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卡蒂纳街住处，慢慢地走上楼，在第一道楼梯口停下来休息了一下。那些老婆子跟往日一样，还坐在厕所门外的地板上闲聊，把命中注定的事带在她们满脸的皱纹之间，就像其他的人带在手掌上那样。我走过的时候，她们全都没有作声。
我心里想着，假如我懂得她们的语言，她们会告诉我一些什么，告诉我当我住在通往新渊公路旁的那家外籍兵团医院里时，这儿出过些什么事。在岗楼里或是田里什么地方，我把钥匙丢失了，不过我早托人带口信给凤儿，她一定已经收到了，要是她还留在这儿的话。这个“要是”正表示出了我多么没有把握。我在医院里没有收到过她的音讯，不过她用法文写有困难，而我又不认识越南文。我敲了敲门，门马上打开：一切看来跟先前一模一样。我仔细地望着她，她问我好吗，又摸摸我上了夹板的腿，还把她的肩头凑过来，让我依靠，仿佛一个人可以很安全地靠在如此娇嫩的一棵小树苗上似的。我说，“我回家来了，很高兴。”
她告诉我，她很想念我，这自然是我很想听的话：她总告诉我那些我想要听的话，像一个苦力回答你的问话那样，除非碰上意外。而这时候我就在等着那件意外的事情发生。
“这些日子你怎么消遣的呢？”我问。
“哦，我常常去看看姐姐。她在美国人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吗？派尔帮过忙吗？”
“不是派尔，是乔。”
“乔是谁？”
“你认识他的。就是那个经济专员。”
“哦，那个乔，我当然认识喽。”
他是一个永远叫你忘却的人。直到今天，我都没法说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只记得他很胖，还有他那扑上粉、刮得很于净的脸蛋儿和他那种哈哈大笑，此外，我就全不记得了——除了人家管他叫乔。世上有些人的名字总是缩得短短的。
靠了凤儿的搀扶，我在床上躺下。“看过什么电影吗？”我问。
“卡蒂纳大戏院正在放映一部很滑稽的影片。”接着，她马上对我细说起影片的情节来，我趁此向房间里四下望望，看看有没有那种白信封，因为那可能是一封电报。既然我没有问，我相信她可能忘记告诉我了。电报也许就放在书桌上打字机旁边，或是放在衣橱上，也许为了稳妥起见，就在她收着那么多条头巾的小橱抽屉里。
“那个邮政局长——我想他是邮政局长，不过也许他是市长——跟着她们回家。他向面包师傅借了一个梯子，爬进了科琳的窗户，但是，你瞧，科琳已经跟着弗郎索瓦到隔壁房间去了，他又没有听见邦皮埃尔太太到来。她一进来，看见他爬在梯子顶上，以为……”
“谁是邦皮埃尔太大？”我问，一面转过头去看看洗脸盆，她有时候把催款单等就插在香水瓶之间。
“我告诉过你啦，就是科琳的母亲。她正要找一个丈夫，因为她是一个寡妇……”
她坐在床边，把一只手伸进我的衬衫里。“这部影片很滑稽，”她说。
“吻我一下，凤儿。”她是不善于卖弄风情的。这时候，她马上照着我要求的那样做了，继续讲她的电影故事。和这一样，只要我要求，她也会顿时脱去裤子，问也不问就和我作爱。等事情过去以后，她又接着继续讲邦皮埃尔太大的故事和那位邮政局长的尴尬处境。
“有给我的电报吗？”
“有”
“你为什么不给我？”
“你不能这就工作。你必须躺下，好好休息。”
“这一次可能不是要我工作。”
她把电报拿给我，我发觉电报已经拆开了。电文是这样：“请发四百字背景资料，谈德拉特尔离去后对军事、政治局面的影响。”
“不错，”我说。“这是工作。你怎么知道的？你于吗拆开这封电报呢？”
“我以为是你太太打来的。我希望是好消息。”
“谁替你翻译的？”
“我把它拿去给姐姐看过。”
“假如是坏消息，你会离开我吗，凤儿？”
她用手摩挲了一下我的胸口，要我相信，她没有认识到，这一次我要的是她说一句话，不管这句话多么不真实。“你乐意抽一口烟吗？你也有一封信。我想也许是她写来的。”
“你也拆开看过了吗？”
“我是不拆你的信的。电报是公开的。电报局的职员早就看过了。”
这封信放在那许多头巾当中。她很小心地把它取出来放在床边。我认识信封上的笔迹。“如果这是坏消息，你会……？”我很知道这不会是别的，只会是坏消息。
一封电报可能意味着一时的慷慨：一封信就只能是解释，辩解……所以我问到一半就停住了，因为要求她作一个无法信守的诺言，那是不诚实的。
“你怕什么呀？”凤儿问我。我心里说，“我是害怕寂寞，害怕记者俱乐部和起坐睡觉两用的房间，我害怕派尔。”
“给我调一杯白兰地苏打吧，”我说。我看看这封信的开头，“亲爱的托马斯，”再看看结尾，“你的亲爱的海伦，”然后就等着那杯白兰地。
“是她写来的吗？”
