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比阿特丽斯·陶西格认为坎黛丝无意讲漏嘴的话很重要，但是她没有写报告。她对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发生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但她从未听说过这个未列入计划的试验；虽然战略防御计划的部分工作在欧洲和日本进行，但这些工作根本不需要艾伦·格雷戈里去作讲解。看来是俄国人的。如果他们叫这个怪才飞往华盛顿——她记得他把车停在实验室了，那么，他们一定是派直升机接他的。一定是重大的事情。她不喜欢格雷戈里，不过她没有理由怀疑他出众的智力。她想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试验，但是俄国人想干些什么还不是她的涉密范围。她的好奇心受到了纪律的约束。应当受到约束。她正在干的事是危险的。
不过这也很有趣，不是吗？她微微一笑。
“还有三个人下落不明。”阿富汗人离开后，俄国人接踵而至，仔细检查了安-26运输机的残骸。说这话的人是个克格勃少校。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飞机坠毁，要不是迎面吹来一阵冷风，他几乎把早饭都吐出来了。
“你们的人？”苏联陆军步兵上尉——前不久他还是阿富汗傀儡军的营级顾问——环顾四周，看看他的部队是否已适当地部署在外围防线上。他尽量控制自己不要呕吐。目睹他朋友的内脏都流出来的惨状，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震撼；他很担心他的阿富汗同志在接受紧急手术后能否活下来。
“我想，还是没找到。”机身已断裂成几截。在飞机坠落地面时，坐在前面的人身上沾满了汽油，被烧得面目全非。尽管如此，部队还是把尸体残骸几乎全都集中起来了。不过还少三个，法医们得断定哪些人确已死亡，哪些人失踪。他们通常并不关心空难受害者——从技术上来说，安-26属于苏联民航，不属于苏联空军，但在这起空难中，他们正全力以赴。那名失踪的上尉是克格勃第九边界警卫处的，是一名正在该地区巡视的行政官员，检查某些机要地区的人事和安全情况。他携带的文件里有一些属于高度机密，但更重要的是，他掌握着许多克格勃的人事和活动情况。文件可能已被烧毁——已发现几个公文包化为灰烬。但是在未证实这名上尉已死亡之前，莫斯科中心的某些人会坐卧不安的。
“他留下一个家庭——唔，一个遗孀。听说他儿子上星期因癌症死了。”克格勃少校平静地说。
“希望你们好好照顾他妻子。”上尉作出回应说。
“好，我们有专门部门负责这件工作。他们会不会把他拖走了呢？”
“唔，我们知道他们刚来过这里。他们总是在失事地点抢掠财物、寻找武器。文件呢？”上尉耸耸肩。“我们正在和无知的野蛮人作战，少校同志。我想他们不会对文件有很大的兴趣。他们也许从制服上认出他是克格勃军官，就把他拖走残害了。他们处置俘虏的手段你是不会相信的。”
“野蛮人，”克格勃少校喃喃地说。“击落非武装的班机。”他环顾四周。忠实的——那是对他们的乐观描述——阿富汗军队正把尸体和尸体残片装进橡皮袋子，用直升机运回加兹尼，然后运往莫斯科验明身份。“要是他们把我那个人的尸体拖走了怎么办？”
“那我们就再也找不到了。哦，有可能，但很小。一旦发现秃鹰盘旋，我们就马上出动直升机，但是……”上尉摇摇头。“问题是，遗体已经找到了，少校同志，要确认这个事实还需要一点时间。”
“可怜的家伙——是个干内勤的。这地方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原先派到这里的那个人因胆囊问题住医院了，他才接受了这份额外的工作。”
“他通常管哪里？”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我想他多干一点是为了摆脱自己的烦恼。”
