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子球机的呼唤从我的生活中倏然远逝。空落落的心情也已消失。当然，“大团圆”不至于因此像“亚瑟王和圆桌骑士”那样到来。那是更以后的事。马倦、剑折、盔甲生锈之时，我躺在长满狗尾草的草原上静听风声好了。哪里都可以——水库底也好养鸡场也好冷库也好一我走我应走的路就是对我来说，这短暂的尾声只不过如露天晾衣台一般微不足道。
如此而已。
一天，双胞胎在超市买了一盒棉球棒，有三百支装在盒里。每次我洗澡出来，双胞胎都坐在我左右同时掏两侧的耳朵。两人耳朵掏得着实够水平。我闭目合眼，边喝啤酒边在耳里听两支棉球棒窸窸窣窣的动静。不料，一天晚上正掏耳时，我打了个喷嚏。这一来，两耳一下子几乎什么也听不到了。
“听得见我的声音？”右侧说。
“一丁点儿。”我说。自己的声音是从鼻内侧传来的。
“这边呢？”左侧说。
“同样。”
“打喷嚏打的。”
“傻小子。”
我叹息一声。简直就像从保龄球道的端头听裂开的七号瓶和十号瓶说话一样。
“喝水会好的吧？”一个问。
“何至于！”我气恼地吼道。
然而双胞胎还是让我喝了一铅桶分量的水，结果无非弄得肚子不适罢了。痛并不痛，肯定是打喷嚏时把耳屎捅到里头去了，只能这样认为。我从抽屉里掏出两支手电筒，让两人查看。两人像窥视风洞似的把光射进耳内，看了好几分钟。
“一无所有。”
“一尘不染。”
“那为什么听不见？”我又一次吼道。
“过期失效了。”
“聋了。”
我不理人，翻开电话簿，给最近处的耳鼻科医院打电话。电话声听？甚是吃力。也许这个原因，护士似乎多少有点同情，说一会儿就开门了，叫马上过去。我们火急火燎地穿好衣服，出得寓所沿街去。
医生是个五十上下的女医生，发型虽如一团乱铁丝，但给人的感觉不错。她打开候诊室门，“啪啪”地拍了两下手示意双胞胎别出声，然后让我坐在椅子上，不无冷漠地问怎么了。
我讲完情况，她说明白了，叫我别再吼了。接着拿出没带针头的大号注射器，满满抽了糖稀色液体进去，递我一个白铁皮喇叭筒样的玩艺儿，让贴在耳朵下面。注射器插入我的耳朵，糖稀色液体在耳孔中如斑马群一般狂奔乱跳，又从耳朵里淌出，落进喇叭筒。如此反复三次，之后医生用细棉球棒往耳孔深处捅了捅。两耳弄完时，我的听力恢复如初。
“听见了。”我说。
“耳垢。”她言辞简洁，像在做接尾令。
“可刚才看不见的啊。”
“弯的。”
“你的耳道比别人的弯曲得多。”
医生在火柴盒背面画出我的耳道，形状像是桌角钉的拐角铁。
“所以，如果你的耳垢拐过这个角，任谁怎么呼唤都回不来了。”
我哼了一声：“如何是好呢？”
“如何是好……掏耳时注意就行了嘛，注意。”
“耳道比别人弯这点，不会带来别的什么影响？”
“别的影响？”
“例如……精神上的。”
“不会。”她说。
我们绕了十五分钟的弯路，横穿高尔夫球场，回到宿舍。第十一球洞的狗后腿形球道使我想起了耳道，标志旗让我想起棉球棒。还有，遮挡月亮的云使我想起B52轰炸机的编队，西边郁郁葱葱的树林让我想起鱼形镇纸，空中的星星令我想起发霉的洋芫荽粉……算了算了。总之耳朵在无比敏锐地分辨着全世界的动静，就好像世界掀掉了一层面纱。数公里外夜鸟在鸣叫，数公里外人在关窗，数公里外有人在卿卿我我。
“这下好了。”一个说。
“太好了。”另一个说。
田纳西·威廉斯这样写道：过去与现在已一目了然，而未来则是“或许”。然而当我们回头看自己走过来的暗路时，所看到的仍似乎只是依稀莫辨的“或许”。我们所能明确认知的仅仅是现在这一瞬间，而这也只是与我们擦肩而过。
为双胞胎送行的路上，我一直想的大体是这样的东西。穿过高尔夫球场往两站远的汽车站行走之间，我一直默不作声。时值星期天早上七点，天空蓝得掉底一般。脚下的结缕草已充分预感到开春前那短暂的死。大概很快就要下霜积雪了，它们将在澄澈的晨光中闪烁清辉。泛白的结缕草在我们脚下飒飒作响。
“想什么呢？”双胞胎中的一个问。
“没想什么。”我说。
她们身穿我送给的毛衣，腋下夹个纸袋，纸袋里装着运动衫和很少几件替换衣服。
“去哪里？”我问。
“原来的地方。”
“只是回去。”
我们穿过球场的沙坑，走过八号洞笔直的球道，走下露天扶梯。
多得惊人的小鸟从草坪和铁丝网上注视着我们。
“倒表达不好。”我说，“你们走了，我非常寂寞。”
“我们也是。”
“可还是走吧？”
两人点点头。
“真有地方可回？”
“当然。”一个说。
“没有就不回去了。”另一个说。
我们翻过高尔夫球场的铁丝网，穿过树林，坐在汽车站长凳上等车。周日早晨的汽车站静得那般令人惬意，铺满恬适的阳光。我们在阳光中玩接尾令。玩了五分钟，公共汽车来了，我把车票钱递给两人。
“在哪里再会吧。”我说。
“再会。”一个说。
“再会！”另一个说。
声音如空谷足音在我心中久久回荡。
车门“啪嗒”一声关上，双胞胎从车窗里招手。一切周而复始……我一个人沿原路走回，在秋光流溢的房间里听双胞胎留下的《橡胶灵魂》，煮咖啡，一整天望着窗外飘逝的十一月的这个星期日，这个一切都清澄得近乎透明的静静的十一月的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