“是的。”在读这封信之前，我就开始在盘算，我读完信后，究竟该向凤儿撒谎呢，还是把实情全告诉她。
亲爱的托马斯，
收到你的来信，知道你不是独自一人待在那边，我并不感到惊异。你不是一个会长久独居的人，对吗？你沾惹女人，就像你的衣服沾惹上灰尘那样。也许我会对你的情况感到较多的同情，假如我并不感到你一回到伦敦就会很容易找到安慰的话。
我想你是不会相信我的话的，不过我之所以踌躇至再，不打电报给你说一个简单的“不”字，是因为我想到那个可怜的姑娘。我们受到的影响总比你要复杂得多。
我喝了一口白兰地。我没有认识到，男女间的创伤经过了这么多年，还这样暴露在外。我粗心大意——没有好好选择字眼——竟然使海伦的伤口又流血了。有谁能怪她挖我的伤疤来进行报复呢？当我们不快活的时候，我们难免要伤害别人。
“是坏消息吗？”凤儿问。
“有点儿苛刻，”我说。“不过她有权……”我继续往下读。
我一向以为你爱安妮超过你爱我们其余的人，直到你收拾起行李，一走了事。
现在，你似乎又打算丢掉另一个女人了，因为我从你的信上可以看出来，你其实并不指望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啦”——一你是不是在这么想呢？要是我打电报给你说“可以”，你会怎么样呢？你真的会跟她结婚吗？（我只好写“她”——你没有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也许你慢慢会的。我想，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你也渐渐老了，不喜欢过孤独的生活了。我自己有时候也感到很孤独。我猜想安妮已经又找到另一个伴侣了。你撇下她总算还是时候。
她可准确地找到了干伤疤。我又喝了一口白兰地。一个血淋淋的问题——一这句话突然来到了我的心头。
“我来给你烧一袋烟吧，”凤儿说。
“什么都成，”我说，“什么都成。”
这就是我为什么该说“不”的一个理由。（我们用不着谈什么宗教的理由，因为你始终就不懂，也不相信那个。）婚姻并不能阻止你离开一个女人，是吗？它只不过使这一过程缓慢一点儿。如果你和现在的这个姑娘同居得和跟我一样久，那么这样对她就更不公平了。你要把她带回英国来，让她在这儿无亲无故，成为一个陌生人。到你离开她的时候，她会感到多么冷酷地遭人抛弃了。我想她甚至不用刀叉吃东西吧，是吗？我话说得很严厉，因为我主要考虑到她的利益，而不是我自己的。
不过亲爱的托马斯，我也考虑到你的利益。
我感到浑身难受。我很久都没有收到我妻子的信了。我迫使她写下这封信。我从每一行里都可以感觉到她的痛苦。她的痛苦又击中了我的痛苦：我们又回到原先的那种彼此伤害的常轨上去。要是能够相爱而不伤害，那该多么好——单有忠诚是不够的：我过去对安妮很忠实，然而我还是伤害了她。伤害是在占有这个行动中造成的：我们的身心都太狭小了，不能占有另一个人而不自鸣得意，或是被人占有而不感到羞耻。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妻子又一次猛击我，我反而很高兴——我把她的痛苦忘得太久了。这是我所能给予她的唯一的一种补偿。不幸的是，天真无辜的人总是给牵连在任何冲突中。不论在哪儿，永远总有一个声音从一个岗楼里向外哭喊。
凤儿点亮了鸦片烟灯。“她会让你和我结婚吗？”
“我目前还不知道。”
“她信上没有说吗？”
“她要是说，也是慢慢地说。”
我心想，“你多么得意啊，自己是超然的，你是记者，不是社论撰写人。你在幕后造成了多大的混乱啊。另一种战争比这要天真得多。即使放迫击炮，造成的伤害也要少一些。”
如果我违背了自己最深刻的信念说“可以”，那究竟会对你有好处吗？你说报馆要调你回英国来，我知道你多么厌恶回来，会想方设法地拖延。我可以见到，你喝下过多的酒后就又要结婚了。我们第一次曾经认真尝试过——你和我都尽过力——我们失败了。第二次，谁也不会再那么拼命了。你说，失去了这个姑娘，你一生就完了。过去你也曾一字不差地对我这样说过——我可以把那封信拿给你看，我还保存着那封信——我想你也这样写信跟安妮说过。你说，我们一向总尽力彼此说真话，可是，托马斯，你的真话总是暂时的。跟你争论，或是设法使你明白道理，这有什么好处呢？按照我的信仰行事还比较容易点儿——你会认为这是不讲道理的——我干脆写信告诉你：我不相信离婚：我的信仰也禁止我离婚，所以我的答复是，托马斯，不成——不成。
在“你的亲爱的海伦”之前，还有半页信，我没有再看下去。我想那半页是关于天气和我敬爱的一位老姑母的消息的。
我并没有抱怨的理由，这样的答复是在我意料之中的。这封信里有不少是实情。