“你感觉怎么样，俄国人？”神箭手问他的俘虏。他们无法给他多少医治，离这里最近的医疗队在哈桑赫尔附近一个山洞里，医生和护士都是法国人。他们尚且能走的伤员此刻正向医疗队方向运动。对那些重伤人员……他们能做些什么呢？他们有许多瑞士生产的止痛药和一次性吗啡针剂，给垂死的人注射以减轻疼痛。有时候，吗啡帮了他们的忙。对那些有希望康复的伤病员，会用担架送到东南方的巴基斯坦边境。经过这段六十英里行程还能活下来的人，就能在米拉姆沙一个已关闭的机场附近得到类似正规医院的治疗。神箭手现在是领队。他对同伴们说，这个俄国人，活的比死的更有价值。如果把这名俄国政治警察和他的文件交给美国人，他们能得到很多东西。只有部落头领会反对他的观点，不过他已经死了。他们按照自己的信仰，迅速埋葬了头领的尸体，现在他已经进了天国。神箭手也就因此成为这支游击队中资格最老、最受信任的武士。
从他坚定的目光和冷漠的谈吐中，谁能解释为什么三年来他第一次产生了恻隐之心？就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真主的旨意吗？他想：肯定是的，除了真主，有谁能阻止我杀死俄国佬呢？
“疼。”那个俄国人终于有了反应。不过神箭手的同情心是有限的。自由战士们带的吗啡只给自己人用。神箭手乘大家没有注意，把那个俄国人家人的几张照片递还给他。在这一瞬间，他的眼神变得很温和。这名克格勃军官惊奇地望着他，疼痛仿佛减缓了许多。他用未受伤的手拿起照片，把它们贴在胸前，脸上露出感激之情，既感激又迷茫。他想起死去的儿子，思索着自己的命运。阵阵疼痛使他觉得，最坏的事情也不过是去与儿子相聚，不管他此刻在什么地方。这些阿富汗人不可能对他的身心造成更大的伤害。上尉的知觉已经麻木，疼痛已经可以忍受，几乎有一种舒服的感觉。他以前曾听说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只是现在他才相信。
他的神志还未完全清醒。朦胧中，他想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被杀死。在莫斯科，他听说过许多关于阿富汗人处置俘虏的事……难道这就是你在分内工作之外，自愿接手这份额外工作的原因……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也不知道怎么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
你不能死，丘尔金·米哈依诺维奇，你必须活下去，你有妻子，她吃的苦太多了，他想道。她已在经历……他的思绪中断了。他把照片塞进胸前的口袋里，挣扎着想让身体舒服些，但还是昏迷过去，直到被绑在木板上，放在滑橇上拉着向前走都没有醒。神箭手带着队伍继续前进。
菲利托夫醒了。战场上的枪炮声在他脑中回荡。室外依然黑漆漆的，离日出还有一段时间。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去浴室。他先往脸上泼了些冷水，然后服了三片阿司匹林。他对着马桶干咳了几声，只是吐出一些黄色胆汁。他站起来，从镜子中看一看叛国罪把一位苏联英雄变成什么样子了。当然，他已是欲罢不能——也不愿意就此罢手，可是……可是看看这把你弄成什么样子了，米沙？原来那双湛蓝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显得毫无生气；原来红润的肤色现在像死尸那样苍白；他的皮肤松弛，面颊上灰白的胡子茬使原本堪称俊秀的脸显得憔悴。他伸直右臂，受伤的肌肉像塑料一样僵硬。就这样吧。他漱了漱口，吃力地走进厨房去煮咖啡。
至少他还有一点咖啡——也是在特供商店买的——和一台西方制造的电热咖啡壶。他想了想要吃点什么，最后决定只喝咖啡。他在办公室里总摆些面包。三分钟后咖啡好了。尽管烫得无法进口，他还是把一杯咖啡一饮而尽，接着打电话叫他的座车。他要司机早点来接他。虽然他没说上午想去浴室洗澡，但在停车场接电话的士官知道这句话的用意。
二十分钟后，菲利托夫从他住的楼里走出来。他的眼睛已经开始流泪。他痛苦地眯起眼睛。迎面扑来的寒冷的西北风想把他吹回门里去。那士官想伸手扶他，但他稍稍调整重心，顶住了大自然那只想把他推回去的无形的手，像往常一样上了车，就像登上T-34坦克去战斗。
