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十月”号上昼夜不分。对它来说，既没有日出，也没有日落，星期几也同样毫无意义。不像水面舰艇，每到一地通常改用当地时间。潜艇往往只有一个时间基准。美国潜艇以零时或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为据，“红十月”号则以莫斯科标准时间为准。这个时间按标准推算正好比格林威治时间早一小时，从而为国家节省了消耗。
上午，拉米斯进入操纵室。现在，潜艇航向2-5-0，在巴伦支海西边距海底三十米处以十三节航速前进。几小时后，海底就会是深不可测的大平原了，这样，他们就能潜得更深。拉米斯首先查看了海图，接着又检查了固定在舱壁四周的各种仪表，最后在命令手册上做了些记号。
“伊万诺夫上尉！”他向值班的下级军官厉声喊道。
“是，艇长同志！”伊万诺夫是艇上资历最浅的军官，刚从列宁格勒的列宁共青团学校毕业。他身子瘦弱，脸色有些苍白，但很想把工作干好。
“我准备在军官会议室里召开高级军官会。现在就派你当值更官。这是你首次远航。伊万诺夫，你喜欢吗？”
“比我想象的更有趣，艇长同志，”他回答得比实际感受更有信心。
“这就好，上尉同志。让下级军官尽可能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是我的一贯做法。每星期高级军官参加政治学习时，这条艇就由你负责指挥。潜艇和全体艇员的安全就操在你一个人手里喽！你要学的也都已经学了。我的各种命令都在这本命令手册里。如果发现其他潜艇或水面舰艇，马上向我报告，还要立刻想办法避开。有问题吗？”
“没有，艇长同志。”伊万诺夫以标准的立正姿势站着。
“好。”拉米斯笑了。“帕维尔·伊里奇，你要记住，这是你一生中十分重要的时刻之一。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值更的情形。不要忘记你的使命和责任！”
年轻人眼睛里闪烁着自豪的光芒。拉米斯心想：将要发生的一切对他真是太糟糕了。拉米斯还是有教官的眼光，一见伊万诺夫，就觉得他会当个好军官的。
拉米斯轻快地走向艇尾的医务室。
“早上好，医生同志。”
“早上好，艇长同志。开会的时间到了吗？”彼得洛夫正在翻阅一本新的潜艇x射线机手册。
“到了，医生同志。但是我不准备让你参加。我想叫你办一件事。艇上的高级军官在开会的时候，我打算安排三个年轻人在操纵室和轮机舱值更。”
“是吗？”彼得洛夫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几年来，他还是第一次上潜艇。
拉米斯笑了。“同志，别那么紧张嘛。我从会议室到操纵室只需要二十秒钟。你也知道，梅列金同志也能够用同样的速度赶回他那座很贵重的反应堆。我们的年轻军官迟早应该学会独立工作。我倒喜欢让他们尽早学会，所以想叫你去他们那边看着点。我知道，他们都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我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做这种工作的气质。如果博罗金和我去那儿一站，他们就会不自然。无论如何，这也是一种医学判断，对吧？”
“啊，你要我在他们值更时去观察他们的反应？”
“要在没有高级军官在场造成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拉米斯语气肯定。“应该给年轻人发展的空间，当然不要过多。如果你发现问题，马上告诉我。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我们在公海里，周围没有什么船只经过，反应堆也只是在轻载的状态下工作。年轻人第一次受考验，应该从容易的开始。你找点借口来回跑，看着点这帮孩子们，多问问他们在做什么。”