但愿她写这封信时没有自言自语上这么久，因为想到这些事使我痛心，也使她痛心。
“她说不成吗？”
我几乎毫不踌躇地说道，“她还没有打定主意。还是有希望的。”
凤儿大笑起来。“你说到希望却这么愁眉苦脸。”她在我脚头睡下，替我烧鸦片烟，像一条狗伏在一个十字军战士的坟墓上那样。我心里想着，不知我该对派尔说些什么。等我拍下四袋鸦片烟后，我感到比较有准备应付将来了。我告诉凤儿希望还不小——我妻子正在找一个律师商议。从现在起，我随时都会收到获得解放的电报。
“那并没有多大关系。你可以订一个协议，”她说。我从她嘴里听出了她姐姐的声音。
“我没有积蓄，”我说。“我没法胜过派尔。”
“别担心。事情是意料不到的。总有办法，”她说。“姐姐说，你可以取出一笔人寿保险费。”我心想她这人多么现实啊，既不小看金钱的重要性，也不对爱情作出任何重大和约束性的声明。我不知道日子长下去派尔怎么经受得住这种铁石心肠，因为派尔是一个浪漫主义人物，不过当然，就他的情况而言，金钱解决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在不需要强硬的时候，强硬可能会软化下去，像一块不使用的肌肉那样。有钱人总是左右逢源。
那天晚上，在卡蒂纳街的店铺关门之前，凤儿又去买了三条丝头巾。她坐在床上，把那些丝头巾拿给我看，大声赞美那些鲜艳的颜色，使屋内那片空间充满了她唱歌般的声音，然后仔细地把丝头巾折叠起来，和另外十多条一起放在抽屉里，就仿佛她是在为一个适中的协议安排基础似的。我也为我的协议安排了一个荒唐的基础：当天晚上，仗着鸦片烟给予我的不可靠的清醒与远见，我写了一封信给派尔。
我是这样写的——这封信我前一天又发现了，夹在约克·哈定的《西方的任务》那本书里。我的信送到时，派尔一定正在读这本书。也许，他用这封信作为一枚书签，后来就没再读下去。
“亲爱的派尔，”我这样写道（就那么一次我曾经动过念头，想写成“亲爱的奥尔登”，因为说到头，这是一封相当重要的、和生活有关的信，跟其他的撒一个谎、只求谋生的信有所不同）：
“亲爱的派尔，我在医院里一直就想写信给你，为那天晚上的事向你道谢。你的确搭救了我，使我免遭一个不舒服的结局。现在，我靠了一根手杖可以走动了——我的腿显然断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我的骨头还没有十分老化，因此还没有脆。什么时候我们一定得举行一场聚会来庆祝庆祝。”（写到“庆祝”这个词时，我的笔写不下去了。接着，像一只蚂蚁碰上障碍那样，我又由另外一条路绕过去。）“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庆祝一下，我知道你对这个也会很高兴的，因为你常说，凤儿的利益是我们两人都关心的。我回来时，发现我太太写来一封信，她多少已经同意和我离婚，所以你不用再替凤儿操心了。”——这是一句冷酷无情的话，不过我下笔时并不觉得，直到我重读一遍时才发现，但是到那时已经太晚，来不及改动了。要是我把这一句涂去，那还不如把这封信完全撕掉。
“你最喜欢哪一条丝巾？”凤儿问。“我爱那条黄色的。”
“对。黄色的那条。到大饭店去，把这封信替我寄了。”
她看看信封上的地址。“我可以直接送到美国公使馆去。那样可以省却一张邮票。”
“最好还是替我寄掉。”
随后，我躺下来，抽完鸦片，心情很轻松地想道，“现在，在我走前，她至少不会离开我了。也许，明儿，再多抽上几口鸦片烟后，我还会想出一个办法来留下不走啦。”
平凡的生活继续下去——这省却了许多人去白费心思。就像在一场空袭中，一个人不可能一直感到惊恐那样，他在日常事务的围攻下，在偶然遭遇、在客观忧虑等的围攻下，也会一连几小时完全忘却个人的忧虑。明年四月就要离开印度支那，失去凤儿、前途渺茫，这种种思想又给每天收到和发出的许多份电报，越南新闻社的大量新闻稿以及我的助手的生病打乱了。我的助手是一个印度人，名叫多明格斯（他的家族是从果阿，经由孟买到越南来的）。平时不大重要的记者招待会都是由他代表我去参加。他耳聪目明，一切流言蜚语的调子全靠他去注意。他还把我的电讯稿送到电报局和新闻检查处去。他靠了印度商人，特别是在北方，海防、南定和河内那一带的，有他自己私人的情报网，使我得益不少。我想，他对于东京三角洲内越盟部队的分布情况，比法军最高司令部知道的还要确切。
而且除非我们获得的消息已经成为新闻，否则我们从不使用，也从不把任何消息转给法国情报机关，因此他得到了藏在西贡一堤岸这一带的几个越盟地下人员的信任与友谊。他是亚洲人——虽说名叫多明格斯——这一事实无疑对他大有帮助。
