特·高乐的女孩。我们和亚娜特·高乐在阿根廷街、靠近我住的那家宾馆的一家破旧的餐馆里一起吃过两三次晚饭。一个金发碧眼女子。露姬跟我说别人叫她“死人头”，因为她那瘦削的面孔与丰满的体态形成的反差太强烈了。后来，亚娜特·高乐还到塞尔街的那家宾馆里找过她，那一天，我撞见她们俩在那个房间里，那里散发着一股乙醚味道，我本该动脑子好好想想的。然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圣母院对面的河堤上，我一边在那些旧书商的木箱里淘书，一边等着她们俩到来。亚娜特·高乐说她和一个人在格朗-德格雷街有约会，那人会“给她带一点雪来”……她听了那个“雪”字后笑了，因为我们当时还在七月份呢……在旧书商的一个绿色木箱里，我突然发现了一本口袋书，书名叫《美丽的夏日》。是的，这是个美丽的夏日，因为在我看来它是永恒的。然后，我猛然看见她们，两人正走在河堤另一边的人行道上。她们从格朗-德格雷街走出来。露姬抬手跟我打了一个手势。她们在阳光下，在静谧中，款款朝我走来。她们常常像这样在我的梦中出现，她们俩，在穷人圣于连教堂附近……我觉得那天下午，我好幸福。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给亚娜特·高乐取了个绰号叫死人头。是因为她那高高的颧骨和眼角上斜的眼睛吗？那个时候，她依然处在锦瑟年华，青春魅力四射。那些无眠之夜，那些正如她所说的雪，都没在她的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多长时间了？我本该对她起疑心的。露姬不带她去孔岱，也不带她去参加居伊·德·威尔的聚会，仿佛这个女孩只是她的一个影子。我在场的时候，只听她们说过一次她们俩共同的过去，不过她们说得闪烁其词的。我感觉到她们俩有着共同的秘密。有一天，当我和露姬从马比庸地铁站走出来时——那是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六点钟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她认出了某个人，那人正坐在拉贝格拉酒吧的大窗户玻璃后面的一张桌子旁。她往后退了几步。那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子，表情严肃，棕色的头发平贴在脑袋上。他与我们差不多是面对面，也有可能看见了我们。但我觉得他正在跟旁边的某个人交谈。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福尔街的另一边。她跟我说，两年前，她就因为亚娜特·高乐的关系认识了那个家伙，当时他打理着九区的一家餐馆。她压根儿没预料到会在这里遇见他，因为这里是左岸。她显得忧心忡忡的。她使用“左岸”这两个字，仿佛塞纳河就是一条分界线，把两个分属不同国家的城市分割开来，就像金属卷帘门一样。拉贝格拉咖啡馆里的那个人成功地越过了这条边界。他在马比庸十字路口的出现真的让她惴惴不安。我问她那人叫什么名字。墨塞里尼。那她为什么要躲开他呢。她没有明确地回答我的问题。她只是说，这家伙唤起了她最糟糕的回忆。她一旦与什么人断绝往来，那会是决绝的，在她看来，他们都已经死了。假如这个人还活着，有可能与她狭路相逢，那么最好还是转移到别的街区去。
我安慰她，让她放下心来。拉贝格拉跟别的咖啡馆不一样，店里的顾客有些鬼鬼祟祟的，与我们正在行走的这个大学生和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作家组成的街区很不协调。她跟我说，这个墨塞里尼，她是在九区认识的？没错，拉贝格拉正如圣日耳曼-德-普雷的皮嘉尔的附属，但人们不是很明白个中原因。只需要走到另一边的人行道上，避开拉贝格拉就行了。没有必要更换街区。
我本该说得语气坚决些，让她闭口不再提及这件事情，但我知道万一她想说服我的话，她大致会怎么回答……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不知见过多少墨塞里尼一类的人，过后我们总会问自己，这些家伙干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非法勾当……我不是经常看见我哥哥和这伙人厮混在一起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常想，可以对这个名叫墨塞里尼的人展开一些调查。可那又有什么必要呢？对于露姬，除了我已经知道的那些或者猜测出的那些事情，我不会了解到更多的东西。我们果真要对我们刚开始人生之旅时认识、后来又被我们放弃的人负责吗？我父亲，还有所有那些和他在宾馆大厅或者咖啡馆的后间里窃窃私语、带着我永远也不会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东西的箱子的人，我要对他们负责任吗？那天晚上，发生那件冤家路窄的事情之后，我们走到了圣日耳曼大街。我们走进维嘉书店的时候，她好像松了一口气。她有一张书单，那些书都是居伊·德·威尔建议她读的。这张书单，我现在还保存着。每一个参加聚会的人，他都会向他派发这种书单。“您没有必要把这些书同时读完，”他习惯这么说，“最好选出其中的一本，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读一页。”