彼得洛夫笑了起来。“哈！艇长同志，你要我也学点东西？他们曾经把你在北莫尔斯克的情况告诉过我。好！照你的办。不过，今天的政治学习可是我多年来第一次缺席。”
“亚金尼·康斯坦丁诺维奇，从你的档案看，你简直可以给中央政治局上党课去了。”拉米斯心想，档案里很难找到关于他医务能力的材料。
艇长向军官会议室走去，军官们正等着他。炊事兵在桌上放了几壶茶水，还有黑面包和黄油。拉米斯凝视着桌角：血渍早已擦洗干净；但是他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想，这是自己和被害人的不同之处。拉米斯有点局促不安，坐下来之前，转身先把门锁上。会议室比较小，尤其放下折叠长条凳后，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军官们只好直挺挺坐着。
星期日历来是进行海上政治思想教育的日子。以前，普京总是干巴巴地主持会议：先念上几篇《真理报》社论，接着读几条列宁语录，然后是对所学的内容讨论一番。这种形式和教堂做礼拜没有多少区别。
现在政治副艇长死了，这项工作就由艇长担当。但拉米斯怀疑今天会上准备讨论的问题是学习制度里找不到的吧！舱室里的每个军官都是他阴谋集团的成员。拉米斯简单介绍了他们的计划——其中有些细微的变动，他事先对谁都没有透露过。然后，他告诉大家他写信的事。
“所以，没有退路了，”博罗金说。
“我们大家一致同意行动路线。现在，只有执行。”大家对这席话的反应，正如他预料的那样，冷静而沉着。也许确实如此。他们都是单身汉，没有妻子、儿女。他们又都是够格的共产党员，把这一年的党费都提前交了。党证也都按规定放好——紧贴着他们的心脏。人人都对苏联政府有根深蒂固的不满情绪，有的甚至是仇恨。
拉米斯在妻子娜塔利亚死后不久，就着手策划这件事。他心里埋了一辈子的那股谁也不知道的怒火像一匹快要脱缰的野马，他努力克制着。他克制了一生，所以才能够不露声色地当了一辈子海军，能够选一条最有意义的道路。
拉米斯还没有上学，就已经从别的孩子嘴里听说父亲亚历山大先后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四年（从德国人手里解放以后）在立陶宛干了些什么。他们的父母也不止一次窃窃私语过。有个小女孩告诉了马尔科一件事，他又讲给了亚历山大听。结果小女孩的父亲从此就失踪了，致使马尔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马尔科本来是无意的，却被打上“密探”的烙印。他背了这口黑锅——政府却根本不认为这是犯罪——这种滔天罪行一刻不停地在揪着他的良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多嘴了。
拉米斯的性格逐渐形成的那几年，老拉米斯在维尔纽斯的立陶宛党中央委员会主持工作，这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是由祖母拉扯大的。四年的战争蹂躏使这种现象在苏联司空见惯。老拉米斯是她的独子，早年就离家参加了列宁的近卫军。他不在的时候，老人仍然信守原来的生活方式：每天去教堂做弥撒，一直坚持到一九四〇年。她从来没有忘记上代传下来的宗教教育。拉米斯清楚地记得，祖母是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善于在床头讲些神奇故事和宗教传说。尽管宗教信仰始终没被取缔，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她带马尔科去参加宗教仪式仍是十分危险的。在老拉米斯把儿子送到她身边后不久，她就设法给他施了洗礼，使他成为罗马天主教徒。不过考虑到风险太大，所以她从来没有和马尔科说起过这件事。当时，宗教在波罗的海国家里被残酷镇压，罗马天主教也不例外。
希尔达祖母在床头总是给马尔科讲圣经里的故事，内容既有经验、教训，也有美德、回报。对孩子来说，这是很引人入胜的。但是，他从来不把这些故事讲给父亲听，那时候他已经懂得：亚历山大会反对的。直到老拉米斯重新管起儿子的生活以后，这种宗教教育在他的脑海里仍时隐时现，既没有完全忘却，也没有全盘记住。