我很喜欢多明格斯。其他的人骄傲自负，把它们像皮肤病那样暴露在外，十分敏感，多明格斯的自负却深藏不露，我想，是抑制到了一个人可能的最小限度。你每天跟他接触，所碰上的只是温和、谦逊和对真理的热爱：你只有跟他结婚，才能发现他的骄傲自负。也许真理和谦逊往往是并存的，许多谎话都是出于我们的骄傲自负——在我这门职业里，一个记者的骄傲自负总使他想发出一篇比别人出色的新闻报道去，是多明格斯帮助我不去在意这类事情——顶住了国内发来的所有那些电报，问我为什么没有采访报道某某人的新闻，或是为什么没有发出其他一个记者那样的报道，而那篇报道我知道是不真实的。
如今，既然多明格斯病了，我才认识到我欠下他的债有多少——啥，他甚至照料着让我汽车里有充足的油，然而他却从没有多过一句嘴，或是露过一种神色，来干预我的私生活。我相信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不过，除了他的姓名和原籍外，我并没有其他的证据。从他的谈话中我只知道，他可能崇拜过克里须那，也可能每年用铁丝圈刺着肉体，到巴杜石窟去朝拜。现在他病倒了，这对我反倒像是一种恩惠，使我暂时摆脱了个人烦恼的折磨。现在，是我得去参加那些沉闷乏味的记者招待会，并且一瘸一拐地走到大陆酒店我的餐桌旁去，跟我的同行们闲聊，但是我不及多明格斯，不大能分辨出实情和虚伪的报道，所以我惯常在每天傍晚去找他，讨论我所听见的。有时候，多明格斯的一位印度朋友也在那儿，坐在他那张狭窄的铁床旁边。多明格斯是和别人同住在加利埃尼大道附近一条简陋的小街上。他总在床上笔直地坐起，盘着双腿，使你觉得你不是去看一个病人，而是受到一个印度王公或僧侣的接见。有时候他发烧发得很厉害，满脸汗水，但是他的头脑却始终十分清醒。那就仿佛他的病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似的。他的房东太太总放一壶新鲜酸橙汁在他旁边，不过我始终没有见他喝过一口——也许喝了就会是承认他自己口渴，承认他自己身体有病吧。
我去看望他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早已不再问他的病情了，唯恐这样问听起来像是嗔怪。我去了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的健康，并且为我不得不爬那么多级楼梯向我道歉。接着，他就说，“我希望你会见我的一位朋友。他有一则新闻，你应该听听。”
“是吗？”
“我已经把他的姓名写下了，因为我知道你记不住那些中国姓名。当然，这段新闻咱们不可以用。他在米托码头有一个货仓，是存放废铁的。”
“事情重大吗？”
“可能很重大。”
“你能先跟我说个大概吗？”
“我还是希望你去听他说说。有件事情很奇怪，不过我不太明白。”汗水从他的脸上淌下来，可是他就让它流，仿佛那一滴滴汗珠是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身上印度教徒的影响就这么厉害，他决不会伤害一只苍蝇的生命。他说道，“关于你的朋友派尔，你知道多少？”
“并不很多。我们是偶然相遇的，就是这么回事。从上次在新渊以后，我还没有看见过他哩。”
“他是干什么的？”
“经济代表团成员，不过经济代表团里掩盖着许许多多罪恶。我想他是对本地工业很感兴趣——我猜想他跟一家美国大企业有关系。我可不喜欢他们的搞法，一面让法国人打下去，一面又排挤掉法国人的生意。”
“那天美国公使馆招待一些从华盛顿来考察的国会议员，我听见派尔讲话。他们要他向议员们简单地介绍一下情况。”
“上帝保佑美国国会，”我说，“他到这个国家来还不满六个月。”
“那天，他谈到了旧殖民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又说你们两国如何全都不能指望赢得亚洲人的信心。这正是美国现在进来的好机会，美国双手清清白白。”
“那么夏威夷，波多黎各，”我说，“还有新墨西哥怎么样呢？”
“后来，有个议员问起他那个陈旧的问题，问这儿的现政府有没有希望击败越盟。派尔说一种第三势力可以击败它。第三势力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除了共产主义，总可以找到一个不带殖民主义色彩的第三势力——他管这叫作民族民主主义势力，你只需要找出一位领袖来，保护着他不受到旧殖民主义大国的利用，威胁，那就成了。”
“都是约克·哈定书上的话，”我说。“他上这儿来之前，读过哈定那本书。他到这儿第一个星期就大谈这一套。到眼下为止，他并没有学到一点儿新东西。”
“他也许已经找到了他的领袖，”多明格斯说。
