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8点半，电话便响了。由于是星期日早晨，比尔·查德威克仍在被窝里。他不想接电话，但它却响个不停。响了10次之后，他从被窝里爬起来，下楼来到厅里。
“谁呀？”
“喂，比尔吗？是亨利。”
是同条街上的亨利·卡彭特。他认识这个人，并不熟，只有点头之交。
“你好，亨利，”查德威克说，“星期天早晨你也不睡点懒觉儿？”
“哦，不，”对方说，“我只是出来到公园里跑一跑。”
查德威克哼了一声。他心中暗想，这真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打了个哈欠。
“大冬天的，这么早，找我有事吗？”他问道。电话那端，卡彭特似乎有点踌躇。
“您看了今早的报纸了吗？”卡彭特问。查德威克朝厅门口的垫子上扫了一眼，他的两份报纸还在那儿，没有打开。
“没有，”他说，“怎么啦？”
“您订了《星期日信使报》吗？”卡彭特问。
“没订。”查德威克说。电话里停了好一会儿。
“我想您今天应该看一看，”卡彭特说，“上面有您的事儿。”
“是吗，”查德威克说，他来了兴致。“报上说什么了？”
卡彭特更踌躇起来。他声音中明显地露出了窘迫之情。显然，他认为查德威克应该看过那篇文章了，好跟他议论议论。
“那么，您最好还是自己看一看吧，伙计。”卡彭特说，并挂了电话。
查德威克盯着嗡嗡响的话筒，将它放了回去。跟所有的听说报上文章提到他、但还没有看到文章的人一样，他很感兴趣。
他拿着《快报》和《电讯报》回到卧室，交给他妻子，在睡衣外面穿上裤子，套上开领毛衣。
“你要上哪儿去？”他妻子问。
“就到街上买张报纸，”他对她说，“亨利·卡彭特说报上有关于我的事。”
“啊，你终于出名啦，”他妻子说，“我准备早点。”
街角上的报店只剩两份《星期日信使报》了，这是一种厚厚的副刊很多的报纸。在查德威克看来，是一些装腔作势的人写给装腔作势的读者看的。街上很冷，他不愿意在这儿就钻到一大堆栏目和副页中东找西找。他宁肯耐着性子几分钟跑回温暖舒适的家中再去看它。他回到家中时，妻子已经把桔汁和咖啡摆在餐桌上了。
他开始翻报纸时才意识到，卡彭特没有告诉他页数，所以，他从一般新闻版开始看。他喝。第二杯咖啡时，把新闻看完了。他撇开了艺术文化栏，同样又跳过了体育栏。只剩下一些彩色专利和商业评论了。他是伦敦郊区的一位小本自营商人，于是，他开始读商业评论。
在第三版上，一个名字引起他的注意；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一个公司名，这个公司最近才垮台，但跟他有点买卖，而且使他损失惨重。文章刊载在一个自称为旨在调研的栏目里。他读着读着便放下了咖啡，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
“他怎么给我写出这些事情呢？”他低声说，“根本不是那回事儿。”
“怎么啦，亲爱的？”他妻子问。显然，她很关心丈夫脸上的惊讶表情。他一句话没说，把报纸递给妻子，折叠起来，以便好找那篇文章。她仔细地读着。读到一半时，不禁倒抽了一口气。
“太可怕了，”读完后，她说，“这个家伙暗指，你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欺诈。”
比尔·查德威克站起来，在厨房中踱来踱去。
“他不是在暗指，”他说，他已从吃惊转为忿怒。“他就是在明说。结论是不言而喻的。真他妈的，我以前上当了，是被蒙在鼓里的。我真心诚意地卖给他们产品，他们垮台了，我的损失比谁都不少。”
“这篇文章对你有什么伤害吗，亲爱的？”他妻子问，脸上忧心冲忡。
“伤害？简直是毁了我。而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我从来没见过写这篇文章的人，他叫什么名字？”
“盖洛德·布伦特。”他妻子一边读着文章的作者行一边说。
“可是我从没见过他。他也从没与我联系和核实一下。他根本不能那样说我。”
星期一下午，他与自己的律师私下商谈时，也是以同样的表情说着。律师表示，他看到那篇文章时，也感到非常讨厌，并且很同情地听着查德威克讲述着他与那个被清算的销售公司的关系和事情的真相。
“从您说的来看，这篇文章所说的，从表面上看来，无疑是犯了证据确凿的诽谤罪。”他说。
“那么，这帮混蛋就得撤回文章，并且要道歉。”查德威克火冒三丈地说。