他长大成人后，形成了一种与政府格格不入的是非观。他把这作为衡量自己和别人行动的准则。对此，马尔科一直不敢轻易显露，因为这是他灵魂的依托。这个依托像铁锚一样，已经深深扎在远离水面的海底了。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对他的国家产生了最初的疑问并与之进行着斗争，但是没有人察觉。像别的苏联儿童一样，拉米斯加入十月儿童，后来加入了少年先锋队。想当初，他的脖子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脚上穿着乌黑发亮的靴子，胸前紧贴着一支老掉牙的PPSh冲锋枪，面对不灭的熊熊烈火，严肃笔直地站在革命烈士墓前，为牺牲的无名战士站岗。执行这种庄严任务是不允许出半点差错的。作为孩子，马尔科已经感到这项任务的严肃性了。他在当地电影院里看过无数战争片，这些烈士和片中塑造的形象一样，都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了保卫后方成千上万的儿童、妇女和老人，他们同该死的德国人斗争。像出身在早期俄国贵族家庭里的孩子一样，马尔科因为自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儿子而有一种特殊的荣誉感。不满五岁的时候，他就成百次听人讲过：党是人民的灵魂，党、人民、民族的团结是苏联神圣的三位一体，尽管党要比其他两者重要许多。马尔科的父亲酷似电影里塑造的党务工作干部，严厉而正直。他是有家不归、粗鲁而又慈祥的父亲。他常给孩子捎回礼物，而且很注意马尔科是否享受到一个党的书记的儿子应有的优待。
从表面上看，马尔科是模范的苏维埃儿童；但是，内心里他却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和学校的教导同他小时候受的其他教育相矛盾？为什么有的家长不让他们的孩子和他一起玩？为什么他在同学面前走过的时候，他们都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叫他“什图卡尔”——这是挖苦告密者的代名词？父亲和党都教导说，告发是爱国的举动。可是，他只干了一回，就已经抬不起头来了。他讨厌别的孩子嘲笑和辱骂他；不过，从来没有向父亲抱怨过。因为他知道，这样做是有罪的。
反正有很不对头的地方——但是到底在哪里？他决心找到答案，做个有独立见解的人。就这样，他不知不觉地犯下触犯共产主义信条的大罪。表面上，他是党员孩子的样板，处处谨慎，奉公守法。他为党的各级组织努力工作，而且总是第一个志愿去干别的孩子所瞧不起的活，这种事经常分派给迫切要求入党的孩子。他知道，生活在苏联，要功成名就或者过得舒服，就非走这条路不可。他的体育很不错，可是对团体项目没有兴趣。他喜欢田径运动，因为在田径运动中他才能用个人身份去参加竞争和衡量别人的水平。多年来，他在工作中尽量遵循这条原则。他用一种沉着自若、不偏不倚的态度去观察、判断老百姓和军人的表现。他用一张面无表情的脸掩盖着自己对问题的各种看法。
八岁那年夏天，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决定性变化。那时，没有人愿意和这个小“什图卡尔”玩耍，他就独自去一个小村的渔码头闲逛，这是他祖母以前安家的地方。每天早晨，破烂不堪的木质旧鱼船总跟着国家安全部的人（现在叫克格勃）驾驶的巡逻艇去芬兰湾捕鱼。尽管收获有限，捕来的鱼虾却可以弥补当地饮食的蛋白质的不足，并为渔民增加点微不足道的收入。老沙夏是一艘船的船长，当过沙皇时代的海军军官。他和“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舰员一起起义，触发了后来改变世界面貌的一系列事件。