“去浴室吗，上校同志？”司机回到驾驶座后问道。
“你把我给你的伏特加卖了吗？”
“啊，是的，上校同志。”年轻人回答。
“你做得好，那样比喝下去更有利于健康。去浴室吧，快点。”上校半开玩笑地说。“趁我还活着的时候。”
“如果德国人都没能杀死你，我的上校，我想几滴上等俄罗斯伏特加是杀不了你的。”小伙子兴奋地说。
菲利托夫哈哈大笑，头脑中出现了愉快的一闪念。这司机长得有点像他的罗曼诺夫下士。“想不想以后当军官？”
“谢谢你，上校同志，我希望回大学读书。我父亲是化工工程师，我想继承他的事业。”
“那他是个幸运的人，中士。我们走吧。”
十分钟后，轿车在一座大楼前停下。中士等上校下车后，将车子停在能看见大门的保留位置。他点了一根烟，打开一本书。开车是件好差事，比在步兵连里在泥水里摸爬滚打要好得多。他看了一下表。老菲利托夫大约一小时后才会回来。他心想：可怜的孤老头儿，英雄的暮年竟如此凄惨。
浴室内，一切都按常规进行。菲利托夫即使闭着眼睛也知道怎么办。他脱掉衣服，拿了毛巾、拖鞋，还有桦树枝，就进了蒸汽室。他比往常来得早，大多数常客还未到。这样更好。他加大了流向耐火砖的水量，坐下来让嗡嗡作响的脑袋清醒片刻。室内另外还有三个人。他认识其中两个，但都不太熟悉，而且似乎谁都懒得交谈。菲利托夫觉得这反倒是件好事。他稍稍动一下，下巴就会疼。今天服的阿司匹林药效很慢。
十五分钟后，他浑身大汗淋漓。他抬头看了看那个服务员，听见他问有没有人想要饮料——现在还没有谁想喝什么，然后又听到他讲关于游泳池什么的。服务员说的这些话听起来很合乎他的身份，但他的真正含意是：很安全，我已做好传递准备。菲利托夫则以老人常有的姿势，做了个擦去眉毛上的汗的夸张动作。这表示：准备就绪。服务员离开后，菲利托夫开始慢慢地数三百个数。当他数到二百五十七时，一位酒鬼站起来走了出去。菲利托夫注意到了，但并不担心，这种事他经历多了。数到三百后，他踉踉跄跄站起来，一声不吭地离开了蒸汽室。
更衣室里凉快多了。他看见那个人还未离开。他正在和服务员谈着什么。菲利托夫耐心地等服务员注意到他。服务员看见他之后走过来。上校也走了几步迎上去。他踩在一块松动的瓷砖上，差点摔了个跟头。他那只没有受伤的手臂向前一伸，服务员赶紧去扶他，桦树枝掉在了地上。
年轻人立即把它们捡起来，扶着菲利托夫站稳，然后递给他一条毛巾，并准备送他去淋浴室。
“你没事吧，同志？”刚才那个人从房间另一端问道。
“没事儿，谢谢你。我的膝盖不灵光，这地砖也旧了。他们应该把地砖铺铺好。”
“可不是嘛。来吧，我们一起去淋浴。”说话的那个人大约四十岁，除了两眼充满血丝，没有其他特征。菲利托夫立即注意到他也是个酒鬼。
“看来你参加过大战？”
“坦克兵。在库尔斯克突角，德国人的最后一门炮击中了我，但我也击中了他。”
“当时我父亲在那里，在科涅夫领导的第七近卫军。”
“我在另一侧翼，第二装甲军，指挥官是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那是我的最后一仗。”
“我知道为什么，同志你叫……”
“菲利托夫，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装甲兵上校。”
“我叫克莱门蒂·弗拉基米洛维奇·瓦图京，但我不是什么英雄。非常高兴见到你，同志。”
“老人受到尊敬是好事。”
瓦图京的父亲参加过库尔斯克战役，是个政治工作军官。他从契卡退休时是上校，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该机构后来改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