“原则上是这样的。”律师说，“我想，作为第一步，最好由我代表您给编辑写封信，解释一下，我们认为您受到了编辑的一位雇员的诽谤，请他寻求以撤回文章并道歉的方式来纠正一下。当然，要刊登在显要位置。”
他们最后就这么办了。两个星期过去了，《星期日信使报》的编辑却音信皆无。整整两个星期，查德威克都得忍受着手下几个人的白眼，躲避着与他联系业务的人，两桩本来有望签订的合同也白白失去了。
《星期日信使报》的回信终于寄到了律师的手里，该信是一位秘书代表编辑签发的，其口吻是客气的回绝。
信里说，编辑已经认真地考虑了律师代表查德威克先生所写的信，并且准备考虑在读者来信栏刊登查德威克先生的信，不过要服从编辑对该信的删改权。
“换句话说，就是要把信改得面目皆非，”查德威克再一次面对律师坐下来时说，“这就是回绝，不是吗？”一律师前前后后考虑了一下，决定直言不讳。他与这位当事人打交道几年了，了解他的脾气。
“是的，”他说，“是拒绝了。在这以前，我只与国家报纸打过一次交道。这种回信是一种相当标准的官腔儿。他们不愿意撤回自己的文章，更甭说赔礼道歉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查德威克问道。
律师出了一个主意。“当然，还有出版署，”他说，“您可以向他们投诉。”
“他们会怎么办呢？”
“他们办不了什么。他们所接受的申诉只是那种由于报纸疏忽或由于报纸记者报道的不准确而造成的麻烦，他们通常回避那些明显的诽谤投诉，而将它推给法庭。不管哪种情况，他们只是发表一篇不痛不痒的文章。”
“出版署不能坚持让他们撤回文章和道歉吗？”
“不会。”
“那还能怎么办呢？”
律师叹了一口气。“恐怕惟一的办法就是打官司了。向高等法院上诉诽谤罪，要求赔偿损失。当然，如果法院真的发出了传票，那么报纸可能不愿意让事态发展下去，于是就可能刊登您所要求的赔礼道歉。”
“会吗？”
“也许会。但也许不会。”
“但肯定他们必须这么做。这是非常简单的案子。”
“我跟您实话实说，”律师说，“在诽谤案中，根本没有非常简单的案子。一方面，实际上还没有诽谤法。或者说，它只归属于普通法律。几个世纪来，大量的案例中都涉及到过诽谤案，这些案例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您的案子，或任何案子，在某些细节上都会与过去的案例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人家还会争议您当时的理智状态，您的思想状态，即特定情况下，一个人的实际感知情况，是意向明确的，而不是糊涂的，因而是清白的，我说的您能听懂吗？”
“能。我也这样想，”查德威克说，“但毫无疑问，我没有必要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
“实际上，有必要，”律师说，“您知道，您将是原告；报纸。编辑和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是被告，您必须证明，当您与新近被清算的公司往来的时候，您是清白的，没有意识到其不可靠。这样，才能表明您是被人含沙射影，受到了诽谤。”
“你是不是劝我不要起诉？”查德威克问，“你真的要我容忍那家伙一点也不核实就出版的那堆无耻谰言吗？要我听之任之，毁掉我的买卖而不去控告吗？”
“查德威克先生，让我跟您开诚布公地说，有时，人们劝我们这些律师：应该怂恿我们的当事人告这个，告那个。因为，这样我们就能挣到大把大把的律师费。实际上，恰恰相反。往往是诉讼当事人的朋友、妻子、同事等等怂恿他去起诉。当然，他们这些人是不必承担诉讼费的。对于门外汉来说，一场好官司就像吃面包看马戏那么舒服。而我们干法律这一行的人，对于诉讼的费用，可是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
查德威克仔细地考虑了一下诉讼费的问题，他以前可很少想这个事儿。
“费用会有多高？”查德威克心平气和地问道。
“高得会毁掉您。”律师说。
“我本以为，在这个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查德威克说。
“理论上，是平等，现实中却常常不同，”律师说，“您是一位富豪吗，查德威克先生？”
“不是。我只经营一个小买卖。在这个年月里，真是如履薄冰，随时可能破产。我苦干了一辈子，勉强混日子。我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汽车，自己的衣服。一份个体经营养老金，一份人寿保险和几千英镑存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微不足道。”