多年以后马尔科才知道，“阿芙乐尔”号上的舰员和列宁分道扬镳，被近卫军残酷镇压。沙夏因为参加了集体的不轨行动，被关在古拉格集中营里达二十年之久，直到卫国战争开始才被释放。当时，盟国正在向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港运送现代化部队的军需品。“祖国”急需有经验的水兵为进港船只领航。沙夏记住了在古拉格的教训，只埋头干活，而且从来不计报酬。由于他工作勤恳，战后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然而，他始终得不到信任，只许他从事些劳动强度极大的工作。
马尔科见到他时，沙夏已经是六十开外的老头了，头发几乎全部脱落，肌肉强健。但是他那双老水兵特有的眼睛仍显得炯炯有神。他有讲故事的天才，经常使孩子们听得目瞪口呆。一九〇六年，在阿瑟港，他是当时杰出的海军上将马卡洛夫手下的海军军校学员。马卡洛夫也许是俄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海军将领，又是热爱祖国、有创新精神的海军战士，名声一直很好。为了这个原因，苏联共产党政府最后决定纪念他，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艘导弹巡洋舰。最初沙夏对马尔科的不好名声有所警戒，但他看到了旁人没有发现的马尔科身上的某些东西。没有朋友的孩子和没有家庭的水兵成了同志。沙夏曾在海军上将的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上服过役，参加过俄国打败可恶的日本人的那场海战——只是在返港途中旗舰触雷被炸沉，上将也牺牲了。这一仗之后，沙夏就调往海军步兵部队服役。他率领手下在火线上英勇善战，先后获三枚勋章。他花好几个小时反复给马尔科讲着这些故事。正是这些经历——他对马尔科严肃地来回摆动手指——使他认识到沙皇统治的腐败，决心加入刚成立的苏维埃海军。当然，这样做要冒在沙皇秘密警察手里送命的危险。他以目击者的身份讲述了另一个关于十月革命的惊心动魄的版本。但沙夏很小心，从不讲革命成功以后的事。
他同意马尔科和他一起出海，教给他航海的基本要领，就这样，还不到九岁的孩子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大海紧密联系在一起了。马尔科在海上能够享受到陆上永远享受不到的自由。曾经感动沙夏的那份浪漫情感正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萌芽。海上也有风险。但是，沙夏一个夏天通俗、有效的教导，使马尔科懂得，只要有知识、有准备、有纪律，什么危险都对付得了。如果遇到危险时处理得当，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后来，马尔科经常回忆起那个夏天的巨大收获。他不知道如果不是被其他事件打断，沙夏的事业将走向怎样的辉煌。
在波罗的海漫长的夏季行将结束的时候，马尔科向父亲介绍了沙夏的情况，还带他去和老水兵见了一面。沙夏以及他为孩子所做的一切给老拉米斯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老拉米斯给沙夏换了一条较新、较大的船，还把他的名字在住房申请单上往前提了提。可惜老沙夏当年冬天就去世了，好事也就此结束。隔了多年之后，马尔科才发现，他连朋友姓什么都说不上来。虽然沙夏给“祖国”兢兢业业干了好几年，他还是被祖国所遗忘。