“那会有什么关系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搞些什么。不过你还是去米托码头跟我那位朋友谈谈吧。”
我回到卡蒂纳街家里，给凤儿留了一张便条，然后在太阳西下时，驾车沿港口驶去。码头上，在靠岸停泊着的一些轮船和灰色海军舰艇旁边，桌椅全都摆出来了，那些轻便的小炉子全已经生起，火烧得很旺。在索姆大道上，理发师傅正在树下忙着，算命先生靠着墙边蹲在那儿，手上是用黑了的纸牌。到了堤岸，你仿佛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似乎方才开始，而不是随着日光逐渐停歇。那就像驾车驶进了一个哑剧剧场那样：那些长长的高竖着的中国招牌、辉煌的灯光和那群临时演员把你带进了舞台两侧。到那儿，一切忽然大为黑暗下来，也清静多了。一条这样侧面的通道把我又带到了码头上和许多舢板旁边。好多座货仓在暗处张着大口，附近一个人也没有。
我很费了一番事，几乎是意外地才找到了那地方。货仓的大门敞开着。我凭着一盏老式电灯的灯光，可以看见许多破铜烂铁堆在那儿，奇形怪状，活像毕加索笔下的东西：床架，浴缸，垃圾箱，汽车头盖，在灯光照到处显出一道道陈旧的颜色来。我沿着这些钢铁器堆积场中间的一条窄路走过去，一面大声叫唤周先生，但是没有人答应。货仓尽头，有一条楼梯通上去，通到我认为可能是周先生家的地方——我显然是给指引到了后门口。我料想多明格斯叫我由他后门走，是有他的道理的。
就连楼梯两旁也堆着破烂。这些废铁在这个寒鸦巢般的房子里哪天可能会很有用。
走上楼梯口是一间大房间，全家人都坐卧在那儿，活像一座随时可以拆除的帐篷：到处都是小茶杯，还有许多硬纸盒子，里边装满了无法识别的东西，另有一些绳子扎好的纤维板衣箱。一个老太太坐在一张大床上，还有两个男孩儿和两个女孩儿，以及一个毛娃子正在地板上爬，三个穿褐色老式衫裤的中年女人和两个穿蓝绸长衫的老头儿正在一个角落里打麻将。他们对我走进房来全都没有在意，他们打麻将打得很快，每张牌一摸就知道是什么，牌声哗啦哗啦，像海浪退去后砂石在沙滩上翻滚那样。除了打麻将的人外，房间里别人也没有注意我，只有一只猎跳上了一个硬纸盒，一条瘦狗过来闻了闻就走开了。
“周先生在家吗？”我问。有两个女人摇摇头，还是没有人在意我，只有一个女人涮干净一只茶杯，从放在缎子衬里的茶悟子内的茶壶里倒了一杯茶给我，茶还是热的。我在床脚头坐下，就挨着那个老太太，一个女孩儿把茶端来给我：那就仿佛我已经给吸收进了这个团体，与猫狗为伍了——也许这猫儿和狗儿也跟我一样，头一次是偶然闯进来的。那个毛娃子从地上爬过来，拉拉我的鞋带，谁也没有责骂他：东方人是不责骂孩子的。墙上挂着三份广告月份牌，每一份上面都有一个身穿鲜艳中国服装、脸蛋儿红通通的姑娘。还有一面大镜子，上面莫名其妙地写着cafdelapaix这么几个字——也许，它是偶然给卷入这些破铜烂铁里的：我觉得自己也给卷在这里面了。
我慢慢地呷着苦涩的绿茶，把那只没有柄的、滚烫的茶杯从一个手心换到另一个手心，以免烫手，心里一面嘀咕着不知还得等上多久。我试过一次，用法语向这家人说话，问他们周先生几时回家，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我：他们大概全都不懂法语。等我手上的茶喝完以后，他们又给我斟满了一杯，又继续干他们各自的事情去了：一个女人在烫衣服，一个女孩儿在缝什么，两个男孩儿在复习功课，那个老太太看着她的脚，那是一双古老中国的小脚——猫儿伏在硬纸盒上，狗儿盯盯地望着猫。
我这会儿才开始认识到，多明格斯为了勉强糊口，工作多么辛苦。
一个极为瘦削的中国人走进房来：他在这间房里似乎一点儿也不占什么地方：他的身体就像放在洋铁盒里分隔饼干的那张防油纸那样。身上唯一厚实的东西，就是他那套有条纹的法兰绒上衣、长裤。“您是周先生吗？”我问。
他望望我，是一个抽鸦片的人的那种冷漠目光：瘪下去的双颊，小娃娃般的手腕，小女孩儿的胳膊——要许多年的老病头和许多袋鸦片，才能使他干瘪成这样。
我说：“我的朋友多明格斯先生说您有点儿东西给我看。您就是周先生吧？”
哦，是的，他说，他就是周先生，然后很客气地摆摆手，让我再坐下。我看得出，我来找他的目的已经在他脑袋里的烟路之间消失了。我要不要喝杯茶呢？我来看他，他实在不胜荣幸。另一杯茶给测倒在地上，又倒了一杯热茶来给我，滚烫地递到了我手里——这是茶的煎熬。我就他家里人丁的兴旺恭维了几句。
他微带惊讶地朝四下看看，仿佛以前从没有见到这一点似的。“我母亲，”他说，“我内人，家姐，家叔，舍弟，我的子女，家婶的子女。”那个毛娃子已经从我脚边爬开了，这会儿正仰面躺在地上，又踢又叫。我心里想着，不知道这是谁的孩子。这房间里的人要么太小，要么太老，看不出谁的年龄适合生出那个小家伙来。