“我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律师说，“今天，只有富豪才能起诉富豪，而在诽谤案件中更是如此。一个人可能打赢了官司，但他必须支付自己的诉讼费。打了一场长官司之后，更不用说上诉了，其费用可能是赔偿费的10倍。
“大报纸，像大出版社什么的，都投了很大的保险，以应付被判决诽谤罪而支付的巨额赔偿费，他们可以聘伦敦西区英国王室法律顾问那样收价最高的一流律师。所以，当他们面对着一个——恕我直言——小人物时，他们就会搞得他一蹶不起。稍稍耍个手腕儿，一桩案子就会拖上5年再开庭。在这期间，双方的法律费用就会一加再加，光案情准备就得花上成千上万。如果到了法庭，辩护律师要收费，还有日常‘重理’费，费用会直线上升，而且辩护律师还要一位年轻的帮手，还得加一笔钱。”
“费用会达到多高？”查德威克问。
“就一起长官司来说，准备上几年，还不算可能发生的上诉费，也得几万英镑，”律师说，“即使这样，或许还没到头儿。”
“我还得了解些什么呢？”查德威克问。
“如果您打赢了，您能得到赔偿费和判决由被告——也就是报社——支付诉讼费，那么，您的损失就得到了补偿。但是，如果法官没有对诉讼费做出判决，您还得承担您自己的诉讼费。不过，他们只有在那些最坏的案件中才这样做。如果您输了，法官甚至可以判决，你不但要承担自己的诉讼费，还要支付被告的诉讼费。即使您赢了，报社还可以将案子上诉。为此，您可能花掉双倍的费用。即使您赢了上诉，如果不对诉讼费做出判决，也会毁掉您的。
“而且，还会让您背黑锅。两年之后，人们早已忘记了报纸上的那篇文章。而该案件在法庭上会反反复复，不断大量地增加材料和辩护证词。虽然您可以起诉，但是，报社的法律顾问却会出自其当事人的利益，不断地诋毁您这位诚实商人的名誉。让您背上黑锅，永远也甩不掉。有这样的人，可以说多得数不清，虽然赢了官司，但名誉却扫地了。在法庭上，所有的辩护词，不必经过核实，都可以印刷出来公布于众。”
“不是有法律援助吗？”查德威克问。他跟大多数人一样，只有耳闻，却从未核实过。
“可能不像您想的那样，”律师说，“要得到法律援助，您得表明您没有财产。这不适用于您，在任何情况下，诽谤案都不会得到法律援助。”
“这么说来，怎么办都会毁了我的。”查德威克说。
“很抱歉，非常抱歉。我本可以鼓励您去打一场旷日持久、费用高昂的官司的。但是我真心感到，我对您最好的帮忙就是指出这种事儿实际上多么的危险，多么的坑人。有许多人，头脑一热就打起了官司，却落得个终生悔恨。一些人从来都没有从多年诉讼所导致的精神压抑和经济担忧中恢复过来。”
查德威克站了起来。“你很实在，我很感谢。”他说。
当天晚些时候，他从办公室给《星期日信使报》打电话，要求与编辑通话。一个女秘书接了电话，她问他的名字，他告诉了自己的名字。
“您想跟巴克斯顿先生谈什么？”她问。
“我想约定一下，见他本人。”查德威克说。
电话那边停了下来，他能听到在打内部电话。她回话了。
“您见巴克斯顿先生要谈哪方面的事？”她问道。
查德威克言简意赅地解释说，他想见见编辑，就两周前盖洛德·布伦特的文章中的提到的关于他自己的情况，讲明一下自己的看法。
“恐怕巴克斯顿先生不能在办公室会客，”秘书说，“或许，您可以写封信，我们会给予考虑的。”
她撂了电话。第二天上午，查德威克乘地铁来到伦敦中区，出现在信使报社的传达室。
在一位魁梧的、身穿制服的门卫的眼皮底下，他填写了会客单，写上了姓名、住址、要会见的人以及理由。会客单被拿走后，他坐下来等着。
过了半个小时，电梯门开了，出来一位文雅潇洒、身材瘦削的年轻人，身上散发着刚刮完脸的气味。他询问地看了一眼门卫，门卫朝比尔·查德威克这边点了点头。年轻人走了过来。查德威克站了起来。
“我叫安德里安·辛克莱尔，”年轻人说，把自己的姓圣克莱尔说成了辛克莱尔，“巴克斯顿先生的私人助理。有什么事吗？”
查德威克解释说要谈谈署名盖洛德·布伦特的文章，说想跟巴克斯顿先生亲自解释一下，文章中对他的报道不但不真实，而且对他产生威胁，可能毁掉他的买卖。圣克莱尔表示遗憾，但脸上却无动于衷。
“是啊，当然谁都能看出您的心事，查德威克先生。但跟巴克斯顿先生私人会见，恐怕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是个非常忙的人，您明白吗？我——哦——知道，一位代表您的律师已经跟编辑交换意见了。”