十三岁那年，马尔科来到列宁格勒进入纳希莫夫海军学校。就在那里，他决心成为职业海军军官。几世纪以来，冒险精神把年轻人带向大海，马尔科也要这样。纳希莫夫学校是三年制的特别预科学校，招生对象是选择以海为家的年轻人。当时，苏联海军不过是一支力量有限的近海防御部队，但是，马尔科渴望成为其中一员。他父亲劝他做党务工作，不但提升快，而且能够一辈子荣华富贵。然而，马尔科想靠自己的能力获得想要的一切，不愿当立陶宛“救世主”的附属品。大海能使生活充满激情和浪漫色彩，甚至还能为国家干点他可以忍受的事情。苏联海军谈不上有什么传统。马尔科觉得在这里才有发展的空间，还看到有许多跟他一样热情奔放的海军学员。就算他们不都是有异心的人，在一个控制如此森严的社会里，也会使别人变得同他一样的。这位年轻人第一次懂得什么叫志同道合。他开始成熟了。
临毕业时，拉米斯的年级接触到苏联海军的各种技术装备。他很快爱上了潜艇。那时候的潜艇吨位比较小，卫生条件也不好，敞开的底舱被船员当作厕所，臭味熏天，但却是海军当时惟一的进攻手段。一开始，马尔科就想试一下。他已经听了不少有关海军的历史，所以他知道，潜艇有两次几乎葬送了英国的海上帝国，而且成功地打击了日本的经济，这使他万分高兴。马尔科的一个教官险些死在日本海军手里。当他听说美国人把日本海军摧毁后，大为欢欣鼓舞。
马尔科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告别了纳希莫夫海军学校。毕业时，由于航海理论课成绩出色，获得一个镀金的六分仪。因为是班长，所以有资格挑选深造的学校。他选中了高级海军潜艇学校——至今它在苏联还举足轻重。
在高级潜校里度过的那五年是他一生中最发奋的时期。他决心要超过别人，而不是平分秋色，难度也就可想而知。在班里，他每学年各门课都名列第一。当时，他写了篇关于苏联海军政治影响的论文，还送到了谢尔盖·格奥基耶维奇·戈尔什科夫手里（当时波罗的海舰队司令），此人显然将会是苏联海军的一把手。戈尔什科夫已经在一本重要的海军杂志《海军志》里看到了这篇文章。这是一篇反映党的思想工作的典型文章，其中有六次在不同场合引用了列宁语录。
就在这时候，马尔科的父亲已经是苏共主席团（即当时的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了。他也为有这样的儿子而感到十分自豪。老拉米斯并不傻，他后来认识到，红色海军像含苞待放的花朵，有朝一日，他的儿子会在那里捞到重要职务的。父亲的影响为儿子的迅速提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马尔科三十岁那年，第一次担任指挥工作，而且娶了妻子。娜塔利亚·波格丹诺娃是另一位主席团成员的女儿。她父亲的外交生涯使全家有机会周游世界。娜塔利亚的身体一直不好。婚后，他们没有孩子。娜塔利亚怀孕三次，每次都流产，最后一次几乎把自己的命也送了。她是位美丽、纤弱的女子，按苏联的标准，可算是见过世面，经常用英美作家的原著去提高丈夫的蹩脚英语。当然，这些书反映的都是西方左派作家的思想，略有文学色彩。作者不外乎是海明威、马克·吐温和厄普顿·辛克莱等人。马尔科除了事业，娜塔利亚便是他生活中惟一的寄托了。他们结婚以来，多次长期分居的痛苦和团聚的喜悦使他们比一般人更加珍惜他们的爱情。
苏联开始建造第一艘核动力潜艇时，马尔科在船厂学习设计和建造，不久当了驻厂军代表，大家都称他是难对付的质量检验员。他明白，他的生命全都操在经常喝得醉醺醺的电焊工和装配工手里。此后，他成了核工程专家，当了两年副艇长，接着，提升为“N”级核攻击潜艇艇长。当时，苏联第一次有这种远程攻击能力的舰只，想靠它威胁西方海军和海上交通线。时隔不到一个月，在离挪威不远的水域里，一条姐妹艇上的核反应堆出了严重事故。马尔科第一个奉命赶到现场进行处理，成功地救出了出事的艇员。为了不让西方海军发现它的秘密，最后把这艘报废的艇沉入海底。这两项工作马尔科干得都很出色，够专家水平。他一直认为，下面人干得好，应该奖励，这一点十分重要。当时的舰队司令也持这种态度。马尔科很快被提拔了，调到一艘新的“C”级潜艇上任职。
拉米斯有同美国人、英国人较量的能力。他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知道，美国人的海战经验非常丰富。他们海军史上的一流人物琼斯，曾经在俄国海军为卡特琳娜女皇服务过。美国潜艇历来诡计多端，神乎其神。拉米斯发现自己是和身经百战的美国军人对垒。他们饱尝了潜艇战不寒而栗的恐惧，而且用自己的智慧打败了一支强大的现代海军。要和这些人捉迷藏实在不容易。早在苏联潜艇问世之前，美国人就已经在海里悄悄“恭候”多年了。现在要和它作对，难度可想而知。不过获胜的次数也不在少数。