二十分钟后，上校离开浴室，去了自己的办公室。浴室服务员从后门悄悄出去，进入那家干洗店。正在机房给泵加油的经理被叫了出来。为了安全起见，从他手中接过暗盒的经理不知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经理把暗盒装进口袋，递给他三瓶半公升装的酒，然后回去继续给泵加油。他的心跳加快，而且这些天总是如此。一想到自己中情局“特工”——一名为美国情报机构服务的苏联公民——的工作给他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他不禁暗自高兴。黑市酒的交易使他获得了“专用”卢布，能在使用硬通货的商店购买西方的商品和特供食品。他洗去手上的机油，权衡着这些好处和执行这项任务的风险。他干这种“交通”的事已有六个月，不过他本人并不知道，他这项任务很快就将结束。他还将为他人传递情报，但却不是为枢机主教了。不久，那个浴室服务员将另找工作，因为这条匿名联络线将取消。这样一来，即使是克格勃第二处精明强干的反间谍人员也找不到任何线索了。
十五分钟后，来了一位老顾客，拿来一件要洗的英式外套。这件雅格狮丹外套的拉链衬里已经拿掉。她像往常一样，要求特别注意这件衣服，要用最柔和的干洗方法。他也像往常一样点点头，但分辩说这家洗衣店在全苏联也是首屈一指的。可是该店没有预先印制的发票，因此他用复写纸手写了三张。第一张用大头针别在外套上，第二张放进一个小盒，第三张——他先摸了摸衣服的口袋。
“同志，你口袋里还有一些钱。非常感谢，但是我们不能多收钱。”他把钱和发票递过去，并夹带了别的东西。简直太容易了。就像在西方一样，没有人会检查他人的口袋。
“啊，你真是个诚实的人。”这位太太以苏联常见的奇怪而拘泥的口吻说。“再见，同志。”
“再见。”老板答道。“下一位！”
这位名叫斯韦特兰娜的女士像往常一样步行去地铁车站。她的时间安排得比较从容，可以悠闲地走过去，这样也能预防两个接头人中有人发生问题。莫斯科的大街上总是熙熙攘攘，但人们脸上都没有笑容。许多人对她的外套投去羡慕的目光。她有许多英国服装，因为她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任职，多次去过西方国家。她是在去英国的时候被英国秘密情报局雇用的。她被安排在枢机主教这条线上，因为中情局在苏联没有那么多可以调用的特工。他们很谨慎，只安排她在该线的中间环节担任交通，不让她接触两头。她向西方提供的资料是低层次的经济情报。她偶尔担任交通所起的作用比她那些自鸣得意的情报更重要。当然，这一点她的上线从来没有跟她说过。每个间谍都以为自己递送的情报是最重要的。这就使得这种游戏更加有趣。尽管间谍们出于意识形态或者其他方面的动机，他们总认为自己的那套技能是所有行当中最了不起的，因为他们必须比自己国家最强大的机构智胜一筹。实际上，斯韦特兰娜喜欢生活在不稳定的生死边缘，不过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还认为自己那个地位显赫的父亲——资深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能给她提供一切保护。毕竟，正是由于他的影响，她才能每年到西欧去两三次，不是吗？她父亲很自负，但她是他的独生女，是他宝贝外孙的母亲，是他此生的中心。
斯韦特兰娜准时走进库兹涅茨基大桥站，看见一班列车刚离开。时间安排总是那样难以掌握。在交通高峰期，莫斯科地铁的发车时间间隔只有三十秒钟。她看了看表。这一次她的时间安排又是恰到好处。她的接头人将在下一班车上。她沿着月台走到预定的地点——列车第二节车厢的前面一个门口——以保证第一个上车。她的衣服帮了忙。人们常常把她当成了外国人。莫斯科人对外国人很尊重，这样的尊重往往是给予皇亲国戚或危重病人的。她没有等多久，很快就听到列车到站的隆隆声。人们像往常一样转过头，看着列车第一节车厢里的灯光。吱吱的刹车声在车站内回荡。车门开了，一些人匆忙下车。斯韦特兰娜上车后，向车厢后面走了几步。她抓住头顶上方的扶手——车厢内座无虚席，没有男士给她让座，在车缓缓起动之前把脸转向前方。她那只戴手套的左手插在外套口袋里。
在这趟车上，她还从来没见过接头人的脸，不过她知道对方已见到她了。不管对方是谁，肯定很喜欢她的苗条身材。这她从对方的信号中就知道了。在拥挤的列车上，用一份《消息报》作掩护的手伸向她的左臀，在上面轻轻地捏了一下。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动作。她极力克制自己不去看对方的脸。他也许是个理想的情人？她可以再有一个情人。她的前夫就是这样一个……不，他不是。这样更好，更有诗意，更有俄罗斯特色：一个陌生男人觉得她漂亮并值得追求。她用拇指和食指紧紧捏着那个暗盒，等两分钟后列车在普希金站停靠。她闭着眼睛，琢磨着摸她的那个接头人的模样和特征，嘴角不禁浮现出一丝微笑。这种表情会使她的上线感到震惊的，不过她再也没有其他外在的表露。
