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东部第10军的地域，陆战1师接到重新发起进攻的命令时情绪低沉。奥利弗·史密斯将军觉得，阿尔蒙德北进的计划“是基于我们正在追歼被打垮的北朝鲜军队这一假设，没有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介入”。史密斯认为，更合理的进攻路线应是沿东北部的海岸前进，陆战队在那里可以依赖海上支援，还可使用两栖包围战术打击敌人的据点。但阿尔蒙德坚持认为，左翼地区是“进攻中最关键的地区，在那里可能会遇到敌方最顽强的抵抗”。阿尔蒙德希望陆战1师作为“该军最为骁勇善战之师”而奉命出征。
史密斯从11月初的几天里与阿尔蒙德进一步的交谈中得知，该军团“要在冬季到来之前急速推进至‘满洲’边界，这样我们就不必在冬季条件下进行一场战役”。史密斯虽不同意，但由于第10军显然“任务已定”，他便为一次冬季战役做起准备。命令送达到了后勤部队：“开始搜集你们所能找到的所有寒区装备。”
自从11月初以来，史密斯就与阿尔蒙德矛盾重重。他和战区的其他将军一样，把阿尔蒙德视为麦克阿瑟的“分身”，与这位第10军指挥官争辩就等于和远东部队总司令本人争辩。但由于史密斯隶属于另外一个军种，这使他勇气倍增。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麦克阿瑟与海军陆战队的关系颇为紧张，史密斯这个师级指挥官敢于冒犯“钻地洞的道格”（这是陆战队给麦克阿瑟起的绰号），是不会损害他的前途的。在多次争辩中，史密斯常常自作主张，超越了谨言慎行的界线。然而，在与中国人的初次接触结束后，他服从了命令，让他的部队开始再次向长津水库运动。在推进的头几天，阿尔蒙德便赶来祝贺陆战队早些时候取得的战绩。当他听说托马斯·库尼上尉的英勇行为后——这位连指挥官尽管两处负伤，仍然为一个关键的高地坚持战斗——他决定当场授予库尼一枚银星勋章。手头没有勋章也阻止不了热情奔放的阿尔蒙德，他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下“英勇战斗之银星勋章——阿尔蒙德”，然后把纸别在库尼的军上衣上。
就在麦克阿瑟计划新的攻势时，11月8日中午，一支由志愿人员组成的巡逻队离开真兴里去侦察中国人的情况。他们离开了主要补给路线，沿着小路穿过崎岖不平的乡间，走了大约25英里，到达了古土里和水库西南不远的高地，但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巡逻队的指挥官威廉·戈金中尉用无线电报告说，沿途没有敌情，这样，第3营便穿过黄草岭关到达古土里。
他们一路上心绪甚佳，未遇到任何抵抗，只有一头小熊在11月9日至10日夜里跑进了一个连的防卫圈里。这位不速之客把一名陆战队二等兵吓得爬出了睡袋，他第二天早晨认真发誓要给它戴上一个锤子和镰刀的标记。不管这只熊属于哪个国家，陆战队员们几声吼叫就把它吓得慌忙逃窜。
然而陆战队的好景不长。11月10日晚，雷·戴维斯中校的营沿古土里高地的一条河露营。当夜天气十分暖和，他在溪流中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两个晚上以后，寒风凛冽，气温降到了华氏零下16度。“我们早上起来后，”戴维斯说，“所有的车辆都发动不着。士兵们的鼻子都变白了，上面还有大斑点，他们的手指也麻木了。气温在24小时内的这一变化令人难以置信。”阿尔法·鲍泽上校看到陆战队员们从阵地上下来时“就像是僵尸一样。天气寒冷至极。在严寒中作战也许是最为令人难受的”。他说：“任何情况都不能与之相比，不管是潮湿、酷暑或其他任何天气。在极度的严寒中不时……会出现某种瘫痪状况。”当严寒袭来时，“我们的士兵很不适应”。陆战7团的指挥官霍默·利曾伯格上校承认说：“军医报告了不少案例，士兵们来到医疗所，看来都是由于惊吓所致。其中一些人是哭着来的，还有些人极度紧张不安。医生说，这仅仅是由于他们对骤然降临的严寒没有准备。”