我说，“多明格斯先生告诉我，说这件事很重要。”
“啊，多明格斯先生。多明格斯先生好吗？”
“他发过烧。”
“眼下是容易生病的季节。”到这时，我甚至还不相信他记得多明格斯是谁。
他开始咳嗽，他的短褂上少了两粒钮扣，咳嗽时短褂里面的皮肤像当地的皮鼓那样绷得很紧。
“您自己也该去找位大夫瞧瞧，”我说。这时候，又进来一个新来的人——我没有听见他走进来。他是一个年轻人，穿着一身整洁的西装。他用英语说道，“周先生只有一个肺。”
“我听了很难受……”
“他每天抽一百五十袋鸦片烟。”
“那听起来很不少。”
“大夫说抽烟对他没有好处，但是周先生抽了烟就觉得舒服多啦。”
我咕哝了一声，表示很明白他的意思。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周先生的管事的。”
“我姓福勒。多明格斯先生叫我来。他说周先生有点儿事情要告诉我。”
“周先生的记性很坏。您先喝一杯茶，好吗？”
“谢谢您，我已经喝过三杯了。”这一问一答听起来很像外语常用语手册上的句子。
周先生的管事的把我手上的茶杯拿过去，递给一个女孩儿，她把杯里剩下的茶倒在地上后，又斟满了一杯。
“这壶茶不够浓，”他说，接过茶杯自己尝了尝，很细心地把杯子涮了涮，又从第二把茶壶里斟满了一杯。“这个要好点儿吧？”他问。
“好多了。”
周先生清了清嗓子，不过那只是为了吐一大口痰在一个绘着粉红花的搪瓷痰盂里。那个毛娃子在茶脚子之间滚来滚去，那只猫儿从硬纸盒上跳上了一只衣箱。
“也许，您跟我谈谈比较好，”年轻人说。“我姓杭。”
“不知道您是否乐意告诉我……”
“我们到下面货仓里去，”杭先生说。“那儿比较清静。”
我把手伸给周先生，他让我的手停在他的两个手掌之间，显得有点儿迷糊，然后向这个挤满了人的房间四下看看，仿佛想怎样安顿我似的。我们走下楼梯时，像砂石翻滚的麻将牌声音渐渐轻了。杭先生说道，“当心。最后一级是空的。”说着，他用手电筒替我照亮了路。
我们又回到了那些床架和浴缸之间。杭先生领路，顺着一条边过道走去。走了二十步左右后，他又站住，用手电筒照着一只小铁桶说，“您瞧见这个吗？”
“这个桶怎么样？”
他把它翻过来肥商标指给我看，“戴奥拉克通。”
“我还是不明白。”
他说，“我这儿以前有两个这种铁桶。是从范文茂先生的车房里和别的废品一块儿收来的。您认识范先生吗？”
“不，我不认识。”
“他妻子是泰将军的亲戚。”
“我还是不大明白……？”
“您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杭先生问，一面弯下腰，拿起一长条中凹的东西，像一段芹菜似的，在他手电筒的亮光下，闪现出克罗米的颜色来。
“这可能是浴缸上的什么装置。”
“这是一个模子，”杭先生说。他显然是一位令人厌倦的喜欢教诲人的先生。
他又停下，容我表示出我还是一无所知。“您明白我说的模子是什么意思吗？”
“哦，我当然明白，不过我还是不理解您的意思……”
“这个模子是美国制造的。戴奥拉克通是美国的一个商标名称。这下你该明白了吧？”
“说老实话，我还是不明白。”
“这个模子有点儿毛病。所以他们把它扔了。不过不该把它和废铁一块儿扔掉的——那个铁桶也不该扔出来。这是一个错误。范先生的管事的亲自上这儿来过。我当时找不到这个模子，不过我让他把另一只铁桶拿回去了。我说我这儿就只有那一只桶。他告诉我他需要这些桶储藏化学制品。当然，他没有问起模子——那未免泄露出太多的情况来了——不过他仔细搜寻了很久。后来，范先生又亲自到美国公使馆找派尔先生。”
“你的情报工作似乎很不错，”我说。我仍旧想象不出这是怎么回事。
“是我请周先生去和多明格斯先生联系的。”
“您是说，您已经证实了派尔和泰将军之间有某种往来吗，”我说。“某种微小的往来。这好歹并不是什么新闻。在这儿，人人都干情报工作。”
杭先生用脚后跟撞撞那只黑漆漆的铁桶。那阵声音在铁床架之间回响着。他说道，“福勒先生，您是英国人。您是中立的。您一向对我们大伙全都很公正。要是我们有些人对不论任何一方抱有强烈的感情，您也能同情他们。”
我说，“如果您是在暗示您是共产党人，或是一个越盟人员，那么请您别担心，我并不感到大吃一惊。我是不问政治的。”
“要是西贡这地方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人家都会责备我们。我的委员会希望您保持一种公正的看法。这就是我为什么领您来看这些东西的缘故。”
“戴奥拉克通是什么？”我说。“听起来就像是一种炼乳。”