列车开始减速。人们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些站着的也挪动位置准备下车。斯韦特兰娜的手从口袋中抽出来，不知是沾上水还是在洗衣店里沾上了油，暗盒有点滑。接头人的手离开了她的臀部，最后还在上面轻轻地揉了揉，慢慢向上来接那个小金属盒。她把脸转向右边。
就在她身后，一个老太太突然打了个趔趄，撞到接头人身上。他的手碰掉了斯韦特兰娜手上的暗盒。她当时还没有觉察到，但是等车停下来，那人便趴在地上去找。她低头看见那人的后脑勺后，与其说是感到厌恶，不如说是感到惊讶。那人头顶快秃了，两鬓的头发已经花白——原来是个老头儿！他很快找到了暗盒，迅速站起身。老是老，还算敏捷，她心想。她看见了他的下巴，线条分明——对，会是个好情人，也许还很有耐心，是第一流的。他匆匆下了车，她也不再胡思乱想了。她没有注意坐在车厢左侧的一个人也站起来，在即将关车门之前赶忙下了车。
他叫鲍里斯，是克格勃总部的值夜军官，此时正要回家睡觉。通常他阅读《体育报》——原先叫《苏联体育报》，但今天他忘了在总部大楼的报亭买一份。刚才他在地铁车厢肮脏的地板上看见一个胶卷暗盒，但它太小，不是普通相机用的。他没有看见盒子的交接情况，也不知是谁掉的，不过他认为是那个五十来岁的老头掉的，并注意到那人找东西的本领。一离开车厢，他就意识到肯定有人在传递情报，不过他感到很吃惊，没能作出适当的反应，再说值了一夜班，也太累了。
他曾经是驻西班牙的一名情报官，后因心脏病被调回国，安排在他那个处里值值夜班。他的军衔是少校，但他觉得凭自己的工作经历，他应该是个上校，不过此时他想的不是这个。他的目光在月台上扫视，寻找那个穿棕色外套、头发花白的人。在那儿！他跟了过去，紧随着那个人。他觉得左胸隐隐作痛，但他全然不顾。几年前他就戒了烟，克格勃的医生说他这样做很好。他追到只有五米的距离后，便不再接近了。此刻需要的是耐心。他紧跟着那人来到高尔科夫站，走上月台。这里的情况更难控制。月台上挤满了上班的人，一转眼那人便不见了。这名克格勃军官身材矮小，在人群中处于劣势。他敢再凑近一点吗？这就意味着要从人群中挤过去……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样做太危险。
当然，他也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过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他拼命地动脑筋想对策。他知道外勤工作的手段，知道如何识别并甩掉尾巴。但他是第一处的人，第二处使用的盯梢手段他不在行。我现在怎么办？他生起自己的气来。这是个天赐良机啊！第一处的人自然嫉恨第二处的人，企图抓住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但如果这里有二处的人怎么办？也许他现在看见的是一场演习。也许第二处的某个人正在跟踪这个交通员，那他岂不是要把他臭骂一顿？这不有失体面吗？我现在怎么办？他环顾四周，希望能找到正在跟踪这个交通的反间谍人员。他不指望能认出那个人，但觉得也许会看见示意他离开的信号。他想这些信号他脑子里还是有印象的。什么信号也没有。我现在怎么办呢？在冷飕飕的地铁车站里，他身上急出汗来。胸口又疼起来，成了使他举棋不定的又一个因素。在莫斯科地铁系统的每一站都有秘密电话。每个克格勃成员都知道如何使用，但他知道此时他没有时间寻找并启用这种电话。
他必须跟踪那个人。他必须冒险。如果最后证明这是个错误决定——可是，他本身就是经验丰富的外勤，他已经注意观察有没有这类信号。二处的人也许会臭骂他一通，但他知道自己可以从一处的上司那里得到保护。决定作出后，他觉得胸部的疼痛也减轻了。现在的问题还是看不到刚才那个人。这个克格勃军官不管别人不满的埋怨，硬是从人群中挤过，最后被一群聊天的工人挡住了去路。他伸长脖子寻找他的目标——是他！还站在那里，正在向右张望……听到列车开来的声音，他松了口气。