拉米斯逐渐学会照美国规矩玩这场游戏，认真训练他的部队。他发现艇员的军事素质都比较差，这也是苏联海军的最大问题。别的指挥官用谩骂去对待下级的过错，而马尔科是以理服人。他负责指挥的第一艘“C”级潜艇叫“维尔纽斯海军学院”号，对他这样一个有一半立陶宛血统的人，多少有点污辱的意思——虽然他生在列宁格勒的俄罗斯家庭，内部证件上也是这样写的——但这主要还是标志着对他成绩的认可：他手下的军官来的时候都是半瓶子醋，走的时候都具有可以提级甚至当指挥官的水平了。在他艇上服役的水兵也这样。苏联军队普遍实行体罚，弄得有点人人自危，但是拉米斯不搞那一套。他认为自己是做教育和培养人的工作的，所以，愿意再到他手下服役的人最多，其他潜艇艇长都比不上他。参加北方舰队潜艇部队第九期准尉班学习的都是拉米斯艇长培养的技术员。兄弟艇的指挥官都愿意要拉米斯手下的军士。他们中间被破格送军校学习的岂止一个。
经过十八个月的勤学苦练，马尔科和他的潜艇准备好开玩追踪游戏。他在挪威海与美国的“特里顿”号潜艇不期而遇，毫不留情地跟踪了它十二个小时。后来，“特里顿”号因为体积太大，对付不了苏联的新型潜艇而很快被淘汰了。拉米斯知道了这件事还很遗憾。有时碰到以柴油机为动力的英国和挪威常规潜艇，拉米斯的声纳显示器总死死咬住不放。甚至它还发现过一艘美国导弹潜艇，而且足足跟踪了它近两小时。最后，它像鬼魂一样在乌黑的水里消失了。
拉米斯参军的头几年里，正赶上苏联海军迅速扩编。由于当时急需水平高的海军军官，所以他没有机会去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伏龙芝军事学院距莫斯科的诺沃杰维奇修道院不远，是以十月革命英雄伏龙芝命名的一所高等军事学府，去这儿进修是苏联各种部队中升迁的必由之路，对于那些立志当高级指挥官的人来说很是重要。尽管拉米斯没有机会在那里学习，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却使他在伏龙芝当上了教官。这全凭他自己的本领，和职位显要的父亲没有任何联系。这对拉米斯十分重要。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海军系主任称赞拉米斯是“我们潜艇部队最出色的试航员”。任教不久，拉米斯很快成了系里的红人。他的海军历史和海上战略的讲座还吸引了其他系的许多学生。周末，他在政府为其父提供的朱可娃一村的郊外别墅里编写潜艇操作规则、士兵训练条令和最佳攻击潜艇技术规范，等等。拉米斯的有些想法在海军内部争论很大，连他以前的保护人，现在是整个苏联海军总司令的戈尔什科夫也感到有些惊讶。但是，老元帅并不完全持否定态度。
拉米斯建议，潜艇部队的军官应该固定在同一级潜艇上工作，最好在一条艇上服役多年，这样才有助于他们熟悉装备和提高业务。他还建议，不要为了职务提升而将经验丰富的艇长调离原来的指挥单位。他喜欢当时红军的做法，只要自己乐意，军官就可以一直留任。拉米斯特意在这个问题上使自己的观点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军形成鲜明对照。他强调要加强舰艇部队训练、延长士兵服役年限和改善艇上生活条件。他的部分观点得到海军最高指挥部的同情，但有的并没有被赏识。他意识到，命里注定这辈子他当不上将军了。但是，他并不在乎。拉米斯酷爱潜艇，所以他压根儿没有想过要离开它去中队甚至舰队司令部工作。
在伏龙芝任教结束后，他真的当上了潜艇试航员。马尔科·拉米斯现在已经是上校了。他负责各种级别潜艇的试航任务，了解它们的优缺点，编写各种手册、操作程序和训练指南。他先后在“A”级、“D”级和“台风”级潜艇上当过首航试航员。除了在“A”级潜艇上执行任务时发生过一起事故外，他的事业一直一帆风顺。