“写了一封信，”查德威克说，“一位秘书回了信。信中说，‘或许’可以考虑在读者来信栏中刊登一封信。现在，我要求他至少要听听我这方面的意见。”
圣克莱尔笑了一声。“我已经说了，那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准备做的，最多也只不过是以编辑的名义写封信而已。”
“那么，我能见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本人吗？”查德威克问。
“我认为那没用，”圣克莱尔说，“当然，如果您或您的律师还想写一封信的话，我敢肯定，我们的法律部会按常规给予考虑的。否则的话，我就爱莫能助了。”
门卫带着查德威克从旋转门走了出来。
他在舰队街旁的咖啡吧吃点三明治算作午饭。整个吃东西的时间中，他都在沉思。下午，他早早地就坐在了伦敦中区一座参考资料图书馆里，那里专门提供当代档案和剪报。他仔细阅读了最近诽谤案件的卷宗，发现他律师的话并没有夸大其词。
一宗案子使他很震惊。一位中年男子遭到一位著名作家的严重诽谤。他起诉了并且赢了，得到3万英镑赔偿费，判决出版商承担诉讼费。但出版商上诉了，而上诉庭撤销了原判赔偿，让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诉讼费。打了4年官司，原告面临着经济上的毁灭，便将案子呈递到上议院。上议院纠正了上诉庭的判决，重新判给他赔偿费，但没有裁决诉讼费。他赢回了3万英镑的赔偿费，但5年期间的法律费用账单却是45000英镑，出版商的法律费用账单和他一样，总共损失了75000英镑。但这一大笔金钱是有保险的。原告是赢了，但一辈子也毁了。打官司的第一年，他的照片是一位精神抖擞的60岁的人。5年之后由于案子缠身，忧虑无穷，债台高筑，他却变得瘦骨磷峋没有人样儿了。尽管他的名誉恢复了，但他却在破产之中死去了。
比尔·查德威克决心不让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他来到威斯敏斯特公共图书馆，他拿了一部霍尔斯伯里写的《英国法典》，坐进了阅览室。
正如他的律师所说的，没有像道路交通法那样的成文的诽谤法，但却有1888年的诽谤法补充法案，其中对诽谤或毁誉下了普遍可以接受的定义：诽谤之辞，一般说来就是贬低他人之言辞，旨在促使社会上正常思维的人们在评价该人时而降低其身份，或使别人不敢接近之而回避之，或使之遭受仇恨、蔑视或嘲笑，或嫁祸之，使其在公务、职业、行业、贸易或生意中受到低毁或中伤。
嗯，至少最后一句适合我的情况，查德威克暗忖道。
他的律师关于法庭的一套说教在他的脑海中翻腾。“在法庭上，所有的辩护词，不必经过核实，都可以印刷出来公布于众。”难道真的是这回事吗？
然而，律师的话是对的。就在这本1888年的法案中就说得很清楚。在法庭上所说的话，都可以报道和出版，记者和编辑。印刷者和出版者都不必担心被指控诽谤，只要该报道是“公正的、及时的和准确的”即可。
查德威克想道，这一定是为了保护法官、地方官、证人、警官、律师，甚至被告，使他们敢于讲真话，用不着考虑其后果。
任何人的行为，不管其辩护词是多么侮辱、中伤、多么诋毁名誉或诽谤，只要是在当庭向大家讲的，都有豁免权；准确报道、印刷和出版上述言辞者也有豁免权。这种豁免被称之为“绝对特权”。
在乘地铁回远郊的途中，一种想法在查德威克的心中油然而生。
经过4天的寻找和跟踪，查德威克终于发现盖洛德·布伦特住在汉普斯特德区一条很现代的小胡同里。随后的星期日上午，他便来到这条街上。他估计，星期日报纸的记者是不会在星期天上班的，并揣摩布伦特一家不会到乡下去度周末。他走上台阶并按了门铃。
过了两分钟，一位三十四五岁、长得很讨人喜欢的女人开了门。
“布伦特先生在家吗？”查德威克问道，紧接着补充道，“是关于《星期日信使报》上他的文章的事儿。”
这并不是撒谎，但却足以使布伦特太太相信，来访者是舰队街报馆的人。她微笑着，转身朝门厅喊“盖洛德”，又转过来对着查德威克。
“他马上就来。”她说，随着就向房中有小孩声的地方走去，没有关门。查德威克等在那里。
一分钟后，盖洛德·布伦特本人出现在门口，穿着浅色亚麻便裤和粉色衬衫，文雅潇洒，四十五六岁左右。
“什么事儿？”他问道。
“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吗？”查德威克问。
“我是。”