“它有些东西和牛奶相同。”杭先生用手电筒照照铁桶里面。铁桶底上有一点儿白粉，像一层灰尘。“这是美国的一种塑料，”他说。
“我听见传说，说派尔正在输入制造玩具的塑料。”我拿起那个模子看看，心里竭力揣测它的形状。这并不是它制成后的样子：这是镜子里的形象，是颠倒的。
“并不是制造玩具，”杭先生说。
“看起来像是标杆的零件。”
“样子很不寻常。”
“我看不出它可以做什么用。”
杭先生转过身去。“我只希望您记住您所看见的这玩意儿，”他说，一面退回到那堆破铜烂铁的黑影里去。“也许将来有一天您会觉得有理由把这写出来。不过您决不要说您在这儿看见过这只桶。”
“这个模子也不能提吗？”我问。
“尤其是不能提这个模子。”
和一个人家所谓的救过自己性命的人别后初逢，这可不很轻松。我住在外籍兵团医院时并没有见过派尔。他的失踪和沉默，虽然很容易解释（因为他比我更容易感到窘困），有时候却无端地使我不安，因此每天晚上，在我吃的安眠药使我平静地入睡以前，我常会想象到他走上我的楼梯，敲我的房门，睡到我的床上去。在这件事上，我对他不大公平，因此在其他较正式的义务之外，我还增加了一种内疚感。
还有，我想我那封信也是一个过失。（是哪些古代的祖先给了我那种愚蠢的良心的？在他们那个旧石器时代里，他们奸淫杀戮，当然不会有这种良心。）
有时候我心里盘算着，我该不该请我的救命恩人吃一顿饭，还是该请他到大陆酒店的酒吧间去会一次面，喝一杯酒呢？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社交问题，取决于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评价。一顿饭和一瓶酒，还是一杯双份威士忌？——这个问题使我烦恼了好几天，后来还是由派尔自己解决了。他来了，我的房门关着，他隔着门在外边大声叫我，那天下午很热，我早晨练习那条负伤的腿练习得太累了，所以睡得很熟，没有听见他敲门。
“托马斯，托马斯。”他的喊声闯进了我的梦里。我正梦见自己走下一条空荡荡的长街，寻找一个拐弯的地方，始终没有找到。那条路像自动收报机上的纸带一样干篇一律。要是他的喊声没有打断它的话——它会继续下去，永不改变——一它起初像岗楼上传来的痛苦呻吟，接着突然又像是对我个人在说话，“托马斯，托马斯。”
我压低声音说道，“滚开，派尔。别走近我。我不要人来救我。”
“托马斯。”他使劲儿在敲我的门，我躺在床上装病，仿佛我又回到了那片稻田里，他是一个敌人。突然，我认识到敲门声停了，有人正在外面低声说话，另有个人在回答。悄悄话是危险的。我听不出谈话的人是谁。我小心地下了床，拄着手杖走到另一间房的门口。也许是我走得太急，他们听见了我走动的声音，因为门外忽然静下去了。寂静就像植物长出卷须那样：它似乎在房门下面生长，把叶子伸进我站着的那间房里来。这是一种我不喜欢的寂静，我一下把门拉开，打破了那片寂静。凤儿站在走道里，派尔双手搭在她的肩上：从他们的姿态看来，他们可能刚在接吻。
“怎么，进来呀，”我说，“进来。”
“我没法让你听见我的声音，”派尔说。
“起初，我是睡着了，后来我是不想受到人打扰。但是现在，我已经受到打扰了，那就进来吧。”我用法语跟凤儿说道，“你在哪儿找到他的？”
“就在这儿。在走道里，”她说。“我听见他敲门，所以我就跑上楼来想让他进房。”
“坐下吧，”我对派尔说。“你要喝杯咖啡吗？”
“不要，我也不想坐下，托马斯。”
“那我可得坐下啦。这条腿站着很累。你收到我的信了吧？”
“不错。我真希望你没有写那封信。”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一大篇谎话。我以前一直信任你，托马斯。”
“碰上涉及到女人的事情时，你任何人都不应该信任。”
“那么，在这件事以后，你也就不必信在我了。等你出门去，我就偷偷溜到这儿来，写一些信，就用打字机打的信封寄信。也许我这个人也成熟老练起来啦，托马斯。”不过他的声音里带着哭声，他看来比以前更年轻了。“不撒谎，你就不能胜过我吗？”
“不成。这是欧洲人表里不一的地方，派尔。我们缺少补给品，不得不另想办法弥补。不过我一定是做得很笨。你怎么看出那些是谎话的？”
“是她姐姐说的，”他说。“她如今在替乔工作。我方才刚见到她。她知道他们已经调你回国啦。”
“哦，这件事，”我宽慰地说。“这件事凤儿也知道啦。”
“还有你太太的那封信呢？凤儿也知道吗？她姐姐也看过那封信啦。”
“她怎么会看过？”
“昨儿你出去啦，她上这儿来找凤儿。凤儿把那封信给她看了。你骗不了她。她会读英文。”