《天堂里的第二个我》
《上帝在奥贝兰的朋友》
《珍珠之歌》
《曙光柱》
《光明财宝的十二个救护者》
《器官或微小的中枢》
《神秘玫瑰园》
《第七个山谷》
这都是些淡绿色封面的小册子。刚开始的时候，在阿根廷街我的那个房间里，露姬和我，我们会高声朗读这些书。当我们没有道德准则的时候，这是一种约束。现在想来，我们读这些书的方式并不一样。她希望从中发现人生的真谛，而让我着迷的则是那些词语的铿锵有力和句子的悦耳动听。那天晚上，在维嘉书店，她好像忘记了那个什么墨塞里尼以及此人带给她的那些沉痛记忆。今天，我终于明白了，她阅读那些淡绿色的册子和“不存在的路易丝”的传记，并不是要寻找一个行为准则。她只想逃走，逃到更远的地方，用剧烈的方式割断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呼吸到自由的空气。然后，一想到被你抛在身后的那帮家伙会找到你，要跟你算账，你就会时不时地感到惶惶不安。必须隐藏起来，才能躲开那些讹诈者，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彻底摆脱他们。去那里，去山上的顶峰，或者外海，呼吸自由的空气。这种事情我太明白不过了。我也一样，我依然拖拽着那些惨痛的回忆和孩提时的噩梦形象，我要收拢前臂、紧握拳头对付它们，让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跟她说转移到人行道的想法很愚蠢。最后，我终于把她说动了。今后，从马比庸地铁站出来后，我们不再避开拉贝格拉。一天晚上，我甚至把她带到了那家咖啡馆里面。我们站在柜台前，不屈不挠地等待着墨塞里尼。还有过去所有的幽灵。跟我在一起，她什么都不怕。只能是直视着幽灵的眼睛把它们逼退，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觉得她又恢复了信心，即使墨塞里尼出现的话，她都不会动一下。我教她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一句话，我处在这种情况下都能脱口而出：“您搞错了，先生……不是我……我很抱歉……您认错人了……”
那天晚上，我们徒然等了墨塞里尼那么长时间。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在那家咖啡馆的玻璃窗后面看见过他。
她没回丈夫家的那个二月里下了很多雪，我们在阿根廷街，就好像迷失在一个位于雪峰上的旅店里。我发现在一个中立地区生活很艰难。说实在的，最好是靠近中心。这条阿根廷街——我记录了巴黎一些跟它相似的街道——最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它与它所属的行政区一点也不相称。它跟哪个都不相称，别具一格。覆盖了一层雪之后，这条街道的两头通向白茫茫的一片。我也许应该重新找到那些街道的名单，它们不仅仅是一些中立地区，而且还是巴黎的黑洞。更确切地说，是这种黑暗物质发出的亮光，这种黑暗物质是天文学上说到的，这种物质可以使所有的东西都看不见，甚至能够抵御紫外线、红外线和X光。是的，久而久之，我们很有可能被这种黑暗物质吸进去。
她不想呆在一个离她丈夫的住所太近的街区。只有两站路。她一直在左岸寻找一家靠近孔岱或者居伊·德·威尔住的那套寓所的宾馆。那样的话，她就可以走路去了。可我却害怕回到塞纳河的那一边，靠近那个六区的地方，我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痛苦的回忆多得数也数不清……但有什么必要再去说它们呢，一些人在那里经营奢侈品店，一些有钱的外国人在那里买房子，对于他们以外的人来说，那个行政区今天已经不复存在……那个时候，我还能在那里找到一些我孩童时代的遗迹：多费那街上的那些破败不堪的宾馆，装教理书的库房，位于奥黛翁十字路口、一些美军基地的逃兵在那里从事非法买卖的那家咖啡馆，绿加朗的黑黢黢的楼梯，还有马扎利纳街那堵积满污垢的墙壁上的一行文字：“永远也别工作”，我每次去上学都要念到这句话。
她在稍往南边靠近蒙帕纳斯的地方租到一个房间时，我还待在星形广场附近。在左岸，我一心想要避开那些幽灵。除了孔岱和维嘉书店外，我宁可不在我从前住过的这个街区耽搁太久。