查德威克将手中拿的剪报打开，递过去。
“是关于您在《星期日信使报》上写的这篇文章的事儿。”
盖洛德·布伦特仔细地看了看剪报，手却没有碰一下，脸上露出困惑而不高兴的神情。
“这大约是四周前的，”他说，“怎么了？”
“星期天一大早就打扰您，很对不起，”查德威克说，“但这看来是我们大家都得承担的风险。您要明白，这篇文章诽谤了我，严重地诽谤了我。而且给我的生意和社交生活带来相当严重的损害。”
布伦特的脸上仍带着困惑的神情，但很快就转为怒气冲冲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他质问道。
“哦，很抱歉。我叫威廉·查德威克。”
听到这个名字，盖洛德·布伦特终于明白了。于是，他勃然大怒。
“现在你听着，”他说，“你根本就不该跑到我家来说三道四。有正常渠道，你必须叫你的律师写……”
“写了，”查德威克说，“可一点儿用也没有。我还想见你们编辑，但他不接待。所以，我只好找您。”
“真是乱弹琴。”盖洛德·布伦特抗议地说，随着要把门关上。
“你瞧，我给你一样东西。”查德威克温和地说。布伦特推门的手停住了。
“什么东西？”他问。
“这个。”查德威克说。
紧跟这话，他抬起右手，攥紧拳头，着着实实地但并不特别狠地击向布伦特的鼻尖。这一拳，不能把鼻梁骨打折，也损伤不了鼻中隔软骨，但却使布伦特向后踉跄一步，发出“嗷嗷嗷”的叫声，并紧忙用手捂住鼻子。他眼中淌出了泪水，开始抽吸着鼻中流出的血。他盯了一眼查德威克，似乎面对着一个疯子，然后，砰地关上了门。查德威克听到门厅中的脚步声跑远了。
查德威克在希思大街的路口找到了警察，一个年轻人，正在上午的清新空气中享受安谧宁静，但又有点百无聊赖。
“警官，”查德威克走到跟前说，“您最好跟我走一趟。一家本地住户遭到了袭击。”
年轻警察精神一振。“袭击，先生？”他问，“在哪儿？”
“只隔两条街远，”查德威克说，“请跟我来。”
不等警察多问什么，他用食指示意让警察过来。转身便走，疾速沿原路返回来。他听到身后的警察向对讲机说话和哒哒的警靴声。直到布伦特家那条街的拐角处，警察才追上查德威克。为了不让警察多问问题，查德威克依旧快步走着，同时对警察说，“就这儿，警官，32号。”
他们来到时，门仍然关着。查德威克用手指了一下。
“在这儿。”他说。
警察停下来，疑惑地看了一眼查德威克，于是走上台阶，按了门铃。查德威克也走到台阶上，与警察站在一起。门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布伦特太太走了出来，他一看到查德威克，眼睛惊得一睁，还没等警察张口，查德威克抢先说话了。
“布伦特太太？这位警官可以和你丈夫说句话吗？”
布伦特太太点点头，又急忙转回屋中，两位来访者可以听到从屋内传出的喊喊喳喳嘀咕声。“警察”和“那个人”依稀可辨。过了一会儿，盖洛特·布伦特来到门口，他用左手将一块冰过的湿洗碗布捂着鼻子。布后面不断发出抽鼻子的声音。
“啥么事？”他说。
“这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查德威克说。
“你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吗？”警察问。
“是。”盖洛德·布伦特说。
“几分钟以前，”查德威克说，“布伦特先生的鼻子被人故意打了一拳。”
“真的吗？”警察向布伦特问道。
“真的。”布伦特点点头，眼睛从洗碗布上方盯着查德威克。
“我明白了，”警察说，实际上他没明白。“那么，谁干的？”
“我干的。”他身旁的查德威克说。
警察转向他，不可置信的样子。“您说什么？”他问。
“我干的。我打了他的鼻子。这是一次一般袭击，对不对？”
“真的吗？”警察问布伦特。
洗碗布后面的头点了点。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警察问查德威克。
“这个事嘛，”查德威克说，“我只准备到警察局后再正式解释。”
警察有点不知所措，最后他说，“很好，先生，那么，您得跟我到局里去一趟了。”
这时，一辆警车来到希思大街，是这位警察5分钟前叫的。他跟车内穿制服的人简单地说了几句，便和查德威克爬进了车的后座。不到2分钟，警车就把他们送到了当地警察局值班警官那里。当年轻警察向值班警官解释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查德威克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值班警官是位中年人，有经验，有耐性，有点看破红尘。他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查德威克。