他站在那里，尽量少朝目标方向看。他听见列车的开门声、人们下车时的嘈杂声和涌进车厢的脚步声。
车厢里全是人！那人已上了车，门口被堵得水泄不通。这个克格勃军官赶忙跑到后门，刚挤上车门就关上了。他不禁打了个寒战，意识到自己刚才太引人注目，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列车启动后，他就开始朝前面挤，坐着和站着的人都注意到他的举动。他看见有个人拉了拉帽子，还有三四个人在哗哗地翻报纸——这些随时都可能引起那个交通的警觉。
有个人就注意到了。埃德·福利用戴着一只手套、拿着另一只手套的右手调整了一下眼镜，然后把目光移向别处。那名交通把背对着列车行进方向，盘算着如何脱身。福利也思忖着该怎么办。那名交通会把胶卷处理掉的——先把它从暗盒中拉出来曝光，然后把它扔进附近的垃圾箱。他听说发生过两次这样的事，而送情报的人两次都因没有证据而脱身。福利心想，他们受过应急训练，知道如何应急。枢机主教会得到通知，会提供新的胶卷，然后……但是这种事在福利的任期内还从未发生过。他极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那名交通纹丝未动。反正他下一站就下车。他没有任何反常举动，没有做任何显得不正常的事。他可以说，这个有趣的玩意儿是他在车厢里捡到的——是胶卷吗，同志？——里面的东西当时就被拉出来了。他还以为那是人家扔掉的垃圾呢。这时，那人在口袋中的手想把胶片从暗盒中拉出来。不管是谁拿到胶卷，总要留几毫米在外边，只要一拉就能全拉出来——他们这样跟他说过。但是这个暗盒很滑，他抓不住裸露在外的那一端。列车到站后，那人下了车。他不知道谁在跟踪他，只知道有人给他发出了要他离开的信号，还要他用预定的方法销毁身上的东西——他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他尽量目不旁视，像其他人一样匆匆走出车站。福利连看都没有朝车窗外看一眼。这很不近人情，但他做到了，因为他担心会给那名交通带来危险。
那名交通独自站在自动扶梯上。只要再过几秒钟，他就走上大街了。他将找一条小巷把胶卷曝光，连同他刚才点着的香烟一起扔进阴沟。只要用手这么一动就行了。即使他们认出他来，也抓不到证据。他编好了一套话，而且每天都在头脑中温习，足以对付克格勃的盘问。他的间谍生涯即将结束。这他知道，而且惊讶地发现自己竟觉得如此轻松，仿佛洗了一个舒服的热水澡。
寒冷的空气使他又回到现实。朝阳初升，晴空万里。他向右一拐，匆匆离去。半个街区之外有一条小巷，他可以利用那里的一个下水道漏口。等他走到那里，烟也快抽完了。他还受过一项训练。现在，只要他能把胶片从暗盒中抽出来曝光……该死！他脱掉手套，搓了搓手，用指甲把胶片夹住。行了！他把胶片揉成一团，把盒子塞进口袋，接着——
“同志。”这个交通觉得这声音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够响亮的了。说话人那双棕色的眼睛闪烁着警惕的目光，那只伸向他的口袋的手显得强壮有力。“我想看看你手里的东西。”
“你是什么人？”这个交通大声吼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那人的右手伸进了他的口袋。“要是你不把手里的东西给我看看，我现在就把你打死在这条街上。我是鲍里斯·丘尔巴诺夫少校。”丘尔巴诺夫知道很快少校的说法就不对了，从对方的神情来看，他知道自己晋升上校已是指日可待。
十分钟后福利来到办公室。他派了个人——一个女下属——到街上去看看有没有表示东西已经成功处理掉的标记。他希望自己搞错了，只是对一个急于上班的人过分敏感。可是……可是那张脸上确实露出某种职业特征。他说不清是什么特征，但无疑是有的。他把双手平放在办公桌上，凝视良久。