另外，还得弄到钱。她卖掉了一件毛皮大衣，那可能是她丈夫送给她的礼物。卖掉大衣后，她就只剩下一件风雨衣了，这风雨衣太单薄了，无法抵御寒冬。她读着那些小广告，像结婚之前一样。她时不时地跑去奥特依看一名汽车修理工，那是她母亲的一位老朋友，接济过她。我几乎不敢透露我所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可是，何苦隐瞒真相呢？
一个名叫贝洛-贝多万的人也住在我租住的宾馆旁边那一片房屋之间。确切地说，是在西贡街8号。一个带家具出租的房间。我经常与他擦肩而过，但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我们第一次说话的情景了。一个头发鬈曲、属于阴险奸诈型的家伙，穿着总是挺讲究的，装出一副上流社会人士的潇洒派头。当时，我坐在他对面，坐在阿根廷街那家咖啡馆餐厅的一张桌子旁，那是一个冬日的午后，巴黎正在下雪。当他问我那个人们常问的问题“您呢，您是做哪一行的”时，我跟他说我想“写作”，而他呢，这个贝洛-贝多万，我不是很明白他所在公司的名称。那天下午，我一直陪他到了他的“办公室”——“离这里非常近，”他说道。我们的脚步在雪地上留下了印子。只需要笔直地往前走到夏尔格兰街就行了。我查阅了那年的一本旧年鉴，想查出这个贝洛-贝多万到底在哪里“工作”。有时，我们会回想起我们人生的某些片段，我们需要证据来证实我们没有做梦。夏尔格兰街14号。“法国商务出版社”。一定是在那里的。今天，我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去那里、去辨认那栋楼了。我已经很老了。那一天，他没让我上楼去他的办公室，但第二天我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家咖啡馆再次见面。他建议我做一项工作。为一些公司或者机构撰写小册子，他多多少少是那些公司或机构的推销员或者广告代理，而那些册子将会在他的出版社出版。他会支付我五千法郎。但那些文章要挂他的名字。我只是给他做枪手。他会把所有需要的资料都提供给我。就这样，我撰写了十来部小作品：《布尔布雷的矿泉水》《绿宝石海岸的旅游业》《巴尼奥尔-德-罗纳地区宾馆和俱乐部的历史》，还有一些有关约旦银行、瑟里格曼、米拉波和德马西银行的专著。我每次坐在工作台后面，都担心自己会因为厌倦而呼呼大睡。但工作做起来还是很简单，只需把贝洛-贝多万所做的笔记整理成文就可以了。他第一次带我去法国商务出版社的所在地时，我非常吃惊：那是底楼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但在我那个年龄，是不会问自己太多问题的。那个年龄的人对生活充满信心。两三个月后，我就不再有这个编辑的消息了。答应给我的稿酬他只预付了一半，但也足够我花销了。有朝一日——假如我有足够力量的话为什么不是明天呢——我也许应该去西贡街和夏尔格兰街朝圣，那是一个中立地区，贝洛-贝多万和法国商务出版社都随着那个冬天的雪一起从人间蒸发了。还是不行，思来想去，我真的没有勇气那么做。我甚至在想，那些街道是否还存在，是否已经被那些黑暗物质永远吸走了。
我更愿意在一个春天的夜晚信步走到香榭丽舍大街上。如今，真正意义上的香榭丽舍已经不复存在，不过，到了晚上，它们还能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也许，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依然能听见你唤我名字的声音……你卖掉毛皮大衣和镶嵌有光面宝石的纯绿宝石的那一天，贝洛-贝多万给我的那笔钱还剩下两千法郎左右。我们有钱。未来属于我们。那天晚上，你善解人意地来到星形广场街区找我。那是在夏天，跟我们与“死人头”一起在河堤路那里见面、我看见你们俩迎面朝我走来的那个夏天一样。我们去了弗朗索瓦一世街和马伯夫街街角的那家咖啡馆。他们把桌子都摆到了人行道上。天色还早。街上已经没有汽车了，能听见人们悄悄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接近十点钟的时候，我们走到了香榭丽舍大街上，我寻思着，黑夜是不是永远也不会降临，这是不是一个白夜，不像在俄罗斯和那些北方国家出现的那种白夜。我们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们有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利沃里街上的拱廊下面还映照着夕阳的余晖。这是在夏初，我们很快就要出发了。去哪里呢？我们还不知道。也许是去西班牙的马略卡岛或者墨西哥。也许去伦敦或者罗马。去哪里已经不重要了，这些地方已经混在一起了。我们旅行的惟一目的就是进入夏日的中心，时间在那里停止，时钟的指针永远指着同一时刻：正午十二时。