“你打的这个人是谁？”他终于开口问道。
“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查德威克说。
“不喜欢他，对吗？”值班警官问。
“有点儿。”查德威克说。
“为什么又找这位警察自首呢？”警官问。
查德威克耸了一下肩膀。“这是守法，对不对？从法律上讲，既然触犯了法律，就得报告警察。”
“想得对，”警官赞同地说。他转身问那位警察，“布伦特先生伤得重吗？”
“看起来不重，”年轻警察说，“就像轻轻撞了一下似的。”
警官叹了一口气。“地址，”他说。警察把地址给了他。“在这儿等着。”警官说。
他走进里屋，盖洛德·布伦特的电话号码没在电话簿上登记，但警官在查号台间到了。然后，他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他走了出来。
“盖洛德·布伦特先生看来不想告你。”他说。
“那无关紧要，”查德威克说，“告不告不取决于布伦特先生。这不是在美国。事实是，已明显地犯了袭击罪，触犯了国家的法律。应该是警方决定是否起诉。”
警官以厌烦的眼神看着他。
“你还懂点法律，是吗，先生？”他问。
“读过一点儿。”查德威克说。
“警方可不一定非那样做，”警官叹了一口气。“可是，警方可能决定不起诉。”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别无选择了，我只能告诉您，如果您不起诉，我只能到那儿去再干一次。”查德威克说。
警方慢吞吞地抽出一本起诉表。
“那就起诉吧，”他说，“姓名？”
比尔·查德威克告诉了姓名和地址，并被带进看守室。他拒绝交待，只是表示要在适当的时候向法官说明他的行为。他的话被打了字，他在上面签了名。他被正式起诉了，并且自己交了100英镑保释金，由警官保释，第二天上午要到伦敦北区法庭出庭。然后就让他回家了。
第二天，他以还押身份出现了。听证会只进行了两分钟，他拒绝进行抗辩，因为他知道这种拒绝会被法庭理解为，在适当的时候，他会请求做无罪判决。他被还押两周，而且又交了100英镑保释金。由于只是还押听证会，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并没到庭。还押的起诉只是一般袭击，所以，地方报纸上的报道还不到1英寸大。比尔·查德威克住的那个区的人，谁也不看这种报纸，所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在本案审理的前一周，舰队街及其周边的主要日报、晚报和星期日报纸的新闻编辑们都收到了匿名电话。
在每个电话中，打电话者都向新闻编辑透露，《星期日信使报》的明星记者因卷入被袭击案将于下星期一到伦敦北区法庭出庭；该案是警方起诉查德威克，请不要单单依赖出版署法庭报道的资料；如果派出自己的记者，编辑将得到补贴。
多数编辑都查了该法庭那天的出庭程序，确认名单上确实有查德威克，于是派出自己的记者，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都抱着巨大的期望。舰队街的行业友谊理论，同工会运动一样，由于缺乏真诚团结，早就束之高阁了。
比尔·查德威克上午10点整保释期满，法庭让他等待开庭时传唤。庭审于11点一刻开始，当他进入法庭时，扫了一眼新闻记者席，那里已坐得满满的。他也注意到盖洛德·布伦特坐在法庭外大厅里的一条长椅上，他是被叫来作证的。按英国法律，证人在被叫出庭作证之前是不能进入法庭的。只有在作完证之后，才可以坐在法庭的后部，旁听剩余的审讯过程。这使查德威克一时迷惑起来，他只好用不服罪的办法来摆脱这种困境。
他拒绝了庭审法官关于待被告有了职业律师后才能开庭审理的建议，说明他要自己为自己辩护。法官耸了一下肩膀，但还是同意了。
公诉律师列举了该案的事实，或者说，至少是已经掌握了的事实。当读到，正是查德威克本人在那天上午在汉普斯特德找警察克拉克报告袭击消息时，引起了一阵惊讶。然后，没有什么拖延便传唤警察克拉克。
这位年轻警察宣过誓后，便讲述了逮捕的证词。法庭问查德威克是否要盘问证人，他拒绝了。再次要求他盘问，他又拒绝了。警察克拉克返庭，坐到了后面。传唤盖洛德·布伦特，他站到证人席，宣了誓。查德威克站起来。