然而陆战队很快就做出了调整。他们学会了在白天和夜晚经常开枪射击，防止武器冻住。各排支起了“暖帐篷”，里面有用排气管当烟囱的柴油炉，热咖啡壶和大汤锅昼夜不停地在炉上冒着热气。这样，士兵们就可以在巡逻之后，或者在阵地上待了几小时后来到这里缓一缓。士兵们在不外出巡逻时就钻到睡袋里取暖，但是规定要求在每个火力点或散兵坑里至少有一个步枪手保持清醒，以防中国人进攻。尽管如此，很多陆战队员还是患了冻疮，皮肤变成青紫色。那些发现患有冻疮的士兵奉命撤退。（好多天后，人们发现很多士兵尽管脚趾都冻黑了，但却瞒过了军医，仍然留在前线。他们的理由都一样：他们“不想离开弟兄们”。）
在11月的最初几天里，阿尔蒙德将军给陆战1师下达的命令几经变更。开始，陆战队的唯一任务是前进至长津水库以西，然后向正北直抵“满洲”。后来命令又修改了。第一阶段的推进极为顺利，所以阿尔蒙德打算要陆战队向长津水库东北大约50英里的赴战水库派出一支尖兵，以试探中国人在那一带的防御情况。与此同时，戴维·巴尔少将的第7步兵师原来跟随陆战队沿着通往下碣隅里的道路行进，现在冒险走到另一条道路上，它向上一直通往长津水库陡峭的东岸。
陆战队的一个侦察队很快就发现，阿尔蒙德的计划有一个重大错误：赴战水库周围没有任何道路，唯一的道路在赴战水库以西很远的地方，就是巴尔的第7师正在走的路。阿尔蒙德根据史密斯报告的这些情况，告诉陆战队放弃向赴战水库前进的行动。但阿尔蒙德旋即又另有打算，陆战队的迅速推进使他确信第10军不会遇到中国人的激烈抵抗。他曾乘飞机侦察过那个地区，亲眼看到了那里的荒山野岭，陆战队也向他报告了被误认为是二级道路的车辙小路的恶劣状况。大规模的中国军队肯定不会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作战。他认为，真正的战斗将会在西面第8集团军的地域进行，在中国人的“第一次战役”中，陆军第24师曾在那里遭到重创。
阿尔蒙德的决定于11月15日由麦克阿瑟作为正式命令下达，它大大改变了陆战队的任务。该命令承认，在大约10万人联合国军部队的当面有10万同等数量的“敌人”（命令并未说明是中国人还是北朝鲜人），但又说他们会被美国的空中优势解决掉。尽管如此，中共军队在鸭绿江北估计有14万人的可供增援的部队。所以，阿尔蒙德（和麦克阿瑟）希望陆战1师向西面的武坪里派出其部分部队，协助第8集团军进攻，然后再向北直奔鸭绿江。实际上，陆战1师将作为一支阻滞部队，防止中国人从第8集团军右翼迂回的企图。
史密斯拒不从命。“我去见阿尔蒙德并对他说：‘我们根本不能向两个方向主攻。我们只有一个主攻方向，就是沿着长津湖畔的这条道路直取鸭绿江。而你现在却要我们准备向西北发动主攻。’”史密斯认为这种兵分两路的做法愚蠢至极。他提醒阿尔蒙德说，陆军的第3步兵师最近已在朝鲜登陆，并建议派该师去保障第8集团军的侧翼安全。
实际上，史密斯已经准备好让陆战队在当前位置就地停止前进，并掘壕据守，等待冬天过去。他打算让陆战队只守住足够的区域以保护咸兴—兴南—元山地区的安全，这是沿海的一个滩头阵地。史密斯对水库附近的士兵进行了一次视察。他确信，在严寒的气候下，他们首先要被迫求生存，更不要说发起进攻了。
陆战1师也不断得到令人不安的关于中国人意图的情报。尽管在战场上只能发现零星的中国士兵，但陆战队往北飞行的飞行员却报告说，大批卡车接连不断地通过鸭绿江驶入朝鲜。边界最南端的城市新义州不断遭到火箭射击和炸弹轰炸，但这些轰炸以及城里燃烧的房屋的滚滚浓烟并未使运输行动稍有减缓。飞行员的报告不断形容着从中国南下的运输规模：“交通量很大，非常之大，大得惊人，巨大无比。”
但是，怎样才能把这些零星材料拼入一幅完整的拼图呢？11月8日，一支巡逻队冒险进入古土里东部大约10英里处的新兴谷，在一所房子里发现一名睡觉的中国士兵。陆战队情报处认为这名士兵讲述的情况难以置信，因为其出自级别如此低下的士兵。他说，中国已经决定在朝鲜投入24个师。分析人员经过研究，认为这是一个骗局——一个陆军士兵不可能被告知如此重要的战略情报。然而情报机构估计错了，与现代军队不同，中国部队灌输的东西中（正如情报处后来发现的那样），包括了关于投入部队的情况以及希望他们完成的任务的比较准确的情况。