“我明白啦。”这时候可没有理由跟任何人发脾气——非常明显，是我自己不好。凤儿拿那封信给她姐姐看，大概只是想炫耀一下——并不是表示她不信任我。
“你咋儿晚上就知道这一切了吗？”我问凤儿。
“是的。”
“我注意到你咋儿晚上不大多说话。”我摸摸她的胳膊。“你很可能大为生气，可是你是凤儿——你从不会大生气的。”
“我得多想想，”她说。“我也记得我半夜醒来，从她不均匀的呼吸上就知道，她并没有睡着。我曾经伸手去摸摸她，问她一lecaucneman？”她刚到卡蒂纳街来的时候，常常做恶梦，但是昨儿晚上我提到恶梦，她曾经摇摇头：她翻过身去，背对着我，我把我一条腿移过去挨着她——这是想和她亲热的第一个动作。就连那时，我还是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难道你不能解释一下吗，托马斯，为什么……”
“的确，事情已经够清楚了。我要留住她不放。”
“不论她受到多大牺牲，都要这样做吗？”
“当然罗。”
“那可不是爱啊。”
“也许不是你的恋爱方式，派尔。”
“我想要保护她。”
“我可不。她不需要保护。我要她在我身边成要她睡在我床上。”
“违背她的意愿吗？”
“违背她的意愿，她就不会留下来，派尔。”
“在这件事以后，她不会再爱你了。”他的想法就这么简单。我回过身，想找凤儿。她已经走进睡房去，正在把我刚睡过的床罩拉拉平。接着，她就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她的画册来，在床上坐下，仿佛对我和派尔的谈话不大关心似的。我看得出来那是一本什么书——英国女王画册。我从颠倒着的方向可以看见女王的御用马车正驶向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去。
“爱情是西方的用语，”我说。“我们用这个词儿是为了情感上的原因，或是为了来掩饰我们对一个女人的着迷。这儿的人并不受到着迷的苦恼。你感情上会受到伤害的，派尔，要是你不小心的话。”
“要不是为了你这条腿，我早就狠狠揍你一顿了。”
“你应该感激我——当然，还有凤儿姐姐。现在，你可以放手追她，没有什么顾忌了——在某些方面，你是很有顾忌的，是吗，碰上与塑料无关的时候。”
“塑料？”
“上帝在上，希望你明白你在这儿干些什么事。哦，我知道，你的动机是好的，它们总是好的。”他显得有点儿迷糊、有点儿猜疑。“但愿你有时候也有几个不好的动机。那么你也许就会对人稍许多理解一点儿。这句话对你的国家也适用，派尔。”
“我要让她过一种体面的生活。这地方——有臭味。”
“我们烧香来消除臭味。我猜想你会给她一台大冰箱，还给她本人一辆汽车和一架最新式的电视机以及……”
“还生下许多孩子，”他说。
“聪明伶俐的年轻美国公民，随时可以作证。”
“你又给她什么呢？你并不打算带她回国。”
“不错，我没有那么残酷。除非我有钱，可以替她买一张回越南来的船票的话。”
“你不过是把她当作一个使人舒服的、发泄性欲的工具，到你走的时候，就撤下了事。”
“她是人，派尔。她自己能作出决定。”
“根据假证据吧。而且她还是个孩子。”
“她已经不是孩子啦。她比你坚强得多。你知道那种刮不出痕迹的漆吗？那就是凤儿。她可以活得比我们十来个人都长。她会变老，仅此而已。她会受到生孩子、饥饿、寒冷、患风湿病这种种痛苦，但是她决不会像我们这样受到思前想后，受到心神不宁的痛苦——她不会给刮伤，她只会腐朽。”但是就在我大发议论，看着风儿翻阅画册时（这是一页王室家庭图片，上面有安妮公主），我心里也知道我和派尔一样，也在编造出一个人物来。凤儿其实就是她那么个人。尽管我信口胡扯，实际上她也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吓得要命。她只是没有表达的才干，就是这么回事。
我还记得折磨着我的那第一个年头，当时我非常热情地想了解她。曾经恳求她把她心里所想的告诉我，并且曾经对她的沉默无语乱发脾气，把她吓得了不得。就连我的肉欲也成了一种武器，仿佛把刀剑刺进这个受害人的身子，她就会失去控制，开口说话似的。
“你讲够了吗？”我对派尔说。“你已经知道所有可以知道的事啦。请你走吧。”
“凤儿，”他叫了一声。
“派尔先生，什么事？”她正在细看温莎堡，这时候抬起脸来问。她在这时刻这样正式地称呼他，听起来很可笑，也很使我放心。
“他欺骗了你。”
“jenecomprendspas.”
“哦，滚开，”我说。“滚去搞你的第三势力、约克·哈定那套以及民主的任务吧。滚去玩你的塑料去。”
后来，我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我的“指示”。