我做错什么没有？他问自己。他也受过分析方面的训练，一步一步地分析自己的行动，看看有什么闪失、错误和……他被人跟踪了吗？当然，像使馆里所有美国人一样，他常常被跟踪。他把专门跟踪他的那个人称为“乔治”，但乔治不常出面。俄国人还不知道谁是福利。这他可以肯定。这一想法使他如鲠在喉。在情报界，对任何事情太过肯定必然会导致灾难。因此他从不破坏规范，不背离训练内容。他在弗吉尼亚州约克河畔的皮里营受过训练，也在世界各地实践过。
好吧。他要做的下一件事是已预先想好了的。他走到通信室，发了一份电报到雾谷。不过这份电报发给了一个不是处理日常事务的信箱。在收到这份电报一分钟之后，兰利总部的一位值夜班的人就开车到国务院去把它取回来。电报措辞平淡，但其含意却令人震惊：枢机主教线遇到麻烦，详情待告。
他们没有带他去捷尔任斯基广场。克格勃总部所在地以前很长时间一直是监狱，里面设有地牢，现在全部改成了办公大楼。按照帕金森定律，这个机关已经扩大，并占据了所有可以使用的空间。如今，对疑犯的审讯在离卫星电影院只有一个街区的列弗尔托沃监狱进行。那里地方很大。
这名交通独自坐在有一张桌子和三张椅子的房间里。他当时没有想到要反抗，甚至现在也没有意识到，如果他当时逃跑或者与逮捕他的人搏斗，也许还不至于锒铛入狱。他没有反抗并不是因为丘尔巴诺夫少校有枪——他没有带枪——而是因为俄国人长期处于没有自由的政治环境下，常常缺乏积极反抗的意识。他认为自己的一生完了。他接受了这一现实。他是个胆子很小的家伙，但是他只害怕应当害怕的东西。他想，一个人不能与命运抗争。
“那么，丘尔巴诺夫，我们掌握了些什么？”审讯者是第二处的一名上尉，大约三十岁。
“找人把这冲洗一下。”他把暗盒递过去。“我认为这个人是个交通。”丘尔巴诺夫叙述了他的所见与所为，但没有说他把胶片重新装进了暗盒。“我看见他完全是偶然。”他说。
“我还以为你们一处的人不知道怎么干呢，少校同志。干得好！”
“我还担心会搅和了你们的行动，并且……”
“现在你不是知道了吗。你有必要写个完整的报告。如果你愿意，这位中士将带你去找个速记员，我会把审讯小组的人全叫来。这需要几个小时，你可以打个电话给你妻子。”
“那胶卷……”丘尔巴诺夫执拗地说。
“是的。我亲自送到实验室去。你和中士一起去，十分钟后我来找你们。”
实验室在监狱内的另一侧。二处在那里有个小设施，因为处里有许多工作集中在列弗尔托沃处理。上尉找到正在忙碌中的实验室技术员后，就立即开始冲洗。上尉在等候时，打了个电话给上校。现在还无法评估一处的这个人发现了什么，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起间谍案，而这种案件通常都被当作头等重要的事件来处理。上尉摇摇头，心想：那个外勤老手的运气真好，刚好给他碰上了。
“好了。”技术员把胶卷冲好，还放大了一张，照片还是湿的呢。他把暗盒装在一个小牛皮纸信封中一起交还给他。“胶片是曝光后重新卷入盒内的，其中一张我设法保全了一小部分。很有趣，可是我不知道上面到底是什么。”
“其余的呢？”
“没办法。胶卷一旦曝光，上面的东西就全被毁了。”
技术员还讲了其他一些东西，这时上尉大致看了那张放大的照片。那是一幅简图，有一些用印刷体写的字母。简图上方写的是：亮星工程一号图，其说明文字中还有“激光阵列”的字样。上尉骂了一声，匆匆离开了房间。
上尉回来时，丘尔巴诺夫正在和审讯小组的人一起喝茶；一种同志式的气氛，而且会越来越融洽。
“少校同志，你大概发现了一个头等重要的情况。”上尉说道。
“我是在为苏联服务。”丘尔巴诺夫冷静地说。这个回答很完美——这是党提出的要求。也许他能跳过中校，直接晋升为上校……
“我来看看。”审讯小组组长说。这位上校仔细地看着照片。“就这么多吗？”
“其余的被销毁了。”
上校嘟哝了一声。这可能产生一个问题，但问题不会太大。这个简图将足以判明场地，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场地。图似乎是个年轻人画的，也许出于一个女人之手，因为笔迹看起来很整齐。上校停下来，眼睛注视着窗外。“这件事必须上报高层，刻不容缓。这里谈的事情——呃，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但它一定是绝密的。同志们，先开始审讯，我去打几个电话。你、上尉，把暗盒拿到实验室去作指纹鉴定……”