史密斯将军像其他人一样，对中国人可能的意图没有把握，他在11月15日做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和拯救生命的）决定。他回避了阿尔蒙德的命令，而且是有意为之。“我力图要做的，”他多年后承认说，“是放慢前进速度并停滞下来，直到我能让我们后面的陆战1师跟上来，我们的全部人马能够会合。”他要行进中的部队“不慌不忙，我们每天确定一个目标”。第10军希望他进至鸭绿江，他会到达的，但要以他的速度前进。然而，推进的势头有时也使史密斯超越了谨慎的做法。“我告诉利曾伯格前进速度不要过快。他不想穿过（德洞岭）关口，往下走到柳潭里，因为我们的侧翼过于暴露。但我们受到压力，要我们往前赶路。我终于不得不要求利曾伯格继续前进，穿越关口，并占领柳潭里。”
但是，史密斯也想到向华盛顿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报告他所面临的难以忍受的形势。他在11月15日给海军陆战队司令凯茨将军写了一封长信，此举表示他不相信消息可以通过东京到达华盛顿。史密斯概述了他的战术形势，描述了他进行作战的地形，并解释了他怎样小心翼翼地使他的部队收拢，尽管阿尔蒙德下达了截然相反的命令。
尽管中国人已经退到北部，我并未催促利曾伯格急速前进。我们接到的命令仍然要求我们前进至“满洲”边境。我们师是第10军的左翼，但我们自己的左翼极为暴露。
利曾伯格西南80英里以内没有第8集团军的任何部队。在方便的时候，第10军可以证明我们的左翼没有任何部队。
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没有任何理由不让第8集团军与我们齐头并进。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不愿意设想在一条从咸兴至中朝边境120空里的唯一山间小路上把一个陆战师一线展开（这条路的里程近200英里）。我现在有两个团战斗队正在这条路上，而且当普勒的陆战1团被第3步兵师接替之后，我要让他紧跟上来殿后。
“我十分担忧的是，”史密斯接着说，“我在冬季的天气中向两个在山地中的团战斗队提供补给的能力。雪融后再结冰，会使这条路难以通行。”沿途部分地段有一条铁路，但到山脚下就终止了。再往上，从长津水库至边境，“除山路外别无他择”。冬季进行空投既不足以向两个团战斗队提供补给，也不足以支持他们撤退。由于气候情况、部队分散和他们作战地区的海拔高度，就是乘直升机视察部队也很困难。史密斯接着直接批评了阿尔蒙德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其形式在军事报告中实为罕见：
正如你来此地时（凯茨曾在早些时候去朝鲜视察）我所向你表明的，我对该军的战术判断力或他们计划的现实性不甚信任。我在这方面的信心仍未恢复。
他们是在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拟制计划，我们是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执行任务。兵力不断地分散，不断地给小部队派遣任务，这使部队处于孤立无援之境地。
这种作战方式看来在朝鲜很普遍。我确信，他们在这里的许多失败都是这种不顾部队的完整、不管天时地利的做法造成的。
我多次试图告诉军指挥官说，海军陆战师是他的一支强大力量，但如果分散其兵力，就会失去其全部战斗力，起不到任何作用。也许我在坚持自己观点时比其他师的指挥官幸运得多。