“法官阁下，”他声音清脆地对法官说，“我反复考虑了，想改变抗辩。我承认有罪。”
法官瞪眼看看他。已经站起来准备举证的公诉律师坐了下去。在证人席上，盖洛德·布伦特沉默地站着。
“是这样，”法官说，“你拿准了吗，查德威克先生？”
“拿准了，阁下。非常肯定。”
“卡吉尔先生，你有什么异议吗？”法官问公诉律师。
“没有，阁下，”公诉律师卡吉尔说，“我想，被告对我刚才列举的事实没有什么歧义了吧？”
“一点歧义没有，”查德威克从被告席上说，“完全符合事实。”
法官转向盖洛德·布伦特。“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布伦特先生，”他说，“现在看来你不用作证了。你可以走，也可以坐在法庭后边。”
盖洛德·布伦特点点头，离开证人席。他向新闻记者席上的人们又点点头，便在后边挨着作完证的警察克拉克坐了下来。法官向查德威克发话了。
“查德威克先生，你已由抗诉转为认罪。这当然意味着你承认对布伦特先生进行了袭击。你还想找证人为你作证吗？”
“不，阁下。”
“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找证人，或者你自己出证，以减轻罪责。”
“我不想找证人，先生，”查德威克说，“为了减轻罪责，我想在被告席上做一番申诉。”
“这是你的特权和权利。”法官说。
一直站着对法庭讲话的查德威克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折叠的剪报。
“法官阁下，6周以前，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在他效力的报纸《星期日信使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如果阁下能看一下，我将非常感激。”
一位法庭传达员从律师席上站起来，拿了剪报，送给法官。
“这与本案有关吗？”法官问。
“我保证，先生，有关，非常有关。”
“好吧，”法官说。他从传达员手里接过剪报，快读了一下。读完后，他把剪报放下说，“我明白了。”
“在这篇文章里，”查德威克说，“盖洛德·布伦特对我进行了恶意中伤而构成严重诽谤。您可以看到，阁下，文章涉及的是，一家公司推销一种产品，然后破产了，使许多合作伙伴的押金受到损失。不幸的是，我也是其中之一，跟其他生意人一样，被卷了进去。我们这些人都曾相信该公司底子雄厚，产品可靠。实际上，我们是受蒙蔽才犯了错误，蒙受了损失，而在这篇文章中，突然间我被毫无根据地指控为该事件的同谋，而且是被一个马虎的、懒惰的而且无能的雇佣文人所指控，这个人连事先的调查准备工作都不愿意好好做一做。”
法庭上的人都倒吸了一口气，接着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记者席上的铅笔刷刷地在横格本上疾书。
公诉律师站了起来。“阁下，这对于减轻罪责真有必要吗？”他带点怨气地问道。
查德威克马上打断地说，“我保证，阁下，我只是在设法说明本案的背景。我确实感到，如果您能了解这件事情的原委的话，您会对这种错误的做法做出更公正的判决。”
法官屏气凝神地看了一会查德威克。
“被告的话有道理，”他承认。“继续进行。”
“谢谢，阁下，”查德威克说，“可是，如果这位所谓的报道记者在写这篇臭文章之前稍微屈尊和我联系一下的话，我就会把我所有档案资料、账单和银行报表都拿给他看。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我和其他买主一样，都是被误导上当的。但他根本就不想跟我取得联系，何况在电话簿里，在商务指南里都能找到我。这似乎表明，这位自命不凡小人的画皮背后，藏着一颗无所顾忌的狂妄之心，他痴心地收集道听途说，而不愿去调查事实……”
盖洛德·布伦特火冒三丈，从法庭后边站了起来。“大家注意……”他喊到。
“安静，”传达员吼道，也站了起来。“法庭内保持安静。”
“我理解你的愤怒心情，查德威克先生，”法官严肃地说，“但我很想知道，这与减罪有什么关系。”
“阁下，”查德威克谦恭地说，“我期盼的只是您的公正。当一位守法的、过着和平生活的人突然打了另一个人时，弄清他这种反常行为的动机，肯定是非常必要的。这一点，我也承认，也必然会影响负责判决此案者的判断吧？”
“那好，”法官说，“解释一下你的动机吧。但说话请注意礼貌。”