到王宫的时候，夜幕降临了。我们在卢克-尤尼维尔咖啡馆的露台上歇了一会儿，然后继续上路。一条狗跟着我们从利沃里街走到圣保罗。然后，它走进了那座教堂。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露姬告诉我，她可以走一整夜。我们穿过兵工厂之前的一个中立地区，那几条街渺无人踪，从那里经过的人不禁要问，那里是否有人居住。我们发现，在一幢房子的二楼，有两扇大窗户亮着灯。我们坐在对面的一张长椅上，情不自禁地望着那两扇窗户。那盏电灯的灯罩是红色的，在房间的最里头，暗淡的灯光就是从那里映照下来的。我们还可以看见，在左边的墙上有一面镶了镀金镜框的镜子。另外几面墙上什么也没有。我守候着一个可能会在窗户后面出现的身影，可守了半天也不见有人在这个不知道到底是客厅还是卧室的房间出现，恐怕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应该去按门铃，”露姬说道，“我保准有人在等着我们。”
那张长椅位于在两条街的交汇处形成的一个类似于土台的地方的正中间。几年之后，我坐在一辆出租车上，沿着兵工厂去往河堤路。我让司机把车停下。我想找到那张长椅和那幢房子。我希望二楼的那两扇窗户过了那么长时间之后依然亮着灯。可是，我差点就在几条通往塞莱斯廷会修士住的那些粗陋房屋外墙的小街上迷失方向。那天晚上，我对她说没有必要去按门铃。因为里面可能不会有人。再说了，我们坐在那里，坐在长椅上也挺好的。我甚至听见某个地方有泉水的潺潺声。
“你确定吗？”露姬问道，“我什么也没听见……”
对面的那套房间住的是我们俩。我们忘记关灯了。我们一时把钥匙弄丢了。刚才跟着我们的那条狗一定在等着我们。它在我们的卧室里睡着了，它会在那里等着我们回来，直到时间的尽头。
后来，我们朝北边走去，为了不偏离航向，我们确定了一个目标：共和国广场，但是我们并不能肯定我们是否走对了方向。走错了也无大碍，假如我们迷路的话，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乘坐地铁，回到阿根廷站。露姬跟我说，小时候，她常来这个街区。她母亲的朋友居伊·拉维涅在附近有个汽车修理厂。是的，在共和国广场附近。我们每见到一家修理厂都要停一下，但我们一直没找到她所说的圣塞莱斯廷五世那一家。她已经找不到那条路了。下一次她去奥特依拜访居伊·拉维涅的时候，她一定得问问他以前的修理厂的地址，要赶在这个家伙消失之前，他也会跟着消失的。这看上去没什么，但这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们的人生当中将不再有任何参照依据。她还记得她母亲和居伊·拉维涅在复活节后的礼拜六带她去过御座交易会。他们是走路去的，走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林荫大道，跟我们走的那一条很相像。可能就是同一条道。但我们已经偏离了共和国广场。那些礼拜六，她常跟母亲和居伊·拉维涅一起走到万森森林的边缘。
快到午夜了，我们俩要是出现在动物园的栅栏前会显得很奇怪的。我们会看见半明半暗的夜色中的大象。但是，到那里后，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块明亮的林间空地，中间耸立着一座雕像。共和国广场。我们越往前走，演奏的音乐声也越来越大。舞会吗？我问露姬是不是到了七月十四日。她知道的并不比我更清楚。一段时间以来，白天和黑夜都混在一起了，我们都分不清日夜。音乐是从一家咖啡馆里飘出来的，咖啡馆在靠近林荫大道和大修院街的拐角处。
太晚了，已经坐不上最后一班地铁了。就在那家咖啡馆过去一点点，有一家开着门的宾馆。一盏没有灯罩的裸灯照着一道非常陡峭的黑木楼梯。值夜者甚至都没问我们的名字。他只是跟我们说了二楼一个房间的号码。“从现在开始，我们也许可以住在这里。”我对露姬说道。
一张只能睡下一个人的床，但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窄。窗户上既没有窗帘也没有百叶窗。我们开着窗户，因为天气很热。楼下的音乐不响了，我们听见朗朗的大笑声。她凑到我的耳边说：
“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应该永远待在这里。”
我想，我们正在一个远离巴黎的地方，在地中海的一个海港上。每天早晨，我们在同一个时刻，沿着海滩的那条路漫步。我记住了那家宾馆的地址：大修院街2号。依维尼亚宾馆。在随后那暗无天日的几年里，时常有人问我要住址或者电话号码，我总会说：“您只要写信到大修院街2号的依维尼亚宾馆就行了。如果我不在，会按新地址转交的。”我也许应该去找找所有那些信，它们等着我去取回，已经等很久了，一直都没有给人回复。你说的没错，我们本该永远待在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