某位高层人士将不得不就我们的目标做出决定。我的任务仍然是向边境前进，西南80英里以外的第8集团军在20日以前不会发起进攻。显而易见，我们不应该不管第8集团军而自行推进，我们只会进一步走向孤立无援之境地。如果第8集团军不前进，那么就必须对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决定。我相信，在北朝鲜山地中进行冬季战役对美国士兵或陆战队来说是过于苛刻了，而且我怀疑在冬季向这一地区的部队提供补给或支持撤退伤病员的可行性。
尽管有这些担忧，史密斯说，陆战队仍在着手准备执行下达给他们的任务。咸兴至下碣隅里的道路已得到整修，以利坦克和重型车辆通行，下碣隅里的飞机跑道也正在修建。史密斯声称没有悲观丧气（尽管他信中的内容与之不符）。“我们的人干得真不错，”他说，“他们士气很好，他们还会干得很好。”但他重申了他对“毫无保障的左翼”的关切，对“在一条从咸兴至边境120空里的唯一山间小路上把一个陆战师一线展开” 的前景表示担忧。
就在史密斯给凯茨写这封悲观失望的信当天，远东部队海军司令特纳·乔伊上将的参谋长艾伯特·莫尔豪斯少将走访了他。“因为我感到我是在‘家里’讲话，”史密斯后来讲述说，“我直言不讳地把我的担忧告诉了他，即第10军的计划缺乏现实性，该军在需要急速推进时往往忽视敌人的能力。我在与陆军，尤其是与第10军打交道时发现，他们的情绪或是极度乐观，或是极度悲观，似乎没有什么中间态度可言。”
第二天，即11月16日，史密斯在兴南遇到了弗兰克·洛少将，此人是总统的老友，以总统的不管部长之类的身份来到朝鲜，了解后备役和国民警卫队的表现情况。洛碰巧带着标有第8集团军态势的透明图，这些文件是他几天前偶然访问第1骑兵师时得到的。史密斯急不可待地研究了这些地图，因为地图中有他第一次得到的关于另外一半联合国军部署的确切情况，他们就在离他的阵地几十英里以外的地方打仗。“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史密斯后来惊叹道，“这位作为杜鲁门总统在朝鲜的私人代表的陆军后备役少将，居然是第10军与第8集团军之间实际联系的唯一手段。这两支部队之间所有其他联系都要通过总司令部的电报往来。”
另一位疑虑重重的陆战队军官是第1团团长刘易斯·普勒上校。11月10日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成立纪念日，普勒在这天用一把缴获的北朝鲜军刀切开一块100磅重的蛋糕（由于没有蜡烛，只能用小萝卜和果子冻点缀）。他按照陆战队的规矩，读了一小段赞美陆战队历史的颂词，然后把它塞进口袋，对集合起来的部队发表了一通即兴（多少有点悲观的）讲话：
现在你们要照我说的去做，我打算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一些事。就给我做一件事——给你们家里的人写信，告诉他们这儿在打一场该死的战争；告诉他们说，那些光屁股的北朝鲜人，让很多所谓精锐的美国军队乘船来到这里，而且他们可能还会这样做；告诉他们我们国家没有秘密武器，只能艰苦奋战，赶到那儿去打仗。
你们要让家人明白，如果我们还在这里心慈手软，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永存。美利坚将不复存在——因为一些外国大兵将会入侵美国，霸占我们的女人，再养出一群野种。
后来，普勒在他的宿营地私下给妻子写信说：“只有一场惨败才会改变我们目前的制度，这一制度正把我们引向灾难。”
史密斯尽可能地采取预防性措施。他尽量拖延部队的行动，就差直接抗命了，他还要确保他的师的侧翼安全和得到足够的补给。他实际上是率领着一支紧紧收缩、层层设防的部队，他们的生命线（主要补给线）从山区往回一直延伸到海岸。
在11月24日，也就是“最后的攻势”发起日之前，陆战1师的三个团都已进至长津水库以东地域，第7团战斗队已经占领水库以西4英里的柳潭里。不管陆战队愿意不愿意——他们的军官是不愿意的——他们已经就位，准备直取鸭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