“同志，我用手碰过了。”丘尔巴诺夫愧疚地说。
“你用不着道歉，少校同志，你的警觉性很高，谈不上什么过失。”上校宽宏大量地说。“作一下指纹鉴定再说。”
“那个间谍呢？”上尉问道。“审讯他吗？”
“我们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我知道有一个。”上校站起来。“我也要给他打个电话。”
几双眼睛注视着他，观察他、他的表情和内心的变化。那个交通员依然独自待在审讯室里。当然，他的鞋带、腰带、香烟以及凡是可用来自杀或者能使他镇定的东西都被拿走了。他没有办法计算时间。由于没有香烟，他感到烦躁，甚至比较紧张。他扫视了一下房间，看见一面镜子。那是一面双向的镜子，但是他不知道。房间是完全隔音的，他连根据走廊里的脚步声判断时间的机会都没有。他饥肠辘辘，但还是默不作声。门终于开了。
进来的人大约四十岁，身穿便服，衣冠楚楚。他拿着几张纸，一直走到桌子的另一端，坐下后才看了看那个交通。他的目光冷漠，像从远处观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似的。那交通想不卑不亢地看他一眼，但没敢抬头。审讯者知道此人容易对付，凭十五年的经验，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有一个选择。”又过了一两分钟，他才开口。他的口气并不严厉，但说得挺实际。“这件事对你来说，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严重。你犯了叛国罪。我不需要告诉你，叛徒会有怎样的下场。如果你想活命，今天，现在，就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如果你不说，我们也会查出来，那你就死定了。如果你今天交代清楚，你就可以活下去。”
“反正你们是要把我处死的。”那交通说。
“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今天能合作，最多判你在严格管理的劳改营长期服刑。我们甚至有可能利用你去挖出更多的间谍。如果是这样，你会被送到待遇好一点的劳改营，刑期也会短一些。不过，要想这样，你就必须合作。让我来说明一下。如果我们立即恢复你的自由，你为之效命的人也许就不知道我们逮捕过你，因此他们将继续利用你，这将便于我们利用你在他们从事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的时候抓住他们。在我们审讯他们的时候，你可以出庭作证，这样国家就会宽恕你。公开对你表示宽大，对国家也有利。不过，要想让这些成为现实，要想保住自己的命，要想弥补自己的罪过，你今天就必须合作。”他略微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更平和。
“同志，我不喜欢给别人带来痛苦，不过如果工作需要，我会毫不犹豫地下命令。我们对付你的办法，你是抗不住的。任何人都抗不住。不管你怎么勇敢，你的身体总归是有极限的。我的也一样。谁的都一样。只是个时间问题。你要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时间一过，我们要怎么办就由不得你了。一个手持铁锤的人，可以砸碎最坚硬的石头。还是不要受皮肉之苦的好，同志。自己救自己吧。”他说完这番话，把忧郁而坚毅的目光投向那个交通员。
审讯者知道自己赢了。从对方的眼神就能看出这一点。想顽抗的、死心塌地的人，是不会把目光转向别处的。他们可能会盯着你的眼睛，或者往往盯着你身后墙上的某一点；而那些死硬分子把目光集中在某一点，是为了从那里获取力量。此人不是这样。他的目光不停地在房间里游弋，想给自己壮胆，却振作不起来。审讯者料定此人好对付。也许可以再作出一点姿态……
“你想抽烟吗？”审讯者掏出一包烟，往桌子上抖出一根。
那个交通把香烟拿起来。白色的卷烟纸就是他投降的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