时光流逝，拉米斯成了许多年轻军官的良师益友。每当在课堂上给那么多好学上进的年轻人解释复杂的潜艇操作规程时，他经常不由自主地问自己：沙夏将会怎么想？学生中间有不少人已经是艇长了，但更多的人并没有当上。无论成绩好坏，拉米斯总一视同仁。他没有当上将军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愿意提拔业务上一知半解、有官高权重的父亲当后台的军官。马尔科在工作上从不搞任人唯亲。虽然这些有后台的年轻军官在每周党的生活会上表现积极，但是仍有六名高级官员的儿子得不到好的鉴定，很多人就此改行当了政治副艇长。拉米斯的这种作风赢得了舰队司令部的信任。每有棘手问题要处理，总先想到他。
就这样，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军官；事实上，他和娜塔利亚待他们如子，这也填补了马尔科和妻子没有孩子的缺憾。像拉米斯一样，这些年轻人身上有一种长期受压抑、对国家领导层有怀疑的情绪。拉米斯性格爽朗，只要你实事求是，就很容易相处。他经常劝说在政治上持怀疑态度、心怀不满的人要“争取入党”。这些人当然都已经是共青团员。马尔科要求他们尽快迈出下一步——这是海上工作应该付出的代价。由于渴望冒险，大多数军官入了党。拉米斯靠父亲的关系，十八岁就入了党。这是党章规定的最低年龄。他在每周的组织生活会上发言不多，一旦发言，总不折不扣地照搬党的思想和路线。拉米斯总耐心地告诉年轻军官：“这不难做到。你要做的不外乎是重复一下党说的话，只要把字眼变一下就行了。这可比学习操艇容易多了——只要看看政治副艇长是怎么做的就明白了。”拉米斯艇长训练他的军官既要精通业务，又要在政治上顺从。他成了苏联海军里出色的入党介绍人。
不久，妻子逝世。当时，他没有外出执行任务，这对导弹潜艇艇长来说，并非很意外的事。他在波利亚尔内村西边的林区里有自己的别墅、日古利汽车，还有司机和各种家用电器，真是应有尽有。这一切都是他的职务和出身带来的。他已进入党的特权阶层，所以，当娜塔利亚腹部出现疼痛时，就被送去只给有地位的人看病的卫生部第四医院——苏联有句俗话：地板亮光光，医生顶呱呱——想不到却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他见妻子最后一眼是在她被推入手术室的一刹那，她躺在轮床上对他微笑。
喝得醉醺醺的外科医生接到通知后赶到医院。在简单的阑尾炎切除手术之前，为了尽快清醒大脑，他长时间地拚命呼吸纯氧。正当他在牵拉组织寻找阑尾的时候，发肿的阑尾突然破裂而引起腹膜炎。随后又因为医生笨手笨脚地急于弥补过错而造成肠穿孔使病情更加恶化。
娜塔利亚得接受抗菌治疗，可是又没有药。第四医院用的外国药通常从法国进口，由于当时缺货，不得已改用国家“计划”生产的抗菌素。苏联工业部门普遍实行超产奖，而且忽视质量检查。不幸的是，给娜塔利亚注射的针剂恰巧没有经过检查和试验。药瓶里灌的是蒸馏水而不是抗菌素。马尔科第二天才得知真相，但娜塔利亚已处于重度昏迷状态。由于抢救无效，她就这样死了。
追悼会上气氛恰如其分地肃穆，拉米斯痛苦地记得。拉米斯的部下和他几年来结识的一百多位海军好友参加了追悼仪式。前来悼念的还有娜塔利亚家的亲人和地方党组织的代表。马尔科的父亲去世时，他正在海上执行任务。他早就知道亚历山大生前作恶多端，所以并不怎么伤心。然而，妻子的逝世对他却是致命打击。婚后不久，娜塔利亚曾经开玩笑说，每个水兵都要有家可归，每个女人都要有人可盼。他们幸福地结合了十五年，十分了解彼此的个性和长处。时光流逝，两人感情越来越深。这一切看来很简单，意义却深不可测。
马尔科·拉米斯望着棺材在阴沉的古典哀乐声中缓缓推入火化间。他希望能为娜塔利亚的灵魂祈祷，希望希尔达祖母说的是对的：在那道铁门和烈焰之外确实存在着某种东西。然而，马尔科感到不幸在向他劈头盖脑地压来：国家从他那里夺走的何止是妻子；还剥夺了用祈祷减轻内心痛苦的权利；夺走了再见她一面的希望——哪怕是梦想呢。除了多年前在波罗的海那个夏天外，温柔、善良的妻子就是他幸福的惟一寄托。如今幸福永逝。几个月来，他对娜塔利亚的怀念使他无限痛苦。在摩尔曼斯克的大街上和商店里，某种发型、某种步姿、某种笑声都使他以为娜塔利亚又回来了。每当想到失去的一切，他就不像个职业海军军官。