“确实，我会的，”查德威克说，“这篇充满着乌七八槽谎言的文章出现在貌似严肃的报纸上之后，我的生意受到严重影响。很显然，我们一些商业伙伴不明真相，不知道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所谓的暴光只是出自酒后的胡说八道，而以为是来自深入的调查研究，于是他们就开始相信这种诽谤了。”
在法庭后面的盖洛德·布伦特已经按捺不住自己了。他碰了碰身边的警察。
“他不能这样信口开河，是不是？”他悄声地说。
“嘘。”警察说。
布伦特站了起来。“阁下，”他喊道，“我想说两句……”
“安静。”传达员喊道。
“如果还有人在法庭上捣乱的话，我要把捣乱者撵出法庭。”法官说。
“因此，阁下，”查德威克继续说，“我开始琢磨。我很纳闷儿，一个连事实都懒得核实的捕风捉影的小丑，凭什么权利躲在一家大报的法律和经济的保护伞下，并借其淫威来毁灭一位他不屑一顾的、老实厚道、操劳终生的小人物呢？”
“本来还有其它办法来对付诽谤的嘛。”法官提示道。
“确实是有，阁下，”查德威克说，“但是，您作为一位法律人士，一定很清楚，当今没有人能顶得住一家国家级大报的巨大压力。所以，我带着事实和文件，想找他们的编辑，说明一下。他们的雇员是大错特错了，而且还不想改邪归正，编辑拒绝见我，永远不想见我，所以我去见盖洛德·布伦特本人。因为他们不让我到他办公室去见他，我就只好到他家去了。”
“去打他的鼻子？”法官说，“你也许是遭到了诽谤，但是，靠暴力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天哪，阁下，不是这样，”查德威克说，一副吃惊的样子。“我根本不是去揍他，我是想跟他论论理儿。让他核对一下证据，我认为这样会使他明白，他写的那东西不符合实际。”
“哦，”法官很感兴趣地说，“动机原来是这样，你到他家去求他？”
“我确实是这样做的，阁下。”查德威克说。他如同公诉律师一样清楚，由于他并没有宣誓而在被告席上发言，因而是不会受到盘问的。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理论呢？”法官问。
查德威克的肩耸了一下，“我试了，”他说，“他和报馆一样，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蔑视我，不理我。他知道我是一个小老百姓，微不足道，无法与强大的《星期日信使报》抗衡。”
“后来又怎么了？”法官问。
“我承认，我当时是鬼迷心窍了，”查德威克说，“我干了不可原谅的事。我打了他的鼻子。在我的一生中就那么一刹那，我失去了理智。”
说完，他就坐了下来。
法官心中忖度道：你呀，我的朋友，你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啊。于是，他不禁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桩事，当时他在另一个法庭上判案时，也曾受到新闻界的粗暴和无礼；后来，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的气愤更是有增无减。于是他大声宣布道：“这是一桩非常严肃的案件。法庭应该接受你是受了冤枉的，甚至，你那天早晨从家里去汉普斯特德时，心中是没有诉诸暴力的想法的，然而，你确实在布伦特先生的家门口打了他，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公民随便就去打一位国家大记者的鼻子。罚款100英镑，加50英镑诉讼费。”
比尔·查德威克这边填支票时，那边记者席上已经空无一人了。他们都急忙去打电话和乘出租车去了。他从法庭的台阶走下来时，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转过身来，发现盖洛德·布伦特站在他面前，气得脸色发黄，浑身颤抖。
“你这个混蛋，”记者说，“你不能在法庭上信口开河地胡说八道。”
“我能，确实能，”查德威克说，“我在被告席上发言，合法的，我可以讲。这叫绝对特权。”
“但是，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也没干那种事，”布伦特说，“换谁你也不能那样说。”
“为什么不能那样说？”查德威克心平气和地说，“事儿都是你干的。”
（郝启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