娜塔利亚·波格丹诺娃—拉米斯毁在接到出诊电话时正在喝酒的医生手里。虽然他已够得上触犯海军刑法，但是马尔科不能把他送法庭处理。因为那位外科医生是高干子弟，他的保护人庇护着他。如果用药得当，娜塔利亚有可能得救，可是当时进口药缺货，国内的药又不可靠。这不该怪医生，也不该责备药厂工人。这一切在他的脑海里翻腾，他越想越愤慨。最后认定要把账算在国家头上。
他花了几星期搞了个方案。这也是他平时从事专业训练和制定应急计划的经验总结。“红十月”号潜艇的建造工作中断两年之后再度开始时，拉米斯知道，建成后会让他负责指挥的。他参加设计艇上的回转式传动系统，看过这种模型的运行情况。后来，它曾在黑海秘密试航多年。为了集中精力参加“红十月”号的建造和安装，他要求解除自己的领导职务，同时他也能事先挑选和训练他的军官，使导弹潜艇尽快投入使用。马尔科的要求得到了红旗北方舰队司令的批准。舰队司令是个多情善感的男人，他在娜塔利亚的追悼会上也流了泪。
拉米斯心里明白需要物色哪些人在他手下工作。那些人都是“维尔纽斯海军学院”号的毕业生，其中许多是马尔科和娜塔利亚的“儿子”。他们感激拉米斯的栽培，咒骂国家没有能力生产可以发挥他们聪明才干的潜艇；而且，他们都奉命加入了共产党。当他们知道升官发财就得出卖灵魂、当穿蓝制服的应声虫时——那些人在每次党会上的喋喋陈词都是对他们自我抑制力的难耐的磨练——这些年轻人对国家的现状就更加不满了。这种自甘堕落其实对他们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没什么结果。苏联海军低级军官的晋升渠道有三条：当政治副艇长，被同辈人看不起：当航海长，将来提升艇长；从事某个专业，向技术领域发展，但是没有指挥权。苏联舰上轮机长的军衔可以超过舰长，但仍受舰长领导。
拉米斯看了一下军官的履历表。虽然他们都是党员，业务也不错，但是大多数人仍然没有机会在事业上得到发展。其中有两个人就因为年少时犯的小错误——一个人是在八岁时犯的小错——从此再也没有得到组织信任。有个导弹军官的双亲一贯热爱共产党，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儿子只配当艇上的部门长；这两代人也因此从来没有得到过信任。另外有个军官，因为哥哥反对苏联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结果全家遭殃。轮机长梅列金和拉米斯的军阶一样，可是从来不让他接触指挥工作，因为上级只想让他成为工程师。准备当艇长的博罗金由于揭发一个政治副艇长搞同性恋而被取消提升资格，因为那个人是北方舰队政委的儿子。叛逆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如果被他们发现怎么办？”卡马洛夫问。
“我想，用‘凯特皮勒’的时候，连美国人都找不到我们。我敢肯定，我们自己的潜艇是找不到我们的。同志们，别忘了，这条艇是我参与设计的，”拉米斯说。
“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导弹军官低声问。
“首先，要把手头工作做好。看得太远会被自己的靴子绊倒的。”
“他们会来找我们的，”博罗金说。
“当然喽，”拉米斯笑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去哪里找。到知道的时候，也已经晚了。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不要被人发现。一定要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